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土山河的记忆.上篇

┃Personal History

土山河的记忆
我的知青岁月
上篇

© 陈兵／文

1．学习班

　　折腾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武斗结束了，新生的革命政权稳固了，学生也疲了。大学不招生，社会不招工，成天耗在学校里军训、学习、批判，其实就是等着拿那张毕业证。泰安二中是地区中学，农村学生占了八成以上，一个个都有点沉不住气，都想着快点回家挣工分。大概是从春季开始吧，积攒了三年的“老三届”学生陆续发证毕业了，农村学生统统回乡务农，剩下少数城市学生一时无人过问，成天到处乱晃，校园里顿时显得空旷了许多。
　　大概是9月底，我们68届毕业的时候，学校、单位开始为城市毕业生办学习班，据说少数留城待分配，大部分都要下乡插队。学习班办得挺热闹：学毛著、老知青作报告、讨论、到知青点参观……印象深点的是县里知青办一位干部来介绍情况，干部姓王，声音洪亮嗓门高，把新农村远景说得美好而浪漫，我们背后叫他王大吹，真名实姓到现在也不知道，其实他人挺不错，下乡后头一年还下去看过我们一次。然后直到三十多年以后，一次到用蓬家串门又碰到他，说话仍然底气很足，谈起当年知青情况，谁谁在哪个公社，谁谁现在如何如何，如数家珍。
　　当时我们的多数同学都是农村孩子，平时背着煎饼带着咸菜来上学，三分钱一份的菜都舍不得吃，贫困一点的每月两三块钱助学金还要省出一些救济家里，所以对下乡插队当社员挣工分是怎么回事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因此相互议论起来就很羡慕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知青，觉得他们可以分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过军事化的生活，每月有工资，起码生活有保障。直到几十年后读到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老鬼的《血色黄昏》才知道，兵团的日子也不是好过的。
　　学习中间出现过一个小高潮，一天讨论时有个积极分子突然很严肃地说：“有人提出下乡要下到离城近、工分值高、条件好的大队，这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坚决批判。我们一代革命青年就是要到条件艰苦的广阔天地里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听到这话会场里一阵寂静，其实在当时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可能多数人都有，当然我也有，不过不敢明说就是了。但是现在有人出来上纲了，我们自然只能随声附和，高调批判，大表决心，从此在学习班里形成了一股人人不甘落后，争先报名下乡的政治空气。
　　学习班很快结束了，宣布下乡名单时班里很安静，每个人心里大概都有几分紧张吧。我没有过硬的家庭出身，文革中又没有站到掌权派一边，自然跑不了。几天后又公布了下乡地点，我被分在角峪公社土山河大队。
　　从此土山河这个小山村就走进了我的生活。

2．途中

　　1968年10月21日，这个日子一直没有忘。几辆大卡车颠簸在黄尘土路上，先绕道徂徕公社放下那里的知青再前往角峪公社去送我们。下午从徂徕公社大院出来，沿着徂徕山一路向东。深秋时节，山峦、原野、道路、村庄都沐浴在暖暖的阳光里，路边的杨树遮起一簇簇浓荫，叶片上凝聚着最后的绿色。就这样告别了城市生活，开始走向未知的将来，然而内心却也没有伤感，只有一股股莫名的兴奋和带有几分新奇的向往。要让我自己选择，当然不会来下乡，能在城里分配一个单位，每天上八小时，月月挣一份工资，比这样要显得牢靠许多，但既然办不到也无妨随着潮流到农村去干一把。我们都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教育出来的一代，潜意识里都不甘去过平庸的生活，反正是下乡了，宁愿相信比起留城进厂按部就班，也许带有更多的诗意和浪漫吧。
　　按照县里的安排，所有知青都要提前一天到县武装部集合，第二天一早集体启程。母亲在平阴工作，专门赶回来给我收拾东西，我不想让她到现场去送行，于是决定不去提前集合，当天一早赶过去，在家多住一宿。母亲一向很老实，上级说什么是什么，就有点担心：“要求提前一天集合，不去行吗？”我说：“不行又怎么样？咱连下乡都不怕，还能怎着咱？”一副无赖的口气，潜台词里却露出了下乡已经是最倒霉的意思。母亲没说话，她也愿意我在家多呆一晚。然而第二天车队启程的那一刻，我还是看到了站在武装部门外路边的母亲。
　　快到角峪时先要过汶河，卡车顺着原始的漫水桥一点一点往前挪动，旁边是正在施工新建的角峪大桥，干活的民工们都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们。忽然一个声音高喊：“把你们都拉到老山窝里去！”车上立刻回应起一阵轰然的笑声。后来我常想，当时笑的什么？是了，老山窝能吓倒谁？在笑对方小瞧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艰辛，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活在前面等着，以致忽略了对方的善意。
　　越过角峪三十里就是化马湾，走到这里已是黄昏时分。汽车不通了，队里早派人等候，卸下行李装到小推车上，顺着乡间小路继续向南，又行了三四里，天已渐渐黑透，终于看到星星点点的灯火，土山河到了。

3．老曹

　　土山河共有五个自然村，都散落在徂徕山东端的丘陵坡地里，进村第二天大队革委会主任曹圣文领着我们挨村走了一圈。秋收已经接近尾声，绿色渐渐退去，山峦、水库、果园、田野开始袒露出黄色、褐色的胸怀，地里到处是三三两两的老乡在忙碌着切地瓜，白花花的地瓜干东一片西一片地铺排在田野里。虽然长在城里，我们也知道地瓜干不是好饭食，切地瓜不是个好活，麻烦、费事、累人不说，最怕天下雨，雨水一淋全都烂在地里，一年的口粮就瞎了。想到明年我们也要在队里分粮了，心里就有几分忐忑。
　　忍不住发问：“咱队种的地瓜多不多？”
　　老曹答道:“嗯。一多半是地瓜，少半种粮食。”后来我们知道，老乡们把麦子、玉米、谷子、高粱……统称为粮食，只有地瓜不在其内，单独称为地瓜，在他们心里地瓜不算粮食。
　　“那不能少种点？”
　　“丘陵沙地浇不上水，玉米、麦子不耐旱，也就种地瓜还行。”
　　“从前呢，从前没兴地瓜的时候种什么？”我听农村的同学们说过，普遍种地瓜的时间并不长。老曹不接这个茬，指指划划地介绍起了别的。
　　又有人问：“今年咱队的口粮有多少？”
　　“够不够，三百六。”
　　三百六？我们在心里盘算着，虽然不多但还说得过去，有点放心。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一句口头禅，意思是产量再高收成再好，最多只能吃到三百六十斤，其余都得卖公粮，谁要是多分了就是瞒产私分，在当时那可是个大罪名。那一年土山河的口粮也就三百斤上下，后来直到我们离开也没达到过三百六，而且公粮还不少卖。
　　以后时间长了，我渐渐明白老曹那天为什么不接我的茬。土山河的丘陵沙地历史上都是种果子——就是花生。果子是油料作物价钱高，果子秧和轧油剩下的果子饼还是上好的牛饲料，全是好东西。有时老乡们回忆起土改复查时还乡团来村里抢掠的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挨家挨户地牵大牛，灌果米啊。”
　　“灌果米”就是把花生米灌到口袋里抢走。一个“灌”字让人体会到果米从粮囤中奔泻而出的气势，可见当时家家都种了不少的果子，喂了不少的牛。
　　“现在呢？”
　　“现在？以粮为纲，油料作物不能多种，保住社员吃油就行，主要还是多种地瓜。今年天旱歉收，每人就分了六斤皮果子”。皮果子就是带壳的花生。
　　这下明白了，因为以粮为纲所以要多种不算粮食的地瓜。
　　那些年土山河社员的粮食一直不够吃，晚上大队集合政治学习的时候老曹每次都要讲吃饭的问题。冬天常说的是：要干稀搭配，吃粗吃饱，谁家也不准用地瓜干换酒喝。春天常说的是：捋树叶，捋洋槐花都要注意着点，只许捋叶子不许扳树枝，今年把树枝扳光了，明年再吃什么？
　　开会的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幢幢灯影来回地晃动，显得老曹的双眼皮更重了。大概棉裤穿得不得劲，讲几句提一下，讲几句提一下，表情很严肃。

4．房东相兴

　　刚到土山河，队里还没顾上盖房子，先安排我们借住在相兴家。相兴是独门独院六口人八间房，一下子来了我们四男五女九个人，院子里拥挤和热闹了许多。相兴在农村绝对是个能人，我们下乡三年基本没见他在队里下地干过活。
　　那些年国家实行“以粮为纲”政策，除了种庄稼别的各种副业基本不让干，队里都很穷，社员更没有什么来钱的路数。惟其这样才使人看到了老乡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在他们那里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花钱的事情，自己纺线织布自己染，衣服鞋子都是自己一针一针做出来的，算起来家庭最大的开销就是盖房子了，那时只要盖起三间瓦房就能给儿子定下一门亲事。然而盖房也花不了多少现钱，主家总是提前多少年就在院里院外栽下树木，备好檩条、门窗所需的木料；然后抽农闲时候到石窝里备下石头，日积月累地慢慢打好地基；到准备起屋这一年要在自留地里多种点高粱，收下秫秸用来打箔；再就是找两个人帮忙打上几天土坯，自己能备的料基本就算齐了。还缺什么呢？就是砖瓦，那是必须花钱去买的。所以那时虽然“资本主义尾巴”割的很凶，但还是允许生产队开窑厂烧砖瓦，社员总要住房子嘛。
　　土山河就有一处窑厂，这是队里最主要的副业，每年能挣不少钱。窑上总有十来个人，大部分都是壮劳力，平时的主要活路就是刨土、洇土、压瓦、脱砖坯……等到晾好的砖坯瓦坯攒够一窑的数量就可以烧了。烧窑师傅的技术高低是决定一窑砖瓦成败的关键，房东相兴就是个出色的烧窑师傅。烧窑先要装窑，小工们一趟趟扛着坯子往窑里跑，相兴手里端着小茶壶在一边指挥，慢慢地窑装满了，他开始垒窑门，封泥，留下观察孔，最后点火。这时旁人就撤了，只留下他一个人，据说在窑火燃烧的七天七夜里他都不能睡觉。这段时间他在做什么？真的一点觉也不睡吗？不知道，显得有点神秘，然而一个烧窑师傅的水平就体现在这七天七夜里。七天一过，灭火出窑，敲起来当当响的青砖青瓦、红砖红瓦就被四处赶来的老乡们一车车地推走了。相兴家的日子总比一般人家过得宽裕一些。
　　我们住进相兴家的时候他正好被外村请去烧窑，当时没见到。过了一两个月，他领着一个客人回家喝酒，把我们几个男生叫过去陪客，喝着喝着话就渐渐多起来。
　　“现在这过的是什么日子？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小时候我家里的花生囤子哪年都是满满的，成天没事就是炒花生吃，现在倒好，一人六斤皮果子，还合不到一斤半果油，一年一斤半，你算算一个月合多少？一天合多少？拿筷子头蘸蘸也不够啊！让人还有法过吗？”
　　我们听得心惊肉跳。他小时候不就是解放前吗？这不是今不如昔吗？这个贫农、这个共产党员，胆子真不小。

5．大队核算

　　下乡第一年的几件事情印象很深。
　　那年冬天土山河开始推行大队核算，曹圣文跟着公社到大寨参观学习了一趟，回来大会小会地宣传贯彻。那些年社员的口粮大都不够吃。原因一是分到手的太少，每年卖公粮的任务完成以后能分的粮食就不多了。公粮说是 “卖”，但国家定的牌价很低，大体只相当集市价格的一半，所以一到麦秋两季公粮交售任务完成以前，公社都要派人严查，不准粮食上市。再就是社员手里实在没钱。当时是集体经济，以粮为纲，生产队最多可以搞个油坊、粉坊、磨坊、豆腐坊什么的，经济作物基本不能种；社员个人也只能养几只猪羊鸡兔之类，数量多了就是资本主义，根本没什么进钱项。所以需要用钱时就只能挖点粮食到集上去卖，粮食就更不够吃了。那时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乎家家都要挖野菜、捋树叶、掐槐花，掺着粮食当饭吃。春荒时国家也会下拨一些返销粮指标，价格虽然便宜，许多社员还是没钱买，只好先凑点钱买出一少半拿到集上高价卖掉，然后再去买剩下的一多半。学大寨使我们好像看见了什么希望，觉得大队核算当然比小队核算先进，以后一级级过渡到公社核算、全民核算、消灭工农差别……，这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土山河一共五个生产队，二队的条件最好、工分值最高，许多老乡都觉得大队核算吃亏，但开会时男人们都闷着头抽烟，女人们哧哧地纳鞋底，并没有人出来反对，好像在听什么与己无关的事。老曹准定明白二队的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不讲消灭阶级的道理，也不讲谁吃亏谁占便宜，只是一笔笔地算账：全大队一共多少土地、多少果园、多少林业、多少副业，全年能打多少粮食、收入多少钱，队里要投入多少人工、成本……，最后算出了三句顺口溜：“十万工，十万元／成本开销去三万／一个工值七毛钱／一个工值七毛钱。”
　　最富裕的二队历史上最高工值也不过五毛多钱，实行大队核算没有谁会吃亏，大家的收入都要增加很多。我很佩服老曹，他太会做思想工作了，当然主要是大队核算的前景太吸引人了，使人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我们都很兴奋。然后就是取消自留地、修大寨田、评工记分、建新村……。
　　那一年我学会了一般的农活。
　　从小说里得来的见识告诉我，好庄稼人都是全套的把式，无论场里地里、春夏秋冬，什么活都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干起来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很有讲究。下乡以后才知道，这样万能的把式只在书本上存在，生活中很难碰到。实际情况是一个村子里总有各式各样的能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跟着大伙一块干活，锄地就锄地，浇水就浇水，出粪就出粪，可一碰上有点特殊的活路就显出来了，种麦的时候他们摇耧，打场的时候他们扬场，杀高粱的时候他们扦穗……不用队长说话，到时候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像这些活就是给他们留着的。特别是各家各户碰上盖房子和婚丧嫁娶一类的大事，那些瓦匠、木匠、厨子、礼仪专家、记帐先生等就会主动来帮忙，象我们这样没什么特长的也会前去充当小工，找一些粗笨的力气活干，场面显得很和谐。是人必然生活在社会里，没有谁能万事不求人。
　　丘陵地区最重的力气活要属推小车和挑担子。独轮车既要力气更要技巧，几百斤的车子推起来肩、臂、腰、腿、臀都要随着车轮重心不断灵活地扭动调整，让我很费了一把功夫才算领略了其中妙处；挑担子则全凭力气，几十斤、上百斤的份量压在肩上来不得半点偷巧，熬过了最初阶段的磨练以后你会觉得自己长了劲，六七十斤、八九十斤、转眼能挑一百多斤了。有一次挑地瓜秧，过秤记分，我挑到了一百四十斤，当时很得意，就对民兵排长七哥臭显，七哥把黑脸一拉，眼睛一瞪：“你傻呀？逞什么能？要使过了劲吐了血，一辈子都完了！”
　　那一年收成挺好，全大队工分值达到了五毛，麦收时二队的麦子让其他生产队分去不少，疼得人眼里冒火星，再下地干活时二队的人就都懒洋洋地不肯出力。秋后，大队核算又退回到了小队核算，全公社、全县的试点都退回去了。没听到老乡们有什么不满有什么埋怨，他们好像早知道有这一天，很正常。重要的是各家各户又分到了自留地。这时我才发现家家户户都是种庄稼的高手，自留地里的庄稼都长得膀阔腰圆，不管走到哪个村子，一眼就能看出哪一片是自留地。
　　想起自己当初的兴奋劲，觉得有点可笑。接受再教育，还早着呐。

6．混工分

　　人民公社的时代，除了自留地里种的那点东西以外，严格地讲，地里长出的每根草都应该属于生产队，社员们每天出工劳作眼见为实的收获就是记工本上记下的工分，至于这工分最后能兑现成多少粮食、多少实物，谁也说不清，所以老乡们管每天出工下地叫作“混工分”。
　　生产队有一正两副三个队长，虽然社员们每天都在混，唯有队长不能混，从春耕播种到秋收分配，全村一年的丰欠温饱都系于他们一身，只能一年到头兢兢业业地为队里的事情操心。因为村子太穷日子不好过，社员们总也不满意，也因为当队长太辛苦又没什么好处，所以那些年村里的干部年年换，以致到处流传着两句顺口溜：“晒了地瓜干儿干部就换班儿，拔了棉花柴干部就下台”。
　　社员们每天出工集合都是听队长吹哨，不算秋麦两季农忙时节，一般时候要三遍哨音响过才能集合起人来。中午时候第一遍哨吹完再开始吃饭甚至是开始做饭都可能不会迟到，大概队长自己也是吹过这遍哨才回家吃饭的吧。人集合得差不多了，队长开始派活，谁谁上哪里干什么，谁谁上哪里干什么，那情景有点象现在的劳务市场，派完活都稀稀拉拉往地里走，到地头上还要抽袋地头烟才下手。俗话说“争秋夺麦”，秋麦两季是收获的季节，粮食眼看到嘴边了，这时出工早，收工迟，活也累，也是队长抓得最紧的时候，他把每个劳力都盯得死死的，哪几个人干哪一摊活早就盘算好了，谁也不准请假，直到把粮食收进来，分下去，才能松口气。冬闲季节没有活，越是冬闲越有人主动出工，没活，轻闲，正是混工分的好时候。队长就找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分派人去干，整地、推土、整理点什么……于是大家到地里刨几镢、抬两筐土，然后拄着锨天南海北地啦呱，再干一点，又啦半天，碰到天寒风冷的时候就觅点柴禾找个地一边烤火一边啦呱。啦够了也该散工了，一天的工分就混来了，不管农忙还是冬闲，出一天工都记一样的分。全队收的粮食是个死数，谁的工分少分的粮食自然少，所以谁也不愿轻易误一天工。我们那时成天盼着变天下雨雪，大家都不出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歇一天。
　　有一次夏天锄地瓜，身边没有一丝风，热气从脚下蒸上来，太阳显得格外烤人，一下一下往前锄，一趟到头可以喘口气，伸展伸展腰身，然后再往回锄。
　　五十多岁的相发一边锄地一边和队长闲啦呱：”你说现在的天是不是比咱年轻那会儿凉快了？”他年轻的时候自然就是解放前了。
　　“应该差不多吧。”队长回应着。
　　“我记得那时候给人家打短工锄地，比现在可热得多了。”
　　“那是什么干法？就连初级社时候干活也比现在实在多了。”
　　“也是，那回在山前锄果子，抱三垅，一条趟子够二里地，锄一个来回才让喝口水，浑身上下溻溻的，显得太阳也毒。”
　　“抱三垅”就是同时锄着三趟果子往前走，是很技术很下力的一种干法。让人感觉还是现在社会主义生产队混工分的干法轻快、养人。
　　联产承包以后又到土山河去了几趟，村里看不到几个青壮劳力，净是些老人孩子，一打听，说都出去打工了。
　　“家里的地谁种？”
　　“种那点地能费多少事？他们到过秋过麦的时候回来忙几天就行了。”
　　现在种地都是良种、化肥，麦收用收割机、扬场机，庄稼比原来自留地里长得还壮，每亩单产翻了一番还多，“吨粮田”到处可见。唉，那时我们一年四季靠在地里只是虚耗了光阴和力气，多混了点工分而已。

7．人七劳三

　　从进村的时候算起直到第二年收下麦子这段时间，我们每月有四十五斤供应粮、八块钱生活费。麦收一过就得和社员一块从队里分粮食吃饭了。岁月慢慢告诉我们，下乡后真正的困难不是下地出工学农活，而是原来没当回事的烧火做饭过日子。
　　曹圣文显然比我们心里有数得多，进村没几天就专门给我们开了个会，专讲吃饭。翻过来调过去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九个知青要同灶吃饭，粮食、生活费都伙在一起支配，谁请假回家也不能和集体算账退钱，谁来了亲戚朋友吃饭也不再另外交钱。我们听得很不耐烦，觉得他小气、罗嗦。这还用说？谁会计较这些？真是农民。
　　以后虽然因为做饭、烧柴、打水和一些说不明白、乱七八糟的琐事，我们也吵过也闹过，最后终于分家分灶，不过决没有因为谁多吃一顿或少吃一顿饭而掰扯不清。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却也渐渐领会了老曹的苦心，他给我们讲述的是他的处世经验，在生活中不少难以解决的纠纷其实就是来自这些琐细的小事，他不愿意看到我们也走到那一步。
　　集体过日子当然得有个管家的，意见很一致，推选郭立言管帐。郭立言是我在二中的同学，因为个子高显得有点瘦，走路喜欢低着头，思维很严谨，做事很认真，有时还喜欢琢磨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有一次我俩讨论 “人七劳三”的分配制度——“人七劳三”就是生产队一年的收成中要拿出七成按全队人口平均分配，不论大小孩伢有一张嘴算一份，另外三成才按工分分配。讨论的结果是“人七劳三”属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既体现了人人有饭吃的优越性又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弄不明白的是社员们只看准了多一口人就多一份口粮，都愿意多养几个孩子，却对按劳分配兴趣不大，平常总是出工不出力。最后只好归结于列宁的教导：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然而脑子里又冒出新的疑问，我们九个知青来到土山河干活分粮，队里却不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增加产量，社员不就要减少口粮和收入吗？这不等于夺了社员口中的粮食吗？这个敏感而现实的问题，穷尽我们所有的理论知识也没能找出令自己信服的答案。

8．供应粮

　　每月八块钱的生活费极其有限，光买那四十五斤供应粮就得六块来钱，还要称盐打油、添置些必备的用具，基本上只能维持最低的伙食标准，平时连菜也很少吃，主食以外几乎就是咸菜了。郭立言很尽职，每月都很认真地向大伙报账，却没有人认真听，一群清澈透明的青少年，从没想过在经济账上搞什么鬼，也不相信任何一个同伴会这样做，甚至觉得谁有这样的念头都是对大家也是对自己的亵渎。然而郭立言却依然如此，直到最后分家还是他把所有的用具都一一作价，搭配成每人一份然后抓阄分开，可以说是尽心尽职到最后一刻。
　　第一次到粮站去买粮大家都傻了眼，称出来的是原粮，玉米粒、麦粒、地瓜干，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面粉和玉米面，回来以后只好先推磨子压碾把它变成面粉，然后才能吃到嘴里。
　　晚上散了工吃过饭开始推磨，男生每人一百圈，女生好像少一点再兼管罗面之类。“九十九、九十八、九十七……三、二、一。”一个一百圈完成了，换一个人，“一、二、三……九十八、九十九、一百。”又换一个人。开始还有人说笑，哼个曲什么的，随着粮食粒越来越细，磨扇也越来越沉，脚步渐渐滞重，轻松的话语和歌声渐渐消失，沉寂中只有石磨隆隆地转动。星星出来了，风也开始变凉，夜应当深了……
　　最糟糕的是碰上下雨，村里只有一盘碾有碾棚遮雨，各家各户都拥来排队压碾，早晨等到中午，中午等到下午，有时雨停了，队长吹哨出工了，还没吃上饭。每月四百多斤粮食，天天如此才能吃上饭吗？我们觉出了日月的沉重。
　　幸好后来三里以外的化马湾大队设了一处粮食加工点，专门磨面，才把我们解放出来。

9．小张的煎饼

　　和泰安其他地方一样，土山河的正宗主食也是煎饼。摊煎饼时闺女媳妇们天不亮就得起来，一把柴一把火地一直摊到吃早饭——在农村早晨起来要先干上一两个小时的活才能吃早饭——一次摊出的煎饼人口少的能吃两三天，人口多也够吃一天的。我们一般吃不上煎饼，男生只会蒸窝头，女生虽然也能摊煎饼但供不上我们吃。你想想，谁家有九个青壮劳力一块上桌吃饭的。
　　女生中煎饼摊得最好的是小张，分家以后我和郭立言都找她帮忙摊过煎饼。她下乡时只有十六岁，是我们当中的小妹妹，全村人都叫她小张，过了几十年再回去老乡们还是小张小张地叫。
　　1971年大队办鸡坊，孵小鸡卖小鸡。鸡坊里的活很辛苦，收鸡蛋的走乡串户成天练腿，师傅靠在火炕上没白没黑不能睡觉……最辛苦是卖小鸡的，小鸡五天出一窝，从头一窝开始，就用扁担挑着串四乡，五天一窝五天一窝地往前赶着卖，五天之内如果卖不完赶不回来，鸡坊会把新出的鸡给你留着，早晚是你的事。他们白天走山串岭地吆喝：“卖小——鸡来咳！卖——小鸡来！”晚上还不敢睡觉，小鸡晚上好扎堆压摞，得一边打盹一边不停地用手赶鸡，否则就会把体弱的压死。就这样一窝一窝地越卖越远，最后几窝要发火车卖到东北去。鸡坊的活虽然累但是吃的好，孵小鸡淘汰下来的照蛋、毛蛋——就是没受精的蛋和小鸡没成活的蛋——可以吃，平常吃的饭也是黄澄澄的小米煎饼或玉米煎饼。
　　那年大队派小张到鸡坊去做饭，主要是摊煎饼。鸡坊里平常吃的、卖小鸡的随身带的都归她来摊。忙忙活活摊上五天，积攒下满满一瓮，卖小鸡的回来一人分上一包挑起小鸡走了，煎饼瓮又空了，再摊。卖小鸡的很辛苦，有的于饭食上就很挑剔，不好伺候，小张干了小半年，没什么人挑她的毛病。大队办鸡坊时我正在莱芜电厂出夫修铁路，灿海卖鸡走到那里，晚上住到我们工棚，拿出一个煎饼对我说：“这是小张摊的煎饼，你尝尝。”当时我和小张正通信，意外地吃到她的煎饼，心里有点暖。
　　下乡以后小张轮到第一次做饭时，也是给我们摊的煎饼，辛辛苦苦摊了半晌午，中午被我们一顿就吃光了，下午还得照常蒸窝头。房东相兴嫂子在旁边看得直笑：“小张，以后还是蒸窝头吧，可摊不上他们吃。”从那以后三顿饭基本上就是窝头、糊糊和咸菜了。
　　长期少菜无油的生活使人变得很馋，决不轻易放过一个可以改善伙食的日子或机会。逢到这时一般是吃水饺，包饺子的过程很踊跃很鼓舞，原则永远是量要足，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够，能吃得有点过。吃完之后一边绕着桌子跺步一边唱：“快来瞧，快来看，黑鸡下了个白鸡蛋。”
　　那个不知道忧愁的年龄。

10．饭食

　　吃饭应该属于带有几分享受的生活内容，能吃一顿舒心饭对于疲劳、困顿的生活也是一种调节、喘息。然而下乡那几年却很少有这种感觉，许多老乡家里几乎顿顿饭食都是地瓜干煎饼、玉米面糊糊就咸菜，有的甚至连糊糊也不做，喝点开水就行了，只有年节或来了客人才炝锅炒菜，动点油腥。我本来就不愿意做饭，分家以后更马虎，特别是干活很累回到住处看到空空的凉锅冷灶就从心里感到厌烦，最省事的办法是煮地瓜、煮地瓜干，有时就免不了饥一顿饱一顿的。
　　1999年我到北京出差，住在北航招待所，同去的司机小边是角峪镇双河村人，离土山河七八里，也盛产地瓜。我们早晨去餐厅吃自助餐，他替我拿来几块地瓜。
　　我说：“不愿意吃地瓜。”
　　“你不知道，这种地瓜……”
　　我接上去说：“这是在地窨子里放了一冬的麦茬地瓜，又软又甜。”
　　他很惊讶：“你全懂呀！怎么还不愿意吃？”
　　“吃够了。”
　　七哥知道我懒不愿意做饭，有时做了糊糊就叫我到他家吃饭：“走，今天请你吃六个碗。”
　　六个碗端上来了，韭花、黄酱、腌疙瘩丝、咸萝卜条……虽然都是咸菜，口味却各有差异，能引动人的食欲。用七哥的话说就是，“能胡弄着多吃几个煎饼”。然后长叹一声：什么时候能顿顿吃上个黄煎饼，就上个菜就行了——地瓜干煎饼是黑的。我忽然懂得，食物虽然粗鄙，却要依靠它们从中榨取力气，维持生命，下力干活。以后碰到劳乏过度、没有食欲，不愿做饭的时候，就总能强制自己至少咽下四个瓜干煎饼。吃饭也就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
　　那时回家都是用腿量，土山河到泰安走小路八十多里地，来回都要路过省庄。省庄属平原地区，除了麦子就是玉米，地瓜算是希罕物件，连喂猪都是金黄的玉米糁。有一次回家从他们学大寨的工地旁边路过，看见地头给社员备下解渴的喝头竟然是玉米糊糊，上去喝了一碗又喝了一碗，玉米糊糊很香，看看没人管再喝一碗，喝完上路觉得沾了光。这时想起我们批判过的破坏上山下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11．柴

　　平常做饭最困难的是缺柴。八十年代以后出城随便走走，到处是柴，村里村外堆满了秫秸垛、麦秸垛，进到山里满眼是枯枝、野草，沟沟坎坎是厚厚的松针、落叶。每看到这种情景，我和小张就忍不住感叹：“看看！多厚啊！也没人拾，瞎了吧！”
　　现在都烧煤烧气没人烧柴了，七哥的儿子买辆车专门贩运煤炭，家里的煤堆得小山一样。我们那时候煤矿都停产闹革命，据说食堂开饭时每个工人要交上几斤煤才能买出饭来，不然食堂都没有做饭的煤。有一次生产队领到了供应的煤票，吹哨给社员分煤，我提着小筐赶过去，结果只有二斤，用筐还不够往外漏的，只能用碗来端。
　　那时听不得哪里有柴禾，有一次听说山上有现成的松柴，就跟着老乡急急忙忙赶去挑，路很远，回来把肩膀磨破了。第二天轮到我做饭，正好瓮里没有水，一副空桶刚上肩就疼得露了表情。当我把两桶水从井里拔上来，发现小张已经尾随过来，抢先拿过扁担说：“我挑吧。”就担起水桶走了。我没有说话，跟在后面看着她的两条辫子随着脚步跳动，心里有些异样。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单独接触，后来交往才慢慢多了起来。
　　土山河靠着徂徕山，每年秋后可以趁开山的时候去山里拾柴，为过冬做点准备。然而从1969年开始情况变了，那年国家修的一条国防公路从化马湾一直延伸过来，使我们这个原本山重水复、曲径难行的小山村与外界连接起来，山外平原上没有地瓜，秋收结束比我们要早一个月，当我们刚刚开始刨地瓜的时候，他们已经抢先一步顺着公路蜂拥进山拾柴来了。每到下午看着成队的人流挑的挑、拉的拉，一捆捆山柴流水一般地往山下涌去，又着急又心疼。“嗨，这条路可让他们山外人得劲了！”
　　山里拾柴有规矩，可以拾林场修剪下的树枝但不准自己动手砍，可以割草搂树叶但不准扒山皮——就是不能刨草根。等我们刨完地瓜和果子可以拾柴的时候，山里早已让人梳理了一遍，只能搜刮点残剩的枝叶了。

12．小喜

　　知青分家半年多以后，我找地方搬家，“朝廷”说他家有闲房。打扫了房子正准备搬，被小喜娘知道了：“不能去！‘朝廷’那个脾气可不行，搬我那儿去吧。”我有些疑惑，她家哪有闲房呀？“你和小喜住小北屋，吃饭就在一块吃，我给你做饭。”就这样住进了小喜家，因为和小喜同龄，我管小喜娘叫婶子。从那以后直到离开土山河，一直在他家搭伙，吃婶子给做的饭。
　　婶子那年五十来岁，有四男五女九个子女，大儿子外出当兵分配了工作没回来，二儿子小喜就成了家里的老大。平常家里出工的出工上学的上学，婶子自己管着屋里屋外的家务事，喂鸡、喂猪、喂羊、推磨子压碾、摊煎饼、纳鞋底、补衣裳……早晨扒开眼皮就开始忙，直到男人们睡了觉还得就着油灯纺棉花，一家人穿的布就是这样点灯熬油一线一线纺出来的。因为子女多生活相当紧，只有吹哨分菜的时候饭桌上才有菜，菜吃完了，婶子总是把菜汤里泡上个煎饼放在我跟前：“再吃上这个煎饼。”菜汤泡煎饼，真香。
　　小喜长得有点显老，平时不爱说话，没事总抽烟。他手底下很勤快，干活从来不惜力，不论干什么，推车、挑担、锄地，都比我干得快，总能腾出手来接我一把，特别是秋天切地瓜的时候，每年都要为我切一多半。大概就是因为长得老相，因为不愿说话，当然也是因为家里日子太紧，二十多了一直没有定下亲。
　　小喜的弟弟老三过继给了叔叔家。老三样样都很出众，家境也好，所以一到年龄就结了婚。按照泰安的风俗，娶亲那天夜里双方都一宿不睡觉，女家送亲的队伍凌晨三四点就出来了，走到土山河还是满天星斗，我们早早等在村头，远远看到一对提灯晃啊晃地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灯后面是两个送亲的正客，再后面新娘子一身大红蒙着盖头坐在独轮车上吱吱呀呀地往前推，车后是一列抬着嫁妆的队伍。村头街里的鞭炮接连炸响，男方的正客迎出来，孩子们欢呼雀跃着把送亲队伍引到男家，那个年代特有的革命婚礼开始了又很快结束，然后客人们入席。热菜上来了，头鸡二鱼三丸子……陪客殷勤地让烟让酒，客人矜持而斯文，渐渐地酒席上的气氛喜庆热烈起来，吃相也放开了。
　　当酒足饭饱的送亲队伍回到村里时总会有人问：“今天的席怎么样？”对酒席评价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肉的多少。“三四斤肉吧。”“还行，可以。”如果是“够五六斤肉。”那就“喝！真不孬！”而且要对这次坐席谈论很长时间。
　　熬了一天一夜晚上睡得很早，一觉憋醒看到旁边床上烟火明灭，小喜还靠在床上抽烟，没睡。我出来方便着心里琢磨：看到弟弟娶亲了，自己还没说上来，谁能没点想法呢？
　　回到屋里，我说：“睡觉吧。”
　　小喜不吱声，还是一个劲地抽烟。想想也没合适的话来劝，就卷了一支烟陪他抽。一支烟快抽完了，小喜开口说：“我想起一位宅子，高台阶、前出厦、围墙、大门……”
　　“起一位宅子”就是盖一套宅院，在当时这属于很奢侈的愿望，我有几分怀疑地说：“能行吗？”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
　　我心里一震，明白了这个愿望对于他的重要，不敢再劝了。
　　联产承包以后小喜终于盖起了自己的宅子，比当初打算得还要好，那时他的儿子已经好几岁了。站在自己的院子里他会是什么心情呢？

　　本文感谢陈兵先生赐稿并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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