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华：我的自新.下篇

张强华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坐牢

的日子

我的自新
自新路看守所
1960.8～1962.6
下篇

六

　　鲍明黔，这位留着山羊胡须的古稀老人，在我与葛佩琦同住的监房中也是一位令人难忘的难友。他的罪行很特别，如果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有政治犯这个罪刑称号，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治犯。
　　据他自己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他和几个朋友曾上书周总理要求准许他们沿津浦线组织第三政党。此种纯属不识时务、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极端无知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否决了。他的那几位朋友并不甘心，带着已经草拟好的新政党的纲领与章程跑到海外发表。海外的只能任其自然，而在国内的鲍明黔却成了他的同伙的替罪羊。这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看来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就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活动。没有处以极刑，给他以死刑缓刑二年的制裁，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和宽大。一般地说，像这种反革命犯，只要在狱内没有大的反抗，缓期执行可以延缓下去直至改判。
　　鲍明黔也属于胡琪桐大夫的照顾对象，似乎很受胡大夫的敬仰。混熟了，我才知道此人的大有来历。
　　抗日战争期间，以鲍明黔的曾长期旅居美国，作为一名职业记者的经历，很引起了当时伪满州国政府的注意。伪满一度曾派人至北平，邀请他去东北任伪满的外交部次长（即副部长）。出于鲍的爱国之心，他不愿充当日本人的走狗而借故谢绝，并留起了长须，深居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于他对新中国民主的自以为是的理解，其从政之心又死灰复燃。其结果，必然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是可悲，抑可笑？
　　此人很幽默风趣，有时讲一些故事供大家消遣。他说，三十年代他在美国当记者时，有一位中国朋友交了一位美国女友。此中国朋友虽身在美国，却心在“孔孟”，很厌恶美国女友的、那种只有西方人才有的“开放”态度。忍无可忍之下，在一次舞会上，他用枪砰砰两下击伤了正在搂着他自己的美国女友大跳其舞的美国男子，幸而没有死亡。鲍明黔以东方人固有的传统礼教为他的朋友在法庭上作了辩护。结果，这位朋友按美国的法律判处十四年徒刑。后来，此人关了七年（美国刑期以二十四小时的一天折合刑期二天计算）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如此持枪杀人，只关了七年，不知鲍是否在借故影射我们这里的刑“酷”，就不得而知！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上纲上线还没有发展到文革时代的顶峰！
　　“运球”是鲍明黔竭力推崇的锻炼方法。两手双举，转动身躯，并一起一伏地运动腹部的肌肉，他称之为Diaphragm（横膈膜）。尽管他的不停地“运球”，还有胡大夫对他百般的照顾，还是不能挽救他的老命。长期关押，使他的肝、脾出了问题，致使不停地腹泻拉屎，最终不得不调出肺结核病房，被转移至内科重病监房。不久，传来消息：鲍老先生因不停地腹泻拉屎而无法衣着，最终光着屁股死去。人，本来就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美丽而充满诱惑的世界；死亡时能还其本来面目，赤裸裸一丝不挂地回归自然，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比用衣服掩盖着自己的丑恶体态，并还要竭尽包装之能事的活着的人，可能更显得十分洒脱！

七

　　一九六一年底，正值隆冬严寒之际，我的肺结核有恶化的趋势，整天发烧，下午更甚，咳嗽不停，承胡大夫的照顾，将我调入一楼新开辟的重病号监。此时，我遇到了与我同时调入的袁植芬。
　　我与袁虽非同案，但双方案情有着一定的联系，在向管理人员说明我们的关系、并作出彼此不接触的承诺后，我们在此重病监房得以有为时约一个月的相处。而袁老兄也在这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那时，袁植芬已被判处死缓二年。至今，我对袁植芬的案情和他被处的重刑感到迷惘和困惑！
　　一九五九年秋冬之交，袁在登上去广州的火车前被送劳动教养。即使偷渡罪也不至于判死缓。在相处的短短的日子里，为避众人耳目，我们之间交谈的机会也极为有限。他只是告诉我，由于在劳教所与几个劳教犯曾商议过越狱逃跑，而至罪上加罪，最终被判死缓。
　　罪行性质极为严重，但又无实际行动，诸如我上文中提及的鲍明黔，枪毙吧，似乎太重；不枪毙吧，又怎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侵犯之神圣？死刑缓期二年却是个绝妙的办法。以袁的公子哥儿的派头，手无缚鸡之力，企图杀害关押地的看守人员越狱逃跑，无非是狗急跳墙，想入非非。当然，认定他是为首分子，又是右派分子，按逻辑推理，如同认定我为反革命集团的头一样，从严惩处似乎理所当然。
　　平时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袁植芬，在被捕前是个三十岁不到的胖子。被捕后被肺结核、肠结核、骨结核等多种病魔缠身的他，如今瘦得已是皮包骨头，卷缩在监房靠墙的一角，其惨状令人心碎！体力的极度衰竭，使他不能也不愿多谈他被处死缓的原因。此时此地此刻还有什么可言！我记得，他瞪大着眼睛，用企求原谅的目光向我说：“是我连累了你！”
　　是的，袁被捕后，他的供词必然涉及我与他在制药厂时的共谋偷渡之事；然而，我心中有数，即使没有他的交代，在当时的环境中，我的被捕也是必然的事。一九六〇年前后，大批右派分子被大跃进的洪流冲进监狱的难道还少？我等只是因所谓的抗拒改造而被捕的无数右派中的一小撮而已。我不抱怨时代，更不会迁怨于同窗。怨天尤人决不是我的本性。
　　在看守所内，半夜临危犯人的突然发作，由睡在其旁的同学高声呼叫“救人！救人！”的求救声，经常打破监狱内的可怕的寂静。此种情景，听多了，看多了，心中不仅不会引起恐怖，相反，却变得习以为常。犯人脆弱的神经因得到锻炼而变得坚强，他们无怨无悔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或者满怀信心地去迎接那遥远的光明，二者必居其一。一切由上苍安排，听天由命！
　　我是幸运的，由于重病号每人约有三十至四十公分宽的铺位，一天除了窝头与玉米粥外，还有一顿煮得稀烂的菜汤面条，我的病情出奇般地得到了稳定。一个月后，我回到了原先的病监。然而，袁植芬却没有得救，在我离开了重病房后不到两个月，终于传来了袁植芬的噩耗！一个有感于祖国的召唤，放弃香港的优越生活而回归大陆的青年，就这样在监狱中草草地结束了他的短暂的一生。留下了给社会、家庭、亲朋好友的无比惆怅与遗恨！——但在某些人的眼里，却省了政府的一颗子弹。
　　安息吧！我的朋友。愿你的灵魂平安地返回香港！
　　十八年后，即一九七九年夏，我在北大招待所等候改正与平反，那时整个生物系五十余名右派中，仅存袁植芬与我没有“右派改正”，更谈不上由法院宣布“反革命平反”。等候之余，我抽空去了城内有名的景山学校，找到了任教的、阔别二十年的袁植芬之妻司徒园。彼此杂乱的闲聊内容，我惟一能始终记得的是：“人都死了，老袁的平反事请不必费心了。我已申请出国，何必再自找麻烦呢？”
　　说真的，像我这样还活着的人，为了争取与常人一样地活下去，希求像个人样地站起来，需要“改正与平反”；难道早已命归黄泉的老袁也需要人世间的那套玩意儿？行将离开令人欲爱不能的祖国的司徒园，看来比我看得更远、更深。
　　后来，在我自北大返回上海后，听说，袁植芬已同样地被“改正与平反”。
　　又过了二十年，就是在写那不堪回首往事的回忆录的今天，我终于彻底地领悟到：改正与平反纯属多余。右派也好，左派也罢；反革命也好，革命也罢；只要心中有“佛”，无愧人生，也就足矣！

八

　　我的在草岚子时写的“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的供词，总算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到自新路后的不到半年，即一九六年的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被押送至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是日，极为阴冷。北京冬天的早晨，寒风刺骨。一辆有蓬的大卡车停在看守所大院内。犯人一个个地相继来到院中，没有上铐，大家焦虑地等待着。此时，我脑海里忽地浮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其中描述那些关押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的高个子苏联战俘，利用转移那一瞬间，英勇地干掉了押解的德国士兵，抢夺了卡车逃跑的情节。夺车逃跑岂不痛快！可惜，这只是我的一闪念，一个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但却反映出我的永不磨灭的反抗本性。
　　过不多久，提着大批手铐的刑警来了。一个人的左手连着另一个人的右手，每两人一付铐子，共计十二对，二十四人，纷纷登上大卡车。在卡车四周角上，各站着一名精悍的武装刑警，警戒着站立的犯人。这是我第二次上铐，比起被捕时的味道要好得多。真要感谢他们用的是带有较长链条的老式铐，而不是卡得紧紧的新式铐子。
　　路上行人稀少，均穿着厚厚的棉皮猴，戴着大大的帽子，他们好奇地望着我们这批衣服单薄而多数没有戴帽子的犯人，或许他们以为我们这批犯人正在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或别的什么……但我此时却惦念着早上还未来得及吃上的早饭——一碗老玉米粥和早已冻僵的那只被铐的左手。
　　自新路看守所至崇文门台基厂的中级人民法院，路程不算远，一、二十分钟即可到达。下车后，我们在候审大厅等候开庭，此时刑警已经解放了我们的双手。候审厅设备不差，中央还有一个丝丝发响正在燃烧的大火炉。稍后又来了一批犯人，四、五十名犯人，济济一堂，热闹非凡法院的门庭若市，反映出年终需要开庭了结的犯人的众多，也烘托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强大与巩固。
　　几个庭同时开审，一批一批进进出出，每次开庭的时间有长有短，不尽相同。大家焦虑地等待着，到了临近中午送走了已经开过庭的犯人，而我还是等着。好在，中饭没有忘记我们。俟到吃午饭时，每人分到三个黑呼呼的高粱米窝头，还有十分美味的三、四根萝卜干。久违了！萝卜干，即使你其貌不扬，我还是深深的爱你。三根萝卜干足已弥补那顿早餐的损失，因为它唤起了人间还有鲜味在的直觉。下午约三时，开庭审理轮到了我。
　　从强迫我在逮捕证上盖指印，我高声叫着“我要公开开庭，我要辩论……”的那时刻开始，所梦寐以求的开庭终于变成了现实。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开庭时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的公开辩护，像幽灵一般地在我脑海中徘徊荡漾。如果是公开审理，那么这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我将利用它反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我的指控，以捍卫我的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就在此刻，一个意想不到的熟人在我面前出现，他就是草岚子看守所对我预审的审讯员。他似乎很洞察我的心思，在开庭前一刻，对我进行最后的“忠告”：“你应当老老实实地在法庭上供认一切。如果你翻供，那有你好看的！”是他心虚，再次恫吓？还是出于他对我的怜悯，而作最后的关照？我心中有数，自不必多言。好汉不吃眼前亏，事到如今只有认账，阿Q精神再次使我清醒。
　　当我被法警押入法庭时，空荡荡的法庭更打消了我准备高谈阔论地反驳指控的想法。即使我有勇气、有口才，我的高谈阔论说给谁听？对牛弹琴，尚且还有牛听。现在除了审判桌上坐着的法官、书记员、检察官和所谓的两名人民陪审员外，既无旁听席、更无旁听人的空荡荡的大厅，真可谓空无一人，空无一物；有的只是站在大厅中央的身穿破棉袄、骨瘦如柴的我和那个站在门口警戒的一名法警。
　　姓名、年龄、籍贯、捕前职业…一连串的验明正身的法定问话之后，接着由检察官宣读了对我的起诉书。之后，法官紧接着一次又一次地要我重述起诉书中的对我指控的内容，以作为我的当堂供认。庭审十分顺利，有问必答，有答必实（按起诉的内容，按草岚子审讯员刚才对我的嘱咐）。大约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对我这一件重大反革命宣传并叛国投敌大案的全部庭审。我真怕拖延时间，回自新路看守所晚了，我那顿晚饭会不会再像早饭一样成为泡影！
　　那时距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足足已有十二个年头，距五四宪法的颁布也有六、七年了，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口号下，在首都的一个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审理过程中，并没有见到能为我如此罪孽深重的人进行辩护的一名律师，更不用说有公开审理的一名旁听者出席。我享受了一次阳光制度下的非阳光审判。
　　没有辩护的指控，不可能有法庭的真正开庭；没有被指控人的辩护，也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如此开庭，岂不令人深思！
　　当最后一批犯人开庭结束，集体押送回看守所时，晚饭早已开过。留在盆中冰冷的残粥，我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怎么都刮不到规定的两碗。算我倒霉，又损失了半碗稀粥。
　　从延安时代就提出的“精兵简政”确实大有成效。我的反革命案，只须一审已显足够。又过了一年余，在一九六二年的三月二十八日，我收到了法院对我的判决。这次，当然无需开庭，只是叫我到看守所的办公室，将那几页用最廉价的草纸般的纸打印成的判决书塞给了我。而在那庄严的判决书上，有关年龄的打印字上还有用钢笔作的涂改。

九

　　一九六二年三月份的判决，使我的身份从未决犯转变为已决犯，从此可以享受一个名副其实的犯人的待遇：参加劳动、写信给家属和接见家属等，其中对长期未决的犯人，接见家属是头等大事；而对我来说，接见家属固然重要，但外送劳改，如兴凯湖劳改农场，则是最担心和可怕的事。如果一旦送往中苏边境的兴凯湖，与上海相隔十万八千里，接见将成为不可能。为此，我写信给母亲，请她前来北京，探望我这个忠孝不全的儿子。
　　我母亲，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在经历了我那历史反革命父亲的被镇压后，接连着的是我的划右、被捕和于建国前投奔革命的我哥哥被党内以阶级异己分子罪名的清洗等一连串的打击，如今，她又将面对第二个儿子判处十五年徒刑所给她的再次打击。她——一个善良的中国传统妇女能忍受得了吗？死离不如生别，乘此还活着的时候，见一次面吧！免得彼此终身遗恨。我焦虑地等候着母亲的回复。
　　就在此时，一个喜讯来临了！
　　在一次例行的检查病情时，乘着盥洗室无人，胡琪桐大夫对我说：“最近将有一次大调动，有大批的犯人将送兴凯湖劳改，名单中有你。”我听后大惊失色。但他不无得意地说：“你放心，我已将你的情况报了上去，说你的病情无法忍受那里的气候条件，如送去那里，很可能会死掉。”接着他又说：“最近还有一批人保外就医，你上海有家人，他们如能接纳你，你保外就医的可能较性大。关键在于你家人对你的态度。”
　　胡大夫向我透露上述信息的时间，约在一九六二年的四月上旬。监狱为什么在准备押送犯人去兴凯湖劳改的同时，又有保外释放一批犯人的举措呢？其原因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的转暖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九六二年，由于大跃进的受挫，中共中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此后，朱德、陈云、刘少奇都作了相应的发言。陈毅老总对知识分子更说了“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引自《反右派始末》）……可见，政治气候的暖风也吹进了监狱。
　　不久，胡大夫又借查病时的方便，将他上报我的病情向我作了详细的介绍，嘱咐我在上面（指监狱当局）向我当面询问时，务必按他所说的那样“如实”回答。如果说，过去那段时期我得到胡大夫的关怀只是在医疗和生活上的明的照顾；那么，这一次则是在政治上的暗中相助。胡大夫的行动促成了我的保外就医。我没齿难忘：这三年保外就医给了我长期牢狱生涯的一个喘息机会。如果没有此次保外，我很可能会病死在兴凯湖或其它什么劳改场所。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这个令我一生难忘的日子的早上，带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同监房的难友，特别是朝夕相处多时的校友葛佩琦和任宗正。他们因判无期徒刑不能享受有期徒刑犯的保外就医待遇。自新路，对我而言是个吉利的名字，在此我获得了“假释”的新生。
　　在监狱办公室，管理员给我办完了出监的“假释”手续，发回了我寄存的物品：少量人民币、手表、小刀等物。此时，监狱当局向我约法三章：（一）不准向外谈论监狱内情况；（二）不准在车上乱说乱动；（三）回家后，要遵纪守法，服从地方政府的管教。大件行李已于昨日托运，我随身只带小包一个，轻装登上了那辆没有任何标志的黑色小汽车。
　　我没有带铐子，与常人一般，只是座位前和身旁多了两位押送人员：一位穿着便服夹着公文包的干部和另一位着黄色军便服而不带武器的军人。坐着平时难得一坐的轿车（那时出租车极少，更无私人轿车），在车上东张西望地浏览着京城街头的景色，憧憬着不久将来的自由生活，心中自有说不尽的高兴。汽车风驰电掣般地直驶北京新车站，不多一会，就下车进站。
　　当时的新车站，从进门到候车室，因无现在的电动楼梯，旅客只得步行拾级登上。为了保证病号的安全与健康，那位夹公文包的干部以送病号为由，要求开启升降电梯将我送至二楼。他是严格地执行着有关护送病犯的管理制度的，对此，我不免有所触动。
　　在火车上，我被安置在最顶上的一个卧铺，下面两个铺位供他们轮流地休息，以便对我进行全天候的监视。当用餐时，他们也轮流上餐车。用餐，我则不用担心，因为在离看守所登车前，监狱大伙房送来了一包约有二斤重的烘干的馒头片和一小包腌制的疙瘩菜（南方称大头菜）。我躺在那没有睡具的光秃的硬卧铺上，喝着那位干部给我付了伍角钱的茶水，就着咸疙瘩菜啃着干馒头片，很感逍遥自在。对面铺上的一位先生，见我如此奇特，好意地递上一小包糕点，被我婉言谢绝。岂不知，我在车上是不能跟任何人接触的。我岂敢忘了临行时的约法三章！
　　我非常知趣，三十小时左右（那时的普快很慢）的旅途没有下过铺，除了几次小便和一次大便。在征得了他们同意后，由穿军便服的军人陪同去厕所。厕所门是不准关闭的，必须半开着，那位军人在门口守着以阻止别人对我的打扰——当然是防止我从厕所跳窗逃跑或自杀……“方便”还要有人护驾，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享受了首长级的待遇。
　　要是没有那个跟班，没有我只有一块镜片的眼镜（另一片早就在看守所中摔碎了），我那常人的衣着与出监前特地为我修剪过的长发与胡子，谁能看出这个孱弱瘦小的年青人却是一个被认定为叛国投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
　　次日，到达了久违的家乡——上海。他们给我提取了托运的行李，又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将我送至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在市局内的庭心中，军人陪我等了好半天，才见那位去联系的干部回来，说是市局不接纳，要直接送分局。那位军人提出要雇人力三轮车送我，被干部否决后，打电话要了一辆汽车，把我径直送往位于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静安寺分局。
　　在静安分局的治保科里，我与一些类似小偷小摸的人关在一起。那些小偷小摸议论着我，他们很以为我也是他们的同类。交接手续办完，两位大功告成的护送者离去时，嘱我等候分局的安排。我心中想：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两位可别忘了好好地游览游览，以不虚此行。
　　又一小时过去了，姗姗来迟的母亲终于在居委会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分局。在一张担保书上，母亲作了如果我一旦逃跑，将由她负全部法律责任的承诺并签名画押后，我总算随着母亲回到了自己的家。母亲在担保书上签字时，苦着脸自言自语：“好好一个人，被弄得这样，还能逃跑？”。她老人家的那种欲说无言、欲怒不敢的无可奈何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次日清晨，专管我家所在地段的户籍警及时登门“拜访”了我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敌。嘱我母亲立刻将我送往他事先早就了解到可以接纳我的上海郊县川沙的外祖母家，不允许有更多的时间在上海逗留，以免影响治安。我因旅途的颠簸又发烧起来，经母亲央求后，才同意我这个瘟神在家小住一星期。一星期后，母亲陪同我来到久别的外祖母家。从此，开始了我长达三年半的流放生活。
　　三个月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召开了著名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刚回暖还不到一年的政治气候又突然转寒，政治寒流又一次袭击着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此时，我额手庆幸：上苍对我的保佑，使我及时地脱离了监狱的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