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峋：我的忏悔.续篇

┃Personal History

我的忏悔
续篇

© 肖峋／文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斗当权派，他们叫被斗的人走资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顽固不化走资派什么的，都随便，都可以，但被斗的人不一定就是走资派，要最终定了案才算数。有的人被反复多次，开始被定了走资派，过几天军管会或军宣队说不是，又过几天文革小组说是，又过几个月毛主席说了话或者批了个什么文件，“一眨眼，老母鸡变成鸭”又成了革命干部被结合了。所以，我给在斗争过程中尚未最终定案的被造反派叫做走资派的人起个名：“走资嫌疑派。”

一

　　1967年年初，我们核仪器厂已经形成两个大造反派组织：一个叫“四一革命造反团”，简称“四一团”，一个叫“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四一团主要成员是工人，造总主要成员是技术干部，所以，四一团的声势大一点，但造总的点子多一点。可是，同中国的许多造反派对比，我们厂两派的胆子都不算大，矛盾也不算特别尖锐，比如说，我们厂就没有手持刀枪打死人的武斗，连不持刀枪只用棍棒的群殴都没有。这多半是因为核工业部系统按毛主席和中央指示不准停产，比如说，我们还要给核潜艇、防化学兵、铀提炼厂、探矿队等重要的工程和单位研究并生产仪器设备，有时还要加班，大家也知道这些任务是关系到反帝反修的大事，所以不敢怠慢，而人的精力终归有限，在科研生产上用的时间多了，搞运动就没那么大力气了。（当然，造反派有时也不听那一套，他们的口号是“不准用生产压革命！”于是就游行、开大会，这一派看那一派撂下活儿不干了，也去游行、开大会。所以，停产也不稀奇。）再加上我们厂在1967年五六月里就已军管，派到我们厂的军管人员也能压得住阵脚，而且得人心（关于军管人员，我在以后的章节里再介绍），这也是我们厂两派矛盾没有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概是在1966年9月底，我从“破四旧”的阴影里终于解脱出来。解脱的原因，一是我母亲镇定自若的态度，当然，这只是外表，为的是让我放心，而她的内心肯定是愤怒和不平静的。我也只能从生活上关心她，缓解她内心的痛苦。二是我爱人在抄家后从不怨天尤人，全心全意为家里的五口人准备秋衣和冬衣，因“破四旧”家里“破”的皮衣毛衣大衣外套几乎被“破”得一干二净。我大姐和四姐都支援了点钱还有毛线，这毛线是我爱人的劳动对象，她能三四天就织出一件毛衣来。三是我们厂对我尚可，正常上下班，照拿工资（我爱人的那个托儿所就不许她上班，有几个月没发工资），让我到木工组劳动钉包装箱，因为下放劳动的科室干部不少，我并不特殊也不算扎眼，在木工组还能学点木匠手艺，倒也自得。总之一家五口老小都活着哪，且心态尚可，我也就解脱了。解脱以后，我想的最多的问题是：有没有戴红袖章也弄个造反派当当的需要和可能？从安全的角度上说，戴红袖章标志着出身成分没问题，可以气宇轩昂地在大街上走路，所以，戴上是件好事。但我可不是凡人，运动我见多了，我是经历了许多运动的健将级人物，它让我不得不思考更多的事。第一，反右的时候，凡是响应号召积极鸣放给领导哪怕是不起眼的小支部委员提意见的人，最后都倒了大霉，那都叫反党，因为支部委员也是党！这是说，毛主席的政策是会变的，从开始号召鸣放到后来变成抓鸣放的人，一百八十度大掉个。现在，政策会不会变，会不会也来个大掉个从号召造反变成抓造反的人？如果变了，那可就要命了，一个敢给支部委员提意见的人是右派，那一个敢打倒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国家主席的人会是什么下场？这玩意儿可说不清。第二，即使“造反有理”的政策不变，如果运动出了问题，会不会找个替罪羊？像曹操在部队缺粮人心不安时杀粮官以稳定军心那样？比如，两派武斗，伤亡很大，为了向上头和百姓有个交代，抓出几个所谓的幕后黑手搪塞交差吧。这时，当黑手最现成的就是出身历史有问题的人，给这些人再加上一顶“破坏运动、挑唆武斗、妄想翻天”的现行反革命帽子既方便快捷也不算太缺德。再说，你老肖即使想戴红袖章，你是被“破四旧”又是被平了反的中右分子，人家看得上你？人家要是不接受你的申请，那多没面儿？我的结论因此是“安全第一”，看看等等再说，先老老实实的待着吧。
　　我们厂的运动节奏总是慢半拍。批刘邓派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已经如火如荼了，我们到1966年2月份才开始，奉命组成的各支部文革小组才倒台，挨批的文革小组长多半是科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然后是造反派在1967年年初夺权，因为四一团人多势众，厂里的权让四一团夺去了，也就是拿走了一堆木头疙瘩（图章）。车间、科室、研究室的权有的让四一团夺了，有的让造总夺了。有的领导造反派还让干事，有的就靠边站，我们这些下车间劳动的人不知怎么回事，都让回科室上班。这几个月，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美最自在的几个月，天天无所事事，上班来下班走，科长也不管我们，造反派把厂里的右派资本家什么的都给挂上牌子弄在一起重体力劳动也没叫我，他们是很讲政策，我整个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看热闹的逍遥派，有时造反派围着大北窑游行在厂里开大会我也跟着，跟到半道儿上来个脚底下抹油扯乎（即旷工是也），接孩子回家做饭也是常事。不过，我的脑袋可没闲着，每天都要看报、看《红旗》杂志，能让我读的文件能找得到的造反派小报我都仔细阅读。有时，还找一个朋友老蔡切磋。老蔡也是1949年参军的干部，原在38军文工团搞道具，复员后到一家话剧团工作。找他切磋可以说点心里话，因为不在一个单位，风险小。学来学去，我对当时的运动有几点看法：
　　第一，运动的前景。我们党真好像是没几个可以相信的正经人，文化大革命得用上海滩上的二流演员江青和在延安搞“抢救运动”的老牌打手康生上阵，整治那些一生为党为革命艰苦奋斗死去活来光明磊落的老干部。说这些人反党反毛主席，打死我都不信！他们已经和党结为一体，把党反掉了他们干什么去？对毛主席，谁敢跟他龇牙，谁不是俯首帖耳匍匐在地？就这还不够，还要打倒他们。展望前景，我以为这个运动对党对国家恐怕不是好事。但是，我可不能有任何的闲言碎语，只能坚决拥护。
　　第二，运动的现状。文件说，文化大革命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派。毛主席用自己的行为落实了文件，他老人家亲自写大字报表态，虽然没明点刘少奇但实际上已经在号召全国人民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在向全国人民“指点江山”。造反已经是全国的潮流。所以，这个政策不可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是历史不可能倒退了一样。结论是，我也应该造反，免得秋后算账：你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
　　第三，怎么选择应当打倒的走资派？打走资派这个大方向不能动摇，但是在我们厂打哪个走资派要仔细琢磨。我和老蔡切磋还是真有收获。他说他哪一派都没参加但也不是逍遥派。他的造反工具是一只大刷子笔和一个盛满了墨汁的大桶，他能写会画，哪派叫他到街上去写去画他都去，条件只有一个：打死的不打活的。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写打倒彭罗陆杨我写，打上八十六个大红叉我也打，因为毛主席已经批了这四个人是走资派，这就叫打死的。但是要写打倒“二月逆流”那几个老将我就不写，毛主席没批他们是走资派，他们在政治上还活着哪，这就叫不打活的。打死的是又造了反自己也安全，打活的自己不安全，打不倒您留神秋后栽跟头。他的话的积极意义是，要打倒哪个当权派，自己的安全第一。千万不要打将来又会挺起来的当权派，等人家又上台您可就糟糕了。
　　上面那三条中，第一条是只能肚子里想想即俗称“腹诽”的，第二条应当付诸实践。那么，参加哪个造反团？我倾向四一团，一是那里的哥儿们多，有几个勤务员都是；二是那里的工人多，我喜欢他们直来直去讲义气的性格。而且，他们也想叫我和他们一起干。就在这时，几位靠边站的中层干部（科长、支部书记、车间主任）找我来，说我们也是革命群众，核仪器厂只有厂领导才是当权派，所以，我们也要造反。我说，那你们就造呀，谁敢碍着您几位造反呀！找我吗？他们说，你小子趴窝趴了半年多，也不见你下一个蛋，您别再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了，也组织一个造反团，我们参加吧。我说，就我这号的，行吗？再说，就您几位，人太少吧。他们说，只要你同意，我们还可以动员十个八个的。我说，我想想。我就和我们科的“红五类”、我的好朋友张志堂反复商量，弄一帮保守分子组织一个小小的造反团，这帮家伙都喜欢学习和琢磨问题，和他们一起可以少喊点口号多学习讨论点政策，用学习成果影响运动。再说，咱们也不打砸抢，也不开大会，人多了反而不方便。就这样，我们二十几个人就成立了造反团，也不用到工商注册，自己起名叫“大风大浪造反团”，贴张大字报就算成立，选了我和张志堂当勤务员。有人俏皮我们说，“20多个老保守，喝口凉水怕冰口。前瞻后顾不敢走，大风大浪哪里有”。四一团挺高兴，还来贺喜，请我们多出主意。我们这帮人就把“司令部”设在礼堂后面的化妆室，那儿还有一张长桌，大家围着桌子经常学习文件座谈讨论，造反团就那么开张了。

二

　　我们造反团给四一团出的第一个主意，是建议他们应该选一个厂领导作为自己打倒的走资派。我们说，造总要打倒的是党委书记赵志荣，他们的打倒口号喊了一个多月以后，你们又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打倒赵志荣，这第一招棋你们就输了，你们没有自己的特色，是跟在人家后面吆喝的。长此以往，四一团就没有生命力了。四一团的勤务员说，我们也研究了好几次，我们要是不跟着打倒，人家就会说我们保皇派。但你们说得对，没有自己的打倒对象是个大问题。我们说，你们这已经是被动了，听说人家造总已经组织了好几个专案组，不断派人出去外调，不仅调赵志荣，还调厂长老G、副厂长老H、老Z，连副厂长阎长林他们都要派人到中央办公厅去外调了，你们被动难受的日子还在后头哪。他们说，那你们出个主意，咱们打倒谁？我们说，咱们可以研究研究，看看吕丁儒怎么样？他们当中有一位是最近两年调来的，不知道核仪器厂的历史，他问，吕丁儒是谁？有人给解释说，是赵志荣的前任党委书记。咱们厂原来是北京市的，后来才归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叫261厂，又叫核仪器厂，咱们归北京管的时候党委书记是吕丁儒。因为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现在在家休息。又有人问，那他够不够走资派？我们说看看材料再说。你们不是夺权了吗？把党委会记录拿出来看看，如果有点意思，就组织对他的批判，再派人外调。我心说，在工厂什么叫走资派？拿毛主席1960年肯定的“鞍钢宪法”一对照就出来了。可是你要是一对照，工厂的当权派都可以是走资派。这就是我当逍遥派几个月的学习心得之一。为什么？鞍钢宪法让政治挂帅，但有几个厂不发奖金？发奖金就是物质刺激，是反“鞍钢宪法”的。“鞍钢宪法”让“两参一改三结合”，有几个厂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鞍钢宪法”让大搞群众运动，自困难时期以来，有几个还像搞“大跃进”那样大轰大嗡发动群众搞生产？但另一方面，你如果以鞍钢宪法为“纲”，凡是与鞍钢宪法不一致的厂长书记就是走资派，那就案大大的，因为他们无权做主，那时的工厂都是听主管局的，上头发了文件让他们干，他们才敢干也才能干，比如，上级发了文件把奖金列入工资总额并且规定了数额，银行才按照文件发钱，你想多要一个子儿都没门儿，工厂因此才发了奖金。所以，厂长书记根本承担不了物质刺激的责任，让他们因此当走资派也实在是窦娥冤。但是，对于造反派来说，你不打走资派就不是造反派，你打走资派也只能以“鞍钢宪法”为标准，冤就冤吧，谁让你们厂长书记拿150多元一个月？再说（这是最要紧的），无论吕丁儒是否会被打倒，他永远不会再当党委书记，按老蔡的“打死的不打活的”这个原理，批老吕喊打倒他对我们最安全。四一团听了我们的建议，就把党委会记录拿出来，我和张志堂看了好几天，总结了十大罪状，认为可以批判，四一团和大风大浪造反团就联合成立了由我和老张参加的批判组，紧锣密鼓地干了起来。
　　吕丁儒的十大罪状大部分是来源于党委会记录，可以说是有根有据。但有的不是他的责任，比如发奖金，他在党委会上问，这是局里的指示？答，是，他就拍板。再如，干部路线上的招降纳叛，证据是用资本家当技安室主任，还有调进百十个学技术的右派大学生，但那都不是他的事，资本家老冯在1957年综合仪器厂成立时就已经负责技术安全，而老吕是1958年才转业来的，至于右派大学生入厂，那是老厂长梁化主动接收的，这些人进厂后表现都好，对厂里有贡献，那样安排并无错误，这和老吕也无关。但他反正是执行了或者无异议，那这账就算到他头上吧。不过，那个时候斗走资派都是那么斗，比如斗吴晗吧，对吴晗在庐山会议以前就开始写的关于海瑞的书，愣说是给到了庐山会议才倒台的彭德怀翻案，斗刘少奇吧，对国家主席都敢硬给安上一顶叛徒帽子，斗彭真吧，非说彭真的罪状是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就往人家头上扣。我们不过是中央文革这个上梁不正才歪了的下梁，又叫上行下效，学好不容易，学胡说八道有什么难。再说，我们比“上梁”强多了，我们说的十大罪状都着边儿，他们说的连边儿都找不着。真是反常——“青出于蓝而不如蓝”，为什么不如“蓝”？不如他们能造谣。把吕丁儒的罪状凑齐了，四一团就打起打倒顽固不化走资派吕丁儒的大旗，四一团的战士们因此精神抖擞起来。接着就开大会批吕，造总有些战士也来凑热闹。四一团第一勤务员宣布大会开始，然后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再后是念毛主席语录，致辞，让红尖兵把吕丁儒押上来。我和张志堂也上台，张志堂念毛主席语录，专门念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然后请红尖兵不再喷气式，让吕丁儒站着挨批。对吕丁儒不喷气式有人发出嘘声、有人喊老保、老保！我们知道这是造总的人喊的，但是也要回答。张志堂读林副主席语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然后说，喷气式不是文斗是武斗，因为它伤害人的筋骨。什么是文斗？就是说理，用毛泽东思想把修正主义思想批倒批臭，把修正主义批倒批臭才叫有能耐，我们今天就是要说理要文斗不要武斗！四一团的一千多人都鼓掌，齐声喊道，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接下来就是批吕丁儒的十大罪状，一个一个罪状地揭发批判，吕丁儒态度极好，他的口头禅是：“是我的错误，我检讨”，“是我的责任，我负责”，碰见他打磕巴，我们就念党委会记录，问是不是他在某年某月某日说的，他只好连忙说是。然后问他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说，是是。是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也说，是是。最后是大家喊口号，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吕丁儒，大会到此胜利结束。大会结束，许多四一团的战士没有退场，都跑到台上赞扬批得好批得对批得有根有据，比总部的批赵大会开得好；不让吕丁儒喷气式是听毛主席的话，说明会议的水平高，我们支持；四一团有的勤务员说，这下子我们变被动为主动了。于是群情激奋，斗志昂扬。
　　可我看见年迈体衰的吕丁儒拖着病体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地蹭着走下台的时候，心情突然坏起来。我问自己，我们整他对不对？我当时认为这是让他经风雨见世面，也没什么不可以，老干部在运动里洗个澡也应该，至于他是不是走资派，运动后期自有定论。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我是大大的错了，我只有忏悔和向吕丁儒同志道歉。走资派是根本没有的“派”，是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来的。反右斗争制造出来一百多万右派分子，反右倾斗争造出来大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造出来走资派、反动权威，用运动制造出想象的实际上根本没有的各类“分子”，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子”的制造产生的后果是造反派、野心家受益，他们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要不是叶剑英老帅和华国锋，中国就要落在他们手中。而最大的受害者是我们的党。总而言之，文革说是要反修防修，但事情的发展走向了反面，是越反越修，越反离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越远。而我对吕丁儒的批判，不仅是伤害了一个老同志，自己也堕落到制造“分子”的队伍里，虽然我没有野心，只是为了帮助四一团摆脱困境，为了自己平安，但我也堕落了。如果我一直逍遥下去，不成立大风大浪造反团，那在我的历史上就没有这一次堕落。为此，我现在只有忏悔，只能向吕丁儒同志鞠躬和道歉。
　　后来，有人又给吕丁儒加了一顶帽子：假党员。当时的形势是，没有历史问题的走资派简直就打倒不了，而老吕自小是陕北农民，后来参军，派人调查千辛万苦也没找到他的任何历史问题，那也得捏造一个呀。在调查中发现，他的入党介绍人找不着了，就捏造说，他根本就没有介绍人，入党仪式有一个程序，老吕说是鞠躬，问他向哪个方向鞠躬，他答的前后矛盾，一会儿向北，一会儿向东，就指责他胡说，他压根儿没鞠过躬也没有入党仪式。为此，又开会批判，说他是假党员。这回，吕丁儒不像第一次大会上说什么承认什么，他无论如何也不承认他是假党员，要不是拦着，他差点因此挨打。再后来，对吕丁儒没再批判，因为他年龄大身体不好已经退了，也就不用履行让他检讨、被解放、被结合进革委会这一套程序，他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的第一个忏悔是因为我在肃反运动中是整张克弼的始作俑者，第二个忏悔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当了始作俑者，是我起头整了吕丁儒同志。这是我一生犯过的两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本文《革命·运动·法制——八十一岁忆人生》，肖峋／著，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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