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虎口余生

┃Personal History

虎口余生

© 刘道玉／文

　　7月25日，我从校广播台播发的勒令中知道，要我8时到校农场报道，去后发现有四五十人，均是被造反派列入要打倒的人，其中有“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头头”。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对我们训斥说：“你们都知道犯了什么罪吗？你们支持‘反革命暴乱’，支持陈再道‘兵变’，你们犯下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罪，罪责非常严重。现在，你们的后台陈再道已经完蛋了，不要再有任何幻想，只有老实交待问题，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才是惟一的出路。”接着他恶狠狠地宣布了纪律：每天必须准时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白天劳动，晚上写交待罪行材料；必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随叫随到最后，他扬了扬手中的钢丝鞭叫道：“有违抗者，后果自负！”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了“劳改队”的一员，在造反派钢丝鞭的挥舞下接受“改造”。
　　那时，正是早稻收割的季节，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和挑谷坨子。割谷还算好，虽然也弄得腰疼背酸，但是还能挺得过去。最难忍受的是挑谷，一般人每次只挑两捆，不知为何原因，造反派强令我们少数几个人，每趟必须挑4捆，也许是对我们几个“顽固分子”的惩罚。湿谷坨子很沉，4捆谷坨足有200斤，用钎担根本不可能甩起来，于是造反派就喝令两个人，抬着谷坨子强行架在我的肩上。尽管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但走不了几步就压趴下了，为此，我不知挨了多少次钢丝鞭的抽打，身上伤痕累累。我出身农村，不怕劳动，但是把劳动作为惩罚和折磨人的手段，这是对劳动本身神圣意义的亵渎，也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8月10日，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我把它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因为就是在这一天，造反派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我之所以没有被造反派用枪崩掉，大概是命不该死吧！
　　事情是这样的：在“七二〇”以前，武汉大学有一个13级的老干部，他钻进了造反派组织，并成了他们的高级参谋。“七二〇”以后，他认为武汉大学的造反派思想右倾了，对走资派和反对中央文革的人斗争不坚决，因此他要求在造反派内部反右倾。在此基础上，他们策划了8月10日的批斗会和会后的武装游斗。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实行红色的恐怖，强化对走资派的专政，大灭敌人的威风，大长革命造反派的志气。”
　　8月10日的批斗会，是在理学院103教室进行的，是以化学系造反派为主召开的，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火药味十足，而且是他们在“七二〇”以后，召开的第一个批斗会，妄图开成一个样板会，肯定有一场好戏。批斗会开始，党委书记庄果、副书记蒋蒲和我一串“走资派”被带进了批斗会场，我们被押站在讲台的前面，我未敢抬头看那批斗会的横幅是怎样写的，但教室的圆柱上的标语是：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庄果！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孝孙蒋蒲！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那时，开批斗会有主斗和陪斗之分，也就是说召开学校批斗走资派的大会，系里的小走资派也要被揪去陪斗。由于被批斗的次数多了，我们也就总结出了经验，就是要判明自己处于什么地位，如果是主斗，那就要全神贯注，揣摩如何回答追问；要是陪斗，就可以稍稍松口气。种种迹象表明，那天的批斗会我是主斗，其他人都是“陪斗”的，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在一片“打倒”的呼喊口号声中，批斗会开始了，有一个“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的代表首先发言，历数了我的所谓罪行。接着，一个叫做黎进军的造反派头头，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冲到我的面前吼道：“刘道玉，你他妈的为什么要反对中央文革？你该当何罪？”我不语，心想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还是恪守着“沉默是金”那句箴言。他看我没回答他的问题，更是恼羞成怒，冷不防掏出手枪对准我的左胸捅了下去，由于用力太猛，把我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当他准备再次举枪时，被眼尖手快的站在一旁的一个造反派教师头头把枪夺了过去，并立即退出已上了膛的子弹，在场的人也吓了一跳。真是生死一瞬间，要是黎进军捅下去时扣动了手枪的扳机或第二次举枪射击，正好不偏不倚地打中我心脏，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当我被扶起来的时候，我的左胸部的衬衫和汗衫被手枪捅破了，胸部伤口的鲜血也把衬衫染红了一片。
　　批斗会结束后，是武装游斗，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也算是“七二〇”以后造反派的又一发明创造吧。所谓武装游斗，就是模拟对犯人假毙的样子，其目的是从心理上打破我们的防线，从精神上把我们摧毁，以便使我们受到威慑，老老实实交待自己和揭发他人的罪行。在武装游斗时，我们这些挂着黑牌子被批斗的人，成三路纵队走在最前面，我们的身后是荷枪实弹的“红卫兵”，再后是呼口号助威的群众。在游斗过程中，数十支步枪齐鸣，虽然是朝天射击的，但是听着那震耳欲聋的枪声，犹如进入了战场。虽说我是头一次经历这种场面，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一丝惧怕的感觉。在那瞬间，我立即想到了我的一个解放军朋友对我讲述的打仗的感受。他说，战士在未上战场之前是有些怕，但是到了战场上听到枪声以后，他就什么也不怕了，因为他知道怕是没有用的，只有不怕才有生的希望。此时此刻，我不也是置身于战场之上吗，绝不能被对方的气焰所压倒，一定要坚持到底。
　　“8·10”武装批斗以后，我从农场劳改队移交到造反派的专案组，我知道这个转移意味着斗争的深化，一场对我审查的攻坚战已经开始了。造反派们也知道，要给我定罪，没有过硬的材料是不行的。为此，他们既要拿到我的交待材料，同时还必须广泛收集对我的揭发材料，为了达到陷害我的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大搞逼、供、信。
　　一天下午，我被带到设在“工农楼”的专案组审讯室，由“革干团”的一名干部负责审讯。此人是校团委的一名干部，本来我们是很熟悉的，但现在他视我为仇人，怒目而视。审讯开始，那位主审我的人坐在一把藤椅上，我当然只能在他的对面站立着，我的四周站着戴袖章的红卫兵。我们面面相觑，相互打量着对方，他也许在观察我的表情，而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第一回过堂将怎样开始。相持局面终于打破了，那个干部神气十足地学着审判官的样子，把手上类似于惊堂木的一块木头往桌子上用力一拍，大声吼道：
　　“刘道玉，你知道犯了何罪吗？”
　　“不知道。”
　　“百万雄师’‘5·16’渡江是不是你指挥的？”
　　“绝对不是的。”
　　“你不老实，人证物证俱在，杀害我革命战士的罪责你是逃脱不掉的。”
　　“根本不存在的事，你们也不可能有人证物证。”
　　我的回答，遭致了红卫兵的一阵拳打脚踢，接下来，他们反复让我交待与“百万雄师”的关系，参加了哪些活动，联系人是谁。我心中最清楚，这些都是莫须有的，他们实际上什么材料也没有，只不过是讹诈而已，对此我以沉默拒绝回答。审讯直到晚饭时，仍没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只言片语。于是，那个干部对红卫兵说：“刘道玉是个顽固不化分子，你们带回去再审问吧，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
　　于是，我被带到四区学生11舍109室，这本是一间住人的宿舍，但现在已把床架搬走了，里面放了几把椅子，有一条长凳，桌上放了几根皮鞭，墙角里堆了一些棍棒，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我环视了一下，心里明白了一大半，这是一个地下审讯室，弄到这里受审，肯定是有苦头吃的。不一会，黎进军带着几个红卫兵进来了，他看见我就破口大骂：“刘道玉，你他妈的不老实，今晚你不交待清楚与‘百万雄师’的关系，老子决不会饶你。”另一个红卫兵说：“你说呀，早说早解脱。”我说：“下午我已说了，没有补充的。”我的话音刚落，黎进军的皮鞭已抽在我身上了，其他红卫兵也围上来一顿拳打，我被打倒在地，他们又用脚踢。我疼痛难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他们一直把我折腾到晚上10点钟，也许他们也打累了，于是让我滚蛋。
　　我也不知是怎样艰难地摸回家的。高伟也许期盼着很久了，当看到我安全地回来了，她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但她看到我身上累累的伤痕时，她痛心地哭了。她为我清洗伤口，敷药包扎，用松节油擦搓关节，促进血液流通，以减少疼痛。她还买来补品，调理生活，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我坚持下去。我们都坚信：天越是黑暗，就说明黎明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我正在遭受煎熬时，一张要命的揭发我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写大字报者在大字报中揭发说：“1966年6月底，刘道玉让我从北京带回一包材料给蒋蒲。他送我上火车时说，这份材料很重要，千万不能丢失，你要做到人在材料在。”她在最后还警告说“刘道玉，你是什么黑材料那么机密，要我人在材料在。现在快把黑材料交出来，刘道玉不投降，就叫你灭亡！”又是一颗炸弹，弄得一些好心人又为我捏着一把汗。造反派又如获至宝，又把我拉到审讯室追问，幸好我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所谓黑材料，就是我在北京保刘、罗时，向学校写的一封汇报信，还摘抄了有关刘仰峤的大字报的材料。事情很快查清楚了，蒋蒲也证实了我说的是真实的，所以这份揭发材料对我没有造成多大的威胁。
　　下一次过堂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不断地猜想，以便有所准备，但是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猜着。一天下午快到下班的时候，我被带到“工农楼”的那间审讯室，还是那位“审判员”在等待我，这一次他倒是开门见山地问道：“刘道玉，你老实交待是怎样受苏修派遣充当他们特务的？”听后，我如堕五里雾中，这是从何说起呢？我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苏联的表现人所皆知，我明明是被苏联当局驱逐的，怎么成了苏联特务呢？”他又说：“怎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是苦肉计吗？你就是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孙猴子。”我心想，这完全是乱扯，不必去理会他。看我没有说话，他又说：“今天时间不早了，不再继续审问，不过提醒你，上海有人揭发你，不久前有人来调查，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写成书面材料交来。”
　　经过那位干部提醒，我倒是想起来了，前不久，上海某研究所的外调人员找过我，调查该所一位我熟识的教授，他曾被当做特务审查，最后屈打成招。他们在其笔记上，曾发现记有苏联留学生会主席刘道玉，他们感到很疑惑，他与我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记我的名字干什么？听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从苏联回来后，当年12月在上海衡山饭店召开全国有机氟化学学术讨论会，这位先生是国内搞有机氟化学研究的元老，并安排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反修的报告，其中我讲到了我是留苏学生会的主席，这位先生就是在这次会上作的这记录。据此，我写了外调材料，由于我的证词，使上海那个研究所解除了对这位教授的怀疑，但又未想到，武大的造反派竟怀疑我是苏修特务，这简直太离谱了，对此我只是一笑置之。
　　在接受审查和批斗期间，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本来是热天，但每次去参加批斗会或是受审，我都要穿上长衫长裤，以尽可能减少皮肉之苦。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说实在的，早上被揪出去，谁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呢。所以，在那个凄楚的日子里，为防不测事件的发生，我甚至向高伟说出了类似遗嘱的话：“我被揪走以后，万一回不来，那一定是出事了。如果真是遇难了，你不要难过，要坚强一些，不必去寻尸收尸，化悲痛为力量，把儿子抚育成材。我遗憾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我死不瞑目，希望你有朝一日为我昭雪。”说完后，我们伤心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连日以来，我的心神一直不太安宁，总是担心造反派会对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天晚饭后，化学系“9·12”先锋队的几个红卫兵到我家，说是要带我去接受批斗。我心想已经这么晚了，揪去肯定没有好事，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又被带到那间“地下审讯室”，我进去后，看到屋内沿着墙壁已经跪了一圈人。我人尚未站定，一个人高马大的红卫兵对着我踹了几脚，吼道：“还不快跪下，等什么，是不是等死呀！”看那阵势，不难看出今晚又是一场“武斗”。这时一个造反派头头冲了进来，他站在屋子中间，一只手插腰，一只脚踩在一条长凳上，他训斥道：“你们这些坏蛋，没有一个老实的，要你们交待罪行，你们不是抵赖就是避重就轻，今天晚上来给你们‘端正态度’，让你们尝尝它（指着脚下的老虎凳）的滋味！谁不老实，今晚就别想走出这个房门。”说完后，我的一个同学已被他们拉到老虎凳上。可怜哪，我的同学什么官衔也没有，只因为他出身地主家庭，对文革持强硬的保守观点，所以造反派每每都是拿他开刀，他有严重的腰伤和腿伤，怎么经得起这般折磨啊。大约十几分钟，我的同学大汗淋漓，只听“扑通”一声，他从老虎凳上摔了下来，再未听到他呻吟的声音。红卫兵端来了一盆凉水，对着他的头泼了下去正在这时，楼道里的高音喇叭响了，很清楚地听到：“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请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全副武装，马上到‘工农楼’前集合，执行紧急任务。”这时，黎进军又骂了起来：“他妈的，算你们走狗屎运，你们统统滚蛋，老子改日再收拾你们。”红卫兵都走了，我的同学开始苏醒了，我扶起了他，解开捆绑在他膝盖上的绳子，说：“造反派紧急集合走了，可能又去搞打、砸、抢，我们虽又躲过了一劫，但这股祸水不知流向哪里，灾难又将会落在谁的身上！”
　　自此以后，我就是在这种斗斗停停的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但是，从1968年春节以后，由于造反派忙于夺权放松了对我的审查，只是安排我们每天上午去学生宿舍打扫厕所，下午让我们在家里写交待材料或学习毛主席著作。3月份，北京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变色龙”、“小爬虫”式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广泛宣传，很快他们被关进了监狱。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块石头落下了地，从此没有人再敢追究我所谓“黑炮手”的责任了。但是，我并不感到多少轻松，文化大革命已进行整整两年了，人民群众包括绝大多数的红卫兵在内，对派性已感到十分反感，渴望尽快整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人心思治啊！

　　本文选自《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刘道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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