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瑞廷：牛棚生涯

┃Personal History

牛棚生涯

© 任瑞廷／口述

　　别的“走资派”或“牛鬼蛇神”是在文革中进“牛棚”，我则提前了两年，“四清”运动一开始就被关进“牛棚”了。
　　正当我觉得工作比较顺利时，厄运又一次向我袭来。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开始了，《二十三条》明确指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又一次成了运动的重点。事情的起因还是与宗派主义和某些人个人私欲得不到满足就挟私报复有关。1959年反“右倾”时，在如何对待原财贸干校党委书记的问题上这所学校的教职工分成了两派，一派打倒，一派支持。此后，这所学校的教职工就分成了两派，“打派”掌握了一些部门的权力，他们公开提出“老干部打不倒，新干部上不去。”我到财贸干校工作后，认为这种提法不是为了做好革命工作，而是反映了一种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当官作老爷的思想，曾当面批评过他们，要求他们以后不要这样提了。这一派人没有争取到我的支持，反而受了批评，就认为我成了他们“上去”的主要障碍，想伺机搬掉我，宗派斗争的种子就此埋下了。我至今反思起来，宗派主义实在是我党建党以来一种比较涉及面广而又很难克服的不正之风，上层有，中层有，下层也有；我的三次挨整每次都与宗派主义有关。这是为什么呢？长期以来百思不得其解。近年来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看了些文章才有所明白：宗派主义的劣根性如此难除，与我国封建社会时间长、地理阻隔多、长期以农业立国、农民众多、对外开放少、安土重迁、眼界狭隘、工商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少、知识分子少等因素有极大关系。即使是革命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由于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也都难以摆脱这一多年积淀的观念的束缚“四清”运动一起，“打派”认为搬倒我的时机到了骨干分子就开始千方百计私下调查我的材料。经多方上下串连，他们和安阳地委内反对地委书记的一些领导干部挂上了勾。安阳地委这些个别领导认为我与地委书记的关系特殊，整倒我正是进而整倒地委书记的好机会，就把记载有我1952年受处分的决定和某中央领导批示的我的个人档案给他们看了，还鼓动说：“根据1952年对任瑞廷的处理决定看来，他这是旧态复萌，要加重处理。”这一来，“打派”认为有了置我与死地的条件，就在财贸干校到处传播我的档案的内容，然后串连签名，直接上告到那位曾经要枪决我的“中央领导”那里。这封上告材料很快被中央有关部门批转到河南省委，责成河南省委调查处理。河南省委接到批件后，派检查组来安阳调查处理。安阳地委和省检查组研究决定派以地直党委副书记、一位姓胡的女同志为组长的检查组到财贸干校调查落实。这位女同志开始听说我的问题很大，也是抱着整我的倾向进校的。可是进校后，她发现上告的材料多是诬蔑不实之词，都落实不下来。地委一再催办，她说：“反右倾也不能不实事求是，听了半天全是些假话。”地委不相信，又改派了一个以副专员为首的检查组进校调查落实。这个调查组进校后对我说：“哪一件事都要一一与你本人对证，没有你本人的承认决不会上报。”但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这个检查组进校不几天就决定对我揭发批判。开了几天批判大会后，就匆匆地作出了处理意见：“开除任瑞廷党籍，由行政13级降为18级。”然后派一名副校长拿着处理意见让我本人签字。我一看，所谓错误事实不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就是渲染夸大、无限上纲，就断然拒绝签字。他们知道我不会签字，就不再逼我签字，而是直接上报地委。地常委开会讨论时，地监委副书记发了个言说：“我个人意见，任瑞廷是参加革命四十多年的老同志了，还是留个根好，不要一下子开除，看他以后表现再说。”其它常委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于是作出了处理决定：撤销任瑞廷财贸干校校长职务，留党察看二年，由行政13级降为14级。我数次到地委要求重新调查落实，气愤地说：“我就不信党内没有个况钟？”地委也说不出个准确意见，只是把这个决定上报省委，我就一直停职检查。
　　1965年春，地委组织干部下乡，我也被派到安阳县申家洞、少家屯大队下乡。下乡不久，我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这两个大队都在产棉区，但播种时间、摘棉时间全是由公社下令统一行动。我感到很奇怪，地的干湿程度不同，劳动力强弱不同，棉花成熟时间不同，怎么能统一行动呢？种棉花时，总是搞大会战，男女老少全动手，用锅、碗、瓢、盆端上水去种，费力不少，效果不好。二是大队干部的强迫命令很厉害，我经常看见干部谩骂群众。一次，我看见一个大队干部指着一个农民大骂：“他妈的！你给老子滚出去！”我当时很气愤，觉得一个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怎么能这样对待老百姓，这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但因为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不便干预。
　　1965年夏，下乡结束，回家休息了一段。这时，报纸上整天批这批那，火药味十足，全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省委批复了安阳地委对我处分的报告，并发了正式文件：同意安阳地委对任瑞廷的处理意见。这样，我事实上等于第三次被逐出了革命队伍。整我的一派满意了，他们算是夺到这所学校的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找地委请了假，又一次开始了上访。先找到我在太行区时的老熟人、当年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刚调到河南来的省委书记。我向他反映了安阳财贸干校的宗派斗争及对我的诬陷迫害，要求他重新调查落实。他说：“你的事我听说了，我知道你这个人的老毛病，下去总是和别人闹不来。改改你的个人主义、增加些集体主义，你就是个好同志了。你如对处分有意见，我可以给省监委打个招呼，叫他们复查。”我说：“你不搞三堂会审，按常规层层调查，不会有什么改变。你刚从广西来，不了解情况，河南的情况很复杂。我这次挨的处分是‘三结合’处分：一是‘左’的思想利用了运动的形式，宗派主义钻了全国大形势的空子；二是一些怀着个人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把忠于党的同志打成了反革命；三是唐僧式的领导，迫于形势，不敢正视事实。我是九死一生、枪林弹雨，老牛力尽刀下死。”他说：“河南省再有几个组织部长也招呼不住你。”找了一圈，无功而返，在返回安阳的火车上，我听到广播里正在批判《海瑞罢官》。
　　1966年3月18日，安阳地委财委把我下放到汤阴县城关供销社锻炼改造。供销社主任接到财委通知，说任瑞廷错误很大，对他要严加管教。这位主任是转业军人，严格执行命令，对我毫不客气。其它工作人员见我年纪大了，也没有任何架子，都乐意找我谈谈，还经常请我给他们讲讲国际形势，讲解毛选，倒是过了半年安稳日子。
　　1966年8月，文革风暴已刮得很猛烈了，我在乡下也只是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别人游行也跟着去喊喊口号。大约是九月中旬的一天，财贸干校的红卫兵头头带了几个人来汤阴押解我回去接受批判。我收拾好行李，买了个破纸箱装上日用杂物，随他们几人搭长途汽车返回安阳。一下汽车，财贸干校的红卫兵已在汽车站等着，副校长头上戴个高帽子在前边站着。我一下汽车，他们给我戴上高帽，高喊着“打倒任瑞廷”，沿街边游街边往回走，路旁看热闹的群众、中小学生纷纷朝我俩身上扔碎砖头、碎土块。游回财贸干校时，我俩已经是人不象人、鬼不象鬼了。当天夜里，红卫兵又在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让我俩站到桌上接受全校群众批斗，一直折腾到10点钟。以后几乎每天都要斗一次，不批斗时就打扫厕所。当时财贸干校只有四十多名教职工，占地面积很大，空房子很多，安阳市就在这里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四个厕所又大又脏。我干这活没有经验，每天打扫三四次也打扫不干净，红卫兵头头常因此对我又打又骂。有个学校的老工人见我可怜，就给我找了一把很好用的铁锹，告我先把煤渣撒到厕所边上，然后再把煤渣扫到厕所里，这样就扫得又快又干净了。我照他教的办法打扫，果然效果不错。群众都说，任校长打扫厕所很认真。这样在批斗和扫厕所中捱到年底，两派群众组织争当造反派，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我们这些“走资派”就放松了。有一个安阳一中的高中学生很同情我，经常来与我聊聊，有时还陪我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在大风暴中竟然获得了半年之久的平静。
　　1967年5月，报纸上强调两派要大联合，安阳地区成立了大联委，说两派斗争是“走资派”挑动的，于是又开始轮番批斗我。批斗时，桌上放凳，凳上放砖，然后在我胸前挂个二三十斤重的大铁牌，爬上去跪到砖头上，膝盖跪得鲜血直流，栓大铁牌的铁丝勒进了肉里，头上被敲起的疙瘩有鸡蛋大。我外甥女来安阳探亲，看见我这样子，都吓病了。有时，还把我押到地委去陪斗。造反派给我定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们问我：“任瑞廷，你是不是三反分子？”我答：“是，我是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三反分子。”下边的听众都哄笑了，造反派头头们扑上来又是一阵毒打。我挣扎起来又说：“我1962年曾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过形势报告，讲的就是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不信你们可以调查。”我还有一大罪状是“攻击三面红旗”。原因是我1962年写的那篇《论作风与政策》里边对“三面红旗”有些议论，造反派将这篇文章抄成大字报公布了出来。批斗我时他们问：“你说‘跃进其名，跃退其实’，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我说：“我说的‘跃退其实’不是指全国范围，而是指我亲眼看到的那一部分事实。”他们又问：“你吹捧刘少奇还不是公开反党吗？”我答：“我从不吹捧任何人，也没有吹捧过刘少奇，但我同意他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中的一些观点。”他们又大骂我“不老实”，“尽狡辩”。我说：“到底是说假话是不老实、还是说真话是不老实？我说的都是真话，不能算不老实。我不能说假话欺骗党、欺骗群众、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由于我这种态度，挨的打更多了。但我当时已根本不考虑个人的生死。参加革命五十多年了，挫折受多了，“人生不如意者十八九”的道理也知道了，我很坦然。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思想，进而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实现革命理想我走南闯北、数次差点丢掉性命，有时还是被自己人冤枉的，从来没有怕死过。从参加革命那天起，随时都准备以自己的生命去殉这伟大的事业，今已年过半百，还怕什么呢？
　　由于我参加革命时间长，认识不少“大走资派”，所以当时常有从全国各地来的专案组找我调查材料。有人来找我调查当年曾决定要枪决我、后来又批示“此人没做过一件好事，开除有余”的“中央领导”的材料。外调的人问我：“他是叛徒，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仅仅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从没听说过他是叛徒。”我不能因为这位领导人整过我就添油加醋、落井下石。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来调查张柏枫的材料，他们问我：“你知不知道张柏枫叛变过？”我答：“不知道。”他们说：“他曾经在上海被敌人逮捕，他叛变后敌人马上又放了他了。你整天和他在一起，能不知道？”我答：“我们曾经在一起工作过，我是有时和他在一起，但不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和他在一起，即使是他妻子也不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跟他在一起。张柏枫在太原学生中很有威信，太原的革命学生对他象对待老师一样，很尊敬他，我从没听说他被捕过。”这几个学生见问不出什么，就组织人斗我。先叫我面对毛主席像立正，然后低头请罪，再问我：“你对毛主席忠诚不忠诚？”我答：“忠诚。”又问：“忠诚为什么不老实交待？”我答：“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如实向党组织交待过。你们说他被捕一小时后就被敌人放出来搞破坏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说？这正是对毛主席忠诚的表现呀。”这伙学生见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只好走了。驻财贸干校的工宣队长见我档案上写着我曾经在宋哲元手下的一个旅长家住过一夜，想到我虽已戴了不少帽子了，但还没有一顶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就想把我打成国民党特务。他问我：“你在国民党旅长家住过，不是国民党特务是什么？”我觉得他是个工人，没什么历史知识，就详细给他解释了当年这个旅长的儿子是抗日组织的成员，这个旅长同情抗日青年的背景。他根本不相信国民党里还有好人，认为我是抵赖、胡编，就摆出一付教育罪犯的姿态说：“你既然相信群众相信党，就老老实实承认了吧！党和群众是会给你出路的。”我听了就有点忍不住了，反问他：“你们几个人就能代表党了？就算是群众了？你知道西北军里有多少共产党？你知道冯玉祥和蒋介石矛盾有多大？毛主席还说过‘工人阶级也需要自己教育自己’呢，看来你们确实需要学习、提高。”于是又遭来一阵打骂。
　　“新功”立不了，“三反分子”定不下来，“叛徒特务”又够不上，最后造反派给我戴了三顶帽子——地主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15岁就离家上学、投身革命，几乎没种过一天地，更没剥削过一天穷人，怎么成了地主分子？我伯父家曾经有钱、我父亲也曾经有点钱，但到土改时早已败落。我父亲1939年因我是八路军而被日寇折磨死，我母亲和妹妹差点饿死，土改时家庭成份定的是中农，我怎么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我1952年受错误处理以后一直没当过“当权派”，仅仅是1962年夏至1964年夏当过两年财贸干校校长，搞过点实事求是的调查，作过一个反帝反修的报告，怎么就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看来这世道是没理可说了，真成了郭沫若的诗句了，“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从1967年初起，造反派便停发了我的工资，每月只给我12元生活费。我问他们：“你们只给12元，我怎么养活小孩？”他们说：“你老婆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养活小孩了。”我爱人是行政16级，每月工资107元，当时7个小孩全在家吃闲饭，又都正是长身体的年龄，每月光买高价粮这107元就差不多用完了。实在没办法，我和妻子商量卖自行车，谁知当天晚上自行车也被偷了。我每月交党费、工会会费，仅剩8元钱，不够吃饭，妻子从她的工资中每月再给我挤出5元钱，勉强可以不挨饿。
　　批斗高潮过去后，造反派把安阳地区财贸系统的“走资派”组织成一个连，整天劳动改造。在这一段劳动改造中，我算又学习了一次鲁迅的杂文，体会到了“吃人的人吃人，被吃的人也吃人”的个中滋味。有一个干部，文革前我曾批评过他打击老干部想取而代之的错误做法，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在文革中他也成了“走资派”，与我一块儿劳改。有一次，我俩同拉一辆架子车，我已五十多岁，他刚四十出头，他觉得他错误小，我错误大，硬支使我到前面拉，他在后面推。拉到地点我要放下时，他还使劲往前推，差点把我压住。又一次拉砖，上坡时他不推，下坡时用劲推，被在后边拉车的另一个“走资派”看得清清楚楚，事后跟别人议论说：“这家伙怎么这么阴毒？”
　　1968年元旦后，造反派又把我们这些人弄到内黄县劳动改造。我和妻子都是“走资派”，一起下去了，家里6个孩子都还正读中小学，最大的19岁，最小的6岁。没办法，只好让大的管小的，他们自己做饭，我和妻子星期日回去看一下。有一次，我星期日回家干了一夜家务活，第二天早上起迟了，没吃早饭就让二孩子骑车送我去火车站。到火车站后，我觉得肚子很饿，身上没有一丝力气，为了省一角钱，我叫孩子赶快骑车回家给我拿个馒头。孩子回去了，我站在车站门口等他，火车快开时，孩子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我埋怨他怎么这么慢，孩子告我走到半路上自行车链条断了。我一把接过馒头，交了车票就往火车上跑。当我快跑到火车跟前时，火车慢慢开动了。我想，如果我今天返不回连队又得挨批斗，就拼命想跳上火车，但执勤的解放军战士拉住我，再三劝我不要跳。我望着已疾驰而去的火车，心里非常紧张……连饿带冻，再加上拼命奔跑，结果落下了病根，以后再也跑不快了，至今都觉得心里憋得慌。果然，当我坐上下一趟火车返回内黄连队后，班长问我为何迟到，我再三如实相告也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天班长专门召集全班学员开了一上午会批斗我。我站着挨了一上午批斗，下午就觉得胸部疼痛难忍，到医务室一检查，原来是得了胸膜炎。自此落下病根，至今未愈。
　　最苦的还不是我们，而是留在家里的几个孩子。大儿子19岁了，正在新乡上技校，每周只能回去一趟。几个孩子的生活费不够用、吃不饱，就拣废品、养鸡、养兔子，然后卖掉换钱。看着孩子们又黄又瘦的样子，我非常焦虑，孩子们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吃不饱要影响发育的。但干着急没办法，只能悲叹：想不到革命成功了，我倒养不起孩子了。
　　1969年3月，“九大”闭幕后，我们这些“走资派”又到了五七干校。安阳地区五七干校设在过去的劳改农场内，学员都集中吃住。我住的宿舍集中了安阳地区财贸系统的三十多个“走资派”。隔几天就要开一次批斗会，我仍是批斗的重点对象。连指导员说：“旧地委的团结就是你一个人破坏的，别人需要外调，就你一个人不用外调，你的笔记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跃进其名，跃退其实’一句就够了！彭德怀说‘得不偿失’，你说‘跃退其实’，你比彭德怀还反动。”我说：“庐山会议我没参加，我不知道彭德怀说过什么。我说的‘跃退其实’是指我看到的那部分事实。”在地里劳动时，大伙爱边劳动边和我说话，他远远看见，不说别人，专门训我：“老任，你怎么不好好劳动？”我说：“我这不是正在劳动吗？”他说：“劳动说什么话？”我说：“大伙要和我说话，我也不能不理吧？”他看看大家，见没人理他，只好走了。
　　1969年底，不少干部都离开五七干校插队去了，我是专政对象，没有资格插队，仍留在干校劳改。副指导员对我没什么成见，印象还不错，他说：“老任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去看菜园吧。”看菜园活儿轻松，有时还可以吃几根黄瓜。但指导员、连长回来就不行了，他俩在文革初起时就一直参与斗我，总想彻底打倒我。他们又调我去打扫厕所。此时，上边又让搞“一斗二批三改”，指导员传达指示，发动群众斗我。他对群众说：“老任不听话，你们好好斗斗他！”他手下的骨干分子问他：“能不能打？”指导员说：“刚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打。”骨干分子一听不让打就没兴趣了，他们对指导员说：“不能打，我们说不过他，指导员你去和他辩论吧！”指导员也知道没办法“文斗”，只好作罢。此后松了一段，生活费从12元增加到20元，快过春节时就恢复原工资了。紧接着上边又传达“一打三反”精神，五七干校经安阳地区核心小组批准，又从我们这“一小撮走资派”中揪出了“最死不改悔的一小撮走资派”，我又被选中了。“一打三反”专案组把我的读书笔记抄成大字报贴到墙上，横幅大标语贴满了院子，到处是“打倒最大的阴谋家，野心家任瑞廷！”专案组人员把我拉到大字报跟前叫我自己读，叫我解释“跃进其名，跃退其实”、“要实事求是地高举三面红旗”是什么意思。我说“这很简单，有人表面上高举，实际上是砍倒。”几个打手扑上来把我的帽子揪下来扔到地上，又几拳把我打倒在地，大骂道：“放屁！高举三面红旗还不是实事求是？”一个曾经在三门峡水电工程局水电大学当过技术员的干部当时也在这个专案组工作，专案组组长叫他把我在水电大学的“反党罪行”说说，他就把我在水电大学座谈会上的观点、把我写的三条遗嘱都说了。人们听了都很气愤，纷纷上台批判我。有的说：“任瑞廷狗胆包天，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妄图砍倒三面红旗。”有的说：“任瑞廷反动透顶，毒害下一代，叫他的后代也象他一样反革命。”连原安阳地委的领导们也一个个被逼着上台批判了我一通。
　　1970年以后，国内政坛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批陈整风，基辛格访华，毛泽东南巡讲话，“九一三”事件……这一、二年对我的批斗也逐渐缓和下来，工宣队也不象以前那么训人、打人了。安阳地区核心小组还派人来找我谈话，来人说：“看来你写的文章、笔记符合毛主席的《实践论》，不是错的。”我也慎重地对来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一贯认为对毛主席要正确地崇拜，不能不正确崇拜。我主张大是小非、大公小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一定要做到大是，但小非可能不能完全克服；我一定要做到大公，但一点私事不做办不到。我对自己的孩子很关心，这不算什么错误。我个人的一些私生活，如喜欢盖洗得干干净净的被子，喜欢买活鱼吃，喜欢吃我家乡的醋、土豆，喜欢吃新鲜鸡蛋，喜欢经常洗澡，大小便时间长，嗽口刷牙时间长等，这些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的主要罪状对革命事业并无妨碍，不能说明我就是地主阶级。如果大家都吃得不好，我一个人吃好的，还喂狗吃，大家斗争我，我无怨言。事实上我吃得并不好，只是有一些个人特殊习惯和爱好。工宣队吃的全是瘦肉，把肥肉全喂了狗，我们这些人只喝些肉汤汤，难道就正确吗？是无产阶级行为吗？他们这也是小非，而不是大非。如果硬要说我的这些个人特殊习惯不对的话，我认为这也是小非，不能因此就把我打成“地主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人只是嗯嗯几声，不说对，也不说不对。
　　这一段专案组的劲头也不大了，我们主要是学学报纸、搞一点轻松的劳动。记得当时正按毛主席指示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学习毛主席表扬解放军在辽沈战役期间睡在苹果树下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文章。我们当时也正在五七干校苹果园劳动，许多工宣队员一边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边随手摘树上的苹果吃。我对他们说不应该随便摘苹果吃，领我们劳动的工宣队员说：“我就是有啥吃啥，看见啥吃啥，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这时心里就极佩服毛泽东说的“工人阶级也需要自己教育自己”和“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等论断。
　　这种松松垮垮的日子一直拖到1972年。这年仲夏，专案组、工宣队叫我们这些受过整、挨过打的“走资派”揭发谁动手打过批斗对象，说“不揭发就是对毛主席、对党不忠”。我觉得好笑：“你自己动手打人，你又叫我们揭发你，你自己承认不就行了。”但上边再三动员，叫我们“揭发打砸抢分子，争取当积极分子”。别人写了找我签名，我看符合事实，也就签了。到这年冬天，上边又叫拆牛棚返回安阳，我们几十个人扛上行李坐大货车回到安阳，各归各家。财贸干校已经被作价卖给部队作野战医院用了，妻子单位给她分了一间15平米的平房，我们全家9口人就挤在这15平米的小房内，每张1米宽的小床上挤两个人，还有3个孩子得睡在地下。幸好这年老二、老三都已快20岁了，他们多年做梦也想参军，但因为我的问题，当然只能做梦。现在我的问题不了了之了，我就去找专案组，专案组给写了个任瑞廷子女可以参军的证明。这样，老二、老三分别参军到了武汉和信阳。
　　因为财贸干校已经被撤销，我不仅无家可住，连工作单位也没有了，上边对我这种没有定性的人不好分配工作，就让我到专案组领工资。专案组隔几天通知我去参加一次学习。这时专案组的工作已近尾声，专案组长给我写了个审查结论是：“任瑞廷是老同志，在思想作风上有一定错误，但不属于敌我矛盾问题。”这个结论虽然留有尾巴，但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大形势下，已经很不容易了。
　　1973年春节期间，我找专案组请了假，去武汉、信阳看了当兵的老二、老三，返回安阳后又去北京堂弟家住了几天。刚住下没几天，家里发来电报，要我速返安阳，我带的10岁的小女儿有如惊弓之鸟吓得一夜没睡着。第二天急匆匆赶回安阳，才知道是因为专案组被撤销了独立建制，没有了独立的财务。专案组长说：“我们已经撤销了，你去哪里领工资？安排工作吧，你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按有关规定，没作结论的人不能分配工作，先给你介绍个领工资的单位吧。你看去哪里好？”专案组的会计在旁边说：“你原来在财贸干校工作，与财贸系统接近一些，就到商业局领工资吧。”到商业局后，商业局的政工组长原是财贸干校的通讯员，总是老熟人了，他就把我分配到离家较近的安阳市副食品公司。
　　到副食品公司报到时，公司的造反派领导分配我看大门。他说：“原来看大门的人得癌症死了，没人看大门，反正你身体也不好，就看大门吧。”我说：“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但我到底是人民还是敌人还没有定下来，不敢承担这样责任重大的工作。”拖了一段，他又来催我：“你不工作，按国家规定，你就得吃劳保。”我问：“除了我谁吃劳保了？”他说：“不管谁超过6个月不上班就得吃劳保，原商业局长就是，不信你看。”说着就翻文件给我看。我看也没看就走了。这造反派领导就去找安阳核心小组的领导，说我在副食品公司不服从领导，要求重新开除我的党籍。主管商业工作的核心组领导是五十年代时的洛阳地委宣传部长，了解我的情况，一看他们写的请示很生气，责问那造反派领导：“谁让你们这么搞的？你们有什么权力？任瑞廷是参加革命工作40年的老红军，你们把他和刚参加工作的工人一样对待，这符合党的政策吗？”这样一来，副食品公司的领导也不再提让我看大门了。
　　1974年，原任辽宁省副省长的堂兄任志远从沈阳到北京住学习班，在国务院商业部工作的堂弟任荣廷发来电报让我去北京聚一下。我正想去北京看看病，就去副食品公司借工资，说要去北京看看病，顺便看看哥哥。这次他们的态度变了，连说：“行，行，行。”在堂弟家，见到了堂兄，还见到了抗战初期与我一起开辟沁源抗日根据地的任善征、任明道等。我们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经历了一番“七斗八斗”，都有经过炼狱般的隔世之感，互诉衷肠，感慨万千。1975年初，我去找安阳地区核心组领导问：“我的问题一直拖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分管干部工作的领导说：“你是老同志了，老说这有出入、那有出入。我看出入是必然的，你也不要太计较了，写个检讨算了，不然人家老说你态度不好。”我说：“其它我可以不计较，但我绝对不能承认我是阶级异己分子，绝对不能承认我有历史问题，也不能承认我的笔记有问题。”回来后，我就写了份检讨，心想：“毛主席还违心地同意呢，我算什么，也来个违心同意吧。”于是在检讨中给自己扣了几个空洞的大帽子，如：“世界观未得到彻底改造”、“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之类，就交上去了。几天后，地区审干办公室叫我去，说我态度不错，然后提交地区核心组领导审查。地区核心组领导开会讨论后做了决定：“态度很好，不予处分。”从1966年到1975年整整审査、批斗了我9年，这场噩梦算是结束了。

　　本文选自《回顾与思考》，任瑞廷／口述，李丽君／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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