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梦龄：败兵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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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兵之将

© 关梦龄／文

一

　　1948年秋天，长春城内一片混乱，被围困的十万国民党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大街小巷每天都有饿死的人，关内的报纸说长春成立了“埋尸委员会”。一天，督察处逮捕了一个叫王万富的木匠，他的老婆孩子都被饿死了，他饿得没有办法，就到市场上去诳骗那些饥饿的孩子，把十一二岁的孩子骗到家，用斧子把小孩砍了，身上的肉割下来拿到街上顶马肉卖，卖了钱，买高粱米。这样的事，我不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民不聊生”啊，“饿殍载道”等等都不足形容当时长春饿死十来万人的凄惨景象。守在长春的部队计有新7军和60军，加上吉林保安旅、骑2旅和警察总队等。这些部队的士兵饿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军官们依然如故，吃得脑满肠肥，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躺在白骨堆上享乐。
　　长春守军没有力量出击，期望辽西战役打好，能有援军到长春解围。蒋介石给郑洞国的电报指示：“固守待援，相机出击”。待援是可以的，出击则办不到。士兵把长春当成“坟墓”，军官揶揄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
　　这种情况下，我在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工作已没有什么劲头，加上我与处长张国卿还有一些私人意见，9月，我就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随即，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迺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当然，南京保密局不会不准的。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一支两三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武装特务而成立的，一个少将组长，四个中校组员，还有一部电台。由2月到9月，这支特务武装便垮台了。我这个组长已没有工作可做，只担个名领几个薪水和给养而已。
　　离了督察处，我是“无官一身轻”。每天自在逍遥，整天吃喝玩乐。虽然饿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可是我的生活还保持正常。我的习惯，不吃大米，不吃豆油，每天仍然吃最好的美国面粉、猪油，或者芝麻油，鸡、肉不断，一些小特务给我到处搞吃的。我在外边也有一些应酬，所到之处也都是大酒大肉。除了吃就是嫖。找女人跳舞，没有大型舞会，就组织家庭小舞会，轮流在各个“公馆”举行。这个太太，那个小姐，乱七八糟，自己倚恃有高粱米可以作为玩弄女人的诱饵，这时我的生活毫无拘束，心想：反正快完蛋了，八路军一来，一切都不属于我，为什么不得乐且乐呢？
　　北平家中接二连三的来电报催我速回，二老婆郭依平给我来电报说：“老太爷叫你赶快回来，再不回来，就是不孝。不然，我就到长春去找你……”一些朋友从北平、天津都来信问候，望我早日离开长春这个危险地区。从关内寄到长春的信是空投的，长春往外寄信是寄不走的，只有用电台发电报，我利用空军的电台发这些私人电报，特务电台不能随便乱用。我回电报告诉他们：长春四面被围，飞机场已被八路军炮火控制，不能起落飞机，只要有飞机我就走。这是项迺光与我说定了的。
　　9月中旬以后，各地战况非常不好，天天是打败仗的消息，不是这个地方丢啦，就是那个县叫八路给占了。消息来源收音机，还有沈阳“东北剩总”的通报。南京保密局也给长春站来了电报，指示：能潜伏的立即潜伏，不能潜伏的向沈阳疏散或到北平集中。9月底，我与项迺光商量，我要化装经四平去沈阳。项迺光说：“你走，我先向南京局本部请示，我不能同意你经过四平，你忘了，南忠信（长春警察三分局局长）到了四平，来信不是说得很清楚嘛，公主岭及四平等地的八路军卡哨都询问你的行迹。由此可见，八路军要抓你，你还自己送上门去了。”
　　我一想，这么走的确危险，认识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长春召开的军民大会，庆祝蒋介石就任总统，有六七万军民参加，我是这个大会的警卫组组长。我站在大会门前的卫车上，虽然穿着便衣，却也暴露了身份。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会后对我说：“你还怕八路不认识你，站在汽车上自己贴布告呢！”
　　长春如果失守了怎么办？我与项迺光研究，第一是随军向沈阳突围，项迺光对我说：“长春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三个部队：新7军的38师，60军的52师和吉林师管区，这三个部队的部队长陈鸣人、李嵩、李寓春都与我说好了，并且我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回电说已转报给大总统。这三个部队可以与咱们一致行动。”我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迺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像片，我、项迺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像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我又叫医生给我弄了一些吗啡、疲乏崩，我吸食鸦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处去看看。接我工作的陈牧对我说：“现在，没有什么案子可办了，政治案件都处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几十个人都是刑事犯。外边有人说，八路军就恨督察处，督察处就是关督察长和两个陈主任，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寿岚。这话也不假，咱们过去怎么抓人家，审人家，杀人家，将来人家如法炮制。所以有政治犯还要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对呀，能杀就杀呀！宁可自杀，也不叫他杀。”我又接着说，“咱们手中连自杀的东西都没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应该预备毒药棉花，必要时往嘴里一放，完啦，省得遭罪。1945年光复，在汉口抓了一个日本战犯，少将级的军官，押在咱们的看守所，入所之时，没有认真检查，他带了一块毒药棉花，什么口供也没有就自杀了。老板（军统特务对戴笠的称呼）当时在北平发了一顿脾气，说这个看守长无能。”
　　“这个日本战犯把毒药棉花放在哪里啦？”陈牧问。
　　我告诉他：“放在军衣贴边儿，没法查出来。后来，我在北京担任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长，我对看守所所长说：‘抓来的八路和日本战犯一进所就要把衣服脱光，另给他们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们先洗个澡。’这样什么事也没出过。”
　　没有几天，沈阳“东北巢总”二处处长郑兆一给我和张国卿来了一个电报，说要在长春布置潜伏组，原来的方学儒那个组已暴露身份，无法潜伏。求我们在长春给物色个组长人选。我找了徐克成，他是伪满的秘书官，后来又为我们做过情报工作。当时在长春赋闲，他的家在长春，长春的社会关系多。他愿意干。我与张国卿便给郑兆一回了一个电报，把徐克成介绍给他。10月初，由沈阳用飞机给徐克成这个潜伏组空投了干电池、密电本等，并由我代向长春后勤第16支部给徐克成领了半年的经费，半年的粮食。
　　同时，保密局长春站也布置了潜伏组，组长吴殷强，他年龄大，稳重，在七马路开了一个粮米加工厂，扮作商人，很像。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迺光找我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五个组，每组10个或15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
　　对于这些事情，我没有意见。
　　为了便于紧急行动，督察处的内外勤人员都命令搬到处内住。我内心并不紧张，听说蒋介石到沈阳亲自布置一切，我认为最近可以安然无事。我每天接触的新7军的军官们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长春有这么多军队，两个军，六个师，上校以上的军官有几百，我怕什么？天塌有大个，过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块；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着过分忧虑。”我准备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给我买一口猪，预备春节吃火锅，过个太平年。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锦州被占，切断了沈山交通，使华北与东北交通断绝，使东北的守军成为瓮中之鳖。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5日，我看见新7军的所有大小汽车、卡车一律试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动的样子。
　　10月16日是农历九月十四，我33岁的生日。长春金店同业公会理事长魏占元张罗给我祝寿，我说“这个时候可不能过生日，叫外人知道说闲话，如果要聚会聚会，到我这儿，找几个朋友偷着吃一顿，我请客。”
　　于是魏占元找来了几个朋友，我叫厨子做了一桌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不算烟酒饭，花了七八百亿元，算在一起有九百亿元。酒醉饭饱，尽欢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刚上床，床头的煤油灯罩炸了，我心中颇不高兴，谁也没碰它，这个灯罩怎么会坏了呢？早不坏，迟不坏，偏在过生日这夜坏！太不吉利。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有起来，我的表弟苗可成（新7军谍报队队副）到我这，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不好了，60军叛变了！长春完蛋了。现在长春分两部分，新7军的防地可以通过，60军的防地不准通过。二哥你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问消息吧！”
　　我匆忙起床拿起电话机想给新7军参谋处打个电话，一拿耳机，没有声音，电话坏了？洗完脸我就到新7军参谋处，参谋处没有人，几个下级军官什么也不知道，我下楼到卫侍班问李鸿军长的病好了没有？说现在正发高烧，不能说话。我又从新7军军部转到警备司令部参二科吴科长公馆，一进门看到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参谋处长肖豪，副官处长王士旗以及其他一些科长。他们抢先问我：“有什么消息没有？”“没有，我去新7军没找到一个人。”“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都到兵团去了。”
　　我问他们看见国防部史高参（史祚炎，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电话打到他的住处，是一个职员接的，他说：“史高参昨夜到空军张副官长那去跳舞，回来经过60军防地，60军哨兵问他口令，车子没有停，哨兵开枪，打伤了他的右肩，现在小五马路医院治疗。”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我又给督察处张国卿打电话，问他在押的人犯怎么办了？他说：“都处理了。”
　　我告诉他：“大势已去赶快走吧，还等什么！”
　　他说：“好，我马上走。”
　　我回住处一看，简直成了拍卖行，什么皮袄、大衣、棉被、毛毯、西服、留声机……摆了一屋子。这些东西有的是朋友扔下的，有的是我用高粱米换的。一件白狐女大衣一千斤高粱米，一件黑狐女大衣六百斤高粱米，缎子被十来床，这些东西我无心多看。我叫勤务兵把我的日记、信件、电报，凡是有字的东西及所有照片一律焚烧。我把一个水晶的，一个贺兰山石的私章亲自砸碎。在屋内巡视一番，没发现有字的东西。
　　我匆忙赶到团管区，上楼找到项迺光，他穿一套黄布尉官棉军服，见我就问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李寓春（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王焕斌（吉林教育厅长）、袁晓轩（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都来了。
　　项迺光对我说：“咱们决定突围，你就不要回去了。”
　　他并且示意袁士举把我监视住，怕我出去泄漏这个机密。袁士举对我说：“到那屋吧。”一个大屋几十个人，乱糟糟的。我还想回家看看，再去新7军打听打听消息。我趁袁士举不注意带着勤务兵溜了出来。
　　家里的东西没动，伙夫在那看着。我转了一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对伙夫说：“我走了，屋内的东西都给你了。”

二

　　我从家出来，打算到新7军去，一想到那儿也是没有办法，便又回到团管区，决定与项迺光他们突围。
　　不一会儿天黑了，吃了一碗小米饭，已经上灯了。我们在院子站队走出了团管区的大门。门口停着吉普车和其他车辆，这些车子都是我们乘坐的，司机也跟着突围，汽车没人管了。
　　月光下，由李寓春领队，向兴安桥哨卡行进。正行进间，正前方一个骑兵直奔我们而来，这一来把我们吓坏了，有的回头便跑，等这个骑兵到了跟前，才知道是新7军送公事的传达兵。我们有三百来人，在行进间漫无秩序，这些人是师管区的官兵，有特务、勤务兵、司机、炊事兵，就是缺少战斗兵。夜里10点到了宋家洼子保安旅，找到旅长何大刚，告诉他我们要突围。他叫人给我们几个做了一顿稀饭。休息了一会儿，李寓春把人集合起来讲了话：“长春十万官兵投敌，我们决不投敌。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只要能走出60华里，咱们就到了安全地带，大家不要三心二意，只要精诚团结，我有办法。”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我们队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晓轩胆子小，他说前面必有八路军，前进必要被包围。这样一来，我们又退回到保安旅。在那过了半夜，睡了一觉。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远，感到浑身乏困。
　　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迺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3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致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
　　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一些师管区的官兵无所谓又返回城里。可我们这些特务多了一个心眼，项迺光、袁晓轩、袁士举、马绍周和我谁也不肯先进城，惟恐有人看见行踪，怕将来被人出卖。我一看这形势便对勤务兵使了个眼色：“走，咱们到报话局去！”
　　我领着勤务兵进了城，往东一拐，往西一拐，乱走一阵，看看后面没人跟踪我才安心。
　　进了城里，我把长发推光，找了一套黑旧呢上衣，黑布夹裤，一顶旧礼帽，看了看，还可以。
　　上午10点我去新7军，在参谋处李润棠的屋子呆下。他是军部少将副参谋长，与我私交很好。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李军长在病中，不省人事，一切还没有一定。”他的女朋友赵小姐也搬到这儿，屋内放了几个皮箱。赵小姐说：“就在这听信吧，别瞎跑了，听说要往外打，你跟军部一块走吧。”
　　李润棠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唉声叹气，如热锅上的蚂蚁。我问他郑洞国的动态，他说：“郑洞国有什么办法啊？他只身一人，平常称孤道寡，现在谁理他。昨天向他请示，他也束手无策，现在新7军要自己拿主意，等命令已经来不及了。”
　　我与赵小姐谈谈她家情况，谈谈跳舞。我是故作镇静，心中非常焦躁。赵小姐说：“你的太太没到长春有多好啊，一个人真方便，我现在跟着他多累赘。我要走他不让走，真要打出去，我害怕。”
　　晚饭在饭厅遇到军部的龙国钧参谋长，副军长史说及各处处长。我利用这个机会，尽力鼓励他们突围：“绝不能放下武器，你们对共产党的情况知道的太少，真的放下武器，你们有后悔的日子，现在往沈阳突围，空军一定接应！”
　　到了半夜，李润棠开完会回来，他说：“三个师长都同意向沈阳突围，打算明晚上就行动，你就在这儿吧。”
　　19日，情况又变了，长春围城司令员肖劲光派代表与新7军副军长交涉，劝说放下武器，举行和谈。这样一来突围的计划又搁下了。经过解放军的代表与新7军的代表多次面谈，又经过新7军三个师长的同意，决定和谈，李润棠把和谈的条文拿出来给我看。
　　条约有一二十条，我从头到尾看罢，计上心头，条约第三条写道：新7军尉官遣送吉林，明春送往辽南开垦，不愿参加者听从自便。我决定化装一个尉官，潜到尉官队，先到吉林后到辽南，以后再回北京。
　　新7军军部的楼下原来是警备司令部的各处办公室，现在各屋都挤满了人，一些太太、少爷也搬到这里，督察处的一些特务也混在里面。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在这儿。他小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呀，人家有人打听你呢，找一个小屋子躲起来，到晚上溜走吧。”
　　我心想，有人打听我，就没有人打听你，我的官比你大吗？心中有些不愉快。
　　晚上李润棠对我说：“方才龙参谋长说，我们已与共军签订了和约，你在咱们这不相当。”
　　我一听火了，决心离开他们。李润棠说：“你不要走，由我负责。平素是朋友，现在就不是朋友了吗？人情不能这样，胆小如鼠，根本就不是军人！”
　　20日上午，新7军军部大楼挤满了人，不管哪个部队的官兵，都到这儿来，似乎从这里能得到什么。
　　我把参谋处管总务的焦副官找来，叫他给我找一套尉官的棉服，他出去不一会儿，拿了一套新棉服，对我说：“您穿吧，不合适再换一套。”
　　我试了一试，还合适。我把呢子上衣和呢子裤扔在地下，焦副官说：“您不要士兵要，他们有许多都穿上了呢子制服，他们不在乎。”
　　焦副官又把他的一双新皮鞋给了我。
　　我这样一改装，赵小姐说：“像一个排长。”
　　我们正在楼上换衣服，院中枪响了，猛然间冲进一群八路军，穿着灰棉衣，全身武装，进了警备大门就射击，射击一阵，无人还击，他们将大门把上，接着一些士兵冲进大楼。我在屋中看到这种情况心中不悦，既然放下武器还来这一手干什么？是下马威？
　　一个班长模样的解放军，后面跟着一个武装士兵，走到我们面前，很客气地说：“你们如果有武器，请缴出来，放在一个屋子！”
　　李润棠说：“缴了吧，大炮机关枪都缴了，手枪留着也没用。”我把勤务兵叫来，叫他把身上带的左轮缴了。我的五眼左轮和一个最小的五锋子小枪，是放在口袋里的自卫武器，也都拿出来了。想一想，这些枪多少年来没曾离开过我，于是我掉下了眼泪。失败了，一切都没有了。
　　我在院中把新7军辎重营营长于新民找来，我对他说：“听说辎重营营部缺一个少尉书记，我来顶他。我的名字叫吴国栋，有人问你就承认。如果有人追问就说我因为有病不到营部办公……于新民都答应了。接着我又问了他营部人员及各连连长的名字。一一记下也是件麻烦事。
　　晚饭吃的油炸饼，油太多了，我只吃了一张。我到大厨房一看，挤满了士兵，两大锅豆油滚开，许多人把做好了的白面饼放进锅里炸；一边炸，一边吃，一边骂：“有的是白面，有的是豆油，就是不发给弟兄，八路不来，这些东西不用说吃，老子看也看不见哪。”
　　我回头一看，地下洒满了油、白面。这不是吃是糟塌。这是家败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儿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随我一块从沈阳飞到长春的，我保他为新7军谍报队的队副，后来是组长。这个时候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随尉官去吉林。于是他就找来了七八个谍报队的组长和组员。
　　10月21日的早上，李润棠说：“咱们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个车去吧。”
　　我说：“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10点，新7军的尉官在警备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给我一件美国呢子大衣，领子很高，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合适。李润棠告别时对我说：“一切保重，要小心谨慎，我认为你是个有办法的人，不会束手无策，吉人天相。再见。”我感到李润棠这个湖南人对我很义气，我把手上一块西马牌手表撸下来送给了赵小姐。
　　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吵乱嚷，不像是队伍，仿佛庙会一样。有人喊站队，喊了半天才站了几行队伍，苗可成、陈震寰、李继先，七八个人与我站在一起。他们抬了一箱饼干。从警备司令部院出来，奔空军司令部，七马路督察处……路两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领高高的立起，把帽檐扣在眼睛上，整个脸外人看不清楚。所谓败兵之将不如丧家之犬，一点也不错呀。经过督察处时我望了一眼，门口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威严，刹那化为云烟，一切都完了。
　　下级军官和士兵并不在乎这些。在路边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士兵卖自行车，他要一百万元，老百姓给60万元（东北流通券），这个士兵说：“你再加五万元就卖给你，这个自行车是新的，65万元你占了便宜。其实我们的机关枪、大炮都给你们了，还在乎这辆车？拿去，加5万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都是中国人。”只有团长以上的官，才现出特别难过的表情，有的两眼微红，似乎掉了泪，我心想：事已至此，难过也是无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们便坐在我的周围恐怕别人看见我。路上，全是新7军的官兵，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乱，不成样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军部陈处长和几个人。他叫我坐车，我坚持不肯，他们又上路了。这样一来，队伍里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常不安。

三

　　火车到吉林车站已经是夜里九点半钟。下车之后，由解放军武装战士押着往解放团走。沿马路都站着岗哨，队伍已没有队形，零零落落。路上遇着一个卖酱肉的，一群官兵围上去，把酱肉抢光了。卖肉的小贩喊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不是队伍简直是土匪！在长春你们抢人，到吉林还抢人。”解放军战士也没法子，只好对那个小贩说：“你走吧，找不到人了。”
　　走了两个多钟头，到了一个有铁丝网的大院子，说是叫北大营。进院之后，按人数编队，坐在院里等着开饭。到过夜两点饭才煮好，苞米干饭、白菜土豆汤。一点也不好吃。吃饭时，我看见了李济才（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科长，后调充56师中校副官主任）、方学儒（东北剿总二处第三组组长）。李济才的那个日本下女现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怕我与他们说话，躲着我，其实我也怕他们招呼我。心想，我是个危险人物呀，都怕我牵连了他们。
　　吃完饭，又集合。走了许久，天亮时走到了船营中心小学校。解放军战士把着大门。在院里又编队，又分班，又举班长。我们这八九个人，我指定陈震寰为班长，他比较能办事。我们这一队共一百人，十个班，被安置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地下铺着谷草，分成十块、一个班一块。我们这个班在中间一块。我看到墙上有黑板，还有批评与表扬的文字。这里没有大伙房，是由区政府给米，给柴，发动老乡煮饭。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干饭，炖白菜豆腐，很好吃，颇有家乡风味。
　　院里有许多送饭老乡，我看无人监视，就与他们谈了起来。先从东西贵不贵谈起，谈到黄金，国民党、共产党，路条、户口，以至到沈阳好走不好走？最后我问他：“明天你还来不？”“不一定，我们轮班往这送饭。”我计划利用这个老乡，决定明天进一步做工作。
　　这是尉官解放团，有一千多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很少有40岁的。新一军的京剧团，新7军的政工队，与我在一个屋子住。这些人小孩子一样的脾气，不是吃就是唱。他们把美式大衣卖了，到街上吃大炖肉。长春吃不到猪肉，吉林的猪肉一万元一斤，便宜。大门站着战士，凡是请假就可以出去。解放团内只有几个干部，忙不过来，许多军官在大门口一挤就出去了。站岗的年轻战士阻拦不住。后来，根本也不请假了，秩序特别乱。
　　过了不久，解放团成立一个小卖店，卖香烟、麻花烧饼、花生米、鸡蛋、糖块……应有尽有。据说成立这个小卖店是为了便利投降人员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这个学校作了解放团，损失了很多用具，用小卖店的盈利作为将来补修的费用。担任售货员的都是小学校的男女教员。
　　解放团内不但有尉官，也有尉官的眷属。有眷属的尉官住在一个大屋子，一个家眷一块地方。这些眷属们不断的吵闹、打架，没有家眷的排连长，到街上买一只鸡、买一斤肉，没有锅，便把头上的钢盔翻过来当锅用。炖鸡炖肉，喝上半斤白酒，酒话就来了。
　　“当了半辈子军人，从来没有叫人缴过械，这回可好，一枪没放，什么也没看见，全给人家了。真丢人！好歹打几枪，再缴械也是那么个意思，心中难过呀。”
　　“难过啥？凭这一块，到哪不是当兵？共产党不要咱，咱回家种地。”
　　10月20日，早晨起床，我到厕所去，无意中遇见了好几个熟人。
　　“督察长也到这来了？”
　　“我现在改名吴国栋了，是新七军辎重营的少尉书记，告诉别的朋友，别叫督察长了。”
　　“好了，好了。”
　　这样的事一天发生了七八次，我心想糟了，知道的人多了。晚上，我把陈震寰、李继先、苗可成等人叫到院子，他们都是我从沈阳带到长春的，是可靠的部下，我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久居之地，必须尽早作决定。你们没有关系，我要马上离开吉林。你们明天早饭后出去找社会关系。没有社会关系到饭馆、车站找小贩，打听好到沈阳的火车要不要路条？我先到沈阳再转到北京。”我接着指示他们，吉林有多少部队？警察对户口查的严不严？报户口有什么困难没有？都要打听清楚，在可能内收集一切情况，做到对环境了如指掌。”
　　陈震寰说：“昨天到街上遇见警备司令部一个参谋，原来他在长春，我与他是朋友。明天我找他想办法。”
　　晚饭后，来了一个矮个的干部，不知什么职务，穿着布棉袄，给我们全体投降的尉官讲话，他说：“朋友们！”这个称呼第一次听到，接着他说，“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卖国贼，祸国殃民，把中国统治了二十多年……”一听骂蒋介石，心里不是滋味，胜败军家之常，出口骂人不应该。以后的话我没有很好地听，最后他说：“据我们了解，从长春到吉林来的上校以上的军官很多，在这吃住不方便，受委屈。我们准备了招待所，现在只有几个人。不要害怕，我们希望你们到招待所去。”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些人中还有隐藏武器的，希望今天当众缴出来，不加追究。如果不缴，被检查出来，那就不按朋友办，按敌人办了。”
　　经过一再说服，有十几个人把匕首、手枪缴出来了。
　　陈震寰他们到街上收集了不少情况，弄路条也不困难；吉林户口也好上；没有队伍在吉林，在吉林的都是地方武装，新入伍的战士；地方治安由吉林警备司令部负责；大街上的军风纪有执法队维持。但是陈震寰认识的那个解放军参谋今天没有见着。
　　我对陈震寰说：“这件事不要进行了，他会把咱们逮捕。自己送上门去，那可是智者所不取也。”
　　陈震寰问：“那怎么找路条？”
　　我说：“咱们找老百姓，花几个钱买一张，这样办比较妥当。”
　　《吉林日报》发下来了，每队两份。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报纸，报载：辽西战事，解放军逼进沈阳，士气旺盛，势如破竹。我一考虑，锦州解放，沈阳的国民党军队已成瓮中之鳖；长春解放，围长春的第一兵团再开到沈阳，沈阳危矣。东北全部解放，华北也要动荡，这么一来，我到沈阳已无意义。战争的进展比我走的快，我走投无路，徒唤奈何？
　　李继先从街上回来，对我说：“长春的人到吉林的不少，见面都问您，我说不知道。他们说，您来到吉林有人看见了。”
　　陈震寰说：“在街上遇见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情报科长杨绍林，他们都在校官招待所。招待所在一个饭馆里面，一顿四个菜两个汤。他们还问您呢。”他又说，“听说共产党有宽大政策，不管有多大罪，只要坦白就没事。”
　　我告诉他：“听共产党的话，要从反面解释，不要一听就相信。我们搞工作这么多年，人家一说我们就相信，这样的人不配搞工作。”
　　晚上，我想找那个胖胖的，说话很迟顿，看之很老实的干部透问一些情况，特别是宽大政策。上灯时候，他一个人在屋中写什么。我先叫李继先进屋反映情况，说解放团里每天夜里有人赌钱，有人喝酒，有人骂共产党。接着又进去了两三个人，也是反映情况，我也跟着进去了，由纪律谈到生活，拐弯抹角的谈到宽大政策上去。
　　苗可成问：“干部，共产党真有宽大政策吗？有人说这是欺骗人的，有人说新民主主义不杀人，说列宁主义杀人。”
　　他对宽大政策做了解释，说：“这个政策是共产党毛主席制定的，决不欺骗人。我们干部都要按政策办事，不管过去有多大罪恶，只要老老实实的坦白，就可以受到宽大，相反，就要受到处分。解放吉林的时候，有许多人到政府坦白了过去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坦白的好，政府叫他回家生产去，不处分。这样的例子很多，慢慢的你们就知道了。”
　　我听了这些话，也有些作用，不过我与别人不同，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情绪始终忐忑不安。
　　平素嫌官小，现在嫌官大。但是有人却在这个时候充高级军官。有一些尉官冒充校官到招待所去，解放团里也有不少尉官原是班长或者列兵，他们在长春弄了一套美式服装穿上，冒充尉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士兵吃大灶，每天两顿粗粮；尉官每天一顿粗粮，一顿细粮，还有荤菜；校官是每顿四菜两汤；将官吃席，特殊招待。冒充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伙食。校官有冒充的，将官就没有冒充的了。
　　一些尉官到这以后，无忧无虑，把自己带的东西拿到大街上去卖，什么美式大衣、毛衣、毛毯、派克笔、手表、皮鞋等，老百姓都抢着买。把这些东西卖了，在街上又吃馆子又嫖妓女。回到解放团就赌博，赌输了就吵架，发牢骚，骂大街。各个屋子谷草满地，随地吐痰，随处小便。还有一些眷属把小孩的尿布，女人的裤子，挂了一绳子，五光十色，简直不像样子。可想而知，骤然间长春解放，长春的十万守军大部分到了吉林，给吉林添了很大麻烦。学校停课了，饭馆、旅馆都用作临时招待所，大街上小巷里都挤满了穿美式服装的官兵。这么多官兵每天要吃要喝，吉林人民政府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安置这么多官兵的生活，可是这些官兵还感到不满意，有的士兵说：“我们的机关枪都给你们了，结果给我们高粱米吃，我们早知道这样，不来了。”由于闹得太不像话，政府叫新7军38师师长陈鸣人到尉官解放团讲话。我借故有病，没有去听陈鸣人讲话。见到他不好意思，不见面好些。
　　在这遇见了很多熟人，如督察处的督察王士廷、张致温，长春站第二组组长邱明端，长春站的司书齐一文，军统特务孙国、李雄飞、邹盛文等，还有一些面孔很熟，我叫不上来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我的名字。见到了这么多的人，我已经知道没有秘密了。
　　25日晚上，我与陈震寰、苗可成、李继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时。关于我走的问题，找路条、上火车都已不成问题。他们的意见还是叫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犹豫，我提出要向共产党自首。他们都说那是危险的事，虽然有宽大政策，并没有见过例证；再说督察处的人不比别的人，北满杀人惟一的特务机关就是督察处，尤其是我，他们说：“万万不能那样做！”
　　我的理由是：
　　一、做件非常的事，军统特务像我这样的职务，绝不会有自首的，我开个先例，叫共产党看看。真的把我这个先例杀了，那好了，他们去宽大士兵吧，今后，谁还敢自首？潜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宁愿逃跑或潜伏起来，也不自首。所以不一定杀我；
　　二、到沈阳、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将来被共产党抓到，用小绳绑上，那就不够面子了。自己送上门去，该死该活来个痛快；
　　三、如果宽大政策欺骗了我，将来共产党就不会成功，而共产党又何必欺骗我呢？因此，我自首不会不按照宽大政策办事；
　　四、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务工作能力，再来对付国民党那些特务——军统和中统我都有办法。给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职位。
　　苗可成的意思还是叫我再考虑一下，他说这不是赌钱，这是赌命，不能输只能赢。我同意他的这个见解。
　　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就散了，他们回屋睡觉，我一个人院中徘徊。我想起了从前，1934年我19岁，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学会了赌钱，学会了一些骗人的技术。我不论打麻将或推牌九，我用这种技术都能赢钱。父亲是东北军官，自己是“少爷”，在外面招摇撞骗弄了很多钱。1936年在北京东方大饭店开了一个常房间，自己有包车，有各种衣服，我还是青帮家礼，在北京前门外人们称我“关二爷”，背地里称“小孩王”。因为钱来得容易，去得也糊涂，什么人找我借钱或求帮一概应允，颇有侠义气概。我要作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那样的人物。日子一久我成了赌棍，于是一些朋友看不起我了，渐渐和我疏远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乡马博权从东北来。他在辽南与我哥一起搞义勇军。我哥当团长，被日本鬼子俘去，用开水浇死。他给我哥当团副，跑了出来，到了北平，继续抗日。他想在察北利用汉奸王英成立军队，打进去进行活动，把实力搞起来再拉到内地。他到饭店找我是下午两点，我还没有起床。他进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鸦片烟灯，20岁的青年这样堕落，他很失望。马博权对我说：“你哥被日本鬼子用开水浇死，你家仇国仇都不顾，在这过着慢性自杀的生活，你回头看看东北故乡，父老兄弟姊妹在敌人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这青年人就熟视无睹吗？你赌钱赌得好，那又能怎样？不过是左手来右手去，落一个赌棍之名，最后没有人理。如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当一个抗日英雄，或者作一个军事统帅，那有多光彩！你人聪明，赶快离开这里，与我到西北去成立军队，我有路线。”我很犹豫，经过一天的反复思索，最后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察北。临离北平之时，我辞别双亲，决心苦干十年，不成功不回北平。一下子到了西北，脱了大褂，开始当兵，一步一步从汉奸的二等兵干起……以后这个部队反正到国民党那方面，我一直干到上校。光复后回到北平。有了1936年那个决定，才有以后的前途。可是今天呢？既然我认为这个决定对，就不能再错了，一错再错，一辈子就完了，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还是认为应该自首，不然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受不了。
　　10月26日起床以后，发下一种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经历，这个表要求下午填好。我一看名堂越来越多，昨天重新编队，造名册，今天又要填表，我怎么填呢？全填内地的经历，内地没解放，这里的政府也没有地方去调查。先这么办，打个经历草稿，一项一项的伪造，可是伪造起来感到心虚。问题不在这个表上，今后的日子难过呀！填完经历表，再找个别谈话，再从别人那里了解我，我隐藏得住吗？我一跺脚不填了，把表撕碎，决心自首。我把苗可成、李继先他们找来，我说：“我决心自首，你们将来有机会给我北平家中写封信，告诉一声，就说我在吉林公安处投的案。”
　　我的勤务兵杨成荣一定要同我一起自首，我同意了。杨成荣拿起两个灰色军毯，一个粗布饭包，他每天不离身地背这个饭包，那里面装着我的鸦片烟药、药针……
　　他跟我到干部的屋子，干部不在。我俩便找了一处矮墙跳了出去，到了大街上，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公安处。

四

　　公安处是红油大门，人们说这是伪满大汉奸熙洽的住宅。门口没有卫兵，看不出来这是个机关。
　　一个年轻的战士问我：“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庄重地说：“我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特务，叫关梦龄，到这自首的。”
　　“他是督察处的督察长，到你们这儿自首报到。”杨成荣从旁加以强调。
　　这个年轻战士显然对督察处这个机关还不明了，他看了看我，说：“同志们，先等一下。”转身就往院子跑，不一会，出来一个30来岁的人，很稳重地问了我的姓名及职务，然后说：“请到里边吧。”
　　他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不一会儿一个背手枪的战士进来说：“饭好了。”
　　这个战士引我到了一个饭厅，屋内有几条长桌和条凳，桌子上摆了两碗炖豆腐，苞米饭。我吃了一碗，挺好吃。正吃饭间，进来一个矮个儿，穿一件黑旧呢子上衣，敞着怀里面一件黑制服，脸上还有几个麻子，他问那个炊事员：“没炒菜吗？”“没有，来不及了。”炊事员回答。
　　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饭吃完了，那个背枪的战士把我领到一个屋子，把杨成荣引到另一个屋子。我进了一间小屋，屋内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棉制服在床边给很小的孩子喂乳。方才在饭厅的那个人站在屋内，笑着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很不自然的与他握了握，他很随便地问我：“到吉林几天了？”
　　“唉哟，21日晚上下火车，有六天了。”
　　“在哪儿住了这么些日子？”
　　“在解放团。”
　　“那里人那么多，怎么挤得下，怎么不到我们这来呢？”
　　“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
　　“你们会不知道？”
　　我笑了：“不客气说，我害怕。”
　　“对，这是老实话。”他也笑了。
　　他给我纸烟，我说：“我这里有，从长春带来的，比你这烟好。”
　　“好，吸你根好的。”
　　他是江苏口音，说话很痛快。他与我谈到长春解放前的各种情况，谈到内地——我到过的地方。他谈到反动派把共产党宣传为杀人放火的毒蛇猛兽时，说：“你们宣传，到头来自己也中了毒，所以你害怕了。你看，我们这里有什么可怕的？昨天是敌人，今天你过来就成了朋友。”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但不好开口，想用一点技术，又考虑不该对这个直爽人耍手腕，慢慢就会晓得了。我说：“到这之后，对你们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希望能不客气的指教，我知道我应当做些什么。”
　　他接过我的后一句话：“那是以后的事情，不忙，先安下心来。”
　　天黑了，我们又随着那个年轻战士出了大门，走了两个胡同一道街，到了一个院子。门口有战士守卫，院里有老百姓。迎面是一个木制的楼房，墙是青砖砌的，不怎么好看。我被领进楼下一间屋子。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穿黑呢大衣，戴八角帽的人，进了屋子样子很严肃地问我：“你知道项迺光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
　　“你是督察处督察长，少将？”
　　“上校。”
　　“老兄，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没想到有今天，也没想到到这儿来。”
　　“你把项迺光的下落写一下。”他右脚踏着土炕，左手拿着纸烟，歪着脑袋，很随便的样子。
　　“好吧。”
　　他走了，一会儿来人给我送来几张纸，在一盏不亮的电灯下，我写了两页与项迺光突围未果的经过。
　　躺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这么几个钟头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先一个说话那样和蔼，后一个简直是对我侮辱，两个人很不一样。我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那个战士来了，我问他有什么书看没有？他问要看什么书？我说：“共产主义常识的书。”他转身给我拿来一本《共产主义常识》，我打开一看第一篇是列宁著的《论国家》，看不懂，看了两页放下了。
　　这时，楼上地板不住的响，是脚在地板上跺的声音，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唤，是给女人用刑吗？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半夜上刑别人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听到这些声音，想到我的将来，不禁毛骨悚然。翻来覆去，到天亮才睡去。早饭后昨天晚上穿大衣那个人又来了。他叫我写一份自传。我把八岁至今的经历写了十多页，交给了他。
　　午后一点，那个年轻战士来了，大家叫他小王。小王长得很老实，有20岁，腮帮上的肉很厚，眼睛不大，话先笑。这样的人一望就不叫人担心。
　　他说：“请你去谈话。”
　　我跟他出了大门，在道上问他：“昨天跟我谈话的那位是不是科长？”
　　“那是朱副处长，今天还是他找你谈话。”
　　他是副处长呵，我对朱副处长的印象很好，我的思想是“可杀不可辱”，只要客客气气，不打不骂，枪毙了也没关系，千万别零遭罪，给我精神痛苦。
　　到了公安处，见了朱副处长。他问我昨天睡得好不好？我说没有睡好，心中有事。他说：“新到一个环境，再过几天就好了。”
　　“昨天晚上，那位穿黑大衣的干部叫我写项迺光的材料，我对他的下落实在不知道。今天早上叫我写自传，我倒写得比较完全。关于我应该做的，我一定自觉去做。因为我是自己来的，又不是你们抓来的，我何不争取主动呢？敬酒不喝，喝罚酒？那样的人，说句上海话，叫不识相。”
　　“你能这样做，我们欢迎。这样做对你自己有利，对人民有好处。你的问题，我们是了解的，你自己来了，那是最好的表现。”
　　“你们的工作我也了解，你们现在需要什么我也知道。我先坦白在特务机关长春督察处当督察长时，由我指挥杀死的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40多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应该坦白。不过这些人已经死了，以后再写材料不迟，当前……”
　　“关于军统在长春潜伏的组织，埋在地下的电台，布置在哈尔滨的潜伏组，藏在督察处楼梯下的黄色炸药，以及从长春到吉林的许多特务……这是当务之急。是不是？”
　　“对！应当马上检举。这些潜伏组织不挖出来，会出事情。你在这马上写！”
　　他叫人给我拿来几张纸，我检举如下：
　　一、长春站哈尔滨潜伏组，自1946年建立以来，直到长春解放的早上还通报。这个组组长姓蔡，是哈尔滨报话局的一个报务员，特务电台设在他朋友处，他朋友住在道外一个破烂市；
　　二、军统局北满电务支台，两部大型电台及几部十五瓦手摇机，埋在督察处院内东南角墙下；
　　三、长春站潜伏组长吴殷强，以粮米加工厂做掩护，该工厂设在长春市七马路路北，离韩国侨民会很近；
　　四、东北剿总第二处设在长春的潜伏组组长徐克成，该组设在长春市长江路水楼子隔壁；
　　五、督察处办公大楼的楼梯下，藏有一箱黄色炸药；
　　六、随新7军到吉林的特务有：安震东（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以及张致温、孙国、王士廷、李雄飞等人，均在尉官解放团。
　　这个检举写完之后，按上指印，交给了那个战士。不一会儿朱副处长又来了，他说：“你们的人，有不少在这里，你大概还没见到，你回去就能见到了。”
　　“报告副处长，他们吃什么灶？”
　　“他们可能吃大灶。”
　　“他们既然吃大灶，我也不应该特殊，我请求吃大灶！”
　　“这是对你的照顾，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可以找曹同志。”
　　从公安处回我住的地方，我留意街的名字。我看见了牌子，我住的是通天街平安胡同，楼房是原来的新新旅馆。我对这些名字感到愉快，象征着我这个案子是通天的，上边知道；平安胡同预示我会平安无事，没有危险。我这是迷信吗？是迷信，但是有许多事应了验。
　　1946年2月14日在北平招考北平特警班学生。考完试出来，我走到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叫“鬼门关”，我心里很不痛快。没有几天，特务头子戴笠下了个条子，因为我贪污，把我关起来，过了一次鬼门关，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最容易迷信，并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回到住处，昨天那位穿大衣的干部，见了我说：“你上楼住吧，你们的人也知道你来了。”他引我上了楼，在门外他就喊：“陈哲，你看看谁来了？”
　　呵，陈哲、杨绍林、邱明瑞、翟丕、杨钧都来了！
　　“督察处来了几个科长了？”曹科长问。
　　“我是总务科科长，杨绍林是情报科科长，这回又来了督察长，越来人越多。”
　　“早晚都跑不了，早来好。”曹科长接着又说，“你们谈谈吧，看看吉林市还有谁？找找他们。”
　　曹科长走了，我们扯起来。自从突围失败便各自分散了，只十天的工夫，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奔波又在这会面了。他们说陈哲是自己到吉林警备司令部报到的，别的人都是一个找一个找来的，这叫连环套。
　　大家谈了一下项迺光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吃完晚饭，陈哲自己拉胡琴，唱青衣，大家还买了一些花生米、茶叶，等于开了一个小型茶会。十来天的改名换姓的生活结束了。这么一唱，精神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早晨起床，陈哲到我这个屋子与我谈了多时，他说：“这里是公安处的招待所，这里住的人，有公安处的干部和他们内部犯
　　了错误的同志；还有捕来的几个可疑的人；剩下的十多个人都是军统，这里顶数你的官大。”
　　我问他曹科长在什么科？他说：“公安处处长叫陈波，副处长姓朱，治安科科长吕浩，是陈处长的爱人，曹科长是治安科副科长，在招待所负责。陈处长一定要找你谈话的。”
　　这一天7点钟刚过，曹科长叫我们几个人跟他到公安处去。还是我来那天的院子，不过进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里有沙发，写字台，一个穿着古铜色旧呢上衣，背头，戴着近视镜，一只胳膊的干部站了起来，他笑着与我们打招呼，陈哲对我说：“这是陈处长！”
　　我给陈处长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们八个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坐的位置与陈处长的写字台很近。在陈处长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穿黑制服，可能他就是吕科长。桌上放着纸烟，战士给每人倒上茶，曹科长把烟递给大家吸，陈处长先对我说：“过去没到过吉林吗？”
　　“没有到过。”
　　“吉林不如长春热闹。”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陈处长转而对大家说：“你们来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们谈谈，一直没有工夫，今天咱们好好谈几个问题。我说话，大家能听懂吧？”
　　他的广东话接近北方话。我们回答：“能听懂！”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陈处长把本子打开，说：“今天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现在的形势；第三，宽大政策；第四，义气问题与你们的出路。”从7点半讲到11点，问题讲得很透彻，关于宽大政策讲得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听得非常仔细，对宽大政策有了初步了解。谈到义气问题，他说：“义气是反动派很讲究的东西，对蒋介石应当讲义气吗？不论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因为义气而不肯与他划清界线。对人民要有义气，对反动派不应有义气……”
　　“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你们的出路。在我们队伍里也有从反动派来的人，60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们应当选择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拢人民……”
　　讲到十一点，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
　　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代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说：“10月17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60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17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一律杀！’张国卿火了，喊了起来。
　　“‘两个斗殴的，昨天叫他们打保，没有打好，这两个人也处理？’我又补充了这么几句。
　　“‘都杀，只把张政一个人释放，其余四十八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开始行动！’
　　“于是由陈牧、陈寿岚集合督察室的人，开始从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喊一个提一个，由我过目，当时也不验明正身，不问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杀。人犯到了看守所门口，由督察室的督察把人犯架到后院土山下，一枪一个，不一会儿，把48个人都枪毙了。完结之后，用土掩埋在山下。这就是解放那天早上的大屠杀。当时，张国卿与陈牧杀人都红了眼，自己的那两个小同志年纪不大，因为请假到沈阳，他们组长呈报上来说他们情绪不安，就把他们送到督察处禁闭起来，以为押几天就可以释放，想不到把他们二人也一齐杀死了。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呀！我也是杀人者之一，从良心上说，如果杀共产党的人，我还没有意见，可是这些是刑事案件，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买卖银元的，根本不应当押，更不该处死。”
　　翟丕翁把上边这段话说完，我又问他：“张国卿怎么跑的？”
　　“他把人杀完了之后，在督察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西四马路他的住处。他把呢子制服穿好，把少将领章肩章戴上，在家等着解放军进城，等了两个小时解放军没有来。他一想当俘虏不是好办法，于是又换上便衣，出了大门往对面的小胡同溜了。”
　　我又问陈牧、陈寿岚、印匡时他们都到哪去了？翟翕说：“有路条，都换上便衣逃走了。”
　　10月30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迺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迺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项迺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迺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俩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迺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迺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迺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迺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
　　“听说于浩在九台，这可靠吗？”
　　我说：“据翟丕翁说于浩是他的总务组组长，从不离项迺光的身旁，如果于浩真的在九台，那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接着陈处长站起来，拿了一张地图铺在写字台上仔细地看着。
　　这时吕科长问我：“项迺光在长春都有什么亲友？”
　　“他有一个表姐，表姐夫在督察处充上尉人事科员，叫刘继皋。住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关系我不清楚。”
　　陈处长又坐下，问了一些项迺光的化装情况，就叫我回来了。我心想突围那天早上在兴安桥卡哨分手，项迺光不先进城，就是防备别人检举他的。他这一手现在说是做对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的下落，今天为了自己的前途，我一定检举他。
　　我的心情很焦躁，家中也不通信。造谣社说：郑洞国带领三百官兵，在长春殉国。北平家中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担心我也在长春牺牲了。造谣社无中生有，造这谣将来如何自圆其说？送来的报纸说，沈阳蒋军也惊慌失措。如果国民党能占领许多地盘，还有许多军队，我就可以像被俘的长春市长赵君迈那样，用一个共产党干部换一个国民党的干部，赵君迈就是用人民作家金人换回来的，回来之后仍任长春市长。如果国民党节节失败，就换不成了。
　　这里还有长春兴安中学校校长胡松岳一家。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北平人，在这反省不错。曹科长叫他管招待所帐目。他认出我是督察处的督察长。
　　我来到这的头一晚上，楼上发生的女人叫唤始终困扰着我。这天我上了楼进了胡松岳的屋子，朝他对门一看，那屋坐着一个女人。那屋正是那晚我的楼上。于是我问胡松岳：“那个女人是谁？”
　　“我老婆的娘家嫂子。”
　　“我来的那天晚上，楼上有女人叫唤，还有脚跺地板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嫂子头痛，躺在床上叫唤，两个孩子在地板上乱蹦。”胡松岳的老婆这样解释。我笑了笑，看来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楼里那两个反省的干部举动很稳重，非常有修养。我们上街有人跟着，他们出去随便。我问胡松岳这两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是不服从领导。”
　　这两个干部有一个姓邹的三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到邹同志那屋，他正在整理一张表，我一眼便看出是长春督察处的人事系统表。他还整理这个？我特别想看这张表，我掏出纸烟，给他一支，他不要，我强给他，他接过去，没有火柴，他便下楼去找火。我赶紧挨近桌子，一看真是督察处的人事表，有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又名关锡九”。别人的人名，职务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的姓名职务都对。另一页是长春站的人事表，只看见“项迺光”，邹同志就上楼了。我问他：“你还办公？”
　　“他们忙不过来，求我帮忙，给他们整理一下。”
　　“关锡九”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用的，以后到社会干事我发现“锡九”有许多人用，我就不用了，用我的号“关梦龄”代名，名、号一致。在反动派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关梦龄，不知道叫关锡九。能知道我叫关锡九的，只有中学的同学。忽然我想起今年3月，一个叫陈尔立的中学同学，从哈尔滨到长春，由在骑2旅当副团长.的同学杨崇侠陪同到督察处去看我。可能他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不然别人不会知道。这张表可以证明公安处知道我的情况不少。我回到房子里又生了疑问，这张表难道故意给我看的？表示公安处对于关梦龄什么都知道，连你的学名都知道，你要好好的交待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1月2日的早晨，起床后在院中散步，朱副处长满面笑容地走到我的跟前，说：“老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啊，沈阳解放了！”我重复着朱副处长的话，这与我有什么好处？沈阳解放能把我释放了吗？不见得。同时心里也很宽慰，幸亏我没往沈阳跑，否则还得往北平跑，万一跑不了被抓着更麻烦。沈阳解放，东北解放，华北早晚也得解放，这是兵败如山倒哇！卫立煌守不住东北，傅作义也难守得住华北。这样一来，东北、华北和西北完全解放，蒋家天下丢了一半，再从共产党手里拿回来不容易了。在目前情况下争取活命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蒋介石是指望不上了。我忙说：“好极了，早解放一天，沈阳老百姓少受一些痛苦。”马上我又对朱副处长说，“不是说‘找人’吗？怎么找？时间太长了，恐怕找不到，越快越好。”
　　“好，这件事，马上就办！”

五

　　第二天吃完早饭，曹科长对我们说：“今天都出去找人！”
　　我问：“怎么个找法？”
　　曹科长说：“这种工作，你还不明白？”
　　我说：“当场逮捕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把他的地点记下来以后再去捕；再一种是把他领到一个地方去捕；还有第四种方法……”
　　“咱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先把他的地点记下来再说。”
　　我们出去四个组。我一个人一组，由曹科长，还有一个郝同志跟着；杨绍林、翟丕翕、陈哲、邱明瑞、杨钧分了三个组。他们也由公安处的干部跟着。
　　我们徒步走在街上，往人多的地方去，表面上看我是一个人走路，曹科长走在我的前面，后面跟着郝同志。一到大马路就见到了国防部新闻局长春通讯处的杜主任，他问我在哪儿住？我说在一个朋友家，他说：“少在大街上走啊，有人问你哪！”
　　“没关系，敢在大街上走的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人不敢在街上走，我这是利用这种心理兜兜风。你在哪儿住？”
　　“我在××胡同一个朋友家，预备三两天就走，此非久居之地。”
　　我把地点告诉了郝同志，他记了下来。拐一个弯又遇见一个穿灰呢大衣的人，见面就拉手，我不认识他，他小声说：“督察长，你还在这悠哉游哉呢，有人说你被抓到公安处去了。”
　　“我怎么把您的台甫忘了？”
　　“我叫宋至诚，吉林铁路党部主任秘书，在长春，马绍周结婚时，咱们不是见过吗？”
　　“对，我想起来了！宋主任，您什么时候到了吉林？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消息。沈阳一解放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您住的地方方便吗？”
　　“那个地方不可靠，一两天我要迁移一下。”
　　“我在××胡同××号住，到我那住几天也可以，那是我的至好朋友。”
　　“看吧，如果实在没办法再去麻烦您。”
　　分手之后，郝同志又把地址记下，郝同志看着我发笑。
　　忽然迎头遇见柏经纬，他穿着一套黑棉袄裤，他是军统局北平特警班毕业学生。我在那个班当过总务科长，给他们讲过课，在长春一向叫我关老师。他是长春警察局保警大队长。他一看就我一个人，便马上走过来，又往前后看了一下笑着对我说：“我以为您化装逃走了呢，怎么还没有走？”
　　“我逛逛吉林，吉林的白肉血肠挺好吃，吃完了再走。这回不逛逛吉林，以后不一定有机会了。”
　　“老师，您的胆子真不小呀。”
　　“你一个人来的吗？你太太来了没有？”
　　“我的岳母也来了，三个人都来了，我岳母在那呢。”他往后一指，有一个不到40岁的中年妇女在路旁等着他。
　　“你想怎么办呢？”
　　“我想到王家善的部队，我与他还有一点关系。”
　　“什么时候去呀？”
　　“今晚上就去。”他很小声的说了这句话。
　　我说：“我住在一个朋友家中，你若是愿意去，住几天没关系，日子多了，当然不行，你们在哪住呢？”
　　“一个小买卖的后院，××街××号，找一个姓王，啊，不姓王，姓梁的。找到他就能找到我。”
　　我一看，他这个地点不对，也没说清是姓梁还是姓王，说出来又改嘴。在老师面前卖弄特务技术，这个小子挺狡猾。他未入特务训练班之前在伪满当情报参谋，对于日本特务那一套手段他不外行。今天看出来他对我有戒心。需马上逮捕！不然找不着了。于是我对他说：“我要走了，在北平见吧，到我家过新年。”
　　“谢谢老师！”
　　他一转身，我回头告诉郝同志马上抓，他要跑。郝同志马上撵上他，我与曹科长跟在后面，我对曹科长说：“警察局大特务立刻抓！不然，飞了。”郝同志身体有劲，强拉硬扯把他逮住了，一边走一边说：“找你谈一谈就回来。”
　　他的岳母上来了，很不满意郝同志：“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拉拉扯扯的。他不走，你强迫他走，一点也不讲理！”
　　这时候，柏经纬明白过来了。一个特务这点事还能不明白吗？他说：“好，我跟你们去，不要这样，不好看。”
　　郝同志与柏经纬并肩走，我对曹科长说：“给他们俩雇一辆马车。”曹科长马上叫了一辆马车。回到了招待所，一进院，柏经纬便对我笑：“老师，您对我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您叫我来，我不会不来。”
　　我没理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公安处曹科长。”接着我把柏经纬的反动职务说了一遍。
　　“是关梦龄的官大呀？还是你的官大呀？”曹科长问柏经纬。
　　“当然是他的官大，在长春工作时我还听他调遣呢。”
　　“既然关梦龄的官大，他在这都不害怕，你怕什么？官大的没事，官小的倒有事？你不要恐惧，不要胡思乱想，他没事，你来也没事，他能立功，你不也一样能立功。”
　　柏经纬两眼一转，想出来个办法：“科长，他能立功，我也能立功，长春警察局的职员，没有不认识我的，各分局长、各科长，听说到吉林的不少，我一定能找出来几个。现在咱们就找去！听说二分局局长张宝田在解放团，先把他找来。”
　　“能找来吗？”曹科长问他。
　　“能找来，去晚了可不保险。”
　　这时我出屋，站在院子里，用眼睛把郝同志调了出来，我告诉他：“可不能听他的，真的要去找人，一两个人跟不住他，可别闹个鸡飞蛋打。”
　　“没关系，跑不了。”
　　吃完饭大家都回来了，还从街上带回来一些吃的。这一天很有收获。陈哲说：“‘找人’立功，谁也赛不过老关。”
　　“听说老关‘找人’的办法好，行呵，这就是立功赎罪呀！”石同志在旁边这样鼓励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听郝同志回来讲的。”
　　翟丕翕等人也找来了两个人，是谍报队的，地位低。
　　第二天起床后，曹科长对我说：“柏经纬那个小子跑了，真是鸡飞蛋打了！”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话，抓到手的特务又叫跑了，这么办案子浪费人力与物力。
　　11月4日又出去“找人”，我与郝同志到大街上转，遇见的军统特务都留下了地点。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对郝同志说：“咱们回去吃饭已来不及了，在街上吃吧，我也馋了，咱们今天改善生活。”
　　“回去吃吧，家里会给留饭的。”
　　“不，不，不用回去吃！”我感到郝同志有些为难，又问，“郝同志，在外边吃一顿饭，是不是犯错误？如果犯错误，那就算了。”
　　“倒是不犯错误，不过……”
　　边说边到一个小饭馆子，我把郝同志拉进去。我从来不会喝酒，我问郝同志喝酒不？他摇头，问他吃什么？他也摇头，我告诉饭馆的茶房：“来40个蒸饺，一个糖醋鱼，个木须肉，一个随便什么汤都可以。”
　　郝同志说吃不了，我说能吃了。吃完饭给完钱，又给了一些小费。出了饭馆到街上我对郝同志说：“咱们这是吃便饭，也不是吃席，算不了什么，回去你不用向曹科长说。”
　　他没有吱声，我又买了几盒纸烟，就回来了。
　　回到招待所，胡松岳对我说：“沈阳解放社会上展开劳军，我们是不是也要响应一下？”
　　“好啊！我们应该响应。”
　　晚上，大家都谈论劳军的事，胡松岳先捐二百片沙发代津（贵重的美国药），还有20块银元，他老婆捐了5万元东北流通券。我们这些军统特务也开始捐，都是几万元钱，杨成荣对我说：“我捐不捐？”
　　“你算了，我捐一块怀表。”
　　“那块表太好了！”
　　“一块表算什么？生命都不保了！这些身外之物留它何用。现在只要能表示出我们对人民热爱，捐什么都可以。”
　　这块怀表是我二老婆的父亲在第一次见面时给我的，一块银色瑞士怀表，带一条白色细钢链。价钱相当贵，我很爱惜它。这一次我捐出来了，我在捐献簿上写道：捐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
　　这块表捐出后，胡松岳在背后说：“他捐怀表，还不是贪污来的？”听这句话我非常难过，心想，贪污来的也是我的，我不捐也没有人强迫，说这种怪话，不应该。过了几天，《吉林日报》刊登出来，公安处劳军名单，第一个是关梦龄先生，捐瑞士怀表一块，捐献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其他人列在其后。

六

　　有一天，曹科长与我闲谈，谈到生活，他说：“如果要改善生活，可以买点肉回来吃，不要到饭馆了，太浪费。”
　　我的脸红了。
　　他又说：“我们的同志有什么事都要向组织汇报的，你叫他不说，他也要说。这一点与你们阳奉阴违那一套不一样，我顺便对你提一下。”
　　“好，好，科长这样批评我对我有好处。”
　　看来郝同志把下馆子的事儿报告给曹科长了。
　　11月5日，吉林全市举行庆祝沈阳解放大会，曹科长也叫我们参加，并且在会上“找人”。晚饭后，小王同志和郝同志来了。小王同志今天没有背枪，一见面就笑，他说话是关内冀东的口音，不过20岁，非常纯洁。我们三个人一出大门，就找了辆马车。上车之前小王买了一斤榛子，他说：“关同志爱吃榛子，吃吧！”
　　我边吃榛子边想，共产党的人都像王同志这样，要我的心我也不会犹豫。他这是领我到会场，今天就是领我到法场，我也不会跑。
　　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大会场。我们下了车，在会场人多的地方乱钻。不一会儿遇到了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特务，叫李之龙。接着又遇见了五六个从长春到吉林的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如法炮制，都将地址套出来告诉给郝同志。会场里有不少穿美国服装的投降军官，有的认识，与我说了话；有的不认识，互相看看，彼此知道都是长春来的。还有秧歌队，不是东北原来的老式秧歌，是新秧歌，前走两步，后退一步，不好看。有一个人化装成蒋介石，另一个化装成宋美龄，样子很难看。心想，这是恶作剧，没有意思。
　　回来的路上，碰上老高家一家人。除了高心鲁到长春去了，全家都来开大会。
　　高心鲁的父亲高铁峰是我的义父，在长春时我经常上他家吃饭。六月份他们全家迁到吉林，合股开了一个杂货铺。高老太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把我手拉过去说：“你们那是什么地方？好不好？不吸烟行吗？（指吸食鸦片）手中有钱吗？每天都吃什么……”
　　一系列的问话，我都作了回答。
　　小王与郝同志在很远的地方谈天。
　　他们马上就要全家回长春，我说：“我没有行李，想法给我送套旧铺盖，不要好的，送到通天街平安胡同一号，交给曹科长。”
　　谈了有20分钟才分手，现在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替我担心。
　　11月6日，郝同志领我到尉官解放团、士兵解放团等处去“找人”。北大营有铁丝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到吉林第一天夜里住的地方。我们挨着屋走，各屋子都是一铺一铺的大土炕，炕上有席子，有的炕上睡着人。看样子都是士兵。我遇见了几个宪兵，穿着整齐的制服，比较起来宪兵倒是挺精神，被俘或投降仍然这样整齐，不容易。他们见我，都站起来给我敬礼，我问道：“你们王队长来吉林没有？”
　　“不知道，没有看见。”
　　“你们的那些‘自来得’都缴了吗？”
　　“都缴给了人民政府了。”
　　“你们就来了这么几个吗？”
　　“来了十多个，其他的都不知跑到哪去了？”
　　离开北大营又到我住过的解放团。只见院子里扔着乱纸、垃圾、烟头、榛子皮、花生壳，很不像样子。怎么不扫一扫呢？我先进到我原来住过的屋子，想看看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见着。各屋子有赌牌九的，有掷骰子的，有唱戏的，有睡觉的。从解放团的各宿舍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这些军官，不但做军官不够格，就是做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也不够格，没有一点公共道德，这样的军官训练出来的士兵怎么能打仗呢？早在我离开的时候就有人把窗户框拆下来当柴来炖肉，今天再一看，有的屋子连门都没有了，这等于破坏了一个小学校，将来怎么复课？中央军走到哪破坏到哪。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又何况解放区的人民呢？
　　“这些人不好改造。”我对郝同志说。
　　“好改造，将来一学习，订下制度就好了。”
　　“他们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卖光，钱花完就老实了。腰中有钱他们睡不着觉。”
　　在街上逛了逛就回到了招待所。曹科长叫我把在解放团看见的那些特务姓名和职务写一写。写完我交给了他。
　　一个晚上我与大家聊天，曹科长告诉我：“有一个姓周的老太太给你送来一床被子，一个褥子和一个枕头，另外还有20万元钱，东西放下就走了。”
　　曹科长问我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是我义父家的佣人。我心想，她害怕这个地方，不敢久留，放下东西就走，连一个收条都没要。老高家对我还不坏。
　　我感到一个人说一些不是自己要说的话最苦恼。解放前我在特务机关——陕西缉私处当视察。到各县去视察，遇到一些地方绅士请吃饭，在宴会上说的那些应酬的辞令至今想起还令人生厌，现在呢？虽然共产党解放区的许多事没看见，不知道，但在说话中也得歌功颂德，说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得不可比拟，解放区的人民丰衣足食，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持，八路军的战士纪律严明……每天都有人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好像不这样说不拥护共产党似的，可是所接触的就是曹科长和几个干部。事实上都是应酬辞令。有一天和朱副处长谈话，他问我：“解放区有什么好的地方？”
　　“我看哪样都好，尤其是老百姓能够吃饱穿暖。”
　　我具体说不上什么好，只能说哪样都好。可是吉林有妓馆这也好吗？也有小偷、盗贼、乞丐……到解放区有半个多月，到街上也走了几次，开大会我也参加了，没有看出解放区特别优越的地方。只是解放军作战好我承认，不然不能把国民党军队打垮，这一点我没有怀疑。
　　11月9日，发下一种表格叫我们填，这是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原籍、何时报到、何时被捕、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与意见？另外还有九个问题，叫我们按个人实际情况填写，不要虚假，这九个问题是：
　　1.长春解放以前你是怎样的想法？
　　2.长春解放的早上又是怎样的想法？
　　3.突围没有突出去是怎样想的？
　　4.没到吉林是怎样想的？
　　5.到了吉林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6.没到这之前是怎样想的？
　　7.到这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8.对自己的将来是怎样考虑的？
　　9.现在你又是怎样考虑的？
　　我一看这个表是印制的，是所有在这反省的人填的，不是专为我们几个人单印的，但是这九道问题是用钢笔写在纸上的，是特别为我们几个人拟的。上面的突围问题只适用我们几个人，连陈哲都不适合。这张表引起了我许多猜疑，我们的问题要处理了吗？看这个情形还不是处死，如果要处死还用写这些吗？
　　我开始填表，在“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这一栏，我填“以特反特”；在“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栏，我填“我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政府对我应依法严惩”；在“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与意见”这一栏，我填“希望迅速处理”……
　　这九道题，我认为是陈处长要研究我们这些特务的心理而拟的。
　　我想探听探听处理我们的消息。我和翟丕翕研究了一下，我说：“不经过司法手续能处理吗？”翟丕翕认为不经过司法机关开斗争大会照样可以杀人。他这一说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这几天朱副处长也不找谈话了，陈处长更不理了，于是我又去找在这反省的邹同志谈天，我问他：“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要处理了？最近叫我们填表，还要回答九个问题。”
　　“我不大清楚，不过我看你们还应当学习一个阶段。”我问他怎样才能改造好？从哪儿下手？他说：“依我自己参加革命这么久的经验来看，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老实做人。在旧社会老实吃亏，受欺负，在新社会老实是受欢迎的。一切问题，一切思想都要老老实实的交待，不要一丝一毫的埋伏。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邹同志诚恳的态度很感人，我看这个共产党人很好，他怎么也会犯错误呢？可能在共产党里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事。
　　11月11日下午，曹科长到楼上宣布：“你们不是要求回长春立功赎罪吗？明天就回去，今晚你们准备一下！”
　　我问曹科长都是哪几个人回长春？他说有陈哲、杨绍林、杨成荣、杨钧、邱明瑞、翟丕翕、长春站一个司书和我。
　　曹科长对我说：“回长春不要有顾虑，本来想不叫杨成荣跟你去，在这给他找工作，可是怕你有另外的想法，所以还是叫他跟你去。”
　　吃完晚饭曹科长把我叫到院中，那儿还有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人，有二十六七岁。曹科长对我说：“老关，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朱同志，就由他送你们回长春。”
　　朱同志给我敬了个礼，伸手与我握手，笑着说：“关同志，今夜我来接你们，咱们坐天亮三点钟那班火车回长春。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关同志多提意见。”
　　“不用客气，请朱同志多多关照。”我这样说。
　　又说了几句话，曹科长与朱同志便走了。
　　我上楼之后，石同志听说我们回长春，说：“长春公安局局长于方初那个人很好，我们是老搭档。到长春你们争取有条件，要好好争取，革命这方面也需要人哪。”
　　我一听说他认识于局长，我赶紧说：“石同志，您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好不好？把我的情况介绍一下，求他对我关照关照，不然他不了解我。”
　　“不用写信，你的情况这里会介绍去的。到那儿也和在这儿一样，争取在自己。”
　　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一封介绍信都不肯写，一般应酬，有什么重要？真固执。
　　回到屋子，八个人都聚拢来了。他们的脸显出紧张的表情。我说：“咱们买点东西吃，买点烧饼、酱肉、花生。”翟丕翕抢着说：“再买半斤酒。”不一会儿都买来了，大家吃了起来。我心中犯嘀咕，他们心中也不安。我对杨成荣说：“曹科长要把你留下，在这给你找工作，我看你今夜就没有必要再跟我去长春了。回头我对曹科长说一说。”
　　“我留在这干什么？我还是跟你一块走。”
　　空气很严肃，每个人都认为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不幸事件。邱明瑞先说：“我看今天夜里是凶多吉少。”
　　“也没有三点钟到长春的火车呀？”
　　“唉，知道是假话你还能怎样？在人家的势力范围之中，你不服？”
　　“过去咱们在长春都是晚上杀人家，现在人家就不能晚上杀咱们？”翟丕翕这样一说，我也害怕了。可是我还故作镇静地说：“没有关系，不要庸人自扰。曹科长方才对我说，叫咱们不要有顾虑。”
　　“曹科长那样说，你就相信？他不那样说又怎样说？我看今天晚上就是一关，不好过。”“我看不动手也是死，动手也是死，我到时候要动手。动手还能撞个侥幸，不动手就干等死”邱明瑞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事。
　　1948年6月3日，督察处决定秘密杀害14个“政治犯”。晚上八点半钟，由我率领十多人，把这些“政治犯”从看守所提出来，问明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之后，便两手后绑，用黑布蒙上眼睛，嘴里塞进棉花，然后装上汽车，拉到南岭。到了南岭把这14个人一块架
　　下汽车，带到事先挖好的大坑边上，开始用枪杀害。枪声一响，那些未被射中的人知道不好，可能认为等着也是死，如果往外跑一下，侥幸冲出去，还可能活命，于是有一个人猛然间抬腿就跑，他虽然未戴脚镣，但是两手后绑，眼睛又被蒙上天又黑，路又不平，没跑多远就被撵上抓了回来，当即“砰”地一枪把他击毙了。跑与不跑都是死。
　　于是我说：“老邱这种做法我不赞成，要处死你，人家就没有相应的准备吗？还能叫你动手？”
　　“准备也不一定准备得那么好，有机会就干，人急跳墙！”翟丕翕气愤地说。
　　“我在吉林呆了好几年，从这里到车站这条路我熟悉。如果不是往车站开，那就是糟了。”杨钧从旁说。
　　“不管怎样，一看情形不对就得动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杨绍林的决心很大。
　　“我认为绝不会有意外，咱们不要这样胡搞。如果真正无事，我们搞出事来，作了无谓的牺牲，那可是冤哉枉也。”我知道干特务的人行动野蛮，性情粗鲁，很容易滋生事端。
　　“不会无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是邱明瑞与翟丕翕二人的一致看法。看来他们二人是今天晚上的危险分子。
　　陈哲、杨成荣和长春站那个司书都没说话，在那吃花生，但很注意我的态度。我想，今晚共产党是不是杀我们，我的心里也没有底。也可能杀我们，不过杨成荣不应该杀呵，他不是军统特务。可我又一想，过去我们杀人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抓着与八路有关系的人都杀。杨成荣当过谍报队组长，又是我的勤务兵，还不该杀吗？我又一想不会杀我们，因为我们还能主动赎罪，况且在招待所住这么些天，也看不出来要杀我们的迹象——我的思想是：如果真要杀我们，我们也不要动手，命该如此，动手也无济于事。我们今夜有八个人，如果要杀我们就不能来八个人，而要来30人或20人。这些常识谁不知道，又何况我们是些军统特务呢？而这八个人中我是头，将来闹出事来，人家还不找我算帐？一定说是我指使的，绝不能说杨成荣指使的。这一点我心中犯嘀咕，所以我惟恐出事。我很后悔，不该给他们买酒喝。于是我装着到门外吐痰，看一看门外有没有人，幸好没有人。我们就各自回屋休息了。
　　在迷迷糊糊的梦中，杨成荣把我叫醒。
　　我们几个人跟朱同志走到门外，一看不是汽车，是一个胶轮大车。车旁边有六个带枪的武装战士。朱同志叫我们上车，我叫他们七个人先上，而后我才上去。我坐在车后边。战士前边坐三个，后边坐三个，朱同志挨着我坐。我没有看见邱明瑞和翟丕翕的表情。车一动，朱同志拿出一盒烟给大家吸，因为才两点钟，还很冷，我把脑袋缩到大衣领子里，心里希望赶快到车站，可别到另外的地方。千万不要出事呀。我吸完了一支烟接着又吸另一支，我对翟丕翕说：“翟丕翕你冷不冷？你若冷，我把大衣给你穿？”
　　“不冷，我的棉袄挺厚。”
　　“穿我的这件皮大衣吧！”朱同志从身上把一件皮大衣脱下来，交给了翟丕翕。翟丕翕坚决不要。朱同志一定要他穿，我说：“朱同志叫你穿你就穿吧，不用客气。”
　　我对翟丕翕说话的意思是试探一下他的情绪，听一听他的话声是不是很紧张。想法子打破这紧张的局面，故而利用了大衣的题目。想不到朱同志真的把大衣脱下来给了翟丕翕。这样一来我心中安定了，这是上车站，绝不是枪毙我们。真的要枪毙，还怕冻着？由这一点，我问杨钧：“杨钧，咱们上车站的路对不对？”
　　“对，对，就是这条路。”
　　朱同志问：“你们谁在吉林住过？”由这就开始聊起天来，不但不紧张，也不感到寂寞了。胶轮大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火车站。我心想：“谢天谢地，平安到达。”

　　本文选自《黑皮自白》，关梦龄／遗稿，李占恒／整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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