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弟弟王小波.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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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

弟弟王小波
上篇

© 王小平／文

文字之缘

　　我从四岁开始跟姥姥进识字班，到了上学的时候，已经在读大部头的书了。记得读《红楼梦》时，只有六七岁，被父亲的同事说成“小人读大书”。那时候很有些神秘主义情绪，觉得许多文字似曾相识，与我有某种先天的联系，种种内涵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我自认为读书极快，浏览起来一目十行，常常一眼扫去，就知道一段文字的大意，不免为自己的天赋感到骄傲。然而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小波读书的速度比我快得多。那回我们借到了一本有意思的书，后面排队的人太多，所以要限期归还。我记得我大概用了四个小时看完这本书，传给小波，没想到他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这使我觉得十分诧异，因为他没有像我一样提前认字，是规规矩矩上学认的字，所以他读书之快与恶补无关，一定是脑筋不同。我选了另一本书，随便翻到一页，和小波一齐开始读，约定谁先读完这页就说一声。就这样试完一页再一页，每次他都比我先读完。我对他反复进行测试，发现他读书的速度是我的一倍半。一般来说，我读到一页的三分之二，他就读完了。
　　这激起我更大的兴趣，把闹钟也搬出来了。精确测试的结果是：我读书的速度是一小时六十到八十页，而小波至少在一百页以上，有时可以到一百二三十页。这使我对大智若愚这件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因为小波不论在家里还是家外，从来没博得过聪明的名声。在家里，我妈和姥姥叫他傻波子，在学校里他也没当上过好学生。他跟我上同一所小学，比我低三年，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你怎么不能像你哥一样，门门都是五分？
　　他是我平生见过的读书最快的人。他的读书之快纯由天生，绝非着意为之。如果像那些冲击吉尼斯纪录的人一样，死乞白赖地强化训练，就未免落了下乘，他绝对不屑去干那种哗众取宠的事情。据我看来，他读书之快固然来自圆转如意，如臂使指的语感，更重要的还是凝神二字。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无人能及，有时抱起书来，就如同灵魂出窍，别人说话他听不见，叫他名字也没反应，像泥胎一样痴痴呆呆，必须捏一把他才醒过神来。一般人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时处于警醒状态，像他这样专注得木木痴痴的人确实世上少有。正因为看到他这种灵魂出窍般的专注，每逢别人笑他傻时，我总是在众人面前力排众议，力主小波大智若愚，深藏不露，有神鬼莫测之机，早晚会爆个冷门，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
　　一般来说，旷日持久地凝神思索的人迟早会想出一点什么来，当然，别人是否会承认他思考的价值是另一回事。这种人在脑子深处有一个锚点，或者说在思维的饱和溶液里偶然形成的一个晶核，思想以晶核为中心一层层结成晶体，所以像晶格一样，有内在的系统和鲜明的个性。与此相反，世上多数人的思想是外力规范而成，思想深处未必有根，正像薛宝钗的柳絮词说的那样：“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当然，具有这种凝神会聚的精神状态未必一定是好事，日后小波在美国学开车就吃了大亏。由于不能一心多用，开起车来顾此失彼，按下葫芦起来瓢，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记得小波夫妇俩有一辆白色的八缸大车，当年曾携我同游佛罗里达。他媳妇李银河和他是同一路人，开车的本事还不如他。所以他们两个像连体人一样，一个专管看灯和路上车辆，同时气急败坏地发布指令，另一个只管转方向盘。几个月后，这辆车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撞毁在电线杆子上，就此为他们的开车生涯划下休止符。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我比他们也强不了多少，开车头两年撞车无数，驾照几乎被吊销，三年后才逐渐适应，到了四五年上才算真学会了，从此再没吃过罚单。
　　小波自幼嗜书成癖。不管什么书，但凡能看得下去的，就双手捧着，仰歪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有时候在地上捡起一张带字的纸，也翻来翻去，看得津津有味。那时父亲书房的四面墙上三面是书架，有大量藏书，从甲骨文、钟鼎文、名人墨迹、四书五经、中外历史、联共党史、马恩全集、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药典、解剖学、控制论、计算机原理、《西厢记》、《牡丹亭》、唐诗宋词、李白杜甫、美学评论、希腊神话、《神曲》、《十日谈》、巨人传》，诸如此类，应有尽有，甚至有全套的京剧剧本，摞起来有四尺多高。小波没事就去翻找他能看的书，看书既多且杂。他可以兴趣盎然地研究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东西，譬如果树栽培技术、农机修理、医药手册之类，仿佛已经预见到将来会有上山下乡的一天。他好像是过剩的记忆力无处发泄，博览群书，广泛地摄取百科知识，甚至发下宏愿，要把图书馆里的书通读一遍，这当然是个稚气的想法，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这样日积月累，他渐渐成了个博学的杂家，每日在饭桌上闲谈的时候，口若悬河，把他知道的子弟门庭，各路杂学卖弄一番，博得众人佩服，把他看作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遇到常识问题少不了向他咨询。有一天，姐姐在厨房做饭，火力过猛，把一大锅油烧着了。只见火苗轰轰烈烈，燎天而起，眼看要把房子付之一炬，把姐姐吓呆了。说时迟，那时快，小波突然从后边冲上来，一把抓起锅盖，盖在油锅上，火马上被压住了，只剩下黑烟从缝里往外冒。他把冒烟的油锅端到室外，一场大祸，顿时消弭于无形。事后家人看见墙上燎出的黑印，个个后怕，同时感到奇怪，他小小年纪，从不做饭，怎么会懂得这种事情。把他叫来一问，原来又是书本上看来的杂学。
　　书看得多了，渐渐就看出些味来，能感觉到文体有九流之分。有的文章文气顺畅，有如一马平川，可以在其上纵情驰骋，有的则坑坑洼洼，磕磕绊绊，令人一步一蹶。我们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白话文刚出来的时候，语感还不地道，读起来疙里疙瘩的，经过几十年的抛光润色，到了四五十年代终于登峰造极，从音韵到语气都变得和谐熨帖。这种变化很值得研究，恐怕与普通话一统天下不无关系。令人奇怪的是，最好的白话文大多是译作。那时候有一批中文底蕴深厚的文化人从事翻译，把外文的句法结构不知不觉引进中文，抹平了旧式中文中一些语法上的窟窿，把外文的语感和中文语感掺和起来，使中文中出现了复杂的句法结构，甚至出现了华美流畅的音乐感。使我们印象深刻的翻译家有翻译巴尔扎克的傅雷，翻译狄更斯的董秋斯，汝龙先生和查良铮先生。这些人对建立现代中文居功甚伟，真应该为他们立一座纪念碑。
　　语感这个东西像功夫一样，是泡出来的，所谓习拳千遍，其义自见，读书多了，自然会有相应的语感，分得出文体的好赖。书读得越多，特别是好书读得越多，这种语感就变得越发精细，越发挑剔，正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每当我们拿到一本好书时，就好像面临一场精神上的盛宴，哈喇子流出半尺，如同狗拿到一块肉骨头，急着找到一个妥当的角落开始下嘴。这个地方应该像一个蚕茧，适意，安静，最重要的是无人打扰，以保证享受的完美。很难描述一本好书拿在手里那种神圣感觉，一种奇特的快意上下蒸腾，好像要沐浴焚香，顶礼膜拜，以感谢命运的恩宠，然后才战战兢兢地读起来。如此珍贵的美食，一点一滴都不可浪费，否则便是暴殄天物。读书读到艰深之处，每每陷进忘情的投入，眼前的文字仿佛已经消失，只有丝丝缕缕的意思像柳絮一样，一团团，逐队成球，搓棉扯絮般出现在心中。有时候，人被卷进感情的漩流，人生的种种滋味，像轰雷掣电一样把心灵撕成飞舞的碎片，短短几个小时，就好像经历了一生的时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读过一本好书后，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觉。
　　对于读书人来说，书籍的魅力远胜于电视，每当我看到别人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总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家里也没电视，就是想看也看不成。北京当时已经有了电视台。市面上有苏联“记录牌”电视，后来又出现了“北京牌”，都是黑白电视，电子管的大家伙，四百多块钱一台。父亲跟我们说，电视不是买不起，就是怕太招摇。当时的电视要装室外天线，架在阳台上老远就能看见，有电视的人家都不是凡人，不是校长就是系主任。父亲政治上出过纰漏，日后小心翼翼地做人，懂得出头椽子先烂的道理，所以不愿再惹出什么麻烦。当年他曾有一台战场上缴获的美国收音机，是个罕见的高级货，据说是聂凤智送给他的。这机器是Zenith牌的，灵敏度十分惊人，父亲曾骄傲地告诉我们，它可以收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短波电台。这东西原本是为军事用途设计的，所以交直流电两用，从长波，中波，到短波，共有七八个波段，有八九个电子管，带一根长长的拉杆天线。就因为这根拉杆天线，他被怀疑为美蒋间谍，家被搜查，人被看押，机器也被收走，经专业人士检查不是电台，这才算了事。困难时期，有一天家里买了条鱼，又杀了一只可怜的兔子，晚饭时整治了一桌。我们的小弟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跑到阳台上大叫道：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被爸爸揪回来臭揍了一顿。爸爸对我们千叮万嘱，授以最重要的家训：千万不要张狂，要夹着尾巴做人。
　　有一天我们和父亲一起去看露天电影，那地方好像叫文化广场。看露天电影可不能像去电影院一样准时进场，要趁天还没黑的时候就提着马扎去占地方，不然到开演时候人山人海的没处下脚。我们两个在人群里坐着，觉得十足无聊，就把书上看来的子弟门庭拿出来卖弄一番，一段一段地背诵原文。那时候看书，光看过还不算，讲究的是能成本大套地背下来。要不然，岂不成了我们在古代笑话集里看到的那个呆鸟。那个人有一天跟人家卖弄，说看过一首咏虎的诗，真是做得好。人家问他怎的好法，他说那诗有四句，第一句说的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说的是甚的甚的勇猛，第三句其实记不得了，第四句倒还记得，便是狠得很的意思。如此有头无尾，完全是个傻鸟。所以这种人前卖弄，记性一定要好，肚里须有存货。
　　我们平日里看书看得快，可看的书就显得少了，于是只好像牛倒嚼一样，把有些书看了又看，直看得像后来的样板戏一样，可以提头知尾，倒背如流。譬如中国的四大名著，颠来倒去，少说也看过一二十遍，《水浒传》里的市井言语，《红楼梦》里的曹氏诗词，差不多耳熟能详。书看得多了，里面的文气流动，韵律变化，像音乐一样，不知不觉地渗入骨髓，形成了语感的一部分。过去只知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诌”，但对其中的道理不甚了然。后来才有点明白，文字上的真功夫是一种对语言的感觉。而语感这东西，好像武学一样，不但要童子筑基，而且要反复演练，千锤百炼才能出功夫。老一辈读私塾的人文字根基坚实无比，靠的无非是记熟了几十部经典，腹有诗书气自华，说话撰文一片锦心绣口。我们后来学起英文来，虽然也仗着对文法的理解阅读无碍，但只能算是支着拐棍入了门，离登堂入室还差得远，论语感和中文绝对没得比。这种语感上的欠缺，一到审美的艰深处就暴露无遗。讐如两句话摆在面前，文法都不错，意思也差不多，在句子内部的气势，骨格，声韵，连贯得体上则可能大有区别，只有语感修养到家的人才能看出来。记得我们当年有普希金《青铜时代》的两个译本，一个是查良铮的，其中有这样两句：“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我爱你那庄严整齐的面容。”看了以后觉得很不赖，音韵工稳，有一种大家子气。再看另一个译本：“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我爱你那匀整的外貌。”登时笑得人仰马翻。小波说，第二个译者准是东北人，唱二人转出身。
　　所以古人作诗要字字推敲，甚至有“一字师”之说，就这样，写得出好诗的人还是凤毛麟角。能感受文字之气绝非等闲功夫，看起英文诗来，只能隔靴搔痒，得其大意，和看中文诗浃髓沦肌的感觉完全是两路。出于同样的道理，一个没到过中国的洋人学中文，无论是上哈佛，下耶鲁，花再大力气也难成正果。就算学上一辈子，恐怕也很难看出李白的诗好在什么地方，更看不出什么地方好。一门语言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文化，是无数细微感觉聚成的庞大实体，有些感觉在任何词典和语法书里都查不到，只能在适当的环境中一点点参悟出来。记得有位高人，好像是何其芳说过，诗歌是无法翻译的，翻译诗，就是把酒变成白开水，此话极为精到。越是短小精悍的诗，像绝句之类，越没法翻，因为它们就像文字排出的阵法，一切妙处都在几个字构成的筋结里，筋结一打开，精华顿失。别说把李白翻成外文，就是翻成白话文，也就成了白开水。所以李白是不能翻的，翻出来也没法看，成了李黑。
　　我们坐在露天电影场的人丛中，一边手摇芭蕉扇赶蚊子，一边卖弄平日看过的诗文之类，父亲在一旁微笑不语。我们开始背起一首袁水拍的诗，是报纸上看来的，说的是反右的事，其中有这样几句：“说是助党整风，雪亮汽车来接，三杯老酒下肚，领导简直狗屁。”我们一人一句，得意洋洋卖弄至此处，只见父亲脸上变颜变色，厉声喝止道：“停了，停了。”我们不知道念几句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东西有什么关系，他小声跟我们说，隔墙有耳，别人不知道这是从报纸上看来，一定会以为是大人教你们说的。再联系到他的政治问题，不用细追，他这个教唆犯是当定了。就冲“领导简直狗屁”这几个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父亲一辈子在政治上吃尽苦头，自称为“三种斗争幸存者，八方风雨过来人”，形成了一套明哲保身的智慧，对于各种政治游戏洞若观火，日后在关键时刻没少点拨过我们。
　　由于家教的原因，我们对诗歌有一种天生的兴趣。觉得这东西好记，字和字之间有一种磁性连接，可以顺藤摸瓜，提头知尾。好的诗句，好像不是人工编纂而成，而像土里的白薯，是成块的挖出来的。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是这个意思。好的诗文如同天籁，写它的人好像在轨道上运行，没有多少选择，而不好的诗文，相应的选择就多了。这就像音乐一样，好听的旋律可以提头知尾，越好听的旋律越好记，无规律的噪音则很难记住。一部交响乐音符可以上万，多听几遍就能记得七七八八，想记住上千位圆周率可就难了。
　　我们无师自通地在书堆里乱看，渐渐记住了一些诗文的只鳞片爪，算是我们的私房杂学。最容易记住的是滑稽突梯的恶搞诗，譬如“丈母放个屁，丈人骑马到会稽，骑去又骑来，孔门犹未闭”，这是从古代笑话集里看来的。再如咏雪的诗：“昨夜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天地一笼通，井口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真难为了这个“肿”字，亏他老先生想得出来。还有讥讽主人待客小气，把肉切得其薄如纸的：“忽然堂前起大风，片片吹入五云中，忙忙使人觅其踪，已过巫山十二峰。”再如“且慢，美丽的莪非丽亚，不要张开你那大而笨的大理石嘴巴，到修女院去吧，快去”，这是马克•吐温在《顽童流浪记》里对莎士比亚的恶搞，国王和公爵在密西西比河木排上排演莎剧，胡乱扯，出尽洋相，可以实实拍拍地笑死人。小波看得乐不可支，几乎记住了所有的台词。有些武人的诗也很有味道，像“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好像挥着大头棒乱打，大象进了瓷器店，好一股莽撞的夯气。在五六十年代，这种豪壮的夯诗很吃香，有的甚至上了小学课本例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看见这种诗，就好像看见戏台上猛然蹦出来一个李逵式的大花脸，耀武扬威地走上一圈。这种夯诗的风格是不管什么东西，务求其大，务求其威风神气，不是“头朝西，尾朝东，塞得乾坤不透风”，就是“上杵天，下杵地，塞得乾坤不透气”，好像准备打架的大猩猩，站在那儿指天划地，两手捶胸。当年“三家村”邓拓在《燕山夜话》里有一篇文章，叫做“伟大的空话”讽刺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篇文章在报纸上饱受批判，他本人也因此倒了大霉，这是后话。
　　夯诗看多了，对这种摇头摆尾、自我膨胀的派头厌恶至极，觉得一味追求磅礴气势是一种恶劣的美学倾向。艺术不是打架，可以倚多为胜。难道纠集十万人敲锣打鼓就能成为好的音乐，可以压倒贝多芬和莫扎特？所以别人纷纷夸奖李清照的项羽诗有气概，什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一看见那股摇头晃脑，顾盼自雄的劲儿就打心眼里腻歪，把它和大跃进的民谣划进同一个级别。这种咋咋哄哄的劲头日后居然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在通俗文化中的影响绵延不绝。江浙一带的小杂货店，进去三两个人就转不开身，门脸上却一律写着“超市”二字，也不想想真正的超级市场应该是什么规模。有一阵福州人在美国开餐馆，家家起名叫“No.1”。由于英语上墨水有限，不得不以这种简陋方式自吹自擂，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洋人看见如此之多的店家都是“第一号”，保准会怀疑我们中国人的脑筋有问题。事实上，我们的脑筋也确实有点毛病，这大概是一种从上古沿袭下来的蒙昧传统，就是不把名号看作单纯的符号，而把它当作一种可以通过某种神秘方式影响现实的符咒式的东西。听说“8”字多的汽车牌可以卖上天价，就连奥运会也选在8月8号开张，足见符咒的观念深入人心。看看报纸上出现的公司名，不是神州，中华，就是银河，寰宇，反正吹牛皮不上税，大家抡圆了吹。大跃进年间有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几十年后又换了个说法：“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改来改去，无非是恨天无把、恨地无环的一腔虚火，好像李元霸的鬼魂附体。如今打鸡血已经不时兴了，真不知道这股歇斯底里的癫狂劲是从哪儿来的。
　　其实单就吹牛而言，这些都算不上头等。当年我们手头有一本《敏豪生奇遇记》，德国人写的，全本都是花样翻新的吹牛。美国人吹起牛来，想象力也很惊人，中国人只能瞠乎其后。在马克•吐温的《顽童流浪记》里，有两个在密西西比河上放木排的水手喝多了酒，对着吹起来。第一个说：我没病的时候，一顿饭要吃十九条鳄鱼，一桶威士忌酒。有病的时候，一顿要吃一筐响尾蛇，外加一个死人。另一个马上压倒了他。他说：我热了，就召来赤道风暴来给自己扇一扇；我渴了，就朝天上探头，把一团乌云一口吸干。但是这种吹嘘并算不上出奇，大跃进的民歌里也有“抓把云彩擦擦汗，凑近太阳吸袋烟”之名句，如果不是马克•吐温早生了几十年，他那些豪言壮语倒像是从我们这儿捡到的剩话。我们把这本书接着看下去，终于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吹牛。一个水手突然爆出一句：“我用地球的经纬线作鱼网，在大西洋里捉鲸鱼。”这才是有想象力的吹牛，这两句牛皮吹得才气纵横，诗意盎然，冠绝今古，不愧是大文豪的手笔，足以使一切牛皮匠拜倒尘埃，把大跃进的民歌甩到后边，只剩下吃土的份儿，也博得我们的由衷敬仰。
　　有一年北京下大雪，父亲突然逸兴大发，要带全家到颐和园赏雪。我们到了昆明湖边，看见皇家宫阙琼妆素裹，昆明湖十里冰封，积雪盈尺。许多人在冰面上滚雪球，堆雪人玩耍。由于冰面平整，推雪球阻力小，雪球可以滚得硕大无朋。有几个人把雪球滚到两米高下，但他们只是一个劲往前滚，所以滚出来的东西不像雪球，倒像个压路机的滚子。我们看得手痒，也滚起雪球来，费了许多力气，才滚得一米多高，已经冻得双手通红。忙完之后就踏雪上岸，到湖边的茶座喝茶。我和小波闲得无聊，便翻看桌上的顾客意见簿，只见半个本子都写满了，多半是夸奖的意见。我们一页页翻下去，看着不时出现的错别字和半通不通的句子，觉得趣味盎然，好像书斋里的老学究在研究市井文化。翻到一页上，看见有人写了一首诗，觉得甚是好笑，就念起来：“天昏地暗四英豪，在此饮茶兴致高，壶干杯少热水缺，服务员同志灵撑握。”喝杯茶这样的皮毛小事，也要来上一套咋咋哄哄的豪言壮语，甚至扯上天地间的风云变幻作陪衬。什么雨横风狂，天昏地暗，全都是中国人烘托情绪的惯用套路，骨子里还是天人感应的神秘情结。当时的时髦文体，就是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开头，接着再放上能想得出的一切豪言壮语。这位老兄把七言诗写成八言，韵也押不整齐，因为考虑到“掌握”与手的关系，就想当然地把提手旁加进去，变成“撑握”，明显是个不通文墨之人。连这样的人也要打什么豪语，自称英豪，更何况一下就跑出来四个。我们怀想当年四大英豪齐集此地时的雄伟场景，觉得滑稽至极。那个时代的人，动辄装腔作势，好像已经不会老老实实说几句话。
　　喝完茶之后，我们一帮人踏雪而行，迤逦走到万寿山后山。父亲身穿皮大衣，戴着皮帽，支着手杖，逸兴大发，带着我们一帮孩子，摇摇摆摆地走在两面大树护持的山间石径上，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景。他一面走，一面指天划地，慷慨陈辞谈起诗来，从李白论到杜甫，表现出书生的狂放本色。他让我们各作咏雪诗一首，可惜众人诗肠枯竭，我和小波老是凑在一起唧唧咕咕说些鬼话，所以未能成篇。父亲素来以诗才自负，年轻时作过不少诗写在一个纸色发黑的小本子里。这本子的一角被一种铁锈色的东西浸过，看样子好像是血迹。那里面有旧体诗，也有新体诗，还有几首情诗，有点肉麻，看了以后，连我都替他不好意思。其中一首是他的得意之作，有一次给我们念过。诗曰：

　　不逞诗豪逞酒豪，
　　借问青天有谁高，
　　青天低首欲下顾，
　　傲世不恭不相邀。

　　他念完“青天低首欲下顾”之后，还得意地甩了一下头，用抑扬顿挫的四川话说：“我，傲世不恭不相邀。”据我们看来，他这首诗写得好坏姑且不论，但狂傲之气太过，殊不知峣峣者易折，五十年代他在官场中道折翼，看来是命中当有此数。这个小本子后来被我从他的抽屉里拿走，偷偷带到学校去看，过了一阵子，不知何故，竟然丢失了。父亲几次查问他的小本子的下落，我只好厚着脸皮撒谎，说没看见，这件事不了了之。再后来，他凭着记忆把他的诗集重录一遍，那已经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们书读得不少，对诗有一种融人血脉的深厚感觉，写诗也不是不能写，写出来的不敢说好，至少不会比报纸上那些东西差，可是除了插科打诨，胡乱糟改，从没写过什么正经东西。人的有些情绪好像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育成熟在某些年龄段上，谐谑和突兀变化的戏剧效果受到更多重视，正像儿童喜欢可口可乐胜过龙井茶一样。那时家里有一本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立即得到我们的青睐。这位诗人，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以极其夸张的姿势舞动的人。譬如“他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在整个俄罗斯，再也没有了美丽的人”，“红色的和白色的被抛掷出去，揉成一团，一把把威尼斯金币向着绿色的投来，而给那飞奔的窗户黑色的手掌，分发着一张张燃烧的黄色的纸牌”，这几句我们想了很久才明白，原来说的是城市夜景。再如“好像牛奶煮面团，落下千千万”，“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那不是诗，而是黏结成一团的痉挛”，“花园脱下衣服，直至最后一片树叶在秋天的怀抱里淫猥地伸开自己的身躯”，诸如此类，语不惊人死不休，确实达到了一种过山车一般奇突的美学效果。
　　为了达到语惊四座的效果，插科打诨，唐突圣贤，佛头着粪的事情受到我们的偏爱，甚至不惜以粪溺入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毛泽东已有“不须放屁”之名句，足见作诗可以百无禁忌，完全用不着酸文假醋。正是“先儒既以粪入诗，吾辈何妨效法之”。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里，除了春宫画以外，也有一些厕所文学，多半是些淫猥言语。我有一天上厕所，偶然诌出了几句歪诗，就把它录下来，假托是在公共厕所墙上看到的厕所文学，拿去给小波看，以博一笑。诗曰：

　　长街十里正流芳，
　　为君吐出热衷肠，
　　飞流疾下弯弧线，
　　豪气长抒奏宫商。

　　本想凑成八句，但想来想去，编不出下文，只得作罢。没想到小波看了一眼就笑起来，说：“这厮休来诳我，这分明是你这厮自己作的。”看来真是知我者莫如小波，一点也诳他不得。那首歪诗很快就变成厕纸，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但这种百无禁忌的倾向并未就此消亡。若干年后，我看见他把“大屎橛子”之类粗人使用的野蛮语汇写进自己的文章，意在惊世骇俗，对于性的描写也不避讳，形成了一种放浪形骸，毫无顾忌，旨在挑战绅士淑女神经底线的独特风格。

戍边云南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到了兄弟姐妹各自星散的时候。除了大姐六五年搭上最后一班车，上了清华大学，小弟尚幼外，我们都面临着中学毕业，上山下乡的问题。最后二姐上山西插队，小波去了云南军垦农场，我跑到京西煤矿当了矿工。其实我当时也有到农村插队的选择，而且听说煤矿又脏又累，特别是经常死人，有人劝我不要去，但我心说农村的样子不是没见过，下农村肯定吃不饱，三年困难时候我早就饿怕了，想起那时的滋味就觉得生不如死。我当时饭量惊人，心下盘算着还要多吃些，以便长成一个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一书里拉赫美托夫那样的肌肉巨人。听说煤矿挣钱不少，光粮食定量就有五十六斤，不禁想起武二郎在土牢里的豪言壮语：“便死也要做个饱死鬼。”我后来果然去了煤矿，定量也长到了五十六斤，但以拉赫美托夫为楷模重塑身体的计划落了空。因为拉赫美托夫专吃小牛肉，而且要最好的部位，我哪有那个条件。所以我以次充好，馒头米饭吃了不少。可惜这些来自植物的食品并没有转化为肌肉，而是令人遗憾地变成了胖肉。
　　小波自幼身体孱弱，母亲对他千里戍边，只身跑到云南极不放心，很想把他带在身边。当时她也面临着去安徽干校，就打算带着小波一起去，没想到遭到小波的强烈抵抗。全家人凑在一起讨论他为什么铁了心要去云南，甚至往男女恋情方面做了大胆的猜测。我猜他是对西南边寨、西双版纳的旖旎风情抱着浪漫的梦想。另外，他也实在受不了教育部干部那种窝窝囊囊、鸡零狗碎的小市民气味。在教育部大院里还可以和大人们各玩各的，互不相干，到了干校那种弹丸之地，只怕是要整天混在一起。试想如果把一个像马克•吐温笔下顽童般的小子发送到安徽干校，让他整天和一班瘟头瘟脑、倒提起来也无妨的官员囚在一起，他会不会因此憋闷而死？那个时代的青年没学到多少学问，但从那个亢奋的时代吸取了不少浪漫主义精神。年轻人心比天高，没有几个人能理解“平淡是福”这种过来人的睿智。人人梦想着踢天弄井，建立不凡的功业，站在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对于一个北京的青年来说，“市侩”或者“小市民”的称号是对人格最严重的侮辱。对于小波来说，只要能避免陷身“小市民”的泥潭，他愿意干任何事，到任何地方去，却没想到古往今来，多少青年怀着类似的壮志奔赴疆场，最后被现实的巨轮碾得遍体鳞伤，甚至化作山陵上的一抔黄土。所以他的戍边之行，实际上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次冲撞。
　　对于小波的浪漫情绪，我觉得很能理解。这好像是一种纯粹精神的追求，一种灵魂深处的奇妙涌动。这种浪漫激情包含着极其美丽的幻想成分，为一代青年人所共享。它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上的洁癖，好像站在天空中俯瞰污浊的世界，对一切丑恶、不光彩的事情深恶痛绝。其次是一种视前人为粪土的高傲态度和对于未来的万丈雄心，觉得过去的人都枉活一世，我们这一代人躬逢盛世，集一切智慧、美德于一身，而且具有无人能及的运气，注定要压倒千古风流人物，成为历史的中心。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种青春的魔障，真实的原因还是青春期荷尔蒙的大量分泌。荷尔蒙在心中擦出奇妙的火花，青春的幻想繁花似锦，没有人能抵抗它的诱惑。从古到今，年轻人总要疯上一回，不然就白来一世。
　　在浪漫精神的推动下，小波不顾家人的劝说，终于义无反顾地去了云南。在那儿，他一度沉溺于美丽的亚热带风光，也经受了同辈人几乎人人尝过的心理磨难。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了，浪漫的激情开始褪色，生活中的花絮成分逐渐流失，只有原始的生存条件，粗粝的饮食和贫瘠的精神空间像恶梦一样挥之不去。
　　他由于先天的原因，体力弱于同龄人，干起农活来实在不易。他一个一米八六的大个，在水田里撅着插秧，一撅一天，腰痛得像断了一样，除了咬牙忍受外想不出别的办法。饭菜没油水倒也罢了，有一回在韭菜碗发现了一片白色东西，用筷子一挑，挑出一张卫生纸来。他立即想象出那片纸进入韭菜里的全部过程，胃里那点饭一齐涌向嗓子眼，差点没吐出来。馋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重施故伎，和几个同伙飞檐走壁去偷老乡的鸡，没想到被人擒住，缧绁加身，带到农场里当众批斗，好生羞辱了一番。
　　最令人受不了的还是精神生活的贫乏。每天干完农活，一帮年轻人没事可干，也没什么话可说，大眼瞪小眼，呆呆地坐在那儿看着太阳落山，把他们留在黑暗中。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在单调的重复中一天天流失，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痛。他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提到：“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的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伙伴”。
　　在云南的山林里，他生平第一次苦苦地思索生存的意义。一个人如果不是撞到了墙上，无处可走，一般不会去想这种沉重的问题。他本来对生活所求无多，不求锦衣玉食也不求闻达于世，只想要一片精神的活水，可以在其中自由自在地嬉戏。可是在云南的山沟里，他是给搁在浅滩上了。他感到内心中蓬蓬勃勃的欲望和冲动，有一种章鱼式的幻想，想尽量向四面八方伸展自己的触角，去触摸世界的边际。但在一个狭小的环境里，伸出的触角次次碰壁而回，使他深感挫折的痛苦。他感觉到青春的活力在身上流动，但这种活力正在毫无意义地挥发，直到最后完全蒸干，留不下任何痕迹。他注定要像山里祖祖辈辈的住民一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想到几十年后，一个衰老枯瘦的自己在山林棚户间像木死灰一样生活着，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厌恶和恐惧。他希望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能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
　　在云南的山林里，他初次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对着月光，他把内心中涌现的词句用钢笔写在镜面上。在明净的月光下，用心外的镜面摹写内心的镜面，这真是一个十足浪漫的场景。可是写完了一看，不禁大失所望。这些句子平淡无奇，与内心中奇妙的感觉相去甚远。于是他用手抹掉再写，还是不对头，如此写了再抹，抹了再写，直到手掌染成蓝色，始终写不出一行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事实上，当一个人初次接触琴键的时候，即使是贝多芬那样的天才，也不能一下子就弹奏出美丽的乐曲。但当时的他还不懂这一点，看着自己的幼稚作品，心情沮丧无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真正的才能。
　　他开始想家了。但是当时踏错了一步，如今弄得有家难归。他的户口已经迁出了北京，再想迁回去是千难万难。如果他跟妈妈去教育部干校，宝贵的北京户口就能保留下来，但当时虑不及此，如今后悔也晚了。一般的插队知青要是想回家，买张火车票就能上路。但他去的农场位于西南边，与北京之间隔着三条大江，水深流急。江上的大桥有卫兵把守，没有路条休想过去，这就是说，没有农场的介绍信就寸步难行。听说有些孩子实在想家，得不到农场批准，就冒险涉水过江，差不多都淹死在江里。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一段生活苦涩难言，注定要让他记一辈子。他终于懂得为什么古人把谪守边关当作一种惩罚。云南的山林因此蒙上了一层愁云惨雾。想起堂•吉诃德的坎坷经历，那股飞蛾扑火、大战风车的傻劲和自己有几分相似，就把自己命名为愁容骑士。有些同来的孩子觉得这种穷极无聊的生活实在不堪忍受，决定越境去当缅共，不论生死，像流星一样燃烧一回。小波想了一夜，抽掉了两盒烟，最后决定不跟他们去。原因共有两条。当缅共是为了拯救彼岸苍生。但现在我们自己就生活在愁云惨雾中，哪有什么资格拯救别人；就算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过上我们这种生活，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功德；再说救人这件事好像有点无中生有的味道，压根就没人请我们去，就这么一厢情愿地跑过去拯救人家似乎有点自作多情。总而言之，这件事就跟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事情一样，冒着一股浓厚的傻气。能这么想，说明他的浪漫精神还是有底线的，没有像别人一样膨胀到忘乎所以的程度。幸亏他没跑到缅甸去，跑过去的人，多数都没什么好结果。如果是女孩子还好，可以给缅共的官员当个小秘，男孩子则被轰上前线，糊里糊涂地死在缅甸的丛林里。
　　船漏偏遇顶头风。由于营养不佳，卫生条件恶劣，他得了急性肝炎，病得死去活来。这种病休养不好会从急性转为慢性，日后很难康复。云南那个地方物产不丰，再加上全国性的供应紧张，他吃不上什么好东西。民间传说糖能养肝，家里给他寄了些白糖去，打开一看，半包都是爬进的蚂蚁。他从此变得病病歪歪，干不了什么活了，终于得到场部恩准，可以回北京养病。小波踏上了千里归程。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这首诗正是小波归家的真实写照。当时这种场面出现在千家万户，只是其间的情节各各不一正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幸福的家庭大体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过去看这种诗，只是用眼角一扫即过。在世上走了一遭，小波终于懂得了在杜甫的苍凉笔触中隐藏了些什么，但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归程千里，仆仆风尘，长得更高了，好像蚕一样脱了层皮。那个满口谐谑，用机智轰炸别人发笑神经的小波不见了。他变得满腹心事，经常坐在那里呆呆地沉思。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小波还没有杜甫那般老，娇儿也还不知在哪里，但那种痛苦的心事还是古今一般同。在他的眼中，四周是一圈朦胧的灰色墙壁，找不到出口，看不到一点希望。北京的户口没了，他除了云南之外无处安身。在北京住不了多久，早晚还要回到那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日后免不了还要在那里安家，那时连回京探亲的机会都没了。想到自己不得不终老是乡，心中的焦虑像潮水般一波波涌来。他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四周是熟悉的景色，却再难找到昔日的欢愉。在烟雾的笼罩下，城市显得落寞晦暗。走在胡同里，北风萧萧，尘埃蔽空，沮丧的情绪不断升起，有如附骨之蛆。这种真实的压抑感沉重异常，完全不同于从艺术中得来的优雅文静的哀伤意趣。
　　人真是一种娇弱的动物，把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化一下，就能造成巨大的痛苦。小波感到的，是一代青年人共同承受的痛苦。那时候好像人人垂头耷拉脑，处处都是天涯沦落人。当时我在京西煤矿当矿工，四块石头夹一块肉，深入裂隙纵横的岩层，在不见天日的黑窟隆里干活。连绵起伏的群山把我们围在中间，像孤岛一样与文明隔绝，除了无知无识，心思简单的窑工们找不到谈话伙伴，比起云南农场也强不到哪儿去。如此年去又年来，每天能囫囵出来已经是天官赐福，根本看不到任何出路。我有个小学同学也在煤矿干活，有一天忽然跑到小树林里上了吊。据说是因为每天上班下班，下了班照例一碗面条，实在是吃腻歪了，也活腻歪了，所以一横心，来了个自我了断。所幸我们挣的钱比一般人多，每月能回城一两次，一到北京就去下馆子，什么贵点什么，有点苦中作乐的意思。我带着小波在北京的西餐馆开洋荤，什么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和平餐厅，都是脚面深的水平趟，也给他这个云南老乡开开眼。面对着丰盛的菜肴，小波强颜欢笑，心里的疙瘩也略为开解了一点。
　　小波跟我去过煤矿，对煤矿有所了解，所以在小说里写下线条和李先生的煤矿恋情。他坐了三个小时火车，再换乘敞篷卡车，在弯曲的山道上晃荡了三四十分钟，终于到了煤矿。一路上他看见了拖着滚滚煤尘的煤仓，带有完美锥面形态的矸石山，一二十里长的运煤高空架线。他到了坑口，感觉到从坑口里涌出的森森凉气。他往坑口里走了一程，看到了从头到脚黑漆漆，头顶一盏灯，黑瞎子一般摇摇晃晃往外走的窑工们，同时对井下的电瓶车很感兴趣。他在澡堂的黑水池子里洗过澡，也品尝过食堂里快刀片出、布满花哨纹理的猪头肉。在我下井的时候，他上周围的山头去乱逛。在一个山头上，他看见一个破庙，屋顶都塌空了，可能是个玉皇庙。他在庙里留连了一阵，觉得趣味盎然，以后就把线条和李先生煤矿幽会、初尝禁果的场面安排在庙里。

学英语

　　七十年代初的北京城，也许是因为心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一个晦暗落寞的地方。绝大多数建筑都有了年头，有些民居已翻盖多次，墙上的砖头都像鹅卵石一样磨掉了棱角，由于缺乏粉刷和修缮，在煤烟的腐蚀下残旧不堪。这是世代贫穷留下的丑陋印记。人皆有羞耻之心，所以市政当局一旦有了钱，就急于除掉这些寒酸的印记，改换成亮光闪闪的摩登大厦。这些大厦一栋栋分开来看，除了有些异想天开的顶子显得不伦不类，卖相还是相当不错的，只是合在一起显得怪异万分，好比一个暴发户满口镶上金牙，张嘴一笑，金光灿烂。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千年古都的风貌荡然无存，城墙和旧建筑也遭了难。这种做法是有点没文化，但也有可以谅解的地方。毕竟只有书香门第，或者世代簪缨之家才能欣赏古物的价值，升斗小民多半喜欢大红大绿、锃光瓦亮的东西。换句话说，高尚的品味要假以时日，用钱慢慢喂出来，也许再过一两个世代，这种情况就会获得改善。
　　那个时候，只有楼房里才有暖气，住平房的人家靠烧煤取暖。所以家家户户安着烟筒。冬日早晨，如果爬到景山上四面眺望，就会看见脚底下千万只烟筒冒出袅袅煤烟，缓缓蒸腾，在高空汇集，倒也蔚为大观。只要把煤烟当成水汽，就可以想见“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所形容的天水难分的壮丽景象。虽然屋顶上煤烟滚滚，但汽车不多，就空气污染程度而言，决计赶不上今天。但只要看看胡同里大片残破老旧的民居，和墙上刷着的斑驳青灰——这可能是世上最令人沮丧的颜色——就足以使人意兴萧索。
　　小波意气风发地奔赴云南，又丢盔卸甲地败兴归来。此番回京，没了户口，没了工作，前途渺茫，好像触礁的舟子，心情恶劣，自不待言。当时我二姐到山西插队，小波到云南军垦，都没了北京户口，变得没着没落儿。母亲去了安徽干校，难得回家一趟。父亲年事已高，又有脑血管的毛病，免掉了下干校劳动，孤身留在家里。眼瞅着这两个孩子惶惶不可终日，也是百计思量，无法可想。看着他们整天蔫头耷拉脑，就建议他们趁着眼下有大块时间，学个一技之长，将来如果时局有点变化，也好混条出路。为了帮孩子打开门路，他到处结识社会人物，寻访藏龙卧虎之人。他结识了一位针灸名医贾先生，据说贾老先生的针术乃独传之秘，给人治病，不多不少，就扎三针。他的医术高明，名震遐迩，人称“贾三针”。父亲还有一位故交黄先生，是个语言学家，学一门外语如拾芥般容易，当时赋闲在家。于是二姐跟贾老先生学中医，而小波拜在黄先生门下，开始学习英语。
　　提起黄先生，那可是个大有学问的人，据说光外语就会七八种，其中包括将近失传的古西夏文、古突厥文，只是后来混得不好，落魄了。黄先生是俄语科班出身，当年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五十年代在北京当口头翻译。他老先生在学问上胃口不小，杂七杂八学了那么多种语言，后来潜心于古代语言研究，干脆辞职回家，靠笔译为生，成了自由职业者。这在当时看来是个聪明的抉择，因为润笔颇丰，生活又自由自在。本来以为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谁能料想得到后来会出了个文化大革命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任何文章都要单位出具证明，担保作者政治上可靠。黄先生没有单位，没人担保，从此断了财路。黄太太虽有份工作，又不幸得了咽癌，一家三口人，每月只靠劳保金二十几块钱生活。窘迫之极时，竟然到小河沟里捉田螺充饥，像曹雪芹样割粥而食。
　　黄先生虽然落魄，然腹有诗书，终不脱衣冠本色。他住在皇城根儿下的小胡同里，平日里与一班市井中人为伍，便掉书袋也没个掉处，突然得了小波这样一个聪明学生，登时快乐非常。师徒二人，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有不凡的才情，每日里谈天说地，黄桷树下弹琴，苦中取乐，倒也十分相得。
　　我跟小波去过黄先生家，那时他家中虽然破落，但处境已略有改善，桌上放着一碗揉碎的烟叶子，师徒二人以纸条卷烟，相对吞云吐雾，在廉价烟草的燃烧中，默默地承受这个贫乏的世界提供的瞬间享受。
　　小波学英语的方法与众不同，不是从初级读本开始，循序渐进。学了没多少日子，就开始攻读莎士比亚。当然这种办法学英语不是不行，只是学着费劲而已。就像一个人爬山不沿山路走，专往树棵子里钻。他后来告诉我，那一阵子他学了不少中古英语，生僻字学了一大堆，只是像屠龙术一样无处施展。我怀疑在这一点上他是受了黄先生的影响，因为学英文学到中古英语是僻了点，但再怎么说，也僻不过古西夏文和古突厥文。有其师必有其徒，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他学英文不走正路，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不走正路的人。从小到大，奖状之类永远和他无缘，正道儿上永远看不见他，如果提起什么旁门左道，他的兴趣可大了。其实那个时候，不走正道儿的人不只他一个，简直是人人如此，大家伙儿都疯疯癫癫的不务正业。工人不做工，农民不下地，学生不念书，和堂•吉诃德先生一样，脑子里灌满了奇思异想，举着长矛，和想象中的邪恶巨人搏斗。至于知识分子，更是靠边站的货，连撒癔症式的革命都没他们的份儿。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加革命党，只是像阿Q一样，横竖加入不进去而已。
　　那年月，知识分子是怪可怜的。自己的本行不许干，想干革命又没人要，干什么都不成，真是动辄得咎。正像茨威格名著《象棋的故事》中的那个家伙，憋得难受，只能干点儿明知没用的事情。据说北京有一位老先生，把一部牛津英文大字典一字不落，从头背到尾，再从尾背到头，每年一次。研究学问，在环境的逼迫下，竟然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对无聊的排遣。陈景润先生苦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小波以他的方法学英文，分明也在加入这一行列。实际上，即使你用高效率的方法学习英文，又能怎样，学成后难道还能派你出国留学去？还不如在那里铁杵磨针，至少一年到头都有活儿干。
　　小波在英文上真没少下力气，这一点你看看他的词典就全明白了。他那本《英汉大词典》，凡是手能翻到的地方都是乌黑的，翻得越多的地方也就越黑。我猜，如果把这本书送到实验室里作色调分析，保证能准确地得到每一个英文单词在文献中的使用频度。
　　他记单词的方法也和别人不一样。他自称：不用脑子记，而是用手记。办法是把单词放在面前，一遍一遍抄写，总有写会了的时候。平时别人问他英文单词怎么拼，他十有五六答不上来。但只要他的手拿起一管笔，就能准确无误地把这个单词写下来。所以他这个办法虽然临池费墨多，再加上糟践了无数纸张，但也有些可取之处。我猜他这个法子是从王羲之那儿沿袭而来，原本是造就书法家的功夫，和学英文风马牛不相及。他这样误打误撞地乱用一回，虽然没能成为英文书法上的王羲之，好歹记住了不少单词，也可以算是独辟蹊径了。
　　这样学了几年之后，他终于可以抱着大部头的英文书自得其乐地阅读，按说英文应该是登堂入室了吧。事实上，按科班的标准，他的英文只会了一半。正像一个普通的业余者一样，他对知识的掌握极不平衡。凭着翻烂了一本词典的功夫，他的词汇量相当惊人，纵然及不上那位背诵《牛津大字典》的老先生，相去也不甚远。所以他读起书来十分流畅，哪怕科班出身的也赶不上。但是英文的全套功夫是听说读写，读字只占了四分之一。他写英文也可以差强人意，当然流畅的语感是谈不上了。然而，对于一个非英语环境的自学者，你根本无法指望他会成为另一个马克•吐温。他真正糟糕的是听和说。毛病出在他的启蒙老师黄先生身上，因为他自己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黄先生的俄语是科班出身，会话自然娴熟非常，但轮到学英语时，他只是凭着对多种语言的理解，无师自通地学了一套哑巴英语。作为他的门徒，小波的会话能力基本为零。
　　因为英语口语不好，小波后来到美国留学时，受了不少挫折，也闹了一些笑话。其中最有名的笑话出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加油站。当时他到加油站加油，想给轮胎充点气，就去问那儿的工作人员：“你们有气吗？”（Do you have air？）没想到话从嘴里出来时，竟鬼使神差地变成了“Do you have ass？”（你们有屁股吗？）只见那个人神色尴尬，不知道答什么好，说有不行，说没有也不行。这时小波也已经悟出这话说得不对头，于是丢盔卸甲地掉头溜走。一边走一边说：“他八成把我当成了个同性恋。”这件事情，从此被朋友们传为笑谈。

　　本文选自《读库》1203，张立宪主编，新星出版社，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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