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干校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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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杂记

　　1971年秋，我被押往黄海之滨江苏大丰县的上海师大（按：当时张春桥强行将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体院等五所高校合并，组建成上海师大，与今日的上海师大，概念有别）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这里的“押”字，是货真价实的：1970年冬，我因参与反对张春桥活动被“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因此，我从未享受过“五七战士”的殊荣。事实上，到干校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勒令在全连战士面前示众，宣布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劳动，不准乱说乱动。于是我只好“形影相吊”。不过，孤独也给我提供了更多冷眼旁观的机会，而一般来说，许多事往往是旁观者清的。弹指间，二十七年过去了。1998年清明时节，我去盐城扫墓。大丰县政协闻讯，特地派车接我去该县做客。我冒着毛毛细雨，重游干校的旧址。在当年去干校的必经之地四叉河小镇，我徘徊良久，不忍离去。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一

　　就说这四叉河小镇吧，今日也不算繁华，有几家砖瓦房的店铺、一两幢不起眼的二层小楼，如此而已。可是，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房子，多数是茅屋。有一家饭店，是用海边随处可见的芦苇秆糊泥巴搭起来的，只能说聊蔽风雨。卖的食品也寥寥无几，不过是面条、馄饨、猪头肉、凉粉之类。星期天，“五七战士”们无处消遣，便步行数里，去小镇闲逛，到这家饭店吃饭。饭店里的卫生条件很差，厨师根本不讲卫生。拌凉粉时，一边拌，一边用积满污垢的长指甲挖耳朵，然后将大拇指与小拇指的指甲轻轻一弹，耳屎掉进凉粉，他根本不管，照拌不误。于是便有了一道“名菜”——“耳屎拌凉粉”。更有甚者，此君在切猪头肉时，忽然脚指头痒了，立刻用手指狠搔一番，然后又马上拿刀，继续切肉，这便是“脚癣猪头肉”这道大菜的由来。有位女服务员，也不文明。她头发长，头皮屑又多，一边煮馄饨，一边搔头皮，头皮屑掉进锅里，她像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一样，“面不改色心不跳”，镇定自若，你说这是“头皮屑煮馄饨”，她才无所谓呢！冬天，素来风大的海边，寒风凛冽，滴水成冰，芦苇篷小店内的寒冷，可想而知。说来也是可怜，下面条的师傅，清水鼻涕不断滴下，有人曾亲眼看到有几滴千真万确地滴进面锅里，从此“鼻涕面条”的故事便不胫而走。不知是哪一位天才的“五七战士”，把这家饭店美其名四叉河镇的“国际饭店”（按：上海有家著名大饭店叫“国际饭店”），并戏称“脚癣猪头肉”“耳屎拌凉粉”等是该店的“四大名菜”。我很庆幸自己根本没有上小镇闲逛的自由，因而也就没有品尝这些“名菜”的口福。至今每一思之，辄忍俊不禁。专制令人冷嘲，也令人无聊。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心灵空虚，将才华浪掷于戏谑，于此可见一斑。笑定思痛，实在也是一种悲哀。

二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笑话，五七干校也不例外。著名作家、编辑家、学者施蛰存教授，是老五七干校成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此时已年逾古稀，因耳背，戴着助听器，也被赶下来劳动。可是，老人又能劳动什么呢？干校头头便让他保管工具。老人倒闲不住，学着磨镰刀。可有人不以为然。我就听到一位老左鼻子里哼了一声，轻蔑地说：“第三种人、老右派正磨刀霍霍呢！”这真是从何说起！有两位教师被派去放牛，一位并不知道牛不是什么草都吃的，割了不少盐蒿喂它。可牛根本不感兴趣，这位老先生急了，絮絮叨叨，反复做它的思想工作，如吃草何等重要，不吃草有什么危害性之类，俨然是老爷子哄小孙子吃饭。良久，也许是牛觉得此类哼哼教导，毫无意义，便拔腿而去，两位老先生一看急了，竟急忙去拖牛尾巴，意在坚请它用饭，岂料牛哪里领这份情，索性撒腿狂奔起来，两位老夫子，立马被甩个仰八叉。其实，“敲锣卖糖，各有各行”。让两位老先生干他们的本行，在课堂上执教鞭育人，岂能闹这样的笑话？强迫教授去育牛，难免闹出风马牛。
　　有一事，也让人啼笑皆非。某日下午，一位小头头令我配合某“五七战士”，将我们连养的一头母猪，赶到另一个连所在地的打谷场上，去与在那里恭候的、特地从邻村农民那儿借来的一头公猪交配，准备繁殖小猪。打谷场上已围了不少人，想平生第一回一睹公猪、母猪做爱的风采。这头公猪大概属于英国约克夏之流，个子高大，神情骄横，颇有几分狂妄样子。但一看到我们连的母猪，似乎立刻改变态度，变得分外温柔，在母猪的屁股上闻来嗅去。“恋爱”的时间甚短，根本不足道也；此公猪在这里的乡间小有名气，是猪圈里的情场老手，故很熟练地与母猪实现“同居之爱”。不过，做爱时毫无“温柔敦厚”可言，双目紧闭，哼哼不停，而且口吐白沫。在食堂烧饭的一位数学系的戴眼镜的女教师，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公猪刚“了却好事”，她便立刻从食堂里端来一面盆稀饭，放在公猪面前，连声说：“呀呀，沙度了！沙度了（上海话谐音，劳累之意）！”人们不禁一阵哄笑。晚上睡觉时，我还听到有人打趣说：“她在家中一定是对丈夫体贴入微的好妻子！”于是又引起一阵哄笑。不能不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农村生活是不了解的，到了乡下，行事与实际往往形成大的反差，构成笑柄。然而，他们的职业毕竟不是农民，诸如此类的笑话，实在也是那个荒谬年代里无奈的产物。

三

　　干校的生活单调、乏味，所幸养了几只动物，给人们带来不少欢乐。
　　常言道：“狗撵鸭子呱呱叫”。我所在的连，并未养鸭，尽管那儿并不缺水，小河里有的是小鱼、小虾、螺蛳这些鸭子爱吃的美味，也许是缺少咸宁五七干校陈白尘先生那样的养鸭高手。不过，我们连养了一只又高又大的鹅。它全身羽毛洁白如雪，声音洪亮。它的亲密伙伴是一只块头比它小多了的黄狗。白天，黄狗经常与它嬉闹，撵得它嘎嘎叫着，张开翅膀，在打谷场上飞跑。这时，一只瘦骨伶仃的母山羊，总是静静地蹲在打谷场边，默默地注视着；它始终眯缝着双眼，面无表情，俨然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女哲学家，在思考着什么。它有时也咩咩地叫上两声，谁也不知道它对眼前狗、鹅的闹剧是批评还是表扬。“秋尽江南草木凋”后，天色黑得很早。入夜，海风阵阵，熄灯后的干校，在苏北平原上显得分外的宁静而又孤寂。在黑暗中，有一支奇突的队伍走来了：黄狗领头，母羊居中，白鹅随后，在干校的房前屋后，巡逻着，一圈又一圈；狗并不叫唤，母羊偶尔轻轻地叫两声，或许是感叹，或许是抚慰同伴。白鹅虽然默默无语，但它的宽大的脚掌落地，发出重重的叭嗒、叭嗒的声响……除了风雨交加的夜晚，这支小小的动物巡逻队，总是这样走着，走着，直到黎明前才散去。谁是这支巡逻队的组织者，或是教练？根本没有。那么，这三位无声的朋友中，谁是发起者或组织者？可惜“问天天无语”，永远成了谜。在和煦的阳光下，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这三位动物朋友，给干校人带来多少温馨、慰藉！孤独的我，每当看到这几位异类朋友的身影，听到它们的叫声，一阵暖流便涌上心头，深感它们比我的那些人性迷失的同类，不知要真诚、善良多少倍！
　　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那只有着特殊身世的牛。1946年夏天，土改运动中，有户地主把家中的几头牛赶到海滩上然后逃亡到上海。这些牛在杂草丛生的海滩上栉风沐雨，迎霜斗雪，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由家养牛还原为野牛，脾气火暴，凶狠好斗，奔跑速度甚快。有一天，体育学院的几位年轻教师发现了它们，逮住一只小公牛，经过精心驯养，一年后，居然能够拉着牛车干活了。但是，它毕竟野性难改，眼神中总是流露着不肯就范的异样光芒。我就吃过它两次亏。一次，我与老实、厚道的王承礼先生，赶着装满芦苇的牛车，在被一些人歌颂为“五七大道闪金光”、然而我从未感到金光在何处的干校大路上，慢腾腾地走着，经过下坡路一座小水泥桥时，这头牛也许是想到了发昏章第十一，忽然狂奔起来，我拼命拉紧缰绳，但毫无用处，牛车很快失去重心，一下子栽到河里！我与老王大惊失色，从水中爬起来一看，牛在水中挣扎，它的眼神异常惊恐。我赶紧解开辔头，费了好大劲，才小心翼翼地把它牵上岸。它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疲惫不堪。幸好它没有跌伤，若是残疾了，我是难逃干系的。我与承礼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芦苇和牛车搬上岸，等重新套起牛车，已是傍晚。萧瑟秋风，阵阵吹来，精疲力尽的我，遥看落日，这才真正体会什么叫“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不久，我驾着牛车去大田里拉割下的晚稻。想不到装好车，它却抬着头，注视着东方，一动不动，不管我如何吆喝、叱责，它就是纹丝不动。一位“五七战士”见了，大怒，拿起我手中的皮鞭，在它身上猛抽，它仍然不肯挪动半步；一位副连长见状，说此牛岂有此理，操起扁担在它的屁股上狠打了几下，它仍旧是我行我素！无可奈何，我只好奉命给它解开辔头，把它牵回牛棚。走在路上，我注意到它仍不时看着东方。莫非是它看见了海滩上的同类，想起了自由自在的往昔，因此用拒绝驾车的方式，在向人们抗议，要求还它以自由？看来，向往自由，不仅是人类的本性，又何尝不是动物的本性？可悲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与动物的这种本性，常常被扼杀、扭曲，五七干校的存在就足以表明这一点，真是莫大的悲哀。
　　此后不到两年时间，这些动物一个个都下场悲惨：山羊被宰，剖开肚子后，才发现它已是“身怀六甲”，许多人奇怪附近没有公羊，它是和谁“恋爱”并“暗结珠胎”的，总不会是外星人所为吧？白鹅成了盘中佳肴；黄狗遭到同样命运；那只眷恋海滩的牛，被卖到远方。它们在被宰、被牵走时，肯定风雨如晦，哀鸣不已。今天，当我临窗走笔，想起二十多年前曾一度与我风雨同舟的这几位异类朋友，不禁掷笔长吁，我为你们哭泣！

　　本文选自《续封神》，王春瑜／著，海天出版社，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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