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海陵：我命运中的蝶翅与青萍

章海陵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我命运中的蝶翅与青萍

　　外国有“蝴蝶振翅引发海啸”之说，而中国有“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之论。1978年、1979年，中国出现最具人性的改革氛围，我也躬逢其盛，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生。当时，我在新疆的一个露天矿当矿工，那儿离哈密有两三小时车程。在新疆的最后日子，我收到友人来信，说上海正放映日本新片《望乡》、《追捕》、《金环蚀》和《生死恋》等，电视台与影院同时播映，满城争说和猜测影片删掉了哪些色情镜头，说得绘声绘影；“世俗生活的‘荷尔蒙’，正是俄国文学严厉拒绝的……你可要有思想准备，你回来得或许不是时候。”但我兴奋不已，世俗生活“荷尔蒙”的滋味我要尝，俄国文学更会爱到底，它们是改变我命运的“蝶翅”与“青萍”。
　　那个年代，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错划的右派分子、“三反”分子及地富反坏分子得到平反与摘帽；大学校园向所有年轻人开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问考试实力，不问家庭出身。毋容置疑，这两件事是最动人心弦的乐章。事实上，许多人即使在林彪垮台、“四人帮”被捕这种石破天惊的事变后都没敢期望价值钟摆的回荡，更不敢相信自己生命的琴弦可能被拨响。而这一次，正常社会应有的公平与正义，说恢复就恢复了。就个人感受而言，中国的自由“湿度”绝不亚于苏共二十大的融雪天。
　　先说说我的1965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南开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却得到上海冶金局干部学校——既不算专科也不算职校的入学通知书。我和一些同学考大学失利，就栽在“家庭出身不好”上。熟悉俄苏文学的我，想到名作家列昂诺夫的长篇《俄罗斯森林》（中国《译文》杂志登过该作品片断），书中主人公、贵族养女在十月革命后，连报考卫生护理学校也无自信，就因为报名表格须填写家庭出身。她这种敬而远之的自律、拒绝自取其辱的规避，令我强烈共鸣。然而，谁又想得到，14年后的1979年，中国一般的入学、入职登记表干脆取消了家庭出身栏。
　　不过，当时最激动人心的景观，还是已届叔叔阿姨年龄的老三届与少男少女应届生济济一堂争夺大学入学名额，别人觉得兴奋、新奇，我又联想到苏联作家冈察尔的名篇《永不掉队》，那个作品表现了浩劫后知识价值重显的历史情境。
　　1978年，文革后中国第一次招研究生。我的挚友、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矿区医生林毅报考了新疆医学院，全矿只有他一个人。尽管他考完回来毫不兴奋，我却敏锐感到“金榜题名”有他。我问及考试感觉，林毅说：“每道题都能答，但也是泛泛之答。依我经验，泛泛之答，希望不大……中国藏龙卧虎，寻常不见龙鳞虎毛，但到关键时候，你看吧，一片飞砂走石，一派龙吟虎啸。不上考场不知道，上过了，你才明白，我绝非龙虎之辈。”
　　不，我坚定地说，你会考上的，你是我们戈壁滩上的龙和虎。林毅大笑：“咱们这里如果有龙有虎的话，那就是你了。”我说：“没错，我是，但我是无鳞之龙——泥鳅也；无毛之虎——白猪也。行了，不必打赌，看结果吧。反正我对你有强烈预感，权当是提前祝福吧。”
　　林毅的录取通知书如期寄到。那一天，电光火石般，我想起支撑早前预感的清晰往事。是，大凡目睹一件事，即便无比寻常但只要瞬间感慨过，就会在大脑皮层留下印记，最终必定浮出记忆的水面。1971年矿上举办“元旦社论学习班”，林是医务所代表，我是采场代表，我们第一次在“公家”时间共处，我观察到私下交往不可能发现的细节。在开会的五天里，我们被空话连篇的社论折磨得痛苦不堪，好像被无休止地洗胃与灌肠。但林毅正襟危坐，读红塑料皮包着的《毛泽东语录》，还用报纸挡着，但正是这画蛇添足的掩护动作令我断定他在“作弊”。果然，他在背英文字典。
　　无论是当年偷背英文字典，还是现在决然报考研究生，林毅的行动都源自我与他的共有信念，那就是人有追求幸福的本能，那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见到的：漂亮还要漂亮，富有了还要富有；这种本能只要不伤害他人，就是正常的，更是正当的；人人都有把本能化为行动的自由。可贵的是，林毅当初并不知道自己命运会转变，但他却在冥冥之中为这一刻来临作不懈努力。
　　林毅离矿而去，我由衷地高兴。但何必不承认我也被巨大的失落击中。而且，失落情绪的种子就是林毅否认自己是龙虎，而我却自嘲是“泥鳅”和“白猪”的那天。我失眠，眼前出现云海之中的航天飞机，它是林毅奔向学术之林的化身，机身上凝有我无比熟悉的浩瀚戈壁的寒霜，因临近太阳而开始融化，但那水滴却是我不含嫉妒但屈辱的泪珠。我怎能不屈辱？林毅在元旦社论学习班上偷背英文字典，命运因而召唤了他。我虽无这“胆量”，但我在知识领域的努力与追求，并不输给他啊。
　　1964年读高二时，我与同学姚天胤一同下死功夫背俄文字典，从而具备了读原版小说的能力。来到矿上，我也没有放弃学习，制订了严格的自修计划，晚间尽早入睡，凌晨三点起来，读俄文原著。我还把厚厚的俄文版《安娜·卡列尼娜》完全拆散，每天五六页，带到采场工地上去读。但是，接纳我的大学校园、我的研究生身份又在哪儿？要知道，我连正规大学也没念过。
　　但这“致命伤”却是自找的，是我主动放弃了上海冶金局校在校生的学籍。那天，入住上海江西路浦江饭店的新疆重工业厅招工组负责人刘天庆、李承继多少有点疑惑地对我说，同意你去新疆工作，“但你是以社会青年身份而去，到新疆也不是当干部，而是当工人”。我回答：“放心好了，当干部，我在上海就可以当，何必去新疆呢？”
　　1966年11月，我已到矿上，在彤云飘微雪的穹苍下，我用扛在肩头的铁锨挑着光板皮大衣，以潇洒姿势走在采场路上，同时匆匆读着来自上海的第一封家乡信。一位早前也想来新疆但中途改变主意的同学向我吐露心声：“家庭出身的死材料不过硬，放弃一切到新疆，料无前途”。料无前途？我当晚写回信：本人要的，就是这个。
　　我为俄国文学而来新疆，这是我成长的“秘密”。我根本不留恋上海全国副食品供应最丰足的都市。我甚至故意要离开，我为这个繁华大城市的家——虹口溧阳路上的花园洋房而羞愧。这一点，我与那些来自异己阵营、但又最“左”的革命者没有两样。有同学说我模仿《钢铁是怎样炼成》中修铁路的保尔·柯察金，因为我把又旧又硬的外套当衬衣来穿，并穿到薄如细纱的可怜程度。而我想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苦行僧革命家拉赫美托夫尚且睡钉板呢。
　　如火如茶的反修年代，凡是跟苏联或俄国有关的一切都受到批判，哪怕是民粹派的激情与清贫也不受尊重，但我对俄国文学的感情却不断升温。我把《蓝色港湾的船长们》——据说是文革前在中国放映的最后一部苏联影片，看了一遍又一遍。而真正的考验是1966年8月，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烧书，火堆中既有《战争与和平》也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是抉择的一刻，必须回答“站在哪一边”？这是《静静的顿河》主人公麦莱霍夫·葛里高利揪心的苦恼。但我压根儿没有他的动摇。因为红卫兵烧书时，我以决死的狂热在心中呼喊：“更爱你了，俄罗斯文学！”而我的榜样，就是倾向十月革命的俄国诗人叶赛宁。当命运逼迫他作出抉择时，他的回答是“什么都可以交出，但竖琴除外”。
　　我的“竖琴”就是一百多本俄文原版书。60年代初，上海外交旧书书店内堆满被个人与机构抛出的俄苏文学名著，价格极低廉，精装书五角钱就可买到，至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长篇仅五分钱一本。在这段时间，我与高中同学姚天胤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版本比较，成为精明的收藏者；懂得了同一作品不同译文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别，或者互有高下。同时，我们也加深了对俄国文学史的了解。
　　文革中，我家曾被不同单位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抄过三遍，家具及生活用品全被搬走，书籍也装走十多辆三轮车。但风暴掠过，却留下了我孤独的“竖琴”——那百多部俄文书，以及父亲从1960年订阅到1963年的全套俄文杂志《星火》。我用三个晚上，把二百多期《星火》上的文学作品撕了下来，再带上俄文书，装进一个看似单薄却无比结实的特大柳条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没错，人的命运力量会长年蛰伏，也会突然觉醒，更会破茧而出。一切都有发生的可能，但更可被错过。就像候车室内焦躁不安的旅客，偏在列车进站时开始酣睡。在那停车的5分钟，那么多人闹哄哄、推推搡，在他身边走过，甚至有好心人摘下他的帽子，再掷到他的脸上，仍弄不醒他。直说了吧，当年的我，就是那个酣睡的旅客。
　　但我还是赶上了火车。林毅离矿后的第二年，全国再招研究生。远在上海的《书法》杂志编辑黄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园的布告栏里，看到了招考俄国文学研究生的消息。严格说来，当时黄简还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朋友的朋友。但他曾隐约听说，有个上海支边青年醉心文学，文革中去新疆，带走一批俄文书。他想，“不管这人能否考上，但可以一试”。天哪，谁没有这种一瞬而逝、与人为善的闪念？但闪念唯其太多、太廉价而常常无疾而终，但这位“朋友的朋友”却把闪念化为执拗的行动，一次次代信给我大嫂，要她把电报发到矿上。
　　电报到矿上的那天，冰风暴刚过。妻子沈维敏拿着电报，踏着冰雪，在采场上到处找我，偏就不见人影。其实，我就在采场上，只是躺在工棚的工具箱上，脸上盖着皮帽在酣睡。傍晚回到家看到电报，我脑海里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明白电报跟自己有何关系。妻子拿出了报纸，告诉报考俄国文学研究生的来龙去脉。
　　我们夫妻开始空前激烈的争执。赴考必看的近二十本参考书，上哪儿去找？就算找齐，又哪能看得完？最主要的，我只是俄国文学爱好者，说得再好听也是“野狐禅”，说得难听则是“三脚猫”；我要进的，哪是考场？是“烤场”啊。我突然辛酸想到，我1965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报的就是俄罗斯文学专业。事隔14年，专业大门重新向我打开，就像迟到的爱情一样，完全变质变味，成另一回事了。
　　但妻子驳斥，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招生简章讲明了，同等学力者也可报考，与有学历者一视同仁。“你可不要又打退堂鼓，又浑水摸鱼。作出回答吧：考，还是不考？”我说不考，“根本没有考的感觉”。我说，对比林毅，他敢在政治学习班上背英文字典，我可是循规蹈矩的好学员。他有命运的讯号，我没有。“命运讯号？说得好！你也有这命运讯号啊，”妻子目光炯炯，“在冶金干校读书时，全班同学都支愣耳朵听课，唯有你胆大包天，把原版小说藏在课本下面……在这方面，林毅至多是小奸小坏，你却是大奸大恶，甚至‘恶贯满盈’”。
　　我终于服软，但又为已接近报考截止期而苦恼，“报名表格在哪儿领还不知道呢”。这时，妻子把报考研究生的表格拿了出来。原来，罕见冰雪风暴过后的这天下午，妻子以最伶俐的方式出击，不仅找来了相关报纸也替我领来了报考表格。在命运转折之时，比照男人，女人的机灵与勇敢何止一百倍？我瞠目结舌，恍然觉得站在我面前的是箭已上弦的弓箭手，箭镞瞄准的是我的眉心。“最后回答一遍：考，还是不考？”
　　是夜，我非梦似梦，又看到云端中飞向学术之林的航天飞机，机体上也凝有寒霜，也开始融化，但那却是妻子的泪珠。是的，这是她期待的眼泪。如果说我1966年放弃了学籍来到新疆，为了安心攻读俄国文学；妻子可是在六年后放弃上海钢铁厂职校语文教师的职位来到新疆，为了和我团聚。她说，我当年上课偷读俄文书时，她就看到了我的今天。她又说，她肯到新疆来，是不愿意看到丈夫像孤狼似的对着戈壁月亮嗥叫，“你要嗥，我来陪你一道来嗥”。于是，她来到戈壁滩。现在，她不想嗥了，要带我一道离开。像60年代初上海放映的德国影片《神童》那样，白雪公主似的富家姑娘维拉，从维也纳来到法西斯当道的德国，打救厄运中的穷小子汉斯，替他洗衣、烫衣、收拾行李，并额头靠额头地告诉他，“我要把你烫平了，把你带走”……
　　妻子立即赶回上海，把二十多本参考书全部借到，再挂号寄来。我收到一本，就看一本。我不知道一目十行地“急行军”，到底看懂、背会了什么？妻子又哪里知道，她这拉拉队员为我拍肿了巴掌，我却遇到说不出口的新困惑。是，时间越是刻不容缓，我看书越是打不起精神。我像蹲在蒸笼里那样，被灼烫的蒸气团团包裹着，而这蒸气就是……自卑，业余爱好者觊觎专业领域的自卑。我必须游过这条自卑大河，才能到达自信彼岸。可是河太宽、太深、太湍急，拍岸的惊涛令我头晕目眩。
　　此刻，老师给我力量。老师牵扯人生回忆，不管你对他怀有是敬意、是爱戴、是委屈、是怨恨……老师终究但也仅仅是老师。但有些人却因为你深深敬重他、挚爱他、眷恋他、愧对他，而显得“不像老师”。愧对不是你做过什么对他不起的事，而是自卑，你深觉不配他的珍惜，自己没有他认为的那样好。但他们人格中最伟大的品质，就是宽厚、理解与鼓励，而且把这一切掩饰到“根本没有”的程度。我的人生路上，这样的老师有好几位，他们是上海翻译家草婴，是前《安徽文学》副主编苗振亚，是华东师大俄语教授徐振亚。
　　但我不能不提我的高三班主任、俄语老师何蓉生。他不同于一般的中学教师，因为他曾为上海戏剧学院讲师，是真正的专家。我在他眼皮下迷恋俄国文学，好高骛远读原版小说，无异于另一种冒犯或背叛。但我自尊心脆弱、敏感之极，就像在实验室里，哪个工作人员咳嗽不止，其口鼻冲出的气流都可能“吓傻”试管里的豆芽，令其终止发育。我怕何老师的“咳嗽”，怕得血液都要凝固。可是，有一天放学后我阅读原版小说被他逮了个正着，但他只是眼睛一亮，略微一笑，就走开，此后绝口不提。
　　1965年报考大学时，我醉心于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思想，矫情到了玩世不恭的地步，非要报考北京农业大学，何老师一次次劝我回归理性，还动员家长的力量，“逼”我报考俄罗斯文学专业。1979年，他的声音再次在我心间响起。这就是老师！
　　不过，战胜自卑的力量，更多的还是因为社会主旋律的“变奏”。为了让考生有时间备考，国家有关部门下达文件允许他们享受一个月假期。我不敢提出这一要求，照样上班，但与同事商量，调剂为全月上夜班。因为我白天经常不露面，引起采场分队负责人的注意，终于兴师问罪。经我解释原由，他才知道我报考了他听都没听过的“研究生”，我本可连夜班都不用上。在他的讶异中，我既看到傲慢与愤怒，也看到了痛心与无奈，唯独没有早前那种能穿透他人骨髓的蔑视目光——阶级斗争年代无往而不胜的精神武器。时代变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进大学校园，再也不要谁来同意和推荐了，哪怕是“做做样子”。
　　我进入哈密考场，监考员让我检验华东师大寄到考卷袋的火漆封口。我人模人样地点头认可，然后监考员开封，把考卷交到我手中。此刻我感到“每临大事有静气”的确切。考卷上每道题我都能作答，而且答得沉着而自信。至于是否尽善尽美，那就不管了。收笔铃响前十分钟，我答完所有考题，略看一遍，蓦地想起1973年在考卷背面写感想的张铁生，我当然不赞成他的观点，但完全能体会他在考卷背面书写感想的冲动。在专业俄语卷子上，有一题目要求考生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段话译成俄文，而我极想写下对俄国文学巨人、世界文学巅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契诃夫的感想：后人对他们的景仰在于文学，更在于思想；他们的思想既激进又保守，既革命又“反动”，却终能自成一家，说得头头是道；正如赫尔岑所说，“独一无二便是伟大”。我好想写写这方面的个人思考，但俄国文学对人熏陶，也培养人克服卑劣欲望的内心自觉。写考题以外文字的最深动机不是炫耀，而是想捞取考分以外的好处。还是静候命运的发落吧。
　　40天后，我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寄给我的录取通知。我也收到友人的来信，欢迎我归来，还问，那百多部俄文书还在吗？你那装书的特大号柳条箱也在？多温声的追问哪。书仍在，但那柳条箱去了哪儿？去了哪儿？再也想不起来，在记忆的深海中永远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