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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夫:黑帮大院

陈哲夫 私人史 2022-01-21

Personal History

黑帮大院

© 陈哲夫/文

1

  当我们在十三陵劳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回校后将要把我们这些“奴隶”集中起来。消息说,学校两派武斗正酣,聂元梓的校文革害怕黑帮们从中闹事,决定将“黑帮”集中管理起来。我们一回到学校,就没有回到自己的宿舍,而是直接到建立“黑帮大院”的工地上。这就是说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建立一座监狱,或者说是“作茧自缚”。
  “黑帮大院”就是聂记监狱。这个监狱就在北大西门内左侧的东方语言文学院大楼后面。原来那里有12间平房,是北大的业余学校。文革一来,业余学校也不办了,他们就要在这里建立“黑帮大院”。工程并不复杂,就是把席子连结起来,搭建成一个围墙,大概有三米之高。具体的时间我已记不清了。“黑帮大院”的正式名称似是监改大院。《北京大学记事》对此有所记载:“1968年5月16日,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218名,‘监改大院’设有监管人员20多名,由国际政治系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刘国政是历史系学生,不是国政系学生。引者按)。”
  在“黑帮大院”这所监狱里,北大的主要干部,从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有时被关在这里,有时又被关到别处)到各系、各部处的大多数干部,都被关在这里。200多人都有名目。例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漏网右派、流氓、牛鬼蛇神、反动学生等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指文革前学校的各级干部;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指写过一些不符合他们口味文章的人;所谓叛徒,就是指那些曾经被敌人关进监狱里的人;所谓现行反革命,就是指那些曾经对文化大革命有过不满言论的人;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指在学术界、科技界有成就的学者和科学家;所谓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就是指那些被冤枉划为右派而始终不肯认罪的人;所谓漏网右派,就是指那些欲加之罪、不患无词的人;所谓流氓,就是指那些生活作风不够严肃的人;所谓牛鬼蛇神,就是指那些对他们不满而找不到适当帽子的人。总之,他们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来打击他们要迫害的对象。
  在“黑帮大院”受迫害的北大名教授我认识的有:化学系的傅鹰和邢其毅,他们是中国著名的化学家;地质地理系的侯仁之,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历史系的邓广铭,他是中国著名的宋史专家;历史系的张芝联,他是中国著名的西洋史专家;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吴组湘,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朱德熙,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瑶,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魏建功,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法律系的陈守一,中国著名的法学理论家;芮沐,中国著名的刑法专家;季羡林,中国著名的东方语文学家、散文家;西语系的朱光潜,中国最著名的英国语言文学家、美学家;李赋宁,中国著名的英国语言文学家等等。上面我提到的都是我所认识的若干著名教授,至于我不认识的还有很多。他们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对中国文化有过相当贡献的人。而这些人现在都受到猪狗一样的待遇。劫后,梁漱溟先生曾写过一首诗哀悼中国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几句说:“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2

  “黑帮大院”里的管理者,虽然大多数是学生,但他们出手不凡,懂得不少管理的策略。记得马基雅维利的权术中有这样一条:“不让国家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不让首都知道外地发生的事。”它的意思是要将自己的奴隶或其他猎物同外界隔绝,变成聋子、傻子,变成没有思想、没有头脑、驯驯服服、服服帖帖任人摆布的工具。根据这种指导思想,“黑帮大院”规定:(1)要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2)黑帮之间,不准传递任何信息;(3)黑帮同黑帮不能说话;(4)黑帮晚上大小便,要向值班人员报告;(5)黑帮走路要低头;(6)不能擅自走出监改大院;(7)扣除每个人的工资,只给每人留17元伙食钱。大家都住在大院里,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获得,这点容易做到。只有低头走路这一条执行起来很难。因为一个正常的人都是抬起头来、眼睛平视走路的,这是生理上的需要,违反这种生理的需要,就很难受,常常会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直起头来走路。
  在“黑帮大院”,如果你稍不留心,就会被监管人员来一个当头棒。我就曾经看见一个被监改的人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一时疏忽了低头走路的规定,被一个监管人员看见了,这个监管人员立即当头一棒,喝道:“低下你的狗头来!”所幸我对这一条比较注意,没有受到过这种当头棒喝。
  只给17元伙食费,够吃家常便饭了。没有外出的自由,也没有花钱的机会,也不感到十分难过。但也有例外。有一天,从河南家乡来了一个堂妹,她是一个贫农子弟,来北京告状,在“黑帮大院”找到我。我当然无法关心她要告什么状,也不敢问她家乡的任何情况,相对无言地站了一会儿。这时候,我的母亲已经去世,我是多么想问一问我母亲去世前后的情况,但这在监狱里是绝对不允许的。我的堂妹要走了,她说她回家没有路费,要我给她一点钱。这在平时是绝对要尽的义务,我向监管人员请示,可否从我的工资里给她30元钱?监管人员拒绝了我的请求。我的堂妹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走了。我这个人不大会哭,而在这里、这个时候也不敢哭。据后来了解,我的堂妹回家后没有透露我在北京的情况。
  1968年国庆节,我们是在监改大院度过的。百无聊赖中,赵宝煦同志口占一首《西江月》小词,排遣他的郁闷。录之于下,以见证当时在“黑帮大院”被迫害者们的心情。

  “黑帮大院”即兴
  (调寄西江月)

  是人是鬼未定,
  走来走去低头,
  黑帮大院数风流,
  虾蟹鱼龙都有。

  热火朝天国庆,
  凄风冷雨中秋,
  值班深夜啃窝头,
  休管明天挨斗。

3

  在“黑帮大院”,一般的情况是白天劳动,晚上回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在那个时候,据说北大有500个勤杂工。文革一来,他们都解放了,由我们这些人取代了他们的工作。每天吃过早饭后,“黑帮大院”的黑帮们,分成若干小分队,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我和赵宝煦常常去北材料场,有时去南材料场。
  晚上收工后吃晚饭,晚饭后是例会,这个例会每天都有,是监管人员集中迫害“黑帮”的时候。每天晚饭后,一声哨子响,全体集合。大家因为怕挨打,都争先恐后地去排队。排好队后,就是听他们的训话。他们的训词,开头照例是:“乌龟、王八蛋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你们都是人民的罪人,你们要好好改造,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训词之后,就是挑毛病了。他们会无中生有地说某某人今天劳动不好,立即把那人叫出来,问:“你今天为什么偷懒?”如果你不承认偷懒,他就几个嘴巴打过去,打得你满嘴出血。那时候还有一个制度,就是规定背诵毛泽东语录。头天给你布置一条毛的语录,第二天的例会上让你背诵,你如果不会背诵,就要遭毒打。毒打之外,还用各种办法折磨你。我记得哲学系有一个教授,名叫桑灿南,可能是他的记忆力差一点,每次背诵毛语录,他总是背诵得很不流利,因此总是被打嘴巴。打了之后,就呼口令:“立正,向后转,向前走。”听见口令的桑灿南,抹一下嘴上的血,马上就立正,接着就向后转,然后就向前走。他前进的方向是一堵墙,桑灿南一直走,头已经碰在墙上了,监管人员也不喊立定。此时的桑灿南,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原地踏步。监管人员看见桑不前进了,就呼叫:“桑灿南,怎么不走了?继续前进!”这实际上是让桑灿南用头向墙上撞。桑灿南没有办法,只好以头撞墙,结果弄得满脸是血。每个晚上例会,他们都要用这种办法折磨几个人。赵宝煦就曾经这样被他们折磨过。赵宝煦同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在同一间房里住,而且床铺靠近,两人又非常熟悉,有时会违反禁令说几句话。有一天,张学书问赵宝煦党费如何交法?赵告诉他如何交法。赵说我领18元生活费就交1.8元。张说,我仍按以前的工资交党费。这个简短的谈话,被某某人汇报上去了。这个谈话违反了两个规定:(1)违反了黑帮之间不能说话的规定;(2)黑帮是敌人,没有资格谈党费问题,谈论党费表示不肯认罪,是翻案的表现。当监管人员听到这个汇报后,就在例会上问赵宝煦:“你同张学书谈话是不是事实?”赵回答:“是。”监管人员又问:“你是不是混进党内的?”赵为了避免挨打,无奈地回答:“是。”之后,监管人员就喊口令:“立正!向后转!齐步走!”赵宝煦按照口令走去,前面是一棵树,无法前进了,赵只好面对树原地踏步。他面对树一直站了4个小时,到了夜里11点才让他回去。
  像这样打人、骂人、折磨人的事,每个晚上都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晚上例会,都提心吊胆。首先是一面劳动,一面默默背诵毛的语录,以应付晚上的例会。我不害怕劳动,不怕吃苦,只害怕这种对人的折磨和侮辱。我们在北材料场劳动,没有挨过骂,更没有挨过打。那里的工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有时候还同我们说悄悄话,叮嘱我们要保护好身体,要处处小心。我十分感谢他们。有的师傅的姓名我忘记了,只记得一位何师傅,的憨厚善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工人这么善良,而那些有知识的大学生却那么残暴?人性善?人性恶?阶级性?我说不清楚。后来我想出了一个道理:人们的利益观决定人们的行动。工人们只是靠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吃饭,他们没有别的能力,没有想过一夜会暴富起来,也不妄想在自己的生命里会出现奇迹。而有些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以为自己有能力,幻想一夜会发达起来,以为只要紧跟某某路线,就可以直线上升。不是吗?不少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不少地方的省委书记、省长一个一个地垮台了,而不少名不见经传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县委书记、县长,变成了省委书记、省长。真个是“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这样的暴发户,怎能不引人发狂呢?所以,他们有些人要发狂地表现自己。怎样表现?就是疯狂地打骂斗争“黑帮”,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

4

  “黑帮大院”虽然只是一层席棚,但却如同铜墙铁壁,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里面20来个监管人员如同牛头马面,个个凶狠异常。在这个用草席围起来的小院里,阴森可怕,随时都可能有灾难降临
  身上。走路忘记低头,要遭棒打;不慎同别人说了一句话要挨嘴巴;背毛语录掉了一字,要吃耳光;出门没有带毛语录要罚跪;呼叫一声没有马上回应,也要挨斗。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有些事情已经忘却了,现在仅就还记得的一二,略述如下:
  (1)周铎身上的血。
  前面我介绍过周铎。随着监改大院的建立,周铎也进来了。他虽然并非大人物,但却是监管人员关注的对象。他在劳动中挨打最多,他穿一条白裤子,裤子上经常血迹斑斑。他被整得精神错乱,神经失常,他到海淀的饭馆里舔人家的碗底,在去劳动的路上拣柿子皮吃。监管人员见他如此,就狠命地打他,打得他满身是血,在地上翻滚。虽则如此,他依然如故。监管人员问他:“周铎,你为什么拣柿子皮吃?不是给我们政府抹黑吗?”周铎怯生生地说:“我不是抹黑,我喜欢那个味道。”人到这个样子,算是改造成功了。在两个月后的一个全校“宽严”大会上,给了他个从宽处理,并被分了工作。但他十多年来身体被严重摧残,不久就死去了。
  (2)李赋宁鼻口冒血。
  我在前面提到过,李赋宁是国内有数的英国语言文学家。有一天他劳动完毕,在回“黑帮大院”的路上,看见一张大标语写着:“崔雄昆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在那个年代里,凡是出现这样的标语,就表明这个人自杀身死了。崔雄昆是什么人,他原来是北大的党委副书记、教务长,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文革开始后,他又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因而成为聂元梓校文革的结合干部。当时北大分为两派:新北大公社派和井冈山派。前者是拥护崔的,后者是反崔的。当李赋宁看到这一消息后,就在院内悄悄地散布了这一消息。崔雄昆之死,是校文革的不幸,他们忌讳别人知道这一消息。当他们知道李赋宁散布了这一消息时,“黑帮大院”的监管人员,就狠狠地打了李赋宁的嘴巴,李马上鼻嘴出血。当李被打时,我就在李的身边,吓得心里咚咚的响。因为我也看到了这条标语,也散布了这条消息,只是没有被他们发现。
  (3)陈守一、黄一然经常被打翻在地。
  陈守一,老共产党员,法学界的老前辈,曾在中央政法干校做过副教务长。文革前是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文革前夕,康生之妻曹轶欧曾找他写攻击北大党委发动文革的大字报,他拒绝了;不得已,曹轶欧才去找聂元梓。在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他曾一度脱党,这是早已弄清楚了的问题,而此时又被翻腾出来,被诬陷为叛徒。这两大罪状,特别是拒绝写大字报的罪状,更是被上纲为反毛泽东路线,当然是十恶不赦。我曾多次看见这位老革命家被打得遍体鳞伤,在地上翻滚,真是所谓“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最早的一次是在煤场,那是1966的文革初期;后来是在“黑帮大院”。
  黄一然,老共产党员,曾做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当时是北京大学副校长。他也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因而被诬陷为叛徒。在“黑帮大院”,那些监管人员对被诬陷为叛徒或特务的人格外残酷。我曾多次目击这两位老共产党员被毒打的情况。有一次,就在大院内,一个监管人员问黄一然:“黄一然,你是不是叛徒?”黄答:“我不是。”打手骂道:“混蛋,你不老实!”说着,一拳打下去,黄栽倒在地。打手喝道:“你别装死!”说着,就用脚踢,肋骨上踢。踢得黄一然发出声来。同样的情况,我还看见他们这样毒打陈守一。
  (4)捉弄王瑶。
  王瑶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研究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不知道是有人揭发王瑶劳动偷懒,还是监管人员故意捉弄王瑶。他们强迫王瑶手上拿一面锣,一个小槌子,走遍全院12间房子。每到一个房间就敲锣,同时向大家宣读写好的几句话:“我是王瑶,是中文系的,我干活偷懒,我是坏蛋,请大家不要学我。”
  (5)唐子健跪石渣。
  唐子健是物理系的讲师,他患有腿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在北大两派的斗争中,他支持井冈山一派的观点,这就为聂元梓校文革所不容,并把他抓到大院来进行批斗。别人被批斗时,是站着,或让弯腰站着。因为唐子健腿有毛病,不能站立,打手们就让他跪在地上。后来又从别的地方弄来一些石头渣子,勒令他跪在石渣子上批斗。
  (6)被五花大绑、打得皮开肉绽的朱承立。
  朱承立是西语系的年轻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风暴一来,他也被送进“黑帮大院”。他年轻气盛,受不了这里的折磨,有一天,他偷偷地逃走了。我也记不起来他逃向何方。“黑帮大院”的打手们用了好几天的工夫,又把他抓回来了。抓回来后,几个大汉手执皮带,抽打朱承立,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朱承立虽然疼痛难忍,但他并没示弱。打手们也无可奈何。
  (7)朱光潜的吃饭之辱。
  朱光潜当时是一位70岁的老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美学家。照理他应该是受人尊敬、有人侍奉、在家安度晚年的时候,可他也作为“黑帮”被揪出来。在“黑帮”的队伍里,是贱民,大家没有高、低、贵、贱、老、少之分。在吃饭的时候是依次排队的,而朱先生却排在后面,他饥肠辘辘,不自觉地走到了前面,被舔痔之徒向监管人员告发。晚上例会时,他们要整朱先生了。监管人员一声断喝:“朱光潜,出队列!”一位白发老人走出了队列。他立正地站着,监管人员问:“朱光潜,你今天犯了什么错误?”朱光潜答:“没有。”监管人员问:“你吃饭为什么不排队?”朱光潜答:“我不是故意的。”监管人员:“明天写认罪书。”第二天晚上例会时,朱光潜在会上宣读了两首认罪诗,我只记得一首:“买饭排最后,饥肠似熬煎,谁叫你贪吃西红柿,谁叫你排队抢上前?”
  (8)史梦兰因耳聋吃嘴巴。
  史梦兰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是文革前的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他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的。他和我同住一室,他耳朵不好使。有一天,一个监管人员呼叫:“史梦兰!”史梦兰没有听见。接着又是一声“史梦兰”的呼叫,史梦兰仍是没有听见。那人怒吼了,他跑过来对准史梦兰的脸,一连几个耳光,并叫骂:“老混蛋,你干什么吃的?”史梦兰被打得口鼻出血,一脸无奈。
  (9)胡寿文、赵以炳被侮辱与被折磨。
  胡寿文是1948年入党的党员,长期任北大生物系的总支书记。系总支书记,已经够上“走资派”的头衔,还曾经同他的爱人议论过当时的极左政策,于是走资派之外,又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当然是罪上加罪。因此,他成为监管人员求之不得的猎物。他们无事可干,就以打骂“黑帮”取乐。有一天中午,正烈日炎炎,有一个监管人员命令胡寿文张开双目,对准天上的烈日直视了半个小时,而他则在树阴下看笑话、取乐。这事我虽早知道,但并非我亲眼所见,后来我问老胡:“他用这个办法折磨你,动因何在?”老胡说:“没有什么动因,就是他们要侮辱我,他们要取乐。”最近我拜读了周一良先生的《自传》,看到监管人员曾经用同样的方法折磨他的夫人邓懿教授。还有一次,监管人员把胡寿文和赵以炳从狱房里叫出来。赵以炳是生物系的教授。监管人员要胡寿文和赵以炳“牛抵头”,就是要胡和赵两人的前额相抵,作“牛抵头”状。这样,两人都要各自半弓腰,以保持平衡。这种状态如果坚持三两分钟也没有多大关系,可恶的是,这些缺乏人性的家伙,竟让他们这样站了半夜,使他们两人疲惫不堪。
  (10)李献之被打不计其数。
  李献之,地球物理学系的教授,此时大概60多岁,他是大院挨打最多的人之一。他们为什么要那样经常打他,现在也记不来了,也没有去问过他。我只记得他不断挨打。
  (11)文重被打耳光。
  文重,曾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化学系副系主任。按照“黑帮大院”的规定,晚上为学毛著时间。监管人员是不学毛著的,他们只是从毛著中寻找毛泽东骂敌人的话,用来骂他们监管的教授和干部。但他们却强制教授和干部们学毛著。有一天,一个监管人员走进房间,检查学习,他要文重背诵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这段话,文重背错了一个字,他便开口大骂,声音极高和粗暴,并动手打了文重几个耳光。我住在文重的隔壁,对打骂之声听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屋子里的人都非常紧张。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详细情况。
  在“黑帮大院”,监管人员打人是经常的事,被打的人很多。他们打人也没有什么理由,有时只图一时痛快,有时也只因小事一桩。例如,你没有低头走路;或者你同另外的“黑帮”说了两句话被他们听见;或你耳朵有点毛病,没有听懂他们的话;或者你背诵毛语录不流畅;或者你背诵毛语录漏掉了一个字或两个字;或者他们根据某些不实之词强迫你承认;或者你忍受不了他们蛮不讲理的虐待而稍感不愉快;或者他们觉得你走路快了、慢了或者说你劳动磨洋工;或者说你学毛著不积极;或者根据汇报人的某些莫须有的汇报,都可以成为打你、骂你的起因。因为这都是35年以前的事,有些人我并不认识,上面的事例大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至于我没有看见的也不知有多少。那些不堪回首的事,真是罄竹难书,我这里说的只是挂一漏万。

  本文选自《我在北大六十年》,陈哲夫/著,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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