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华：提篮桥十年.下篇

┃Personal History

坐牢

的日子

提篮桥十年
1966～1975
下篇

© 张强华／文

四

　　像章这玩意儿没少见过。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日，正值抗日胜利后的第一个中华民国国庆，那时盛行小小的纪念章，有表示胜利的“V”字形的，也有蒋介石的头像章。当时的人们，包括儿童的我，似乎对V字章较感兴趣，佩在衣服上，大有 Victory之骄傲。不料，在二十多年后，像章又开始风靡一时。所不同者，绝大部分像章都是毛泽东的头像。其制作之精美，颜色之鲜艳，用料之讲究以及数量之巨大，可谓登峰造极，开创像章制作史上的新纪元。人们不是出于对偶像的崇拜，就是被这种小巧的工艺品所吸引，无一不以获得更多的像章而兴奋；即使像我这种对个人崇拜另有见解的人，也想多弄几个玩玩。据当时的报载，有一位外轮水手拿到一枚像章兴奋得立即扎在赤裸裸的胸部上。此种痴情，童年时在庙会上也曾见过。信男信女用力敲打用针扎在胳膊上挂着的铜锣，而丝毫没有痛意；事后拔出，用香灰一抹针眼也就万事大吉。迷信的力量真乃不可思议，非唯物主义者所能解释！
　　既有人力，又有物力，更不受外界干扰的劳改工厂，就被看成是个制作像章的最理想的地方。论人力，有的是懂电镀、抛光技术的劳改犯；论物力，有的是铜片、铁片和铝片；论设备，大的三百吨冲床是牛刀，杀鸡用的二、三十吨的小冲床多的是。尽管生产资料那么的紧张，但把紧张的生产资料用于制造具有无可估量的政治价值的像章，那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收获。不用筹备，可以立即上马。一个设备完善、规模宏大的像章制作工场顿时在劳改厂内兴起。
　　与我一起劳改的检验组同犯王振康，苏州人士，短小精悍，原本是个年轻的技术员，可能犯了点帐目不清的罪而锒铛入狱。此人懂电镀、抛光等工艺，我用的一台修补卡尺、游标卡尺的电镀设备，就是他设计装配而成。此时他摇身一变，成了像章组的负责人。他不仅精通技术，而且还懂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以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在他主持下，像章组犯人在开夜班时，竟然可以吃到买进来的水饺、锅贴、叉烧之类的点心，令其他犯人垂涎三尺！
　　别小看犯人对区区水饺、锅贴的享受，它却反映出像章具有物物交换的特性，以及拥有者的一种特权。在当时，如今这样的市场经济尚未问世的社会里，像章有着硬通货所无法起到的作用。以物换物，有了像章可以走遍全国，可以打通任何难以打通的关卡。
　　在化验室内，我曾听到来自西宁劳改厂驻上海办事处的一位干部，对潘国钦谈到一次两个对立造反派的武斗中，要不是他拿出身上带有的一包像章，就难以逃脱当时被包围挨打的险境。可见，像章价值之巨大。即使在今天，时过境迁，像章仍然不失为一种颇有历史意义的收藏品。
　　像章，有时也如同牛粪，一群苍蝇不停地围着它转，嗡嗡的叫，贪婪地吮，最后终于铸成一件狱内的像章贪污案。被牵连进去的除了一些犯人外，劳改队内的不少干部也成为陷在牛粪中的大小苍蝇。最后，问题的解决非常简单，王振康成为替罪羊被撤职查办，禁闭一个月后又回到了检验组；其他人，算不了什么，不了了之。
　　在整天是你批，我斗；你文攻，我武卫的高度白热化的气氛中，来个不大不小、不痛不痒的贪污案，调剂调剂大家的生活，放松放松众人的神经，倒也使人心旷神怡！——劳改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小插曲。

五

　　在狱内犯人们惯用一句“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话来批判、形容自己或别人的反动。此话对待别人未免有点尖刻，但对我却十分合适。一九六九年的春节，多少给犯人带来一点欢乐的节日，对我却是十分难过的日子。我的反动思想已经深深地透入了我的“骨髓”，埋伏于体内的结核菌再次侵袭了我的骨膜——可怕的腰椎结核（俗称骨痨），夺去了我的行动能力。
　　几年来虽常感腰痛，行动稍感不便，但我并不介意。到一九六九年春节前，我的右腹股沟上方隆起了一个包，并且日长夜大成一个馒头大小的脓包。我不得不在监房中躺下，成了一个道地的病犯。面对可怕的骨痨，我差一点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然而，母亲在接见时对我的开导：“刑期一半过去了，不是很快？耐心点，蛇可以修成龙。”一直在鼓励着我，使我依然能从消沉中逐渐解脱出来。一定要活下去！天不灭我，人奈何之。我将坚持下去，直到胜利。与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敌人的较量，并且抱必胜的信念，何尝不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我将比布尔什维克们更坚信“斗争就是一切”，与人斗，与地斗，与疾病斗，定能斗出一个胜利者的我。或许，有人会嘲笑我是“阿Q”。但嘲笑“阿Q”的人，可能更“阿Q”。
　　不能劳动，活跃于化验室的犯人化验师一下子成了废物，自然不能再留在劳改队里。唯一的归路只有一条——送回提篮桥“娘家”。春节刚过，一辆小吉普车将我送回了“娘家”。我随即被安排在八号监——一幢关押监狱系统内所有不能从事劳动的慢性病犯的监房大楼。在这里，我将结束尚有六年半的余刑。
　　假如说，在北京的监狱生涯，是一种烈火般的烧烤；那么，这次在提篮桥的长达七年的关押生活，就是一种文火般的煎熬。闯过烧烤，需要勇气；挺过煎熬，则更需要忍耐。在忍耐中求生存。在忍耐中使蛇修成龙，母亲的教导我牢记在心。学会忍耐，提篮桥监狱是最好的学校。
　　说也奇怪，明明是背部的腰椎骨烂了，脓却不从背部流出，而是向下穿过髂骨与背腹部肌肉的空隙流向小腹部，并沉积在那里成为一个大包子。弯腰、睡觉时，我小心翼翼地生怕挤破这个该死的脓包。终于，一天夜里脓包再也容纳不下不断向它流去的脓水，奶油浓汤般的脓水破孔而出，惊醒了似睡非睡的我。
　　我费劲爬起来，挨着铁栅栏大声呼叫：“报告！报告！”。因整幢八号监是病监，夜间除狱吏外，还有医务犯一同值班。医务犯赶到，拿了一个腰子盘放在我腹部下面盛接脓水。我放开揿着脓口的手，脓水潺潺流出。一个盘盛不下，又拿来第二个盘，直至脓包干瘪见血为止。医务犯给了我一小块纱布封口，说只有到天明后才能作处理。时值寒春，站着放脓，又痛又冷。此时，裤衣上、被上，还有手上都沾满了脓水，没有水洗，只有早已准备的一些手纸用以擦脓。此种狼狈相，已非笔墨所能描绘。惟“不哀伤而自怨”，谁叫我是个囚犯？
　　次日白天，乘着监管不严，我擅自跑至走廊尽头大铁门外的水龙头处，来来回回用脸盆放水，洗刷满是脓水的衣被，并放在走廊的铁栏杆上凉晒。关在走廊尽头监房内的那个汪伪政府中赫赫有名的罗君强，颇有心计地计算了我的来回次数，据他对我的揭发：“来回十七次，偷水十七盆”。当晚队长来锁门时，查问我有否此事。我说明偷水实出于不得已，事情也就算了。我心想：罗君强，你这个汉奸！说我偷水，你自己到底偷了多少国家与人民的财产？计算过吗？
　　流脓死不了人，在狱内根本不当一回事。照顾是有的，就因我的请求，在我关的监房中不再关入第四个犯人；每隔天或隔二天，医务犯替我在伤口处擦洗一下并调换发臭的纱布。如是，拖了三年，至一九七二年二月，正好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的那天，我在市监狱医院，走上了手术台。原先要为我动手术的那位年富力壮、技术高超的杜医生，因犯了文革的“天条”，而被停职检查，改作清洁工主持；开刀的不得不换了年老的张医生。从此，我断断续续来回于监房与医院之间，和市监狱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市监狱医院座落在提篮桥监狱内。它是一幢八层大楼，建于上海的旧时代。其底层供犯人门诊；二层是理疗、化验、透视……以及手术室；三层是内外科病房；四、五层是传染病及肺结核病房；六、七层是人民医生（政府医生，犯人称为“人民医生”，以区别于医务犯的犯人医生）和干部的活动、休息室；最高一层即八楼则是伙房。住院病犯的伙食，全部由八楼烹调之后由电梯向下逐一送至各层病房。此种设计，不可不谓之科学，足见昔时设计者用心之良苦！也足证提篮桥监狱的闻名东方，决非空口无凭的瞎吹。
　　动手术那天早晨，我享受了英国人摩顿于1846年发明的乙醚麻醉。吸入乙醚后，我有意识地试着用自己的意志竭力抗拒乙醚的威力，但未及计数至十，就全然失去知觉，待醒来时，已是晚上六时。手术是否精湛，无法判断。只是按常规要用不锈钢或我自己的骨去修补切除了的腰椎骨那一道程序被省略了。由于第一、第二腰椎的大部分被切除而未作修补，致使我的天生短矮的身材就变得更矮了。
　　手术后第三天，当从特别护理病房移至大病房时，我通过劳役犯请了几名病犯，将我连同床垫由众人托着移至大病房。事后，我遭到了管教队长的严厉训斥，说我在监狱中，还胆敢指使犯人胡作非为。我恍然大悟，我的这种出于无奈的行为，犯了监狱中的大忌：禁止犯人指使犯人以防止不可测的重大事故（如对抗、暴动……）的发生。监规之森严，病房也决不能例外！
　　大约有一星期卧床不能动弹，吃饭、大小便全须求助于他人。邻床是一个从分局看守所送来看急诊的小伙子，他帮了我大忙。交换的条件，是我每天省下一个馒头，放在空的盖杯中，他在夜里就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吃掉。我再次冒这种严重违反监规的风险，实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有一个劳役犯，在照料重病犯时经常偷吃病人剩余的饭食，由于病人临终时的揭发而遭到批斗。古人云：“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为了靠拢政府，垂死之人其心变得如此歹毒，令人费解！
　　不到两平方米半的阴暗拥挤的小监房与每人一张小铁床的宽大明亮的病房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因此，在监狱医院里决无病人吵着要出院的事发生。我在大手术之后，住了三个星期就出院回至监房“休养”。与其说是“养”，还不如说是继续饱尝铁窗风味，其中滋味对一个极需休养、照料的病人来说，是可想而知！在临出院前，医生告诫我要防止日后必定发生的驼背，最好的方法是上半身用石膏固定半年；而在监狱的生活条件下，这样的固定方法对犯人是极不适合。根据我的医学知识，惟一可行的方法是请求监狱当局允许我外出定做一个钢结构支架（俗称钢丝背心），用以固定损伤的脊椎，以免发生弯曲。我的请求，获得医生同意，在出院鉴定上作了同意配制的建议。
　　在出院回监房后不到三个月，我的申请自费配制金属支架的报告，得到了监狱管教处的批准：假释一天，押送出外定制。记得，与我一同被押送至通北路假肢工厂的还有一名姓范的犯人，他与我患有同样的疾病。自费化了伍拾捌元，获得一个由十根长短形状不同的钢条、前面有两个紧贴胸部的硬垫、下面有一个紧贴小腹的硬垫、后面有两付活动铰链组成的钢丝背心，在白天可以穿上，晚上睡觉时可以脱下。从此以后，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坐着，还是站着；即使背腹胸部被钢条擦破了皮肤，被几个硬垫压得透不过气来，活动时硬得弯不过腰来，我都咬紧牙关挺了过来。而且一穿就是六、七年，直至一九七八年在皖南白茅岭农场时才搁置不用。
　　我以必胜的信念与毅力，战胜了后遗症。至今，我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的直立，保持了一个“直立猿人”后代的形象，真得感谢家人，特别是我大妹妹的对我经济上的资助。区区人民币伍拾捌元，它却是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家属的支援，又有谁肯为我慷慨解囊？充满爱心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决不会向一个反革命右派分子施舍的。监狱医院为我治病，是法律的需要。
　　一天，我被穿着的那钢丝背心弄得无比烦恼，无意中说了“人关在八根铁杆（指监房门由八条铁杆组成）的监房内，身上还要被这十根钢条锁住，真他妈的倒霉！”的怨气话，被人揭发，遭到了队长的一顿训斥。发泄怨气是不行的，监狱里只能逆来顺受。
　　那位姓范的犯人，金属支架没有能挽救他，反而使他被压得肺病吐血，在十五年刑满前的一年，与世长逝。一个小反革命犯，还只三十来岁，就匆匆地离开了这充满爱的人间！
　　而我也并不如意。是病灶清除得不彻底呢，还是我的渗入骨髓的反动太顽固？半年以后，小腹右侧原先长出大包的地方又开始溃烂，里面用以缝合肌肉的黑线一根一根的由于溃烂而显露出来，甚至可以用手拔掉。闷热而拥挤的监房，贴在疮面上得不到及时更换而发臭的纱布，再加上浑身分泌的汗液与脓水的混合物，以及与讲卫生背道而驰的生活条件，终于使溃烂部位发生了混合感染。我又开始发烧，而且是高烧不退。出于无奈，只得让我再次住院。
　　再次进监狱医院，一住就是十个月。其间，又动了两次手术：一次是在背部的左侧打了一个洞，用以排脓；未见效果，不得不在背部右侧再打一个洞，与前面小腹部的疮口相通，以引流脓水。这次，我尝到了在那个时代被吹得天花乱坠的“针刺麻醉”。其味道，恐怕不会比上“老虎凳”差多少。
　　双手与双脚全被捆住。左腕上绑着血压计，右腕部插入一枚钢针并通以低压电流，以不停的电流脉冲来转移我对手术刀切割皮肉的痛楚。在一小时不到的杀猪般的嚎叫声中，终于开掘出一条在腰部的自腹至背的长达七、八公分的排脓通道。说也奇怪，最后我已无力嚎叫。当用车送回病房后，我立即沉入了梦乡。
　　《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可以不上麻沸散，镇定自若地让华陀刮骨疗疮；而那些小说电影中的英雄，为着自己的信仰可以面对敌人的刑罚而面不改色。此等英豪，人世间能有几何？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如再用针刺麻醉来考验失去自由的人的意志，恐怕就有摧残人道的嫌疑吧！当时，身为罪犯的我，只能任人摆布，别无选择！
　　尽管如此，脓还是不能排除，反动毒素又在我的血液中兴风作浪，最后导致可怕的败血症。我的病床头，挂上了病重危的标志。感谢政府，终于动用了据说是人民币四元一针的新产品的什么素，一天四针，一共注射了二十多针。败血症得到了控制，我又出奇般地死而复生。医生说：“不发烧，伤口不再溃烂，就可以出院。”至於流脓，那是结核性骨痨的通病，恐怕一辈子都不能收口。
　　回监房后，依然是吃官司，白天不能躺下休息，晚上又挤得难以入睡。可怕的是一到傍晚，我无法转身，稍一不慎，即刻像触电般地从尾椎到颈椎强烈抽搐，以至全身蹲下缩成一团，无法动弹。如果行在路上，肯定被汽车辗死。医生无法解释此种怪现象。作为一个生物系毕业的我，心里明白：手术过程中省略了用不锈钢或自身的骨去修补被切除的椎骨，为此，使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动过手术的椎骨表面的犬牙交错似的不平整，当整整一天下来，被压缩的脊椎就压迫神经而导致此种怪现象的出现。这一切，医生是不会说的。因为，他们已尽了天职——免我于一死。
　　“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唯骆宾王的想法，甚合我意！

六

　　八号监是个纯粹的病号监。监内拆回丝、剥云母片等小劳动只有部分较年轻或手脚利索的犯人从事，大部分病犯都闲着，过着地道的“吃官司”生活。但“改造思想”这一主题，却并不因是病监而有所削弱。每个犯人，不管有无文化，都必须备有一本由林彪作序（后来此序因林彪的坐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的“自我爆炸”而被勒令撕去）的红色“毛主席语录”。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所有的小组（若干监房编成一个小组，指定一名掌握犯和一名学习记录犯）在同一时间，所有犯人手捧红宝书高声喊叫：“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最后一句是“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这种祈祷仪式，在监狱与劳改大队，如出一辙，完全一样。
　　在白天，犯人并不空闲，忙于日常的开小组会、批斗、劳动、发药、发饭、发水、换马桶等；还有非经常性的开大帐买日用品、家属接见、放风、洗衣、外调提审、送医院看门诊和极偶尔的洗澡和看电影等，可说人声鼎沸，好不热闹。但在晚饭后至晚上八时整，摊铺睡觉前这一段约有三小时是全监最寂静的时光。那时各监房的小铁门早在晚饭前上锁，犯人都如猴子般的卷缩在笼子内。有因白天完不成定额在加班拆回丝或剥云母片的；有坐在角落内马桶上静思的；有借着走廊上昏暗的灯光看红宝书或写思想汇报、检举揭发、交代余罪、批判文章和家信的；有窃窃私语的（闲聊最可怕，一到运动，就成为彼此揭发、攻击的把柄）；有原地踏步锻炼身体的；有用冷水擦洗身体的；有偷着洗（平时不准随便洗衣）短裤衩的（特别是刚入监的红尘未了的年轻人和肾亏的老年人很容易弄脏他们的内裤）；有因无法及时洗衣（七月十五以后才准许每天洗短裤一条和汗衫一件），在大热天出汗怕弄湿衣裤，而干脆脱光衣服，一丝不挂的；当然还有无所事事而打瞌睡的；可谓千姿百态，应有尽有。——用以消磨这一百般无聊而又饥肠辘辘的时光。小监房内的此种景观，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寂静一直延续到摊铺睡觉才被打破。晚八时整，睡觉铃一声响，寂静的监房顿时沸腾起来。所有不用的脸盆、茶杯、红宝书、鞋子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能穿过铁门栏杆空挡的全部放在监房门口的走廊上，以尽量腾出睡觉摊铺的地方，折腾二十分钟后，才复归寂静。其间，不免经常发生犯人为了争夺睡觉地盘的争吵甚至斗殴。军阀争夺统治地盘，商人争夺营销市场，野兽争夺生存空间，而犯人则争夺睡觉摊铺的面积。争，争，争，好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
　　消磨时光的最安全的方法，当首推背诵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还有新三篇；更有促进犯人改造反动思想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所以说它是安全的方法，一是可以避免因闲聊而授人以柄；二是可以借此表现自己的积极改造。在狱内，一个在病监不从事劳动、白吃人民给的囚粮的病犯，尤其是臭知识分子，不能背诵光辉著作的七八篇乃至十余篇（其中包括必背的老三篇），那是日子非常难过的。既有愧于人民政府的改造挽救之恩，又有负于人民以血汗养活之情，岂非令人诚惶诚恐！
　　我也参加了背诵的行列。彼此比赛背诵经文的多少、速度和熟练程度，以比谁最热爱毛主席和谁最积极要求改造。当时，我能一口气花四十五分钟，背出近万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背得那么纯熟，可说是滚瓜烂熟，一字不差。可惜，至今不用说一个章节，即使是一个段落，都无法回忆，只记得一句“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毛泽东思想没有铭刻在头脑里、深入到心坎中、溶化在血液里；没有能攻克我骨髓里的菌毒。我依然是怕坐，坐久了站不起来；怕立，立久了全身抽搐。只得长期跪在地上，以减轻对椎脊的重压，减少弯腰取物的不便。以致在两个膝盖上长满了老茧，直到在白茅岭农场时才消退。
　　马克思有句名言：“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毛泽东在文革中也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然而，文斗也罢，武斗也罢，任何专横，可以使人一时屈服，却难改变人的本性。即使是其中的最驯顺者，也只不过是善于应变的人。纵观历史，越王勾践的先尝吴王夫差的粪便、而后卧薪尝胆，刘阿斗的故作乐不思蜀，都是应变的伎俩；相反，不善于掩饰亡国情绪的李煜，死于宋太宗的毒酒，以及敢于与文革对着干的林昭、张志新则死于非命。这些都无不从正反两方面说明韬晦的重要。监狱内的一批顽固不化者的韬晦之计，就是刮起了传诵古诗词的阴风。
　　在蔚为大观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浩荡东风中，狱内却盛开了古代诗词的瑰花。一批不甘心于被文斗兼武斗所制服的反动文人墨客，在狱内偷偷地大肆进行相互赠送、传抄古诗词的活动。利用放风、监房调动、去医院看病以及去澡塘洗澡等等一切可以相互接触的机会，凭着记忆和抄录相互进行着古诗词的交换。这些交换的品种中，有写景的：《黄鹤楼》《登幽州台歌》《枫桥夜泊》……；有写意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将进酒》《兵车行》《游子吟》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更使人感叹万千的是后唐主李煜的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帘外雨潺潺》《无言独上西楼》……，还有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以及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唐婉的《世情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写景者对“改造”似无多大妨碍；而写意者，特别是那些有男女情意绵绵、纠缠不清之嫌及克己复礼、妄图复辟之心的词句，则被视为罪恶的“封、资、修”，阻挠犯人思想改造的大敌，监狱当局对此非抄尽灭绝不可。为此，在狱内开展了一场批判“反动、黄色古诗词”的运动。其声势之浩大，不亚于历次运动。
　　我既是学习“毛选”比赛的积极分子，也是“古诗词”的主动收集者。两者都可以消磨时光；所不同的，前者可以冒充改造积极分子，后者可以抒发被长期压抑的情绪。幸好，我没有参与反动黄色诗词的传播，又有熟读“毛选”冠军的称号，在这场运动中，被我滑了过去。这不能不说，我够老奸巨猾。
　　那些积极散播古诗词者不仅受到了文斗，同时也受到了文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武斗。由于我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的假象，队长令我作批判反动诗词的主要发言人。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口诛笔伐的伎俩，或许不会比姚文元逊色。可怜的是几个“监狱文坛”上的代表人物，如一位叫谢念椿的大学生和一位姓黄的政府干部出身的反革命分子在遭受口诛笔伐的同时，还饱受皮肉之苦。一些文化低下的犯人，为了表示他们的要求改造，在批判会上只得以拳头和手掌作为批判的武器。尽管马克思早就说过：“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毛主席也再三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然而，猛刮的“左风”早就淹没了两位圣者的声音。我为口中念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却为伸手打人者感到可悲；也为自己的口诛笔伐感到可耻——一个十足的两面派。
　　这里提一个小插曲：由于我经常被命令去写大批判的文章，以供“改造园地”或批判发言之用，不可避免有大量涂改的草稿。处理草稿是件令人头疼的事，因为狱内有不准撕毁带有字迹的纸张的规定。我将草稿用剩粥一张一张糊成一块写字时用的硬托板，算是处理草稿的良方。但智者千虑，难逃一失。有一次倒马桶的劳役犯从粪便中捞出我随手扔下的草稿，经洗涤后确认为我所写，而且上面还有引用的“语录”。为此，我差一点遭到批斗。
　　在狱中此类事件已是司空见惯。不写，是消极对抗改造；写错了，如对“语录”涂改、圈划更是大逆不道。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进退两难，使人无所适从。长此以往，我几乎得了过分小心的神经官能症。几十年后的今天，此种病症，我仍隐约觉得存在。
　　对于狱内的此种“文坛”风潮，我想起了两句毫无关联的诗句，一句是李商隐的“东风无力百花残”，另一句是孟浩然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文革的浩荡东风没有吹来满园春色；相反，在那月色昏暗的夜晚，不知又有多少个象吴晗、老舍、傅雷等文人自杀，上官云珠、言慧珠等明星殒落。行文至此，我颇想作拙诗一首以致纪念：“东风虽无力，春雨仍劲煞。若问夜多黑，请点花落数。”

七

　　没有人，哪有魔？人与魔本是人性的两个方面，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提篮桥监狱里有人，也有魔，而且人与魔往往难以区分。夜深人静，临睡前，当我坐在马桶盖上静思时，思想如长了翅膀，遨游在浩瀚无际的太空。此时此地，生活摆脱了一切纷扰，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没有欲望，也没有失落；没有烦恼，也没有悔恨。心明如镜，气平如水。思想高度的升华，达到四大皆空的超脱境界。在出狱后至今的二十多年里，我试图再次领略这种超脱，总归徒劳而一无所获。也正是此时此刻，才能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人按照人的自然属性而活着的人。然而，白天还得与各式各样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打交道，其中有人也有魔。这些人与魔，时而使人兴奋，时而使人愤慨，也时而使人感到厌烦。
　　顾葆衡，这位狱中的资深犯人，可说是提篮桥的三朝元老。他本是上海光华大学的教授，日本入侵后，出任了汪伪政府的粮食部长，之后又因贪污罪被汪伪政府查办，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先后经历了汪伪政府、国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审判，说他是三朝元老并不过分。他为人谨小慎微，决不乱说乱动，真正做到世人常说的严以律己。有一次，他从大刑的一号监转至八号监养病，与我同监房。
　　对这样一个出名的、正宗的、资深犯人，休想从他口中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和对现状的看法。在短短的相处中，他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决不因他的存在而影响同监的犯人。无论吃饭、大小便、摊铺睡觉……他的谦让程度达到了顶点。更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的睡觉姿势：侧睡时双腿伸直，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仰睡时也同样的双腿伸直，双脚交叠，即使是他双腿弯曲，也只有在仰卧时如此。总之，他的这种睡法，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占用最小的面积，以免影响他人。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也仍然多少保持了这种顾老式的睡法。我称他为顾老，因为他是教会我如何在中国特式的拥挤的监房中睡觉的老师。与此相反的则是另一个跟他级别相仿的人物，他就是周佛海的小舅子杨惺华。
　　在我第一次动手术后，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我与一位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的民航驾驶员关在一起。这位飞行员有着健美壮大的身躯和有力的双臂，但是却有着已经完全瘫痪的双腿。更令人惋惜的是他的大小便完全失禁，整天套着尿壶和垫着草纸，以防那不可测知的尿和屎的突然光临。据他自己介绍，因被无端指控为反革命，犯有里通外国罪，不堪于隔离审查之折磨，而从高楼跳下。事后，经治疗，虽无生命大碍，然已成截瘫。既抗拒交代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罪加一等，被处徒刑十年。
　　我与此位仁兄，相处甚为融洽。一个是浑身发臭不能动弹的里通外国，一个是流脓不止的难以直立的叛国投敌，二者都是地道的反革命，真可谓同病相怜、臭味相投而物以类聚。不久，就来了这位整天吹嘘他过去如何富有，充当过汪伪中央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周佛海的小舅子杨惺华。
　　杨惺华身材高大，六十多岁，生着使人颇感凶相的长而浓密的眉毛，他是被关押的汪伪高官中最年轻的一个。在睡觉和用冷水方面，他全然不顾别人，喜欢多占多用。两平方米的监房，盛在大洗脸盆内均分的一丁点水，在此盛暑期间，岂能让他多占多用而危及他人的生存。我与他之间的“生死搏斗”也就不可避免。气愤之中，我曾怒斥他：“你不要象关在国民党时的提篮桥，可以让你胡作非为！”的确，在国民政府的提篮桥监狱中，别说是睡觉、用水，就是山珍海味，他们也可买通狱吏搬进监内享受。至今感到可惜的是我不应与他争吵，不然的话，或许能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有关汪伪的故事！
　　废话最多，而又洋洋自得的要算罗君强了。这个七十来岁戴着老式金丝边眼镜的小老头，夏天穿着口袋上绣着“W”（罗的缩写）的衬衫，吊着背带的西裤，神气活现而又十分干瘪的罗君强，在狱中的派头，是足以反映出他当年活跃于由日本人的刺刀支撑着的政治舞台上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他有老犯人的很多恶习，特别是擅长于打小报告，我的偷用十七盆水的事就是由他揭发检举的。但是，他自己也常被人“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一次小组学习会上，他因教唆刑事犯搞反革命，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在八号监放风时，罗君强对一些小流氓盗窃犯说：“你们要钱干什么？我根本不要钱。我要的是可以印刷大批大批钞票的机器。”
　　小流氓们大为不解地问：“难道去印伪钞，造假钞票？”
　　“不，假钞票能造多少？我要的是印真钞票的机器掌握在我手里！”罗君强终于把问题点到了要害。
　　很显然，他要的不是印钞机，而是支配印钞票的权力，就是不便更露骨的道破。
　　不料此话，遭人检举揭发报告了队长。于是，罗君强唆使刑事犯向反革命转变的罪责在批判会上得到了清算。
　　罗君强说的是大实话。谁都知道，他参与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由“中央储备银行”印制的“储备票”的发行，以老法币与储备票二比一兑换。当然，他罗君强从中也大大地捞了一把。
　　上了年纪，废话更多，罗君强可能就是此种老人。他洋洋得意、喋喋不休地讲过不少故事。譬如，有一次他不无后悔地说：“假如，那次不是大家听我的话，我们这些人早不在这里了！”
　　按罗的回忆，在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军队撤离上海的前夕，提篮桥监狱当局曾向被押的汪伪要员提出：如他们能集体出资六百根大条（一条为十两黄金），可以全部释放。当时以陈璧君为首的这批罪犯，在就此讨论时，罗君强自以为聪明，说：“共产党来了，不用担心。我们认识他们的……”
　　确实，在他们这批人中，认识共产党的人不为少数。众所周知，在抗日胜利后，于苏州监狱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汪精卫的舅子又是接班人的、伪国民政府主席的陈公博和早已病死在狱中的、曾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汪伪财政部长兼中央储备银行行长的周佛海，都是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充当汪伪政府安徽省省长和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罗君强本人，也曾是共产党员。
　　由于罗的一席话，以及这些人爱财甚于命，集资买“放”也就作罢。共产党并没有因为过去的“认识”，而对他们宽大。人民政府依然维持了国民政府对这些人的原判无期徒刑。罗君强不无感慨地说：“后来，很多人都怨恨我，说是轻信了我的话。”
　　我不如那位在提篮桥关了十多年，写了一本《我的铁窗生涯》的沈立行那样走运，遇到那么多的汪伪要员。我在提篮桥时，此类人物大都已经离开人世，大约只剩下了我所遇见的那几位，也算是开了眼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罗君强在狱中死于心脏病；据沈立行的书中所述，顾葆衡于一九七六年被宽大释放，去了成都女儿处，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病死。而杨惺华则不得而知。
　　一次借出版“改造园地”的机会，我在八号监三楼背面的另一排监房中，见到了一位汪姓老托派，他判无期，自大刑的一号监移至八号监。此人卷缩在监房的一角，十分可怜，看来在世不会久矣！有人告诉我，此位老托派改造颇为积极，经常向政府交心，是位要求改造的积极分子。
　　“交心”是那个时代的一件时髦事；如同，中世纪时教徒向神父忏悔。上至党、团员干部，下至黎民百姓都会向自己所在单位、地区的“组织”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活动，以求得“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了解”，从而获得“充分的信任”和由此带来的甜头。在监狱中也不例外，犯人向政府交心，成为真心实意接受改造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行为。此位托派老于此道，不断地向政府交心，已成为他的家常便饭。就在我特地去窥探他之前，他曾有过惊人之举——写了一份最后的交心：“我以前所有的交心都是假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向政府交的真心。”
　　这位托老先生真是太幽默、太诙谐了。临死还在说笑话犹如金圣叹在被刽子手抓着辫子杀头前还要道出：“花生米和豆腐干一起吃，大有火腿味道！”的遗言。发人深省，令人回味无穷。
　　在狱中天天可以看到一、两天前出的“解放日报”。那时的报上常载有“最高指示”和伟大领袖的宝像。每个小组一份的报纸，从起始监房，自铁栏空隙中传至最后一个监房，并且在传递过程中都口中大声地说：“宝像是好的！”传递速度之快，令人惊讶！犹如在传一只烫山芋，生怕烫伤了手。究其原因，很简单，万一报载的宝像有那么一丁点撕碎，甚至被手指划痕，都将以破坏宝像罪论处。如此弥天大罪，谁担当得了？狱内因此等无中生有的“罪行”并致批斗禁闭者，屡见不鲜。据说，我的在川沙的老舅母在门板上敲一只钉，钉穿了贴在门板背面的毛主席宝像，结果被群众批斗了一通。可见社会上也是如此。
　　对宝像，大家只能在思想上无限崇拜，而在行动上却敬而远之。因此才有不停地传递的下策。然而，有好的文章，最好没有宝像，我还是要一读为快。记得，一九七一年的元旦，姚文元写的那篇迎接七十年代、展望文化大革命锦绣前程的文章，写得妙不可言。至今距姚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行将崩溃已有三十二年，我仍然记得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精彩描绘：“……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安定的绿洲。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发岌可危！……”
　　环顾今日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仍在正常运转。姚文元及其所代表的，未免说得太早了，太具超前意识了！
　　在阅读此文时，与我一起看报的还有同监的另一位反革命犯——一位上海市颇有名望的向明中学的语文教师毕加谋。我之所以还记得他的大名，因为他与画和平鸽的大师毕加索（译名）仅一字之差。
　　毕加谋可远比不上毕加索那么走运，在不久前由于说了一些阴阳怪气的话，被视为文革的敌人而被请进了监狱，并被判了十年徒刑。此时此刻，他仍然半死不活地说：“这七十年代不属于我们，要看八十年代了！”我怕他继续说下去，就找了别的话题岔开，以免彼此遭到麻烦！
　　今天看来，毕加谋确实老谋深算，在那时已能预卜八十年代的变化。姚文元料定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崩溃；相反地，他自己却在七十年代成了阶下囚，于八十年代初被判了无期徒刑。而毕加谋在八十年代获得了应该属于他的那个时代。
　　我无惧与小流氓关在一起，在监规森严的提篮桥监狱里，小流氓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但害怕和杀人犯同关一室。有个郊区的青年农民，本是个勤勤恳恳守本分的好人，有妻子和孩子。在那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水平相差甚远、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相当大的时代，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一年能有多少收益？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到头来累计工分一结帐只有几十元钱，已是上上大吉了。可是同室的这位老乡，他的妻子常年有病，是个药罐头，不仅不能挣工分，反而经常向村里借钱买药。一年下来，年关结帐，节余成了负数。真可谓贫病交迫，年年如此，永无天日。他老兄一气之下，终于把他的妻子杀了。一件不应发生而发生的杀妻案，使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或许，他不是故意杀死他妻子的；或许，出于一时的情急而杀人；再或许……，总之，以什么理由不去管它，他没有判死刑，也没有判死缓，而是判了无期。他因患肺结核病，从一号监转至八号监，与我同关一室。
　　在理论上，我是同情他的。一个勤劳的农民，被迫走上杀妻的路，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但实际上，我非常害怕他的潜在的性格。按某些生物学的理论，凡杀人者的细胞核型往往与众不同，男性可能是XYY型。性染色体数异常，往往是决定他们杀人的内因。一旦受到外界刺激，杀人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
　　他很节俭，每月小劳动所得的一元两角零用钱，一年下来，他总省得十元带回家去。他很好学，平时读报学习总找我给他讲解。他改造也很积极，剥云母片每天可以超额一倍。但是我仍然处处提防着他，生怕万一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一冲动说不准那马桶盖就劈到了我头上……相处了几个月，适逢监房调动，总算搬走了我心中的石头。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如果他能争取减刑至二十年，可能早已回到社会。运气好的话，凭着他的勤劳，说不定当上什么农民企业家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地轮回，难道不是天理？
　　在我行将离开提篮桥的前一年，有幸与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中的人物钱明关在同一小组。估计此公当时已年逾六旬，穿着十分破烂，以致在盛夏放风时，穿了一件只剩下两根布条的背心——象征性的汗背心。当管教队长问他：“钱明，你怎么赤膊放风？”钱不无风趣地回答：“队长，我没有赤膊。你看，我不是穿着背心？”
　　他关在小组的最前面的一个监房。由于他身份特殊，一个人关一个监房，上面指示不得与他接触。我利用“职务”之便，如开大帐登记购买日用品等等常乘机与他闲聊。从闲聊中得知，潘、杨被捕后，这位市公安局的二处科长也逃不脱被逮捕的厄运，被判了五年徒刑。比起潘、杨二位，他的“罪行”当然是轻多了。
　　自一九五五年他被判五年，最终服刑二十年，其中有着一段十分奇妙的过程。今天不妨公诸于众，供大家品味品味！第一次被判刑五年后，他不服上诉。结果，改判十年。他不服，再次上诉。结果，改判为十五年。他依然不服，还是上诉。结果，改判为二十年。至此他已无力上诉。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已不是有期徒刑，而是那永无止境的遥遥无期（徒刑）。这一切看来十分荒唐，但终究合理。没有合理，哪来荒唐！“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是黑格尔的名言。合理中蕴藏着荒唐，在我的撰文中难道还不少见？
　　后来，我与钱明分开了关押。在刑满前夕的一次医院门诊时，我遇见了他，他仍然关心地问我刑满后的去向。我觉得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
　　八十年代初，我在任教期间，偶然从“解放日报”的一篇有关公安会议的报道中，看到了这么一句：“市公安局顾问钱明同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个钱明，肯定是当年放风时穿着剩下两根布条的汗背心的钱明。我为他高兴，并衷心地祝他健康长寿。

八

　　从八号监三楼走廊的窗栅中，可以远远望见临近的不是舟山路，就是昆明路的民宅三楼一个家庭的每天早上晒在晒台上的尿布，象万国旗般地迎风飘扬。年复一年，无数个白天黑夜、雨天晴天、刮风下雪和严寒酷暑，用尿布的婴儿长大了，再也见不到那飘扬的万国旗。可是，我依旧如故，仍然背着那沉重的钢丝背心，只是腰杆似乎硬了些，到了晚间全身抽搐也有所好转。笼内的我该飞了，但飞向何方？
　　按监狱惯例，犯人释放前必须写一个改造总结，以总结自己的改造历程，检查自己反动世界观有了多少转变。我也不能例外。在一九七四年底，就按命令动手写自己的改造总结。总结写成后，还需在小组会上（一小组几十名犯人席地坐于内外走廊的连接处），由众犯人给以评议，然后上报管教队长审核。
　　这是继十六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在北京制药厂时工人对我改造表现的评议后的第二次评议。两者异曲同工，一场对我的彻底的揭发和批判在所难免。由于管教队长的莅临现场亲自指导，因此评议会开得异乎寻常的严肃认真，也给了不少犯人以表现自己积极要求改造的大好机会。鸡毛蒜皮，对我这个右派反革命已不算什么，着重点是考核我的反动思想与反动立场。考核的唯一标准：对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持的态度。
　　在“浩劫”这两个字上，我被卡住了。有个老于批判之道的同犯，向我发起了猛攻。他说：“4114是借暴露思想为名，行攻击文化大革命之实。改造了十五年，通过这么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至今不仅对文化大革命毫无认识，而且在出狱前借机攻击这次伟大的革命，污蔑为‘浩劫’。对他的这种放毒行为，我们决不能放过！”作为掌握犯，他的率先发言很有份量，如同任何一次评审批判会主持人的发言具有定性和煽动的作用。于是，一哄而起，评议会演变成为一场批判会。
　　对待一个行将出狱的犯人无需顾忌，尽可以在他身上捞足稻草。而且宁左勿右是当时社会的通病，也许，狱内比社会上更甚。对别人批判，采取见风使舵，人云亦云，说些违心之言，以求明哲保身，这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滑头之道。我在长期的关押中，扪心自问，多多少少也是这样的滑头货。此时轮到了我，难道别人就不能以我治人之道还治我之身？
　　对我的这种评议，起了一点作用。刑满前，当母亲向监狱当局提出，刑满后愿将我领回家养病时，得到了如下的答复：“张强华，改造十五年，反动立场原封不动，不可能放他到社会上去！”
　　“他身体不好，我们接他回家去养病治疗。请队长多多照顾。”母亲恳求着，试图用我的有病来打动队长的心。
　　“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到社会上去，哪一个医院，哪一位医生会给他治病？”他们的反诘，确有事实根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会里，电影院可以公开驱逐观众中的牛鬼蛇神，难道医院就不会？革命的人道主义，首先是它的革命性，其次才是人道；要不，为什么不直截了当提“人道主义”？一切都要贴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标签，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伪劣商品。
　　母亲的请求是多余的，因为政府早已为我的将来安排妥当。队长诚恳地告诉我母亲：“你放心好了！释放后，我们将给他换一个地方继续改造。有病，政府会继续给他治疗。”
　　什么叫换个地方继续改造，难道还要吃官司？母亲带着十分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监狱。
　　出狱前一个月，我又回到了十年前从川沙押送至上海监狱时关押的作为出入监的六号监，以等候出狱日子的到来。有好几批释放的人，去了皖南的白茅岭，极个别改造表现好的释放回家。余下的犯人正等待着下一批的出解。白茅岭农场的干部吴光明（后来才知）向大家作了动员训话：“白茅岭是个好地方。山不那么高，开出门来就是绿色的田野，视野很宽广。水不那么深，但塘水很清澈。你们在那里劳动，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你们将风里来，雨里去，因此雨衣和雨鞋是完全必要的……”
　　他的一席演讲，说得娓娓动听，使我想起了刘禹锡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文章。可惜的是，白茅岭农场，既无仙，又无龙；只有劳改、劳教释放的一大批牛鬼蛇神。而那位干部，更非居于陋室的刘禹锡，而是一个来往于上海市监狱和白茅岭劳改农场之间的人事干部，一位大多数犯人颇具恶意地称谓的“人口贩子”。
　　在出狱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内，我和一位判刑三年的姓赵的年轻小偷关在一起。此人很可爱，对我很关心，特别对我的经历表示十二万分的钦佩、甚至吹捧。他一再允诺在白茅岭的艰苦劳动中，他将尽力帮助我。渐渐地我明白了，他要骗取我手上带着的那块父亲遗留给我的方形浪琴手表。在狱内除了医务犯外，我是唯一的带表者，因为我在劳改大队曾从事过化验工作。我送了些多余的衣被给他，就是没有把父亲的遗物给他。三年的劳改，没有改掉他的偷窃扒拿骗的本性；犹如，十五年的关押，无损我右派本性的一根毫毛。我，除了腰椎骨和肺部的缺损和疮伤以及多了一付使我透不过气的钢丝背心外，一切如故。
　　憔悴病残不似人形，却胜似人形的我，终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早上，获如期释放。告别了囚禁我长达十年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光明的前途”的提篮桥监狱。留下的只是那张与我朝夕相处的写着“劳改犯4114”的番号，不知由谁去接替？
　　如果，生活只追求其过程，而不问其结果；那么，我没有枉活人世，总算到久负盛名的提篮桥监狱兜了一圈，而且玩了足足的十年。

　　本文选自《炼狱人生》，张强华／著，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年6月。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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