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离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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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的时候

© 叶广芩／文

叶广芩

　　文革停课在家，终日人心惶惶，我总是担心什么时候有“造反派”冲进院来，将我们做一番游斗，这样突如其来的情景，在那个时候见得多了。我们家里，父辈们留下的铺天盖地的书籍、字画，哪一件都是“四旧”，哪一件都能把我们置于死地。与其等人查，不如我们自己先查。为此，我和四嫂偷偷整理了半个月，多少绝版的善本书，多少名人的画，在我们的院子里化作了庄周之蝶；多少精美的古瓷，多少西洋的艺术品在石阶上发出脆亮的绝响。那是个空前毁灭的时代，是对文物的毁灭，对艺术的毁灭，也是对这个家的毁灭。
　　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七个哥哥，除了去世的以外，大多进了牛棚，每个人头上都有一顶大得吓人的帽子，不是拿在群众手里，是结结实实地扣在他们的脑袋上。我庆幸父亲和三大爷的早逝，否则，作为陶瓷权威的父亲和充任故宫博物院特邀顾问的三大爷，是绝难逃得过这场劫难的。老辈走了，小一辈却没有躲得过去，兄弟们之间早已断了往来，跟这个家也再没有任何维系了。
　　唯一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四哥，四哥是三大爷的儿子，在故宫工作，每天早出晚归，脸色铁青。他虽然没有进“学习班”，料想日子也很不好过。在叶家的七个儿子中他是比较保守、比较古板的一个，跟谁也没有多余的话。四嫂是印尼华侨，住在单位，平日不回来。
　　大院里只剩下了母亲、我和妹妹。
　　同学们也不到我们家来，他们说我们家太空，让人害怕。
　　母亲在街道上表现着她的积极，因为，从个人出身来说她是绝对的根红苗正。叶家人谁也没想到，她那个贫穷的娘家在此时派上了用场。为此，街道上对我们才表示了一点宽容和难得的手下留情。
　　学校在搞“文攻武卫”。“文攻武卫”是一个奇怪的字眼儿，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完全搞懂它的正确含义。以当时的理解就是打，用棍子、石头、长矛代替笔和墨，那是见血的、更升一级的革命。
　　红卫兵我是无缘的，全校同学在一夜间都神奇地穿上旧军装的时候，只有我，还哆哆嗦嗦地穿着那件下摆和袖口接了又接的小花棉袄；那些终日厮混在一起的同学，一经穿上了军装，扎上了宽皮带，变成了红卫兵，竟出人意料地显得威武，显得陌生。
　　与他们在一起，我是自卑的。
　　我为我那些不争气的哥哥们感到羞愧，正如同我当年为卖开花豆的舅舅羞愧一样。别人的哥哥是共青团员，我的哥哥是军统特务、是三青团骨干，他们之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随便拉出哪一个来都能倒出一大堆。
　　我也为我的祖先感到羞愧。我为什么是旗人？我为什么姓叶赫那拉？我们族里的那位姑奶奶为什么偏偏还要丧权辱国，让后人跟着挨骂背黑锅？我的父亲为什么不去参加革命，而非要搞什么陶瓷，害得我连一套旧军装也没资格穿，很各色地混在革命队伍中？
　　我每天就是读书，因为，家里那些蛛网尘封的线装本再怎么清理也难以把它们赶尽杀绝。现在想来，那种厚积薄发的积累，那种潜移默化的浸润，正是我今日创作的丰厚积淀。我写的金家弟兄们之间生生死死的小说《本是同根生》《风也萧萧》《雨也萧萧》里，难说与这些经历没有关系。
　　当然，这是后话了。
　　1968年，学校有信儿说要分配了。
　　军代表到家里来征求意见，那时母亲正病着，母亲患了青光眼，双目视力已接近零。母亲说了希望能给予照顾的话，不敢说留在身边，只说是最好能离家近一些。军代表是山东人，块大脸黑，说话很侉，长得五大三粗，却是个有人情味的人。他望着摸摸索索的母亲说：“这次都是集体走的，都是外地，您的情况很特殊，我们会给予充分考虑的。”
　　考虑的结果果然很照顾，我和五名同学被分到了陕西。据说我们要进一个非常保密的部门，当时神秘得不让同学们互相打听，只说是××信箱。而除我们以外的大部分同学要去内蒙古草原，也有去陕西山区的，相对而言我们六个真是得天独厚了。在那个年代，分到一个国家级的特殊单位工作，而不是随大流地上山下乡，不是到偏远山区，这是多大的福气呀！幸运的六君子中，五个出身都是工人和革命干部家庭，都是政治上绝无半点瑕疵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查祖宗三代，祖先也都是革命的同路人，绝没有军统和三青团之类。当然更不会有卖国求荣的姑奶奶了。我不知学校为何将我不伦不类地夹在其中，这或许是那位军代表见了我们家的情况动了恻隐之心，有意地鱼目混珠。不，应该是珠混鱼目，抑或是像过去卖东西的搭配。总之，命运给了我一次偏爱。同学们说我是天上掉馅饼，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因为，无论从哪方面选择，这样的事情都不应该轮到我的头上。
　　我感激军代表的苦心，这怕是他能做的最大照顾了。但是，这个照顾于母亲则意味着女儿的远行，意味着病中的无依。
　　是有些残酷。
　　母亲的话更少了，她在家里捕捉着我的声音，对即将离家的我倾注了太多的关注。她摸索着为我缝制了一件厚厚的棉坎肩，因为穷，买不起棉大衣，我将穿着小棉袄进入大西北，这是母亲最为揪心的。这件坎肩是用母亲的夹袄改的，它太厚了，穿在身上让人一把抓不透。它绗进了母亲全部的爱，母亲要用它来替远行的女儿抵御西北的硬风。这件坎肩我保留至今，尽管母亲不在了，母亲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为我缝制的衣服将伴我到永远。今天，我的女儿对这件厚坎肩情有独钟。这个“现代派”是看上了坎肩的样式和古朴的花样。天气一凉，她就穿上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而引起我对母亲一阵阵的怀念，思路一阵阵地走神。
　　女儿说：“这个坎肩什么都好，就是太厚了。”
　　我说：“这是亲妈给做的呀！”
　　就要离开北京了，我到颐和园去看过，去向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无忧无虑的短暂童年告别。
　　大戏台东侧的小院还在，父亲般的三哥，早已被发配到广西，几年没有音信了。小院的门锁着，我从门缝往里看，院里荒草已没膝，大玻璃碎了，窗纸也不知所终。一阵风吹过，院中衰草飒飒有声，带来“唯有南风旧相识”的意境，让人悲从中来。
　　也去坛口的游艺市场看过，那里也什么都没有了，如被扫荡了一般，荡得干干净净，包括那些不招人喜欢的虫子。专演评剧的群众剧院也被改作他用，门口堆着一堆钢板，好像是什么建筑仓库。舅舅还在，他已经由卖开花豆的变成了炸油饼的，在双井的小吃店上班，是国家的正式职工了。舅舅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是一直不愿意上你们家的，你们家的人从来都看不起我们。”
　　舅舅说的是心里话，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敢毫无顾忌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前他大概是敢怒不敢言吧！
　　我请他多多帮我照顾母亲。
　　求助姥姥家的人，于我还是第一次。
　　舅舅说：“可以让你妈搬回来住。”
　　我回家把舅舅的意思转达了，母亲不同意，母亲说：“住到娘家算怎么档子事呢？我又不是被叶家休了的。”
　　我真没一点办法了。
　　晚上，四嫂过来看我，谈话中她发现了母亲脸上的一小块红色斑点，搞医务的她敏锐地感到了什么，让我明天一定带母亲去医院查一查，并且指名让我们去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第二天，我问母亲去不去，母亲摇摇头，说：“不碍事的。”
　　母亲不去医院自有她不去的道理。我知道，我们家别说看病的钱，就是从家里到医院的公共汽车费也拿不出了。
　　那时候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穷，好像大家都穷，不是我们一家。
　　又到了晚上，四嫂过来了，问看病的情况。
　　我低头不语，眼里有泪光在闪。
　　四嫂没说什么，一会儿，送过来十元钱，让明天无论如何去医院。十元钱搁现在实在不算什么，但在那会儿却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和母亲、姊妹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过是十五元钱啊！十元钱对于双职工的四哥家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这份情谊我会记着，永远记着。锦上添花好做，雪中送炭难求。在我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记着别人的关怀，也记着关怀别人；这是因为从小知道受助的可贵。“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1996年，我在北京和中央电视台的几个朋友吃饭，看见墙上挂着个盖满红印章的本子，拿下来一看，原来是陕北失学儿童请求社会帮助的名单。其中有一个宜君县的叫菲菲的孩子，八岁，六岁丧父，母亲带着她和奶奶艰难度日，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我当下与宜君县取得联系，替她将学费交清，并给她写了一封信，鼓励她要争气，要好好学习。现在，孩子的母亲成了我的挚友，报纸也饶有兴致地报道了这件事。其实，我认为这件事很难说清是谁支持了谁，就我来说似乎也没有报上说的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我只是不愿意再有别的孩子跟我一样，童年充满酸涩，我希望大家都好。
　　有些跑题了。
　　我带着母亲来到医院，大夫给母亲做了细致检查，说希望能够住院治疗。
　　我看看母亲，不知如何回答。住院，那得多少钱哪？我的兜里除去车费和挂号费，已经不足九元了。九元钱能住院吗？！
　　我问大夫是不是必须住院。
　　大夫说：“必须住院。”
　　大夫语气的坚定，毋庸置疑。
　　我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母亲。
　　母亲说：“我不住院。”
　　母亲语气的坚定，同样毋庸置疑。
　　不住院就回家，我领着母亲走出诊室的门时心在缩紧。我觉得我太窝囊了，身为女儿，竟能领着病重的母亲走出医院的大门——不住院！
　　我愧对母亲！
　　医生放过了母亲却拦住了我，他将诊室的门严严地关上，严肃地对我说：“你知道你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吗？”
　　我说：“不是说青光眼和风湿吗？”
　　大夫看着我，他身后的几个实习生也看着我。
　　大夫停了一下问：“你们家还有谁？”
　　我说：“还有一个妹妹。”
　　大夫问：“再没别人了？比如能拿事的？”
　　在那个大夫看来，我是不能拿事的大孩子，他是好心，他不愿意把个打击性的坏消息砸在一个大孩子头上。
　　我说：“我有哥哥，都在外地，姐姐也不在北京，目前，我母亲跟前就是我和妹妹。”
　　大夫和实习生们对看了一眼，把扣着的病历翻过来，推到我面前。
　　病历上写着：亚急性播散型红斑狼疮。
　　那是绝症。
　　我的腿软了，嘴唇抖着说不出话来。我告诫自己，要撑住，一定要撑住，母亲还在外面等着。
　　实习生们为我搬来椅子，我坐下了，我的腿在发抖。
　　大夫说：“住院有困难？”
　　我点点头。
　　这样的情形那位大夫大概见得多了，他说“不住就不住吧，你母亲的病已经很严重了，生日已经不多，一切要早做准备。”
　　我说：“就没救了吗？”
　　大夫摇摇头说：“红斑狼疮是胶原性疾病，跟癌症一样，现在还没有找到治愈的特殊办法。你的母亲年纪大，或许能再拖延一段时间，要是年轻的女性，也就是两三个月的事。”
　　这诊断无疑判处了母亲的死刑，让我怎么跟母亲说呢？
　　我面色苍白地走出诊室，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坐在母亲身边。母亲什么也没问我，在医生将我留下的那一刹那，母亲其实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迈不动步子，脑子里嗡嗡作响，已经不会思维。我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发出啜泣的声音，将眼泪咽下再咽下那种令人窒息的忍耐超出了一个十九岁生命的承受能力。
　　我说：“妈，咱们歇一会儿吧。”
　　母亲说：“歇歇吧。”
　　我就和母亲在椅子上坐着，坐了足足有一个钟头。母亲静静地攥着我的手，她没有说话，但我能够感觉到她什么都知道。母亲将她的安慰、她的坦然和她对生死的豁达，通过她的手传达给我。好像我是病人，她是家属，那情景整个儿颠倒了。
　　当天下午，我在胡同口堵住了放学回家的妹妹，我把她拉到没人的地方将实情相告。小孩子一下吓坏了，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不管不顾地就往家跑。我好不容易拽住她，告诉她不能这样，这一切母亲还不知道。
　　她靠在电线杆上眼巴巴地看着我，半天才问：“姐，怎么办哪？”
　　我也哭了，忍了大半天的泪水终于流下来，背着母亲流下来。
　　……是的，怎么办哪？
　　已经没治了，只好隐瞒。
　　那天，我和妹妹在东直门外的野地一直哭到日落西山。我们商定：在外面哭够了，回家谁也不许掉眼泪，一切都要像没事一样。
　　一进家门，妹妹强装着笑脸，扑向母亲的怀抱，她善于向母亲撒娇，也会向母亲撒娇。
　　话题自然说到了看病的事，妹妹拿着病历说：“是风湿啊，这上面明明白白写的是风湿。”
　　母亲“噢”了一声再没说话。
　　妹妹说：“妈，您的病开了春就会好的”
　　母亲说：“是啊，开春就好了。”
　　我的泪又流出来了，明显地她们都在清楚地互相隐瞒。我佩服妹妹的干练与早熟，生活已将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推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我将来一走，更沉重的担子便全由她来承担了，她那稚嫩的肩，担得动吗？
　　有消息说8月底就要动身。
　　为了给我凑一床没有补丁的被子，为了那新网兜，母亲偷偷地拿出家里一条最值钱的波斯毯子，让妹妹拿出去卖了。那条毯子编织的是异国风景，精美细腻，色彩艳丽，抖开来能遮住我们家一面墙。那是父亲当年为一个没有儿女的亲戚摔盆、打幡、充当孝子而得到的“遗产”。
　　妹妹将这个“遗产”卖了三十四元钱。
　　若干年后，我在某文物商店又见到了它它的标价是两万三千四百元。
　　真的让人欲哭无泪了。
　　行期日近一日，我的心日紧一日。
　　也想过不走，但母亲坚决不让。母亲说：“到那边怎么说也有了正式单位，是国家的人了；你在家陪着我，难道要跟我一样当家庭妇女吗？”
　　妹妹也说得走，说这个机会太难得，说我出去挣了钱给家寄来，让妈也宽裕些。
　　妹妹的话有道理，看来，我是必须走了。
　　七哥由地质队临时赶回来，一来为我送行，二来为我捆行李。七个哥哥中，只有这一个与我是一母同胞，所以，捆行李这样的活儿非他莫属。
　　起程便在今日，1968年的深秋。
　　我起得很早。
　　母亲没有起，她在自己的房里躺着。
　　我站在屋里环视着熟悉的家，桌上放着昨晚剩下的半杯残茶，一夜工夫，茶水似乎变浓、变酽，泛着沉重的暗褐色。对家的感觉，也像这茶一样，只一宿的时间，便浓缩得稠了，稠得有些化不开。屋里的地上堆放着昨天打好的行李，行李卷和箱子都用粗绳结结实实地勒着，仿佛它们一路要接受多少摔打，经历多少磨难。行李中，除了那床被子，其余都是家中的旧物，曾经伴随着父亲走到人生终点。被当地单位由彭城寄回的铁皮箱子，经过七哥的一番油刷以后，又将跟我奔赴西北
　　我来到院里，黎明的光淡淡地笼罩着北京城东这座古老的宅院，油漆斑驳的游廊在晨光中显得黯淡沮丧，正如人的心境。老榆树在院中是一动不动的静，在清冷中我们彼此默默注视。它是我儿时的伙伴，我在它身上荡过秋千，捋过榆钱儿，它那粗壮的枝干里收藏了我数不清的童趣和这个家族太多太多的悲凉故事。我抚摩着树干，向它告别。老树枯干的枝像伞一样地伸张着，似乎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力图把我罩护在无叶的庇荫下。透过稀疏的枝，我看见西边天空上那弯即将落下的残月。
　　一想到这棵树、这个家、这座城市已不再属于我，内心便涌起一阵悲哀。
　　户口是前天注销的，派出所的民警将注销的蓝印平静而冷漠地朝我的名字盖下去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竟是一片空白，不知自己是否存在了。盖这样的蓝章，在那个年代于那位年轻的民警可能已经麻木，已经司空见惯。蓝章上只有“销户”两个字。在当时，居民死亡、地富反坏右遣返、知青上山下乡、干部外调，用的大概都是同一个蓝章，没有丝毫区别。小章子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不得而知，这对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实在太正常、太微不足道了，我于它不过是几千万分之一。但这几千万分之一于我就是全部，这意味着我将揣着这张巴掌大的户口卡片，离开故乡，翻山越岭，一头扎进那陌生的土地，在那里度过我今后漫长的人生。
　　这是命运的安排，除此以外，我别无选择。
　　我不知道西北有什么样的前途、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但愿一切能平平安安！
　　妹妹已经起来了，她在廊下匆匆地梳着小辫。见了我，说：“姐，今天，我要送送你。”
　　我说：“不用了，有老七送就行了。”
　　她说：“我要送你到火车站。”
　　我说：“别价，你从来没走过那么远的路，这样会让我不放心的。”
　　她说：“我已经大了。”
　　我说：“你送到胡同口就行了。”
　　她说：“不。”
　　我压制住内心的酸楚，从兜里摸出两毛钱，脸色平静地交代从车站回家的路线。我说：“你出了车站往北，走到东单，坐24路汽车。记住，在马路北边坐，坐八站就下车，嘴上多问，千万别走丢了。”
　　她说：“知道了。”
　　我说：“你最好还是不去。”
　　她还说：“不。”
　　我还想嘱咐她好好照顾身患绝症的母亲，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把病重的母亲交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我是在推卸责任，我实在于心不忍。
　　何以能安心？！
　　七哥从街坊那里借来了平板车，他和妹妹把行李一件一件地往门口的车上搬。
　　我来到母亲床前，母亲仍旧躺着，脸朝着墙，一动不动，好像在熟睡。我知道，母亲醒着。
　　我站了一会儿说：“妈，我走了。”
　　母亲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我又说：“妈，我走了。”
　　这回母亲连动也没有动。
　　我真希望母亲能说点什么，哪怕是一声轻轻的叹息，对我也是莫大的慰藉啊……
　　可是，母亲什么也没说。
　　我等着，等着……
　　母亲一直没有声响，更没有把脸转过来。
　　我迟迟迈不动脚步，心几乎碎了。临行前听不到母亲的最后嘱咐，我将如何走出家门？如何迈开人生的第一步……
　　七哥将行李搬完，进屋看到了这情景，他说：“快走吧，没时间了。”
　　我用手抓着母亲的床头，不忍撒手。
　　妹妹过来拉我，向我使眼色，让我不要再搅扰母亲。被妹妹推着，我向外走去。出门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古旧衰老的家，看了一眼母亲躺着的单薄身影，将这一切，永远深深地印在心底。
　　妹妹俯在母亲身边轻轻地说了些什么后就轻轻地将房门带上。
　　在院子里，妹妹悄悄告诉我说：“刚才关门的时候妈跟我说，你一个人在外头，要好好儿的。”
　　我真想跑进屋去，跪在母亲床前，大哭一场。
　　可是，拉行李的车已经启动……
　　赶到火车站，天已大亮。因为，我们是学校第一批离开北京的，所以，不少同学都来送行了，军代表和老师们也来了。认识的不认识的在车站广场站了一大片，有人还拿了相机为我们照相。当时我心里很乱，脸上在笑心里却在哭，自己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妹妹像小狗一样，一步不离地紧紧跟在我的周围，她明显地感觉到，我们这一分别是再难相聚了。
　　七哥将我的行李搬到车上就要走，说是三轮车的主人要赶着上班，不能给人家耽误了。下车时，我想跟七哥说点什么，可是，他连看也没看我，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看见他的眼圈有点儿红，大概是不愿意让我看见的缘故。
　　其余的同学都有父母来送，他们除了多出我一两倍的行李以外，还有大包小包的吃的。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拉着他们的手，一遍遍地叮嘱着关于注意饮食、关于加减衣服、关于出门在外的一切。我的同学们也在他们的父母跟前理所当然地、淋漓尽致地抛撒着他们的离别之泪。
　　这是一种幸福，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这种让我羡慕的幸福已经远远地离我而去。
　　我和妹妹无言地相对而坐，注视着热烈告别的人们，似乎这一切与我们无关。
　　捆行李的绳头由行李架上垂了下来，妹妹站在椅子上把它们塞了塞，我看见了她小褂里面的破背心……
　　我对妹妹说：“小荃，你礼拜三记着要带妈去验血，匣子底下我压了十元钱，是抓药用的。”
　　妹妹说她知道了，说那钱她昨天晚上就发现了，交给了母亲，母亲让老七打在我的行李里了。妹妹说：“妈说了，你一个人在外，难保不遇上什么为难的事，手头总得有个支应才好。”
　　我说：“你真不懂事，怎么就能由着老七把钱打进行李？”
　　妹妹不言语，低着头，用牙紧紧咬着嘴唇。
　　我的心里立刻满是后悔，在这个时刻，真不应该用这种口气对待妹妹。我缓了一口气说：“你应该告诉我。”
　　她说：“妈不让。”
　　我说：“我到了地方就把钱寄回来。”
　　她说：“别价，妈说了，让你头两个月别给家里寄钱，别老惦记家。另外，你那倔脾气也得改，要不会吃亏。妈还说，你在外头要多干活，少说话，别跟谁都呛着，外头的人跟家里的人不一样。妈最不放心的还有一件事，让你一定要答应她……”
　　我问什么事。
　　妹妹说：“妈让你答应她不再写诗。”
　　我没有说话，妹妹看着我，最终也没有等到我肯定的回答。她把眼睛转向窗外说：“妈昨天一宿没睡，这些都是今天早晨你还没起来时，妈跟我说的，妈让我告诉你。”
　　我的嗓子哽住了，像堵了一团棉花，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知女莫如其母，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母亲担忧的正确。我狂狷桀骜的性情，孤独冷峻的禀性，使我不能仆妾色以求荣，更不会俳优犬马行以求禄。离家的我在到达目的地的第二天便被打入了另册，没有几天便因“诗”的问题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一通批斗过后便被贬到黄河滩种地去了。
　　这一切都发生以后，我才体会到母亲亲子爱子的拳拳苦心。但为时已晚，无法补救了。
　　我至今不写诗，一句也不写，怕的是触动那再不愿提及的伤痛。因为，我愧对母亲。
　　那天，在火车里，由于不断上人，车厢里变得很拥挤。妹妹看着同行者们的大包小包，突然说应该给我买两个烧饼，路上当午饭。没容我阻拦，她已经挤出车厢，跑上站台，直奔卖烧饼的小车而去。那时候，站台上的食品是不要粮票的。所以，无论什么时候，车站里的食品车前永远拥着一堆人。
　　我从车窗里看见妹妹在身上摸了半天，终于掏出钱来，那钱正是我早晨给她的车费钱哪！我隔着车窗大声阻止她，她没听见。她使劲地钻进人堆，挤到烧饼车前。
　　这时，车开动了。
　　妹妹抬起头，先是惊愕地朝着移动的车窗观望，继而大叫一声举着烧饼向我这边狂奔。
　　“姐——”
　　我听到了她的呼喊，也看到了她满面的泪痕……
　　八站地呀，她将如何一步步地走回去……
　　我再也忍不住了，趴在小桌上放声大哭起来。火车隆隆地载着我和我那毫无掩饰的号啕，驶过了卢沟桥，驶过了保定，驶过了黄河，离家越来越远了……
　　在我离家的当天下午，七哥赶回了赣南。
　　三个月后，妹妹插队去了陕北。
　　母亲去世了。
　　家乡一别，三十年。

　　本文选自《琢玉记》，叶广芩／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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