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毅：风雪北大荒.中篇

┃Personal History

风雪北大荒
中篇

© 殷毅／文

7．进入完达山

　　1958年冬，我所在的连奉命开进完达山伐木。
　　从地图上看，完达山是黑龙江省东部、靠近乌苏里江呈东北——西南走向的一条山脉，平均海拔500米左右。我们进入的那个区域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榛莽丛生，林木茂密，地上年复一年的落叶层层堆积，踩上去软绵绵的。林间有些参天古木，自然朽死，零散地躺倒在地上。进山并无道路，需用长柄斧砍去丛生的荆棘，辟出一条人行小道。在林间，密集的树冠有如一顶顶大伞遮日蔽空，显得晦暗阴森，有一股神秘的气氛。五步之外的灌木丛背后，藏有何种野兽，为目力所不及，你不能不百倍提高警惕。早就听人说过，进入原始森林，要携带指南针，否则将会迷路。身临其境，方知此言不诬。原来森林中的环境，东西南北雷同，都是一样高耸的林木，一样密集的榛莽，没有任何辨别方位的标志物。我们没有指南针，进山之初便想出了个笨办法：沿路每隔十几米，就在路旁的树干上砍去两块树皮作为记号，回来时再沿着记号走出来。后来走的次数多了，终于踩出一条路来，也就用不着记号了。
　　进山之前，右派连的先遣人员已奉命建好了两栋窝棚，一栋厨房，还挖了一个仅容一人活动的工具修理坑——斧子和大锯钝了，专门修理工具的这位难友，就如耗子一般钻进坑内，在昏暗的烛光下将它们磨快。由于取材方便，窝棚的人字架用料又粗又长，跨度六米有余。里面是对面炕，过道中间，每个班都挖了一个小坑，作为晚上烤火用的火坑。照理说，在草房内烤火，四周都是可燃物，是非常危险的，但晚上如果不烤火，在雪地里踩回来的棉胶鞋、棉袜子，既湿且冻，不把它烤干，第二天就穿不进去。所以，尽管危险，火仍不能不烤。上帝垂怜，接连两个冬季伐木，总算没有发生火灾。
　　比之山外，山里的生活、劳动条件更加艰苦，但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管教干部陆队长的专横和冷酷。
　　陆队长四十岁左右，獐头鼠目，一副凶相。他目不识丁，出言粗鲁，自称原在铁道兵团服役。可能是部队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阶级教育，在他的大脑皮层烙下深深的印记，他对我们这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充满仇恨，讲话时总是铁板着面孔，动辄谩骂训斥。由于文化的贫乏，他竟至于弄不清“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名词的内涵。一天，他在训话时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过去吃香喝辣，花天酒地……现在该由我们劳动人民来改造你们了！”原来，他把“资产阶级右派”和资本家等同起来了。大家听了不禁面面相觑，惊讶万分；一些工农出身而被错划为右派的难友，闻后莫不摇头叹息，但谁也不敢站出来纠正他理解上的错误。
　　陆队长既然对右派做如此理解，他在管教上就突出了一个“狠”字。伐木期间，他尽量延长大家的劳动时间，我们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在夜色朦胧中从厨房领回窝窝头，顾不上洗脸刷牙，伸出龌龊的手抓起窝头就啃，一边喝点开水。二十分钟后，出工的哨声响起，人们立即扛起锯斧走出窝棚。此时天色未明，人影幢幢的队伍就出现在上山的小道上。直到走完一大半路程，天空才渐渐露出鱼肚色。我们班的老梁（新华社报务员），四十多岁了，牙齿不好，动作又慢，在规定的时间里吃不完窝窝头，只好把吃剩的揣在怀里，一边走，一边啃。
　　陆队长又规定，天不黑不准下山。有的班看错了时间，薄暮时分回到了驻地，便遭到陆队长的厉声训斥。于是每个班的班长，都得掂量路程，计算时间，以“戴月荷锯归”为最佳选择。
　　上山前，在农场干农活或基建，大致每个月可以得到一个休假日，以料理个人卫生。上山以后，陆队长取消了我们的假日。在将近半年的伐木劳动中，只有大年初一休息一天。伐木是重体力劳动，天天流汗，而内衣又不能及时换洗，污垢日积月累，人们身上都长满了虱子。起初我还抓抓虱子，后来抓不胜抓，就索性让它去了。肌肤被虱子咬得麻痹了，我才体会到“虱子多了不咬”的真谛。春天冰雪融化，伐木宣告结束，我趁转移开拔的间隙，把穿了一冬天的内衣脱下来洗洗，谁知汗水渍之又渍，棉毛衫内衣脱下时竟呈粉片状，自动解体了。
　　陆队长取消假日，延长劳动时间，目的在于榨取这批“阶级敌人”的最大限度的劳动成果，以便他向上级邀功。别看他是粗人，他也明白光延长劳动时间尚不足以使这批人豁出命来干，他最厉害的一手是抓定额，抓“方数”。
　　参加伐木以后，我才懂得木材的计方方法是，木材小头直径乘以木材的长度。每个班都有专人负责收方。当时，人们有个共识，即劳动态度与改造的自觉相关，故而谁也不敢弄虚作假。今天伐多少方，回来就报多少方。但各班因其成员的年龄、体力的不同，劳动效果常常差异很大。比如我所在的班，有好几位年老体弱者，伐木的方数自然偏低。而有些班是清一色的壮劳力，他们的方数总是遥遥领先。陆队长晚上听取各排汇报方数后，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对完成任务较差的班排破口大骂。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们不想摘帽子了吗？嗯！”排长被批回来，如实传达，令众人在疲惫之余复感沉重的精神压力。
　　在陆的高压下，终于连续发生血溅完达山的悲惨事件。

8．施、刘两位难友之死

　　一天，轮到我和另一难友送饭。上午10点半，我们就在伙房把刚出笼的窝窝头装进挑水用的洋铁桶里。桶外并无棉套保温，背到山上，肯定都成了冰冻窝窝头，我们只好将自己的棉衣脱下，裹在桶外，然后用行李绳将桶捆绑成背包状，一人背一桶，向伐木工地进发。其时附近的林木已经伐尽，工地深入到离驻地七八里之遥的深山坳里。
　　当我们即将走近工地的时候，忽然听到林间传来一声声可怖的尖叫声：“出事了！快来人啊”我们赶紧加快步伐，循声往那个山坡走去。到达现场，一幅令人震惊的惨状呈现在眼前：难友施宗仁（一机部干部）口吐鲜血，双目微闭，昏厥在刚伐倒的一棵大树旁；这个伐木组的一位难友神情紧张地抱着他，轻轻地呼唤他的名字……
　　事后得知，这棵倒向不明的大树，在伐断的一瞬间，突然向施宗仁压来，他躲避不及，被重重一击，当即晕倒在地！
　　附近伐木小组的难友也闻声赶来，聚集了十几个人。大家立即商定，赶快把小施抬下山去。于是一齐动手，就地砍下小树干，各人都卸下了自己的绑腿布，很快就扎成了一副担架。人们七手八脚小心翼翼地将施宗仁安放在担架上。包括我们两个送饭的在内，四人一拨轮换，从羊肠小道艰难地将他抬下山去。由于失血过多，施宗仁在下山途中就停止了呼吸。
　　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就这样在茫茫林海中消失了！
　　没有举行追悼会。
　　没有家属前来收尸。
　　难友们在窝棚里为施宗仁擦拭了身体，找出他的干净衣服给换上，默默地举行了告别仪式。最后，遵照上面的指示，将他埋葬在新电锯厂的山坡上。
　　兔死狐悲。那两天，伐木队个个神情沮丧，寡言少语，窝棚里显得异样的肃静。人们在思考、忧虑自己未来的命运……
　　惟有陆队长无动于衷，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依然喝令天不亮就起床，依然如催命般地要求完成定额。一天，北京电影洗印厂干部莽明与原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刘琛在厕所相遇，谈起施宗仁之死，莽说：“今后伐木可得注意了。”刘答：“是啊，不可不慎。”没有料到，才过了几天，就是这位意识到“不可不慎”的刘琛，在伐一棵桦木尚未锯断时，那松脆的桦木突然断裂，刘尚未反应过来，那树干断裂的一半即冲他的脑袋砸来，刘立时被砸得脑壳迸裂、脑浆四溢，血肉模糊之状惨不忍睹。
　　刘琛这位1936年东征中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就这样在朔风怒号的林海中，悲惨地结束了生命！
　　如同施宗仁死后一样，没有开追悼会，没有家人前来收尸，草草埋葬于完达山麓了事。
　　紧接着，又发生孙承武被倒下的树冠砸掉二十八颗牙齿、满脸流血的事故。
　　伐木队连连发生伤亡事故，是农场领导贱视生命、漠视安全生产的必然结果。
　　伐木如同采矿，有一定的危险性。按常规，让这批从未拉过大锯的知识分子去从事伐木劳动，安全操作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但事实上没有。进山之初，场部只发给我们大锯和斧子，就命令我们去伐木。伐木中的种种险象，我们在劳动实践中才渐渐认识到。
　　总结经验也许是人的本能。伐木开始以后，我们很快发现，伐木之前，必须先将树周围二三米范围内的灌木、荆棘全部砍掉，以便树的倒向一旦判断错误，伐木者有足够的空间奔跑躲避。一开始，我们按此程序行事，后来就被迫放弃了。原因是，将半径二三米范围内的灌木、荆棘清理掉，得花一些时间，这就影响了伐木的工效，完成不了陆队长下达的劳动定额，由此屡屡受到陆的训斥。人是很怪的动物，照说，在那样的环境里，早已斯文扫地，并无人的尊严可言，但人们还是顽强地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宁可冒些风险，也不愿受陆的无端凌辱。于是，伐木前只把拉大锯双方蹲下来的地方的灌木、荆棘砍去，其他的障碍物就由它去了。为了不致发生意外，伐木前反复观察树的倒向，力求做到判断正确。
　　然而，把树的倒向判断正确，谈何容易。
　　一般地说，如果树干是笔直的，则观察树冠偏向何方，据而确定其重心偏向何方。然后从倒向方下锯，拉断三分之一抽出，再从反方向下锯，拉完三分之二，树就朝倒向方倒下了。可是，有的树干向西倾，而树冠大部分偏东，你就难以判断其倒向。还有一种情况，树干树冠明显偏北，待你锯断之时，忽然一阵强劲的北风刮来，它却倒向了南边。大树倾倒之速，只在瞬间，使你猝不及防，因而常常发生事故。如果不是陆队长强令完成定额，如果大家按安全程序操作，施、刘两位就不至于魂归西天。人命贱于（木材）方数，岂不令人浩叹！

9．两次惊险的遭遇

　　一天，我们伐木小组选中了一棵两人合抱那么粗的大椴树，树干约有四层楼房那么高。选伐这么粗的树，图的是出方多；而椴木质地松软，比之柞木、水曲柳那样高密度的树种，锯起来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观察好倒向以后，我和另一位难友从倒向方下锯；锯断了三分之一，把锯抽出来，再从反方向入锯，直至把它锯断。按常规，当锯到将断未断之时，由于重心倾斜，大树就哗啦啦倾倒了。而这棵树被全部锯断之时，竟岿然不动，毫无倒意。这把我们吓坏了，既不敢贸然离去（怕刚离开数步，大树突然从我们头顶压下），又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于是大声呼喊排长钱统纲。钱闻声赶来，看了半天，也不知该怎么办。此时，一阵山风刮来，钱眼快，大声喊叫：“向西倒了！”我们赶紧闪避，说时迟，那时快，“轰”的一声，这棵参天大树瞬间倒在了地上，溅起一片尘土。
　　其时，人人惊魂未定，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怕啊，要是闪避的动作稍慢半拍，我也将步施、刘两位的后尘，成为完达山里的孤魂野鬼了。
　　1958年年底，我们两个排奉命到离驻地七八里的电锯厂从事临时性的搬运工作，挤住在电锯厂简陋的草房内。这个厂坐落在一个山坡上，有一条用柞木为轨的运输木材的木轨路与伐木队相通。
　　一天晚饭后，大家正挤坐在一起休息，忽闻排长呼唤：“殷毅，陆队长叫你！”我的心“咯噔”一下，骤然缩紧起来：莫非要挨批了吗？
　　我惴惴不安地来到陆的住处：“报告——”陆坐在那里头也不抬，吩咐道：“明天是元旦。今晚你赶回伐木队，搭一座庆祝元旦的牌楼，出一个板报。”我想，这两项任务我一个人怎能完成？再说，夜晚一个人进山，路上碰到野兽怎么办？可转念一想，陆队长从来说一不二，强调困难，除挨一顿臭骂，还得照他的指示办。我只好诺诺地退了出来。
　　我回来告诉难友们陆交代的任务，大家都为我捏把汗，可又爱莫能助。
　　我沿着木轨路向山里进发。幸好当晚月色尚明，木轨路路基依稀可辨，我不无紧张地一步步向前迈。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林野间孤身夜行。早前听说，完达山里有熊瞎子出没，时时伤害人畜。我要是遇上了怎么办？越想越害怕。一路寒风阵阵，吹得林木呼呼作响，不时还传来不知名的鸟儿的尖叫声，愈加感到气氛的恐怖。我一边行走，一边竭尽目力观察周围的动静，随时警惕着野兽向我扑来。人到了这种境地，自然而然地默祷上苍的保佑，虽然我平时并不相信鬼神。冬夜寒气逼人，可由于心情紧张，身上一直在冒汗。踉踉跄跄，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平安地抵达伐木队驻地，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知道修理工具的难友留守在伐木队，便俯身钻进了他的土坑，不意在土坑里碰上正在养伤的孙承武。我告诉他此行的任务。承他帮忙，第二天黎明，我们在驻地立起了用桦木做柱的牌楼，“庆祝元旦”四个大字是孙承武用美术体书写的。板报也草草完成，好在陆队长不识字，有个模样就可以了。
　　这次惊险的深山夜行，如刀刻一般，留存在我的脑海中，事后每一念及，都心有余悸。

10．剃光头式的采伐

　　春节过后，我所在的排奉命集堆。
　　所谓集堆，就是将山上伐倒的原木，或以肩抬，或以杠撬，将其移至山麓，然后码成垛，为运出山中做准备。
　　伐木时进出山林，皆披星戴月，无由观察林区的全貌。此次奉命集堆，由近及远，等于循着伐木者的足迹，从头将林区踏看一遍。这时才发现，原来茂密的森林，而今已童山濯濯，满目疮痍了。目睹此萧条景象，一难友口占两句：“大北荒寒雪窟暖，层峦秃濯锯声咽。”
　　开发森林，如同开采矿山一样，理应有个规划。既要考虑林木的更新，为子孙后代留下可用之材，又要事先筹划通道，以期将伐倒的树木，悉数运出山来。农场领导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头脑发昏的“大跃进”高潮中，他们只要求多多采伐，其他一概不管。
　　在这种愚蠢的思想指导下，实行了剃光头式的采伐，由近及远，全面推进。尤可怪者，运输的通道尚未开辟，且不知道日后的通道开在何处，陆队长就命令“见树就伐”。结果，有些伐倒的树木，由于隔着山岗，无路可通，只好弃置山野任其腐朽。
　　后来知道，我们奉命蛮干之时，全国城乡正掀起所谓“大炼钢铁”的运动。神州大地的林木几将砍尽，用做土高炉的燃料，最终只出了一堆堆废渣。与之相比，完达山森林之被破坏，只是大巫小巫而已。
　　如同伐木一样，我们集堆之初也没有师傅传授工作要领，上面只给每个班发几副抓钩就让上阵。另一工具橇杠（兼作抬杠用）是我们自己在林中选伐的。这抓钩由两个可活动的半圆形铁钩构成，上系粗麻绳，是抬木头的工具。许多伐倒的树木横七竖八地躺在山上，要由四人或六人用两或三副抓钩将它抬到陡坡前，然后将它滚下山去。粗重的原木，需要八个或十个人来抬；有时十个人也抬不动，要喊着劳动号子，一点一点地在地上挪动。
　　集堆劳动中，抬木头的活是大量的。棉衣肩头经不起杠木的摩擦，所以上工的时候，人人都在脖子上围一垫肩，状如小孩的围嘴。
　　陆队长抓集堆也是抓方数，不完成一定的定额，是要受到训斥的。我们班老弱较多，任务完成得不好，时时挨批。后来，逼得大家只好量方从宽，以应付差事。
　　伐木是分散劳动，三个人一组；集堆为集体作业，一个班为一个单位。为适应这个变化，中午改为自带午饭。出工前，每人在伙房领一块如七寸盘那么大的高粱面饼，放在用毛巾自制的食品袋内，挂在腰带上。随身还带有喝水用的搪瓷杯。上午十点半，班里的值日生便退出劳动行列，为午餐作准备。这名值日生挑选好一个合适的所在，比如，有横倒的原木可坐，周围比较干净等，然后将雪地上捡来的枯枝堆成堆，将其点燃。待火焰消失，成为一堆炭火的时候，他便大声呼喊：“开饭了！”于是人们聚拢来，各自将高粱面饼埋在炭火里，再把搪瓷杯盛满干净的雪，坐在炭火上。过了一支烟的工夫，杯里的水开了，高粱面饼也烤得外黄里热了，便开始午餐。佐餐的只有少量的咸萝卜条。“饥者易为食”，当时只求填饱肚子，谁还会品评食物之精与粗。只是高粱面有吸干大小肠津液之弊，弄得人人便秘，蹲很长时间拉不出屎来。
　　集堆有一定的危险性，特别是将一根根木头码成高垛的时候。新华社参编部难友陈亮（此公20世纪80年代任新华社驻联合国分社记者），年轻力壮，在码垛码到最高点、稍一不慎原木就会滚滑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一马当先，稳稳地将最后一根木头撬上去。托天之福，在集堆劳动过程中，我们班没有发生过一起伤残事故。

11．窝棚生活一瞥

　　群山尚淹没在沉沉黑夜之中，伐木队驻地便响起了一声声急促的哨声，将蜷缩在被窝里的难友们从睡梦中惊醒。班长虽然同大家一样睡眼惺忪，但由于责任感的驱使，他人在被窝里却条件反射似的呼唤：“起床了！起床了！”漆黑的窝棚里顿时响动起来，细碎的穿衣声，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哈欠声，混成一片。当大家穿戴就绪，负有打饭使命的值日生已匆匆地从伙房领回了窝窝头。平日讲究卫生的知识分子，此时不洗脸不刷牙，各个蓬首垢面，伸出埋汰的手便去抓窝窝头。食物刚刚下肚，上工的哨声就吹响了。
　　在常人看来，起床后不洗脸不刷牙就进食，太不可思议了。可在伐木队，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患有牙周炎，由于口腔卫生无从保持，病情渐次加重，以致如韩愈《祭十二郎文》中所言，“年未四十”，“而齿牙动摇”。60年代以后，牙齿逐个脱落，而今已满口义齿。此皆劳改所赐也。
　　高强度的劳动，低标准的饮食，且长时间得不到休整，人们体力的消耗与补充失去了平衡，整日处于疲惫之中。此时人的本能渴求，第一是休息，第二是休息，第三还是休息。哪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宁可仰卧休息，也舍不得提前起床，来做洗脸刷牙等与休息无关的事。这种心态，只有经受过强制性的超负荷劳役的人才能体会。
　　正因如此，尽管窝棚里气温低至零下若干度，当我们收工回来摸黑进入窝棚的时候，心里还是感到些许暖意——总算熬过了一天，又可以休息了。
　　回到窝棚，第一件事就是用劈柴把火生起来，全班各就各位围坐在火坑边烤火。值日生用脸盆到伙房领回半冷不热的窝窝头，有的人因饥饿难忍，不管它冷热拿起来就啃，更多的人则把它放在火坑边，待烤热了再吃。那先吃完的人，便脱下在雪地里踩湿了的棉胶鞋、棉袜子，拎在手上烤，一边还点上一支烟。烤窝窝头的香味，烤鞋袜的臭味，再加上劣质纸烟的气味，混合成一股奇异而难闻的味道飘散在窝棚里。
　　烤棉胶鞋、棉袜子，是每晚的“必修课”。不然，第二天早晨它会冻得邦邦硬，没法穿上脚。烤干一双棉胶鞋，一般需要一个多小时，不管你有多劳累，也得完成这项“必修课”方能上炕。棉胶鞋是伐木者的恩物，全靠它来保护脚板不被冻坏。但在林区行走，棉胶鞋的胶底常常被灌木茬刺破。一旦被刺破，雪水渗进鞋内，其保暖性能尽失。其时大家的生活费只有三十元左右（在农场吃饭是要缴费的），谁都攒点钱，多买两双鞋放在那里备用。我一冬天穿坏了六双棉胶鞋。
　　换洗内衣、袜子、手帕，一概免掉。即使你有与生俱来的洁癖，想清洁一番，可山里冰封雪盖，到哪里去弄水？再说，你哪有洗涮的时间和精力？于是，积垢日甚，人的躯体就成为虱子滋生的温床。伐木或积堆的间隙，人们坐在树墩上晒太阳，一边闲话，一边抓虱。有人不无自嘲地说：“我们在仿效魏晋文人‘扪虱而谈’呢！”
　　五栋房时期劳动之余看看报纸、洗洗涮涮的人道待遇已成梦境，眼下的生活内容已简化为周而复始的劳动——吃饭——睡觉，另加管教干部陆队长的蛮横吆喝，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此时此地，回味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关于“到北大荒劳动不要丢了业务”、“业务书要带在身边学习”的“谆谆”嘱咐，以及王震部长说的“凡是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们的同志”，心中感到一种难言的苦涩，一种近乎残酷的被愚弄。对此没有人敢公开议论，但从人们的脸上分明可读出：“夫复何言！”原来对改造世界观怀有宗教式虔诚的人，此时也恍然而悟：思想改造原是幌子，劳动惩罚才是真谛！
　　晚饭过后，只有个别人因家有急事，点上自备的蜡烛给家人写信（多数人利用劳动间隙，将信纸铺在膝盖上书写，断断续续，一两天才写完一封信）。写信者常常临楮沉思，缓缓下笔，为如何措词绞尽了脑汁。是啊，在“组织”有权拆阅受审查者私人信件、个人隐私不受保护的年代，谁能保证沦为右派的我们，发出的信件不受农场政工干部的检查？现今已陷入“囚徒”之境，再不能给自己增添麻烦，节外生枝了。因而反复推敲措词，力求做到天衣无缝，就成为书信的第一要义。我给妻子写信也是如此，明明心中有千言万语想向她倾诉，可下笔时却不敢吐露一个字的真情。只能违心地向她告述，自己身体很好，思想改造多有收获，相信总有一天会摘掉帽子云云；要不然就是告诉她棉袜子已经磨破，请她抽空再缝一双寄来。我想，农场负责检查右派信件的政工干部一定会惊异地发现：这批人的信件内容，何其相似乃尔！
　　人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常常难以入眠，而睡眠的时间又那么少，怎么办呢？办法有了，那就是钻进被窝以后，喝几口白酒，让酒精将大脑麻痹，人就晕乎乎地睡了过去。此法颇为灵验，故而每个人的枕边都放一个盛白酒的军用水壶。我也照此办理。白酒是托担任通讯员的难友从数十里外的场部小卖部买来的。
　　隆冬季节，以羊毛毡制作的蒙古包尚不足以御寒，窝棚的棚顶仅仅苫了一层草，怎能抵挡零下30℃的严寒？入睡前，火已熄灭，窝棚内犹如冰箱冷冻室的温度一般。睡觉时，穿着绒衣绒裤钻进冰冷的被窝，然后盖上大衣和棉衣棉裤，头上还要戴上皮帽子。如此这般，依然感不到暖意，只是疲劳已极，加上酒精的作用，才昏昏然进入梦乡。早晨醒来，由于呼气的缘故，被头那一块都结成了冰碴。
　　有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内急，想撒尿，但身子似瘫痪一般，怎么也起不来，终于尿了炕。似此狼狈之状，想来其他难友也经历过的。
　　陆队长规定的从起床到出工这段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所以起床后就不再生火，在寒冷而黑暗的窝棚里匆匆吃完早餐，便扛着工具出发了。如此日复一日，销蚀着日趋衰微的体力和精力，销蚀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12．饥荒悄然来临

　　“大跃进”的“捷报”声声在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记忆犹新之际，1959年春夏之交，一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说法）的全国性大饥荒悄然来临了。
　　号称粮仓的北大荒，1958～1959年风调雨顺，作物长势良好，并没有异常的自然灾害，照理说，让垦荒者吃饱肚子是没有问题的。但“全国一盘棋”，为贯彻中央关于紧缩口粮供应的指示，北大荒人也开始一步步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以便调运出更多的粮食支援内地和出口换汇。……
　　步步紧缩口粮供应，对于被强制从事高强度劳动的右派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既“劳其筋骨”，复“饿其体肤”，其处境就愈益艰难、悲惨了。
　　刚到农场时，虽然副食稀缺，饭是管够的。第二年，即1959年春，粮食开始定量供应。起初为72斤，不久即如水银柱之下降，由62斤、54斤、48斤、40斤，降至30斤。到1960年下半年，每月只有22斤了。
　　农场领导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方针，降低定量并不开会宣布，我们是从窝窝头越吃越小，稀饭越喝越稀，肚子越来越饿中感受到的。具体的定量斤数，是在伙房当火头军的难友悄悄传出来的。
　　人进入了饥饿状态，脑子会变成一片空白，什么事业啊，前途啊，摘帽啊，统统从大脑的屏幕中淡出，剩下的只有一个欲念——吃，以至有关吃的支离破碎的情状会频频进入梦境。此时伙房前排队领饭的景象，不知不觉间变了样子。在粮食敞开吃的时候，人们的碗筷是放在炕边的脸盆里的，收工回来，先进窝棚取碗筷，有的人还坐下来喝碗水，然后到伙房领饭，显得十分从容。定量锐减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缝个小布口袋，将搪瓷饭盆放在里面，如手榴弹似的别在腰带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为的是收工回来，立即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伙房门前排队，生怕去迟了一步吃不上饭。那紧张的气氛，只有身临其境者才能体会。有一段时间，早晚三餐都是高粱米稀饭，每人每餐供应稀可鉴人的一勺。这勺是用一斤装的肉罐头盒制作的，一勺稀饭盛在搪瓷饭盆里正好一盆。掌勺的难友为了做到公平分配，舀稀饭前总要把木桶内的稀饭搅一搅，让沉淀的米粒漂浮上来，然后再盛。一些目光锐利的难友发现，尽管掌勺的难友力求公平，舀到最后还是稠的多稀的少。于是有人故意磨磨蹭蹭，排在队尾，等待那最后稍稠一点的稀饭。待全部分配完毕，木桶壁上还挂着一些稀汤和米粒，此时总有七八条汉子一拥而上，争着用自备的小勺将桶边的残余米粒刮得干干净净。此情此景，令我想起解放前故乡苏州领施粥的乞丐，吃完施粥后争相刮净那口大铁锅的锅底的可怜相。
　　饥饿初期，人的嘴尚有吃饭和说话两种功能，不像饥饿后期只剩下吃饭一种功能，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其时人们谈话内容只有一个：吃，即所谓“精神会餐”。甲说，全聚德的烤鸭如何香酥；乙说，隆福寺的清油饼堪称绝妙；丙说，炒肝虽为大众食品，那味道真是好极了。这应了一位哲人的话：“凡是失去的都是珍贵的。”它反映了难友们对过去饱食生活的深深眷恋。一天，电影演员李景波同我一起劳动，他突然问我：“老殷，一旦回到北京，你猜猜，我第一件事要干什么？”我说我怎么猜得着？他做了一个双手捧碗的姿势：“喝两大碗油！”
　　正在饥饿难忍之时，忽然传来消息：王震部长来云山畜牧场视察了！据在伙房劳动的难友说，王部长特意视察了伙房，目睹了正在熬的稀而又稀的稀饭。他还亲自用大饭铲在锅里搅了一搅，看看稀饭有多稀。
　　这个消息激起了一些人的美好的幻想，他们认为中央领导体恤下情，不会再让我们挨饿了，至少今后的稀饭会稠一点了。当时人们耳目闭塞，不明国内粮荒的严重状况，有人竟然说，当年被我们抓住的俘虏还让他们吃饱，何况我们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呢？窝棚里一时洋溢着一厢情愿的乐观气氛。
　　无情的现实很快将那不切实际的幻想击得粉碎。第二天，每人照旧是一勺稀饭，一勺稀可鉴人的稀饭。
　　在饥饿状态下，管教干部对我们的劳动要求并未放松。高强度的劳动、低标准的伙食，本来已使体力的支出和恢复失去了平衡，现在连低标准的伙食都吃不饱，体力每日处于超支状态，这将出现怎样的后果？过去被日寇奴役的中国劳工，不就是因饥饿和劳累而死亡的吗？一种不祥的预感，如阴影般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而今回想晚饭后被命令进山扛一根木头回来的情景，尚感到阵阵心悸。夏日昼长，晚饭后管教干部突然命令：每人到老电锯厂扛一根木头回来！难友们闻此命令，莫不胆战心惊。干了一天的活，已经筋疲力尽，喝了碗稀拉桄汤的稀饭，肚子依然空空，两腿依然发软，此时还要跋涉崎岖山路，到离驻地七八里之遥的深山里的老电锯厂扛回一根木头，这怎么吃得消？可又不敢不去，而且还不敢磨磨蹭蹭，因为动作稍慢一些，待夜幕降临，林间一片漆黑，负重前行就更加困难了。所以每个人都咬着牙，拼着本已不足的体力，踉踉跄跄地把这根八九十斤重的木头背回来。最可怜的是年老体弱者，他们动作迟缓，再怎么拼命，扛到半途天就黑下来了，只好摸着黑一步步往前挪，到达驻地已是深夜。
　　这样的加班加点，习以为常，人们苦不堪言。
　　这里要插叙一节在饥荒年头，我亲身领受的一份令我永生难忘的珍贵情谊。一天上午，我出工去老电锯厂扛木头，顺便去探望已违别七八个月、在该厂伙房当炊事员的高汾大姐。可能我那副面露菜色、颧骨高耸、下巴变尖的饿汉模样引起了她的震惊，她同我稍事寒暄，便将我带出伙房，将她刚领到的一份口粮——一块黑面饼，悄悄塞在我的口袋里。我意欲推辞，她做了一个不要声张的手势，就返身回去干活了。我走到林间无人处，两行热泪情不自禁地掉了下来——有谁能在饥饿状态下，将自己的口粮助人的吗？这是怎样厚重、金贵的一份情义呢？
　　记得我在苏州上高中的时候，就在《大公报》上读到高汾的文章。当时不知道高某其人是男是女，只觉得他写的文章视野开阔，文采斐然。参加工作以后，听老同志谈新闻界旧事，才知道高汾是抗战胜利前后活跃于新闻界的四位著名的女记者之一（另三位是浦熙修、彭子冈和陆慧年），毛泽东重庆谈判时曾亲昵地以“小高”呼之，但我始终无缘识荆。我没有想到，我会同她相识于北大荒，更没有想到会在她领导下编辑几期墙报。我性格内向，不善于向他人表达内心的仰慕之情，只是暗暗庆幸与自己心仪已久的前辈大姐相识。听同她熟悉的难友说，过去凡有急难求助于她的，她总是倾囊相助，而不顾自己第二天有没有钱开伙。看来，先人后己或克己助人，是她为人的一以贯之的一种品格，一种准则，一种高尚的精神操守。对于这样一位品德高尚、对同志充满爱心的共产党员，其不见容于当时的现实政治环境，也许是“事有必至”的了。我曾想，她要是侥幸地躲过“反右”这一关，让她今日批张三，明日揭李四，充当一名“人斗人”的“驯服工具”其内心的痛苦或将有甚于她自己沦为右派者。
　　后来知道，当时由饥饿引起的浮肿病已蔓延全国。有鉴于此，据说毛泽东曾有“劳逸结合”的指示，意思是，既要完成生产任务，又要关心群众健康，要有劳有逸。农场领导显然认为这个指示不适用于右派，在饥饿状态下，他们依然对我们无限苛求。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哪经得起长时期饥饿与劳累的折磨？果不其然，不久死亡事件迭起，一批受不住煎熬的难友相继含恨离开了人世。

13．中央考察团

　　1959年初冬，北大荒大雪纷飞，一片银白世界。这时突然传来消息：中央考察团来了！据消息灵通的难友透露，中央考察团此行的任务，是为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宣布摘帽。
　　对于在饥饿、劳累中煎熬的广大难友来说，摘帽与否已不是最当紧的问题，急切盼望的是早日脱离“苦海”——北大荒劳改的“苦海”。然而，如若没有被上面确认“改造好了”，因而摘掉帽子，尽管你心急火燎，也领不到脱离“苦海”的通行证。因此，中央考察团的到来，在难友中还是引起了震动，激起了许多人的希望。我曾暗暗揣摩，平日起早贪黑、身先士卒的被任命为班排长的难友，以及在各项劳动中一马当先的年轻力壮者，也许会成为摘帽的首选者，可宣布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在中央考察团来到农场但尚未与大家见面的几天里，窝棚里的气氛骤然凝重起来。谁都不公开议论，但谁都幻想着有幸纳入摘帽的名单。关键时刻不可“功亏一篑”，这时班排长似乎比平日更加尽责，吹起床哨都提早了一点；难友们虽然肚子空空，莫不强打精神，出工动作似乎也比平时快了两三拍；一些爱发牢骚的难友此时也保持了沉默。只有劳动上常年落后、经常挨批的年老体弱的难友，自知摘帽无望，情绪消沉而平稳。
　　右派摘帽大会在云山畜牧场场部举行。可能是会场容纳不了，我所在的排未被通知参加。据参加大会的难友回来说，只宣布了少数人摘帽，人数不超过右派总数的10%。我所在的排，没有一个难友被宣布摘帽。他们还说，凡属中央各部委的“摘帽右派”，会后即可收拾行李，准备返京；军委系统的“摘帽右派”，一律留农场分配工作。
　　谜底揭开，窝棚里的气氛依然凝重，一种掺和着失落、怅惘和绝望的凝重。
　　摘帽大会过后，一天早晨，管教干部宣布：中央考察团今天上午来看望大家，大家要热烈欢迎。接着，由各排排长带领，将人们领到一栋刚建成墙体、房顶的大空房内，分两边席地而坐，中间留出中央考察团的走道。呆坐了一个多小时，中央考察团一行十余人终于来了。事先布置好的难友领喊口号：“热烈欢迎中央考察团！”“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众人机械地应和着。考察团成员成单列从夹道中缓步走过，他们各个神情严肃，以冷峻的目光扫视坐在地上的面目黧黑、形容枯槁的一群，没有同我们中间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发表讲话。那场面，那气氛，同现今上级官员视察席地而坐的狱中囚犯大体相似。我仔细辨认，没有《光明日报》派出的干部。
　　中央考察团离去数天后，人们的心绪渐渐平静，开始琢磨所谓“摘帽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慢慢悟出了一些道道来。
　　一次又一次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治运动，对于各级组织的当权者来说，是不能违抗的。哪个单位如不揪出若干坏人，哪个单位的当权者就可能被目为“右倾”而丢掉乌纱帽。于是，为了保住乌纱帽，有些单位实在揪不出那么多坏人，当权者便昧着良心让一些无辜者去凑数。如难友中有一位某部年仅十七岁（未满法定的公民年龄）的女打字员，只因无意中说了句“美国的鞋油真好使”，便被凑数流放到北大荒。当然，揪出的坏人如超出规定的百分比，那是不会引来麻烦的。1957年揪出五十五万右派，超出知识分子总数10%以上，未闻有何纠正的说法。如今为右派摘帽，上面同样规定了百分比——这百分比据何而定？只有天晓得！具体执行者则将一些幸运者纳入这个百分比。纳张三，还是纳李四，全部是“暗箱作业”，局外人不得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纵使你在北大荒豁出命来干，纵使你天天“认罪悔过”，甚至一刀剜出心来证明你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你不在预定的名单之内，你依然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什么叫“改造好了”，事实上并没有可供检验的标准。比如在伐木队，全凭目不识丁的陆队长的一句话。陆如对你印象不错，你就是改造好了；陆如对你印象很坏，你就是没有改造好。劳动间隙，几个相知的难友悄悄议论分析，心境逐渐开朗，觉得对“摘帽”这样的事，不妨看得淡一些；灾难既已降临，默默地忍受就是了。
　　……

　　本文选自《回首残阳已含山》，殷毅／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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