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英：我在延安十年

田英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曾经

上山下乡

我在延安十年

一

　　阳光下，北去的卡车把铺满厚厚雪的路面轧得像一面大镜子，硬硬的，射出刺眼的白光。车在望不到头的公路上爬着，透过帆布篷的缝隙，我盯着那没完没了的群山。山上的雪看上去又白又松软，没有一个脚印。比起城市里混着泥浆堆积在路边的雪，这才是真正的雪。
　　时而路过一个小村，女人和孩子穿着厚厚的棉衣，站在自家的崖畔上，呆呆地目送我们的车慢慢前行。几条狗先是朝着车狂吠，然后，忽地结伴冲下崖，跟随着汽车边跑边叫。
　　这就是陕西。我会在这里的一个小村子住下来，扎根。也许还会结婚，生子。我不禁想起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徘徊在北京的一条大街上。在昏暗的路灯下，我投币决定了命运。一枚数字朝上的硬币，决定了我离开相守了三年的男友和我的家人。这是命运的安排，我服从了。
　　卡车的轮子继续向前转着，每转一圈，我就离家和亲人远了几米，几十米，几百米……
　　“嗨，谢谢了，能坐在我脚上吗？我的脚冻得像砖头。”
　　我回过头，一个男生。戴着棕色的栽绒帽子，浓黑的眉毛，眉骨高高的。我挪了一下，又坐了下来。没敢真坐在他脚上，只是擦了一点儿边，用棉大衣盖住了他的脚面。“真好笑。”我想。
　　那个年代，男生和女生是不会随便说话的。他准是冻急了。这是我从家里出来两天以来，别人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天下巧合很多，这个浓眉的男生，两年后成了我的丈夫。
　　车到了延安，天已经黑了。跳下车，四下望去，没有见到宝塔山。满眼只是用石灰刷在黄泥巴墙上的大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因此有了一个称呼：知青。
　　我在铺着麦秸的水泥地上坐下，咬了几口从家里带来的面包，裹紧了棉大衣。这是一所学校，闹革命，停课了，正好作为下乡知青过路的留宿之地。门和窗户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寒风夹着雪片窜进房子。几个男生正在大打出手，乒乒乓乓地拆了房子里的几张桌子，架起了一堆火。火星子噼噼啪啪地溅在大衣上、麦秸上。没人理睬这些，烤着手，烤着脚，和衣倒下。
　　天亮的时候雪停了，知青们各自爬上自己的卡车，沿着那条无尽的路走着。昨夜的雪像是给镜子般的路面上铺了一层棉花。车轮碾轧在上面，软软的，发出咯吱吱的声音。车子进入了我们的目的地延长县的地界。和延安没什么两样，只是越走川道越窄。公路两边是连绵的山，两山之间是一条被白雪盖得严严实实的河。半山腰的窑洞升起缕缕炊烟，一头小毛驴蒙住眼睛围着磨盘吱扭扭地转着圈圈。
　　这里将是我的家，不管我喜欢不喜欢，适应不适应，我将在这里劳动和生存。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如果不是怕惹来大家的耻笑，我真想大声喊：“我来了！”
　　卡车在一座水坝前停了下来。“卸车，到了。”司机粗声叫着。爬下车，男生主动把木箱和行李卷扔下来。
　　车开走了。我们几十个人，望着这茫茫雪海，不知该往哪里去。刚才的兴奋也一扫而光。男生倒显得很轻松，吸烟或在雪地里打斗嬉戏。不远处有一座吊桥，像电影里见到的大渡桥一样，只是锁链上稀稀拉拉地铺着木板。男生一窝蜂地奔过去，先上去的拉着右面的铁链一步一步往前挪，桥头上的人把脚踏在铁链上偷偷地荡，呼叫声、大笑声响成一片。坐在一边的我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只要还有欢乐，一切就都会有的。”我想。
　　正午时分，从水坝另一端走过来一队人。一色的黑棉裤棉袄，腰间系着灰色腰带，头上包着灰白的手巾，肩上扛着扁担和绳索。领头的满脸笑容地走上来：“娃们，饿了吧，咱回家，饭好了，炕也烧热了”知青们立刻停止了嬉闹，各自按照名单找到来接自己的老乡。
　　见到从新窑库村来的乡亲好亲切，离家后的孤独、思念和无助好像减轻了许多。本想一路上和乡亲们好好聊聊，但他们挑着沉重的箱子，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了，把两手空空的我甩得好远。塑料底的棉鞋在雪地上走像是走在滑冰场上。上坡的时候，我不时用手帮一下忙；下坡的时候，要蹲下来滑。看着前面挑着担子的乡亲，右手按着扁担，左手在身边有节奏地甩着，脚下迈着的小碎步，“真不可思议！”我想。
　　天渐渐暗了下来，过了个高坡，前面是一个小村。走近前才发现黑压压的一片，男人、女人、小孩和老人在村头雪地上站着等我们。我的鼻子有些酸，眼眶热热的。我跌跌撞撞加快了脚步，走进了这群人中。从此，开始了我在陕北高原的生活。

二

　　我在乡亲的簇拥下走进窑洞。“上炕，炕上暖和。”一个男人满脸笑容地招呼着。我脱了大衣，两条腿拖着笨重的棉裤爬上炕，转过身，坐了下来。炕前面站着几层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全都张大了嘴笑着，睁圆了眼睛看着。
　　一个女人在炕席上摆了个木盘，里面的小碗儿盛着盐、辣子和腌酸菜。“闺女，吃面。”一大碗面端到我的面前。洋芋汤浇荞面条，上面厚厚的一层羊油，冒着热气，让我这个不喜欢羊肉气味的人有些生畏。我端着碗不知该不该下筷子。抬眼看着炕前面的人群依然是睁着大眼，只是看着我犹豫的样子笑得出了声。“真当我不会吃饭呀。”我心里笑着。我把筷子插进面里，低下头呼噜噜地往嘴里吸着面条。几口下去，热乎乎的，觉得味道还不错。
　　人群好像如释重负，一下子活跃了起来。男人拽下脖子上的烟袋，点上火，吧嗒吧嗒地抽，女人指指点点叽叽喳喳地有说有笑。我听不懂，只是满脸茫然地随着他们。“害哈害不哈？”一个女人拉着我的手问。“不害怕。”我说。一阵大笑。女人们笑出了眼泪。我也大笑，可不知道笑什么。第二天我才知道“害哈害不哈”就是问你“听懂没听懂”，难怪惹得他们笑得透不过气来
　　村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打破了天黑就睡觉的习惯，纷纷散去了。从刚才吃饭的厨房到女生住的窑洞，要上一个小土坡。
　　窑洞是旧的，显然是刚刚用黄泥浆刷了一遍，还泛着黄土高原上泥土独特的香气。炕热热的，比北京家里的床舒服多了。灶台上的铁锅里，开水咕噜噜地响着，冒着白汽。
　　睡不着。这两天发生的事太多了，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掠过。这里的山没完没了，离家很远很远。这里很穷，洋芋、荞面和羊油是上等的待客食品。但是，这里的人很好，他们的眼睛里、笑语里透着善良。那一声“娃儿们”让我在异乡感到父母一样的呵护。
　　门口的嘈杂声打断了我的梦。我披上棉袄，打开门。姑娘、小伙儿和小孩子们，手插进袖筒、跺着脚站在门前雪地里。我头发乱蓬蓬的，蓦地见到这么一大群人，有点儿不好意思。
　　“快进来，外面冷。”我不知所措地理着头发说。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依旧满脸的笑。其他三位伙伴还在被窝里，见到进来这么多人，慌忙坐起来。众目睽睽之下穿衣服、叠被子、梳头、刷牙、洗脸。我真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贪睡。
　　开社员大会，男生窑洞成了会场。炕上坐满了人，地上也站满了人。男人手里拿着钢扦边织毛线袜子边抽烟，女人用锥子和长长的麻线纳着鞋底。我细细打量着这些人，有些昨天见过，有些没有。家织的土布棉衣，男人和女人穿黑色的，姑娘和孩子穿扎染成紫色小花的。棉衣可能还是上冬时穿的，很脏很旧了。孩子们的棉裤大都露出了膝盖，棉花甩在外面。有的孩子没有穿袜子，小脚又脏又冻，黑黝黝的。
　　新窑库村属郑庄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有二十五户人家，一百二十余口人。村民以“张”姓为主，可是支书姓徐。集体财产有两群羊、七八条驴、七八头牛。土地以山地为主，少量的沟地。山地种植小麦、荞麦、谷子和豆类，沟地用来种玉米、高粱和薯类。
　　村里的窑洞大半集中在小河的北侧，沿着水流的方向延伸约一里。河边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每家拥有一块。
　　崖畔畔上积满了雪。顺着一条黄色的小路爬上去，就看到一个个院子。院子打扫得很干净，露出黄色的地面。每个院子里三四孔窑洞、一个猪舍、一个鸡舍。院子中间都毫无例外地有一盘石磨。窑面朝着阳光。
　　快过年了，家家都换上了白生生的窗纸。推开窑门，里面已经被长年累月的炊烟熏得黑黑的。窗下是一铺大炕，足够七八个人睡在上面。炕的另一端连着一个灶台，前面嵌一口小锅，用来烧菜。后面的大锅用来烧水蒸饭。对面墙边用粗大的树杈架起一块厚厚的像单人床大小的木板，这就是案板，也是做饭时用的操作台。
　　一长串瓦罐和大大小小的缸整齐地排在墙边，用来盛水，盛磨好的面粉和腌的酸菜。窑洞的后面立着柳条编成的囤子，里面是从生产队分得的毛粮。这些就是一个农户的全部家当。
　　大多数人家里只有一两床被褥，乡亲们说他们白天穿着棉衣上山劳动，晚上脱了棉衣盖在身上，全凭火炕度过寒冷的夜晚。难怪婆姨姑娘们专程来到女生窑洞，用裂着口子的手抚摸着我从家里带来的厚厚的大花棉被子和那条我最喜欢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亮丽的床单。
　　场院边上那两孔面朝东的窑洞是村办小学。木质的桌子，石头和黄泥砌成的墩子作为凳子，一块木板钉在墙上作为黑板。学校一共有二十几个学生，五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据说，老师毛笔字很漂亮，但是不通除法和分数。因此，学生的数学课非常简单，也不知道什么是音乐和体育课。
　　我很诧异，没有想到跟着毛主席打江山的老区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年后依然这么贫穷。望着远处和近处光秃秃的群山和冰封的河水，我想着，想我自己和这群我已经认识并正在熟悉的、祖辈生活在这山村里的乡亲们。我将在这里生活，也许是一辈子。我怎么办？我能为我自己做些什么？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三

　　腊月到了，知青户有些沉默。吃过晚饭，横七八地躺在厨房大炕上，望着黑洞洞的窑顶，灯也不点。白天，邻村的知青来串门，传过来一首歌，据说是知青中的一位高人写的。十几段的歌词中，有一段至今还能记得：“光阴飞度，转眼间来到春节。男红女绿，高歌连天，家家在团圆。我立孤山，远望家乡，泪水就流下山。痛苦不堪，强忍辛酸，对空就长声叹。”
　　他们走了，把歌留给了我们。村里几个来玩的小伙子见到我们阴沉着脸，扫兴地回家了，留下了更多的孤独和思念。黑暗中有人啜泣。我不想听这种声音。眼泪是自己的，不用旁人分享。
　　我走出窑洞。明月把白光洒在雪地上。通向村东头的路在月光下很清晰。路旁干枯的树在雪地上投下怪异的影子。空气又凉又新鲜。深吸几口，再呼出来，带出体内热热的污浊的气体。看着周围山上点点的亮光，那是农家围坐在自家窑洞里豆大的油灯前，抽着旱烟，喝着热茶纳着鞋底，奶着孩子睡觉。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那样和谐、平静和有条不紊。
　　想家，很想家。但这里才是我真的家，我将在这里度过很长的时间。我也会逐渐“顺理成章”。窑洞里传来二胡曲《光明行》，玉盛的二胡曲时常使我神往，而这一次给我的是勇气。
　　这里的风俗是正月里不上山劳动，不打柴，不烧饭（只把腊月里做好的饭菜放到蒸锅里蒸热）。一切都要腊月里准备好。知青户已经没有柴火了，我提议不能再依靠乡亲们，自己解决。
　　生产队长给每个男生借来斧子和绳索。女生只有细绳。这里的婆姨是不砍柴的，只是拾山上留下的干枝。我们把围脖系在腰间，肩上斜挎着绳索，跟在队长的后面，一溜儿长队出了村。村民们站在崖畔畔上，好奇地看着这些在雪地上蹒跚的北京娃。后面传来脚步声，七八个年轻的庄稼人扛着斧子跟了上来。队伍立刻活跃了起来。
　　圪梁梁上长满了乔木和灌木。括起来的树，也就是周围的土地被铲平，没有其他零星植物的那种树，是留下成材的，不能砍掉当柴烧。我蹲下来，用穿着塑料底棉鞋的脚在盖满雪的坡地上跐着。不时停下来，拾起瞄好的树枝抱在怀里，一抱，一抱，竟成了不小的一捆。
　　男生抡着斧子在树丛中东砍几斧，西砍几斧，砍倒一大片，可理不成一个捆。同来的小伙子蹲在一边抽着烟，笑着，到这会儿才上来帮忙。树枝很快打成了捆。男人们背着柴火，沿着盖满雪的小路，缓缓地下山去。我拖着柴，站起来，脚下一滑，赶紧又蹲了下去。我双脚向前挪，可柴捆被凌乱的树枝、树杈挡住，怎么也拖不动。同来的女伴一点儿也不比我强，坐在雪地里喘着粗气。天快黑了，我有些紧张，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求救了。“快帮帮我们！”我用双手在嘴前围了个话筒，大声喊着。
　　男人们停下来，不上来帮忙，反倒坐在柴捆上朝着我们笑。有的甚至拽下烟袋，悠闲自得地抽起烟来。我没有恼，心想：我们走不了，谁也走不成。

　　对面的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二妹妹。
　　你在那个圪梁梁上，哥哥在那个沟，
　　看中了哥哥你就招一招手。

　　歌声很大，声嘶力竭的，唱到高音处，甚至跺着脚助劲儿。歌声在山梁间回荡。这就是陕北民歌，带着黄土的气息。情歌，白羊肚手巾，漫山的雪。我被此歌、此人、此景迷住了。该回唱过去，可不知该怎么唱。情急之下，我朝唱歌人使劲儿地招手。男人们获胜的喜悦提醒了我的失误。我不敢再招手，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小心翼翼地下了山。
　　第一次接触陕北民歌就再也忘不了。渐渐地，它成为我平淡生活中的一点儿激情，艰苦岁月中的一点儿依托。它带给我对这片土地更深的了解，对这里人们的更深的感情。

四

　　农历二月二是个重要的节气。传说，这一天龙会抬头，带来雨水和万物的生机。春雨淅淅沥沥地滋润着干涸的土地，小草钻出头来，迎春花绽放。孩子们拿着小䦆头，在道路边和山梁上刨小蒜。小蒜是野生的，像是蒜头，不辣，用盐腌了，在青黄不接的春季算是上等菜了。
　　饥饿了一冬的牛和羊，开始在山上沟边四处寻草。草还没有长大，有的还没有露出头来。但是，牛羊知道哪里有返青的草根，边啃边拔，也能落个半饱。
　　婆姨们把自家粪坑里的粪淘出来，掺上羊粪和土，搅匀，摊成一个个的粪饼，晒干。然后，挑到生产队仓库前的空地上，用䦆头捣碎，再用筛子细细地筛。两个人用一条扁担一前一后把一筐筐的粪土抬上山，倒在还没有开耕的田地里。
　　男劳力天不亮就把牛赶上山，肩扛着犁头，慢慢地跟在牛后面，在地头上套上犁。一开犁，就是一整天，天黑了才能卸犁。鸡刚叫，家家户户就冒起炊烟，婆姨们摊好玉米煎饼，水烧开，再用小罐子盛上酸菜和腌辣子，送给犁地的丈夫和儿子。等我把第一筐粪土送上山时，男人们已经在地头吃过早饭，正在享受饭后一袋烟。
　　我左手叉在腰间，右手按住肩头的扁担，沿着上山的小路，学着乡亲们的样子，“之”字形向前走。走“之”字，会减少山路的坡度，减轻腿的疲劳。前面的婆姨把步子压得很稳，一筐粪土在我俩之间的扁担上缓缓地悠着。路很远，一个来回有五六里。我无心欣赏那路边烂漫的迎春花和山梁上星星点点的白色羊群。我的脸淌着汗，眼睛避开刺眼的阳光，盯着前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还要走多少路才能倒下这筐沉重的粪土。
　　正午时分，婆姨们放工，回家为男劳力烧饭送饭。女知青省去了为男生烧饭的麻烦，生产队允许知青户每天留下一个人专门做饭。一迈进窑洞，我就一头扎进被子里。肩膀上火辣辣的，小腿沉甸甸的。新生活开始了，开始得这样平淡和艰难。后面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日子，还会有更多的挣扎和努力。但是，除了面对，我已经没有再做选择的机会了。
　　下午上工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已经把扁担压在红肿的肩头，上路了。

　　灶台上有锅，灶台下有火，
　　面鱼鱼儿越拨会越多。
　　要想不渴，要想不饿，
　　有力气你就别闲着。
　　天上不会掉下蒸馍馍，
　　不张嘴你就唱不成歌。
　　好日子要吃足那十分的苦，
　　一定不会错。

　　牧羊人嗓门憋得细细的，歌声传得好远。我把手搭在额头，遮住午后的太阳，朝歌声发起的地方张望。那是我熟悉的张二爷，他站在高高的山梁上，背后是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肩上的牧羊铲在阳光下一闪一闪。这是一幅画，它后来刻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好日子要吃足十分的苦，一定不会错。”不知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歌词，还是张二爷专门为我编的。我被这黄土地传出的心里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解下脖子上的毛巾，朝着张二爷使劲儿地摇着。我第一次放开嗓门，用我刚刚学会的陕北民歌的调子，大声地回唱过去：

　　山里的哥哥粗粗的手，
　　肩膀能挑出好年头。
　　红红的窗花，热热的酒，
　　日子就要一步一步，
　　实实在在地走。

　　我没有注意乡亲们的喝彩，只觉得眼眶发热。我望着正在西下的太阳，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用信天游道出了我的心愿，我用黄土地的曲调高唱了我对生活新的理解。“日子就要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和一成不变的群山是我的听众。
　　我会在这里生活很长的日子，很多年，或许是一辈子。时间将浸泡着汗水和辛劳，思念和期待。但是收获的喜悦、牵魂的信天游和淳朴的亲情将会使生命不息。
　　这里有连绵的黄土高原，这里有充满期待目光的乡里人。他们仍然保留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亩产六十斤小麦的收成；五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的小学教育；用女儿换儿媳的习俗；用草木灰洗衣服的方法……这里只有男人到过县城，女人从没有走出过乡镇。他们没有用过电灯和收音机，最大的奢望是家里能够点得起带玻璃罩的明亮的煤油灯，自家屋檐下能挂上一个和公社相通的小喇叭，能够亲耳听到革命歌曲和上级的通知。
　　我眼前呈现出乡亲们好奇和期待的目光，耳边响起黄土地的召唤。光阴好比是一条船，每个人都要坐在这条船里去度过时光。或躺在里面叹息和哭泣，或驾驭着它乘风破浪去创造未来。我选择后者，为我，也为他们。为了未来，现在要“吃足十分的苦”。

五

　　半人高的麦捆排成一行，麦捆的底部离地面不足一尺，在崎岖的山路上，一颠一颠地朝前移动着。等队伍转过方向，才看见用两头尖中间宽的扁担挑着麦子的男人。这是陕北麦收季节里的一道风景线。
　　农历五月初，烈日把山顶上的麦子烤得焦黄，开镰的时节到了。站在山头上好像离日头近了许多，后背像是靠着火球。我把草帽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脸，任凭火辣辣的太阳烧灼着我裸露的胳膊。镰刀是刚刚磨过的，左手拢起一把麦子，右手一提镰刀，麦子就割下来，然后一堆一堆地，穗头朝着同一个方向放在身后，等着男劳力来打捆。平日叽叽喳喳的婆姨们这时没了声响，蔫头耷脑地，不时用手撩起罩在头上的毛巾，抬眼看看那好像永远不挪窝的日头。再往前几步就是几棵大树，我加快了速度。树荫下和大太阳下像是两个世界，我摘下草帽，一股清风掠过我被汗水浸湿了的头发。我向远处望去，黄土山头毫无遮拦地暴露在骄阳下。这座山的尽头是另一座山，然后又是另一座、另一座，无穷无尽。地形是地壳运动形成的，但为什么偏偏把这里运动成了连绵的山，而没有形成广阔的海？我闭上眼，想象着碧波荡漾的大海，湿润的微风和平坦的沙滩。“别贪凉太久，当心着凉！”一个婆姨朝着我喊。我感激地回头向她招招手，弯下腰继续割，很快走出了树荫。
　　哨子响了，婆姨们先收工回家烧饭。我走向身后的麦堆，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了一大捆，把镰刀往捆中间一插，蹲在地上，把镰刀移到肩膀上，用力把屁股向上一撅，麦捆就被拱到背上，站了起来。麦收时，每个劳力收工都要从地里往场院捎回麦子，男劳力要担两大捆，婆姨只背一捆。按劳取酬，男人每天挣十分工，婆姨只挣六分。
　　地头离生产队场院大约三里路，刚走了不到一里，我的肩膀就火辣辣地疼了。按照当地的规矩，背麦子是不允许中途休息的。麦子很干燥，撂在地上再背起来，麦粒会脱落，糟蹋了粮食。我把麦捆从右肩换到左肩，感到只轻松了两三分钟，镰刀的木柄和肩膀骨头之间的皮肉又疼痛得让我不时地咧嘴。下山的时候，我走在最后，偷偷地把麦捆靠在崖畔畔上，休息了一阵，趁机把毛巾垫在肩头，再走起来，立刻轻松了好多。
　　下午，场院里热闹起来，婆姨们把自家的长板凳搬来摆在场院里，围成半个圆圈，每人手里拿起一把麦子，攥住根部然后把麦穗使劲儿地朝板凳上甩，一下，两下……直到麦粒全部脱落到地上。一个老汉把剩下的麦秆堆成一个圆圆的麦垛，留作冬季做牲畜的饲料。
　　甩麦子这活不累也不晒，婆姨们有的是时间和体力嬉闹。上午的暴晒和红肿的肩头，此时已经忘记，我尽情地享受着阵阵吹过的凉风，麦粒飞蹦起来打在脸上的挑逗，和婆姨们酸溜溜的玩笑引起一阵阵的大笑。甩落下来的麦子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一个老汉赶着驴子在麦粒上转圈圈，驴后面拖着一个石头磙子。经过驴子的踩踏和石磙的碾轧，麦粒脱得更干净。几个年轻的男人把麦粒扫成一个小山，站在上风口，用木锹把麦粒铲起来高高地扬起，小风把麦皮和残留的麦秆吹到下风口，落在不远处的地上，纯净的麦粒则垂直落到原处。一铲，一铲，……滚圆的麦粒越堆越高。一年经受的艰辛、劳累、寒冷和酷热，期盼的就是此时。等到最后一铲扬起又落下的时候，我禁不住甩掉鞋子，一下子跳到麦粒堆成的小山上，黄色颗粒透过我的脚指头跳跃上来，两腿深深地陷在麦粒里，凉凉的、痒痒的。“擀面啦，蒸馍啦！”婆姨们在麦粒上打闹着。男人们上前驱赶：“还不回家拿家什，装麦子啊！”一袋烟的工夫，女人们拿着布袋、笸箩、簸箕，各样可以盛粮食的家什重新回到场院。
　　新麦子打下来，先给各家分一些，让大家尝个鲜，是这里的通常做法。上一年分的麦子早已吃完，大人孩子眼巴巴地等着新麦子分到家，这一天村里像过年一样热闹，家家户户忙着牵驴推磨、擀面、蒸馍。
　　这里，分粮食不用秤，而是用斗或升。一个用木板钉成的、可以装四斤左右麦子的梯形盒子为升，可装十升的大梯形木盒子为斗。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每年每个成人可分到大约一斗麦子，能磨成三十多斤白面。人们只有在重要的农历节日里，譬如阴历年、清明和中秋，才会磨面做饺子、面条和馍馍，用来人吃或祭祀。
　　从菜园里摘来几条黄瓜和一把小葱，用盐腌了，拌在面条里，雪白光滑的面，配上碧绿的葱，虽然没有一点儿油星儿，也足够让人舍不得下筷子。这是1970年的头场麦子，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享受我用三百多天的劳动换来的收获。这碗面条，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胃口上的满足，还有那永远抹不掉的浪漫的记忆。凉爽的月光下，我和队友用茶水和甜瓜庆祝我们的第一次收获，用胡琴和歌声驱赶煎熬，重温恋情。

　　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软，
　　想妹妹想得我心花花乱，
　　切碗葱花花擀刀面，
　　细细的面条端到妹跟前，
　　趁机攥住亲亲的手，
　　想说妹妹你嫁了我吧，
　　该咋开口。

六

　　“回家”，这两个字在我的脑子里翻腾了上千次、上万次。傍晚下了工，我坐在山梁梁上，望着从脚下向远处伸展的高原，起伏的黄色的山脉的后面还是黄色的山，一层一层，没有变化，没有边际，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和蓝色的天空连成一条曲线。在这黄色土地的包围之中，我想着那隆隆的火车，但既看不见踪影，也听不到声音。
　　我想回家，家里有母亲兄妹、炸酱面和绿树成荫的护城河。闭上眼睛，黑暗中常常会出现我天天出入的那条小胡同，和家门前那棵我亲手栽种的香椿树。我没有因为想家而掉过泪，我默默地承受着，但终于有一天这种承受决堤了。一个队友的哥哥接她回家了，他们是半夜悄悄走的，村里没人知道。
　　想到队友此时已经在家中和亲人团聚，我再也抑制不住思乡的煎熬，决定“逃”。男队友们坚决反对，觉得不安全。回家是一条漫长的路。要先乘汽车到延安，再买票去铜川，乘闷罐火车到西安后，换乘客车经过二十二个小时才能到北京。在我和另外两名女生的一再坚持下，男队友们让步了，他们用集体户里最后的一点儿白面，烙了几张饼，揣在我们的行李包里，半夜送我们翻过了山，走上了通往县城的公路。“路上不顺就回来。”我们在公路边告别。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县城的长途汽车站。
　　几个知青模样的男青年走上前来，用地道的北京腔搭讪：“姐们儿，求你们了，要是能买到票，给我们几个的票也捎上。”此时我才明白，长途汽车站不给知青卖票。“你们女孩儿可能好办事。”一个男生说。女孩儿里我最大、最有主心骨，我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买票的任务。
　　我手里高举着钱，钻进拥挤的穿着黑色粗布衣裤的人群。几个北京伙伴伸长了脖子，睁大期盼的眼睛朝这边张望。小小的窗口后面，一个女人皱着眉头看着我：“不卖。”“为什么？”“不给知青卖票。”“家里有急事，不信你看电报。“这是上级指示。”后面的人拥上来，把我挤出队伍。
　　几个男生骂骂咧咧地拿回钱，消失了。眼看着装满人的汽车开走了，我们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伙伴们哭了起来，“别哭，不就是一百五十里路嘛，我们自己走！”我拎起包，头也不回地朝着延安的方向走去。公路沿着延河的支流，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地向前伸展。我在路边劈下一根树杈，撅掉上面凌乱的枝条，学着老乡的样子，把行李包挂在树枝的一头，另一头扛在肩上。这样走起来省力，脚上有劲儿。
　　伙伴们被甩得老远。公路好长，偶尔见到一辆拉粪的驴车，春耕时节，正是往地里拉粪的时候。路过一个小村，几个撵着毛驴推磨的婆姨站在崖畔畔上向下看着我：“上来喝口水吧！”我感激地招招手，并没有停住脚步。脑子里只有一个字“走”。我的两条腿交替地向前迈着，把一个一个的标志物丢在身后。路边矗立着一台抽油机，滑轮带动那高高的钢杆一上一下永不休止地从地下抽取着石油。我突然觉得我的腿就像那钢杆，一下一下地运动，迈着，迈着……
　　日头已经移到了头顶，正午了。“老乡，这里离县城有多远？”“三十来里。”两条腿机械性的运动戛然停止了，我真想哭，一个上午才走了三十里路，两条腿立时软了下来。我站在大山转弯处的阴影里，一阵凉风吹过来，身上的汗顿时退了一层。“这个时候可不能着凉。”我想。我用最后的一点儿力气爬上一个土坡，向来的方向眺望，两个伙伴连影子都没有。我毫无目的地在阳光下坐下来。
　　河对岸有个小村子，家家的窑洞冒着炊烟，人们陆陆续续地扛着䦆头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块祥和的土地，男人、女人、娃娃、热气腾腾的饭菜、和煦的春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大山为他们提供衣食，他们很知足。
　　太阳慢慢偏西，对岸小村里的男人和女人担着担子，赶着毛驴开始了下午的耕作。远处出现了两位伙伴蹒跚的身影。我激动地站起来，扯下脖子上的毛巾，站在土坡上使劲儿向她们摇着。
　　我们呆坐在土坡上，嘴里没滋没味地嚼着饼。“我们才走了五分之一的路，我们能走到延安吗？”“白天肯定到不了，我们晚上住在哪儿？”“如果延安车站也不给知青卖票，我们怎么办？”两个队友嘟囔着。其实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一直在翻来覆去，只不过我不愿也不敢多想它。
　　“今天如果不是在这里，我们准是在抬粪往地里送。”我像是在自语。望着上工路上的男男女女，我想起留在村里的男队友，他们用仅有的一点儿白面为我们烙饼；想起每晚七个人坐在炕头上，热热闹闹地啃玉米饼喝酸菜汤；想起我们喂养的一条叫“黑子”的四眼狗，它会高高地跳起，准确地接住抛给它的食物；想起雨天歇工，知青户里的琴声和歌声；想起那一大片玉米青纱帐和穿过村子的小河。
　　家在哪里？在北京，也在山村。我离开它才几个小时，已经在想它了。亲人在哪里？在北京，也在这片黄土地。那里有我朝夕相处的队友，一起劳动嬉闹的乡亲，还有心疼我的大娘大伯。想着我周围的温馨，想着回家路途的辛劳，我站起来，轻声说：“我想回村。”两位队友抬头看着我，笑了。腿上忽地来了劲儿，我们跑下山坡，坐在河岸边的石头上，把脚伸进小河里，被日头晒得暖乎乎的水流过脚面，顿时觉得周身轻松和愉快，嘴里的饼也变得又香又甜。
　　回去的路走得很快，摸黑时到了家。在几个男队友惊愕的眼神下，我扔下行李，抄起碗，从锅里盛起一大碗热腾腾的棒子面粥，呼噜噜地下了肚。油灯下，我们横七竖八地歪靠在热炕上，平静地叙述着白天的经历，脚上的水疱火辣辣地作痛，我打着小盹。一切又和昨天一样，从此，我再也没想过“逃”。

七

　　高粱面饼子、棒子面糊糊、辣椒酸菜，一日三餐，日复一日，转眼半年。如果把肠子翻过来，肯定找不到半点儿油腥。我不敢想“肉”字，但眼前总是晃动着一碗红红的、油油的，冒着热气的红烧肉。那香气一缕缕地穿过头盖骨的缝隙钻进脑子，刺激着我的食欲神经，赶也赶不出去。
　　60年代末的陕北，大多农户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知青户受到生产队的照顾，能够有足够的口粮，菜主要是萝卜和洋芋。由于土地贫瘠，不适于油料作物生长，油料收成很少，食用油非常珍贵。一年有两次吃肉的节日，一次是中秋节，一次是春节。生产队的羊和农户养的猪的数目和出栏日期都在公社的掌握之中，生产队和个人是无权擅自宰杀和变卖的。根据新窑库村的人口，公社允许村里中秋节宰两只羊，春节宰一头猪。
　　农历八月十五前一天，村里留下几个男劳力在家杀羊煮羊汤。傍晚放了工，走在山梁梁上，看见远处生产队队部的院子里冒出青烟。男人和女人嬉笑着来到队部，围着咕嘟咕嘟沸腾的大锅。粉红色的羊肉块夹杂着黑色和白色的杂碎，在大锅里泛着灰色的泡沫，飘出阵阵羊肉和作料的香气。我生来是个痛恨羊肉的人，但此时，望着锅里那一块块的肉和厚厚的一层油，若不是牙齿把两片嘴唇狠狠地咬住，口水一定会滴下来。
　　清晨，村里的大钟敲响了。“羊汤熟了！生产队长高喊着。我一骨碌爬下炕，抄起一个盆朝队部跑去。大锅前早已排了一长串人，队长按照每口人一勺，分到各家的盆子里。轮到我了，队长把勺子一直插到锅底，稠稠地捞起一勺，又一勺，我兴奋得心跳。婆姨、孩子和老人端着已经凉了，结起一层白色油脂的肉汤，喜气洋洋地赶回自家的窑洞。
　　把肉汤倒在锅里，加上花椒粉、芫荽末和芹菜叶，灶里添把火，咕嘟咕嘟一袋烟的工夫，羊膻气就去掉大半。坐在锅台前，我和玉盛每人端起一碗滚热的肉汤。“过节真好。”肉软软的，杂碎滑溜溜的，汤上漂着久违了的油。天下有多少美食我不在乎，此时这是顶尖的美味。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嚼着，品着，咽着。“我是幸运的。”我想。
　　羊汤很快没有了，辣椒腌酸菜又重新端上了炕桌，引起我挂了油的肠胃的强烈反感。一想起离下一次吃肉还要过好几个月，我就一口酸菜都咽不下。为了生，为了胃，为了吃肉，我们决定采取一次行动。确定了时间、地点和执行步骤后，我们三男四女准时出发了。
　　这是一个洒满阳光的下午，乡亲们都在山上劳动，村里静静的。我们悄然无声地朝二里路外的卢义子村走去。卢义子村大多数窑洞在崖畔畔上，村脚下是一条小河，河两边是菜地。如果不是站在院子边缘，家里人是看不到菜地的。小村就在眼前了，我们放慢了脚步，支起耳朵听。咕咕，咕咕。几只成年的母鸡用嘴巴啄来啄去聚精会神地在菜地里找食。一个眼色，我们一同放轻脚步从不同方向包抄过去，缩小包围圈，男生猛地扑上去，瞬间，一只母鸡已经攥在手里。嘎，嘎、嘎、嘎……母鸡拼命地叫，使劲儿拍打着翅膀。按照先前商量好的方案，一个男队友按住鸡身，另一个男队友抓住鸡头，按顺时针方向地拧、拧、拧……直到母鸡断了脖颈，停止了叫声。我迅速地接过战利品塞进背包，若无其事地继续朝东走。在下一个村子我们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回来的路上，我们窃窃地说，偷偷地笑，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我抱着挎包，里面软软的、热热的，眼前常晃动的那碗红烧肉变得清晰了。
　　鸡肉下了肚，舔着手指上的油，我心满意足地歪靠在热炕上，眼皮不由自主地打架。蒙胧中，眼前霍地闪出两只母鸡在菜地里咕咕寻食，又是两只，几只，一大群，咕咕、咕咕，叽叽、叽叽。我猛地睁开眼，窑洞里没有点灯。黑暗中，我分明听到一个婆姨呼唤自家的鸡回家的声音。“卢义子村离这里二里多路，就是真有人唤鸡，也听不到，不过是心虚罢了。”我暗暗想。
　　这种宽慰并没有使我踏实下来。夜里，我躺在炕上，耳边总是赶不走那婆姨唤鸡的声音。一只母鸡拿到集市上可以换两元钱，这两元钱意味着一家农户一个月需要的盐和灯油。而一家人常常会因为没有这两元钱，提着鸡或鸡蛋，挨门挨户恳求人家，以获得一点点钱来保障他们对生活的最基本的要求。这两只母鸡为我们换来肠胃的满足和手上、嘴巴上的油，而那两个无辜的婆姨失去了两家人一个月的生活依靠。这笔账算得叫我有些悚然。
　　又是一个春天，村里的母鸡经过一冬的休息，开始生蛋了。端午节前后，一窝窝的鸡娃跟在母鸡身后跑来跑去。我提个篮子到各家去讨要鸡娃，一个下午就凑足了十几只。我用石头给它们垒窝，把嫩绿的杏树和榆树叶切碎再拌上玉米粉和水，做成鸡食。我在院子边的柴火垛上插起一根长长的杆子，上面绑着五颜六色的布条，用来驱赶饥饿的老鹰。鸡娃渐渐褪去了淡黄色的绒毛，长出油亮的彩色羽毛。几只已经会伸长了脖子叫鸣。我焦急地等待着母鸡生蛋，每晚下工回来都会急切地跑到鸡窝前，伸进手去摸，看有没有我盼望的东西。终于有一天，一个圆溜溜的、热乎乎的东西碰到我的手指。队友们欢呼着，传递着这颗珍贵的蛋。我们有了自己的鸡，有了自己的鸡蛋。过节，我们会理直气壮地把喷香的鸡肉端上餐桌，明年我们还会有更大的一群小鸡。

八

　　清晨，天还没有亮透，操场上已经影影绰绰地看见一队队跑步的学生。高音喇叭里响着革命歌曲。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过后，新闻开始。“正式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年底……报考范围……及文革期间的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
　　喇叭的声音被跑步声干扰，断断续续地只听见几个字。我愣了片刻，“真的要恢复高考吗？我听得准确吗？”我环顾四周，天已经大亮。唰唰唰，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依旧机械般地跑着，老师们或在饶有兴致地谈论着什么，或在僻静处吸烟，没有人理会刚才的那条新闻。
　　我从1972年开始在延长县中学做语文教师，几年后，丈夫在县歌舞团做民乐演奏，生活逐渐安逸下来。虽然不时会想念家乡，但现实已经让我抛弃了回北京的念头。“扎根老区”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的共同志向。然而，这条断断续续的新闻给我带来不安，使我心跳。上大学，回北京，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梦里都没敢想过。此时，我的手不由自主地触摸到隆起的肚子。里面的宝宝正在长大，再有半年就要生产了。孩子的妈妈能上学吗？大学会录取一个带着孩子的中年女人吗？我已经有十年没有碰过课本了，我能通过考试吗？问题一个一个地从脑子里跳出来，又一个一个地碰了壁后弹回去。一个三十一岁、带着孩子、离开学校十年、政审上处于弱势的女人在做着大学梦，一个梦。
　　晚上，像往常一样，我到一个北京知青家去串门。推开门，我一下子惊呆了。炕上地上散落着一堆堆书本，两口子坐在炕上怀里抱着书，一本一本地翻着、找着，叽叽喳喳地拌着嘴，任凭两岁的孩子在窑洞的地面上打着滚玩耍。“你来得正好，你的高中课本全吗？你能搞到复习提纲吗？你准备考什么专业？”“我还没想好考不考。”我说。“傻瓜，你有英语特长，比我们强多了，为什么不考？你就等着后悔吧！”她顺手扔给我一份招生简章。
　　朋友的训斥像是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在昏暗的路灯下，我急切地读完了简章。报考条件中只有身体健康，并没有孕妇不合格，只有政治立场坚定，并没有对家庭出身提出任何要求。简章上还特别指出对“老三届”要放宽年龄上的限制。
　　我仰天望着漆黑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呼出一口长气，我真想欢呼。这无疑是给我们这些十年文革中无缘深造的，已经步入中年的一代人点起了一盏灯。但是，谁能借助它的光去寻找更宽阔的路，全凭谁能走近它，抓住它。
　　“要试，失败了也无怨无悔。”我咬紧了牙。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参加高考的决定，恐怕一旦失败，学生议论。我一面坚持上课，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一面复习十几年前的课本。身子越来越沉重，脚腕肿得像瓠子，口干舌燥，总想那红彤彤的苹果和水灵灵的梨，可寒冬腊月哪里去找。
　　丈夫在集市上买来白萝卜和胡萝卜，切成一片一片地放在抽屉里。我时常坐在书桌前，把双脚抬高放在桌子上，一只手举着书，另一只手不时地伸进抽屉，拿出一片片的萝卜塞进嘴里。热炕把整个窑洞烘得暖融融的，沉重的身子坐在铺着厚垫的椅子里，眼皮不停地打架，脑子空空的。“不能睡，要换个环境。”我想。学生下了晚自习，我便潜入教室，点上蜡烛。太冷了，披上棉大衣在教室里一边踱步，一边背诵，直到脚腕酸软，肚子沉重得像是要掉下来，才结束一天的复习。
　　我初中毕业就在外语学校读书，高中的代数和几何课没有任何基础。为了补课，我每天下午溜进县里的高考突击班，坐在最后一排，装出一副漫不经心顺路来听听的样子。回到家里，我把老师讲过的题目做上几遍十几遍，直到烂熟。我不奢望学得很多很深，我只学最基础、最典型的，因为我自知没有能力和别人一块去拼难题。事实证明我对了。1977年是大学停止招生十年后第一次高考，数学考题集中在基础知识，而且大部分是课本上的例题。考试结果出来了，出乎意料，我的数学分数高于大多数报考理工科的考生。
　　天上飘着大雪，我站在县邮政局门口，等待邮车。一批一批和我一样的人欢天喜地地拿到了通知。我每天上午去等，但是，没有。孩子在3月底出世了，我们给他取名“京京”，希望他能够带给爸爸妈妈回北京的好运。4月7日，我接到了西安外国语学院的通知，学校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把我录取了。“京京是我家的福星！”
　　高考很苦，但也有很多趣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考试第一天，天寒地冻。本地的应届考生早早就手持准考证，在考场前排队等待入场。十几个北京知青站在一个避风的角落里抽烟闲聊，预备铃声响起之后，才懒懒散散地跟在队伍后面，准备进入考场。女知青大多像婆姨一样围着花格子的线围巾，男的无一例外地满脸胡楂，身着破旧棉袄，腰间系一根本地的线织腰带。监考老师见此，走上前，用手臂在第一个知青面前做了一个一刀切的动作：“前面的孩子进去了，后面的家长就不要跟进去了。”我们先是一愣，即刻笑得流出泪。后来想起来，觉得也难怪。前面的考生才十几岁，我们后面的都三十多了。
　　最后一天考英语，头一天县里就传开了，中学的田老师是北京外语学校毕业的，这次要参加英语考试，吓得那些连英语字母都没认清的本地考生没有一个敢进考场的（当年只有报考英语专业的参加英语考试）。考场里，一个考生，四个监考老师。这恐怕是我有生以来最得意、最辉煌的一次考试。也是中国考试史上少见的一幕。卷子答得很顺利，答完了，检查了两遍，时间还早。正在考虑是不是提前交卷子的时候，突然响起了钟声。“时间到。”监考老师站起身，拿起我的考卷走了。我很诧异，分明还有很多时间，怎么钟声就响了呢？我走出考场，迎面是丈夫的一张诡秘的脸。“我饿了，你坐在里面老不出来，东张西望地没事做，我一着急就拿块石头敲响了钟。快做饭吧！”他呵呵笑着说。

九

　　十年前，我回了一次延安。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像是蹭着起伏的山峦缓缓飞行，一条条小路，深绿色的植被清晰可见。终于在轰轰的噪声中着陆了。门开了，我拉着行李箱，小跑着走出延安机场明亮的玻璃门。宽阔的公路对面是黄色的绿色的山，点缀在山间的一孔孔窑洞，崖畔畔上站着男人、女人和玩耍的孩子。没有变，一切都没有变。三十多年了，这块黄土地。三十多年了，这里的山、水和人，熟悉又陌生，咫尺又遥远。我的喉咙哽咽了，脑子里闪出贺敬之的诗句：“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一股热泪簌簌涌出眼眶。
　　一辆奥拓小轿车嘎地停在我面前。“要车吗？”一个瘦小精干的小伙子没等我回答，不容分说把我的行李箱装上车。我还没有从惊愕中醒过神来，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延安的的哥比北京的还会揽生意。”我说。“俺没好车，但保证安全，您就看好吧！”知道我是个老北京知青，他便更来了精神，撇起了半生的北京腔：“咱先到市内各地转转看看？”我点头应允。
　　我当年乘着卡车冒着大雪进入延安的那条黄土路，如今已经是宽阔的柏油马路。路边山上的窑洞有些已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三层、六层或八层的楼房，阳台上堆满杂物，晒着串串辣椒和大蒜。
　　一座拱形大门上的几个字“延安长途汽车站”在我眼前闪过。“停车！”我叫道。我站在候车大厅门前探头朝里面望去，车站依然破旧，但宽敞了几倍，门口的土路上已经铺上了方砖。站在车站前，眼前闪出三十几年前的一天。

　　1970年的春季，我和几个队友走在回北京的路上。这是下乡以来第一次回家。三个小时的卡车颠簸后，我们到达延安时已是临近中午。我们冲进售票厅，顿时心凉了，售票窗口前一个人没有。原来，每天早上5点钟卖票，6点开车，车票供不应求，早就没票了。
　　我们漫无目的地在延安大街上溜达，高音喇叭里义无反顾地播放着慷慨激昂的歌曲“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天黑了，带来的两样面饼子和着两分钱一碗的茶水充饥后，我们把裹在行李外面的塑料布扯下来，铺在候车室的地面上，准备相互轮换着边睡觉边排队买票，同来的男生干脆把行李包往售票窗口一放，我蜷曲着睡下了。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骚乱把我惊醒。“这儿不让睡觉，都出去，要锁门了。”一个穿制服的人大喊。我们赶忙起来，抱上行李，恋恋不舍地望着窗口前那第一名的位置，磨磨蹭蹭地走出候车室。
　　3月里的延安，深夜很冷，我们瑟瑟地站在车站前的黄土路上，望着稀稀拉拉黄色的路灯下依稀可见的街道，不知该怎么办。身边一个年轻的婆姨不停地安抚着在怀里号哭的孩子，背上的大包裹从肩头滑下来。我走上前，帮她把大包裹放在地上，扶她坐在包上。她嘴唇动了动，投过来感激的一笑。“比起她来，我幸运多了。”我想。
　　夜真长，我们四人围坐成一圈。街上很静，一只无家可归的黄狗在昏暗的路灯下走过来，在我的脚下蜷成一团，把鼻子塞在尾巴下面，睡了。我昏沉沉地打着盹。一阵狗叫，我睁开眼，售票厅灯亮了。人们提着大包小包在大门前挤成一团。门一开，一伙人拼命地往售票窗口冲。我们的男队友早已被挤出蜂拥的人群，再想往里插是别想了。几分钟后，车票卖完了。其实，窗口只卖了几张票，大部分票都提前卖给关系户了。刚才，又拼又打挤在队伍前头的几个男人，此时愤愤不平地骂骂咧咧，我心里反倒觉得好过了一些。
　　正午时分，我往车站大院里望去，那个卖票的中年男人正坐在太阳底下悠闲地吐着烟圈，看来心情不错。平时在生人面前腼腆的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慢慢地走上前。“伯伯，我们是北京知青，在这里好几天了也没买上票，钱也快花完了，晚上睡在街上特害怕。您帮帮我们吧，卖给我们几张票，让我们明天走，我会好好谢谢您。”我怯生生地说。“哟，好栖惶呀，怎么谢我呀？”他看着我，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我从北京给您带好烟，还有奶糖。”当我接过那四张票的时候，兴奋得心像是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我给那个男人深深地鞠了一躬，飞跑出去。
　　傍晚，下雨了，我们走了好几家旅社才租到一个床位。天黑了，我们四个人坐在床板上，听着外面的雨声，小声聊天，打盹。肚子咕咕地叫，太饿了，我和一个男队友到外面去找吃的。转了好几家，只有冰凉的混合面馍。总比饿着强。回旅社的路上，忽然见到一个立在便道上的报栏斜靠在墙上，下面好像有人。我们走过报栏时听到下面的人在说北京话。我们赶忙过去，揭开报栏，露出两个小姑娘的头，雨水从头发上流下来，棉袄全湿了。我抓住她俩的手，在雨地里往旅社的方向奔跑。“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依然在头顶上高唱着。
　　她们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想回家，没有票，也没有钱，只得在街上过夜。我比她们年长四五岁，有几个队友同行，几个人分享一个床板，怀里揣着第二天的车票，我太幸福了。

　　我站在车站前的砖地上，也许就是在那块砖的地方，那只黄狗和我在寒冷的夜晚蜷曲在地上打盹；也许就在那块砖附近，我在大雨之夜，从报栏底下领回两个瑟瑟发抖的北京小姑娘；就在这个车站的后院，我给那个动了隐之心的男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哭了，但那不是难过的眼泪，因为我并没有伤心。为什么泪水淌到了嘴边？也许是为了珍惜那一段记忆。那一段经历过去了，望人世间永远不会再重现。
　　车子继续朝市内开。“这里不是市中心，不好玩，里面有的是好地方。”年轻的的哥得意地说。“好地方？有多好？”“夜总会，洗浴中心，要多好有多好！”我愕然了：“嗨，这里本该是一块净土。”

　　本文选自《陕西知青纪实录》，渭水／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