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与父亲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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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同眠

© 张执浩／文

　　我的朋友马太最痛心疾首的事情是，这辈子他还从来没有与父亲有过一次真正的拥抱。在他将近四十年的记忆里，父亲的怀抱是人世间最神秘的场所：它迎纳过母亲、姐妹，也不拒绝其他异性的短暂逗留，却永远不曾对自己的儿子敞开过。“有一扇无形的门，好像。”酒后的马太说道，“而我从来没有试图推过它，也没有想到过把它拉开。”马太与父亲最近距离的身体接触是：父亲的膝盖，和马太的脑袋。然后是，父亲离开了人间，留下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中痛哭流涕。
　　而谁又不是呢？
　　如果我也像马太那样检索内心深处关于父亲的记忆，自然也会与他一样怅惘迷茫。人世间最纠结最复杂的情感也许并非男女之情，而是来自父子之间，他们是同类，而且是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同类，却彼此漠视着，忽略着，甚至于互为敌人。每个人身边都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证这一结论。至于我，与我的父亲，我们的关系由疏至密，竟缘于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母亲之死的那个春天。
　　在一首题为《与父亲同眠》的诗中，我曾这样写道：“中午时分，我们埋葬了世上最大的那颗土豆／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来唠叨了／她说过的话已变成了叶芽，她用过的锄头／已经生锈，还有她生过的火／灭了，当我哆嗦着再次点燃，火／已经从灶膛里蹿到了香案上。”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天午后，父亲孤寂无助的神情，茫然，木讷，满眼储蓄着对未来生活的恐惧。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有这样一个父亲，当巨大的悲伤席卷过眼前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当房前屋后草寮瓦舍在悲伤过后只剩下了冷寂和薄凉，我看见，父亲默默拿着一个小板凳，独自坐在涂满夕光的墙壁下。春风并没有因为一场葬礼而停息，母亲坟前的新插的纸花一直在喧哗，呼应着竹林里和堤埂上灿烂的桃花、杏花、梨花和海棠花。麻雀在茂盛的望子草丛中穿梭。几只白鹅伸长颈项像硕大的问号，游弋于水面上。鸡飞。狗跳。猪哼。牛哞……我看见，父亲从沉沉下坠的夕光中慢慢扭过头来，垂下眼睑，盯着自己陈旧的脚尖。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有这样一个父亲，一个这样需要我去重新打量和认知的父亲。那天晚上我陪他给母亲守灵。到了后半夜，我提议我们去床上躺一会儿。
　　父亲还是睡在他平时睡觉的位置，我则在母亲生前睡觉的地方躺下。几乎就在我倒在床上的瞬间，我感觉到母亲从背后无声地环抱住了我，我能感觉到母亲在这张床上烙下的印迹，那么清晰，只是不再有温度。黑暗在房间里弥漫，夜色像一块块墨团在四面墙壁上涂抹着，每一阵风路过都会带动蒙有塑料薄膜的窗棂。我一动不动地躺在母亲留下的那具身型里面，一边感受着她的存在，一边侧耳倾听着户外的动静。不知过了多久，估计天都快亮了的时候，我慢慢把一只手伸向了父亲的膝盖，然后在他的小腿上来回摩挲，一直到他的脚掌、脚踝：“我小心地触摸着你瘦骨嶙峋的大脚／从你的脚趾上移，依次是你的脚踝和膝盖／最后又返回到自己的胸口／那里，一颗心越跳越快，我听／狗在窗外狂叫，接着好像认出了来人……”我很奇怪，父亲在我抚摸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动静，而当我把手抽回来时，他忽然披衣坐起来，清了清喉咙，和我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听人家说你爷爷没有死呢。”父亲点了一支烟，在吸之前先咳嗽一声，说道：“前不久，有个和你爷爷同代的人来我们家，悄悄对我说，当年你爷爷跟随一帮人越狱跑到台湾去了……”
　　“怎么可能？！”我打断他的话。
　　“也不是没有可能。刚刚解放，那时候世道很乱。再说，你爷爷说是病逝的，但怎么我们去收尸却没有见到尸体呢，后来他的坟里只埋了一根拐杖和一顶帽子，这是事实吧？”
　　“那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回来找你呢？”我还是不信。父亲可是独子。若是爷爷还活着，照理是应该回来看看的，何况后来两岸关系都正常了呀。
　　“谁晓得。”父亲将烟蒂在床脚，又咳嗽了一声，起床穿上鞋子，踩灭烟头。外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一张白纸像黑影一样飘过窗户。
　　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谈起过他的父亲。记得小时候，只要我提起爷爷，父亲就会借故离开，而母亲也是极力回避这个话题。
　　爷爷名叫张德清。我现在关于他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于我父亲的养母，也就是我后来的那个奶奶苏兰英（以前的奶奶姓刘，也很早就去世了），爷爷去世后，是她把我父亲拉扯大，父亲娶了我母亲后，她这才改嫁到了潘家。读初高中的时候我曾经跟苏奶奶一起生活，在她眼里，我特别像我从未谋面的那个爷爷，“你们长得太像了，”奶奶语调温柔地说。无数个夜晚，为了让她多给我讲讲张德清的故事，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给奶奶打热水烫脚，帮她剪脚板上的鸡眼，她是从旧社会一路走过来的女子，当年就是凭着这双三寸金莲，独自走了五十多公里的路，去沙洋农场为爷爷“收尸”。“没有尸体，哪有尸体唉，”奶奶说，她找过劳改农场的管理人员，但人家告诉她爷爷的尸体已经烧掉了，最后她只从那里带回了爷爷仅存的遗物：一顶礼帽，和一根拐杖。我爷爷的坟就埋在老家屋后的一块芝麻地里，以前我从来不晓得爷爷还有这样一座坟，直到修公路要占那块地了，父亲才嘱咐我哥哥带我去给莫须有的爷爷“迁坟”，我才知道爷爷是有“衣冠冢”的。
　　父亲的父亲曾经是个秀才，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却是个地主，名叫张万山。这当然也只有苏奶奶告诉我，但岁月毕竟太久远了，她也是后来才嫁到张家的人，现在的记忆也不那么清晰、准确了。你爷爷是个白面书生，苏奶奶说到他的时候两眼放光，变卖了你太爷留下的家产，一心只为了读书，他办过私塾，招过好多弟子，当年名气大得很呢。但当我追问她爷爷的名气究竟有多大时，她又语焉不详起来，支支吾吾了半天，后来忍不住说道：你爷爷会日语，当年日本人占领了荆门，他还和日本人谈过判呢……
　　关于我爷爷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件事，我曾向父亲求证过几次，起初他照样不肯说出实情，后来在我的再三诱导下，他才告诉我，苏奶奶说的是实话，“那时候我还小，亲眼看见他用日语和日本人吵过架，还拍了桌子的……”父亲说。我知道父亲因为他父亲的“历史不清白”，在年轻时曾饱受精神折磨，父亲一直想入党，求进步，但因为这段糊里糊涂的历史被延迟了很多年；我还知道，这么多年来父亲之所以一直尽可能地回避着谈论我爷爷，是因为他被当年的运动吓坏了，始终心有余悸，即便是在后来，他如愿入了党，仍然害怕有人随时随地拿死去的爷爷做文章。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会在这样一个晚上突然向我谈起他的父亲，那个在解放之初被政府捉去不到半年就宣布“病逝”于沙洋监狱的男人。为什么直到现在父亲才主动地向我讲起他呢？而且还嘱咐我，若是有机会，可以找人打听一下，爷爷究竟是不是还活着，跑去了台湾。
　　我在黑暗中眨巴着疲倦酸涩的眼睛，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已经把母亲留下的床位重新捂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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