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邦：蒙冤记

陈安邦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蒙冤记

蒙冤

　　一九五七年的暑假，是我出山求学五年以来第一次在家里度过的假期。母亲经过一场恶病之后，身体很虚弱，无法为我筹措下一学年所需的费用。那年，我刚满二十岁，有的是力气，加上以前在家务农三年，受惯了磨炼，也能吃苦，于是便自己动手，上山砍杉树，请人来锯成木板，卖到三都去，这样来解决问题。
　　那时候，盛产木材的家乡，松杉竹木还没有人去打它们的主意。两三尺围的杉树，后山上有的是，一天连砍倒带剥皮，至少可以弄它个十来棵。只要能耐劳，靠山吃山很容易的。我就是凭着自己一身健壮的体力和一股子顽强刻苦的精神，砍了一批杉树，锯成好几方杉板，卖得几十块钱，准备去度过最后一个学年这道难关的。尽管皮肤晒黑了，肩头皮磨破了，手掌上血泡一个接一个的，但我咬紧牙关，为一个目标而苦奔，总算得到了应得的报偿。
　　就在这个暑假里，我还利用空闲时间去接触了乡邻亲友，同他们广泛交谈，了解到一些民情，发觉当时农村社会生活中不少的问题，诸如对农业互助合作的异议呀，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满呀，对贫困生活的嗟叹呀，等等。这些问题触发了我的一番联想……
　　其一，就在放假之前，学校里让我们全体学生读了赣州林校一个名叫金平的学生写给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封信，该信发表在省报上，是被当作反面教材供人们批判的。然而，我在接触了家乡实际，通过耳闻目睹所得到的真实印象，却正与金平那信中所说的有着不少类似之处，简言之即是那信中所言并非子虚乌有，更谈不上什么恶毒攻击。因此，我想不通为何要把金平的信当作大毒草来口诛笔伐。
　　其二，也就在放假之前，学校里老师当中那么多的被斗争对象，他们的言行看来也并没有什么大过错，就说夏老师说的“老八块”吧，不是从实际出发所提的诚恳意见么？怎么会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呢？牵强，太牵强！
　　所有这些想法在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究竟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呢？百思不得其解！
　　那时的我，多疑而且好问，也许再加上《四书》中孔老夫子那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格言给与我深刻的影响，凡遇到自己并不清楚的问题，就非得“打破砂锅璺（问）到底”不可。有一回历史课讨论中问过周老师的那个问题没有得到答案，这一回不妨把我想搞清楚的疑问提请他给我解释解释，或许不至于又一次的令人大惑不解吧。经过再三斟酌，我终于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给周慈忠老师写了一封信，信中所陈述的每一句话，都经过认真思考，关键处的用字遣词都作了仔细推敲，唯恐表达不当而导致失误。信写好后寄了出去，这才如释重负。孰料这么一封由一个学生写给他的班主任老师的寻常信件，寄到学校以后，不是被送达收信人手上，而是被没收到一个档案袋中去，一是当作了右派分子周慈忠让他的得意门徒到基层去帮他搜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炮弹之铁证，二是当作了后来我被划归“五七族”的实据之一。这真叫冤哉枉也！
　　暑假结束，我一回到九师，就得知我的班主任周慈忠老师也已经被划上“右派”，至于我寄出的那封信他是否收到，我却不得而知，也不便去询问，只有让信中所提的疑问一直疑下去。
　　新学年开始了，我们师三（1）班换了一位班主任，姓魏名文鸳，听说是江西师院应届毕业的。对于这位新班主任，除了从那名字上能猜想到必定是个女性，并且从刚毕业的资历上断定是个年轻人，别的就一概不了解。只听说这位新来的班主任老师很会唱歌，这可与我无关，只要能给我解难释疑的就好。
　　整个九月，学校里没上几天正经课，三天两日，除了开会，便是劳动，反正是乱纷纷的，教学秩序一点也不正常。
　　有一天，大礼堂里开大会，党支部书记吴翼鉴向全校师生报告了形势，还总结了夏秋两季本校开展反右斗争的成绩，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成绩主要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反右派斗争，清出了隐藏在本校教师队伍中的一批右派分子；任务是要把这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还必须作更大的努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除右派势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有人向他提问：学生中反不反右派？吴翼鉴先生素以能言善辩著称，听了那个学生的问话，他只是狡黠一笑，说出五个字“有右派必反”。就这么五个字，使全场寂然。
　　国庆节过后，学校里更加纷乱无序，课完全停了，学生中开始搞大鸣大放，美其名曰帮助党整风，其实是一个纯粹人为的大陷阱。怎么样搞“大鸣大放”呢？天天开会，大会小会不断，从校会到班会，小组会，还有团支部会，学生会。白天开会，晚上也开会，形式多样，花样不断翻新。什么辩论会呀，座谈会呀，交心会呀，名目多得古怪。不管什么样的会，反正要求就一个，让与会者搜肠刮肚提意见，没得说，坐也得坐。这样一来，一所千余学生的师范学校，仿佛成了一锅粥，被热火烧得翻滚，起泡处，呱啦呱啦响；不起泡处便也闷闷地攒动，而那些米粒，就只好在这样的熬煎中无声无息地随汤逐水，消耗掉自身的许多价值。
　　师三（3）班的彭再东，湖口人，平时吊儿郎当的，总爱吹牛说笑。在鸣放会上，他走上台去，笑了一笑，操着湖口腔调说：“别么我没得说，要我哇呢，就是那个婚姻法呀，我不赞成，什么离婚结婚自由。我家那村子里有一对夫妻，结了婚又离，离了婚又结，结结离离，离离结结，结果呀，他俩那个离婚证呀，结婚证呀，多得可以烧一壶开水。”台下顿时哄堂大笑。后来，就凭这么一条意见让他当上了“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婚姻法》”。
　　师二有个叫汤立杰的学生，大个子，爱运动，但不多言，在鸣放过程中，他始终未吐一句，就因为他的一本日记落入了别人手中，也不清楚那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落得个右派言论的罪名，非坦白交代不可。实在逼不过，一天早晨，他趁同学不注意，跳到南门湖里去，被救上来时，浑身落汤鸡，冷得上牙磕下牙，那模样真惨，更因此而被说成是顽固抵抗，罪加一等，自然让他滚到了“右”氏一族。
　　最令人惋惜不已的一个，是我班的居平同学，他本姓赵，名叫贵堂，原本是个孤儿，后在孤儿院里为人所收养。收养他的人家，完全是个革命大家族，其养父乃抗日老战士，在山西太原做大官，只是膝下无嗣，才把贵堂领了去做儿子。听居平讲过，其大母舅乃留日回国的博士，是煤炭工业部技术监察总工程师；二母舅是太原市委组织部长，三母舅是西安市委秘书长；三位舅母中，除了大舅母信教，是个家庭妇女外，二、三两个舅母都属于省一级妇联的重要干部。居平是师一下学期从太原师范转到九江师范来的，插在我这个班上课，其人貌虽不扬，且有鸡胸的毛病，可大脑聪明得很。他对我说过，初中毕业时，他便自学了微积分，考上师范没去读，在家坚持自修大学的数学课程，第二年中考又是被录取到师范，他又没去读，因为他酷爱数学，想当个数学家，希望通过读高中而上大学的。上师范学校有什么用，无非去做个“孩子王”罢了，干脆不去。偏偏命运捉弄人，第三年他还是被录取读师范，于是他不得不认命，将就着进了太原师范，现随他养父工作调动转到江西来了。我跟他讲，到南昌师范就读不是更方便吗？为何偏要转到九江师范呢？他的回答简直令我莫名其妙，他说，据他所知，九江乃历史上军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所以才作了如此选择。我的天老爷，战略要地跟你读书上学有何相干，你这人可真够怪！我这么想。不过，这个居平也确实怪得很，我发觉他上哪门课都不爱听讲，只是一心看他的数学书，然而每每考试结果，无论是哪一门功课，及格是没有问题的。他与同班多数同学少有接近，跟我却比较合得来。有一次在寝室里玩，他打开他的藤箱拿书，我凑过去一看，嚯，满满的一箱书，全是数学书。我拈出一本来，见那封面上三个字是“拓扑学”。翻开来看了一会，除开那些说明文字和一些数目字之外，其中的符号、公式什么的，于我简直是无字天书。我问他，你这读的都是些什么鬼书呀？居平淡淡一笑，告诉我，他钻研的正是当今中国数学界的冷门，这跟一般人都是讲不清楚的，当然包括我。听了他的话，我心想：居平呀居平，你这鸡胸莫非是让梦想撑起来的吧，进了师范这个热门也就罢了，还想去钻那个数学冷门，并且是中国数学界的冷门，真稀奇，稀奇得未免有点滑稽。
　　就是这个居平，在反右派斗争中，也成了“右派”之一。他的罪名是走白专道路，梦想成名成家。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我自己。
　　自从十月初开始，九师学生中的反右势头越来越猛烈。我仿佛感觉一场无名火即将烧起来似的，许多迹象让人不能不觉得窒息。
　　文学小组的活动早已被迫停止，《蓓蕾》自然也出刊不成了。
　　每逢周末，三楼图书馆大厅里的交谊舞会奉命取消了，到星期六晚上，要么三五成群上街去溜达，要么干脆各自早早溜进宿舍，倒床睡大觉。也有一部分人忙的，他们或者是开什么会，或者是写大字报，反正这些人有事干。
　　在我那个班上，本来我是积极的活动分子之一，哪一回活动都少不了我的一份。可是自从停课“反右”开始以来，我察觉到有些异常，班主任魏老师和班委会、团支部的成员都对我不那么友善了似的，有时候还故意支开我来搞他们的活动，不过我也不太在意。
　　一天晚上，班集体开了一个会，散会后，我和一伙同学都回宿舍就寝。我们的宿舍在速成部，离校本部约有半里路，到宿舍里去要走几分钟路。路上，我注意到本班的几个骨干都没来，却没让我留下。我就想：他们是在瞒着我搞什么名堂吗？进了寝室，我没有像寻常那样很快入睡，坐在床上静候了大概半小时，仍不见那些人的身影。不管他那么多，睡我的觉。
　　第二天凌晨，我一觉醒来，睁开眼就注意到那几个骨干的铺位上空无一人。难道是他们早起床出去了？不可能这么巧，一定有名堂。于是我便赶紧洗漱完毕，快步奔往校本部。
　　初冬的早晨，寒风冷雨。我裹了裹上身的衣裳，还是感到背上有点冰凉。学校的冬令作息时间安排，本来就是起床那阵天还不大亮，而逢到天气又阴雨，所以待我奔进校门，踏上台阶时，门厅里灯还亮着。奇怪的是，今天怎么啦？大膳厅里竟然全换上了一百瓦的灯泡照得向来暗暗的膳厅如同白昼，并且，灯火辉煌之中，拥得满满的人头攒动，很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且慢，闯进去看看。
　　当我钻进人丛中，举目四顾，只见四面墙壁上都贴得满是大字报时，我才明白了，原来他们昨夜通宵达旦干的是这个买卖，幸好没教我参加，要不然会耽搁我一个晚上的睡觉，那才划不来。我心里一边这么自我庆幸，眼光却迅速扫视着每份大字报的标题。猛然间，一行写得并不工整的毛笔字牵住我的视线——“质问陈安邦为何要反党”，后面连打三个问号。
　　哎呀呀，难怪，这些天来一直存留在脑际的疑团，顿时消释，谜底原来是这个。此时，我不心惊，更未肉跳，只是胸口闷得难受。粗略地看了看那耸人听闻的标题下面乌七八糟的文字，心里本不想看，但又不能不看一看。看过之后，扪心自问，我陈某人“反党”？笑话罢了，真个是天方夜谭。呸！大字报，写我的大字报！我对它嗤之以鼻！
　　有人说，“成功是失败之母”，这一新鲜命题也不无道理。数十年之后，我现在体会到的确是这样子。回想当年，本人从初师到中师，一路顺风顺水，由于品学俱优而博得师长的赞赏和同学的钦羡。与此同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无形之中萌生并滋长了沾沾自喜，孤芳自赏的情绪，言与行皆失检点，甚至于傲视他人，老子天下第一虽不能说，至少不是第七。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被老虎咬着后髻的情况之下，还叫“不要吵”，正是不知天高地厚，这样何以不招致失败呢？
　　大字报一出，接踵而来的是斗争会。那时，教师当中的反右已经结束，斗争的矛头对准学生中如我这样的对象，开斗争会便成为代替课堂教学的主要活动在全校铺开，班班开，日夜开，有时还联合几个班一起开，声势一浪高一浪。有一点要指出的是，那场政治斗争的运作方式仅止于动口而不动手，不像后来的文革那样还诉诸武力。正是有了这一点，我以及其他“五七”族学生才得以免受皮肉之苦，尽管精神上受尽折磨，也得谢天谢地谢祖宗。
　　记录一下我挨斗的实况。
　　起初，本班开会斗争我，斗争了好几次。同学之中，有狐假虎威者，假充积极，连连发言，揭发我的所谓反党罪行者有之，批判我的所谓反动本质者有之，一个个极尽歪曲、贬斥之能事。对于那些恶作剧的胡说八道，我一律漠然置之，不屑一辩。记得有一次斗争会上，某个同学质问我：“陈安邦，你反对马克思主义，妄想建立你自己的什么主义？”我马上回敬他说：“当然是狗屁主义。”那家伙不明白这是在骂他“放狗屁”，反而自我解嘲，点点头说了句“这还差不多”，让我在肚子里好一阵暗笑。同学之中，有大打出手者，言高气硬，气势汹汹，意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这种人虽只两三个，但他们都是平日嫉妒我也为我所不屑与之交游的，借机来落井下石。面对这种挑战，我却毫不退让，反唇相讥，弄得对方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记得有一个家伙说什么“陈安邦纠集一帮所谓文人，组织文学小组，编辑《蓓蕾》墙刊，发表反动作品，用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分庭抗礼”。一听他那经过精心策划的危言，我就觉得好笑，没让他把话说完，我故意毕恭毕敬站起来，欠身施上一礼，回答他如下几句话：
　　“承蒙你夸奖，在下向来不识抬举。你赐给我的这顶高帽，本人实不敢当。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谈何同毛主席分什么庭抗什么礼？至于这个路线那个路线什么的，我还实在不懂，倒是要请教请教仁兄，谅必你能有以教我，让愚弟也好茅塞顿开，如何？”
　　一下子全场寂静，气氛冰冷。那小子张口结舌，涨红了脸，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憋出一句“谁要你称兄道弟”，拐了个大弯悄然收兵。
　　同学之中也有不少友好的，有的虽也就我的某一件事发个言，但不难看出那只是应付；也有的一言不曾发，会上静坐一回，会后还对我表示同情，但却爱莫能助的。特别要提到的是与我同桌同铺的卢金华，他是修水渣津人，诚实憨厚，不苟言笑。他也是共青团员，在屡次斗争我的会上，他一言未发。团支部的人还特意找他谈过话，要他跟我划清界限，积极投入揭发和批判我的斗争中，并且明令禁止他同我接触，连同铺也必须分开。这是以组织纪律名义发出的禁令，他当然必须服从，然而他在斗争我的班会上仍始终保持缄默，私下里还把他受了批评的情况告知了我，并且将他的一件青线布长棉袄给了我。因为拆铺之后，我的那床又旧又薄的垫被，一个人用来一边垫一边盖，实在难抗冬寒，这是他非常清楚的。我当时宁愿受冻，也不能连累他，可是他竟含着泪对我说，他不忍心让我冷得睡不好觉，还要天天挨斗，别的忙他帮不上，唯有这件长棉袄非要我收下不可，要是因此挨批评，他也无所谓，总不至于划他右派。后来一直到毕业时，他被分配回修水县工作，把那件长棉袄留给我作纪念了。可惜我几经搬迁，不慎把那件深藏着同窗真情的友谊珍品丢失了，至今想来，着实有愧而负疚不已！
　　恃才傲物乃是人生的一大忌。三国时代的杨修就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历史上的此等教训不是没有。可是教训归教训，不自觉重蹈覆辙的也总是大有人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我还远不如那杨修之有才情，愚蠢之处却也差不多。
　　班上斗我不下来，领导们手中有的是兵力，于是斗争我的斗争会升级，在大礼堂集合了师三年级五个班两百多人马，还有师一和师二两个年级各个班的代表，共约三百人左右，集中火力来对付我，更有甚者，地、市两级宣传、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团地委、团市委机关，都派了人来坐阵督战。主席台一大排座位上，除了这些上级来人外，本校党政领导和团总支的主要成员都正襟危坐在那里。会场气氛肃杀，如临大敌一般。主持人是团总支书记张耘林，比我高两届毕业留校工作，本是与我很要好的校友和同事，往日曾经常在一起活动的。可在那样的一个斗争会上，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在我直觉中，比陌路人还陌路人。当他宣布斗争会开始，并指定我坐在台下第一排座位前专设的那个位置上时，我心头那种与之陌路相逢的感觉更加明显了。我暗想，看样子像是要吃掉我，要不然，斗老师中那么多右派分子，包括校长周玉青在内，都不曾开过这么大规模的斗争会，偏为何兴师动众，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斗争我？吃就吃吧，反正是“请君入瓮”的把戏，无非把我斗成个“右”字号罢了。
　　开头几个发言者都是有备而来的，手里拿着稿子，并且按照同一个调子，上台一人一点地进行揭发，外加分析与批判，看得出那都是经过组织策划的中心发言，没有什么新内容，只不过把在班上斗争我时弹过多次的老调加重些力度来重弹一遍而已。每个发言完毕，都要我回答是不是那样，我却保持沉默，不置一词，因为我心里明白，那些个罪名，是早就罗织好非强加在我头上不可的，没有必要也无所谓承认或者否认，你回答是固然“是”，你回答不是也还是个“是”，不如干脆不吱声。中心发言大约花了一个半小时，接着来的是自由发言。中心发言是上台去就着麦克风讲的，音量大，由于有安排秩序也还比较好；自由发言则是各自从座位上站起即席讲的，音量小了，加之厅大人多，嘈嘈杂杂，那个秩序就乱了起来，我都搞不清他们说了我些什么。其中有一个家伙自作聪明，刁钻古怪地质问我：“陈安邦，我问你，你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是不是？”我当作没听见。他又说：“那你就是反对教育部长，对不对？”荒谬得还可以，我心里这么评价他的话。他也不管我是否理睬他，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追着问：“那你想让什么人来当教育部长？快说！快！”他叫“快”，我偏慢，我在脑子里慢慢搜寻他这一连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出自哪一门逻辑。笑话，何况我并不曾反对过教育方针，就算是反对过，跟教育部长又有什么关系？尤其可恼的是还要问我想让谁来当这个部长，真是碰上了活鬼，这部长是能够由我想让谁当就谁当的吗？我又不是国务院总理，前生今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上面去。有趣的是当我在脑子里对所提三个问题作出反应的同一时段，会场上也叽叽咕咕作出反应。这个叫：“你是想要章伯钧当教育部长吗？”那个喊：“你是想让罗隆基当教育部长，对吧？”还有的竟把周玉青、周慈忠也扯进来，质问我是不是想让本校的右派分子校长和同样是右派分子的班主任当教育部的部长，简直全是胡扯，无聊至极！还有一个女发言者来了个重磅炸弹，说道：“你陈安邦反动透顶，莫非妄想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要蒋介石来当教育部长？”我当即抬头瞟了她一眼，心想：你这小婊子恶得要命，也蠢得可以，反攻大陆成功的蒋介石，是当教育部长的料么？你还真比猪愚蠢八分。可悲。最后还是与我同一文学小组的女生，被人戏称为“扁嘴”的有意无意地给我解了围，她站起来恍然大悟似的指着我说：“哦，我知道了，你向来自命不凡，野心一定不小，莫不是你自己想当教育部长？”我连忙点头称“是”，一场闹剧才告落幕，想来真是滑天下之第一大稽。
　　经过前后十多天的小斗大斗之后，生谷也煮成了熟饭。与别的班级被斗出来的一批学生一道，共有五十多人吧，我被关进校务办公室对面的化学实验室。挤得满满一实验室涉嫌右派的学子，都是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遭勒令在这里闭门思过，天天写自我检查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每遍写完之后，学校里的反右领导小组就来收去审查，不满意的地方，像是批改作文那样用红色笔写上批注，退了回来让你重写。我的书面检查材料写过五次之多，最后由上面认定下来的那一份，油印成册，长达七张蜡纸，其中分条列项，给我冠上了大小一十七个罪名，第一是“反马克思主义”，第二是“反苏”，第三是“反对党的教育方针”；还有什么“给大右派搜集反党炮弹，充当右派分子的马前卒”啦，什么“发表反党作品，离间党群关系”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前面提到过的那分庭抗礼的话虽然经不起我一驳，但也还是塞了进去。一条条小题大作，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挨斗与写检查固然日子不好过，还有更难过的是，每次打回来的检查头一页天头上那个总批的称谓语实在让我心痛不已。
　　第一份批的是“反动分子陈安邦”，下文怎么怎么的；
　　第二份批的是“反党分子陈安邦”，下文又怎么怎么的；
　　第三份批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陈安邦”，下文又怎么怎么的。
　　那些个“怎么怎么的”之类的下文，全是强加在我头上并且非要我违心抹黑自己的脸不可的指令，纯粹属于精神敲诈，比之于国民党当年渣滓洞集中营里钉竹扦、灌辣椒水那样残暴的肉体酷刑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且不说，最令我痛心的是那不断升级的称谓，比古往今来天下最最凶残的刑罚手段更加猛烈地摧残着我的心灵！我的天哪，我本是中华民族安分善良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从小受够旧社会黑暗统治下的痛苦与磨难，解放后，沾了共产党的恩光，才得以见到天日，才能够真正地上了学念上书，从吃到穿几乎全是人民政府给予的，一切的一切，报恩尚且唯恐不及，何曾“反动”？何曾“反党”？何曾“反党”又“反社会主义”？天理良心，平心而论，即使本人说了某些错误的话，做了某些错误的事，那也是稚嫩无知所致，谈何“反动”，谈何“反党”，谈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苍天如若有眼，我宁肯剖开胸膛掏出我的心来，让这世界上所有稍有良知的人们看个究竟，看清楚我陈某人的这颗心还是纯洁如玉，没有一丝疵瑕的。
　　然而，那白纸上写着黑字，而且圣旨一般不可违抗，既无可辩驳，也没处喊冤，就只能让它千斤巨石般压在你心上，哪怕压得滴血，直至把你的心压成柿饼，压成齑粉。
　　短短的半个多月过去，我的手腕消瘦了半节指包围。
　　书面检查写到第五次，经领导小组审阅后拿回来叫我签字，算是最后落实定稿了。那开头一页天头上批示写的称谓果然是“右派分子陈安邦”七个字。我知道已经定性，那字不签也得签，因为在我的前面，有四十好几位同学全都被迫履行过这一道手续，大势所趋，天要塌下来，谁个能撑得住？签完字，我瘫坐在凳子上，想起了家中老母——此时此刻，她老人家是在后山上拾柴，还是在小溪边洗衣，抑或是在田地里耕耘劳作呢？这一刻，我恨不能回到母亲身边，让她用粗糙的双手来摸摸我的胸膛我的心

受罚

　　苦竹林中一嫩笋，破土之日却挨霜。我这样自叹时乖命蹇，内心的苦涩怎么也排遣不开。我本来还幻想中师毕业之后，如有深造机会，就再度咬紧牙关，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到大学里去拼搏几年，掌握更多的知识，练出更高的本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既报效国家，也慰藉老母。我甚至作好了打算，选择三个发展方向，到时候总会有某一个专业能让我如愿以偿。
　　一是文学，这方面我有最大的爱好，也有一定的基础；二是新闻，我的思维敏捷，对外界事物，特别是新鲜事物，感知能力强，反应迅速，写作也不成问题；三是艺术，我想如果搞文学或当记者这两条路走不成，就学音乐也可以，作曲或者指挥都是我很感兴趣的。尽管这些个想法或念头，现在看来，都是幼稚的，但毕竟那时的我，纯真无邪，充满了幻想，也并不奇怪。一个青年人，倘若没有任何梦想，我以为那倒是很可悲的。
　　然而，眼前的现实却彻底地粉碎了我的青春美梦，不但无情地剥夺了我本来应当拥有的求知欲望，扼杀了我的上进心，而且恶狠狠地把我一脚踢到人民的敌对阵营那边去，你不甘心就让你死心，你又能怎样。
　　有一天午后，突然开来一辆吉普，把我那班一名叫盛经波的学生捕走了。随即从广播喇叭里传出了一个公告，宣布盛是极右分子，由于不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即行拘捕羁押云云。消息一经透露，被划上了右派的我们那一伙，一个个大吃一惊。这盛经波在整个鸣放过程中，从来都没说过半句异话呀，怎么忽然变成“极右”了呢？其他的同学也纷纷议论，不解其中奥秘。随后又有人听说是盛经波的一个日记本子，不知道怎么落到他人手上，被人告了密，问题就出在那日记上，可谁也不清楚那本子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这件事的发生，让我们那一伙都不寒而栗。天知道何时何刻，同样的遭遇，同等的恐怖，会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自己头上。与盛经波作一比较，我的那些被强加的罪名怕是要大得多，严重得多。他们会怎么样惩罚我呢？大不了多坐几年牢罢了，事已至此，只有任人摆布，于是我作好了被捕入狱的最坏准备。
　　在那些苦苦煎熬的日子里，我时时想念起家中孤苦伶丁的老母亲，仿佛见到她老人家为我落泪的那张憔悴的脸庞，听到她老人家为我啜泣的那种令我揪心的声音。每每念及此，我的心就像被万千只毒虫咬啮着一样，残酷啊，太残酷了！
　　放寒假了，我是多么想回家去向老母谢罪，陪伴她过一个哪怕是并不愉快的新年。可是，失去了自由的我，哪能有践履自己意志的权利？只能俯首听命，有家不能归。
　　一九五八年开春，又一个新学期开始。学校组织师三年级学生办了一段时间的什么学习班，可那与右派学生无缘。我和居平、徐厚森等同届的右派学生们，则天天拖着大板车，替厨房运输燃料，还干些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特别让我们感到尴尬的事是老校长周玉青也被责令专扫厕所，每当我们几个到厕所周围去清扫垃圾，跟她碰上面时，眼见她那满面倦容，每个人心里头便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想不到这场反右斗争竟是如此的辱没斯文！
　　三月七日，学校按上级通知，宣布了本届学生提前半年毕业的消息，匆匆忙忙把两百多名未修满三年学业的师范生分赴各县。同时也宣布了对该届中的右派学生所作的处分，其中，我和居平、徐厚森三人，还有别班的两位同学，一个李海淼，一个谭鸿雪，当然也是“右”字号的，同受留校劳动察看半年的处分。这样的一个处分大大出我所料，我原来还准备蹲监狱呢！
　　三月八日，该走的都离了校，不能走的我们五人，便开始了劳动而被察看的生活。那天上午，给我们开了个短会，由张耘林向我等五人传达党支部的意思，大致是规定几条纪律，提出几点所谓希望，最后发出一个警告：如若不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甚至再犯错误，一切更严重的后果各人自负。
　　会后，居平对我愤然说：“见他妈的鬼，老子不搞数学了，什么都不怕，还拿后果自负来恫吓我，捉我去坐牢了不起，我正想去尝尝现在的监狱是什么滋味。”从他的话语中，我清楚地意识到，本当是好好的一个人才，如今遭横祸而变态。这能归咎于谁呢？
　　我们仍旧拖板车，干杂活，虽说体力上负担重了，而精神上的负担则减轻了许多。有时候，我们几个说说笑笑，一天的劳动任务，不要半天就完成了，时间过得挺快。一个星期刚满，我就被学校安排到资料室去做事。名为资料室，实际上是四不像的杂务工作室。那时，九师未设教务处，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把分课名单定好后，由资料室进行排课，印制和分发课程表，具体管理日常教学秩序；那时的九师也没有专设的档案室，所有学生的学籍材料，也由资料室保管，每学期结束，登记学生成绩，抄录操行评语，还要填发成绩报告单。这些都是资料室的事；还有，那时的九师当然不可能有电脑，文印一摊子，靠刻钢板靠油印机，所有文书表格，乃至试卷和补充教材之类也全都要资料室负责刻印。总之，工作内容多，量也大。我去那里面之前，只有曾大中先生一人承担这副重担多年，现已年老，眼睛和手脚都不济事了，难以应付。领导上可能是看中了我这个年轻小伙子，以前学业成绩优异，文字功夫也还行，才把我拉到那里边去“劳动察看”的。我呢，进了资料室之后，在曾先生带领之下，很快地就进入了角色，把那些繁杂的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减轻了老先生很大一部分负担，也给学校领导分了忧。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把堆积了多时的学籍资料全部整理完毕，该填的数字填齐了，该写的文字写好了；我把所有刻印的任务包下来，该刻的刻好，该印的印好，从不误哪一方面的事，而且经我刻印出来的东西，无论是一个简短的文字材料，抑或是长篇大简的论文，从头到尾，一字不漏，连标点都没错过一个。这自然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消耗更多的时间。我天天工作到深夜。
　　当时，九师的副校长之一刘家铎先生，是深孚众望的一位长者。他的办公室与资料室仅只一墙之隔。每天夜晚九点钟以后，别的办公室都熄灯走人了，唯有他的办公室和我这边资料室里依然灯光闪亮。他总是要到十点多才熄灯回家，有时甚至到十一点。起初，在我坚持深夜工作的一段日子里，刘校长可能还不太在意，一关灯就下楼梯走了。后来，过了十天半个月，我的行为引起了他的注意，每次熄了他那边的灯之后，便过来看一看，有时还轻轻吩咐一句两句，让我早点熄灯下班，不要太累了。话虽只那一两句，可我听了总觉得好像特别那个，心头泛过一丝一丝的暖气。日子一久，他对我越关切，我的干劲也越足。把该做的事都做得自己觉得满意，别人无可挑剔。临到放暑假，我们五个受处分的人被开除了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谭鸿雪，比我低一届，是个调皮鬼，大概就因为他的不守纪律，自我约束能力太差的缘故，导致了那么一个结局。我深深为之感到惋惜。剩下我和居平、徐厚森三人，仍住在一起。他们两个心里怎么想，我不了解，也不必去了解，我自己心里却老是悬着一个问号：该不会开除我吧？看刘校长平时对我那种关心的样子，应当不会。但是，经验告诉我，这世上人心难测，事态发展也不易逆料，谁知道诡谲的政治风云将如何变幻呢！唉，听天由命吧！
　　不久，李海淼被开除，剩下徐厚森、居平和我。在送别李的那天晚上，厚森不无预感地对居平和我说：“伙计们，下一个被开的怕就是我了。”
　　我无语。居平却异乎寻常地吼一声：“怕什么？开就开呗！”
　　听了这一声吼，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不平的一吼；这是不屈的一吼！不平是因为蒙受了冤屈，而不屈则是对所蒙受的冤屈发出愤怒的控诉，尽管无效，但有力！

遇险

　　暑假开始后的头个星期，我一直忙于整理学生的学籍档案，填分数，抄评语，千余人的卡片上，张张都有我滴下的汗水。居、徐二人由于放了假，厨房里没什么事要做，也就来帮我的忙。
　　一天上午，徐厚森得到通知，他果然被开除了，并且受责令当天下午离校。这消息对于他固然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于我和居平也是当头的一棒，因为既然五人中接连开除了三个，下一个被撵的不是我便是居平，迟早不同而已。
　　我和居平帮厚森迅速收拾好行李，匆匆吃过午饭，一同前往火车站。
　　骄阳似火，暑热烫人。我等三人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时，旅客都已进站，列车即将启动。等到验过票奔向月台，那机车已呼哧呼哧地缓慢移动。没来得及说句道别的话，徐厚森钻进车厢就跑了。望着咔嚓咔嚓远去的列车，但见徐厚森从车窗探身挥手，我和居平也一边招手示意，一边下意识地朝列车远去的方向挪动，那脚步沉重而又呆滞。
　　转来的路上，我俩默默无语。我直感口干舌燥，胸口也憋闷难耐，买了冰棒，各吃一根还不济，又买了香瓜，二人边吃香瓜边拣蔽阴处往回走。来到湖边，居平忽然开口说：“到湖里洗个澡好不好？”我正想点头同意，却又想到湖水很深，自己虽然能游几下，但水性毕竟不熟，而居平却是从小生长在山西，家里骄惯了的，根本不曾下水锻炼，万一下湖之后，跟个秤砣一样，出了问题可了不得。于是我摇头摆手，表示反对。谁知居平执意不依我，非下湖洗澡不可，这就让我为难了，拗他不过，只好反复与他说定，仅只能在湖水浅的边边儿上浸浸水，千万不能到深水处玩。他同意了。
　　下水之后，我恪守刚才的君子协定，站在不过腰深的湖水里，不时蹲下身子去浸一浸，呀！真舒服。同时也时刻注意居平的动静，提防他不守规约而导致意外。刚下湖的那一阵，他倒是蛮认真地循规蹈矩，学着我淋淋水，顶多蹲下身子一浸即出。过了一会儿，他却像小孩玩狗刨水似的玩起来，那双脚打得水花飞溅，叮咚叮咚地响，距离我站的地方慢慢远了，少说也有三几丈。眨眼间，水面上不见了他的身影。不妙！我睁大眼睛扫视，忽见离岸约四五丈远的深水处从水面下伸出一双手，连拍了三四下就落了下去。我立刻意识到那是居平刨到深水里去了，挣扎着在呼救呢。随即又见那双手从水面下伸出来，我知道情况万分危急，不容丝毫的犹豫，便不顾一切迅疾向目标划去。待我接近时，那双手第三次伸出水面，才拍了一下，就让我抓住了左腕。以前，曾经听人说过，水中救人，尤其是在深水中救人，只宜潜水到落水者身子下面去托他屁股，万万不可去拉他的手的，以防被对方抱住。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可是，自知凭我的水性功夫，绝对办不到，冒险也得冒这一回，别无选择。
　　果然，当我用右手抓住居平左腕的瞬间，他右手一下子就搭上我的右前臂，紧紧攥着不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心里明白，只要不让他搂着我，还有可能得救；同时也想到万一有什么危险，哪怕同归于尽，也是义不容辞的了。于是我右手拉着他一个铁砣似的人，用左手拼命向前面一个杉木桩划去，真个是吃奶的力气都全用上了。划了大约十来米远，我就抱住了那木桩，双脚也贴了底，水正好淹到腋下，右手全力一甩，把居平甩到浅水岸边。喘过一口气，我连忙抢上前去，扶着他上岸。
　　原来，这湖边上，水本来不深，只是去年冬天湖水浅底那时，因为龙开河修新桥的需要，在这干岸处取土，挖成了一个一个深坑坑，今年湖水一涨，便使这湖岸边的水深浅难辨，居平正是吃了这个亏，不经意突然掉到那个深水凹里去了。幸喜那个杉木桩救了我俩的命，要不然，恐怕我和居平十之八九是呜呼哀哉了！
　　至今我还不忘那个杉木桩，那是民工挖土时竖立的个供牵电线挂灯泡用的杉木桩，长不过两米，粗不过四寸围，就是它救了我和居平两条小命。假如没有这根木桩，我当时确实难以再坚持几秒了，好险！
　　救命恩人——杉木桩，我永世也不会忘记救命大恩人杉木桩。
　　不错，人是会急中生智的，我把居平拉到湖岸上，自己坐在地面，双膝并拢，让他的肚子搁在上面，一边用双手按压他的腰背。这样才使他吐出好几口湖水，然后扶着他与我并排坐在地面上休息了一阵子，再慢步回校。在路上，我跟他开玩笑说，居平呀居平，古言道“吉人自有天相”，今日我俩遭遇这么大的危险，幸好有那个杉木桩救了我俩的狗命，你说那个杉木桩是不是照应我们的“天”呀？我两个算不算吉人呀？
　　居平虽是拖着疲惫的脚步，听了我的问话后，竟然字一句一点头，高声答道：
　　“是！”
　　“算！”
　　斜阳远照，两个长长的身影，在路上逶迤前行，谁知道这是一对落水者，也是一对落难者……

忍辱

　　一般人在世上活着，总想荣华富贵，谁也不愿意蒙受欺凌和侮辱，这也许是一种天性。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荣华富贵者，恣肆地欺凌和侮辱别人的事，却多得很，多得古怪。这就构成了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对立。难堪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受凌辱的一方，由于弱势所致，尽管自己的自尊心和人格尊严遭到极大的损害，也还是不得不隐忍含痛，在心灵上留下巨大的创伤。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新的一个学年刚刚开始。我和居平天天在屈指计算，半年的处罚期还差几天届满，是开除还是分配工作，该有个明确的答复了。
　　一天上午，学校党支部找我谈话，由秘书虞新芳出面，宣布了察看结论：取消处分，分配工作。他交给我一封信，并指定当天下午带着那信到柴桑小学去找姓蔡的校长报到。
　　好了，我如释重负，立即找到居平，让他分享得到这个消息的快乐。他也正找我，说是党支部先叫他去，也一样的宣布取消处分，并分配到附小工作。我二人拥抱起来，兴奋不已。那天下午两点，我准时奔到柴桑小学，找到校长办公室，那里面坐着四个人。
　　“请问，哪位是蔡校长？”我谦恭至诚，措辞早已准备。
　　一位瘦高个儿的女士，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两鬓青丝间杂有数茎白发，站起来瞥了我一眼，回答说：“我就是。有事吗？”
　　我连忙将那封信恭而敬之递给她，同时向她自我介绍：“我是九师分配来贵校的，这里面有介绍信。”
　　当年的九江师范是九江地区唯一的一所培养小学师资的学校，办校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输送了若干德才兼备、专业思想稳固的毕业生，遍布全地区各县城乡，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备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和赞誉。此刻，在听了我的短短介绍之后，那位姓蔡的校长点头微笑着又是让坐又是倒茶，还连声说“欢迎”；另三位一直坐在那里的老师也随即站起来，附和校长的表态，都说“欢迎大九师来的新老师”。这时，我自然也很高兴，十年寒窗总算熬出了头，新的生活开始有了点眉目，竟把近半年多来积压在心头的苦痛抛到九霄云外。
　　蔡校长把一杯茶放在我面前，笑吟吟地对我说：“你先喝茶休息一下，让我看看这信！”她把那封信拆开，抽出信封里的纸片一看，顿时变了脸色，由适才的阳光灿灿，变成满天乌云。我几乎是屏息凝神注意观察她的反应的。突然她把那纸片塞进信封，随手扔到我面前的桌面上，用一种冰冷的口吻说：“这样吧，这封信你带回九师去，就说我们这里不需要。”
　　这无异于五雷轰顶的当头一棒，我蒙了。怪哉！刚才都那么热情的表示欢迎，为何一霎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呢？我的脑子里轰轰然难以平静。但是，既然人家下了逐客令，又何须去追问为什么，回去！
　　拖着灌了铅似的两条腿出了校门，来到街道上踯躅着，我一边走一边想：哦，肯定是那介绍信上写明了我为右派分子，才使姓蔡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就这么回事。想到这，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心脏在滴血！我想哭，不，我想喊，我想大叫：我的天呀，如若不是冤枉戴上这右派帽子，姓蔡的你听着，我陈某人还真不甘愿来探你这个门。
　　走向社会生活的第一步就这样的退了回来，就这样在人家歧视我的眼光和欺骗我的言语中退了回来，又能怎样呢？我愤懑，我实实在在咬紧了牙，快步奔回九师。
　　或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一走进九师校门，迎面碰上团委书记张耘林。他问我是不是到柴桑小学去了，我点了点头没回话。他接着又说：“你不去那里了。”我心里一惊，忙追问：“为什么？是不给分配还是怎么的？”我这“怎么的”三字，意在探听是否开除我。没料想他却微微一笑，对我说：“征得上面同意，把你安排在本校工作，继续搞资料室一摊子，学校需要你。怎么样，没问题吧？”
　　这才叫“东方不亮西方亮”，万幸！我能留在本校工作，免得到一个新的单位去遭受许多冷眼，心里想：你蔡校长戴着有色眼镜看我，把我拒之门外。哼，要不是那个“右”字罩在我头上，我陈安邦还真轮不到去当你手下的小兵呢！想到这，我极爽快地回答三个字：“没问题。”
　　就这样，我算是正式接受国家分配，在九师留校上班了，接替曾先生任教务干事，负责资料室的各项工作。上班的第一天，我特地买了一个新日记本子，恢复被阻断了将近一年的记日记的习惯，写下第一页日记——
　　唐人刘禹锡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不是沉舟，也并非病树，自信在驶向未来的生活航程中，与别人一样，定会扬起青春的风帆，破浪前进，去拥抱万木峥嵘的春天。
　　努力吧，你！

奔生

　　向来，一般人都相信“死生皆有命，半点不由人”这句古话。然而，经历过这一回死里奔生之后，我则坚信个人生命要靠自己把握，“不由人”之说，应当理解为“不由别人”才对；假使把末尾的那个“人”字理解为“你自己”，那就大错特错。
　　我在九师安顿下来之后，仍旧包揽资料室那一摊子杂务。曾大中先生已经退休，连个帮手也没有了，只有我独当这一面。每天从早到晚，直到深更半夜，忙得不亦乐乎。我住在靠庾亮路老大门的门房里，前后两间，除了一个铺一条旧被子，还有一只破旧不堪的杉木箱，别的什么都没有，房间里空荡荡的。每天晚上十一点后，我钻进房去一躺倒就睡着了，实在累得不行。一个人身边无亲无故，天天如此地过着吃饭、干活、睡觉的日子，单调而枯燥，孤独寂寞极了，烦死人；我总想找个人一起玩玩聊聊。可是，我是初出茅庐的“右派”学生，跟教工中任何一位都拉不上手，这并非我自惭形秽，而是人家不愿意、不屑，也不敢；跟学生中的任何一个也都沾不上边。在那年代，谁愿惹个敌我界限不分的麻烦呢？
　　学校里有间开水房，专门负责烧开水的工友姓聂，是个聋子，没有妻室，身边带着个亡妻的遗腹子，已有十二岁，名叫小华，上小学四年级，天真无邪。他父子就住在开水房后面的低矮平房里，隔我住的那老门房只不过十余米，穿过门厅，再过一道走廊就行了。我天天早晨到那儿洗漱，上下午都去打开水，因此，不多时就与小华认识，并且很快交上了朋友。每个周末，小华总是找到我一同玩陆战棋，或者到校外去玩耍。我知道，他跟我一样的孤独寂寞。我俩正好凑到了一块。
　　天有不测风云。
　　快到年底了吧，学校里出了个大乱子。不知是谁吃了豹子胆，竟然在小便池前的那块大木屏风上写了一条反标，据说是“打倒某某某”五个粉笔字。这个“某某某”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当时，是绝对挨边不得的，谁挨了都死路一条，万劫不复。
　　反标一经发现，整个学校就不安宁了。公安的吉普车进来一辆又一辆，校内的各种会开过一个又一个，侦破工作正紧张地进行，排查了学生的笔记之后，又把一些嫌疑对象的笔墨资料收缴上去，以供查究。我用在初师得奖的那个硬壳笔记本写的日记，也被拿了去，虽不舍得，但为事避嫌疑计，只能忍痛割爱，反正我问心无愧，拿去查好了。
　　一连两天，侦查没有任何结果。
　　这天是星期六。我吃完晚饭，就去中苏友好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后，在大中路街上闲逛，还到四码头江边一带瞎转悠了一圈，直到十一点多才回学校，走过开水房时，那里面灯已熄了，我想华仔该早就睡熟做梦了吧，刚才该带他同去看电影的，两个人一起玩玩聊聊多好，怎么不早想到，真是的！这么想着，不觉就走过门厅到了自己住的房门口。借着墙外路灯微弱的光，我见房门关着，便伸手一推，没推开，可以感觉到是门扣扣上了。待我去掰那门扣，却发现上了锁。咦，怎么锁上了门呢？我是从来不曾锁过这门的呀，何况这间废旧了的老门房根本就无须上锁，甚至我连锁都没有，到底是谁给加上的锁？
　　没有钥匙是开不了锁的。我将那把弹子锁翻来覆去鼓捣了好大一阵，试图弄开它，以便进房去休息；可是，那锁无论怎么弄，它就是不得开，真急死人。这夜静更深的，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只有到资料室里去度过大半夜，等明天来设法开锁进房，别无选择。
　　到资料室开亮电灯，一看钟，正零点。我一屁股坐在那张破旧沙发上，一点睡意也没有。
　　严冬子夜，朔风凛冽。门虽然紧闭着，丝丝寒意仍不断地袭击我的神经，让我接二连三打冷战。
　　为什么要锁我的房门呢？我在努力抵抗寒冷的同时，不得不反反复复自己问自己。沉思默想了许久，找不到任何答案。
　　莫非……
　　突然，我想到了前两天校内发生的大事故，想到了那些进进出出的吉普车，想到了我的那本被收缴去的日记，想到了……脑子里轰的一声，浑身一阵燥热。
　　莫非是怀疑到我的头上，以为我在房里睡熟了，锁住我，以便明天来捉拿我不成？但是又一想，我一个书生，要逮捕我，随时都办得到，何必锁门？何必鬼鬼祟祟？光明磊落来捉便是了，这样做未免太可笑了，太过卑鄙无耻吧！
　　我试图否定自己的这一推测，终归无效，因为排除掉这一点，实在找不到其他任何可以解开锁门之谜的答案。
　　资料室当中间有一张乒乓球桌，供我平日整理书报和档案用的。当我无法推翻自己的这个推想时，心绪繁乱极了，从沙发上站起来，围着桌子绕圈圈，顺着绕来，反着绕去。一边绕一边想：
　　一可恼，谁写这反标惹祸，反倒要我来担当罪责，这不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
　　一可恨，我一个好好的青年学生，如若不是冤枉戴上了这顶“右”帽，出什么样的案子也不会怀疑到我，看来，贤文里“运去雷轰荐福碑”那句话，这回怕要在我身上应验了。
　　一可惜，我并非阿Q，既不会懵懵懂懂去砸那神位牌子充“革命”好汉，更不会稀里糊涂在纸上画圈圈。我不是阿Q。
　　然而，事实摆在面前，房门被无端加锁，或许明天就给我上铐，这冤枉何处申，这雪上加霜的辱何以忍？
　　窗外，一片漆黑，北风呼啸。
　　心头，万般苦痛，痛不欲生。想到这，忽地心一横，毋宁死！
　　我爬上桌站立在那盏一百瓦的电灯泡下，双手颤抖着伸向上，打算摘下灯泡触电。我的左手已经捉着灯头，右手已经伸向灯泡，就在炽热的灯泡灼我手指的那一瞬间，我想到了母亲，我家中还有唯一靠望于我的老母，纵使沉冤不白，要杀我的头，也要让母亲来见一面。
　　母爱伟大！正是母爱的灵光在那一闪念之间救了我这条小命。我撒手跳下桌来，泪流满面，瘫倒在沙发上，静静地来整理繁乱的思绪。记得母亲说过的一句话，“手不拿，不怕雷公打”。可不是吗？古谚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那“反标”不是我写的，我没去做那种愚不可及的蠢事，你“半夜锁门”我又何惊之有？何况万一真的自寻短见而死了，将会背上个畏罪自杀的十字架深埋地狱，那就真的成了不白之冤，不如被人踩死的一只蚂蚁。想到这里，额头竟沁出了冷汗，通身又冷飕飕起来。
　　这时，窗外微露曙光，天快亮了，我知道开水房该早已生火，赶快到那烟囱旁取点暖去。
　　下得楼来，穿过暗乎乎的大膳厅，我直奔进开水房，聋子老聂见了我被吓了一跳，瞪大眼睛问我：“这么早你来做什么？”我只摇了摇头，没答他一个字，两脚跳上后灶台，将背部紧贴在那烟囱壁上，双手摸着水快被烧开的大木桶，瞬间身上便暖呼呼的，蛮舒服。
　　天大亮了，老聂又问我“你洗脸啵？”我又只摇摇头，跟他说话再大声也没有用。“鬼板儿，快起来，拿脸盆来让陈老师洗脸”！这是老聂下命令似的喊华仔起床。平生还是第一次听见别人称我作老师呢，我心里正为这一声“老师”引起一丝儿兴奋，华仔一蹦就上灶台，搂住我，用十分懊恼的口气喊道：“不得了，你昨晚在哪里睡呀？”我把房门被锁，在资料室里挨了大半夜冷冻的事告诉了华仔，不料他竟又捶脑壳又跺脚，大声连喊：
　　 “该死，该死，我该死。”我忙问：“华仔，你这是说什么嘛？”华仔又搂住我，着实伤心的样子，几乎是哭着说：“那门是我锁的，我本来是跟你开玩笑……”
　　华仔没说完，我脑子里“轰”的一炸，双手抓住华仔的肩头：“华仔，你再说一遍，我那门真是你锁的？”那小孩低下头，用手捂住脸，认真地回答道：“是我锁的，我说了，本来……”
　　别说了，什么都不必说了。鬼板儿，真会开玩笑，差一丁点儿送了我的命，好险！
　　那么，那条“反标”究竟是什么人写的呢？后来我才打听到以下消息。
　　经过公安的技术鉴定，确认那“反标”不是成人的笔迹，于是第三天下午，便将那些经常在九师校园内出入玩耍的教工小孩召集起来，也就在那间化学实验室里，开了整整一下午的会，会开到傍晚了，还是没个结果，年纪小的受不了，哭的哭，闹的闹，吵着要回家。终于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站起来，承认得非常干脆。那个孩子说的两句话是：“你们都别哭别闹了好不？那个是我写的，行了吗？”公安人员诘问那小孩：“是不是真的？这可不能开玩笑。”那小孩毫不隐讳，说出了书写时机和书写工具，证实了无误。当在场的学校领导追问他为什么要写时，那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轻松地回答：“我在电影和小说里看到侦查人员那么厉害，就想写条标语试试，看我们的公安是不是能侦查得出来。”这番答话让当场所有的办案人一个个目瞪口呆，哭笑不得。
　　两个稚童的所为，直接间接地危及我的性命。假如没有老母亲的存在，恐怕我是逃不脱冤死鬼的厄运的。母亲再次生了我，感谢不尽再生我的母亲，让我死里奔了生！
　　从那以后，我得到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即为人子者，无论遭遇到何种奇耻大辱，切不可以轻生。万分危急处，多往宽处想，这是在悬崖边缘实现自我拯救的一个有效秘方。
　　有诗为证：

　　死去当知万事空，唯悲不见母亲容。
　　人间自有真情在，弃死奔生大道通。

炼铁

　　听人讲过一个笑话，说是学生甲问乙：“你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乙答曰：“我又不是炉前工，怎么会看过那回事。如果你想看一看，去参观参观钢铁厂好了。”这学生乙也忒孤陋寡闻，竟把一本在世界上知名度极高的书当成了一回事，真够幽默可笑。
　　炼过铁，也见到过炼钢。我把我所亲身经历过的那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写出来，谁都千万别以为仅仅是个故事而已，那可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真实记录，也可说是一本“书”。
　　一九五八年秋末冬初，我刚在九师工作未满三个月，学校便奉命停课了。全校一千多师生，组成一个大兵团，不过并非上火线去打仗，而是响应上级的号召，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搞大跃进，去大炼钢铁。
　　学校有个速成部，原本是改作了学生宿舍的，紧邻教堂。一进速成部大门，便是一大片开阔地，体育老师曾在这片开阔地上教练过打垒球。九师炼铁兵团的战场就开辟在这里。
　　为拉开大炼钢铁序幕，全校师生聚集在这里开了誓师大会，隆重又热闹，那五彩缤纷的旗帜，那八音悠扬的音乐，还有那震天撼地的口号声，确乎显示了中国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豪情与壮志。在誓师大会上，成立了兵团指挥部，宣布了“战斗计划”，按照军事化要求，组编成了连队的各个班级以及兵团新设立的各个部门，一一送了决心书，保证书。一场特殊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头一炮。
　　我被安排在宣传部，独自专门编辑和刻印“战地快报”。采编任务本来就不轻松，还要改稿、排版、刻写、油印，直到分发下去，每天一期，忙得我喘不过气。幸好那时有的吃，每晚九点以后，上门来慰问钢铁战士的各式各样小吃都有，要馄饨有馄饨，要汤圆有汤圆，什么馒头包子之类，多得不得了，一概的慰劳品，不要一分钱。而那时的我也能吃，一日三餐饱撑之外，每晚必定还要享用一顿慰劳品，几乎每夜通宵达旦地工作，不把肚子填得满满的，谁个也吃不消。
　　说来也怪，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不知哪来的那么一股劲？我曾在一个月黑秋风凉的夜晚，随同一大队人马，拖着大板车，到莲花洞去运石英石。浩浩荡荡的队伍，前后拉开长达两公里，许多个手电筒和若干盏马灯分布其中，几十部大板车在沿途那坎坷的乡间马路上，拖得轰隆响，扬起的尘土，可以在微弱的马灯和手电光中看出来。一路上，学生——不，钢铁战士们欢歌笑语，似乎去参加一个什么盛典似的，真可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待全部装好车集队返回时，天边渐显鱼肚白。学生钢铁战士们一个个生龙活虎，拖的拖，搡的搡，满载着几十板车石英石，不到两个小时，就运回了炼铁工地。
　　工地上正在砌高炉。按计划要砌三座土高炉，供土法上马炼铁用。先同时开工砌两座。那土高炉奠基时，郑重其事地举行了一个仪式，接着便施工。在我的记忆里，那土高炉乃是一座圆形碉堡似的东西，底座直径怕有十来米，炉身外围用火砖砌的，炉壁厚度几近一米，它的内壁则全用耐火砖砌成，其高度跟两层楼的宿舍不相上下。在它的下截自然还有鼓风通道和炉门，出铁口。我记得那样的两座炉体从上到下，还给加上了三道铁箍。每个铁箍宽约四寸，厚度怕也有五六分，若问其重量，估计不准，总该有好几百斤吧。
　　好，开始炼铁。木炭、焦炭、矿石，还有催化剂什么的，一筐一筐地运上炉边的操作台，一层一层地往炉膛里倾。料装好了，点火，放鞭炮。鼓风机一刻不停地吼，连烧了七天七夜，那可真正是炉火熊熊。
　　千余师生，一个多月的日夜奋战，不就是为了这炉火熊熊吗？我想到了诗人李白“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的描写。
　　可是，一千多双盼星星盼月亮的眼睛，盼到炉膛里有了铁水以后，那铁水没法子弄得它出来，急得指挥部的领导如热锅上的蚂蚁。那就正是喉咙里头的痒，想拂拂不着，想抓也抓不到。怎么办？请示上级。结果，上面指示下来：停炉，待冷却后，拆炉取铁。那实在是“杀鸡取蛋”。
　　土高炉炼铁告一段落。下一个战役是坩埚炒钢。说起坩埚炒钢，那就更有意思。整个九师炼铁兵团，分成为若干个炒钢小组，每组砌一小灶台般的炉子，并且排列成行，统一安装鼓风管道。各组用同一种经过配制的泥料，做好三至五只坩埚。那坩埚的型模就像补锅匠烧生铁水用的铁水罐，不过要大得多也长得多。在生炉子炒钢之前，都锤好若干斤两的生铁片，有的是拿生铁锅锤的，有的是用旧铁罐锤的，一一准备好。
　　统一开始点火了，不过不用焦炭，一律烧木炭。鼓风机一吼，各炉操作手一齐行动，先把坩埚烧到足够的温度，然后往坩埚里扔生铁碎片，翻来覆去地搅动，一直搅动那些铁片儿被烧得通红通红，这就算炒成了钢，这就叫坩埚炒钢。那样炒出来的东西能成钢吗？炒蛋罢了。
　　大炼钢铁的战斗，在九师兵团，进行到这一步，已经把师生的一鼓作气消耗得差不多了。我的印象是，自己总想睡觉，哪怕让我躺在牛栏里，哪怕叫我三餐不吃饭，都行。这不光是因为过度的劳累。
　　再说那两只土高炉，停火冷却花了半个月，完全彻底拆开来又花了七八天。拆就了底，从砖渣灰末中扒出来一个黑不溜秋的铁饼饼，不过米筛那般大，中心最厚处也不见得有两三寸，据说那是炼成的铁。
　　有趣的是，拿到这块不大不小的黑铁粑之后，居然还要大做一番文章。
　　第二天，全体集队，在指挥部的领导们带领下，让几个体力强壮的把那铁粑粑抬着，还披红挂彩，敲锣打鼓，爆竹噼啪炸个不停，战士们喊着口号，高呼“九师兵团大炼钢铁取得伟大胜利”以及什么“万岁”之类的口号，上街游行，去向市总指挥部报喜。一路上，鞭炮何止燃放掉一担！
　　我本不想跟着去游行报喜的，不仅因为自己身份不合适，而且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兴致。可负责宣传的人事前通知我一定得去，要写一个有分量的报道及时向市里的简报投稿，我就不得不“恭敬不如从命”了。
　　走在游行的队伍中，我暗暗地想花这么多人力物力，消耗这许多学生不可胜数的宝贵光阴，也就只炼出那么一块不足一百公斤的铁饼，值什么？还要给它披红挂彩，抬着上街游行，甚至拿去向上面报喜，何喜之有？恐怕卖了它还不够放鞭炮的钱。这莫不是向来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的中国人都变成勤劳而愚蠢了？不可思议，真真的不可思议！
　　心里是这么想的，口头却一声也不吭。自从反右派斗争以来，每次教工开会，除了领导说这说那，老师们不都是一个个缄口无言的么？
　　十二月底，记不清是怎么悄然收兵的大炼钢铁运动，在九江师范就那样的结束了。后来听人说过，对于这个大炼钢铁，要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还是喊了“大跃进万岁”。
　　万岁就万岁吧，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喊。
　　不过，在那一片“大跃进万岁”的呼喊声浪中，有一个问题如骨哽在喉，让我始终难以消解。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家庭，如若都如此的瞎折腾，能住家活命吗？恐怕连西北风都没得喝，饿死你没商量，还万岁呢。果不其然，从一九五九年元旦那天起，长达三年的全国范围大饥荒就在中华大家庭里发生了。那可是创历史纪录的一场大灾难呀！
　　未来的史学家们，这笔大账该怎么记怎么算，又怎么评判呢？

摘帽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日子。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特赦令，赦免和释放一批战争罪犯，并摘去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右字号帽子。
　　还是在五七年底和五八年初的时候，社会上就传闻一条小道消息，说是中央领导层内部对于反右斗争范围的不断扩大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力主“收”，以免更多的年轻人受伤害。当时，在中等专业学校里，反右运动正方兴未艾，仅我所在的九江师范一个学校，被划成右派分子以及被扣以右派言论罪名的学生就有五十多人，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且多半是一些佼佼者。如若继续“放”，再斗争下去，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青年学生被牵进右的一族，糟蹋掉他们美好的青春。更其危险的是，这把烈火很有可能烧到中学里边去，后果尤其不堪设想。据说，当时邓小平的主张占了上风，因而很快就收了网。这一传闻或许不是假的，暗地里受到广泛的赞扬。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九师全体教职员工开了一个大会，党支部书记吴翼鉴在会上代表市委宣布，摘去陈安邦的右派分子帽子，并且说这是市委按照中央指示，给全市第一批三个人摘帽，我们九师就占了一个。这一宣布对我而言，当然无异于开枷拆锁，真所谓皇恩大赦。但听了吴氏那几句有点自鸣得意味道的补充解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难以言表。
　　那天晚饭后，我到附小去找到居平，告诉他这一消息。居平的卧铺在保管室里，铺上乱七八糟，毛衣、被子、书籍、报纸都摆在那上面；地下更是邋遢，拖鞋、袜子、碎纸片，狼藉不堪，床铺底下的一只脸盆里还有尿，进门就闻到一股既臊又霉的怪味。
　　居平听了我的消息报告，坐在那铺上默然无语。我见他并无半点为我感到高兴的样子，就想转个话题，试探试探他有何打算。还没等我开口，他却开口了。他说：“烦死了，他们正查我的账。”
　　原来，居平分配到附小后，专搞后勤杂务，采购、保管一人兼。这样的一份工作，与他所喜欢钻研的“拓扑学”那个中国数学界的冷门，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所以他心灰意冷极了，对于目前的职守也就毫无所谓，什么钱呀物呀，公呀私呀，一概不在乎，发票随便乱塞，账本虽有，可记上的账项丢三落四，一塌糊涂。这些情况我早就知道，也再三劝诫过他，可不起作用。
　　“那怎么办呢？”我问他。他无语。
　　“可是，万一出问题就不好办的。”我提醒他这么一句。
　　“大不了坐几年牢吧，我还真想去尝尝中国监狱是什么滋味呢！”他重又提起这句话。
　　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痛惜这位学友的消极心理，深忧他如此自戕的后果难以逆料。临别时，我无可奈何地劝告他：“还是振作起来吧，我们都还年轻！”
　　不久，居平果然被送往彭泽县的芙蓉农场劳教。从那以后，我和他之间便失去联系，也不知道他到何时才得以摘帽。
　　强加在我头上的帽子虽然摘了，但由于那帽子而带给我心灵上的创伤是无法摘去的，由于那帽子而造成我一生命运上的大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犹如一只刚要破土而出的春笋，突然被压上一块磐石，哪怕只压三天，待把那块大石头挪开时，这笋就难得上林了。我不正是一只有着如此遭遇的春笋吗？
　　金平也是一只这样的春笋。
　　居平也是一只这样的春笋。
　　许多有着跟金平、居平和我同样遭遇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春笋。
　　后来，这些笋们有一个代名词，叫作“五七族”。
　　那么，那场被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该如何评价呢？
　　我不知道。
　　过了二十多年，到二十世纪的后期，《牧马人》出现了，刘绍棠也重返文坛。
　　最具讽刺性和戏剧性的事实是，到上世纪末，我国国务院总理一职，由备受国人崇敬，更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奇才和治国专家朱镕基来担任。历史是不讲情面的，它只是客观地科学地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至于谁曾被指称过反这反那什么的，早已不合时宜，可不予理睬。
　　这就对了，谁不为此而拍手叫好？包括摘帽多年却无甚作为的我在内。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的。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