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龙：茶淀农场

┃Personal History

茶淀农场

© 高云龙／口述
© 陈正卿／撰稿

一

　　1961年的秋冬之际，一天傍晚，突然吹哨，通知我们紧急集合，排好队后，郑、王两个队长站在队前，分别训话，让我们尽快打好行装，准备转移，并宣布一路上纪律，不准擅自离队，不准交头接耳议论，大小便都要报告请假，等等，而转移到哪里去，却丝毫没有透露。这时大家才发现，站在队伍前后的还有解放军和警察，都带着武器。当时在劳改队，每个人也没有什么多的东西，就是一个铺盖卷和几件服，不一会儿也都收拾好了。按照规定的时间，我们一个个爬上开来接送的卡车，王队长点好人数，就通知开车，车上也有警察监管，那时我们已很驯服，没有什么绳子绑捆和戴手铐这些，都老老实实地听从指挥，卡车一路驶向密山火车站，到那里看到一列火车已停在站台上，车站上黑压压的人群，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劳改、劳教人员，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待上车。四周也都有拿枪的解放军和警察看押着。
　　我们上车后，每个人在指定的车号位置上坐下，一个人一座位，是普通客车，不是其他人所说的无座位的闷罐车。上去不久就开车了，不一会儿也给每人发了一盒盒饭，是大米饭，还有一些素菜，我因好长日子没吃过米饭了，感到好香。每个车厢里都有腰间别着枪的警察在巡视，大小便这些要报告，基本是一路平安无事地到达终点。
　　因为事先没有开会，也没任何通知，终点是哪里也不知道。总之火车是开了一夜一天，下了火车，看了站牌，才知道是到了天津。到了天津站，又按照命令爬上汽车，一路往东开，车速很快，沿途渐见荒凉，房屋矮小破旧，道旁土地贫瘠，道路也坑洼不平，等看到一些不高的楼房和厂房时，才知道是到了塘沽。车过塘沽，弯进一条不宽的土路，又开了大半个时辰，车子才在一个大门前停了下来。大门旁是有木牌子的，写着茶淀劳改农场等字样。
　　我们按命令下车整队，由押送人员押进大门，而我们在从天津站到这里时，一路上也是有解放军军车和警察警车前后押送的。进了大门，才感觉茶淀这里是真正的监狱，院子正中有高高的岗楼，有解放军端枪四周瞭望，四周院墙都有铁丝网，铁丝网内外都有宽宽的护墙河，院子里由于我们押过来，到处都可看到带枪的岗哨，感到戒备森严。
　　到这里后，管教人员进行训话，然后重新分组，最大的不同是把我们右派分子，单独编成一个小组，叫右派劳教小组。和我同组的，除兴凯湖上岗五村一同来的王昕外，还有十来个右派分子。其中有一个，我乍一听一愣，谭天荣，北京大学最有名的学生右派啊，当年一个是他，一个是人民大学的林希翎，《人民日报》等报纸几乎天天见到，称他是“学生右派总司令”，“恶毒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也分到我们组里来了。我仔细打量过他，人长得算高的，但很瘦，眼睛蛮大，但无精打采的。组里还有一个人叫林安乾，年纪和我差不多，和我挨着铺睡，所以说过一些话。他是《人民日报》图书室的资料员，还是共青团员，也是提了一些意见，被定为右派，先到兴凯湖，再到这里。其他的人叫什么名字，当时知道的，现在忘了。因为几乎互相不说话，都是认为自己吃了说话的苦，干脆不说话，右派改造小组是一个彼此不交流，最沉默的小组
　　过了一些日子，我知道茶淀劳改农场，地址虽然是在天津塘沽，但正式名称叫清河农场，也是北京市劳改局管的，茶淀实际是北京到山海关的京山铁路上的一个小站，它在北京人心目中印象，就像是白茅岭在上海人中的印象，说这人是茶淀来的，就是说你是牢里出来的。我们右派劳教小组，在这里是个特殊人群，全部在马厩里干活，管起马圈，扫圈和院子，切马草料等活。农场还有一个养鸡场，也归我们打扫管理。农场规定早上六点出工，晚上天黑收工。学习之类安排很少，劳改和劳教人员还是编成中队、小队管理，管教人员也按这样来配备，对我们右派小组没有特别的管理和监督。右派小组人员基本相安无事，每个人想的是快些解除教养，最希望来个“特赦”，能早一天回归社会。由于这种心情，我们和家人通信都很少，因为实在也没什么可说了。

二

　　在刚到茶淀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天还未入冬，大田里还看到没收尽的庄稼，食堂供应虽然不如在兴凯湖，但基本还是能吃上杂粮像玉米面之类，每餐也还维持个半饱。等到天冷以后，下过头一场雪，食堂里伙食就明显下降了，常常是山芋粉掺着粉碎过的玉米芯子，蒸成团团即窝头，作为主食供应给我们吃。而且里面还含着沙子，直咯牙齿，一冷下来就硬邦邦的，黑乎乎的，强吞进口咽下也是勉强充饥，一会儿就觉饿。况且就连这种饭，每顿也只给两个比鸡蛋大一些的。所给的白菜汤，也就只是一碗刷锅水，一丝油花也没有。
　　仅仅过了一段日子，组内所有的人都感觉不行了，出工走路都有气无力，拖拖沓沓。接着，就互相发现很多人浮肿了，尤其是腿肿得最明显，手指一揿，一个瘪塘，久久不会恢复。我印象中谭天荣肿得最厉害，他本来个子大，一瘦就愈显得皮包骨头，两条腿也更迈不动了。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饥饿的恐慌，我也在内，常常在入睡前饿得忍不住，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来年开春，情况没有好转，饥荒还在威胁我们在出工的路上，看到新出的柳树芽，就会跑过去，撸一把塞进嘴里。有时看到地里的嫩野菜叶，也不识是什么野菜，因为还沾着露水，也在衣服上擦擦，吞进口咽了。后来麦快熟了，刚抽出穗，还没灌满浆，走过田边，趁人不注意，也赶快撸一把吞嘴里。总之，是见到能吃的，就先把它吃进肚里。这时还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和我同在右派小组的“难友”，也是从北京来的，有一天晚上“告发”我，说我白天在打扫鸡棚时，偷了一个鸡蛋回来，我当时反驳他是“诬告”，第二天早上出工，管教去查了，发现那个鸡蛋，还在他所说的原来地方。小队管教经过调查，认为他是谎报诬赖，当天晚上还召开了小组会批斗了他。我想，他本来是想争取积极表现，能早日解除劳教，不料这反倒又受影响。这也可以想象当时缺少粮食，饥饿可怕的情景。
　　就在那年春荒最严重的春夏之际，一位中学老同学的关爱，让我永远不能忘怀。这就是大同附中高中同学周文良，他和我一同考取上海税专，后来分到缉私船工作，当了船长，跑了世界上不少地方。继又调到天津浚浦局当领导，负责天津港的航道疏浚。他上海的家和我家离得很近，每一次回上海都到我家里来坐一坐，打听一下我的情况，听说我划为了右派，怎么也不相信，一口认定冤枉的。我到天津茶淀劳改农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尽管想让父母不要为我操心，但字里行间多少透露了一些饥荒的情况。他兄弟周俊良到我家来玩也听说了，那个年代这种情形，不是真正的自己人是不说的。他到天津看他哥哥，他哥哥周文良听说了我的消息很吃惊，就让他兄弟带来一包饼干、糖果，因他们在海上作业，有一些特殊供应，从天津到塘沽，再从塘沽走了十多里路来看我。那一包饼干和糖果，对我真如雪中送炭，我决定细水长流每天只吃一块饼干、一粒糖果，维持一点热量，尽可能多坚持一些天数。我一直把这高贵的友情藏在心中。这次饥荒在茶淀是不是饿死人，我不敢说，但满眼看到的都是饿得骨瘦如柴、有气无力的人，甚至在道边拉着车走着走着，就趴下了，实际没有病就是饿。所有人就靠食堂那样粗劣，极少的一日三餐维系着生命，这种记忆是终生难忘的。

三

　　1962年的春节以后，我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变化，经过近三年的劳动教养，农场认为我改造较好，表现不错，决定解除我的劳动教养，放出大墙外当了留场职工，每月有了一些工资。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获得了一些自由，劳动教养，我们是关在围墙里面的，不可自由出入。变为留场职工，我们住在围墙外职工宿舍里，基本是自由的了。住在外面，我们可以到食堂用餐，职工食堂比劳改、劳教食堂伙食要好一些。
　　我记得，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我一个人跑到塘沽镇上去玩了一次。本来想，塘沽在全国也蛮有影响，应该是个不小的城镇，有繁华的市区和商场，从农场走过去，足足有十多里路，我走了将近一个上午才到，到后有些失望，发现塘沽小的很，只有一两条马路全是旧平房，一副残破像，兜了半天在街尾发现了一家小饭店，跑进去看到一个菜红烧肘子，问价吓一跳，要十五元，是我大半个月工资。原来这是议价菜，那时肉食供应很紧张是要票的，不要票议价就等于是黑市。但我有多长日子没吃肉了呢？真想不起来了。一咬牙，就要了这个菜。实际那个饭店里，就只有那么一份肘子。那个肘子之香，是我这辈子终生难忘的。我几乎是狼吞虎咽地把它啃完了。
　　我变动为留场职工以后，还是编入一个右派留场的职工小组，也有十来个人，有和我一起变为留场职工的林安乾，还有一个叫翟绍昌，也是北京一个文化单位送到北大荒，再转到茶淀的右派分子。然而，解除劳教改为留场职工，大家相互之间话还是很少，不交流，有几个人我晓得姓，不知道名字，在人际关系上这群人都麻木了。
　　我到这个右派留场职工小组，跟大家一道下大田干活，活比以前累了，但是自由得多了。这样，我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就意外地找到一个食物来源。从农场沿围墙往东面走，有一个河道通往入海口，四周长满水草，水质很清。那次我走过，听到水里“扑通”一声，“有鱼！”我不禁叫了一声。那时天还虽未很热，但已开春，就脱了裤子跳下水去摸一摸，刚到河塘边水齐腰深水草茂密的地方，就觉得大腿上“啪嗒”被什么抽打了一下，我惊喜地意识到果真是鱼，还不老小，因我小时候在奉贤东新市，就是弄水和捉鱼摸蟹的好手，我立即顺着水路很快把那条鱼揿住了，用两只手捏紧它的鳃，看是条大鲫瓜子，足有半斤多。
　　我爬上岸，就用手把鱼鳃抠了，鱼鳞刮了，再用一根树枝穿起，在宿舍平房的后墙根，垫起几块破砖头成炉灶型，放上打饭的搪瓷碗，用捡来的枯树枝叶点着火烧，不一会儿，一碗雪白的鱼汤，尽管是没盐没油，但是其味道的鲜美，真是令人大快朵颐。
　　后来，我就把一件破汗衫，剪剪缝缝，改制成一只网兜，正好套在头颈上，当成踩水摸鱼的鱼篓。每天中午趁午休的时间，就到闸口水塘里去摸鱼摸蟹。尽管塘中央水很深，摸鱼不易，我的水性很好，甚至能一个猛子钻到水底下，把一条鱼摸上来。所以，这以后的天也逐渐热了，每天中午的这个把钟头，我都可以有所斩获。后来，我在闸口发现一个蟹洞，就伸手进去摸，果然摸出一只大蟹，有三四两重吧。这样，我每天中午去摸鱼摸蟹，回来就在墙根的砖头上烤熟吃，很快饥饿的感觉没有了，营养不良的症状消失了，人也有力气了，精神也好多了。在天气不好，阴雨连绵的时候，一般摸不着鱼蟹，我看到塘边水草里有青蛙在跳，也把它抓住剥皮烤了吃。味道也很鲜美。青蛙没有了，我还抓过水蛇，也是把它皮剥了，用树枝穿起，在火上烤了吃。我一边啃得满嘴污黑，一边感叹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原始人。
　　当时和我住一个屋的右派同事，共有十来个人，一个个也饿得不行，有一些人也知道我在塘里摸鱼摸蟹，还抓水蛇吃，但因大多数是北方人不会水，也只好忍饥挨饿熬着。那个林安乾是挨着我睡的，我看他饿得实在不行，中午总是有气无力地躺着，就把一只烤熟的青蛙，带回屋里，偷偷地叫他吃，不料他却好歹不肯吃。我劝他：“这东西在我们南方人是都吃得的。”他叹了口气，还是不肯。我也没法子只好由他了。这种饥荒的情形，现在和年轻人说起，是已经没有人相信了。大约是这年的秋天，饥荒的情况才好一些了。

四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我刚结束了教养，改变为留场职工的时候，一天场部办公室的一个干部来找我：“说你父亲是全国政协委员吗？他到北京来开会，住在北京虎坊桥的建国饭店，让你去见面，我们已经给你批好假了。”由场部办公室通知我，一是我们这些右派小组的人请假，都要经过他们场部批准；二是这种劳改单位也只有他们办公室有电话，职工宿舍门房是没有电话的。接到这个通知，我自然是很兴奋，从接手做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碑浮雕，我已因为忙未回过上海，划为右派，我连和家中的通信都很少，这样就有七八年没能和家人见面沟通，这次爸爸让我去北京见面，我兴奋得一夜未睡好，第二天一早，就拿了通行证，去了茶淀火车站。
　　虽说是在茶淀农场劳动教养，而这次才真正到了茶淀火车站。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只有一两个职工吧。又管卖票，又管检票，还要管管站务这些。停靠的也都是山海关和北京之间方向的慢车，上车的也都是当地的农民和极少数我们这些劳教、劳改留场职工。到北京花了多长时间，我忘了。但在北京站出站，乘上公交车我到虎坊桥建国饭店，我父亲立即从楼上下来了，他见我一愣，问：“人家都面黄肌瘦的，你好像面色蛮好嘛？”我回答他：“我靠摸鱼啊。”他开头还困惑不解，后来听我仔细说了，才恍然大悟。
　　这时他领我进了他房间，说：“城里人也供应紧张，我和你妈妈对你们不放心。”他又问了我划为右派的详细经过，老实说，当时我虽和家中通信，但有一些情况还不敢写在信里。这次，我把自己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经过讲了一遍。我父亲一边听，一边连声说：“你这个糊涂虫，糊涂虫喔！”同时还带出一句：“你们这两个糊涂蛋子喔。”
　　我心一惊，难道我大弟弟金星也出了事。我只晓得他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分配回上海交通大学，后来又动员他去了新疆石河子农学院教化学。我父亲告诉我，他在北大读书时，是共青团员，也是排球队员，北大在海淀离城里较远，到城里来比赛，就住在我的宿舍里。反右运动“鸣放”时，他到我这里，讲了北大的一些学生集会贴大字报情况，他说，你们学校有人去揭发，说他到你们中央美院串联，煽风点火，1958年那时，他已分配回上海交通大学教书，一年后北京大学却又一纸通知把他补充为“右派”。我听了，只能大喊一声：“天啊，哪有这样的天方夜谭！”我大弟弟还受我的牵连，我们受难，人家升官，知道这些，我简直心如刀割。
　　令我吃惊的，我爸爸说，他也是有惊无险，经历了一场风波。在中共中央下发了整风文件以后，上海市委也召开了上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给共产党和领导干部提意见，他提了一条：“有的党员干部拿着尚方宝剑到处整人。”结果第二天，《解放日报》见报时，登载的变为了：“党员干部拿着尚方宝剑到处整人。”将“有的”两个字漏掉了。我父亲看了很着急，这绝不是两个字的差别，是有根本性质的错误，他绝没有批评所有党的干部的意思，立即向解放日报社提出更正。好在报社还是接受了意见，专门登出了更正启事，总算没给抓了“辫子”。
　　当然，反右运动对他内心的冲击还是很大的，他自从经组织批准到日本治病后，共产党内的同志接触最多的就是沙文汉，解放战争时期，他还是我父亲党的关系领导人，还曾经住在我家，我父亲能逃脱国民党特务的逮捕，就是他冒险来通知的。解放后，他在华东和浙江省当领导，还当了浙江省长。和我父亲还有交往。结果反右运动中他和夫人陈修良一同被打成右派。我父亲提起这件事，看他心情总是很沉闷。

五

　　我在北京待了两天，我父亲回上海去了，我也回了茶淀农场。事情大约过了几个月，一天农场办公室又来人找我，说根据中央和北京市委右派分子解除教养安置的规定，像我这种情况的可以安排到北京市的国营农场，已将我安排到了北京郊区的卢沟桥农场。我感到有些意外，但很快想到是爸爸的老战友、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和他夫人韩幽桐的关怀。
　　张、韩夫妇流亡在日本时，曾和我父亲、母亲认识，还到他们的住处来过。彼此了解都曾是共产党员，为逃避国民党的抓捕，躲避到日本，一同组织过进步团体无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会等，也曾一起参加过到日本外务省官厅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东北，遭到日本军警的殴打和驱赶。张、韩回国后幸运地直接找到了周恩来，后来就到重庆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张在北京市任副市长，他夫人韩幽桐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庭长，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在会上与我父亲有过交谈。
　　我在回到茶淀农场后，曾接到过家里的来信传达我爸爸的嘱咐，好好改造，说他见到过张友渔副市长，谈起过我的情况，张说去问一问，照政策办。所以我猜测，把我由天津茶淀劳改农场调往北京卢沟桥国营农场，是有张友渔关系的。
　　场部通知我后，很快就把我的调转手续办好了，我临走也没向更多的人告别，只和林安乾低声说了说，他的眼中满是凄楚的目光。我离开茶淀后，据我后来晓得，和我一样的他们这批右派分子，先被集中到北京郊区大兴县的团河劳改农场三余庄分场，后来又送回天津茶淀，就一直呆在那里，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潮又起，林安乾又被作为“黑五类分子”遭到关押、批斗和种种迫害，1968年林安乾终于在绝望中自杀。我得到这个消息，一是悲伤，几年落难中萍水相逢，他是一个好人，也不可能有什么历史旧账，才二十多岁，共青团员，也充其量是言论问题，就受了十年磨难，直至自杀。乍一听，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二是庆幸，庆幸自己还能苟活到改正这一天，还能后来做出一些成就，但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还有谭天荣比我们更惨，他因为是有名的学生大右派，到哪里都受到特殊关注，我和他在一个劳动教养小组，我们干的活儿比其他的组都累，挨的批评也多，一说就是：“谭天荣，你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这顶帽子太大，管教便紧盯住他。我们解除教养，他还没有挨到这个当留场职工的资格，仍旧关在围墙和铁丝网里面，由岗楼哨兵监视一举一动，可以说没有什么自由。据说他是被教养了十一年，也曾被移送到北京大兴的团河劳改农场三余庄分场，后来又被送回天津茶淀。文化大革命中，说他和一批在三余庄的北大右派同学搞“反革命小集团”，传说被枪毙。实际，是被押送回家乡湖南道县——和我一样被押送回奉贤老家监督劳动。改正以后，也没有见到过他。

　　本文选自《高云龙口述历史》，高云龙口述，陈正卿撰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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