王学泰：一本书的故事

王学泰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一本书的故事

王学泰

　　没有仔细统计过，我的书大约有近万册吧。由于居住狭小简陋，本人生活又缺少条理秩序，书本堆得哪里都是：写作时需要参考的书自己有，但是有时还要到所里去借，因为找不到。可是有一本书我永远珍藏着，放在易于找到的地方，因为它不仅记录着青年时代最可珍贵的友谊，而且还使我不能忘怀我们曾经历过那令人战栗和窒息的时代。这本书就是卢前编选、任中敏校的《元曲别裁》。
　　它是1960年我在北京六十五中高中毕业时遇罗克送给我的。四十年前我刚考上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我在五班，他在四班，由于都是学生会下属文学组的成员，我是组长，有时举办一些活动常常请他帮忙，所以往来就多了起来。我们私下常常议论一些文学和人生问题。他那瘦削的面容、微驼的脊背，特别是那双天真、时常充满疑问的大眼睛，只要闭目一想就能浮现在我面前。他爱说“是这样的吗？”“真的吗？”“有可能吗？”仿佛带着几分儿童的天真（实际上当时我们也不过十五六岁，两三年前还要过儿童节的。可是当运动来临时我们也会像大人一样，被做人事工作的老师在内部按政治倾向排队，分为左、中、右）。我们爱在一起聊天与抬杠，争论我们了解和不太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的问题（这大约是年轻人的通病，谁都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谁也不服谁）。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海聊是在美术馆对面的平房上，一连聊了三天。那时正逢全市消灭麻雀，人们站在楼顶（当时楼很少）房上，敲打着脸盆铁锅，摇着绑在竹竿上的各式各样的“旗帜”，弄得麻雀不敢落在任何地方，只是在天空惶恐地、疲惫地、漫无目的地飞着、飞着，最后筋疲力尽、心脏破裂，从天空掉下来摔死。目睹和参与这种残酷的“群众运动”，我天生胆小，心中很不是滋味，然而那时是不能说的，一说马上就会有人嘲笑你是个“鸟道主义者”（正如当时报纸上批判西方人爱狗是“狗道主义”一样）。我与遇罗克所站的岗位相邻，于是便躲在一座高高的山墙后面，聊了三天。他很感慨，对我说：人生是不是就像那被驱赶的麻雀一样，永远没有止息之处？当时各种运动已经无止无休，连高中的学生都被卷人。他的父母又双双被划为右派（父亲被升级为反革命处理，家里一贫如洗），所以才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就有如此悲凉的感叹。
　　我和遇罗克常常争论，或者说是抬杠。有时我觉得他有点“左”。建国十周年时诗人郭小川发表了长诗《望星空》，因为诗富于哲理，又有些感伤，旋律十分优美，我很喜欢。有一次，罗克和我谈起郭小川的诗，认为其中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不赞成他的意见，彼此争论了很久。后来他对我说：“学泰，你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合时宜，坚持下去要犯错误的。”我突然想到他是尽力要摆脱家庭的阴影和尽量向主流的意识形态靠拢，但是社会还是没有容纳他。
　　罗克文科、理科都很好。北京作文比赛他的成绩不错，物理比赛他在东城区拿过名次，还可以同时与两个人下默棋（有时开无聊的大会时，他常常与人下默棋）。可是1960年高中毕业生二十万人，那年高校招新生二十三万，有的没有参加高考的或仅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都有了学校上，而遇罗克却被排斥在高校之外。我们分别的时候，他送给我这本《元曲别裁》（还有一本《中国文学六论》，可惜在文革中遗失）。他说：“学泰，你喜欢诗词曲，把它送给你吧。我们的毛病都是太喜欢争论了，为人所厌。你看这本书中第三首关汉卿的《四块玉》好像是为我们写的。”这首词是：“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我了解他的心情，也有点为他悲哀，为什么人们不相信他的真诚呢？我考上的也是我未报考的学校，分别的时候十分黯然，以后虽然也不时地听到与他有关的消息，但是再也没有见面。
　　也许是年轻的缘故，也许是像当时流行的理论所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让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没有做到像关汉卿曲词所说的那样超脱，成了一文不名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是其中的反动分子。1965年底，批判《海瑞罢官》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当局倾向已经很明显。遇罗克却在《文汇报》发表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矛头直指文棍姚文元。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这是当时最勇敢的一篇文章。他也没有做到不与人争。不久浩劫来临，他又一次与当时风靡一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争论，并针对这种极荒诞的“理论”写了《出身论》。现在看来这是一篇十分平和的论文，其中所说的都是极平常、极平易的道理，如果不是利益所在（马克思就说过假如几何公理违反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到反对的），我想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可在当时他却因此被判死刑。听说还是某个刊物给定的罪。
　　我还记得在落实“六厂二校”对敌斗争政策经验时，常常在群众中公布一批又一批即将公判人的名单和罪行，说是征求革命群众的意见，让革命群众讨论定罪量刑，革命群众大都给定为死刑（我不属于革命群众当然没有这个权力）。有一批中就有遇罗克，这使我大吃一惊。一个有理想、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而且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人却犯了弥大大罪，而且，其“罪行”介绍十分含混笼统。当然，他也被革命群众定为死刑。没有想到随后公判枪毙的那一批人中没有遇罗克，我为之庆幸。我想形势有些向宽松转变，也许就判他几年吧，再一个没有想到的是仅过了两个月在另一次公判会上他被押上了刑场。
　　1972年8月翻腾旧书，又看到了《元曲别裁》。打开第一页时我又看到那首《四块玉》，万感俱至。于是写下这样几句话：“此书为高中时学友所贈，久沉书箧。今日偶翻旧箧，披玩久之。故书无恙，旧友已为隔世之人，不禁令人黯然。”并写了一首诗。

　　渐离屠肆邹生霜，曾动苍茫旧帝乡。
　　为有先贤照卷册，每披青史热衷肠。
　　水清石见人终老，玉映金辉光正长。
　　予卧荒山听落叶，冽泉汲水煎药香。

　　他去了，给人们留下一连串的故事和疑问，它们一度让多少不同年龄与不同性别的人为之激动，然而现在人们已经逐渐将其忘却。如水的时光冲洗着墨迹血痕，有人说中国人信奉“快乐哲学”，我不知道是不是能用“哲学”的高度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往往易于淡忘痛苦，或者把它变成可以咀嚼的中性的回忆，就是自己也难免如此，我们都是阿Q，否则难以生存。然而《元曲别裁》这本充满劝诫和超脱之作的小书，却像戴望舒诗篇《断指》一样，提醒着我，人生也有一些不该忘记的事情。

　　本文选自《一蓑烟雨任平生》，王学泰／著，重庆出版社，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