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从反右到文革

┃Personal History

从反右到文革

© 沈昌文／口述
© 张冠生／整理

沈昌文

　　在人民出版社也就是三联书店非常兴旺的那段时间，我是在校对科做校对。我不属于编辑部，但是要和编辑部打交道。那时，《新观察》的主编是戈扬，副主编是郁风。尽管我在念新闻的时候念过戈扬的书，对她非常敬佩，可毕竟是一个小校对，连跟她对话的机会都没有。她下面的编辑，跟我倒是很熟。一位主要负责编辑工作的叫陆浮，还有一位叫朱行。朱行先生是年轻人，比我大一两岁，当年是文学青年，很浪漫。
　　当时我在申请入团，要我去参加一个会，说是朱行犯错误了，头天晚上从女生集体宿舍跳墙出来，被抓住了。他到了谁的房间了呢？他跟一位女士很谈得来，谈到晚上两点多，门落锁了，只好跳墙出来，就给人家抓住了，要他作检讨。
　　说到作检讨，当年有些党员作检讨是很妙的，文革时期则更是发明了“利用作检讨放毒”的招数。可是在朱行那里，他不是利用检讨放毒，而是诚心诚意地作检讨，彻底悔过，向党交代错误，把跟这位女士怎么认识、怎么交往，为什么谈话谈得忘了时间，每一件都如实地说了出来。
　　事情过了半个世纪，他讲的细节我都忘记了，还记得的就是特别打动我们青年人的心房的情节。他们两个人都是文学青年，爱看文艺小说，特别爱看屠格涅夫，特别爱看那几个中篇，比如《贵族之家》了、《烟》了，什么的，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那个时候不叫《怎么办？》，叫《做什么？》）。
　　我当时没有多大，二十二三岁吧。哎呀！我们回去，一下子把图书馆里边的《怎么办？》之类的书全都借出来了，深入研究这些小说啊！那真是一时之盛啊！

　　做校对的时候，我才开始学习一点文字，进入到了这个行业，我是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的。比如说，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作者写文章，是一边写文章一边点标点。做学徒的时候，我没有见过原稿，一直以为是写完了文章最后再填标点。
　　做校对这几年，我对编辑工作只是一种向往。到了1954年以后，有些事情就让我来做了。我跟那些从翻译局来“三联”的先生们比较熟，当时我也学着做了点翻译，翻出来了就拿给他们，请他们指教。到了1957年，我也受了一些他们的影响，所以也发表言论，也贴了大字报，特别是几次所谓“反党签名”活动中，我都签了名。按说，我很危险了。可是，有一位先生挽救了我，这位先生就是范用。
　　范用是我的领导，跟我也很熟，可是他从来不跟我讲牵涉到机密的事情，也许因为他是党员的关系吧。全靠我自己琢磨，好在我很会琢磨。
　　戴文葆是范用介绍进来的。1957年，戴文葆是所谓跳得很高的人。他很会讲话，他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揭发是非常动人的，非常有吸引力，有鼓动性。
　　大概是1957年5月份吧，有一天，范用直接告诉我，我们决定（当然是党组织的决定了），明天对戴文葆点名批判，要划他右派了。你今天就写一篇大字报表态！我就连夜写了一篇，题目记得是：戴文葆，你要做什么？义正词严。意思无非是说他别有用心。有了这张大字报，我就被认为是群众中间叫出“反右”呼声的第一人。
　　接着，戴文葆当然被划了“右派”。以后，为我做“反右”鉴定的时候，认为我虽有错误，但反击戴文葆我立了第一功，于是我虽有右派言行，却只定为“中右”。
　　当时出版总署的整个“反右”运动是陈克寒管，他是雷厉风行的。据说陈原、范用都听到了一些风声，很快就转过来了。他们有个商量，要保谁，要甩谁，等等等等。我不但被保了，而且立功了。
　　我经历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1953年的时候，就有人要把我弄掉。范用是我的老领导，当然说话了，但是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我只知道，我的科长严俊帮我说话了。范用是严俊的头儿，也可能为我说话。再高一级，我就不知道了。以后，王子野把我调去，范用肯定是赞成的。
　　“反右”时贴戴文葆的大字报，是范用连夜告诉我，你今天晚上就要写出大字报反击，调子要高。我当然很会做这个事儿了，要不然，我的命运也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有一个人你知道吗？现在在出版协会的吴道弘，那是最温和的人了，很进步，又有才干，他最后却划了“右派”了，我没被划。
　　当然，后来也批判了我的所谓“中右思想”，这也影响到了我的入党之事。尽管当时我已经申请入党了，但我不是1957年加入的。到了1960年，才批准我入党。
　　我入党的故事很有意思。我是跟董秀玉同年同月同一天经过支部大会讨论的。对董秀玉，大家认为优秀已极呀！半个小时就通过了。我是怎么都通不过呀！包括1957年的错误，一大堆呀！最后王子野起来，讲了一两个小时，讲我们共产党到了这个时候，是需要学习的，他用共产党的道理来证明我不是有些人批评的所谓“白专道路”。我理解他的意思，这不是对我一个人怎么看的问题，这是个导向问题。他是企图借这个事情澄清一种不大正确的认识，树立一种典型，说明这是我们党需要倡导的。党委书记这么一说，会上的发言就转向了，我经过几个小时讨论，总算表决通过。

　　到1958年的时候，关于“沈昌文现象”，在社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好多人起来批判我，包括一些老知识分子。当然，毛病首先在我。1958年，要向党交心呀，我就批判自己，是走“白专道路”。后来，社内专门组织大会，专题对我进行批判，在人民出版社的礼堂批了一两天。
　　我无非是讲我怎么搞翻译，搞翻译以后，我的兴趣是怎么转移到马克思主义史上面来的。我狠命批判自己的“白专”，只有一位宋家修先生说了公道话。他说，你这人，压根儿没“专”。不过读了几本马列的书，就夸说自己如何“专”了。这让我如梦初醒，知道党的号召也不能随便响应的。
　　1957年“反右”一结束，我们就做了一件大事，就是组织了一个德语班。
　　王子野跟我很谈得来，我们都认为，我们会列宁、斯大林的语言还不够，我们还应该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我组织了一个德文班，王子野参加。他的语音不行，他是安徽口音，无论是讲俄语还是德语，都听不大懂，都像是在讲安徽话。
　　当年的三联编辑部人才荟萃，有几个大人物。一位是何思源，一位是刘仁静。刘是共产党一大代表啊！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何思源给我介绍过好多人，其中有一位德语专家，我们就请他来教我们德语。何思源给我介绍的还有一个大人物，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此人的女儿现在在北京，非常活跃。她一直反对拆建有价值的旧建筑，我从报纸上看到的。她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工程师，叫华揽洪。
　　何思源非常愿意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打交道，我也一有问题就喜欢请教，包括向他请教。他有一个老习惯，我不大看得惯：他看见王子野就要深鞠一躬说：“王副社长，您好！”我心里说，第一他干吗鞠躬？第二，我们都叫“子野同志”，他叫“王副社长”。这个“副”字还一定要放进去。上面说的学德语的班，老师就是请何老先生介绍的。
　　当年三联编辑部的大人物还可以说好几位。不知道什么道理，那时候把一批东北军中间起义的人物分过来了。一位大人物叫应德田，做过张学良的秘书。还有一位大人物，叫董秋水，此人是著名作家张洁的父亲。据张洁说，他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张洁最近写东西老是骂一个人，叫顾秋水，据说写的就是他父亲。这位董先生经常是衣服穿得笔挺，头发梳得光亮。用我们当年革命青年的说法，是旧官僚那样的。每逢党的代表大会开幕，他一定要写一首“五言”或是“七律”，贴在墙上表示祝贺的心情，他是起义的嘛。所以，当年的三联编辑部非常热闹。还有像《大公报》的老报人郭根。虽然我同他接触不多，但很仰慕。
　　在范用的帮助之下，我的1957年那一关算是平稳过去了。
　　1958年大跃进中间，我检査自已的“白专道路”，到1960年，我就光荣入党了。我记得，范用和王子野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以后，我就越来越变成人民出版社的话题人物了。我在总编室干到1960年，乂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我们跟苏联跟赫鲁晓夫闹翻了，我们党要“反修”。
　　作为“反修”的具体措施，中央成立了一个“反修小组”，出版系统相应成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实际上是反修小组的外围机构，帮他们搞资料。谁领导呢？康生。这个办公室设在中宣部，由该部新闻出版局的两位局长挂帅。一位局长叫包之静，已经去世了。另一位还在，叫许力以，他具体领导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主任，叫冯修蕙，他也是领导，我算是工作人员，就去参加那里的工作了。
　　那里的工作讲穿了，就是领导出灰皮书，黄皮书。就是你们这代的人在文革中看到的一批书。黄皮书是文学的，灰皮书是政治的，我主要做灰皮书，其中做得最多的是俄语书，此外德语、法语的我也做。所谓我做，不是自己做具体的出版事务，而是出题
　　目，请出版社来做。或是组织好翻译工作，由出版社出书，像《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等，就是那时候出的。我就是通过这项工作，认识了一大批被划了“右派”的大人物，李慎之就是那时候认识的，董乐山也是。

　　当时党内有个说法，叫“废物利用”。意思是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问题而外文好的人来做翻译工作。我估计提这口号的人不是胡乔木就是周扬，也许还有康生。我跟这些在“废物利用”中发挥作用的专家联系，说得不好听一点，也可以说是我“领导”他们。当时李慎之是新华社“右派改造队的队长”，下面一大堆有名的人物，他们能提出来种种好的书目。文学上还有不少人，黄皮书中很多就是他们提出来的。这些书中的很多种，现在都还能站住。
　　我的工作的最中心任务，首先是出版老修的书。比如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等，一直到俄国的托洛茨基。我刚学会点德语，能用上。当时我老是跑中央编译局之类的单位，把里边的专家组织起来，出有关的书。我自己当然也看得比较多，进入得比较深一点。我就这样做了一些年。虽然还在人民出版社挂了一个什么职务，我也忘了。因为主要是在这边，主要做中宣部的事情。所以，跟许力以先生也很熟。
　　当年还有一个翻译机构，叫“北京编译社”。这大概只是一个名义，实际上译者都是监狱里的犯人，因此我也从没见过。但见过译稿，大概译日文的最在行，因为那里有不少伪满时期的战犯。他们的译稿，都用笔名：何清新（何清，清河劳改农场的反称；“新”指“自新”）。这大概是最典型的“废物利用”。
　　这几年的工作，使我认识了一大批老翻译家，为我今后做翻译书打定了一个基础。他们对三联的工作非常有帮助。这以后，到1961年嘛，下乡。1962年嘛，结婚。1964年嘛，又是“四清”，直到文革。除了政治运动，就是下乡；除了运动和下乡，我还愿意念点书。从我个人的阅读内容看，这个时期转向到马克思主义史了。
　　那时我看了很多内部的东西，当时我们很是显赫了一阵子。能到总参谋部去看书，能去中央调查部的第几办公室去看书，能去其他很不容易去的地方看书。这种书在当年是作为最机要的东西收藏在这样的地方的。我们打着中宣部的名义，哪儿都能去呀！所以我是比较早地接触到了党在出版领域的有关机密文献呀。
　　灰皮书、黄皮书一共出了多少种，我也说不清。我对灰皮书最熟悉。像李慎之、董乐山和中央编译局许多老前辈选的书，当年自然我们也只认为是反面教材，时间一长，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头，再重温那些旧籍，觉得实在是有深意存焉。例如那本《新阶级》（德热拉斯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苏联、东欧，何其深刻。考茨基、布哈林、托洛茨基的书，像《斯大林评传》、《被背叛了的革命》、《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等等，当年觉得够反动，到了以后再读，却觉得真对劲。还有一本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史》，也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
　　黄皮书我读得不多，但读过《在路上》，我才算真正了解一些当代的美国。文学书后来上海方面也出了。用白色封面，我们称它为“白皮书”。这不归我们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管，但深知那里也在搞“废物利用”，让一批政治上有问题的专家译书。
　　从1958年开始，恢复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业务，三联的东西就都转出去了。过去三联不是又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又出陈登原的《国史田闻》吗？后来接到一个文件，说外国古的都给商务，中国古的都给中华。这样一转，三联编辑部等于名存实亡了，也就是做点剩下来的事情了。一些名流就另外安排了，比如何思源等等，那时候又成为显要的高级民主人士了，好像又受重用了。像刘仁静那样的，不适合走的，就给他九十块钱一个月，翻译普列汉诺夫，归我专门同他联系。
　　从1954年到1958年，是人民出版社所属的三联书店编辑部的黄金时代。我还不是这个编辑部的成员。这个编辑部的代表人物是陈原和戴文葆。这一段时间，在思想上真正支持三联工作的，是曾彦修。现在人们谈三联书店史，很少谈及这一阶段。这令我很不解。这时期只不过三四年，但是三联历史上极其光辉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光辉时期。那时做的实际上是“改革”和“开放”。当然，说起“三联史”，我更不解的是，何以这个1949年前立过大功、出了邹韬奋先生这样大人物的出版社，到五十年代后，一定要让它在实际上消失。这不是典型的“自殒”行为吗？
　　1965年搞“四清”，我就下乡搞运动去了。我还没有太多地进入编辑工作。在“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那段时间，名义上是编书，实际上我没有编过多少，很多书都不是我编的，不过是由办公室提出，某某书可以出，这本让人民出版社出，那本让文学出版社出。什么爱伦堡啊，索尔仁尼琴啊，我们都要看。看了之后，同意，就由他们出。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编了一本《编辑手册》，这是我动手编的，算是我对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的一个交代，此外就是做书的翻译工作了。
　　搞翻译我很勤快，翻了很多。勤快是有理由的。当年王子野同志实行了一条政策，翻译的稿费可以归自己。1954年我翻译第一本书的稿费有好几百块呢。哎哟，当时的几百块真不得了呀！人民出版社个电工，老乔，他给人家装电灯，收了几块钱，人民出版社党委都要批评。他心里很不平衡，说你们拿几百块就没有问题？
　　我的大量的工作是为首长服务，从人民出版社的首长服务到中宣部的首长。也因为有这样给首长服务的经历，后来到“批林批孔”的时候，我又被抽出来为首长服务了。那一次，我是去为迟群服务、为江青同志服务了。
　　我在“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的时候，编制还在人民出版社。我主要的业务是灰皮书里的“老修”，就是伯恩施坦、考茨基之类。“现修”的东西也做，比如赫鲁晓夫等等，但是很少。人民出版社里边有一个编辑室专门做这些，我就在那里边。
　　还没有做多久，到了六十年代初，让我下乡。1961年，我就去参加“整社”。中宣部组织的“整社”运动，地点在高碑店。那之前，我已经谈恋爱了。我的党支部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位大夫，就是我现在的太太。这位领导是很有名的，叫白以坦，他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情上是立了大功的，他后来调到了毛选出版委员会，是出版部的负责人。此人做事情非常认真，“毛选”四卷里边，没有一个错字，是他负责的，是他的功劳。他跟我挺熟，是一位老区来的老革命，他看我这样一个优秀青年找不到对象，就给我介绍。我找对象的历史，这里回顾一下，就是所谓的“初恋”。
　　我1953年做校对，1954年8月离开校对科。离开校对科前后，跟一位女士谈恋爱了，她也是做校对的，跟我一起工作。后来，她因为爱好美术，就从校对科调到了美编室，画封面去了。她的父亲是故宫的，在故宫看库房，是老北京，非常老资格的北京人。她的妈妈去世了。她叫胡文珂。我认识她，跟她好的时候，两人挺谈得来。她喜欢艺术，我不懂艺术，可是还能对话。她身体总是不好。几乎是每天中午，我们都要一起出去，送她回家。她家就在崇文门的东打磨厂，现在那一片都是高楼大厦了，当年可全是平房。
　　她有一个特点，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拒绝任何政治活动，更别说政治斗争。她也坚持不入团，因此被认为是落后的人。我却是个所谓“优秀青年”，是一定要争取入团入党的。当时，团支部、党支部都找我谈过话，对她的态度简直是激烈极了，希望我不要跟她来往。可是我还是跟她来往，是什么吸引我呢？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她对我的欣赏和肯定，可是我却没像她那样能欣赏我自己。
　　我做的很多事情，比如翻译等等，她都很欣赏，认为我做得很对，很好，但就是讨厌我参加政治活动，而且是非常讨厌，经常用各种奚落的话让我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她是从美的角度看这类事情的。她认为，人要是一搞这些东西，就不美了，就丑了。她说我本来是很美的，可是一参与政治，就不那么美了。
　　到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之间就闹了一点小矛盾。我先是参加了所谓的“右派进攻”，当然只是参加，签个名什么的，不是主角，政治活动我从来做不了主角的。到了打右派的时候，我要解脱我自己，就不能不参加批判斗争，而且批判对象是曾彦修，我是他的秘书，必须揭发检举批判他。这位胡小姐无论如何不要我参加，可是我无论如何要参加，我有功名之心呀！
　　我记得很清楚。1957年的某次批判斗争会，我表示一定要参加。她看我既然一定要参加，就表示她也参加，条件是不发一句言，就是看。我们就开始批判揭发。是不是慷慨激昂，我也忘了，其实我也慷慨激昂不到哪儿去，反正是要洗刷自己吧。那天做的事情，非常的差劲儿。会后她说：我今天看你的形象，简直是丑得不得了。我能理解她。她不是同情右派，她是天生不喜欢政治斗争。她希望人是美的，不希望因为参与政治变丑。
　　我也希望她能理解我，我是考虑我的政治前途，不得已这样去做。其实我也不是拼命怎么样的，我虽然要求入党，可是也并不是很积极。我是1954年就申请入党了，到1957年也没有被批准，因为我政治表现不够好。尽管在业务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全社最优秀的，是全社公认的，而且是有成绩的，但是在政治上不是最积极的。
　　到1958年的时候，组织上实行了一个措施，鼓励人们退职。实际上就是，组织上觉得政治上不行的人，就让他们回家。当时不用“退休”这个词儿，而是以“劝退”为名，给她一笔钱，就让她回家了。这笔钱不多，她比较困难，身体又不好，我总想接济她。可是她非常高傲，不要我的钱，两人经常为接济不接济而闹点小矛盾。到了1959年，她终于因为郁郁不得志而病逝。
　　她去世以前，因为她的性格问题，我家里对她不大接受，“家里”主要是指我妈妈。再加上单位认为我这样一个优秀青年总是跟她这样一个落后的人在一起，对她有压力，对我也有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应该说，我是屈服或者是半屈服了，没有给她以精神上的安慰，只是在生活上尽力帮助她。可是每次要接济她的时候，她简直就像是受了很大的屈辱似的。她非常愿意跟我在一起，又总觉得跟我在一起是拖我的后腿。后来是她的哥哥告诉了我，她去世了。我很难过，手上只留下了一张她的照片。
　　从我们两人的相处，我可以说一句，我一辈子虽然力求政治上的进步，但是我这进步是以个人的晋升为限。到了“小知识分子出身”可能谋求到的进步的限度，我就不再“进”了。可见，我还不是真正的进步，只不过是在共产党的天下谋求一个“噉饭”之地，如此而已。
　　胡小姐去世后，大概半年一年吧，我通过我们的领导去追求另一个女同志，结果遭到拒绝。当时这位女士也在校对科，我们是同事，而且我们两家有点熟。这位女士业务上非常好，性格又很泼辣，在阶级斗争中敢冲敢打，冲锋陷阵，当然不可能欣赏我。
　　说实话，我那时一心想的就是这些。用我自己的词儿说，叫“功名利禄”啊！尽管当年时髦的词儿叫“革命”。
　　没多久，我就下乡了，去“整社”，就是整顿合作社。我参加的是中宣部组织去的一个工作组，地方是河北省涿县的高碑店。那时乡下非常苦，吃不饱饭。我饿到浮肿的地步，骑自行车都骑不动。骑一段路，就得下来歇一阵，浑身冷汗。现在有的人说，三年困难时期，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从我的切身经验来说，我不能相信这种说法。我小时候过的苦日子不算少，可是从来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

　　和我一起参加“整社”的一位先生，是吴阶平老先生的外甥，叫高骏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主任。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跟我很不错，后来他在美国定居。在美国，老头儿七八十岁了，也不结婚，一个人过。我到美国去，有时候就住在他的家里。当年下乡的时候他教我学法语，我还是要学习。说得好听点，是“为革命而学习”；说得不好听，是为了功名利禄，总之我是不停地学。
　　我在这一年的“整社”时间里的收获，是跟女朋友谈恋爱成功，跟高先生学了一点法语。回来后，1962年1月份我就结婚了。到那年12月份，就生了我第一个孩子。我的工作是在编辑室，具体工作还是“灰皮书”那些事儿。一直干到1965年初，要搞“四清”，又要下乡了。这一回我是去河南，在安阳地区的安阳县，还是工作队成员。
　　在下乡的过程中，我表现都很一般。我虽然能服从命令，可是很难有突出表现，尤其是在北方农村，我非常不熟悉，一点儿也不懂，只能慢慢学。到学到点东西了，就又该走了。我在安阳搞“四清”落下的一大麻烦，是得了肝炎。据我老婆说，这肝炎到现在都没有好。当时是甲型，现在叫什么“大三阳”、“小三阳”，我也说不清了。一得肝炎，我又到了浑身乏力的地步了。回来没有多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当时没怎么工作，就是不断下乡。我是1960年入党，1961年转正，是个新党员。而且，上次我们谈过的，我入党的时候是有巨大的争论的。所以，党内要不断考验我。上山下乡这种机会，都让我去了。说实话，那时的争论中，也就是王子野支持我，党内的一些领导都不大赞成我入党，他们认为，落后分子怎么能入党呢？对不对？还有些人说得更难听，说我是在王子野那儿拍马屁，所以王子野才为我说话的。甚至连王子野的太太都不大赞成我入党，说法多了。说我第一是白专道路，第二是小商人意识，这是党内的大忌呀！
　　所以，我入党以后，没有做太正常的工作。当时，能爱护我、重用我的，也就是王子野、范用，还有就是冯修蕙。冯修蕙现在还健在，是个老干部。范用对我是有很大帮助的。不管现在他如何对我有意见，我得说实话，在我个人成长的种种关键问题上，都是他说了有利于我的话，或者是他提拔了我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对我日后编《读书》时不听他的话，是非常恼火的。我毕竟是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在他的领导下，而且他认为我是非常能理解他的意图、执行他的意见、听他的话的。后来，他可能感到我不听话了。
　　范用做很多事情，都有一个特点，不出面，但是在背后起作用。这样做，本人有很好的民主形象，可是实际上的局面都是他安排好、控制好的。事实上，他也告诉我，要注意什么什么。比如《读书》杂志就是这样。我在写《读书》的回忆文章里一句没提到他，听说他很恼火。这个杂志确实是他一手筹备的，可他不出面，他让陈原出面，去应付上面，然后安排我去，做他的一个耳目，来掌控局面。
　　他确实非常善于这样来做工作，也曾经对我面授机宜，要我对陈原怎样怎样。照他的说法，陈原的方针是机会主义的。后来的“反自由化”等等事情中，党内也有对陈原的类似说法，说他“滑头”。他可以用各种语言来说话，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后来我发觉，你要办刊物，只有用陈原的办法才行得通。要是换一个情势看，说得好听一点，范用提倡的办法应该大大地歌颂，因为他基本是采取当年邹韬奋的办法，就是抗争。可是他除了自己抗争，还要让别人出面抗争。这以后可以讲好多故事，是后话了。所以，没多久，我就“投降”陈原了。
　　我原来在陈原身边工作过，相互很熟，也很谈得来。说一句有点吹牛的话，我们最能谈到一起的，是我能听他讲的各种外国话。他一会儿德语，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一会儿俄语，这些我都学过。虽然都没有学好，可是他讲的我能听懂，所以他把我当成一个很得意的徒弟。我呢，也很听他的话。特别是在范用所谓的“机会主义”方面，我跟他是太一致了。
　　陈原当过国家出版局的副局长，懂得各种事情，有各种人际关系，能够应付官场各种问题。据说他还跟胡乔木有特别好的关系，这点我想是可能的。陈原最高的官衔是国家语委主任，这是胡乔木提名的。他非常能做统战工作，我说他是一位实践的语言学家，我举个例子：比如“肃反”的时候，整了好多人，这些人后来有意见，找他说自己挨整的事情。他就用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说，没有整你呀，只不过是在讨论嘛，我们无非是要你讲清问题嘛，我们交朋友之前是需要讲清问题嘛。讲得人家那些国民党三青团的人哑口无言，我非常服他。
　　1966年6月1号，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6月4号，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到了8月份，我的灾难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8月，有人贴出了我的大字报，意思是我必须交代问题，因为我多年就在走资派身边。贴大字报的人叫金作善，现在已经过世了，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但是观点不一样。他是要走“红专道路”的，并且认为我是在走“白专道路”，这也是党内一些同志对我这个人的主要意见，当然我对他们也有意见。
　　当时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叫石西民，据说他已经得了中央的某一位领导的口信，说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出版路线。他找了人民出版社一些人谈话，一位先生回来就跟社里的一些人串联，包括金作善，成立了一个大概叫“东方红”的组织，我们后来叫他们是一个“保皇派”的机构。他们要有计划地把一个一个人打倒，首先就要打倒王子野。为了打倒王子野，就必须把沈昌文揪出来。因为我最熟悉王子野的工作思路，王子野怎么执行文艺黑线，他们认为我最了解。
　　我看到他们贴出来的批判我的大字报后，惊慌失措，简直是六神无主、如丧考妣呀！我那一段的日子非常难过，我就开始应变。还好，我还有点应变的小聪明。应变的结果虽然还是有点不妙，毕竟还是起了作用。同时，形势也起了变化。原来要打倒领导人的组织，本来是要造反，结果后来被认为是从上面来的、“御定”的组织，等于成了工作队了，成了“保皇派”了。连石西民找他们谈话的事情都暴露出来了，石西民自己也被打倒了，又另外出现了一批新的造反派，就是蒯大富那样的。人民出版社也出现了一批人，多数是1965年大学毕业刚到单位不久的人，他们揭竿而起，成立了造反派组织。
　　按我的政治态度，是倾向于逍遥的，也可以逍遥，但是我没有逍遥。看这个形势，我得考虑呀！当时很明显，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呀！所以，我对社里的造反派表示支持，并且借他们的力量来打击所谓的保皇派。文革初期，好多单位都是这种情况，成立了两派对立的组织。我没有参加造反派，只是表示支持。造反派也不会要我的，只是把我放在需要接受考验的状态。我也没有去贴大字报或干类似的事儿。我和当时保皇派的那些人有宿怨，他们从争论红专白专的时候就开始整我，我不可能和他们在一起嘛。那位先生当时已经成了保皇派的头头，我则成了造反派的跟从者。
　　造反派那时让我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比如要抄某个领导人的家，他们就叫我去，把他们抄来的书拿来让我作鉴定，看看是不是罪证。我不动手，不抄人家的东西，但是必须讲一点两面派的话。要说这本书不好，那本书也不好，不过也没有坏到哪里去，等等。我本来是可以逍遥的、可是事实上没有逍遥起来。我对自己当时的处境非常愤怒，可是没有办法。
　　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来，两派打仗就压下来了。这以后，我的日子倒反而好过了些。原来，工宣队他们是讲阶级出身的。他们查下来，我出身是个工人。有一次一位工宣队员对我说，我们在文化部查了几千人，工人出身的也没几个，所以对我开始看重了。另外，军宣队一位带队是留苏的。有时同我说几句俄语，我也能搭腔。所以，人们万没料到，我这个“走资派”的心腹爪牙，尤其是1969年后去了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反而成了连队的“文书”。“文书”也者，极小的官，但一可免劳动，二可自由出入市镇。第三点更神气，我可检查学员特别是审査对象的信件。于是，我这小人物又算翻身了。

　　本文选自《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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