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闻捷之死

┃Personal History

闻捷之死

© 戴厚英／文

一

　　大概是1964年吧，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碰到一位熟悉的长辈作家，他身边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汉子。那位熟人给我们作了介绍，说他是闻捷，刚调到上海的著名诗人；介绍我说这是小戴，非常活跃的青年评论家。我和闻捷就这样认识了。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交往的机会。闻捷先是到故乡丹徒去深入生活，然后又被调到上海京剧院，去写“样板戏”《海港》。我则忙着写文章，然后又是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
　　这次见面，闻捷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觉得他对我这样的后辈（他大我十五岁）很慈祥、随和。但是，对闻捷这个人，我不能说毫无了解。我读过他写的《吐鲁番情歌》，十分欣赏。同时，上海作协也有一些关于他从北京调到上海的传说，说他感情开朗奔放，喜欢胡言乱语，不能见容于北京文艺界的某些上级。但是在我们相爱以后他对我说，他南来的真实原因是躲避政治，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和恐惧。
　　这一切由来有自。
　　闻捷，1923年生于丹徒县一个铁路小站站长的家里。父亲早亡，由母亲抚养他到十五岁。家道贫苦，他十四岁便去一家煤球店当了学徒。1938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闻捷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宣传队，并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一切不幸都由1939年开始了。那还是“国共合作”的时候，闻捷所在宣传队党组织受到破坏，他们十来个人一起被李宗仁战区的国民党逮捕。根据共产党当时的战略和上级的指示，闻捷和他的战友们写了一份集体“悔过书”。“悔过书”没有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承认“年幼无知，误读不良书籍，误与不良人为伍”。“悔过书”保证今后“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领导下，精诚团结，抗战救国”。这之后，闻捷在狱中党组织的指导下，哭着闹着要回家“找妈妈”，“继续读书”，国民党相信了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就把他放了。
　　闻捷出狱之后，在多方帮助下，辗转到了延安。他以为回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不久就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他那一段牢狱生活使他成了怀疑对象，要他交代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吓得乱说了一通，过了关，但从此丢掉党籍。
　　不再是党员的闻捷依然热爱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以战地新闻记者的身份投入了三年解放战争，1948年，因为他的勇敢和勤奋，又被重新吸收为中共党员。但是那以后政治运动就始终跟随着他。而且查来查去，都是要查清他十六岁时的那一段牢狱生活。解放初期的“审干”，把他那段历史重审了一遍，没发现他有任何隐瞒，却给他下了个结论，说他那是“变节行为”。这使闻捷灰心。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荆棘，便转行投入文艺。他以奇异清新的情歌一炮打响，离开了新华社，进入作家的行列。可是文艺界也不太平，他巧妙地躲过了反右斗争，却躲不掉又一次的“政审”。于是他想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回到自己的故土南方……
　　可是到哪里能躲掉政治运动和审查啊？十六岁的那段经历，像一把随时可以下落的刀剑，杀他剐他都有依据。好像中国有一个可以任意解释的“二十二条军规”，只要能管住士兵，怎么解释都对。

二

　　文革开始的时候，闻捷在上海京剧院参与领导运动。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和其他两位领导运动的人一起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为了躲避武斗，他们在一些同事的帮助下躲了起来，一躲就是四十多天，成为上海滩上轰动一时的“言（行）、章（力挥）、闻（捷）事件”。当时马路上时常看到京剧院贴出的要捉拿他们“归案”的大标语。
　　1968年3月，闻捷被“勒令”离开京剧院回上海作家协会接受审查，并点明要重审他的“历史问题”。那时我正住在作家协会院内，并且刚刚担任“文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把手”。闻捷的历史问题由当时作协的“专案组”统一审查，他在运动之初“外逃事件”的审查则交给了我和青年诗人王宁宇等三四个人。我为这几个人的组长。这大概就是说我是闻捷的所谓“专案组长”的来由。其实，“专案组”成员在当时都经过严格政审，一要党员，二要背景和历史清白，我和王都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因此都不是“专案组”成员。我们是“群众办案”组成员。
　　因为闻捷在“样板戏”剧组呆过，样板戏又是绝对不可涉及的禁区，所以当时作协领导小组决定对闻捷“保护性”隔离，叫他住到作家协会，以免被人从他那里挖去不利“样板剧组”的“防扩散”材料，那样他和作协都吃罪不起。
　　于是闻捷住到了我隔壁一间空房子里，我们有了朝夕见面的机会。但是我们从不随便交谈，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我是从来不与他搭腔的。这是当时的规矩。我时常和王宁宇一起和他谈话，叫他交代他“外逃”的几十天干了什么，因而对他有了一些了解。
　　闻捷是这样的人，他襟怀坦白，对任何人都不存戒备。他把我和王宁宇当做朋友和弟、妹，每一次都侃侃而谈，不但“交代”了他在“外逃”的几十天里干了什么，还不时地谈论他的过去。他一谈起来就忘乎所以，完全忘记了我们的不同身份，“小王”“小戴”地叫个不停。我和王宁宇受他的感染和吸引，有时也会忘乎所以，与他扯些别的事情。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未曾像别的审查者被审查者那样紧张。我常和一些朋友说，闻捷这个人真浪漫，他说他从京剧院逃出的那些日子想到处流浪，做个“行吟诗人”呢。朋友们对他的诗人品格也都付之一笑。
　　这一次闻捷在作协没住多久，上头就指示将他隔离到上海少教所去。因为外面来找他外调的太多，怕出问题。这时我们对他的“外逃事件”审查已告结束，没发现任何超出他个人交代的问题，剩下的只有对他的“历史问题”的审查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但是，有时外面来人找闻捷“外调”，或者有别的事情要找闻捷，有关领导还会要我和王宁宇去陪同外调或与闻捷谈话。因此，我仍然有机会见到闻捷。我们见面的次数极少，每一次都有别人在场，根本没有个别交谈的机会，更不可能产生什么“私情”。但不可否认，我对闻捷的同情和了解与日俱增。
　　转折关键是闻捷的妻子杜方梅的自杀。杜方梅我只见过一面，是向她了解闻捷的“外逃”情况见到她的。她的美丽、端庄和倔强，都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突然之间她跳楼自杀了，使我很难理解。当时领导小组叫我和王宁宇去“少教所”找闻捷，把消息告诉他，并劝他“正确对待”。我们该怎么对他说明事件的真相呢？为了弄明杜方梅死之真相，我和王宁宇找到杜所在的上海市人民银行的造反派。我们说，不明真相，我们不好向闻捷交代。可是银行的人对我们不肯说实话，听来听去，我们还是不明白。只能说是“畏罪自杀”了。回来后我向作协领导汇报，并写了一个书面情况，要求将杜的死因查明。那位领导是一位工人作家，他看了我写的东西，叹了一口气，他说：小戴，你别自找麻烦了。这种事谁给你查清？我想当时我们还背着“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罪名，等待清算，他的谨慎可以理解，只好作罢。
　　那天我是怀着同情与王宁宇一起找闻捷谈话的。当我们把杜方梅的事情讲完的时候，闻捷捂住了脸。泪水顺着他的手指缝渗出来，我看见他的下巴在剧烈颤动。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同情，便与王宁宇一次又一次劝他“相信群众相信党”，“正确对待”这件事情。离开闻捷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闻捷想不通也走上绝路。我忍不住回过头来大声地说：闻捷，你不能死啊！你要活下去。我想闻捷是能够感受到我此刻的同情的。
　　杜方梅死后不久，闻捷的两个大女儿要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她们的一位女老师找到我，说她很可怜两个孩子，想问问闻捷到底是什么问题，可不可以给她们一个好些的鉴定，并且让她们在走之前见见父亲。我未加思索就告诉那位老师，说闻捷一定是“人民内部问题”，当然应该让他见见孩子。之后，我向领导汇报，请求给他们父女一个见面的机会。领导立即表示同意。
　　又是我和王宁宇一起，陪着闻捷的二女儿果子去“少教所”向闻捷告别。果子那年也正好是十六岁。多日不见，闻捷已见苍老。看着他们父女强忍泪水谈话的样子，我心里非常难受。我也想哭。闻捷鼓励着孩子，叫她们放心地去。他一点一点问着她们的准备工作，对女儿说，家中的一切，只要她们需要都可以拿去。女儿说：不要，我们什么都不要。
　　这次会见使我感到刺激。我回到机关把自己的心情对一些人说了，想不到这成为以后迫害我们的依据。
　　但是，到这时为止，还只是我在了解闻捷，闻捷对我并没有多少理解。他真正了解我，是我在“一打三反”中受审查的时候。
　　我接受审查时，闻捷也解除了隔离和我们一起下到五七校。那时我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是可以放松一点的“死老虎”，我则变成必须狠狠打击的“活老虎”了。因为人手不够，“死老虎”常常被用来做些打“活老虎”的辅助工作。如抄大字报、写标语横幅、布置会场之类。真是命运的安排，闻捷被命令书写并悬挂声讨我的横幅、标语。也许还有前一段时间有所接触的缘故，他关心起我的事情来。不论是人家揭发我的大字报，还是我的自我辩护的大字报，他都仔细读过。他说他的结论是：这个年轻的女同志是很不一般的。他喜欢我烈火般的性格。这时，我们才算彼此相知了。但是没有恋爱，也不可能恋爱。我还在维护着自己的婚姻，而且受着审查，他也还没有“解放”。我们只是互相了解了。

三

　　不久之后，闻捷“解放”了，作为问题的，还是十六岁时的那段历史。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结论却比先前的审查结论要严厉，他被定为“变节分子”。工军宣队让他到养猪场养猪，他很努力，好像还养出点名堂来，因此受到表扬，还叫他到干校广播台去讲自己怎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养猪的。天晓得他当时讲了些什么。反正当时大家都那样讲，无论干什么事情，成功总是因为贯彻了毛泽东思想；失败，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次“讲用”宣告他真正回到“革命群众”队伍中来了，从此他回到“连队”，和上海作协的人一起劳动。他回到“连队”以后不久，对我的审查也告一段落。于是我和他取得了相同的身份和地位，成为一个“战线”上共同劳动的“战友”了。我们在干校种菜。为了安排每天的劳动生产，工军宣队叫我负责安排“女劳力”，叫他安排“男劳力”，还命令对种菜略有经验的老作家丰村协助我们工作。
　　于是我们真正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对种菜都一窍不通，每天都得去附近生产队找一位老队长请教，以便决定明天我们该干什么。从干校到生产队有六七里路，我们每天晚饭后都必须在那条小路上来回走一趟。因为小路难走，每一趟都要花费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不以此为苦为累，因为我们找到了谈话的机会。现在不用再怕有人检举汇报，只有我们二人，什么不能说？总是他先询问我，离婚以后的日子如何？有没有再婚的打算啊？然后是我询问他，在黑龙江的两个女儿可好？小女儿在家由谁照顾？除了生活，我们便谈诗，谈文学。原来我们在文学上有许多共同的爱好。
　　我们的路越走越短，消耗的时间却越来越长了。我们常常不愿意结束谈话，很快回到干校。
　　那一天，风是风，雨是雨，还响着雷。我们照常到生产队去请教工作。小路又窄又滑，他不时地伸出手来搀扶我。到了老队长家，正碰上他家添了孙子，在吃圆子庆贺。老队长不顾我们的身份，一定要我们一人吃一碗糯米汤圆。我不敢吃，闻捷批评了我。他说你这个人就这么死板？吃一碗圆子有什么问题？这使我想起刚下乡劳动的时候，工军宣队不允许我们在镇上买东西吃，他偏要吃。一天他去镇上拉粪，饿了，买了两个大饼吞进肚里。同去的“牛鬼蛇神”不敢吃，回来就揭发了闻捷。闻捷便在会上做了个叫人喷饭的“检讨”：工宣队不让吃大饼，他吃了，就是反对工宣队。工宣队代表党和毛主席，因此吃大饼就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于是我笑着顺从了他，坐下来吃起圆子来。他胃口极好，不一会儿把一碗圆子吃完了。我却吃不下去。他看见我用筷子夹着圆子为难的样子，马上接过我手里的碗把我吃剩的圆子三口两口吞完了，抹嘴笑笑，孩子似的。他是那么自然和随意，使我感到我与他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
　　回来的路上，我心里由不得激动而紧张。因为我还没有想到过会与他建立什么特殊的关系。他“解放”以后，不少有家和没家的女士都盯着他，对他关照有加。有人给他偷偷送水果，放在他床上；又有人整天对他絮絮叨叨，倾诉自己的孤独和苦恼。文艺单位的人，长期过夫妻分居的“集体生活”，这种情愫不难理解。这些事大家心里明白，都说闻捷交上“桃花运”了。这些事也成为我们路上谈话的内容，我常常取笑他，说某某很好，就娶了她吧。他总是很认真地说：小戴，怎么你也取笑我？你真的什么都没想过？
　　我真的什么都没想过，因为他比我大得太多，也因为杜方梅太美了。我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安全而愉快，因此依恋着他。可是今晚，我想到了他希望我想的事情。我心里十分害怕，这可能吗？我和他？
　　我一路上远远地避着他。但我还是不断地滑到水田里，他扶起我，我就把他的手摆脱了。我得好好想想啊！可是雨越来越大，我全身湿透，冷得发抖。他一次又一次叫我：小戴，靠近我，我护着你。我一次又一次固执地回答：不。可是，在走出小路，上了大路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颤抖的声音：小戴，靠近我！我再也抵御不住他的巨大的吸引，投入了他的怀抱。依靠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我哭了。我说我心里好苦。他说从今以后你就不苦了，有我……
　　但是回到宿舍，我又犹豫了，突然觉得我需要对他了解得更多。第一次的婚姻失败使我不敢再轻易相信一个男人了。所以，第二天，当他邀请我这次休假到他家里去玩的时候，我拒绝了。我说：请把你写过的作品都给我看看，我要更多地了解你。他有些失望，但还是答应了。

四

　　在干校劳动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星期天的，而是每个月将几个星期天集中起来，回上海与家人团聚。那一次，我们休假在国庆节前夕。在机关组织观看电影的时候，闻捷让他的小女儿将一大包书交给了我，包里都是他的作品。
　　我抱着那包书回到家里，马上开始了阅读。我整整读了两天，一页不漏地把那包书读完了。我难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被他的热情和才华震撼。我特别喜欢他那些清丽、热烈、执著的情歌，觉得字字句句是他对我发出的呼唤。于是，10月2日下午，我把那些书仍然用报纸包起来，敲响了他家的门（以后工军宣队叫我交代他对我的“腐蚀”，我为了说明我们是真诚的相爱，叙述了这种感觉。他们说：这就是腐蚀啊！你还为之哭泣！）。
　　啊，闻捷料定了我今天会来，他一天不出门，坐在家里等着我！
　　眼前的这个闻捷再也不是于校里的那个邋遢鬼了。他穿上当年到阿尔及利亚访问时制作的蟹青色西装，显得挺拔俊俏、神采飞扬。我一进门他就迎上来，说：我知道你会来，你一定会来。我想说什么，他又说，你先不要说，什么也不要说，你只回答我，是不是定了？我说：定了。他抱着我转了好多圈。然后，他坐下来，与我讨论起我们今后的生活。他说他不像人们想象的诗人，会滥用情。他找爱人都是凭感觉，但他是个忠诚的爱人。他说当年他对杜方梅就是一见钟情。但是一旦爱上了他决不放弃。他对朋友说：我一定要娶杜方梅为妻，否则将我巫之禄（闻捷的原名）三个字倒写。杜方梅果然成了他的妻。他说，自打他发现自己爱上了我，也在心里这样发誓：不能娶小戴为妻，我就把闻捷二字颠倒过来。
　　我无法表述当时所感到的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他像大海一样把我完全包容在自己的胸怀里，我闭着眼睛在海面上悠悠荡荡，承受海水的浸润、爱抚。我的情感突然变得奔放而成熟。我觉得他对我的爱是那么完美，似父兄，又是情人。他说他感谢我的前夫，因为是他的遗弃使我趋向成熟。
　　我们的性格太相似了。都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10月2日晚上，他还对我谆谆告诫：现在不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因此我们的事要保密，对谁也不说。可是第二天，他就说不，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赶快结婚。我要把四个女儿（他三个，我一个）都接到身边来，我们一定能相处得很好。只是，我一个男人对你们母女五个，阴气太重，阴气太重。他高兴得哈哈大笑。
　　于是，我们商量起结婚的事。我们得写一份结婚申请交给工军宣队，没有他们的批准，我们不能结婚，这一点我们十分明白。此外，我们要遍告亲友，征得他们的支持和同意。
　　我们给自己的亲友发出一封封的信，宣告我们相爱了，我们就要结婚了。同时，我们一起商量写了一份申请结婚的报告。我们共同写什么东西都是我执笔，我写字比他快。我记得，我们在申请报告上写了如下的内容：
　　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彼此欣赏才华，彼此同情家庭的遭遇。我们相信，我们的结合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更大的成功。我们现在家庭生活都有困难，所以希望早日结婚，以便互相照应。
　　没有经过文革的人不会从这份报告中发现我们当时是何等天真、被热情冲昏了头脑。这些大实话在当时条条都是与当时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我们等于把自己的“辫子”扎成一把，送到审判者的手里。可是我们当时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感情里，浑然不觉。爱情使我们的思维回复到了正常的渠道，忘记了我们正处身在非常时期。
　　休假完毕回到干校，我们就把那份申请报告交了上去。之后，我们就以为自己有权公开恋爱了。劳动的时候，我们总要寻找机会在一起，一边干活一边叙话。吃饭的时候，我们更是紧紧地相随，两个人找一个角落，边吃边笑。休息的时候，我在水池下洗衣服，他将身上脏衣服一脱就扔过来了，说：洗洗。我抓过来就按到水盆里。半个月有半天休息时间，叫我们整理“内务”。可是我们什么也不整理，却相约到海边抓螃蟹去，弄成两个泥人儿回来，又一起到小镇去吃了一碗豆腐汤，一路唱着回到干校。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正是我们共同的品格，我们都在梦里。
　　我们的亲属也助长了我们的梦。虽然他的孩子们对母亲仍然怀念，对父亲的新恋情感到突然，但一律表示了理解。大女儿来信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作主。你应该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二女儿来信说，她是谁呀？是那个我见过的剪短发的女同志吗？那么年轻！我叫她什么啊？小女儿，更是一切听爸爸的。他叫我立即给两个大女儿回信，说：现在是一家人了，你要和她们多联系，以后她们的事，都由你照应，我是爸爸，不方便呀！我听从他，给她们一一回了信。我对她们说，其实我也不算年轻了。至于称呼，怎么都成，叫我“老戴”，我也感到亲切。我的父亲也来了信，他说闻捷年纪太大，叫我慎重考虑。但是，我明白，父亲不会阻拦我。
　　那时，我们为什么不看看周围的眼睛呢？为什么不抬头看看天空呢？乌云正在密集，一双双大大小小的眼睛里，又包含着多少令人忧虑不解的色彩……

五

　　又到了月底休假的时候。我们计划着回到上海要好好与他的小女儿一起玩玩。她才十四岁，一个人生活在上海，每天啃街道食堂的冷馒头。可是，就在休假的前两天，工军队突然找我谈话。找我的是一位军宣队的排长和工宣队的连队指导员。我以为他们是要给我们的结婚申请做一个答复，事先便与闻捷一起推测各种可能。我们想到会不同意我们马上结婚，那我们就等一等。但是不料人家根本不提我们结婚申请的事，好像我们根本没有写过什么报告，也没有产生爱情。排长接见我时，怀里正抱着一个老猫。他一边捋着猫毛一边问我：你看这个老猫还不老？我不予理睬，请他们言归正题。于是我收到一道怎么也没想到的命令，竟然叫我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到吉林去！
　　排长说：本来你就该去吉林的，因为家庭问题拖了下来。现在，你家庭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去了。
　　我毫无思想准备，便说，这要和闻捷商量。
　　排长立即满脸不屑，说：你的事为什么要和他商量？
　　我说：我们在恋爱，而且准备结婚。
　　结婚？谁批准你们结婚了？恋爱？闻捷有什么可爱？还有几千元钱存款，是不是啊？排长说。
　　我转身就走了，找到闻捷，大哭一场。闻捷立即忧郁起来，他说，这是明明白白要把我们拆开。既然叫你去，你不能不去。你去吧，我等你。你去一年，我等你一年。你去十年，我等你十年。你去一辈子，我等你一辈子。为了击碎工军宣队说我贪图他几千元存款的滥言，他立即写了报告，要将几千元存款全部上交，作为“党费”，那时几千元存款还被“冻结”在银行里。根本不能动用。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我们爱情的纯洁，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诗人啊，作家啊，无论其胸怀多么广阔，知识多么丰厚，斗起政治智慧来，要比根本还算不上政客的小爬虫却相差一大截。
　　10月底，我们一起回到上海。这一次的休假就是阴暗的了。他与我一起为我准备去吉林的行李。我希望这一次准备好，年底可以回故乡看看孩子和父母，然后就流放去。
　　吉林很冷，我没有足够的寒衣。闻捷找出一顶他珍爱的皮帽子，我戴上很好看，他要我带着，我拒绝了。他又找出方梅的一件未穿过的新袄让我带去，我又拒绝了。这使他很伤心。但是我的自尊叫我不能不这样做。排长的话给我的刺激要比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还要大，我多么想证明自己的爱情清白、纯洁啊！与闻捷恋爱几个月，我没有接受过他任何礼品，除了我们所定情的信物，一支钢笔。那是10月初我们一起上街买的一对笔。他的一支已经代替他的骨灰存放在骨灰盒里，我的一支，现在正在我手里。以后我宁肯把多余的派克金笔送人，也不肯离开这支笔。
　　我恳求闻捷，别再为我的远行准备任何东西，只要与我一起上街买几尺花布，让我自己缝一件棉背心。他答应了，我们买了四尺黑底花棉布做面，又买了四尺蓝白相间的格子棉绸做里，当我要去买棉花的时候，闻捷要求我说，他要把方梅的一件旧绵袄拆了，让我用那丝绵，我答应了。
　　我们一起缝制起棉背心。他的粗大的手小心地帮我敷着丝绵……
　　然而，就这样的悲凉的安宁也不能让我们独自享受，我们家里来了不速之客，给我们带来更为不祥的征兆。
　　那是一个上午，我和闻捷正陪小女儿下跳棋。闻捷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我和小妹则站着。我和他都在抽烟。他不允我在公众场合抽烟了，我听从了他。但在家里，他让我抽。
　　突然，有人敲门。小妹反感地叫着不让人家进来，但闻捷还是开了门。原来是上海某报的两位记者，一位中年一位青年，和我和闻捷都熟悉的。他们说眼下正在整党，他们随便来看看闻捷，也聊聊上海作协整党的情况。我不是党员，立即借口去烧饭，回避了，闻捷单独跟他们聊。我心里觉得不安，因为闻捷此时根本不该是采访对象。他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他整党问题岂不滑稽？小妹更是像有什么预感一样，不住地对我发着牢骚，她说：他们来干什么？我不喜欢他们！孩子大概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吧？我说不定。但是闻捷，好像对来者十分热情，是因为忍受了太长的冷落和轻侮，还是想争取别人对我们恋爱的理解和同情？
　　两位记者何所为而来，又何所见而去？他们自然没有义务向我们交代。虽说是“朋友”，却也没对闻捷提出任何忠告。我只知道，在以后张春桥批示的有关我们恋爱的“情况汇报”中，就有那天他们看到的一些细节，例如我和闻捷一起抽烟。“四人帮”粉碎之后，我想弄清这件事，便打电话给那位年长的记者，他说不知道，“我和闻捷是朋友，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他说。我想这也可信，也许人家只是要利用这位朋友的身份去解除闻捷的戒备，“正事”不让他干的。可是那位年轻的记者，以前曾多次与我打过交道，以后却再也不见面了。想必正在哪里得意着。朗朗乾坤的阴影里，堂而皇之的冠戴下，掩蔽着多少可耻的罪恶，隐藏着多少丑陋的灵魂？上帝知道，我是相信报应的。

六

　　11月初，我们结束休假回到干校，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凝固起来了。本来，我们的爱情就在周围人们怀疑、忧虑、忌妒兼有的情绪的包围中，我们受到的是冷冷而沉闷的目光。只有极少数的朋友，如丰村，对我们表示了祝贺。现在，连这一点温暖也冻结起来了。
　　一个又一个女士找闻捷谈心，叫他马上离开我。她们说我身上小资产阶级情调太重，不是一个革命者，不适合于闻捷。同时，我的朋友们也找我谈话，他们叫我注意，不要由“治错误”导致“生活堕落”。他们说闻捷有历史问题，配不上我。
　　我和闻捷苦恼地互相询问：我们到底是谁配不上谁呢？最后，闻捷用两性关系心理学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这都是忌妒心理。那些女士们是不能容忍我爱你，同样，你的那些朋友们一个个像你娘家哥一样对我进行挑剔。这正说明我们是互相般配的。他说，我会想办法让你的“娘家哥”们放心，叫他们相信，我会给你幸福。
　　我同意闻捷对那些女士们的分析。凭女性的敏感，我自然能感受到她们的强烈忌妒。是啊，她们与闻捷年龄、背景都那么接近，人也都长得不错，也不像我刚刚从审查中解脱出来。她们是白天鹅，我是丑小鸭、灰姑娘啊！她们时常向我飘洒着微妙却明显阴冷的目光。但是我这个人一向不把忌妒当回事，不晓得在非常时期，在人们彼此争斗红了眼的时候，忌妒常常是最凶狠的杀手。我对闻捷说，那你就考虑考虑，去找她们当中的哪一位吧。闻捷说：我才不管呢！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我不怕。当年杜方梅差一点被划为右派，我对她说，放心，即使你成了右派，我还是把你当做最好的老婆。现在我也这么对你说，你不是革命者，我也爱你。
　　但是，我认为闻捷对我的“娘家哥”们的分析不对。他们心里所装的，不是忌妒，而是忧虑。什么忧虑呢？他们听到什么了？他们不肯说，也不敢说。
　　11月底，又到回上海休假的时候了。工军宣队突然宣布：闻捷留在干校值班，等大家回来了你再回去。
　　谁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装着不懂，不声不响地服从了这一决定。临回上海的前一天晚上，我找到闻捷，商量我回上海如何对小女儿交代。闻捷把他家的钥匙交给了我。他要求我住到他家去，每天和孩子在一起，他叫我替他领工资，代替他为女儿安排好生活。同时，他要我一天给他写一封信。我全都答应了。第二天上午，闻捷将我送到镇上汽车出发的地方。冷风里，他替我把围巾围好，交代我戴好手套。我上了车，看着他停立在寒风中的高大身影，两手蒙脸，偷偷哭泣。
　　我住到闻捷家里，为孩子烧饭、洗衣。我替闻捷领了工资，全不顾周围的窃窃私语。我将闻捷的工资留下闻捷在干校的生活费，给他买一条“前门烟”，余下的全部锁进他写字台的抽屉，将抽屉钥匙交给小妹。我对她说，你像以前一样用这些钱吧，只是每用一笔就写个字条塞进抽屉。几天里，我没有动用一分一毫。
　　我和小妹两人的生活当然是简单而清苦的。离婚以后，我收不到前夫允诺的每月十元孩子抚养费，一切都是我独立承担的。我还要照顾刚刚下放农村的父母兄弟。那天，回作协拿衣服时，我碰到丰村。丰村手里提了个小竹篮，说：我正要找你。我和老伴觉得你和小女儿一起生活太清苦了，给你们包了一点水饺。我欣喜地接过水饺，数了数，一共三十个。刚好够我们两个人吃一顿的。我回到闻捷家，先把水饺下了一半给小妹吃，她连说好吃，那一半我就舍不得吃了，留下来让小妹晚上又吃了一顿。从上海回干校的汽车上，我对丰村表示了感谢，告诉他我还不知味道如何呢。他说下次请你到家里来吃。不料这给他带来了灾难。

七

　　1970年的冬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2月底，又到了回上海休假的日子，我去吉林的日子也即将来到了。我向工军宣队请求，让我在去吉林之前回安徽探望一下父母和女儿。可是遭到坚决的拒绝，他们说：现在你的事我们不能做主。我不明白，我的“规格”为什么突然提得这么高。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有人造谣我已怀上闻捷的孩子，准备回乡下打胎。他们不许我回家，是等着我“出丑”，同时也把情况向上汇报，等着上头对我们更为严厉的制裁。总之是不把我们分开誓不罢休。
　　一切都被他们等到了，只是没有等到我怀孕的消息。
　　12月30日，我和闻捷都心情沉重地等待着休假，因为这之后我们将长期别离。是小别还是久别，我们说不清楚，但没想到永别。我们准备回去后照一张合影照片各自带在身边，以示永不相忘。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工军宣队突然宣布，明天闻捷留下来值班。
　　闻捷愤怒起来。他马上找到工军宣队办公室，说：我不留下。小戴马上就要离开上海。工军宣队问：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他回答：我们相爱！工军宣队说：那好，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这种威胁使他不安，他马上来找我，问我会有什么后果，我们该怎么办。我预感灾难来临，对他说：你马上去找他们，说你愿意留下。
　　可是一切都晚了。工军宣队断然对闻捷说：现在你要留下来，我们也不要你值班了。你等着吧。
　　我们等着厄运的降临。但见工军宣队忙忙碌碌地找人开会，布置着什么。而且宣布，明天不回上海，有重要会议。
　　12月31日，一位女工宣队员突然通知我：今天下午批判闻捷和丰村，你准备揭发。我知道来意不善，一口回绝，说：我不知道你们批判什么，没什么可说。
　　下午，批判会议召开。排长厉声地叫闻捷起来交代：为什么拒绝值班？闻捷毫无准备，说了心里话。他说：我认为这是组织上有意要拆散我和小戴。我的家庭已经受到过一次破坏，我受不了第二次打击了。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
　　他的交代引来一阵口号和一些人的窃笑，有人还恶意地重复着“不可收拾”四个字。接着是一篇篇准备好了的发言，发言者大部分是我的“娘家哥”。他们说闻捷是对抗改造、对抗运动，并对我们结婚申请中提出的理由逐条分析、批驳。你们互相欣赏的是什么才华？对文艺黑线的留恋！你们想开“夫妻老婆店”！你们互相同情什么样的家庭遭遇？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反扑！
　　批完闻捷，有人叫丰村站起来，要他交代送饺子给我是什么行为。丰村全无准备，想了很久，才说是“旧思想、旧习惯”。有人大叫：他避重就轻。他们说丰村是向造反派进行“腐蚀”
　　最后，由军宣队连长进行总结。他说，这是一场改造和反改造、复辟和反复辟、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文艺黑线的死灰复燃和对文化大革命疯狂反扑。他说：闻捷是什么东西？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这样的人配谈恋爱？我想，这是那次会上对闻捷、也是对我最致命的一击。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脸面被撕得稀碎，扔在垃圾堆里。
　　我一直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紧紧握着一支圆珠笔。会议结束，这支笔被我握成两截。会开完，天已黑下来，我一个人跑出会场，到校依傍的河边，一边哭，一边走来走去。我不明白事情怎么变成这样子。我被打蒙了。一位好心的女友拿了一个冷馒头偷偷地找到我，她叫我吃馒头，说闻捷正在惦念我。我哪里吃得下东西？我抱着她失声痛哭，问她我该怎么办啊？
　　第二天，关于这次批判会的报道在干校广播台广播了。我们的恋爱成了文艺界“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干校的人都对我们指指戳戳。这时，我也从一些人的眼里看到了同情。但是现在同情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用处了。
　　第二天，排长找我谈话，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们之间不存在腐蚀被腐蚀问题。我们真诚相爱。他说：戴厚英！你一向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我们知道我们的话你是不会听的。可是现在我告诉你，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你已经走到反革命的边缘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反革命的泥坑了。你打算怎么办？我想也没想，就背书似地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现在不理解，但是愿意执行。我和闻捷断绝就是，可是我们需要时间，因为我们是真诚相爱呀……
　　排长说我有这个态度很好，但认识还要提高。为了帮助我提高认识，当天下午召开了一个比昨天范围小些的批判会，专门批判我。这个会上，我从头哭到底。我从头诉说和闻捷相爱的过程，感到满腹委屈。我怎么也交代不出他怎样腐蚀了我，我又怎么受了他的腐蚀的。与会的男女同志一齐批判我。他们叫我交代我是否将群众对闻捷审查的情况告诉了闻捷，有人还问我到底接受了闻捷多少钱多少东西。一位女同志满脸不屑地说，看到我和闻捷这样的人相爱，她为我感到羞耻……
　　当时的心情我已经不愿意再去回忆。建国以来搞过许多次运动，但像这样专门以恋爱为批判内容，而且“上纲”上到那样的高度，恐怕是罕见的。
　　1月2日，我们便步行回到上海。这一次我们在上海住得很久，因为要配合当时正在召开的上海市党代会。
　　我仍然是每天到闻捷那里去。但是我们已经明白，我们的结合无望了。我的朋友偷偷对我说了，一切都是张春桥的旨意，坚持下去，我和闻捷只能一起毁灭。他们之所以在会上那么慷慨激昂，是怕我犟到底。这一点闻捷也十分清楚了。所以，回上海以后，他立即当着我的面对小女儿说：组织不同意我和小戴阿姨结婚，爸爸是党员，小戴阿姨是团员，我们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所以，从现在开始，爸爸和小戴阿姨只是朋友关系，有人问起你，你就说小戴阿姨没有来过。小妹懂事地说：我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想转入“地下”，等我到了吉林以后再说。但是，我们的情绪都极度恶劣。他说他有时想到死，一个人既不能写诗，又不能恋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学普希金，为情而死。我说，你不能死。如果你不顾一切死了，我不会为你哭，还要踢你两脚。你不能这么没出息。他说，我只是这样想想而已。我要活着，等你从吉林回来。要是你在那里爱上了别人，我等你离婚……
　　我们的秘密相会持续了一个星期。军宣队连长又找我训话了。他问我：怎么样？断了没有？我说：断了。他冷笑道：好啊，戴厚英也学会耍两面派了！告诉你，你每天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一清二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什么你身上还装着他家的钥匙？
　　我的精神完全被击垮了。我不知道每天监视我的眼睛藏在哪里。我答应马上去交出钥匙。但是我还是又拖延了两天，拖到1月11号。我将钥匙交出去的时候，闻捷说：你不交，我也要向你讨回了。后来我知道，这几天，他已偷偷向几位亲人写了遗书，交代后事了。那一天我回家很晚，我们经历了生离死别。工军宣队既然继续对我施压，肯定也会找他谈话的。一位同事说，那天他打电话通知闻捷12日开会的时候，闻捷支支吾吾，说有两个人在家里。是谁呢？闻捷没有说，他死以后也没有别人说。
　　1月12日，上海市文化系统召开大会，传达刚刚结束的上海市党代会。我和闻捷坐在一排凳子上，中间隔了丰村等三五个人。我看见他的脸色紫红，极不正常，但是没有跟他说话。我们只是偶尔互相看看，静静地听着传达。传达里又一次把我们的恋爱作为文艺黑线复辟的典型摆了出来，只是没有明白地说出我们的名字。散会时，已是下午五点来钟。闻捷从我面前经过，看了我一眼，就匆匆走了过去。我也一个人走出会场。会场离他家不远。我不自觉地追踪着闻捷的身影，想跟他回家。可是在离他家不到百米的拐角处，恐突然袭上心头。我害怕暗处的眼睛。同时我感到头疼欲裂，便咬着牙转身回到自己家里。就是在这天夜里，闻捷孤独未眠，下了死的决心，于13日凌晨用煤气自杀了。我为此终身不能原谅自己。如果不是我的软弱，那一天去陪伴他一夜，他也许就不会死了。闻捷死于对政治的不满和绝望，但如果有我的爱情始终陪伴，他也许会从黑暗中走出来……

　　本文节选自《性格·命运：我的故事》，戴厚英／著，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

近期推文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收稿邮箱
[e-mail]
或微信
SRHistory

识码关注本号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最新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