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1976的忽然

陈芳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时光

的碎影

1976的忽然

　　相信1976年对许多人来说，是记忆里的一道鸿沟。那年很难用语言做一个像新年宣言或年终盘点之类的告白。单薄的文字撞上这个年份只能自认倒霉，很容易鸡蛋碰石头，把原貌弄模糊了。且不去说时隐时现的公共记忆，那些纷杂的个人记忆也像吸血鬼一样，让人形容枯槁，永生铭刻。
　　1976年的我还年少，在浙北山区的一个小镇稀里糊涂上学，淘玩心野，即便被像男人婆一样的班主任严格管教，也没多少去野蛮存文雅的实效。班主任在当地有点小名气，言行举止有布尔什维克风。她像坚定的革命激进分子，喜欢当众激情演说一些社论般的话，辅以铿锵有力的手势，很有感染力。她因为不满丈夫的政治消极和甘愿当“臭老九”，愤而与之离婚，态度决绝成为当时学校的热门谈资之一。她做班主任非常尽职，吃喝拉撒她样样都管，如果班里哪位学生家长忙于造反和革命无暇顾及孩子，她总是很乐意地把学生带回自己家里，和她阿弥陀佛的母亲一起照管吃住，愿意呆多久就多久。最多的那次她家同时住进了五个学生，如同集体宿舍，算是早早尝试了家庭寄宿制。我也被寄过一回，但没有“宿”成，因为母亲参观学习完“硬骨头六连”又连夜赶回来把我接走了。后来想起还有点遗憾。其实我是极想看班主任晚上在家的女人样子的。
　　班主任喜欢隔三差五给我们布置一道回家作文题，都是批判文章，类似于大字报的写法。记得有一次她忽发奇想，要求用诗歌体裁作文，以诗歌“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我们这些幼稚学生来说，难度似乎超出了大家的能力。我哭丧着脸去找父亲。父亲那时正忙于钻研手头的什么工作，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无暇顾及。浮皮潦草几句了事。幸好父亲办公室的一位年轻女同事，主动把我的作业揽了过去，她笑眯眯说，“这好办。”“老师说不能抄报纸的。”我怕她吹牛，马上叫起来。她还是笑眯眯说，“这好办。”不一会儿，只见她在一张白信笺上写下了一首诗歌，是四行七绝的旧体诗。诗歌内容早都忘了，只记得诗里有“魑魅”两个字，因为不认识又难写就记住了。我既惊讶又高兴，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结结巴巴把那首一懂不懂的诗勉强跟了念了一遍，交差完事。
　　因为这一层同谋的关系，我从此与她结为友好，有事没事老是黏糊她。她也仗义，每次都不让我失望，不是借书给我，就是给我讲故事。记得那本曾经风靡一时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就是她偷偷塞给我看的，竟也不顾虑我这个毛孩子。阅读禁书的张皇和神秘，是一种快感，似乎超出了文本本身，想起至今还记忆犹新和兴奋。她看我饶有兴趣又借我读《青春之歌》，也是悄悄地看，偷偷的读，半熟不熟生吞到肚子里。那段时光真的美好。可惜没多久，这位分来还没多少时间，并立志支援山区建设山区的女工农兵大学生就回故乡南京嫁人了，从此没见。心里惆怅了许久。
　　那时学校文艺演出很多，班主任常常亲自上阵给大家排演节目。话剧，舞蹈，诗朗诵，歌咏比赛无所不能。我每次想起她，脑子里出现她的标志性造型，大弓步，一手握拳在胸，昂首远视。说不清是斗志激扬还是悲情满怀。也奇怪，这个通用动作竟然放在任何一个节目中都不扎眼，从简陋舞台的这一头雄赳赳冲向那一头，赢得台下片片掌声。
　　一次排演话剧，好像是出学生上街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常规戏。大家正你一句我一句的念台词，忽然站在一列的其中某同学咚的一声横在了地上，脸色煞白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大家吓坏了，只会像呆看街头变把戏一样围观。班主任大声说，别动她，让她安静。从班主任的即时反应和随后几句口授中，才知道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羊痫风。俗称抽羊角风。这女同学像螃蟹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平时那么齐整的一张脸此刻却歪歪斜斜，很丑陋。当时我心里就一个怪念头：可千万别染上羊痫风啊，难看死了。那天回家还担心地问家人，我会不会被传染上羊痫风。因为待患病同学醒转过来，并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把她送回家后，我就暗自以为这样近距离肯定也会染上这个怪病的。懂点医识的家人呵斥我神经病，并告诉说这种是家族遗传的可怜毛病，让我以后把同学发病的事忘掉，也不要提起，否则这个同学会很难堪的。
　　以后的文艺演出班主任就不再安排她参加了，女主角改换了另外的女生。我发现她在台下观看，眼睛里落寞的光，倔强地忍着，不敢再看她了。
　　那日，一向风姿飒爽的班主任忽然跌跌撞撞冲进教室，宣布大家不要离开，广播有重要新闻传达。之前同学还在打打闹闹，准备放学回家，看班主任从未有过的慌张表情，大家顿时都安静下来，心下忐忑不安，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下午四点，广播开始了。刚听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永远离开了我们”时，班主任就呜呜的哭出声来。越哭泪越止不住，哗哗直流。此时，此起彼伏的哭声像浪潮，不一会儿就在教室里响成一片。
　　我也极力在酝酿哭意，心里拼命想悲伤的事情，希望能一下子鼻子一酸眼泪喷发而来。有几件令我不愉快的事，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还不足以掉泪，心里很生气，真是没用。终于想到了催人泪下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马上泪如泉涌。现在可以说痛哭背后的一点真情实感了，当时非常害怕哭不出来，虽然小孩子不懂什么政治大道理，可经过几年启蒙教育，已经基本明白，此刻，当众痛哭是一种态度。是一种阶级思想和感情。那一刻，更不敢不哭。
　　哭过后，我不自觉地去偷偷观察同学的哭相。大家毫不掩饰自己的悲痛，哭得都很卖力。班主任出去了几次又重新回教室，眼睛也已红肿。
　　从捂脸的指缝里东张西望，恰巧碰上了同样看过来的同学，我们不由相视偷笑又慌忙屏住了。我转开了眼睛，可稍稍晚了一步，同桌班干部已低声呵斥了。我不想被报告“态度不好”，马上低头重新酝酿悲意。
　　晚上回家，听到对门的张阿姨正教育她儿子，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谁都要哭的，不可能哭不出来的，同学哭你也要大声哭，你看你，不许笑。他们家是军属，平时就注意言行。听到我家这边的动静，张阿姨急忙把门关住了。
　　这一天是九月九号。
　　后来听说我家太，也就是母亲的外祖母，这天在湖州家里一直哭。第二天一想到这令人悲伤的事，继续哭。这样流泪持续了好几天。邻居纷纷劝说，太啊，你哭成这副样子要当心身体啊。大家都知道她与逝者同一天生日，感情有点与别人不一样。太就抽泣回答，怎么办啊毛主席死了我的退休工资到哪里去拿呀。又哭上了。后来给她解释了好久，死人是一回事，退休工资又是一回事，她才半信半疑地慢慢平息下来。直到她领到了下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才放心了。
　　太已经八十多了，身体硬朗，思维清晰，说话也还“跟得上形势”。上一年她刚刚安排好一件大事，让山区的亲戚帮忙打好了一口杉木寿材，年初还亲赴实地把关，并不以小脚不便为怵。又趁便在小镇住上了一阵。红色寿材一直斜放在楼梯底下的空地上，上下楼梯一眼就能看到，有一阵我经过时总觉得恐怖，不由加快速度奔跑。只有太她自己，常念叨几句什么时候该再上一道油漆之类。有时她也会站在那儿摸摸寿材，笑眯眯的，好象很满意的样子。
　　太从山区小镇回来后，又窝家里不出门了，本来日子该像平常一样过下去了。那天痛哭之后，不久又听说街上有三公一母的螃蟹卖，有游行队伍，还有表演一女三男丑剧的公开演出。太的心思活了，搬弄新闻的邻居老姐妹又自告奋勇，说要带太去看热闹。太心里一高兴，就颠着小脚随了老姐妹去赶热闹了。不料街上太热闹了，人多拥挤，冲散了搀扶太的老姐妹。太不慎踩到块香蕉皮，脚一滑一跤摔倒在地。结果股骨碎裂，坐不起来了。瘫痪在床好几年。等她恢复一些可以下地时，太迫不及待开始训练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毕竟年纪太大了，从此勉强行走，行动不便了。太生性乐观，即便这副窘样了，她还有心开玩笑，逢人便说她这是乐极生悲，“小人”快活有灾难。因为她笃信佛祖，以为先前这样去看热闹，其实跟看落难人的好戏一样不地道。于是我把学来的那套搬来恐吓她，讲她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政治立场，太知道我故意逗她玩，顺势说，那你去报告居民会把我抓起来吧。那个时候，太跟小孩一样。在她身上仿佛时光倒流。
　　太的忽然瘫痪，终止了我在山区的求学生活，随母返湖，转学于此。从此，我告别原来的同学和朋友，在城市里规规矩矩地读书学习，少有好玩地方可以随心野玩了。
　　1976，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跨越记忆的河流，通过这些忽然，还有更多这样或那样的忽然，蜿蜒流淌，一直没有断过，因为孩子的世界很直观。
　　是的，其实有太多的事在这一年主动或被动地把人拉进大记忆的沼泽中，慢慢陷落，直到沉没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