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慧洁：青春提前结束

┃Personal History

青春提前结束

© 郑慧洁／文

　　我父亲一心想我成为一个有知识、在经济上人格上能独立的人，能够为社会服务，而不用再像我的祖母和母亲那样，整天在缝缝补补、洗洗刷刷中度过一生。
　　可是我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他自己的牵连，这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

　　1950年，家乡开始搞土改，父亲数十年艰难购置的土地、房产，成了罪恶的标志。他，一个十二岁时即死了父亲的独生子，惟靠勤勉和雄心，白手撑持起来的一个已满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突然被宣布为专政的对象：富农。
　　房子被查封了，土地被没收了……斗争大会——公审大会四类分子会——义务劳动……此后的日子，便是无休无止的折磨。
　　记得每天晚上九点以后，无论任何理由，我们全家人都不得外出一步。时间一到，准时有人带着木棍到来。除了我和三个侄子以外，一家被勒令到门口站队报人数，接受训话。
　　来人是村子尽头一个40来岁的单身汉，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在默默无闻中活着，平时是很难被人想起来的。想不到，贫穷也有用得着的时候，他做了贫协（贫农协会）的一个什么头儿了。此时，他的情绪大概已经被煽动了起来，把一生因贫穷而生的怨恨都归结到像我父亲这类人的身上。只要他到来，总是大声呵斥，抡起手中的木棍挥来挥去。
　　关上门之后，外面被贴上封条。就这样，每天晚上，我们被封锁在屋子里达十个钟头以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来人把封条撕开，我们才可以获准开门出去。早上又是一次站队，报人数，接受训话。有时，趁着一家人在门口排队的当儿，来人就闯进屋中乱翻，据说是要检查有没有收藏准备“阶级报复”的枪支弹药。嫂子们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经验，叮嘱我们这些留在家中的孩子，一定要留意来人翻过哪些地方，然后告诉大人，以防被栽赃嫁祸。
　　白天出门或下地，我们家的大人，每人身上都得挂一方木牌，上写“富农分子××”，见到“贫下中农”都得鞠躬，任何“贫下中农”都有权以各种借口加以打骂训斥。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人身安全，更不要说个人尊严和行动自由。我们一下子沦为贱民。
　　踌躇满志的父亲完全垮了下来，他整日低垂着脑袋，偶尔抬起头来，目光黯淡，再也没有信心重整家园了。这时，被剥夺净尽的他，大约惟一的心愿，就是把我，他最钟爱的小女儿培养成人。
　　感谢父亲，在环境和心情都变得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却适时地把我送进了小学。
　　学校生活是那么新鲜，真让我惊喜不已。在学校里不但可以学认字，做算术，而且还可以集体做游戏、唱歌、跳舞。至关重要的，是学校离村子很远，是相邻十多个小村子中惟一的一间小学；心里想，这回没人知道我的家庭成份，再也不会受人欺负了。
　　随着家庭变故，其实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受罪。从前不断称赞我们给我们糖果吃的那些人，全都变脸了，连他们的孩子也跟着起哄，不跟我们玩耍，稍不如意，还恶语伤人，甚至挥拳相向。这时，我只能屈辱地避开他们。可是，除了躲在家中，还能避到哪里去呢？学校无形中成了我的避难所，这确实使我感到十分庆幸。
　　语文算术两门功课对于我，都有无限的吸引力，作业本上全是100分。对于唱歌跳舞，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几乎各种课外活动都有我的份儿。其实，这是一只久困笼中的鸟儿得到自由之后的忘情投入；老师同学们以为我很聪明，他们不知道，这里蕴含着他们所根本无法理解的酸楚。第二年入学注册，就开始填表了。
　　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看到“家庭成份”一栏，我是何等恐惧，简直如雷轰顶。一天上课之前，老师把注册登记本摊放在讲台上，催促一些未交费的同学交费。他刚转过身，一个平常异常顽皮的男孩对着本子大声念道：“×××，家庭成份富农！”全班几十双眼睛同时向我转过来，那一瞬间，真有天塌地陷的感觉。我又急又怕，眼泪顿时刷了下来，伏在桌子上再也抬不起头来。
　　以后该怎么办呵？
　　幸运的是老师并没有因此歧视我。我在班上年纪最小，成绩最好，所以特别讨老师喜欢。是老师对我的态度，给了我继续学习的勇气和信心。可是我的身份到底暴露了。“地富子女”是头上的一片阴云，不但遮没了阳光，而且随时有惊雷暴雨，使我防不胜防。
　　班上订阅的《小朋友》、《儿童时代》杂志各一本，全班同学轮着看，喜欢看的总是等得不耐烦，书到手时已经变旧，甚至磨破了。每次新书一到，老师总是先递给我，这让我非常高兴。大一点的同学见了都来抢，来抢的同学可以说都没有恶意，只是抢着玩罢了，有一个男孩从来不争抢，倒是满肚子的忌恨与不平。有一天，当老师又把图书递给我时，坐在我后面的他终于忍不住了，一拍桌子说：“老师总是先给富农女儿，什么意思！”
　　一听“富农”二字，我总好像一下子比别人矮了半截，不敢出声，跟着眼泪就下来了。从此以后，每当老师把书送来，我就觉得心慌，总之再也高兴不起来。
　　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我变得更怯弱了。为了避免伤害，我埋头学习，决心以自己的优异成绩，令他们自愧弗如。
　　但无论如何，内心是悲哀的，孤独的，当别人欺负我时，我固然失去父母的保护，老师同学也不会明确表态支持我。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了。我感到生活着的世界是别人的，学校是别人的。比如当年的少先队队歌：“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是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唱起来是多么庄严、多么豪迈！可一边唱，一边会神经质地警觉着，好像有人在旁边盯着我，随时发问：“你也配唱？”是呵！我也算是新中国的儿童吗？我有没有资格跟别人一起“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唱着唱着，我的声音总是不自觉地变低、变小，最后只好含含糊糊地只唱曲谱儿了。
　　随着同学们渐渐长大，骚扰变得少了，可是这时，我又要开始面对更加残酷的现实：入队、入团、升学……
　　记得离升初中考试还有短短一段时间，班主任刘老师带着微笑走进教室，宣布说：“我们班有三个同学将被保送上初中。”
　　三个，是谁呢？
　　教室里顿时乱成了一窝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胡乱猜测，很多人都把手指戳到我的鼻子上，刘老师看着含笑说：“名单送上去了，等待结果吧。”我暗自高兴，觉得几年来，虽然受到不少骚扰和伤害，但那是个别同学受了家庭或社会的影响所致，而学校对待自己大体上是公平的，当时我确信，大家猜的不会错。
　　可是，过了几天，校长终于把名额决定了——没有我！
　　这一刻，我难受极了。刘老师的态度是严肃的，同学们虽然觉得出乎意料，也不敢质问。课后，同学纷纷议论，有的说：“不用替她担心，她照旧能考上。”到了这时，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考试对我而言，一直是快乐的游戏，只是第一次遭到这么大的打击，使我感到非常困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考试居然也落选了。
　　那天，我兴冲冲出门，要跟等在外面的几个同学一起到学校看考试成绩。三哥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拉住我的手说：
　　“别去了，让他们去吧！”
　　我一时呆住了。正在读师范的三哥，原来一直在暗中关注我的事。我的落选，他早就打听到消息了，只是不忍说出，一个人在默默难过，直到最后这不得不说的一刻。
　　大家都走了，我孤身一人，无助地留在篱笆旁边，有如被遗弃在茫茫大海的一个孤岛上。
　　吃晚饭的时候，三哥很不情愿地讲述了这个坏消息，只见父亲急速放下筷子，目光朝我直逼过来。正要发作，三哥连忙阻拦道：“别怪她了！”三哥历来顺应父亲，这次却是那么坚定地护着我。我一直强忍着的泪水，此时夺眶而出，急忙端起饭碗走开了。三哥见了，撇下满屋疑问的目光，立刻追了上来。就这样，整个晚上，兄妹两人并排坐在家门口的大石板上轻声哭着，眼泪落在各人的饭碗里。
　　当父亲终于得知我不能上中学是因为有一个村干部从中作梗时，他沉默了许多天，眼皮垂得更低了。
　　为了寻找读书的机会，父亲决意让我远离家乡，跟随二哥生活。二哥早熟，高中时就停学跟随工作队搞土改，为了逃避家庭的牵累，后来设法调离本县，到老远的一个粮食部门工作。
　　家乡远了。父母亲远了。可是，由“地富子女”所带来的困扰也能远离我吗？

　　第二年报考期间，经过草草复习，我独自一人走进某县城第一中学。报考表上赫然写着“家庭成份”一栏，心里感到恐慌了。我揣着表找到二哥，他煞费苦心，在履历一栏填写了许多虚饰性的词句，极力让人相信我是一个已经跟家庭“划清界限”的社会青年。
　　当我以优秀的成绩获取入学通知，到校注册时，注册表上又是“家庭成份”几个字。它永远紧紧地跟在一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的后面，像鬼怪一样眼露凶光，逼我向人展露隐含伤痛的一面。我很不情愿地填上“富农”二字，心里想着这老是摆脱不了的梦魇，不觉十分沮丧。
　　初中三年，正是全国经济困难时期，也许因为全力对付经济问题吧，学校环境好像还算宽松，甚至“地富分子”子女也可以跟其他同学一样领取奖学金和当选班干部。最让我高兴的是，因为成绩优秀，第一学年结束即选送到试点班，让我体验了一种政治平等的滋味。虽然在上政治课和开大会的时候，还不时听到对“四类分子”的敌意的斥骂，但还是让我感受到学校生活的愉快。可惜这种无所忧虑的学校生活太短暂了。
　　升高中时，能以较为优秀的成绩考上重点中学的重点班，当然是高兴的事情。那是十六七岁，一生中最爱做梦、而且梦境最为绚丽的年龄。我以为能够走到这一步，离大学就不会很远了。只要能进入大学校门，我将拥有完整的知识和技能，走出困境，实现自己的也是父亲的愿望。为梦想中的光明前景所鼓舞，我变得空前活跃起来，除了用功学习之外，还热情高涨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文娱活动，不断地唱呵，跳呵，很忙碌也很亢奋。
　　这一切，班主任团支书都看在眼里了。
　　我本没有想过入团入党，我觉得它们毕竟离我太远，中间不但隔着我的家庭出身，而且还有我自身的缺陷。我是个怕苦怕累的人，体力又不如人，我不可能在同学面前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仅此一点，就经受不了“考验”。但是，这可是一张王牌，出身不好的同学如果拥有这么一张王牌，考大学的时候，起码可以抵消“地富子女”这个身份的负面效果。所以对我来说，它又是那般充满诱惑。当老师找我谈话，当团支书跟我谈心并送给我大量的学习资料时，我还是充满幻想，充满感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是当年流行的说法，也是他们反复向我灌输的话。的确，它极具鼓动性，居然让我动了尝试的念头。
　　对我来说，想升大学必须争取入团，想入团必须不断“做好事”（雷锋事迹出来后，“做好事”是当时学校中颇为流行的词语）。跟我一样从小因为家庭关系受歧视，受打击，想利用升大学的机会走出困境的同学其实是一个不小的群体。现在他们都在暗暗较劲，极力让自己的表现突出一点，很有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味道。有在放学路上把跌伤的老太太一口气背到医院的，有帮丢失了孩子的妈妈寻回孩子的，有寄钱援助灾区的，有帮助学校厨房挑水的当时还没有自来水，一到冬天，学校水井干涸，要用水就必须走很远的路到村子里挑。
　　对于这样的“做好事”，我心中总是生出一种别扭的感觉，我很不愿意演戏似的做好事给人看，然后巴望着表扬，入团入党。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一种“政治交易”，而不是思想品德的培养。但无论如何，在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我没有“清高”的本钱。“我不这样还能怎样呢？”我说服了自己，准备加入这个兜售自己的行列。
　　在路上跌伤的老太太我无缘碰上，也不懂得特意去寻找机会帮助别人，于是我只能打听去厨房挑水的事听说去厨房挑水的人很多，扁担和水桶却很有限，所以必须早起去抢，每天早上4点5点钟就得行动。这点我倒是勉强可以做到。但是水桶很大，离村子里的水井很远，我如何挑得动？在班上我体力差是有名的，平时劳动课分工，多次分到厨房挑水，都有同学站出来跟我换工，因为她们都知道我不好。可是这回，怎么办呵？想来想去，只好挨个恳求别人跟我抬水，结果无一例外地吃闭门羹，都说：“算了吧，没人这么干的，人家会笑话。”后来我才想到，人家有的是力气，每人恨不得一次挑个三桶四桶，尽情表演一番，怎么会想到抬水呢？为此，我感到十分懊恼。
　　政治运动总是接连不断，四清运动很快就来了阶级路线在学校里又变得明朗起来。先前“四类分子”子女领着的助学金奖学金全都被取消了，班干部也不许当了。虽然大家都在积极“接受考验”，但入团入党的事毕竟凤毛麟角；自然，随着团支书因病休学，我入团的事也不了了之。什么学习资料之类，很快被我压到了抽屉的最底层，总算长长出了一口气。
　　到了临近高考的日子，四清工作队进驻学校。标语、会议，十张八张陌生的面孔，使温暖平和的校园陡增严肃和冷峻，让我们这些“地富子女”明显感到一种压迫，一种威慑。
　　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学校拼命追求升学率，同学们随身带着课本、笔记、讲义，课室里不说，外出时走着也看，站着也看，口中念念有词。班主任不断召集开会，大会小会，但这时已经没有我的份儿；任课老师不时预约几个人“开小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整个身心都凉透了。根据前两年的录取经验，结合当前的政治气候，“地富子女”明显是没有希望的一族，不可能给学校争得荣誉。
　　我没有话说，只是心中不情愿接受眼前的一切。读书，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的寄托，是我的追求，我的荫庇；无论是进取，还是逃避，它都贯串了我的青少年时代的全部的生命内容。每当想起小学毕业时的噩梦，心头总有一层拂不去的不祥的预感，使我变得惊恐、焦虑，又有着一种像掉落水里胡乱抓一根救命稻草般的紧张。直到复习的最后阶段，我仍然不肯放弃手中的课本，还在争分夺秒地大声念着俄语单词，极认真地一字一句背着冗长而又乏味的政治提纲……至今想来，那情景真够悲壮！

　　我的大学梦，终于失落在1965年的夏天。
　　正是上山下乡的热潮之中，不能上大学的人躲的躲，逃的逃，不能躲也不能逃的，只好“服从祖国的需要”——上山下乡去了。
　　我自然想走“服从”道路，可是却遭到严词拒绝。自从跟随二哥迁离家乡，我一直享受着城镇人口的待遇；可是，一到毕业，有关部门便不容分说，随即强行将我的户籍迁回老家去。就这样，连集体下乡的资格都给剥夺了。
　　家里，久别的父母和大哥向我发出呼唤，让我回到他们身边，在家乡附近找点工作以养活自己，我拜绝了。我虽然怀念家乡和亲人，但是对于回乡，我是不愿意的。那里虽然有着儿时的温暖，但也有着太多的冰刀霜剑。二哥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但我知道，他已经无法保护我了。我已经不是学生而是回乡对象，按规定是无权留在城里的，如若违抗，后果将难以设想当时，城里任何单位都进驻了四清工作队，周围到处布满了眼睛、利箭和陷阱，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呵！
　　命运又一次把我逼向绝境。
　　逃！十多年来，我发现自己一直在逃，现在还要逃下去，既没有力量对付眼前的环境而又要生存下去，逃走是惟一的选择。
　　逃进婚姻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决定。我相随我的一个自以为可以信赖的男同学离开生活了六年的小县城，回到他的家乡——那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从此，耕田种地，生儿育女，学生时代的一切一切，都成了遥远的往事！
　　婚期起码提前了五年十年——这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呵！假如我能够上大学……又假如我能够跟同学们一起上山下乡……然而一切都是假设，一切都是虚幻，现实是如此地残酷无情。结婚前后的几天，我终日抱头大哭：我的力量在哪里？我的出路在哪里？父亲对于儿女的那份愿望和祝福，难道真的就长此落空了吗
　　的确有那么一个时刻，我让自己的举动给惊呆了。我明明白白地看清了一个事实，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那就是：青春已经结束。
　　可是，除了婚姻，眼前的世界于我又有什么希望？

　　本文选自《烙印》，林贤治／主编，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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