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往事寻踪

曹锦清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往事寻踪

　　悠长的岁月冲淡了记忆，能被拾回的往事只是些残片，恰如悬于茫茫云海之上的峰峦，恍恍惚惚的。还是让后人去评价这段历史吧！

一

　　文革前，我醉心于天文学：订阅《天文学爱好者杂志》，自学南京大学的《天文学教程》，自制望远镜镜片，等等。当时我以为，人生意义的终极答案就隐藏在繁星密布的苍穹之中。文革开始，将我的思想从天上拉回到地上。1966年7、8月间，我几乎每晚到外滩去，挤在东一群西一群的大小人圈内，听取北京南下红卫兵们的辩论。将他们的主要论点统统装入脑中，以为是真理。什么“红色恐怖万岁”啦，“造反有理”啦，“红五类要掌权”啦，我都信以为真。然而在8、9月间，我校经历了一阵兴高采烈的“扫四旧”运动后，一批“要掌权”的红卫兵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班主任和“黑五类”同学。初三某班的女班主任被她的学生剪光了头发，另一位班主任在批斗时，被她的学生在头上放了一只抽了气的篮球，球上再放一瓶墨水；校长则被拖到操场学狗爬，否则要被剪掉一半头发。“黑五类”学生只能坐在地上而不能坐在凳子上，如此等等。北京红卫兵的“理论”我是信奉的，但这一“理论”所导致的实践又使我反感，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为了解决我心中的这个疑难，10月初，我瞒过同学、老师和家长，只身北上，希望到文革的发源地去寻找真理。同时也想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0月5日抵达北京。在北京地安门中学安顿下来之后，立即到各大学乱串：抄大字报，收集各红卫兵团油印的小报，挤在辩论的人群里听取各种议论。经过连续几天早出晚归的劳顿和思考，我似乎找到了“真理”，将斗争矛头指向同学和老师是“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我兴奋异常。我之所以没有立即返回上海把这一“真理”告诉给同学们（我只是写信给我要好的同学）。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我还在等待毛主席的检阅，二是想乘此机会游历几个大城市。
　　10月的北京，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十数万红卫兵。语虽分南腔北调，但共同的教育背景，共同的来京目的，到处都能找到共同的话题。邂逅相遇的两人很快就能成为朋友。10月某日清晨，当驻校军代表前来宣布今天毛主席要接见我们时，整个地安门中学立即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从地安门中学到天安门城楼有多少里地，我已记不清了。我夹在缓慢向前移动的长队中走了多少里地，我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从上午8时排到下午4时，离天安门城楼尚有许多路程，我只记得一路唱革命歌曲，一路喊口号，一路鼓掌。下午4时许，沿途广播里传出了周总理的声音。大意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已整整一天，他要求红卫兵爱护毛主席的身体，就此刻让毛主席休息征询红卫兵的意见，回答是整齐一致：“好！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然而每个排了一天队伍尚未见到崇高偶像的红卫兵，内心深感遗憾，有不少人竟哭了起来。
　　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发现别人的喉咙喊哑了，发现自己的双手鼓肿了。这次，我从毛主席那里听到唯一一句真理是：“人民万岁”。

二

　　据传闻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而我在北京各大学串联了一通之后，自以为求得“真经”。于是约了南宁的一位学生准备经武汉下广州。
　　某日上午（约10月10日前），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俩到地安门中学的食堂领取中、晚两顿干粮（四个馒头加一包酱菜），先到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我还悄悄地从天安门城楼红墙上刮下一点红粉，怀着极其壮严崇敬的心情将红粉包入一张洁白纸内，以作永久的纪念。下午赶到北京站，早已人山人海，足有数万人之多。我们排在去武汉的长队后，到晚上还不见动静。于是我叫南宁同学排队等候，我到车站里打听一下。不知怎的让我挤到车站里面去了。当看到许多红卫兵纷然拥向一列空车时，我也随他们狂奔乱窜挤上车厢再说。一打听，说是去西安、成都的车，并说就要开车的。我也没有时间去通知那个等在站外的朋友了。就这样，我饿了一天一夜来到成都，因为我的那份馒头也撂在南宁人的背包里了。当时我没有带衣物背包，袋中更无分文。
　　成都红卫兵接待站的人把我安排到成都水产学校，该校接待站给我安排好食宿。我发现与我同宿舍住的成都院校学生，且一律不佩带红卫兵袖章。他们告诉我，他们学校只允许“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参加红卫兵，凡红卫兵都住在新大楼。“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全部被赶出学校。他们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集中住在老大楼，且不准他们参加红卫兵，更不允许他们自已组织红卫兵，心里非常苦恼。于是我将在北京取得的“真经”全部告诉他们。至于到底说了些什么，现都忘却了。想必是“革命不分先后”，“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将斗争矛头指向同学是形左实右的资反路线”一类的话。我劝他们联合起来，批判“资反路线”，但他们害怕。
　　次日早上，我在操场上看到几个佩带红卫兵袖章，扛着木头长枪的同学，前面站着一排老师，约二三十人、低着头听红卫兵的训话。接着这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唱起“我是牛鬼蛇神”的歌（这歌是从北京红卫兵那里传来的）。尔后，一个红卫兵用木头枪杆挨次敲打“牛鬼蛇神”们的头，不知是代替点名，还是单纯“警告”。此事给我的刺激很深，于是当晚就在宿舍里写了第一份大字报“什么是形左实右的资反路线”，夜半张贴在食堂门口。第二天早上，围看的人很多，并有不少学生在抄录大字报。其实这份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从理论上阐明问题（理论是从北京批发来的），并无直接针对性。
　　由于这份大字报引起全校学生的注意，尤其引起老大楼同学的普遍欢迎。我在激动之余，又写了一份题为“必须批判我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在这份大字报中，我根据同楼学生提供的大量材料，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如此一来，全校震动。而我却“引火烧身”：伙食被停掉了，外出时被人盯梢。同宿舍的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新大楼不知怎的查到了大字报的作者就是你”，还说今晚他们可能派人来抓我。我在为我的煽风点火而高兴，却不意闯下大祸。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幸而我两手空空，没有任何行李物件，故悄然离校，急急逃走，当晚乘上开往重庆的火车。

三

　　从重庆返回上海已是1966年10月下旬。在我离京期间，毛主席又一次检阅了红卫兵，于是我一下火车立即赶到敬业中学，打算约集同学再次北上，然而整座大楼除了数十名外地来沪串联投宿的学生外，空荡荡的。全校师生除了“不准外出”的“牛鬼蛇神”外，几乎都到全国各城市去串联了。约在10月末，11月初，我再次北上京城，渴望见到“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北京成了红卫兵的天下。学校、机关、医院等等，凡是能安置食宿的场所都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间空屋，铺上稻草床单倒可容纳四五十名甚或七八十名操着南腔北调的红卫兵。食堂里供应免费的饭菜，虽然简单，但人人都感到满足。在红卫兵大串联时期，几乎成了“共产主义”。不断涌入北京的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去“朝圣”，到清华、北大去“取经”，并等待毛主席的检阅。在那一时代，人生的全部意义仿佛就在于此。
　　这次，我被安顿在北京友谊医院。在等待接见的日子里，我到清华、北大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并收集各种印刷品。一日，我在北大校院听到几个上海男女学生争议明日游玩地点：是去八达岭还是去天坛？我心中油然而生出一阵鄙视厌恶之情。真想冲上去训斥他（她）们一番：“你们到底是来干革命的，还是来游山玩水的？！”现在想来，他们才是聪明人，而我是十足的笨蛋。
　　11月7日，这天阳光灿烂。驻院军代表一早就通知我们，说是要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人人欢呼雀跃，十分激动。军代表给我们排好队形，讲了注意事项，并要我们把随身所带的小刀交给他保管。每人发一只鸡蛋，二只花卷，两只大馒头，算是中午的干粮。然后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唱歌，来到指定地点（长安街东侧某地），席地而坐，等待检阅。整条长安街两侧，成了人的堤防。
　　下午4时许，“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呼声从远处传来。我们的队伍顿时骚动起来，军代表前来要求我们保持安静，说“毛主席就要来了！”
　　静坐道路两侧的学生全都引项西视，首先看到几辆摩托缓缓驶来。第一辆轿车驶过，我看见毛主席就站在第二辆敞篷轿车上。神采奕奕，用满意的目光扫视着向他欢呼“万岁！万万岁！”的红卫兵。我两眼噙着泪花，激动万分，我是多么希望司机把车开得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多看一眼，我朝思暮想的毛主席啊！然而，载着红司令的敞篷车驶过去了。第三辆车上站着林彪，他手持红宝书，向红卫兵们挥舞致意。我还看到了刘少奇，脸色忧郁阴沉，令我百思莫解的是，这位已受到严厉批判的人物怎能与毛主席一同检阅红卫兵呢？
　　在欢呼声中，目送着检阅的车队驶过之后，兴奋激动的情绪久久未能平息下来。操着各种方言的学生议论着刚才的印象。突然有一位四川同学失声痛哭起来。原来他以为毛主席坐在第一辆轿车内，故只盯住第一辆轿车看。他说他确确实实看到了毛主席就坐在第一辆轿车里面，而别人都证明毛主席就站在第二辆敞蓬车上，于是失声大哭，我们怎么安慰他也没有用。
　　文革之后，毛泽东走下神坛。当崇拜的狂热消退之后，再回顾当时的情景，确实令人感到迷惑。不管怎么说，这位在中国近代百年风云际会中产生的领袖人物，已将自己的个性深深地烙进民族的记忆和历史中无法抹去。至于崇拜，是人类的天性。崇拜什么？是崇拜太阳还是动物，是崇拜领袖还是金钱，是崇拜神还是歌星，则随时代风尚的不同而不同。至于哪类崇拜更好一些，大概只有天晓得了。

四

　　大概就在此次接见不久，首都某报报导了大连某大学红卫兵步行大串联的事迹。北京各校闻风而动，听说北大正在组织二万五千里长征队，我便匆忙赶去报名接待站的人说，你连被子衣物都没有，怎能穿越冰山草原？于是我急忙南下回沪，想回校组织长征队。我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更广泛地了解社会。
　　一下挤得水泄不通的火车，我便直奔敬业中学。敬业中学依然是外地来沪串联学生的天下，同学们大多外出未归。我坐在门房间，心情虽然沮丧，然仍希望“逮住”几个可能来校的同学。幸而碰到同班的王士仪。她因脚有残缺而未能出去串联，在校负责外地学生的接待工作。她知道有谁现在家里，挨家寻访，找到三位同学（徐生函，卢丁济，周德华）。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约定次日上午到校商议步行串联之事。
　　行军的目的地与其说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倒不如说是由我们这代人的共同教育背景和当时的政治宣传决定的，那就是到革命圣地去。韶山、延安、瑞金、井岗山，都是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朝圣地。我们决定第一站到瑞金，第二站到井岗山。行程千余公里。每人准备各自的被子，衣服及日常用品，整个长征队准备一面红旗（上绣何字，已忘记了），一只卫生箱。正在我们商议时，王士仪同学带来了初三（1）班的两位同学，男的叫吴信浩，女生姓名，早已忘却。他们说大串联一开始，父母就将他们关在家里，不让外出，这次他们无论如何要跟我们去，态度十分坚决。这样我们的步行长征队从四人扩大到六人
　　1966年11月11日，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清晨，我们一行六人集中敬业中学校门，整装待发。王士仪同学又前来欢送，临别之际，她突然伸出手来说：“让我们握手告别”。我竟被她这一潇洒的提议弄得不知所措：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女孩握手啊！大概正是这次握手，使我记住了长征出发的日期。

五

　　从上海到上饶，我们只是沿着铁路、公路行军。虽然沿途所要“朝圣”的地方，我们一个也没有放过：嘉兴的南湖，杭州钱塘江蔡永祥烈士的墓地和事迹陈列馆，上饶的集中营等等，但对这样一种步行串联方式越来越感到乏味和不满。早行晚宿，只知道急匆匆地赶路，白天所见到的只是一队队向同一方向进发的步行串联队伍，晚上则住进提供免费食宿的沿途接待站。吃饱了赶路，走累了休息，除了炼一副“铁脚板”之外，没有更多的锻炼和收获。
　　参观了上饶集中营后，我们一行五人（在杭州，邂逅相遇的徐生涵哥哥加入我们的行军队伍，我队唯一的女生加入了卢丁济姐姐的串联队。在金华，周德华托故退出长征队）研究了一个颇有创意的行军方案：在地图上把上饶与瑞金两地连一直线。这是一条切割江西、福建两省交界的直线。将靠近该直线两侧的小圈圈（代表集镇）次第连接起来，便是我们的行军路线。有河无桥怎么办？淌水过去；有山无路怎么办？我们准备了砍刀。遇到野兽怎么办？我们有匕首；没有接待站怎么办？我们自备米锅，自己做饭，晚上则投宿老乡家。这一方案给我们渴望“革命锻炼”的头脑以新奇的刺激。
　　我们购置了布做成长米袋，每人一只，每只内装五、六斤大米；买了一只铝锅、一把锅铲、一只铝质洗脸盆。脸盆能用来洗脸、洗脚，并当锅盖，一举三得。还买了若干瓶酱和酱菜，算是菜肴。还备了一把砍刀，既可劈柴取火，又可防野兽。购买这些行军物品的钱是从上饶红卫兵接待站借来的。
　　次日，我们一行五人举着红旗，穿着旧军装，背着被子、背包、米袋（每人重负三十余斤），唱着革命歌曲，神气活现地向所议定的路线进发。再见了，沿铁路步行的朋友们，我们这样自豪地想着。

六

　　约11月末，我们避开一支支沿公路、铁路行军的串联队，从上饶折而向南，孤军深入到丛山峻岭之中，呼吸着初冬南国山区清新的空气，不时遇到迎面走来的疑惑探寻的山民目光，颇感新奇和兴奋。
　　一日，一座矗立云端的高山挡住我们的去路。据当地老俵们说，这座高山有一千四百米，山上有小路，可以通往我们的目的地。于是我们沿着上山的小路攀登。
　　接近中午时分，没有遇到一户人家。已是饥肠辘辘的我们正准备埋锅做饭，吴信浩突然惊叫起来：“看，有老乡！”我们举目上望，果然有间茅屋时隐时现在云雾之中。
　　人未进村，狗已先叫。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从屋里走了出来，接着出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和三、四个小孩。她们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们：既不像上山砍柴的樵夫，又不像地质勘探队，会是些什么人呢？我们七嘴八舌地向她们作了自我介绍，真不知她老人家听懂了没有。不过她们还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帮我们下米做饭，到菜园割了些蔬菜，我们坚持要帮她砍柴并付钱，她们执意不收。
　　吃完饭后，我们攀谈起来。这个村子只有她们一户人家，正处于两县交界处，离北面县城七十华里，到南面县城要走八十华里。合作化时期，工作组曾要她们搬下山，但她们舍不得祖上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十几亩梯田和山地，而且也习惯了单家独户的生活方式，所以一直留在山上。老婆婆说，她自从嫁到山上来后，难得下山去。的确这一户人家独自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自种粮食，蔬菜，自己榨油，自己养鸡下蛋（是否养猪我忘了），背靠青山，何愁无柴，四五间草屋的建材，一切取自大山，连肥皂、手纸都是自己制造的：山上有种树，名叫皂树，其果实可以造肥皂。将石灰与敲碎的竹混合一起，制成纸浆，再将纸浆均匀地洒在光洁的岩石上，就成了纸。衣服是她们自己种棉纺制的。这一高度自给自足的生活世界里，大概只缺盐和铁器了。所以，她家的儿子，一年四季也难得下几次山（今天她的儿子恰巧下山到县城去了）。
　　人民公社不是把全中国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吗？怎么在此深山中还有这样的“世外桃源”呢？这户几乎与文明社会隔绝的人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没有享受到文明社会的福泽，但也没有文明社会的喧闹和烦扰。老太太虽年七十五，依然健康，再看几个小孩虽羞见生人，但也活泼可爱。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啊！
　　老婆婆要我们留宿一夜，第二天再赶路。我们估计晚上能赶到公社所在地，故整装上路。老婆婆指着前面的两山交界处说：“那儿就是山顶，从那儿下山有一条小路直通公社。”看看似在眼前的路，走走却化掉二、三个小时。当我们穿过山腰的云层到达山顶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
　　一到达山峰，奇观出现了：举目远眺，一座座山峰漂浮在茫茫云海之上，似在缓缓移动。西下的夕阳给这云海，这云峰染上了一片壮丽的红色。此情此景，我们不禁吟诵起毛主席的词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确诗可背而不能学。只有直处诗的意境之中，方能体悟到诗之美。大而言之，所谓学问，所谓哲理，所谓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一行五人坐在山顶岩石上，如醉如痴地观赏着这壮丽美景，望着一轮红日沉下去。云海由血红色转为绛色，突然一阵寒冷的山风袭来，方使我们从沉醉中惊醒，该下山了。
　　城里长大的我们，怎么会知道山区白昼交替的情况呢？离开灌木杂草丛生的山峰不久，便进入古木参天的树林。天色突然转暗，很快就变得伸手不见五指了。林中小路十分陡峭，且布满树根，我们虽然带着一只手电筒，或而照前，或而照后，依然时时被横穿小路的树根绊倒，有时甚至一头撞到树干上。我们连滚带爬急匆匆下山，心中充满着恐惧感。在这荒山老林里，冷不丁地窜出一只野兽来怎么办呢？我将匕首紧紧握在手里，依然挡不住布满黑幕中的恐惧。
　　当手电筒的光线变成一束白茫茫雾柱时，我们才意识到已进入半山腰的云层了。当时我们没有手表，既不知走了多少小时，更不知离前村还有多远，然而，不管有多饥，多累，必须赶路。
　　一阵狗吠声传来，我们立即欢呼起来，有狗，就有人家，前面就是村庄！有一家的窗还亮着，我们前去敲门，披衣出来开门的老俵十分热情地把我们带到大队部，然后又到大队长家，将他从被窝里拖出来，接待我们。这时，大队部的钟指在11点，我们离开前面那个“独家村”已走了十小时的路程了。我们向大队长说明情况后，他便带我们找一家人家烧火做饭，并帮我们找稻草铺床。
　　次日早晨，我们发现这是一座白云深处的村庄，约十几户人家，不规则地散落在云缠雾绕的山湾里。

七

　　我怎么也无法将眼前所看到的江西共大和我想象中的“江西共大”联系起来。
　　一日，天下着濛濛细雨。我们披着透明塑料雨衣，腿上套着红色的塑料雨裤，沿着崎岖山路一步一滑地行军。只见前面山湾里有十来人在田里干活，我们便上前打听去路。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从上海来，到瑞金去的步行串联队时，其中一个三十余岁的男子突然扔掉手中农具，三脚二步地跳到我们跟前，用走了腔调的上海话激动地说：“我也是上海人，住在普陀区……”
　　对这位老俵化了的上海人来说，似乎是他乡遇故友。他一把夺过我的背包、“军旗”，一路嘘寒问暖，一路把我们带到他们的公共食堂。热情地给我们准备饭菜，忙个不停。从谈话中得知他原是江西共大的学生，这里是江西共大分校的农场。所谓共大分校，其实就是农场，共大唯一课程就是劳动，唯一教育就是艰苦生活本身的教育。“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主要集中在与公共食堂“油老鼠”的斗争，这是他们对食堂炊事员的鄙称。经他一说，我真的留神观察食堂工作人员，似乎觉得他们个个比外面的肥壮，这位上海老乡指着其中的一位大胖子说，这家伙顶坏。有一次他们将这位大胖子从买饭窗口硬拖出来，由于“这只肥猪”的臀部肥大而卡在里面，头手已拖到外面，结果将窗敲掉才爬了出来。在我这个十七、八岁青年的心目中，三十几岁是一个很大的年龄，于是问他为什么还不成家，他神色黯然地说，这个农场绝大部分是男子，姑娘很少。
　　江西细长的米饭香喷喷的，特别好吃。当年到江西共大来寻找理想的上海人，一席伤感的故事令我心情沉重。江西共大分校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日，时近中午我们正在一座山上凉亭里升火做饭，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挑着担子来到凉亭，稍事休息，于是我们攀谈起来。他说他当年曾跟方志敏在此地打过游击，在他的腿上还留着被敌人子弹打伤的疤痕（他边说边挽起裤腿给我们看）。
　　我们随老人一路下山，来到公社所在地。一见到公社党委书记，第一个请求是要他帮我们找几位老红军给我们讲当年的革命故事。当晚他便请来了三、四位曾跟随方志敏战斗过的老红军。我们从他们极浓的江西乡音中只能听懂几句话，但我们始终仔细倾听，装着听懂的样子。
　　从北京、上海刮起的文革风暴似乎已吹进这穷乡僻壤的革命老区。他把我们当做文革的使者，渴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有关文革的情况。第二天，我被请到公社礼堂，面对二、三百人，天南海北地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谈了点什么，至今已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那么多人作“大报告”。是听众的严肃认真很快消除了我初次登台演说的惊慌和胆怯。
　　此后，我们发现我们处于公社书记反对派的严密包围之中他们跟着我们团团转，要求我们给予他们各种有关文革的“指示”，每餐给我们准备丰盛的伙食。我们几次看到公社书记这位四十来岁的高大男子，据说是位烈士的遗孤——站在远处，似乎想找我们谈话。这位忠实憨厚的书记肯定被突如其来的文革浪潮冲得昏头转向，不知所措，在我充满文革思想的头脑中，怎么也无法将“当权派、走资派”的概念与眼前这位烈士遗孤联系起来。三十年过去了。每想到他那一副沮丧无奈的神情，总感到欠他点什么，很可能，我在礼堂里那番充满“革命激情”的演说给他带来了灾祸。

八

　　从上饶出发，一路晓行夜宿，涉水翻山，历时近半月，行程近千里，终于来到革命圣地——瑞金。
　　约在1967年1月中旬下午抵达瑞金。小小的城镇到处都是全国各地前来朝圣的串联队。城镇及附近的村庄，凡能安置红卫兵食宿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而前来朝圣的队伍依然源源不断地开来。我们好不容易在城郊一户农民家安顿下来之后，便出去打听消息。据说当地政府连连向中央告急，说无法接待如此数量的红卫兵，又听说在瑞金、井冈山一带正流行急性脑膜炎，已有十几位红卫兵患脑炎而死。中央要求串联队从这一带疏散出去，但运输力量有限，何况串联队又从四面八方涌来。又据说大蒜能防止脑炎，于是我们五人兵分两路：一路到邻近村庄去采购大蒜，一路到汽车站去打听行情。果不出所料，小小的汽车站早已被成千上万名急待撤离的红卫兵围得水泄不通。有不少队伍已在此等了二三天了。
　　当晚，我们一边大嚼其大蒜，一边商议。决定，第一不能在此参观学习了且取消向井冈山进发的计划；第二，步行撤退难逃瘟疫。结论是：到车站去碰运气。夜半时分，我们到达车站，站内站外坐满了等待返程的学生。凌晨4点许，我突然发现有一辆空车向车站驶来。当睡意朦胧的人们尚未反应过来时，我们已冲到刚停下的公交车旁，从车窗爬了进去：管它开往什么方向，只要立即离开这被瘟疫包围的圣地就行了。车外一大批外地学生不停地问：车到哪里？司机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
　　车上很快挤满了不知去向的学生。当车站调度员告诉司机开往南昌时，我们兴奋得唱起歌来了。就这样，我们历尽辛苦，步行数千里来到瑞金，又如此匆忙地逃离瘟疫流行的革命圣地。到底是遗憾还是庆幸，谁也说不清楚。

　　三十年前的往事，如烟如梦。当年轻时代的激情早已消褪时，赋予我们这代人如此积极行动起来的意义早已从“崇高”降落为“无意义”时，那段往事的回忆总夹杂着莫名的惆怅。那一时代，人们喜欢用大概念，崇高的概念来思考问题。如今看来，那些曾如此激动过一代人的概念，只是些“假、大、空”的名词而已。那些如烟如梦的往事除了唤起同代人的一点伤感外，留给下一代的大概只是些奇谈趣闻罢了。

　　本文选自《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金永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