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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毅夫:铁窗十年

安毅夫 私人史 2021-11-04

Personal History

坐牢的日子

铁窗十年

© 安毅夫/文


  木盆放在马桶上,号子门一打开,立刻抱起马桶,一路小跑,奔向走廊尽头的厕所。以最快的速度倾倒、涮洗、装水,再一路小跑奔回号子。仍禁不住看守员老龙或小高“快点!”的吆喝,也免不了屁股上挨上一掌或一脚。这就是每天早上看守所里必上的一课。
  从头一天起,在我来回奔跑途中,我都向看守员提出要见审讯员的要求,却直至两个星期后才见到打开号子,随着看守在走廊里转过两个弯,走出了牢房,经过一个小院子,杂乱蓬生的草地上稀疏、零落地长着几棵树。已是寒冬季节,枯枝残败,冷风扑面,我倒精神一爽,心情愉快。不仅是因为小号子里两星期的关押使我十分气闷,更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谈清误会,早日回家了。途中,回头望去,这个看守所是一座在高围墙里呈U字形的一楼一底的青砖瓦房。要不是每扇窗户都钉有铁条,在高墙的一角有座高耸的碉楼,倒真像一幢不错的住宅。这是我进来那夜没有看清楚的。出看守所大门,走了十几米,转进一排平房的一间房里,这就是审讯室。
  在这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正对门的一张小桌后面已经坐了一位年约四十几岁的干部(后来才知道他叫张建华,当时贵州省公安厅六处副处长,以后当过副厅长)。我一进门,这位审讯员就微笑地指着他对面靠墙的一个腰鼓形的水泥凳子说:“请坐”!接着又和蔼地说:“你好吗?你每天都要求提审,有什么事吗?”原来是虚情假意,装模作样,我的气不打一处涌上来了。我说:“还问我有什么事?我倒要问你,为什么把我关起来?”“不急嘛!”他笑着说:“事情会慢慢弄清楚的。逮捕你是贵州省公安厅提出,经四川省公安厅同意的。因为你是少数民族县团级干部,还征得了四川省委统战部的同意。我们是很慎重的。”我说:“还讲慎重!把一个无辜的好人关起来,是慎重吗?”他倒不生气,说:“今天不谈案子,你不是教过哲学吗?今天我们来谈谈哲学。”不顾我一再追问逮捕我的原因,他大谈起唯物辩证法来了。我根本无心去听他那一套杂乱无章的说教。说了半个多钟头,大概也说累了,他说:“好吧!你回去吧!我们会很快处理你的案子的。”怀着希望,跟着看守,我又回到号子里。
  怀着焦急不安的渴望,过了两个多星期,看守又把我带到审讯室。这次,坐在桌子后面的是程龙了。1958年春,在西南民院,他曾以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名义要我谈过自己的经历,最后还要我详细地写了一份书面材料给他。原来他却是贵州省公安厅的干部。我一进门,“坐下”,一副严肃的面孔:“叫什么名字?哪年生?什么地方人?……”想起在成都市他表示过要为我澄清问题,倒反而把我抓起来,于是毫不客气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问我干吗?倒还不知道你原来是贵州省公安厅的人。”他也不生气,板起脸说:“那是在外面的事,现在是审讯,你不是要求提审吗?现在是提审,为什么不好好回答?”没法,只好压住气,按他的提问,一个一个地回答。
  经过断断续续十几次提审,两、三个星期后,终于问完了,盖上我的手印了。应该说,这以后的提审过程中,彼此还是融洽的。我没有必要隐瞒或伪造任何事情,尽可能搜索记忆中的往事,真实而详细地告诉他。其实,都和在成都时告诉他的一样。本来嘛,我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而且是清白的。
  问完了,该弄清楚了吧!该放我了!每天我都在焦急地等待,但每天也都在失望中度过。
  大约两三个月后,张建华又提问过我几次。有一次,他十分严肃地说:“你是中统特务,我们已经有人证,就看你老不老实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停顿一下后又说:“陈福桐就在隔壁,他可以证明你是中统特务。给你五分钟考虑,要争取坦白从宽。”陈福桐?搜索记忆,终于想起,他曾是遵义一个小学校长,与我有过一面之交。他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横竖我不是特务。没什么可怕的。于是我回答:“我根本不是特务。我参加过的唯一政治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请把陈福桐带来当面对质。如果我是特务,甘愿被枪毙。”“嘴不要太硬,还是好好想想。”张建华站起来了:“好吧!我就去带陈福桐了。再想想,还来得及争取从宽。”他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他进来了,问:“想得怎么了?”我说:“我不是特务。”张说:“可惜陈福桐有事,今天来不了。你不要把话说绝,回去认真考虑。还是要争取坦白从宽。”回到号子里愈想愈气。真是搞讹诈了!一切根据于事实,没有的事也能讹诈吗?拿不出任何人证、物证,却把我当特务关押,天下真有这等荒唐事?反复认真思考了几条理由,准备下次提审时驳斥他们。但是,想不到这一搁,竟搁了五年,这个“下次”已是五年之后。五年里没有任何人再问过我的案子。
  张建华最后一次提问后,看守曾给我一些纸、一支毛笔和一锭墨,要我写材料。根据他们提问中的问题,我分阶段、提证人地写了二三十张纸交给看守,也同样石沉大海。
  等了一个多月,没有消息。横竖有笔墨纸张,三、五天一次,我交给看守一张:“要求提审”,“我不是特务,”“请快点放我”等等。几次后,看守火了,吼我一顿,把纸张笔墨拿走了。真是呼天不应,唤地无门。只好在倒马桶时一次又一次对看守说:“要求提审。”“咋呼什么?再咋呼,拿铐子铐你。”一推把我推进号子。
  孤独、痛苦、焦急与气愤交织在心中。我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在上海、贵阳两次躲过特务追捕,对党忠心耿耿,想不到,真想不到,今天倒成了特务,倒成了党和革命的敌人。真是太冤枉了。我的历史,从解放前入党自传,到解放初广东党校学习,到五十年代初的多次运动,再到给程龙,给张建华的交待,我都记不清写过多少遍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查来查去,把我关押起来;审来审去,却不还我清白。现在,见不到审讯员的面,纸、笔也拿走了。无可奈何中,忽然想到历史上有人写血书的事。对!写血书,以我的鲜血表白自己的清白。于是,撕下一条白衬衣,忍痛咬破手指头,我写上:“我不是特务。只要有人证明我是特务,请枪毙!”交给了看守。他狞笑地望着我,走了。一个月后,没有消息,我又同样写了一张,再一个月后,我干脆写道:“国民党特务两次未抓到我,你们现在把我抓到了,国民党该赏你们一个大勋章。”交给了看守,却仍然如石沉大海。失望、孤寂,再加上难忍的饥饿向我袭来,我在不死不活、百无聊赖中度过漫长的岁月。
  孤寂像魔鬼般地将我紧紧缠住,有时使我陷入绝望的恐怖中,有时又使我坐卧不宁,不能自制。鲁滨逊还有个宽阔的小岛和可爱的星期五,而我却只有六平方米的囚室和孤单的一个人,真令我羡慕鲁滨逊的幸福。从关进这号子的第一天起,我就被孤独、寂寞牢牢地攥住了。早上起来后,就不知道做什么,一日两餐,饭后又不知道做什么。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真是度日如年。盼不到提审,只好盼睡觉。睡梦却又是十分不宁静的。妈妈或逸云衣裳褴楼,面黄肌瘦的小华和小钢呆呆地、无助地望着我。刀割心脏似地疼痛把我惊醒,噙着眼泪,捂住胸口,在呻吟中久久地思念着他们,回忆着过去欢乐的家庭生活,却不敢想像他们现在的情景。有时,逸云离别时的哭泣和高声喇叭“吴逸云是右派份子”的喊叫又把我惊跳起来。吴作和、蔡之诚、许梅、姚国安……地下时期的同志们带着手铐、脚镣凝望着我。他们怎么了?我又惊醒过来。是的,他们现在怎么了?忍不住又回忆起过去战斗的岁月。……但是,白天却实在难熬。
  一段时间后,看守有点松动。我担心老是坐和睡会瘫痪,于是试着起来走动。最初是转圆圈,几转头就昏了。发明了走∞字,会左转,一会右转,能活动一下,也能消磨时间。好是好,可肚子老感到饿,也不能多走。有时也做做体操,同样,做几下就饿得没力气了。空闲时间还是太多,怎么办?坐下来,身子是不动了,可思想却不会停止,胡思乱想,越想越难过,只好又起来走走。
  大概九点钟了吧?快开早饭了吧?人,总要有点什么在希望着、盼望着才好过日子,而且不但需要较长期的希望,也需要即将到来的盼望。这道理,我在看守所的独居生活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起来后盼吃饭,吃饭后盼倒马桶,倒完马桶盼提审,没有提审盼晚餐,然后盼睡觉。时间是一秒、一分、一小时地度过,但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啦!总得度过呀!可怎么过呢?一点事也没有,那才真真难过!
  有一天,我发现一只蚂蚁在地板上爬,终于我有事可做了。我把牠放在门边,牠慢慢地向窗户爬去,到窗户时,我又把牠放到门边。牠又不停地向窗户爬去。多次后,我用冷水倒在地板上做成障碍,这小傢伙沿水边绕过,又顽强地向窗户爬去。看牠可怜,吃饭时,我留下一粒米饭。牠咬着米粒又不断地向前爬行。终于,我觉得自己太残忍了,为了我的消遣而使牠有家归不得,我把牠放了。看着牠从窗户上爬出。“蚂蚁精神”真是了不起,为达目的百折不挠,“为还我清白而斗争,虽百折而决不挠。”“向蚂蚁学习!”我暗下决心。
  我还玩过臭虫。有一次关进来一人,可高兴了,有个说话的人了。但两天后就走了。在他卷走的被褥下,地板上爬着一个臭虫,正想一脚踩死,忽然想到玩臭虫也可打发时间,就用一张纸把牠引到纸上。褐黄而带红的、椭圆而扁平的一个小傢伙,还挺机灵的。一会儿缩着不动,一会儿像坦克样向前猛冲。玩了些时想:臭虫是怎样吸人血的?放在手臂上,这傢伙几只细细的脚紧紧地抓在我皮肤上,低下头,狠狠咬住我。只看到牠逐渐膨胀,也看到我皮肤逐渐隆起,有点红、有点痒。吸血虫,可恶,真想一下捏死牠!但又舍不得。玩了几天,玩腻了,也愈感恶心,干脆捏死了。却又后悔,少了个可供消磨时间的宠物。
  夏日,雷雨前潮湿而闷热的晚上,绿衣仙女三、五成群地从天而降。她们身长约一厘米,形似蚂蚁却通体翠绿,在昏暗的灯光下,时而呈现出金黄、橘黄或黑绿的色彩,仿佛身着闪闪发光的绫罗。两扇翅膀薄如蝉翼、隐隐透明,上下颤动着,时而在空中翩翩起舞,时而栖息地上缓缓摆动纤细的腰肢。真是难得一见的霓裳羽衣舞!我久久地凝视着,也久久地沉浸在欢乐中,可是,第二天清晨,看到牠们匍匐在墙脚,或一动不动,或微微颤动的可怜样,我又为牠们难过了。赶快踮起脚、伸出手,把他们一个个轻轻拿起,慢慢推出气窗,并祝牠们愉快,请牠们再来。过不久,他们果然又欢乐前来,伴我寂寞。谢谢牠们多次前来陪伴我、安慰我!
  寂寞像无边的海洋,把我深深地压着,看守所里真是寂静得让人心里发寒。倒马桶,开饭,偶尔的铁门开关,几天一次的医生到来,对我都是福音。总算排遣些许孤寂。
  这里面没有书籍,我虽曾要求过,却遭到拒绝。两、三星期一次,看守会从风门里塞进一张报纸,这是极大喜事。从一版到末版,从报头到报尾,连同报栏下的什么发行科电话多少号等等,几乎一字不漏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可惜好景不常,从1960年夏、秋之后,报纸也停发了。直到1964年,当我已换迁到楼上另一小号子时,又开始享受到偶尔胡乱塞进的几张报纸的待遇。有趣的是,一天在报上看到刺杀肯尼迪的凶手被一位夜总会老板开枪打死了,才知道美国原来还曾有过一位叫肯尼迪的总统。可见,我是多么的与世隔绝,多么的孤陋寡闻了!
  麻雀的叫声听起来多么悦耳!清晨,吱吱喳喳的声音伴我起身,偶尔一只麻雀攀在气窗铁条上扑打着翅膀,又欢叫着飞去了。呀!多幸福哟!我什么时候也能像牠一样地自由翱翔?是呀,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更深刻懂得自由的可贵。不禁又为自己堂堂一个男子汉,在这诺大的地球上,居然被搞到无立锥之地而难过不已。
  我多么希望把我关到大号子里去,或者再关一个人来,以便我驱去孤寂。有一天,看守所所长李某叫我谈话,问思想、问生活。生活吗?横竖不好过,肚子饿。思想吗?想早日洗雪冤屈,早回家。也谈到寂寞。
  几天后,也即是我被关押大约四、五个月后。真关进来了一个人。根据看守的命令,他叫2号。我叫1号。“不准互通姓名”,“不准摆谈自己案情”。好吧!1号就1号,我一点也不为告别自己名字而难过,相反,挺高兴的,有人说话了。更让我高兴的是他居然带了几十本书进来了。门一关上,我就上前帮他打开被褥,十分热情。可是这位2号,看样子也是个知识分子,不知是被害怕压垮了,还是天生不爱说话。总之,除了偶然简短的一、两句话外,就只会“嗯嗯!”向他借书看,只得到冷冰冰一句:“不准借!”但也好,总算有个人在眼前,可以岔开我的独自胡思乱想。两天后,这位2号走了,这就是给我留下臭虫的那位。
  大约半个月后,又来了一位2号,五十多岁,老油子模样。一进门,向我微笑点头,然后不慌不忙地拿出大小不等的十来块小布,有的只有巴掌大,有的是彩色花布,一排排摊在地板上。我正纳闷,干什么用呢?他介绍了,并要我遵照执行。原来是一位有洁癖的老先生。抹门、抹碗(每人的一个小木盒)、抹门边地板因为要出入,抹两个铺之间的地板、抹鞋——进门后一定要抹,……洗脸的、洗脚的,总之,抹每一件东西都固定用某一块抹布。我也爱干净,自认为已打扫得很干净了,但也只好尊重他的洁癖,换来换去抹东西也可消磨掉些时间。他不像前位2号那样木讷,而是喜欢讲话的。东一句、西一句,问我这样、那样。我横竖寂寞难受,也就每问必答。过了一星期,我的情况、思想,他都知道了,才发现关于他,我一点也不了解,问他,扯到一边,这才引起我的警惕。是生来的包打听,还是带有任务来了解我的劳改犯?那段时间里,我从来没被提审过,他却三、五天一次地被叫出去,每次回来又总是春风满面地显得高兴,却不回答我问有什么高兴事。是向所长汇报我?自从产生这疑问,我也就不谈自己了。“哼!彝族、地主,那是土司家了,这种的人家没一个好人。”“还是大学生呢,不懂卫生!”倒好,以我给他的情况作为攻击我的子弹,我只有更不理他了。到后来,两人之间几乎达到不讲话的地步。天天盼望有人同住一块,盼望有个说话的人。可好!人来了,却又不说话了。天下事就有这样怪!
  三星期后,这位老先生走了。又过了几星期,进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高大而魁伟,自称是体育运动员。心想老先生让我害怕了,年轻人总好处吧!那知道,三、五天后,我洗脸时洒了点水在地板上,他忽然发起脾气来叫:“老傢伙,怎么搞的?”想到,他可能是心情不好,我忍住了。过了几天,我正在走∞字,他突然一把将我推倒在地,“不准走动!”这下把我激怒了,爬起来后,我说:“你干什么?想欺侮人?”他狞笑着说:“你这个老鞭子(注:骂人的话),想讨打!”猛一拳打在我胸上,直打得我退靠墙上。忍无可忍,我还了他一拳,正打在他腮邦上,把他打倒在地。他一骨碌爬起来后猛扑过来,我往下一蹲,他从我身上翻过去倒在地板上。“碰”的一声,门开了,看守老龙提着手铐进来了。“好嘛!会打架。正好,一手铐一个,看你们还打不打。”于是,我左手,他右手,两人共戴一付铐子。真糟糕,也真后悔。他年轻,心情不好,应让他些。这下真好了,散步得一起走,睡觉得靠近些,连上马桶解手也要陪着。小傢伙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还说:“老兄——这下可尊称了,看不出你还有两刷子。”我也只有道歉了。几天后,解去铐子,我们倒成了朋友。真是“不打不相识”。
  人,可真是个怪物。既需要合群,偏偏又矛盾重重。人不能离开人群独自生存,同时,人们又被国家、民族、宗教阶级、年龄等等区分着,被兴趣、爱好……分别着,也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在看守所里,在仅仅只有两人的世界里,在彼此理应同舟共济、互相关怀的情况下,矛盾也搞得相当激烈。可悲呀!
  小伙走了,过些日子,一位新2号——“都还好”来了,三十岁左右,矮矮胖胖的一位水管工。“都还好”是我给他起的绰号。“今天倒马桶,给老龙吼了一句,都还好,没有挨打”,“菜越来越少了,都还好,今天得了半盒。”“昨天蚊子多,不过只咬了几个包,都还好!”总之,退一步着想,这就是他。
  和他一块,日子好过多了,还向他学了些手艺,便于打发这枯燥、寂寞的日子。
  看守所里没有针线,“都还好”把前2号留下的筷子,用牙咬开,撕成一寸多长的竹签,用破碗片刮成前尖后扁的的竹针,在扁的一头中间裂开一个缝,正可以夹线,穿过布,线也带过去了。虽然缝一针要夹一次线,但总算有一根针了。线呢?纱汗衫拆开,一根单线出来了。用筷子插在肥皂上,成了纺锤。手一拧,转了起来。拧出两卷左旋的单纱,合并,向右一拧,线就出来了。有天提审回来途中,“都还好”捡回来一根钉子和一小块石头。扯下中山装领上的绊扣,扳直,在某一点上下弯曲,折断,有了三根针的原料。放一根在牢门绞链上,用石头猛击两下,针的一端打平了。把铁钉按在扁平处,石头一砸,打出个凹印,反过来,用石头磨去凸处,用石头再猛击,打出一个小洞来,一根货真价实的针做成了!真是伟大的发明,该得诺贝尔大奖。没什么好缝补的,干脆把棉衣拆掉,里外两层,各做成一件衣服,还蛮漂亮的。“都还好”带回来的破瓷片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剪刀。边缝补边摆谈,日子好过多了。“都还好”还不满足,有天问我:“你会不会打毛线?”我说:“没打过,但见人打过。”他高兴了,说:“好!我们打毛线。”“哪来毛线?”他指着我棉衣拆下的棉花说:“那不是可以纺成线?”真有意思,他左手抓起一团棉花,右手拧动插在肥皂上的筷子,像纺线一样,居然纺出了粗粗的棉线。用一根筷子,一分为二,刮磨后,竹针出来了。我回忆妻子打毛衣时,起针、上、下针的动作,几次失败后,终于成功了。于是我俩分工,我纺线时,他打毛线;他纺线,我则打毛线。越干越有兴趣,索兴把一双羊毛袜子也拆了,有了真的毛线了。一天“都还好”提审回来时又捡得一根筷子,又做成一付竹针,我们两人同时忙开了。打了拆,拆了打,逐渐手艺练熟了。他可会动脑子,或一正一反,或几正几反,再加上空针,居然打出菱形、方形的花样。再后来,我们都做成了钢针,还可以打圆形东西。逐渐,我们迷上了它,吃饭、睡觉时都在想花样。到现在,我还保存了一顶睡帽,一双“三无牌”的袜子。什么叫“三无牌”呢?脚尖、后跟和底板没有毛线。毛线不够用了,是用几层布密密纳上做成的。这就是我的“杰作”:“三无牌”袜子一双。
  人,可真聪明。在这种环境里,用这样简陋的工具和原材料,居然可以创造出美好的东西。相信自己,靠自己的大脑和双手,什么奇迹都可以出现。——“都还好”教会了我这个简单而平凡的真理。他走了。不过,都还好,我可以用缝补和编织来打发日子了。不久后,胡中平来了。
  刚来时,他很拘谨,话很少。几天后开始活跃了,我也热情相待。学英文,我英文虽不强,但也记得几千单字,抠出窗槛下的白石灰,以地板为黑板,写下单字教他。他则教我打算盘。地板上画出算盘,以纸团代替算珠,三下五除二地教开了。忠平是个忠厚人,相处一段时间后,彼此信任了。他说原在大号里,是李所长叫他来此,并要他注意、了解我的情况,向李汇报。真令我惊奇,已经关起来了,还不放心,甚至派人监视、调查我。我把自己情况告诉了他,他也谈了自己。
  解放时,他正读高中,热情地参加革命,上军大,在银行工作,当到股长。为求知识,考上贵阳师院中文系,当上院学生会委员。反右前鸣放时,与学生会委员一块向学校领导提出,并请转告省委,请重视、改善教师待遇,以利于发展教育事业。反右时,全体委员被打成右派份子,留校学习,受尽屈辱。毕业后在外县一个中学教书时被捕了。原来也是师院一位右派同学,仿南共联盟模式,搞了个政治组织。他说他没参加,但知道。现在,这个组织被破获,他被捕了。真难以理解,为了发展教育而要求提高教师待遇,有什么不对?这就成“右派”了?难道贬低教师地位、待遇才是革命的,才是“左”派?天大的荒唐!虽然宪法上明写着“结社”自由,但却是不准结社,更不准搞政治性结社。胡中平麻烦了。一个多月后,胡又走了。1968年冬,在我被判刑劳改,在平坝农场又见到他。他被判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从1959年初到1960年上半年,除了上述四位2号外,还来过两位,都是几天就走了,但总算断断续续有人陪伴我。而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5年上半年的五年里,在我调到楼上一间小号子后,我只有孓身一人度过那漫长的日日夜夜。
  “饿牢子”,大概犯人都挨饿吧!
  从1959年初进入看守所,直到1968年10去劳改队,将近十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处在饥饿中。1959年秋天以前,每餐一方块饭,大约有三两,一小盒菜,有时还有几片肉,人是瘦了,常感饥饿。秋天以后,情况越来越严重,以致达到危及生命的程度。
  秋天的一天早餐开始,打来的饭已不是米饭,而是小半盒红豆(饭豆),上下午均如此,菜也少得很。一个多星期后,换了花样,每餐只是大约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米粑。第一天,饿极了,两口就吞下去。以后,为了延长一点吃饭的乐趣,把它分成十几小块,一块一块地放入口里。一个月后,忽然发现自己两只腿长胖了,令我惊奇地是,倒马桶时走路困难,使不上劲。是缺乏运动吧?我在号子里走∞字,只几转,又没劲了。医生来看病时,我告诉了他。他要我用手指按小腿,凹下去的肌肉长久才能弹回。几天后开饭时,突然送来了两张油煎饼,可开心了。又过几天,变成麦麸掺米饭,大半盒。只是腿上胖——这时,我也知道是浮肿了,逐渐发展,一直肿到小肚子。在我贫乏的知识库藏中,我也知道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而且浮肿到达心脏部位,人就完蛋了。必须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又正是冬天,阵阵冷风从开着
  的气窗吹进来,棉衣也给自己拆了,只好连头带脚,紧紧地捂在棉被里。所幸看守也不来麻烦,大概也知道我已饿得不行了。吃得少,拉得也少,四、五天甚至头十天才能解出几棵像羊糞蛋样,比羊糞硬的疙瘩,有时,还不得不在肛门边抹上肥皂,用手指抠出来。开初,饿得慌只好喝水,过些时想,不对,我已热量不够,让小便带走些热量太不值,水也不敢喝了。马桶里没多少东西装入,倒马桶也就十天、半月一次。带进来的半瓶牙膏,点点地挤在嘴里,蛮好吃,但却更引起了饥慌。
  两、三个月后,浮肿逐渐消失,人却迅速地消瘦,用大姆指与中指横箍上臂,竟然指头可以相碰。消瘦最奇特的是肛门竟深陷下去,两旁是尖凸出来的骨头,几乎没有肉,真是骨瘦如柴了。连坐都疼,只好整天睡在被褥上,不一会身子也被磕痛,于是像烙饼似地翻来覆去。
  身子不敢动,思想却停不住。“活不长了!”悲哀老缠住我。“还不如死了吧!”也涌入头脑。“不!不能死!决不能死去!”我一再给自己打气。死了,还不是像条癞皮狗样地不知丢到哪个荒地里。人家会吐上一口吐沫说:“这傢伙是个反革命。”还有,妈妈、妻子和孩子们呢?那不就永远都是“反革命家属”了吗?那不就意味着终身生活在屈辱与贫困里?何况,我自己的历史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只有活着才能为自己澄清。总之,我必须活着,再苦也要活下去。我经常的不断地鼓励自己。终于挺过来,没死去,没瘫痪,没发疯,自我要求的主观因素也起了点作用。
  饥饿不停地缠住我,白天想吃。睡梦中也在吃,最好吃的莫过于肥肉,津津有味,大块吞吃,总吃不饱,惊醒来,口水打湿被子,嘴还在动,可肚子却叽哩咕噜在叫。肚子真会叫,这也是我在看守所中体会到的。
  有一天,看守从风门塞进两个纸盒子。一看,原来是饼干,真是喜欢得差点晕倒在地。我已虚弱得经常头晕了。急忙拆开来,盒里饼干已不成方形,千疮百孔像块有空隙的海棉。再一看,一条条细小、乳白色的小米虫正在饼干里钻出钻进,而一粒粒细小、白色的米虫屎互相缠绕或散落在饼干上,太可怕了!却发现纸盒上“卫生光荣,不卫生可耻”几个字。真不知把这种东西给人吃是可耻还是存心讽刺可耻。怔怔地望着“饼干”,脑子还在想什么可耻不可耻,肚子却一股劲地叫了起来。抖掉尽可能多的米虫、米虫屎,我把饼干放进口里。什么味道?不知道,仿佛什么味道也没有,当然不香不甜,不苦不酸。连提带抖,一盒“饼干”下肚了。这下可好,竟引起了更大的食欲,甚至双手发抖。连忙打开第二盒,忽然一个奇妙的想法钻进脑袋:动物岂不比植物更富营养?虫屎也可填胃压饥!真是太高明了。于是,蠕蠕爬行的小米虫连同牠那珍珠般的虫屎,混杂在海棉似的“饼干”中,我狼吞虎咽,全部扫光。舔舔嘴唇,望着纸盒,恨不得把它也一古脑儿吞进肚里。最后,让我最遗憾地是,此后天天盼望此美味“卫生饼干”而不再得。终于无限失望。
  过些时日,小米糕变成了米饭与包谷混合饭,大半盒饭,还是不经饱。与小米糕差不多。仔细观察,米粒胖胖的,相互之间空隙又是大大的,原来是水分帮了忙。大米包谷没有增加而是水分增加了。能够欺骗人们的视觉,也是一大发明。
  1962年秋,蔬菜量增加了,实在令我高兴。有一天送进来满满一盒子我叫不出名字的叶子菜。我急忙大嚼起来。忽然咔嚓一声,咬到什么了?吐出一看,原来是一条有着绿、黑、黄图案的圆形虫,俗称“打屁虫”。小心拣去牠,继续吃,又咔嚓了。原来菜里还埋藏了不少。剔掉几个,还有不少。我终于想起了动物营养胜过植物的理论来,管它什么,我终于在咔嚓声的伴奏中倾盆装入肚里。连续一个多月,我美味地享受了动、植物的混吃。
  不论在小说还是电影里,在描绘监狱生活方面,我都见过给犯人放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解放前的中国还见到革命党人在放风时传递信息、组织斗争。然而,在咱们的看守所里,却没有放风这回事。不,十年里我也曾被叫出去放过两次风。那是1961年,我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时候。老龙——那位不准“咋呼”的看守,大概奉医生之命吧,曾两次叫我出去晒太阳。拖着瘦弱的腿,扶着墙壁,通过走廊,艰难地走到后院,我已气喘吁吁,无力行走。靠在墙边,蜷缩在地上,沐浴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已经多年没晒过太阳了。闭上眼,静静地躺了一个多钟头,我是那样地舒适,浑然忘却世间的一切。可惜,十年里仅此二次而已。放风,竟然成了我渴望而不可得的享受。
  从1960年秋天到1965年夏天,我独自一人被关押在二楼一间小号子里,没有提审,也没有人讲话。医生偶尔来一趟。“有病吗?”我瘦弱不堪,不是有病是缺食物,医生能治吗?我确也害过两场病。1960年到1961年间,我背上疼痛难忍,疼痛还会游走,忽上忽下,时左时右,腰杆又酸痛得直不起来。一年多时间里,我只能弯腰走路。楼下号子里是如此的潮湿,我垫在身下的褥子成天都是湿润的。有几天,我用发下写交待材料的纸垫在褥子下面,早上起来,轻轻一拉,那些湿透了纸就会散开。原来我得了风湿病,乔医生给些膏药。后来搬到楼上号子里,几年后才逐渐好转,迄今两个膝盖骨仍不时酸痛。1961年到1962年间,我咳嗽严重,夹肢窝里肿起一些小包块。乔医生给我服异菸肼,我想,是得肺结核病了?不久,发现右胸肩胛骨下长了一个包块,逐渐长大,快有鸡蛋大小。这时,换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她说:“不能乱动,可能是肿瘤。”还是给我吃异菸肼。有一天,弯腰洗脸时,肿瘤胀破,流出绿黄色的脓来,我用手挤、纸揩,正好她来看病,还大惊小怪地斥责我不该弄破。我请她医,她说无法。我建议她打一针消炎药到肿瘤里面,经过一个多月,创口结痂、长肉,终也算好了。只是两腋下一串串小包块却长期留下,恢复工作几年后才消去。这时我也知道,我患的是淋巴结核。
  十年铁窗,我终于没有饿死,没有病故也没有神经错乱,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1965年夏又开始提审,有时两人,有时三人,断断续续问了一个多月。我盼着提审极详尽地回答所问。问完,也完了。我又一人孤单地蜷缩在号子里。
  1966年夏秋,情况突变,几乎每天都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号子门开关声,到来了一位“2”号,才知道外面发生了大事。
  这位2号,年约五十多岁,衣服凌乱,满脸胡子,看来至少一个月没洗脸换衣了。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姓王,这位王兄是个打字员,每天要打印很多文件,其中毛主席三字又特多,而“毛”字的尾巴已模糊到成了“王”字,不幸,他姓王,又是旧职员,于是:“你想当王主席?这是对毛主席最大的犯罪”,批斗一个多月,进来了。真是天方夜谭,太令我惊奇了。不到一星期,这位王兄神经开始不正常了。经常靠在墙角轻轻呼唤:“老二,快去找孙大圣,说我有难,请他老人家快来救我。”有时又请二郎神,请托塔李天王等神祗来救他。担心他神经崩溃,我尽量找他说话,免得他一人胡思乱想。大约两、三星期后,这位王兄走了,但愿是释放回家。
  一段时间后。来了一位黄兄。全身衣服撕破,脸上、手上青一块、紫一块,挨打得够呛却精神抖擞,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刚进来就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黄世民。”我摇摇头,他奇怪地问:“不知道?你关多久了?”“八年多?怪不得不知道我。”接着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农村孩子,“困难时期”父母饿死。进城做泥水工,吃苦、肯干,学到手艺,拼命修房子,“但都给别人住,一家四口还是挤在一间破房子里”。文革开始,偶过省政府,见北京来红卫兵静坐、宣传,表示支持。红卫兵鼓励、帮助下扯起造反大旗,成了全省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总头头。“把省、市领导抓来关起,强迫他们签字。”“把农民兄弟开进城来,住大宾馆,吃大鱼大肉,一分钱也不花,临走,把毛毯也拿回家,真过瘾。”“又反扑了,打不过人家,把李铁乃(另一造反派头头)和我抓了。这不,我就进来了。”听得我不但莫名其妙,还胆战心惊。敢把省、市领导抓起来,敢到处打、砸、抢、拿,岂不天下大乱了?
  头几天,这位黄兄高谈阔论,英雄得很,不到一星期却蔫了,倒在床上,唉声叹气,不言不语,两眼直盯盯望着天花板;有时又自言自语,迷迷糊糊。我担心他又要神经错乱,引他说话。几星期后走了。听说是判了刑。一个文革中的“英雄”和受难者。
  不久,我调到大号子里。这里真是文革初期英雄们聚会的地方。
  老张,卫生厅一位南下干部,刷了一张大字报,反对省委,批斗后,进来了。
  小张,贵医一年级学生,看过邓拓的《燕山夜话》,很喜欢。文革开始批“三家村”时,他说《燕山夜话》写得好,被“打得死去活来”,进来了。
  小李,最令人同情也最可怜。父亲早死,母亲给人洗衣,供他这个独生子读书直到贵工毕业,留校当助教。批“三家村”,他写大字报支持“三家村”。红卫兵搜家,查出他过去给中共中央的两封长信。一封是建议修改党章:“不要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一封是“共产党、国民党都是中国人,应团结合作,”自愿“调解两党关系”。“一个非党的年轻助教竟敢如此猖狂”,打得头破血流,进来了。
  一位杨某神态昂然,进来第二天一早就起来做操、慢跑,还教导大家说:“不运动,会坐垮身体的。”后来,才知道是位公安干部。
  十几人的号子里可热闹了。高声讲话,唱歌,有做操的,有慢跑的,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老龙、小高这些看守也不管了。真是“革命”了,完全一改过去牢房的寂静。
  伍某,某医学院学生,母亲在香港,两次偷渡不成,进来了。他“顾头不顾脚”,睡觉时头蒙在棉被里而把双脚伸出被子,冬天也不怕脚冷。夏某,某医院医生。三个知识分子凑在一起。伍某请夏某教“医学”,其实只背病名,既不问病状,更不管治疗。夏某想学英文,号子里有纸、笔。裁成卡片,伍、我二人把记得的单字背出,写在卡片上,还搞了六、七千个单字。大家都高兴,有事可做了。
  苏某,一米八几的个头,英俊而强壮。当听说我关押已近十年时,叹道:“唉!十年,我的天。我才19岁,要是关我十年,可怎么得了!”两派斗争中被打伤,发牢骚说:“干脆跑苏联去”,“反革命”进来了。
  董某,带鸭嘴帽,一手提个装有水果的网袋,一手提了个旅行袋走进号子。“请!请!”把水果分给大家。“我到北京出差,回贵阳,下火车后,单位来人让我坐上吉普车。我还惊喜,怎么会来车接我?却没想到是把我送这里来了。”两派斗,他这派打败了,小头头,进来了。
  黄某,四十多岁,北方人,省某厅干部,造反某组织头头,风头一阵,一反扑,他这派成了反革命,进来了。
  不但号子里热闹,号子外面更热闹。高音喇叭的声音从高墙外传来,口号声、唱歌声,从早到晚不断。一天,小高推一个人进号子,看见小高头戴安全帽,手拿一根木棍。原来外面有造反派围攻公安厅。
  文化大革命不是搞的文化吗?怎么成了这样?你叫毛主席万岁,我喊坚决拥护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为什么却彼此视为敌人,动真格地打得头破血流?学校停课,去造反了,工厂、农村、商店都去造反,闹革命去了。不读书,不生产,全国经济岂不乱了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不管?我糊涂了,百思不得其解。
  热热闹闹、昏昏噩噩,糊糊涂涂,听够了许多荒唐、可悲的故事。
  1968年8月12日下午,小高开门把我叫到审讯室。桌子后面坐着四个人,其中一个四十多岁,北方口音。那三位二十左右,学生模样。“你叫什么名字?多少岁?籍贯?……”照例一套。“现在开始宣判。”原来搞清楚了,要放我了,心里一阵窃喜,认真地听。“反革命罪犯安毅夫……解放前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对不起,打断一下。我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我叫了起来。审判员把桌子一拍,吼道:“混蛋!还不老实。”“……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对不起。我不是右派份子”。“胡说,你档案中就写明了,你是右派份子,”天呀!从1957年到1968年,十一年啦!我才知道自己竟然是个右派份子,奇怪又荒唐。“1948年潜来贵阳……”“对不起。这个潜字用得不妥,我是党组织派我来贵阳搞地下工作的”。瞪我一眼,猛拍桌子,我只好哑然。“……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判处安毅夫有期徒刑二十年,……。”我的头轰地一阵晕眩。天啦!不但没洗去冤屈,倒真的对我判刑了。“我没有罪!我不服,我要上诉。”我声嘶力竭地喊道。“到劳改队去上诉吧!”这位审判员冷冰冰的话语,到今天我尚深印脑际。
  回到号子,拿上行李,环顾号子里的难友们。随着小高走出看守所,乘上一辆吉普车,迅捷驰去。
  这十年里还有过两件事:
  一件是离婚。大约是1962年的一天,我被叫到预审室。一男一女自称是南明区法院的人在问我和妻子姓名后说:“我们接到吴逸云要求与你离婚的申请,现在是来征求你的意见。你愿不愿意离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再考虑一下,几天后再答复也可以。”“不必了。”递给我一张打印好的文件,我签上了名字。前后仅几分钟,事情就这样简单结束。回到牢房,我却爬在被褥上忍不住地放声痛哭。
  和逸云结婚后,我俩感情十分笃好。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我们却婚后爱恋愈深。在牢房中我时常想念她和孩子们,为此也体会到“心如刀割”的滋味。她已被划为右派份子,在西昌农村遭受屈辱与煎熬。而“反革命家属”这顶更吓人的帽子将会使她更遭不幸,我深感对不起她。潘伯黎要整的是我,逸云受我株连。我更感对不起两个孩子,他们完全是无辜的。我在看守所中多次想过,只有离婚才能多少减轻一点逸云头上的政治压力,也可使两个孩子“已断绝与父亲关系”而免除或稍減他们在各自人生道路上的厄运。(以后才知道这株连政策的厉害,小钢、小华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反革命份子”爸爸而吃尽了苦头。总之,应该与逸云离婚的念头常在心中翻滚,这就是我毫不犹豫立刻签字的原因。但是,真的离婚了,我却痛苦不堪地大哭了。我爱逸云,我爱孩子们,完全不是因为我的过错,我却被搞得妻离子散,遭此人间悲剧。为什么?为什么?
  还有一件事大约发生在1964年或1965年。一天,老龙打开号子笑着说:“你妈妈来看你,赶快出来。”简直不敢相信。惊喜中赶忙换上一身干净衣服随老龙到了所长办公室。果然是妈妈,憔悴了,老了,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睛里流露出忧郁与不安。我振作精神,笑着叫了声“妈妈”,李所长对妈妈说:“你看你儿子不是好好的吗?以后不要每天到公安厅门口来了。”这才知道,妈妈要求看我被拒绝后,每天都守候在看守所门口。噙着眼泪,妈妈抚摸着我的脸颊。“你瘦了!”“生活还好吗?”我极力忍住眼泪,强颜欢笑地说:“你看,我仍是健康的。你放心,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妈妈告诉我,两个孩子已随逸云去了西昌,她与姐姐生活在一块。家里人都平安,等等。互相对望,凄楚情深。几分钟后,老龙把我带出房门,回头再次看看妈妈,她已泪流满面。
  我真是个不孝的儿子,既不能尽孝伺奉,反倒给她增添苦恼。妈妈对我们几姊妹,特别是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父亲去世时,妈妈才30岁,带着姊姊(10岁)、我(6岁)妹妹(3岁)和弟弟(1岁)从广州到南京,让我们有读书深造的机会。抗战爆发,又赶快把我们(弟弟安黔已病逝)带回贵州,继续学业读大学,我接受了马列主义,搞学运,以后在上海、南京地下活动,又使妈妈经受过多次惊吓、痛苦。我真是十万分、百万分地对不住妈妈。邓俨告诉我:1949年11月,贵阳解放时,妈妈逢人便说:“天亮了!天亮了!”她也为儿子从事的事业而高兴。是天亮了吗?现在的她却陷入了黑暗中。

  本文选自《苦难的历程》,安毅夫/著,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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