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峋：我的忏悔

┃Personal History

我的忏悔

© 肖峋／文

一

　　1951年年底，从湖北军区调了八个人到南京总高级步校（以下简称总高），其中有我。按军区干部部的要求，都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们八个人在武汉集中以后，中南军区干部部给我们开了介绍信，让我们去北京报到，说，总高是新建立的学校，它的地址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在北京，你们就先去北京吧。我们八个人一听要去北京，简直乐疯了，赶紧去买当天晚上的车票，下午先举行和汉口的“告别仪式”，方法是上汉口的大众乐园玩，玩够了回招待所吃饭，吃完饭打背包，正在这时，招待所服务员叫我，说有电话，是军区干部部打来的，这个电话接得真叫我们万分沮丧，告诉我们不去北京，改道去南京，总高设在南京但房子还没弄好，让我们先到南京军事学院找总高的刘浩天副政委（1955年授衔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大概牵连到林彪事件里去了）。我本来以为第二天晚上就可以看见老娘和姐姐，改天也可以看见金铮和李友滨，这回全完，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我们八人中有个叫宋文灏的，是个小白脸，长得十分清秀，像个漂亮的女孩儿，我们七个人老拿他开心，他倒也不急。他说，南京是六朝古都，名胜古迹有的是，去南京有什么不好？一路上还可以玩哪。大家的情绪又被调动起来，赶紧退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又买了去南京的船票，一路沿江而下，长江风光尽收眼底，船停在哪个城市我们就下船参观哪个城市，疯玩了三四天到了南京码头。正赶上南京下雪，军事学院在哪儿呀，八个人都是南京盲，谁也不认得道，得嘞，坐马车吧，这玩意儿我们也没坐过，也玩玩。还是小宋有心，说，问问他们有报销条吗？人家说，有。又问，认识军事学院吗？人家说，认识，在中山门里，原来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于是我们八个人就上了马车，一路上听着嗒嗒的马蹄声看着雪花和南京的街道，车夫还给我们介绍，这是新街口那是大行宫，往那边走就是夫子庙秦淮河，我们像傻子似的东瞧西望，开心至极，不知不觉就到了军事学院。打听了好几个人，才在国民党留下的小洋房群里找到了刘副政委的住处，他接待我们很热情，没有一点大官的架子，还亲自给我们倒茶递烟，让秘书给我们安排住处，叫我们先玩两天，听他的消息。他还给我们介绍说，抗美援朝战争说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实现军队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办了很多军事院校，目的是培养能够指挥现代化战争的指挥员。军事学院是全军的最高学府，总高级步校是以培养团级步兵指挥员为主的学校，是步兵的高级学府，他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又红又专能够适应步炮空协同作战的团级指挥员。总高的校址已经选定在孝陵卫，那个地方在太平天国时是清朝江南大营驻扎地，国民党在南京时是陆军军官学校所在地，校园很大，房子也是现成的，现在正在修缮，近日即可完工，你们在军事学院住不了几天就可以搬过去。又说，你们调来是当教员的，好好干吧。我们表示感谢并向他敬礼后就到我们的住处去了。我们八个人里有一位吸刘副政委不花钱的好烟来劲了，刘副政委和我们说了二十几分钟，他老兄一口气抽了人家六根烟，出来以后说头晕，我们说，你活该，谁让你一口气抽那么多？他说，那一辈子能见那么大的官儿，不能白见，留点纪念吧。我们说，对，纪念你没出息。接下来，我们就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中山陵、明孝陵、莫愁湖的穷玩了三四天。为什么说是“穷玩”？因为囊中羞涩啊。
　　过了几天，我们就住进了新校，干部部分配我到政治经济教授会当研究生。多半是因为李友滨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学习理论，这回让我搞理论工作可是如愿以偿了。教授会的张诚副主任亲自和我谈话（张主任据说是第三野战军著名的才子，后来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在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发配到苏北，先是劳动，后是在一个中学当管生活的副校长。文革后平反，宋时轮校长接见他给予抚慰，我这个老部下和另一位在军事博物馆工作的老部下叫夏树绅的请他一起吃了一顿饭，我离休后去南京和几个老朋友到他家去看他，他已经定为军职离休，最后因痴呆症脑梗去世），鼓励我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在我情绪十分高涨的时候，得了结核性胸膜炎，只好住院。1952年我是在医院度过的，先是在总高的校医院，后在镇江康复医院，1953年年初才回到工作岗位上班。1953年、1954年过得非常愉快，领导让我们边学习边工作，学的是中共党史、苏共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四门，工作是在教员上课的时候挂图表、写黑板，下课后学生自习时辅导。对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也非常惬意，开始是四人一间，后来是每人一间十七八平方米的房子，里面有书架、床、衣柜、书桌、椅子、暖壶等，虽然是供给制，但伙食标准很高，一人一个月18元，那时的肉才六七毛一斤，而且绝对没有瘦肉精，吃什么您都可以放心。津贴费一个月18元，学校还有一个运动馆，举重、双杠、单杠、拳击的场地应有尽有。最棒的是还有寒暑假，暑假一个月，寒假大约是20天。这三年我是长身体、长知识的三年，是一生中难忘的三年。
　　因为1952年住院，没有参加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1954年全国虽然有运动比如批胡风、1954年开始批胡适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考证派，批高饶反党联盟，大概是因为这些运动和总高关系不大，学校也没有专门安排，教学工作依旧正常进行。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来了，于是就发生了我至今也要忏悔的一件事。

二

　　总高的肃反运动好像是在1955年七八月间开始的。那一年我们学校没有暑假。教授会当时没有正主任，只有两个副主任，一个是张诚管教学，一个叫卢华，很有水平，也管教学，但是主抓肃反运动的是他（后来加了一位姓东的副主任，负责政治工作）。我记得动员会上卢说，现在要肃清的反革命分子不是明摆着的，像被我们消灭的蒋家拿枪的军队和他留下的土匪那样，而是暗藏着的，他们藏在我们中间，伪装得很巧妙，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尽管他善于伪装，也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现在就是要仔细地回忆，把这些蛛丝马迹找出来，大胆地揭发，把这些暗藏在我们中间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仔细回忆，大胆揭发，这是对你们的要求。不要有顾虑，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话要牢牢记住：不过正不能矫枉。“过正”了才能不漏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矫枉”了才能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他的讲话，我们一是觉得有水平；二是鼓舞了斗志，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我们政治经济教授会有五六十人，大部分都是老干部，营团级的，他们都是教员，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有十一二个，有当秘书的，有搞形象教学的（就是弄图表、实物、相片等搞陈列，比如搞一个从猿到人的陈列，一个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的陈列等），其他就是我们这些搞教学的，我们开始叫研究生，后来叫助教，1955年授军衔以后提升当教员，正式开课。在我们这十几个人中，我和一个叫李耘的最聊得来，我觉得他正派、直爽、真诚，我们经常一起爬紫金山，一起切磋教学中的问题。有一年桃花盛开，我们俩去桃林玩，碰见另一位比我们大六七岁叫张克弼的研究生，他是浙江人，高高的个子，胖胖的，圆脸。我们三个一起在桃林中往美龄宫的方向走，边走边看花边聊天。这个老张话挺多，我们一路上就听他说。他说，咱们校长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大功，在朝鲜东线把美国人打得昏天黑地，但他的九兵团牺牲也不小。我们说，知道，好多学员都说，东线损失大，人冬棉衣穿不上，单衣换不下来，冰天雪地的，非战斗减员太多。他又说，你们知道吗，校长家不在南京，他有时回家有时去北京开会。我们说，你小子什么都知道，是道听途说吧。他说，这可不是瞎说的，有人告诉我的。人家还说，校长坐软卧来回，带着秘书和警卫员，不过，随员坐硬卧坐不了软卧，级别不够。有一天晚上十点校长回南京，坐着小车回学校，进了大门看见一个人在大马路边撒尿，他叫司机停车后下来，那位老兄听见一辆车停在后面，回头一看，好家伙，是小车，再看人，妈呀，是校长！赶紧立正敬礼，这手就没扶好那玩意儿，尿了一裤子。后来校长知道他是团级学员，就把他臭骂了一顿，说，都团级了，带着好几千兵，还在大街上撒尿，要是这几千兵都学你，大街还不尿臭了。回去向领导汇报，写检讨交上去。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当时以为，他不过是显摆他知道的事多，路子广，跟我们瞎开心，也没想别的。肃反来了，卢主任让找蛛丝马迹，我就想起这件事，和李耘讨论，我说这小子为什么要琢磨校长，还知道校长经常到外地？还知道带几个人，还知道是晚上到南京，奇怪。咱俩什么时候会琢磨校长？我顶多琢磨琢磨你，比如，你明天会不会想去玄武湖？这个老张是不是有问题？他说，也是有点怪。我说，那我可要揭发了。他说，卢主任让大胆揭发，你就胆子大点吧。我就在会上揭发了，这一下子会上就像开锅了似的，七嘴八舌起来，问这问那，李耘又做了点补充。对老张就开斗了，开了几次会主要是查他收集校长“资料”的动机，但是也追问不出什么。后来又开小会，追问他的历史，这一追，追出事来了。原来只知道他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追问之下，才发现他是浙江某县三青团副干事长，敢情是个官。领导就派人去他那个县调查，去的人是谁调查的结果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记得总有人跟着他，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大概是怕他轻生吧（我们总高在肃反运动中有自杀的，我知道有一个文化教员跳楼。据说因为怕他自杀，有四个人轮班跟着，结果还是没看住，他跑到四楼开开窗户就跳下去了。他自杀的消息传到刘副政委那里，副政委急得拍桌子马上下令立即全力抢救，但也没抢救过来）。过了些日子，全校开大会，我们每个人都拿着一个马扎列队上大操场去，老张也在队里，不过他后面跟着两个身强力壮的团级教员，像押解犯人似的。开的全校大会有几千人参加，其中，我估计，至少有半数是县团以上干部。大会是谁主持谁讲话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宣布老张是三青团副干事长，是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反革命骨干分子，新中国成立前干了不少坏事，在混入革命队伍以后，刺探我党高级干部的情报，妄图进行反革命活动，等等。然后宣布予以逮捕，在他后面的那两位团级干部就把他抓住以免他挣扎，接着就过来几个武装战士把他带走了。当时有人说，这个老张风头出得够大的，那么多团级干部给他送行，有人接茬说，还有不少师级的哪。对他的揭发，我是第一个，正是因为我的揭发，才引出这么一个暗藏的反革命，按说，我应当十分高兴才是，但是当我看到他泪流满面痛苦万状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有了另一种感觉：对他的同情还夹杂着自责的心理，我问自己，我做得对吗？因为我始终没弄明白，新中国成立前他干了哪些坏事，说校长私事的动机是什么，是搞情报吗？搞了情报又递给谁，递了以后干什么？但是我也没有多想，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对我来说，我得到的是肃反积极分子的荣誉。除了老张外，我们教授会还搞出了一个被捕过有历史问题的团级干部，据说问题不大，但是他没有向组织交代，对党不忠诚老实，授军衔的时候他只好靠边站，弄了个文职人员。还有一位新四军的干部叫沈里仲的，是我们哲学教研室的副主任，当年是新四军教导队的教导员，在新四军军部被打散以后，此人三个月下落不明后来又归了队。这三个月干什么去了？本人交代，他跑到一个庙里求老和尚救命，老和尚二话没说，立刻给他推了一个大光头，穿上一套破烂僧衣戴上一顶有窟窿的破僧帽，敌人来搜查，说是烧火和尚，就此混过关，在庙里待了三个月，后来找到部队归队了。于是派人去调查，这个人就是我们教授会出名的乐于助人的政治协理员好人束静同志，他坐了火车坐汽车坐了汽车又坐轮船，坐了轮船又步行，那座庙是找到了但和尚没有了，到当地政府打听，说好像有两个和尚还俗以后到新疆就业去了，这位束静同志又跑新疆，终于找到了那两位已经不是和尚的原和尚，问他们可有一个新四军在他们庙里待了三个月？他们说有，是老和尚救下来的，老和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阿弥陀佛，于是把那人剃了一个秃瓢儿，混过去了。束静就拿出几张相片给那两个原和尚看，问是哪一位，那两位一看就指认说是这位，没错的。他们指认的就是沈里仲，事情因此就清楚了。束静同志拿着那两位签字的证词找农场领导盖了章，又千辛万苦地赶回南京，这个证明领导采信了评语还挺好，但因为调查耽误了时间，在大家都授了军衔以后两个月，终于授给他中校，我们大家为此也十分高兴，因为老沈同志也是大家都很喜爱的人。我们在他没有授衔以前多次去看他，时间是在晚上，因为晚上人少不会惹出口舌是非。他只有一句话，他说他对党是忠诚的，“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来敲门”（束静同志后来调到通讯兵部当秘书处长，定为军职离休，这段调查的事，是他在北京西四他家里跟我讲的，我对沈主任授军衔晚的谜才得以解开）。沈主任后来在军事学院工作，离休后回湖北黄石老干部离休所休养，因脑梗去世。

三

　　在肃反的基础上授了军衔，实行了薪金制，皆大欢喜。当时，部队的工资比地方高，比如，我这副连级就是地方的20级，地方的工资70元，但我在部队的工资是92元，物价又便宜，一个光棍儿，真是花不完。有一个周日，准备去爬山，出门看见了一个人向我走来，我以为是见鬼了，擦擦眼睛再仔细看看，还真是老张，挎着一个破书包，圆脸上还带着笑容，见了我既往不咎马上就叫“小肖”！还伸出手和我十分热情地握手，我奇怪地问，你出来啦，他说，没事儿了，前几天让我自由了，今天来看看张主任。我也不敢多说，因为不知道这位全校大会逮捕的人怎么会放出来。在他和我再见了以后，我就把这事赶紧告诉了李耘，我们俩又去找人打听，听干部部的小尹说，核实的结果，没发现老张新中国成立前有反共行为而且当三青团副干事长时间很短，新中国成立后参军也没有反革命言行，总之，虽当过几天反革命骨干分子但无恶迹，对社会也无危害，所以就放了，按复员处理。原来，从我揭发到大会逮捕关押了几个月叫“过正”，现在放出来叫“矫枉，这就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不过正不能矫枉”。那到底该不该抓该不该押、押的有错没错都是一笔糊涂账，那叫“师出有名，查无实据”，押了几个月叫考验，放出来叫感谢组织，自己背个包满学校走一圈叫自己给自己平反恢复名誉，然后办个复员手续回家谋生去吧。现在看来，查他的历史是对的，因为他隐瞒重大历史问题不适宜在部队，让他复员也是可以的，但在无确凿证据时开全校大会抓捕和关押是“过正”了，而且是大大的“过正”了，按现在的办法应当认定为冤狱还得赔点人民币，但在当时，能把他放出来可真是政策水平高，接着再关然后送劳动教养也未尝不可，所以他的确应该感谢组织，多念几声佛吧。
　　我不信教，我不是佛教徒不是回民也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欣赏基督教的忏悔，跪在地上向上帝诉说自己的罪过，神父在小屋里代表上帝听着并且给予指导，其实，那就是我们叫做检讨或自我批评的事。但是跟我们的检讨或自我批评不同，一是只有一人听，还给你保密；二是他不整你，只给你指点迷津，三是忏悔与否采用自愿原则，不愿意的可以不去忏悔，愿意的可以畅所欲言，连自己的隐私都敢说。当然，这些好处在神父不是好人比如是特务、淫棍的除外。现在我就对我这一生犯下的第一个大错作个忏悔（每一个看到这本书的人都是我的神父）：我郑重地向张克弼同志道歉：你在肃反运动中受的委屈，我是始作俑者。我为了自己得到信任揭发你，拿你当垫脚石，而揭发的事实绝对说明不了你对校长心怀恶意，但我的揭发是使你丧失几个月自由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因此受到良心的责备，而且我再也没有赎罪的机会，我能够做到的，只有在这里忏悔了。

　　本文《革命·运动·法制——八十一岁忆人生》，肖峋／著，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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