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良：雨雪霏霏①专列上

┃Personal History

雨雪霏霏①
专列上

© 吴永良／文

1

　　1958年3月25日，《大公报》社划定的八名右派分子朱启平、萧离、徐文兰、高汾、余悦、尤在、吴永良和石文华，加入中央几个部大约六百名地、富、反、坏、右的行列，被遣送去黑龙江省东部农垦场。那里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北大荒，是著名的劳改农场。
　　唐代诗人孟浩然有句云：“洛阳访才子，江岭作流人。”现在的镜头不是才子，而是一群垂头丧气的右派分子到北大荒去作流人了。
　　现在，开篇之初，还是简要地交代一下《大公报》的八位流人在北大荒劳动的首尾。多少年来，我一直默默地念着他们的名字，我们是“不思量，自难忘”的难友。在后文中就不再一一交代了。
　　分别介绍之前，还要简单说明一个情况，反右派斗争的处理阶段，把右派划分为六类。第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第二类，保留公职，监督劳动，每月付生活费28元。据说这两类属极右分子。第三类至第五类降职降薪，一至五级不等。第六类最轻，只戴上右派帽子，维持原工资不变。《大公报》八名流人中，启平、萧离属三类，其余六人属五类。
　　这种划类依据什么标准呢？那如同划定右派分子一样，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
　　以下，还是进入介绍八位流人的正题吧！
　　八个人当中，朱启平年事最高，生于191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受《大公报》派遣，在美国太平洋舰队任随军记者。1945年9月2日，他参加了密苏里战舰上日本向盟军的投降式，写成一时传诵的通讯《落日》。后又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他担任香港《大公报》驻北京的记者。1958年去北大荒作流人时年已四十三岁，个子虽不高，但身体敦实、健壮，在我们小组里算是强劳动力。由于高强度的劳动和饥饿，加上精神上遭受的折磨，到1960年时他已骨瘦如柴。但他终于熬了出来，于1960年夏，被调往张家口的部队外国语学院任教。
　　萧离和启平同岁，抗战前北大学生，抗战爆发后一直活跃在抗日文化战线。胜利后参加北平《平明日报》工作，1954年以后在《大公报》领导记者部。他才思敏捷，语言幽默，待人亲切，是位老大哥型的人物。
　　到北大荒作了流人，他仍然是领导，担任畜牧三队七小队二十一组的组长，而且顶个棒劳动力使唤。他于1959年下半年调离北大荒，回京后参加北京出版社的工作。
　　徐文兰是当时《大公报》副总编辑赵恩源的夫人，抗战时期在重庆《大公报》做财会工作。
　　高汾是抗战时期一位活跃的女记者，30年代末即参加夏衍主持的桂林《救亡日报》工作，后来转到重庆《新民报》。抗战胜利后任《大公报》驻南京记者，在国民党首都报道政治文化消息，锋头甚健。
　　这两位大姐在北大荒一直在灶房劳动，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形容憔悴，名副其实的“满面灰尘烟火色”。1959年初，由于饥饿，不断传来她们也患浮肿的消息，特别是高汾面部浮肿尤为犯忌。转述者加上一句话说：“男怕穿靴（即脚肿），女怕戴帽（即面部肿）。”伙伴们一直为她担心。幸好高汾于当年夏季奉调回京，而徐文兰也在年底左右和全体女右派一道调回。
　　余悦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个。她年纪稍小于上述两位，当时约为三十四五岁。到北大荒后，由于身体较差，生活上很不适应。大家对她一直比较担心。所幸1958年六七月间，《大公报》下放一批人员到贵州省，她的丈夫陈楚熊在内。她因此得以早日离开北大荒，和楚熊双双去了贵阳。1980年我调到《财贸战线报》（《经济日报》前身）贵州记者站后，曾到他们府上看望，她患脑血管病在家疗养。谈及1958年在北大荒事，唏嘘不已，为生还感到庆幸。
　　尤在是较我年长两岁的记者，重庆人，以孤儿而自学成材，身上有一种流浪者的气质。在采访中常能追根问底，写报道文章颇有气势。他口无遮拦，在1957年一次社内的鸣放会上，把自己在四川某地采访中的见闻，归纳为三句话：“言论不自由，人权无保障，社会地位不平等。”这类情况在某些地方当时确实存在，绝非妄语。然而，尤在因这一席话而被定为右派分子。
　　他身体瘦小，在北大荒的强劳动中，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当时他面黄肌瘦，用“面如土色”来形容，十分贴切。同组的电影演员张莹语言幽默，曾开玩笑说：“尤在，不管什么时候，在你脸上蒙一块黄纸，都可以哭。”但他终于熬过了漫漫长夜，于1960年秋先我两个多月回到北京。到京后，又被《大公报》社下放到劳动基地养猪，次年下放到湖南省。
　　我的年龄排在倒数第二，1958年三十二岁，在足球场上绝对属于老将，但作流人还算年轻人吧。体力上和心态上都略强于尤在。但在一般人眼中，我属于弱势人群中的一员。这些年我两次亲自听到消息，说我早已死在北大荒。
　　一次是在1983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和复旦新闻系的同窗、诗人张天授兄，在重庆一家小茶馆对座品茗，我明明就坐在他对面，他却皱着双眉对我说：“有人确实告诉过我，你确实死在北大荒了。”我听了觉得有些好笑，但又有些吃惊。我想很可能是有的伙伴据我当时的情景有此判断，但想不到的是我福大命大安然脱险了。
　　另外一位传谣的是文化部的焦勇夫兄，我们在北大荒是难友，虽然交往极少，但彼此是相识的。直到1985年，他和《经济日报》的一位同事同赴欧洲访问时，交谈中得悉我在《经济日报》工作，他有些吃惊地说：“听说他早已死了，居然还在。”这说明当时对我作过危险判断的不止一两位同伴，也证明我当时的形容不是一般的狼狈。然而我居然活了下来，安然进入了21世纪。此所谓“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吧。
　　最后要说的一位伙伴是石文华。他是八个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位，被我们称为小石头。他当时二十七岁，在《大公报》的右派中，也是最年轻的一位。50年代初期，他是《大公报》工厂中的一名学徒工，因为工作积极，调到人事部门工作了一阵，又调行政部门充当了主力。业余勤于写作，常有些习作在副刊发表。至于怎样一下子成为右派了，我们从未交谈过，不得而知。他在劳动中是组里的主力，割草割大捆，抬土抬双筐，扛木头扛大头，割麦子冲在前头。但不知为什么，北大荒两批摘帽人员中没有他。我猜想是因为他为人梗直，得不到领导的欢心。他是1960年11月间和文化部的右派一批回到北京的，大约比我早一个月。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大公报》社的八位流人于1960年年底前悉数平安入关，这实在很不容易。要知道，那是大跃进的年代，那些年全国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未见官方公布数字。在北大荒的流人，将近三年时间，每天劳动十二至十六个小时左右。冬天则冒着零下四十度左右的严寒，苦战、夜战，再加上两年左右的饥馑，人食狗彘食——以豆叶、玉米莛充当部分粮食，以至个个浮肿。终于葬身黑土地中的不乏其人。
　　据朱启平夫人孙探微在《永远的怀念》一文中透露：“1960年初，他已骨瘦如柴，虚弱不堪，托人把他的手表带回北京交给我，似是留作纪念之意。”我当时虽然和启平不在一起劳动，但对这种恐惧是有体会的。记得也就在此前后，我趁队里用大秤称板皮之机，称了一下体重，约重九十斤。而我的身高是一米七十，标准体重应为一百三十斤。即使如此，还要苦战不已，这种险境是我们流放北大荒之初所始料不及的。
　　其实这并不奇怪，政治家的心思如果在书呆子的意料之中，那还算什么政治家呢？就以流放这批右派分子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而言，当时的公开说法叫做“劳动考查”，说是大家自愿前往，含有一种对自家人关怀、促其醒悟的意味。这般人中的许多书呆子，也信以为真，甚至感激涕零地表态，一定要脱胎换骨，决不辜负关怀。
　　然而，在当时《大公报》社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使这个带有几分温馨色彩的词语，显现出严厉的本色。在报社公布了去北大荒考查的八个人名单后，第二天上午尤在就向人事部门提出请求：暂时留在北京，理由是妻子和自己最近身体都不大好。
　　反响出奇地快。当天中午，食堂用餐高峰的时候，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忽然出现了这样一幕：几个年轻人簇拥着一位人事室干部，他手举一卷大字报，抢步跨进食堂，立即举手高呼：“不许右派翻案！”、“打倒右派分子尤在！”一时间，搬凳子的、刷浆糊的，七手八脚飞快地把“打退右派分子尤在的猖狂反扑！”的大字报贴在正面墙上。那标题的字足有斗大，笔力刚劲，有气吞强敌之势。大家明白，这是尤在把专政者和专政对象的界限弄混淆了，太把自己不当外人了。可见所谓自愿去接受考查不过是带着镣铐去跳舞而已。这出戏演得近乎牛刀割鸡，当然目的还有杀鸡给猴看之意。

2

　　就在这种氛围之下，3月25日上午约九时，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一机部、商业部、交通部等几个部的流人，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站外的广场上，按部集合，等待点名排队上车，发往北大荒。我记得文化部是由一位副部长的夫人、人事司干部督阵。她手持一份花名册，封面上赫然写道：遣送北大荒改造地富反坏右分子名册。
　　这真是一支灰溜溜的队伍，穿着灰色衣服的约占了大半，偶有一些蓝黑色点缀其间。
　　至于队伍的精神状态，那绝对是灰色的。经过半年多的七斗八斗，不少人早已晕头转向，“口服心服”地认了罪，仔细地挖掘了犯罪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他们中有些人发觉，他们是一生下来就有罪的，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是吃剥削饭长大的，这本身就是罪恶，所以有罪恶是有阶级根源的。有些人虽然不是剥削家庭出身，但是读了大学中学，受了地主资产阶级教育，自己身上被灌输了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自然也是有罪的。所以这些人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都是有根源的。
　　当然，那些出身不好的，旧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更加感到前途的渺茫。因为按照惯例，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属于既“有历史”，又“有前科”的人物了。
　　这些流人就是带着种种惶惑，和半年多来家庭、个人生活受到种种打击而引发的忧心忡忡，前往北大荒的。那精神状态能不恍惚吗？
　　老天爷似乎为这种灰溜溜的气氛所感染，从一大早天空就是阴沉沉的。季节还属初春，细雨时而迷蒙，虽然是杨柳风，扑面仍觉微寒。“风萧萧兮北京寒”，我脑子里忽然闪出这么一句，又立即自我批判——这想法近乎反动，赶快跟着队伍鱼贯进站了。
　　我们乘坐的是从北京开往密山的专列，途经天津、山海关、沈阳、哈尔滨等城市。这是我第一次怕也是最后一次搭乘这种大人物和劳改犯等专门人员能享受的列车。专列当然并不豪华，但还不是那种闷罐车，稍稍意外的是还挂有几节硬卧车，除一节供押运人员专用外，其余几节供流人用。大约平均每两人有一个床位，另外还准备有几节座位车，供轮流使用，考虑得很周到的。
　　我们几个人的车票由萧离掌握，他像是大家选定的组长。一上车，大家忙着安排带去的大包小包，差不多每人都有三、四个大件。这一点右派分子们还有那么一点点预见性：一年半载绝不可能返回。
　　另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带着一箱书籍，当然是马恩列斯毛著作，企望着用以冲刷自己的灵魂，外国人当时称之为“洗脑”。但是后来证明此举毫无预见性，带去的书根本没派上什么用场。因为有点光线的时间都要大干苦干，而晚上呢，就算有精神看书，而室内外则是一片漆黑，如何看法？又由于人员流动性很强，背不动那么多东西，所以这些书和一些杂物都寄放在一大间空房子里。这中间又有小偷不断光顾，偷走了一些衣物，衣箱全被打开，书籍散落遍地。又后来，房屋禁不住雨水冲刷而倒塌，书籍全部埋没在残垣断壁之中，明珠投暗了。
　　右派们在北大荒近三年，不要说读书，就连看报的机会也少有，和那些逃到桃花源避秦的人差不多，基本上与世隔绝。被改造者渐渐醒悟：改造者其实并不太相信理论，就是所谓“批判的武器”有什么力量，而更相信形式多样的“武器的批判”。

3

　　当大家把大件行李安排就绪，我才发现在我们这个卧铺一格里坐着不认识的三男一女。其中一位老先生正和启平、高汾寒暄，看到我们几个过去，启平连忙介绍：这位是谢老——谢和赓，国际问题专家，世界知识社的。他中等身材，方方正正的脸上戴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头顶微谢，看上去五十岁光景。他听到启平介绍，操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不敢，不敢，什么专家，右派分子嘛！”大家听了，都苦笑一下。
　　侧过身去，谢老给我们介绍世界知识社的三个同伴。一位男士叫石铁生，身高一米八十左右，上额宽阔，瓜子脸，细眉朗目，二十六七岁模样；另一位男士叫王绍仁，约二十四五岁，身高也近一米八十，鸭蛋脸，眉目清秀，两位都称得起风度翩翩。另一位女士叫丁锦葵，二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面部微圆，显得秀丽温柔。
　　大家都坐下来，先分卧铺票。我们分得四张票，两上两下，八个人谦让一阵子，决定把两张下铺给三位女同胞去轮流。剩下的两张上铺，五位男士轮流。两个中铺由世界知识社四位伙伴分得，石铁生和王绍仁两人敲定：一张给谢老，一张给丁女士。至于他们自己，则宣布：他们从上火车就开始劳动改造，不再享受卧铺。高汾大姐这时非常激动地表示，要把下铺票拿给谢老，宣布自己也不睡卧铺。后来大家嚷嚷了一阵，平心静气下来。谢老换得高的下铺，其余不变。在这个小小几平方米的天地里，人们谦让着，尽量把方便让给别人，没有表现出右派分子自私自利的本质。而且他们并不虚伪，不像某些人那样，口述义理，而心怀谲诈。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人们一段时间绷得紧紧的神经，忽然有了一些放松的感觉。半年多来，右派分子在单位里可以说是度日如年。且不说大大小小的批判会，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一张张义愤填膺的面孔，一条条挥舞着的强劲有力的手臂；不说夜深人寂的时候，右派分子还要独对孤灯，冥思苦想，深挖自己反党罪行及其根源；也不说整个家庭、社会关系都冷冻起来而令人心寒。就是在各种公众场合，什么食堂啊、走廊啊、楼梯啊、厕所啊，总之种种人群活动之处，遇到的那些冷面，也是令人心悸的。点头微笑不见了，招呼不打了，相熟的朋友视若路人，而且是一种避之惟恐不及，像遇到瘟疫的神情。据说，这是执行领导层要求划清界限和“孤立右派”的指令。我有时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写着那么多条的自由，为什么不写上公民有点头微笑的自由这一条呢？自由，自由；一笑，一笑！
　　晚上八点，我和尤在等几个人分头到后面挂着的座位车厢去。这种车厢有三节，紧挨着我们的卧铺车厢。推门进去，只感到一片昏暗，烟雾弥漫，几乎看不清楚座位上的人们。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但丝毫不感觉喧嚣，半年多，右派分子已经被训练得安分守己了。

4

　　在第一节车厢，尤在就遇到了老朋友田庄夫妇，坐过去叙旧了。我接着向前走，听到左侧传来熟悉的声音：“永良，这边来坐。”扭过头去，发现原来是许子美兄，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光明日报》的记者。
　　我们握了握手，默默地坐下来。
　　我们简单地交流着情况，打听两个报社被遣送来的流人。我了解到他们单位来的还有殷毅、钱统纲两兄和徐颖女士，并当即被介绍认识了坐在一旁的钱统纲兄，安徽人，他们是同乡。
　　我们断断续续交谈着这几个月的遭遇。子美是抛下三个五岁以下的儿女出来的，留下妻子一个人，要照顾一群儿女，还要凭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艰难哪！我告诉他，我的妻子是带着一儿一女远离家乡，在重庆孤身度日，也是凄苦的。
　　“在劫难逃啊！”子美感慨地告诉我，复旦新闻系有不少同学这次落网了，记得好像有高培夫妇等等。
　　子美还告诉我：“行前，我去看望了张先生，他精神不大好，但仍然很关心你我。我们都是他介绍工作的嘛！有一些打成右派的同学和他来往也比较多，最高法院有人因此作为议论的口实啊！”子美所说的张先生，指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张志让先生，这个信息使我感到沉重。
　　我初识张先生是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他常常在校区路上散步，身材不高，显得有些单薄，面容清癯，戴一副眼镜，精神矍铄，常穿一身微微发皱的旧西服。有人告诉我说，他就是张志让，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著名的法学家。1936年，沈钧儒等七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发动抗日救国运动，被国民党法院关押，时称七君子。挺身而出担任七君子首席辩护律师的，就是他。
　　1946年夏天，复旦迁回上海，我选修他的宪法课。他那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吸引很多人去旁听，和同时赵敏恒先生所开的时事研究课同样叫座，所以都在礼堂上课。但我只是上课，私下没拜访过他。
　　1949年底，我因家住天津，母亲年逾六十，需人照料，辞去济南《大众日报》的工作，北上另觅职业。子美当时在《光明日报》，就带着我去见张先生求助。他当时是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还兼着政协委员等职务，已年近六旬，但尚未结婚，独自一人住在北京东华门南夹道62号《新建设》杂志社里。那个小院是一排北房，杂志社办公室占着两大间，张先生住在通向办公室的另外一小间。室内陈设十分简单，一桌一床，两张座椅而已。
　　张先生对学生去访问总是很高兴。那一天，他对我们谈了很多学校的事，包括1949年初他如何动员当时的校长章益，使他留下来护校的事。中午，一位工作人员从外面叫来饭菜，他就请我们坐在办公桌旁共进午餐。
　　对于我的工作，他先建议去上海《大公报》，说可以负责向王芸生先生介绍。后来知道我要留在天津照顾家庭，立刻坐在办公桌前给孟秋江先生写了封两页信纸的信，告诉我孟是天津《进步日报》的经理，性情豪爽，乐于助人，估计问题不大。两天后，我在天津见到孟先生，他非常爽快地同意我去工作。
　　师生之间、朋友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在定的群体中，就是那样简洁，真可谓清如碧水。在今天，人们只能心向往之了。现在有些人常常侈谈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但对这种文化传统被破坏的历程却避而不谈，更不要说如何使其重现光辉了。
　　想不到的是，张先生的古道热肠，竟为自己招来莫名其妙的烦恼。几十年间，我每逢想到这件事，总感到十分愧对这位忠厚长者。1957年以后，我再也无缘见到张先生，只偶尔听到零星的消息。
　　张先生于1978年病逝，享年85岁。后来我曾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辑中，读到有关他生平事迹的几篇文章。一篇是张先生的自传，一篇是冯和法所写《自传读后》，另一篇是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张季龙同志》。从上述文章中，可以看到张先生的高风亮节，将为后人永远景仰。
　　子美是《光明日报》的，很自然地我们谈到了在那里担任过几个月总编辑的储安平先生。储先生是复旦迁回上海后到校兼课的。他当时已因主编风靡一时的《观察》杂志而享誉全国，百忙中仍应邀到校开设《各国政府与政治》一课。我是1947年秋选修这个课程的，选课者约二三十人，在一间小教室上课。
　　储先生当时年不满四十，身材魁梧，浓眉大目，相貌堂堂，操一口南方味的普通话，铿锵有力、清晰明快。他讲的课，记录下来即可成为文稿。课程虽然称为《各国政府与政治》，但一个学期主要讲的是英国政治。对其渊源、发展和民主政体的精髓都分析得头头是道，尤为推崇拉茨基的政治理论，这些和他在《观察》中倡导民主自由的理想，是一脉相承的。50年代以后，他到处碰壁，可以说是理所固然。
　　子美说，储先生到《光明日报》后，意气风发，很想有一番作为。曾夜以继日地找过不少编采人员交换意见，谈笑风声中抒发自己的办报理想。然而形格势禁，《观察》杂志式的辉煌早已注定无复再现于50年代中国的可能。且储先生终因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一席发言，一举而成为全国声讨的头等大右派，报纸上的檄文一时铺天盖地。其后乃连年厄运，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不知所终。
　　我虽选修过储先生的课，但课外从无接触。1952年初苏联作家爱伦堡访华时，曾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和中国新闻界座谈。我从天津赶到北京参加，在中山堂外和储先生不期而遇，曾礼貌性地趋前问候。自报姓名后，他噢噢两声，显然已不记得还有这么个学生。所幸如此，也免了我在反右运动中反复的交代了。
　　在专列上的四天，和外界接触一多，各种信息纷至沓来，触发了许多回忆。真是思绪万千，益发感到前途的渺茫。
　　所幸的是，我的家庭从我受批判到去作流人的整个阶段，坚定地支撑着我，对我的精神起着稳定作用。作为家庭主妇，我的妻子范柏爱，从一开头就表现得特别沉着，对我表现出无限信赖，她始终认为这是一个不幸的打击，我们一定能共同挺过来的。她心甘情愿同受苦难，并相信能一起熬到苦尽甘来的一天。她远离家乡天津，一个人在重庆带着两个孩子，经济上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还有“右派家属”低人一等的身份，但这些都没有使她低头。
　　我的年逾古稀的母亲，被家人一直瞒着实情。我要去冰天雪地的东北，她是知道的，但老人家没有向我流露过担心的真情。我把她老人家托给了我的两个姐姐——吴学茹和吴学芝。她们虽然不完全清楚我的遭遇，但是她们使我相信，家庭这块后方是稳固的，我完全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去“脱胎换骨”。

　　本文选自《雨雪霏霏》，吴永良／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10月。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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