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铁窗岁月

┃Personal History

坐牢

的日子

铁窗岁月

© 朱正琳／文

1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也真够傻的，少年时好些人竟然对铁窗怀有一种向往之情！提起铁窗就觉豪情顿起，诗意横生。说怪也不怪，其实那是我们的时尚。我们时代的英雄都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又总是和铁窗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本革命回忆录就叫《铁窗烈火》，还有《在烈火中永生》，还有《不死的王孝和》，还有《王若飞在狱中》，还有《红岩》，还有《革命烈士诗抄》，还有《绞刑架下的报告》，还有《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还有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党人，还有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还有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和老布尔什维克们……还有课内课外我们所听到的许许多多革命故事：刘胡兰、赵一曼、方志敏、杨靖宇、卓娅与舒拉，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名人一多半坐过牢。我们不过是追星族而已。
　　所以现如今有一回我们一班老头、老太在一起对年轻人评头论足，说到那些哈韩族的服装打扮真傻时，我就忍不住插话说了：“我来试着替他们辩护一句：不比我们当年更傻。你想呀，就单说服装，我们当年时兴黄军装、黄军帽，腰间还系根武装带。是傻还是不傻？”
　　话再说回去。想当年我这个革命追星族当然没有可能成为革命者，顶多也就只能“哈”革命。没想到我竟然梦想成真锒铛入狱，见到了货真价实的铁窗，罪名却是“反革命”。个中情由这里不想细说。单讲1971年7月12日那一天我看见了向往已久的铁窗，第一眼的感觉既不是兴奋，也不是失望，而却是诧异：怎么这么小这么高呀！一个长方形的小框子，开在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墙上——小到几乎可以题名为一线天，高到你跳起来也摸不着框的底边。电影上常有的那种扶着铁窗送别战友的感人画面当然也就没法出现。我后来想明白了，这种设计很实用，有助于防止越狱和“窜监”（指隔着号子喊话）。
　　我最初走进的牢房是在一个郊区看守所里。那个看守所位于城市北郊，地名叫北衙。顾名思义，看来那地方是传统的监狱所在地。那幢监狱建筑建成于何时我不知其详，只听说建成后第一批囚犯中就有它的设计者。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牢里人可能喜欢这个传说的宿命色彩，所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我只是觉得，这位设计者显然缺少浪漫情怀。
　　铁窗口又高又窄，阳光每天只能在牢房里晃很短时间。狭长的光斑在墙上慢慢移动，春夏秋冬进出的时间和位置都有所不同。有经验的老犯把这移动着的光斑当钟表（牢里是不让带钟表的），瞅上一跟就知道现在已经几点。通常太阳进来时号子里会比较安静，好像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我只知道我自己爱看着光斑走神。也许是那移动很快的光斑让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年华似水？是啊，牢里面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

2

　　我的生命在铁窗下静静地流淌。
　　从高高的铁窗可以看见窄窄的一段小山坡，山上草色青青，无端惹得我浮想联翩。我想像那草丛中突然出现一张至亲至熟的面孔，笑着对我招手。有时候我会因为这种想像激动不已，恨不得立即通知亲友来寻找这段山坡。当然这只是白日梦。看守所里是没有“接见日”（劳改营里的叫法）的，亲友只可送一些日常用品来，由管教干部转交。可以附上一张纸条，写明送了哪些物品，不得有其他话。里面的人在条子上签个字表示收到，更不能写别的。所以，山上的草枯了又绿，绿了又枯，我的白日梦依然没有个尽头。偶尔还真听见山坡上有人声笑语，有一次还看见淡黄色的衣衫晃动（看不见头脸），我只能庆幸我没有心脏病。
　　冬去春来，眼睛还没看见绿色，鼻子和喉头倒先感觉到了。风很早就送进来青草的气息，苦涩而又清香。第一年我的身体也很敏感，两条腿肿得晶亮。有一位老犯看见后说：“春天来了。树木上水了，人也上水了。”我从此相信，人的生命也有着植物的节律。
　　我住的那个号子，铁窗大约是西向的，阳光总是下午开饭前进来，开饭后出去。开饭的时间一般在4点前后。阳光一走，明显就暗下来了，号子里有一个漫长的黄昏。饭后的心情不再骚动，估摸着今天这一天再没什么盼头饭——吃过了，提审和放人很少在这个时候进行。白天像狗一样竖着的耳朵耷拉下来，外面的动静变得不那么具有刺激性。人有点懒洋洋的。大好晴天，霞光晚照映射了几个来回，让号子里也能感觉到外面的黄昏是金色的。
　　接连有这么几个金色的黄昏，我听到院子里回荡着悠扬的口哨声。吹的曲子我恰好熟悉，是罗马尼亚作曲家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我在入狱前听过唱片，有一次把自己关在屋里翻来覆去地听了几十遍，恰好也是在一个金色的黄昏。也许是接受了曲名的暗示，我觉得这曲子在回肠荡气地叙说往事，让我一个初涉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好像有了一个悠远无尽的过去。出狱后看电影《波隆贝斯库》，影片中得了绝症的波隆贝斯库最后在海边用小提琴奏的就是这首曲子。过往行人中有人问：“这是什么曲子？”一个金发小女孩仰面回答：“多依拉！”我估计这是一个人名，原先唱片上所见的“叙事曲”怕是中译者所加。无巧不成书，影片中的这一情节又是在一个金色的黄昏！
　　行了！我的酸水也倒够了！回过头来继续说我的故事。那口哨声把我感动得不行，让我成天捉摸吹口哨的人究竟是谁。起初我以为是一位“武装”（按牢里的习惯我们这样称呼驻守监狱的军人），因为几位管教干部我已熟悉，知道他们不会吹这种曲子。后来也不记得是通过什么渠道，我了解到吹口哨的人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押犯人。我甚至打听到他的名字和所在号子！又巧了，他还是我一个间接的熟人。他有一个好朋友刚好也是我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彼此早已听说过对方，只是无缘见面而已。这一回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就在这难得相遇的地方见他一面。我指望着调整监号时能把我们调进同一个号子。
　　我不知道这在当时是注定不可能的。我入狱的那年有个“九·一三”，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看守所可能接到上面的指示，对“九·一三”以前进来的人封锁这个消息。因此，“九·一三”成了个分界线，之前和之后进来的人绝无可能同号。我和那位吹口哨的朋友恰好分列在两边——我是之前他是之后。
　　然而命运还是给了我一点点机会。由于我们号子里自“九·一三”以后就是有出无进，人自然是越来越少。所方于是实行并号，把两个同类项的监号并成一个号子人员于是开始流动，我被指令搬进另一个号子，就在那位朋友所在号子的隔壁——我们成了邻居。他当然还不知道我也关在这地方并且一直关注着他。直到有这么一天，他哼唱曲子的声音传到了我的号子（对音乐有瘾的他显然在给同号子的一些人讲解音乐），我于是扒在风门口对他喊话：“怎么？在开音乐会呀？”他也立即到门边来回话，一来一往就聊开了。不想当值干部早已悄悄潜至门边，把我们逮了个正着。这叫“窜监”，很严重的犯规行为。
　　我的号子门先打开了。拎出去，加铐子，打。我跪在院子里，后脑勺挨了一下，顿时晕倒在地。好在这位干部下手不狠，我大约只是被打蒙了，很快又醒了过来。醒来后发现自己已整个趴在地上，手是反背着的，戴着两副铐子，一松一紧。大概是因为第一副戴不紧，干部急了，又加了第二副。干部正站在那里看着我，好像没了主意，只说了一句：“你还有点。”说完就转身走了。我想他说的是我挨打时一声不吭，没有按照牢中惯例向他求饶。
　　留下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趴着，趴了两个半小时。时间是这样计算出来的，那位干部转身离开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发出睡午觉的号令，那通常应是中午12点。他来给我开铐子让我回监号的时间是在他发出起床的号令之后，那通常应是下午两点半。
　　那两个半小时，我一个人拥有一片蓝天。趴在地上，侧脸望去，墙外的天好高好远。我就让自己那么趴着，一动也不想动。身体刚好在房屋的阴影中，只有半条腿伸到了阳光下。白云淡淡，清风徐徐，光影斑斑，都是阔别已久！院子里鸦雀无声。寸心所在，猛然间感觉到一阵柔和，眼泪于是夺眶而出。很想像浮士德一样大喊一声：“你真美呀！请停一停！”
　　把我送回号子，接着就开了隔壁号子——轮到我那位未得谋面的朋友受罚。他用狱内通行的“见官耍赖”的办法对付过去了。我听见他回了号子，又听见干部的脚步声出了院子，便再一次向他喊话。同号子的人于是劝我：“小朱，没有这个必要吧？”我当时竟突然有些愤激，回答说：“必要？什么是必要？你那个茶缸上绘了那么一朵花，有什么必要？你家里墙上挂着一幅画，有什么必要？你成天想着要出这道门，有什么必要？这里不是有饭吃、有觉睡、有马桶给你拉屎拉尿吗？”
　　我想是两个半小时的户外空气让我亢奋起来了，我不容他人置辩地一气说下去，如同发表了一席演说。对了，那两个半小时留下的另一个痕迹是，我伸进阳光里的半条腿上，裤子没遮住的地方晒黑了，一条黑白分明的界线整整三个月后才完全消退。
　　我和那位朋友在牢里始终没见着面。后来他先出去了，还专程来给我送过一回东西。恰巧那天当班的干部就是罚我们的那位，把东西递给我时他竟有几分尴尬——他其实是个老实人。

3

　　我的号子还是有出无进，最后只剩下两个人。
　　赶上大冬天，号子里人气少了，冷气更逼人。常常地，一个坐在这边墙角，一个坐在那边墙角，捂着被子，裹着大衣，整日价默默不语。两个人都垂着头，好像各自在打盹，其实都是醒着的。实在是无话可说，实在是无事可做，实在是冷！铁窗依然高悬，光线依然暗淡，恍惚间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节火车车厢里（长方形的空屋子酷似货车车厢），仿佛还感到了车身的晃动。只是那火车好像永远不会靠站！
　　“封锁”终于开了禁，我被并进了有“新犯”的号子，那离“九·一三”已有将近一年半时间了。忽然有了“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我开始有些躁动不安。使劲地请管教干部催案，请他们帮忙问问我的预审员，为什么一年半的时间没人理我没人问案？有干部还真打电话去问了，回答是负责我案子的预审员已经调离。再问现在这案子归准管，电话那头就不耐烦了：“我自己都没人管！”帮忙催案的那位干部也很有意思，竟把这场通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一点也不想保密。不用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了吧？没多久，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装病绝食。
　　绝食第三天，预审员出现了，看来他并没有调离？隔着风门他劈头问了一句：“怎么样？”我有点堵，这话本该我问他，怎么倒让他抢先问了我？
　　于是咬紧牙关答道：“不怎么样！我病了，请你来个车把我给拉出去。没有汽车用摩托，没有摩托用手板车，什么都没有就让火葬场来辆车也行！”
　　他没头没脑地回了一句：“我们知道你很顽固。”
　　这一下我火了，喊道：“我是顽固！我不求从宽，但求从严行不行？你赶紧重判我！”
　　他一句话没说掉头就走，那模样很冷静，一点也不吃惊，一点也不生气。想来是早就看惯了我这种绝望的姿态。
　　第五天头上果然来了辆囚车，把我送到监狱医院。一个月后出院，又被送回原地。一切照旧，“火车”还是没有靠站。但我在医院里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劳改局办的监狱医院很快就不再接收看守所的未决犯，以后看守所的犯人再病重了就保外就医。这在我心里燃起一种希望之火，暗自下定决心要用此法争取出去看看亲人。
　　初入狱时，我认为我的情况与牢里那班“真正的罪犯”不同，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出狱。时间长了我才发觉，我和别人并无不同，判我二十年也没什么好吃惊的。还有，就在看守所里这么无人理无人问地呆上个十年八年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说，我想争取保外就医的决心很大很大。有了目标，生活于是也就有了意义。
　　反正没过多久，我又开始装病绝食。这一回我比较“策略”，采取的是少吃而不是一口不吃。半个月后又来了一辆车，把我转到市里的看守所，住进了病号监。那里配备有一位医生。这当然是我始料未及的事。不过，换了个环境，有许多新鲜事新鲜人造成新鲜刺激，至少能缓解近两年时间的信息贫乏。因此我也不怎么沮丧。
　　市里的看守所虽然不见得占地更大，但建筑是两层楼的，关押的人要多得多。格局到底要大气一些病号监是在二楼，那铁窗就近似我入狱前的想像了。窗框比郊区看守所的要大，且位置不高，人可以凭窗而望。尽管此时我对铁窗早已不抱浪漫情怀，但终究是得一视野，也会生出些情致来。
　　铁窗外不远处即是上有电网的围墙，围墙外紧邻一个大院，是劳改局宿舍所在。市里地面挤，一墙之隔的劳改局宿舍近得好像伸手都能摸着。这么说吧，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宿舍阳台上刷牙的声音我们都能听得见。那是一幢和我们的铁窗成直角的建筑，我说的大概是三楼顶头一户的阳台。每天从铁窗斜望过去，那家人进进出出的活动都尽收眼底。毕竟是好久没看见人间景象了，一时间那阳台竟让我有些痴迷。
　　最令人惆怅的还是黄昏。阳台后的窗户突然亮了灯，嫩黄色的窗帘一下好像变了种颜色，有了半透明的感觉。每每看到，我的心就都要扑腾腾地跳上一阵。到那时我才明白，铁窗与普通窗口的主要区别不是有没有铁栅栏，而是有没有窗帘。铁窗是不用窗帘的。铁窗之内无隐私，遮挡起来想干什么？
　　那户人家有一个女孩，青春年少，十七八岁的光景。每天早上在阳台上刷牙洗脸，周六周日常会在阳台上晾晒洗好的衣物。用现在的常用语来说，她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球。一边看一边还有议论，美好的言辞和粗话脏话全用上了，却仍觉意犹未尽。于是开始编故事。说某某某有可能最先获释，出去后就连施妙计把这小女孩给勾搭上了，以后这阳台上便是双进双出。可别忘了用个小黑板给我们传递信息云云。
　　所有人都在看，我看的时候说话最少。但他们还是一致认为我最深情，把这小女孩命名为“小朱的情人”。这之后无论谁看见她来到阳台上，就都会喊：“快来看快来看！小朱的情人出来了！”有一阵我一条腿伤了，不能着地，可只要听到这喊声，我就会一个前滚翻翻到铁窗下，两手拉着铁栅栏站起来看。我记得我最爱看她晾衣物，两手往高处一伸，身体的曲线就充分显现出来，十分优美——那年代不说性感二字。
　　小黑板的故事当然没有实现。不过我出狱后竟然有幸在街头迎面碰见过她一回。旁边走着一个小帅哥，有说有笑地，一阵风似的就过去了，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在街头怅惘留连。只是她的相貌与身材好像都不及在阳台上那么好了。这是题外话，说来一笑。
　　接下来是我第三次装病绝食，生生死死地闹腾了二十多天，终于成功达成保外就医的目标。出去和家人朋友相聚了九个月。九个月后收监，在监内过了一个月就又开始第四次闹腾。这一次半绝食的时间（一顿只吃几口稀饭）长达四个月零二十天，中间还有十一天一口未吃。狱方认为我是一个“老油条”，所以把吊针架子搬进了号子。每天量血压，血压一低就输液。后来有一天我把被子掀开给预审员看了，可能是那大腿小腿一样粗细（活像“二战”时期被困在冲绳岛数月之久的日本兵）的效果起了作用，我于是又获得第二次保外就医的机会。这一回没再收监，五个月后结案获释。从1971年7月9日被抓（7月12日入狱）到1975年9月18日被放，历时共四年两个月零九天。
　　在那最后一次的闹腾过程中，吊盐水无疑是监号一景——盐水，生命的液！这一天盐水吊上了，就说明这一天已经没戏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一天就别指望出牢门（保外就医）了。号子里有这么几个小伙子跟我比较要好，经常会看着正显示下滴速度的玻璃管子发急：“这鸡巴盐水怎么滴得这么慢呀？”我倒是心如止水，仿佛已忘了我绝食的目的。有一次我跟他们说：“你们别嫌这盐水滴得慢。就这么一滴一滴地数下去，也能把我们的生命数完哪！”
　　是啊，用那水滴来计量我们的一生，只能是一个有限的数，而且绝不是一个大数。这不，出狱后又已经是三十年过去了，人却道是“弹指一挥间”，尽管铁窗岁月曾经是那样漫长！

定稿于2005年元月

　　本文选自《里面的故事》，朱正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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