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朴：给我自己写点东西

徐朴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给我自己写点东西

　　我父亲徐亚倩给我取名徐朴，自然希望我为人质朴，当然也希望我有些才华，取得一些成就。我小时候就体弱多病，上幼儿园的头一天就给打发回家，直到五年级才上学，功课很平常，只有语文还可以，因为在家的时候读过不少儿童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每天让我写一篇作文，天天晚上让我站在书桌边看他一边修改，一边讲为什么这样改。记得有一篇《我的书桌》，我写在大人督促下我的书桌有几天整整齐齐，可过不了几天，书本打抽屉里探头探脑，铅笔钢笔橡皮在桌子上乱跑，铅笔盒张大了嘴管不住它们。父亲看了以后很高兴，特地奖励我一包糖炒栗子。小学毕业以后，我考上海中学，因一篇作文出色和口试对答自如而录取，这在当时就像科举考试中考中举人一样不容易。可是当时校规过于严格，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我很不适应，因此功课只能勉强跟上，身体倒因为有很多体育活动而强健起来。到了初二已是上海解放，学生不是开会就是游行，上课极不正常，我星期四有垒球比赛到市里，赛完便不再回校。到星期一才回去。在学校里也时常逃课，在体育馆里打球。因此旷课竟达二百多节。当时抗美援朝，号召参加军事干校，无心读书的我首先报了名，因我母亲到校一闹，此事没有成功。后来龙华分局到我校招人，我毫不犹豫瞒了年龄报了名，做了人民警察。半年以后我不适应那里的生活，闹着要回学校去读书，当时团组织警告我，这是脱离革命，你走可以，团籍要留下，我哪里管这种利害关系，坚决要走。于是我在家里待了半年又回到上中念完初三。这下我老实了，读书很用功，而且在父亲帮助下开始学俄语。上中因我有这一段历史，不让我直升高中，我一气之下考了震旦（即后来的向明中学）。高中阶段三年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轻而易举地占了头一二名的位置，作文比赛屡屡得奖，在运动会上大出风头，铅球在中学生运动会上得第一。不仅如此，我在父亲的帮助下，从俄语翻译了一本叫《在库班的田地上——一个拖拉机队长的自述》的书，先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在时代和三联也出版过。高三的时候还翻译出版过《倔强的驴子》和《小战士》两本儿童书。
　　临近毕业，自恃俄语有些基础，便做起留学苏联的梦来，谁知我们班有三个名额，我竟落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更糟糕的事还在后边，完全想不到我在高考中竟然落榜！那是政审最严的一次高考，许多人莫名其妙被拒之于高校门外，我也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还是因为“脱离革命”这一段历史。1956年高考以前我在家中待了一年，俄语和英语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帮父亲做了不少工作。我头一年报考生物和医学，父亲建议我第二年改考中文，因为我显然更适合学语言，而且我国对中文的研究虽然不少，但从其他语言不同的角度比较研究却还刚刚起步，大有可为。于是我第二年三个志愿都报考了北大中文系。报考以后我有点后怕，万一别人看了我的报考单，以为我过于狂妄，把我的报考单抽掉也说不定。
　　好在1956年高考政审最为宽松。我考中了，我父亲非常高兴，说置备行装不必吝惜，我得的稿费全部用掉，因此样样东西全是新的。这样做其实伏下了祸根。原来我的同学多半家中条件不佳，有的行装只是一条毯子，一条席子，一个脸盆和几件衣物，因此我显得格外突出，比调干生都要好，人家以为我一定出身资产阶级，对我的感觉异常复杂。头一年学习非常紧张，但是到了1957年5月份，大鸣大放和“反右”便开始了。我因为是匈牙利留学生辅导员，在匈牙利事件中站在同情匈牙利同学一边，说了一些话，被班上批判，因此当时同学写大字报和集会我都避在一边，只是专心在念我的法文。有一个批斗会，开到深夜，追问被斗的对象这一天到什么地方去，遇见过什么人，反反复复，我已十分疲倦，不耐烦地插一句，“多无聊！”当时有几个同学便以为我是打损炮，调转枪头，斗起我来了。给我罗织了许多罪名，连我在墙报上写的调侃文章也成了毒草。这样一来，到了1958年初我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留校察看。后来1979年复查的时候，留校同学查档案，发现我当时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一次发言，想不明白为什么戴我帽子，后来得出结论，那是因为我生活优越，许多人都看不惯，对我有不少成见。1961年毕业临近我被摘了帽，但是毕业分配京西矿务局，当时许多学校毕业的右派都被分配到那里，算是格外开恩，依旧当干部使用。我被分配在工程处一个木材加工厂做统计工作，一个月只有三五天忙碌，其余时间闲得无聊。办公室里有一架旧式的计算机，我玩得出神入化，一手摇计算机，一手算盘核实，十分热闹。揽了同事的许多活。后来上班只是应个卯，便钻到处图书馆里去看书，一直看到吃午饭时，再到办公室照个面。下午在办公室看报闲坐，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学些外语。
　　这时父亲也摘了“右派”帽子，有书译了，但年事已高，眼力不济，希望有人帮忙，所以我和他商量以后，便提出辞职，工程处正在下放精简人员，当然欣然同意。其实我贸然加入下放行列，也就是脱离了干部队伍，再想恢复难上加难。而且我也不了解当时户口流动的情况，从北京来的人也不能马上报进上海户口，父亲为我联系的一个民办中学，就因为户口问题而搁浅。父亲是自由职业，以译书为生，戴帽以后不让他译书，断了收入，坐吃山空，家中情况一落千丈，摘帽以后译书恢复了半年，又因抵制西方文化而中断，实在养不起我一个闲人。因此我报上户口以后便代了一段时期课，后来因为工作时有时无，干脆去做临时工。我因为是运动员的身体，再加上在北大的时候，有过不少下乡劳动、修水库、修铁路等劳动锻炼，做工倒并不惧怕，因此我做过搬运工，修过锅炉，做过漂工，后来在一家纸芯厂做高温工。在水产市场做搬运工，有时也要参加腌鱼加工，身上一股味道，洗多少个澡都洗不掉，坐公共汽车和看电影总有人要掩鼻问“什么味，什么味？”修锅炉是修炼钢炉，里边钢渣还没有冷却，要浇湿了工作服冲进去用镐头敲几下就要出来，在鼓风机下吹半天才能再进去敲几下，一个班也敲不了几百下，但是那个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滋味实在不好受。这些活我都扛了下来，而且干得很出色，得到带班的好评，在三友实业社做漂工，我两次加工资，加到一天两元两毛，一月下来，加上奖金不比大学毕业生差。我的姑母是三友实业社退休的，当别人问到我时，我姑母冲口而出：“别提这家人啦，大的右派，小的右派，小的娇生惯养，从小裤子笔挺，皮鞋锃亮。”等到她觉得不对，又说我几句好话，谁知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正好“四清”开始，厂里不说原因就辞退了我。
　　后来到了纸芯厂，那是做纸线轴的厂，把十几层纸用糨糊粘起来的线轴需要烘干成型，因此烘间热加工是很重要的一道工序。这个厂只有一百多人，是几家私营合并而成，却是上海甚至全国唯一的一家，因工序简单技术含量不高，用的多半是女临时工，由于我工作卖力，待人和气又乐于助人，所以很容易跟人打成一片，我在那个厂干了五年多。那个时期起先“四清”运动和后来批判海瑞罢官，再后来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1964年以前，我父亲和我东托人西托人，好不容易让我翻译出版了《趣味动物学》《趣味植物学》和参考资料——西德总理写的《来自竞争的繁荣》，以后翻译工作就再也没有了，我也不再希望得到这种工作。家中收入只有父亲政协四十元津贴和我的做工收入。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的津贴也没有了，全靠我的工钱维持。那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大学退休，他因是学徒出身，阶级成分好，没有受到冲击，工资不受影响，知道我家情况，所以每月帮助我三十元，借口是要我帮他编英语字典，他已经编到L字条，让我校对一下，然后誊清。我参考几本原文字典提出一些意见，他都很认同。他继续编下去，但因为年事已高，家中事又多，进度很慢，我一个星期只要花半天时间，便能应付，但是这三十元钱帮助我家生活在极端拮据的情况下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造反队成立之初，为了迅速扩大队伍，有一天一个头头找到我说：“听说你也想加入造反队是不是？”我不好承认，不好否认，支支吾吾，就这样我也领到了一只红袖章。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一个头头来跟我说：“以你的身份，不宜参加造反队。”我也就顺水推舟说：“那好，我退队。”我还当我的逍遥派。抄家那阵子，厂里谣传很多，石攸山家里抄出了金台面，有一吨多重；某某资本家把几十颗金刚钻吊在几个孩子的小鸡鸡上，想逃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这些谣传我并不太信，不过也知道一个老同学的老爸一听到敲锣打鼓，就将几张存折揉成一团，丢在炉灰里，等到锣鼓声远去才忙不迭又捡起来抚平，可见当时恐怖的一斑。抄到后来，连厂里几个小业主也都网罗在内。听说黄货一律作为四旧，连有些金银首饰的工人也紧张起来。我当时也很紧张，一来家里有好几书橱的书，好几柜子的唱片，目标太大，而且我还替老同学的妈妈藏了几根条子和十几个小黄鱼。我想金银藏匿起来还容易，那么多书也只能听天由命了，最难办的是唱片，我挑了最最心爱的六部，有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六交响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德伏夏克的《新世纪交响曲》，藏在老朋友妈妈的家里，她是一个寡妇，没有单位，想来不会抄家，谁知他们的里弄住的都是高干，他们的太子，组织了一个造反队，她家也就成了对象，把这些唱片敲得粉碎。
　　后来我家也抄了，连语言唱片包括列宁和斯大林演说唱片全都拉去了，书也拉去不少，只是黄鱼车不够，外文书暂时不拉，只是书橱贴了封条。其实我家黄货还是有的，除了朋友妈妈寄存的，我的妈也还有最后几件首饰。那些寄存的，我搁在临街一扇有百叶窗的窗棂上，那是一扇大窗，分上下两层，因为大房间隔成两间，后面又是马桶间的缘故，已经封死，下面的玻璃窗还能打开，上面的百叶窗无法开启，窗棂上的灰尘长年累月已经结成一团一团的。我把大条和小黄鱼缝在长条的深灰色口袋里，伸手出去，搁在窗棂的灰堆里。老妈还有黄货，我事先并不知道，不过老妈有两次抄家的经验，一次日本宪兵来抄，她刚好在生煤炉，镇静自若地把一些重要的信件按在了炉子里，结果日本人什么也没有抄走，倒把我的几本儿童读物，《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顺手捞走了，想来日本人是带给他们孩子去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老爸参加民主党派的地下组织，人是逃到周浦去了，因为通缉他也抄了家，老妈把一些宣传品和马列著作藏在米缸里。这回想不到又会抄家，她把几件首饰混在一堆要洗的衣服里，浸在木桶中。这回抄家最凶，最彻底，马桶间的那扇窗子自然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不过打开了迎接他们的是一口灰尘，连忙又关上。所有的热水瓶都倒了倒，生怕藏有什么变天账，所有的墙壁都敲过一遍，其中一处有壳壳的声音，就敲开了一个大洞。我家箱子有一大摞，一个个打开，其中不是破棉絮就是旧衣服，令那些兴致勃勃的人大倒胃口。后来查到老爸的厚厚一叠出版合同，有人拿算盘来一算，问老爸这些钱到哪里去了，老爸两手一摊，说：“都修了五脏庙。”这一点老爸没有说实话，可这是说实话的时候吗？过去生活好的时候，他虽然收入不少，但是开销也大，高朋满座，还接济了不少人，你要是实说了，人家就要追问跟什么人来往，接济什么人，难免要牵连很多人。还有他在嗜好方面也花了不少钱，他喜欢买书、买唱片、买邮票、买性能好的旧照相机，以及像美国西洋镜之类的玩意儿，“反右”以后，没有了收入，值钱的东西陆续卖了不少，但是他不想提醒这些人，他的这些旧东西有的还很值钱。
　　后来他们还发现一大叠当票，都是家里揭不开锅时，老妈偷偷把衣物送进了小额贷款的当铺里去了。老妈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而且当的全都是她自己的衣物，老爸和我的衣物一件都没有。我当场就流下泪来，别人还以为我为抄家感到了委屈，喊了许多老实交代的口号。他们还在老妈的衣柜里找到一个小小的盒子，里边放着我中学大学的毕业证书，俄语广播学校结业证书，各个年级的成绩报告单，作文竞赛的奖状，中学三好学生的奖状，运动会的奖章，还有几份我出书的出版合同。抄家的人都仔仔细细查看，还在其中发现了一份预备役军官的证书，那是当时北大一年级时发的，他们好不奇怪，传阅了一遍。老妈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所以都很小心地收集在这个盒子里珍藏着。我看到这些更心酸了。我的旧照相机和一些照相器材，两把吉他和一台旧的大无线电和唱机总算没有抄走，我看见几个头头叽叽咕咕商量了一阵子，才做出了这个决定，不知道是因为这些东西很难算是四旧呢，还是其中跟我很有交情的头头说了情。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用我的相机拍过许多工人的照片，用我的吉他弹过许多《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许多革命歌曲，还有那时地下音乐会之类的说法还没有流行起来，因此说情还能管用。抄到后来，那些人已经趣味索然，有的干脆坐在楼板上翻书，只有几个头头还在缠着老爸要他交代问题，也不知道要他交代什么问题，到了下半夜，这些人才闹闹哄哄地走了，留下几间满地狼藉的房间。我在老爸的唉声叹气中茫然若失。最后我愤然撕掉了书橱上的封条，去睡觉了。
　　第二天出门一看，外面墙上贴满我的大字报，我也懒得去看。第三天我去上班，出门一看，这些大字报都给撕掉了，也不知道是谁撕的。几个星期以后，厂里的工作队说摘帽“右派”不属于抄家对象，书和唱片予以发还，让我借了黄鱼车自己拖回去。但是唱片很多打碎了，书也丢了一小半，大概抄家的人各取所需了。还来的书中竟还混入了一本裸体相册，和一本冯玉奇的黄色小说。我推着黄鱼车回家的时候，左邻右舍都来问长问短，说了不少安慰的话，因此我疑心那些大字报也是他们撕的。
　　厂里自从来了工作队，有一阵子经常停产开斗争会，连厂长支部书记都成了走资派，还少不了开批判大会，厂长学徒出身，旧社会里做过好多厂，可谓见多识广，以老上海自居，做报告时常说一些俏皮话，他做人十分通情达理，这样的人也要揪出来批判，我百思不解。结果驴唇不对马嘴的揭发，把俏皮话当作反动言论批判，差点让我在群情鼎沸的时候笑出声来。不过我也注意到有几个女工一边喊口号，一边在流泪，这让我很吃惊，也从此对这种声嘶力竭的逢场作戏有了一些领悟。我倒担心自己加工钱的事会在会上提起，因为我深信不疑那是厂长决定的，把这件事跟我的身份扯上关系，不难上纲上线。不过还好，这件事倒没有人提起。后来开会，往往一奏东方红，我就晕晕乎乎，一坐下来照例就睡着了，要瞌睡半个多小时才能清醒过来。原来厂里开大会铁定由我来做记录，那是支部书记指定的，现在不要我做了。因为停产扫尾工作要我来做，我总是最后一个来参加会议，礼堂里挤不进去，能坐在外面，所以打瞌睡也没人注意。清醒过来，我总是望天发呆，觉得白云的变化百看不厌。
　　厂里出什么大字报，照例有我抄写的份。这些大字报，除非让被揭发的人有些紧张，其他的人都很漠然，倒是对抄写的字很感兴趣，往往品头论足，很欣赏我的字。造反队参加工总司的冲冲杀杀少了，一般工人上班下班相安无事，增加工资奖金无望，但是上班干活照样很卖力，市里常开公审会，公审的名单越来越长，布告贴得满街都是，每次公审总要全市转播，厂里照例要停产，工人干活能喘口气，谁都高兴，觉得事不关己，喊几声口号也还划算。我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没有人管，倒也逍遥自在。恰恰相反，我手下有几个人倒要我管，两个小业主下放到我班组，几个社会青年在我那儿劳动，还有几个车间里无法安排的女工，1964年进厂不久我就成了不是班组长的班组长。以前也有过几个正式工管过这一摊子，都自以为是班组长，指手画脚，还老向上面要添人，老叫跟不上形势，要锅炉间加大热气，结果烘出来的几炉都是废品。我来厂不久，厂长把正式工全都抽走了，光让我带一些老弱残兵，也不宣布我是什么班组长。你可以说，厂长这样安排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班组是整个生产线的关键，但你也可以说这是厂长有意重用我，知道我能摆平这个班组的活。上面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我都能及时处理，绝不积压下来，造成上面停产，下面无法吃饱。这都是因为无论刮风下雨，我都有办法让这条流水线畅通无阻，质量有保证。要做到这点，全靠我科学地积累经验，为了摸索最佳的温度湿度和时间，我做过个把月的详细记录。还把运筹法用在了操作上，把无用工压缩到最低限度。什么时候预热，什么时候吹风，什么时候加大热量，加大进风量我都有控制，要加大热量的时候，锅炉间跟不上，我亲自去催，有时还帮忙加煤，因此那里的两个师傅也很愿意跟我配合。而且我也不隐瞒烘好产品的经验。我的工作因为抓得紧，总有一些闲暇，我总是到车间转转，帮些小忙，看到有的女工干得吃力，我总喜欢在一旁观察，点拨她们的手势或操作的衔接方面有什么小问题，她们将信将疑地试了试，果然干起来轻松得多。所以车间里的女工无不跟我很热络，我叫年纪大的老阿姐，叫年纪小的小阿妹。
　　对下面的几个人，我也从来不隐瞒自己琢磨出来的窍门，不嫌其烦地解释给下面几个人听。根据天气变化，温度变化，风向变化，操作起来就要有微调，这些关节，手下的几个人就不耐烦学，也学不会。在我的调度下，手下的几个老弱残兵居然也干得井井有条。当然我也很注意照顾他们，什么重活累活都由我担当。其中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小业主，以前在这个部门干过，不免倚老卖老，不服从调度，但是期间一长，他也很服帖我。我检查质量，只要把半成品用手一撸，便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找出毛病出在那儿，操作有什么不当。这一点连车间里的女工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工作有多多，快下班的时候，班组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我总是派一部分人去帮助车间里的人做一些扫尾工作，这些工作都很轻松，这些人都乐意去做，车间里的人当然更欢迎。在我的影响下，车间和我的班组总是能提前十多分钟结束一切工作。家务繁重的工人最最看重的就是这点。因此工人们提到我无不翘翘大拇指。我为我屈辱的地位赢得了尊严。当然这些我都是在默默无闻地做，我从不汇报，上面也从来不问，我只是一个临时工，要是正式工那就不一样了，说不定劳动模范也早就当上了。这一点并没有半点夸张，后来我入狱以后，我带出来的徒弟，按照我的流程操作，真的当上了劳动模范。
　　不过总的说来，那个小厂似乎处在这场斗争的外围，除了一些小头头跟女工瞎搞，家里的男人打上了门来，倒也实在没有什么大事。这也是我能过另类生活的根本原因，也许我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早就不太平了。在别人的眼里我已经掉到了社会的底层，人家也就不去计较了。而跟普通老百姓我是很容易沟通的。我笑脸常开，助人为乐，因此别人都愿意跟我来往。别人知道我会一套摄影的本领，拍的照跟照相馆拍得一样好。家里有什么婚事喜事，都愿意叫我去拍几卷。我保证弄得大家都很满意，看见一大摞照得笑逐颜开的照片，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永远渴望又抬头了，那些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似乎已经远去。他们送上喜糖的同时不忘送上一些胶卷或者放大纸，冲洗的材料，照相本之类的东西。有的知道我会弹琴，还会托人买一些吉它的琴弦送我。因此我玩儿摄影并不要什么开支，当然相机，放大机是我原就有的，放大机和印相机都是我和几个朋友用一些旧材料制造的，效果还都不错。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海洋，也是北大的毕业生，因为不服从分配，闲在家里，靠香港的父母接济生活。他常到郊区为乡下人拍些照弄一些小钱，还有他是全市寄售商店的常客，行情特别熟，还弄到了几本价格明细册，所以往往能买进卖出，赚一些差价。因为我的几本艺术摄影集经常在小范围里借览流传，所以认识了他，张海洋来跟我交流一些逆光摄影的方法，我回访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竟还能在夹缝里弄到一些小钱，还另类到在研究麻衣神相和周易，想靠算命弄些旅游的钱。一个北大物理系的毕业生，他的生财之道给了我启发，休息天除了到各个感兴趣的地方物色镜头以外，也骑着我的“老坦克”到乡下转转，给男女老少拍拍照，说是免费服务，答应过一个星期给他们送去大大小小的照片。阿乡们拿到照片都十分满意，往往塞给我一些农产品或土布，农产品多半是鸡蛋和时鲜蔬菜。我还发现社会上那时玩儿照相的人越来越多，左中右各式人等都有，不光是我那样另类的人。放大纸和各种照相材料市场供应很充分，一种法国依尔福牌的超微粒的胶片也能散装买到，那是电影制片厂因为不拍电影了，处理胶片，买回来的，价格也很便宜，虽然是过期的，质量没有变。我还替这种底片找到了它专用的显影剂配方。因此放大出来的照片粒子更加细，层次更丰富，效果更加好。我每年精选十张得意之作放大到十寸十二寸，收入影集，这些影集也就成了人人争相浏览的活动影展了。我的相册也是我自己做的，抄家以后还回来的唱片有许多敲碎了，我便利用旧唱片夹做了相册。为了摄影技术的提高，我很想有一只曝光表，我在一家寄售商店里看中了一只，很便宜，一打听光电池已经用完。我又想到了有一家照相器材店有光电池处理，才一元钱一片，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了一片接在那只曝光表上，谁知那只表一下子就工作了。只是那片电池面积较大，是圆的，你得把它夹在两片硬塑料里，作为那只表的附件，这使表看上去总有点不大雅观。好在那时有许多制作毛主席纪念章的高手，们替我出主意，给曝光表镶上颜色相同的边框，然后把光电池粘在上面，就好像是一个很美观的整体了，就是体积稍微大了一些。石磊如法炮制，伙同张海洋组装了不少曝光表抛售。他还跟搞机械的老同学和六级钳工的朋友小董用市场上的处理材料制造了一盏闪光灯，样子很漂亮，正在我们准备缩小体积，多做几个卖出去小打小闹赚些零用钱的时候，社会上谣传要打仗，寄售商店的东西卖不出去，堆积如山，终于纷纷歇业，我们也只好满足于让那只唯一的土闪光灯发挥作用了。
　　我的另类生活可谓丰富多彩而且非常紧张，一天工作下来，回到家他就捧起吉他弹上一个多小时，晚饭以后就替刘伯编字典，或者进修进修英文，那是说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星期三晚上那些玩吉他的朋友上我家来，或者我上别人家，不是弹琴唱歌就是我跟他们讲故事。我讲的都是一些外国名著的故事。我在大学里的时候，因为学英文，一星期买一两本苏联出的英语简写本，那都是袖珍本，两三毛钱一本，藏在口袋里抽空看看。几年下来，竟有一百多本，这些书有的是经典的名著，有的是英美法的二流小说。参照原作，这些书就成了我讲故事的资本。我讲得最多的是《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悲惨世界》《笑面人》《混血儿》《怒吼》《神罐》等等。由于我突出某些细节，加上一些人物的评价，所以讲得很生动，人人都爱听。
　　我爸爸因为我从北京回来找不到工作，他自己又接不到稿子，嘴里老说自己走错了路，不断地抽烟，不断地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踱去，唉声叹气，不肯理发洗澡，不肯换衣服，更不肯出去。实际上他得了忧郁症。最最让人心痛的便是父亲这种情形，父亲说来也是半生从事革命的人。他很小的时候祖母就死了，祖父因为经营不善，又抽鸦片，把家里弄得拮据不堪，他的后娘便把父亲送到茶馆店里去学生意，小小的孩子要提一个大大的茶壶，体力不支，生了一场大病。后来他奋发读书，吃饭上厕所走路都舍不得放下书本，省里会考一篇文章，他居然考了头名，后来进了第二师范，那时无疑等于考中状元。生活和求学一下子都不用愁了，每学期还能省下两块大洋，他都用在了买英文书上，因为他喜欢读英文，在四年的时间里，差不多读了十几本英文的名著。毕业以后他在公部局小学任教，那时薪金四十大洋，已经算不错了。后来又在西城小学任教，这时，他就开始跟几个师范里的同学创办少年书局和《小朋友》杂志，后来这本杂志甚是有名，一直出到现在。北伐战争开始，他投身革命，在家乡松隐办读书会，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国民党清党时，当地的领导人侯绍裘被装在麻袋里打死，他逃到枫泾跟吴绍澍和吴开先一起躲在外婆家的咸鱼铺里。后来又一起逃到上海，那两个姓吴的都投靠国民党，做了大官。他找不到组织，在陈陶遗先生介绍下进了中华书局，因为编一套“南洋教科书”又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在南京师范学院听课，成了陈鹤琴先生的学生。
　　上海沦陷后，在申报馆工作，为逃到重庆去的吴绍澍家和几个朋友做掩护，后来又帮助几个青年去重庆参加抗日。这个时候他开始学习俄语，天天都到襄阳路的东正教堂去上课。与一些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联系，因此受到日本人的注意，抓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在多方营救下才出狱。抗战后，在吴绍澍的推荐下，做了《正言报》的主编和业务经理，《新闻报》和《申报》复刊后，《正言报》举步维艰，他提出大报小报化的主张，增加副刊，在《读书会》的副刊上介绍《资本论》等著作。后来引起国民党注意，汤恩伯赶到报社，扇了吴绍澍和他两个大耳光，他就此辞职，投身民主运动，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地下组织，以翻译儿童读物为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躲在周浦。新中国成立以后，本来要吸收他做民主党派工作或统战工作，他却选择做自由职业，专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一不上班，二不开会。谁知“反右”以后糟糕了，他一无单位，二无工资，戴了“右派”帽子，无书可译，起先以为一两年就会过去，家里开支依旧，后来发现苗头不对，积蓄已经全无，只能靠变卖度日。坐吃山空，这话一点也不假。1960年他摘了帽子，出版稍稍有了松动，他又有了工作，我专业不对口，也就让我回上海，想两人一起重振家业，谁知不久批海瑞之风越演越烈，终于殃及出版，又没了工作，又因为我工作难找，消沉之极，得了忧郁症。我越来越理解老子，对他的遭遇百思不解，他虽说后来脱了党，但是他始终处在先进的行列，做着有益的工作，不说政治，作为知识分子，他孜孜不倦追求学问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他那文字的造诣也让人仰望。这一点我最清楚，接触过一些教授，觉得父亲跟他们在学问上不相上下，虽然有些理论不及他们。他还鼓励我写伟大的祖国，说爱国从来是具体的，光提一口号未免空泛，应该对祖国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了解。徐霞客做出了榜样，把祖国的山川描写得多么秀丽，如此气势磅礴，让爱国主义之心油然而生。我们祖国的山川那么多，地下还埋藏着那么多文化，都值得好好写。他说你可以半年游历，半年在图书馆收集资料并写作，一个一个题目写，写长江，写黄河，写长城，写成了对后代功德无量。他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形势下，宁祖国负他，他绝不负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钦佩得五体投地。他在最最困苦最最压抑的几年中，对照英译本读了那么多俄文的名著，对那么多有名的译本做了批注，密密麻麻写了那么多翻译笔记，这些他都希望我以后能读一读，在翻译的道路上可以少走弯路，多做贡献。后来这些东西都在抄家中毁掉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后悔莫及。
　　后来这几年里，看看儿子把这个家撑了下来，老妈也不再东借西借，家里虽然受到过一次冲击，倒也没有什么事，因此倒安静了不少，儿子打字读书写字的时候，他总默默地坐在一旁，好一会才叹口气走开去，重复他的老调和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我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就心如刀割。
　　我对这种另类的生活倒还适应，觉得唯有不放弃文学，不放弃读书，将来正常了，中国又走上正轨，自己说不定还能派派用场，做些贡献。我自以为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一些小才华还是有的，我在运用文字方面自信有独到之处，在理解外语方面又快又准，但是我的译文跟父亲的译文相比，总觉还相去甚远。我正在这方面偷偷地努力，翻译了一些英美的短篇小说，想让父亲教我一些翻译的技巧，我想这样也可以让父亲有些事情干，可以减轻他的病情。谁知这个时候父亲的脑子倒清楚起来，狡黠地回答我：“还学什么，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你吃的苦头还不够吗？”我没有办法，只能自学，每译成一篇便在抽屉里放上一个时期，然后拿出来修改，修改好了再放进抽屉，就这样一次次修改，一直改到满意为止。我每次修改好都要大声朗读，偷偷地观察父亲的表情，摇头的话，就是说还要修改，点头的话，就是差不多了。我也拿给朋友们看，其中小董虽说是钳工，但父亲是个文人，小时候逼他学过不少古文，至今还能背诵，因此自以为趣味很高，文字方面很挑剔。他看了以后总不满意。我也不以为忤，总是偷偷地琢磨他的挑剔有没有道理，改到小董没有话说才松了口气。这种三人之行必有我师的精神，使我得益不少，我也因此很看重这个朋友，有些人以为小董老气横秋，喜欢教训别人，还自封万宝全书缺只角，老要显摆自己，我却不以为然。
　　1969年下半年，我这种另类生活算是过到了头，当时追查地下音乐会，找到了我们这个圈子，后来就办了学习班要我们交代，问题逐步升级，直到拘留审查。我在拘留所和市监两年，在劳改一队扳头厂做铣床六年。
　　我入狱以后，精神没有消沉，静下来，还常常默默吟诗，记下我的一些感受，我用这种方法，写了许多诗。当然不可能写下来，只能一遍遍默念，每隔几天便一首首要复习一次，只是我的监狱生活又起波澜，渐渐多半遗忘。
　　平反以后我的英语能重新拾起来，得益于我在监狱中的一次“接力”。既然我坚信把我这样的人关起来，国家是一定出了毛病，也总有一天会恢复正常的。我学的东西一定能派上用场，我想我的英语绝不能就此荒废，一定要弄本字典。在劳改一队的车间里，是犯人和厂员一起劳动的，厂员就是刑满以后留在厂里的人，他们能到社会上去，因此我给一个关系跟我较好的厂员一套运动绒衫，让他给我弄一本英语小字典和一本英语的毛主席语录，我偷偷带入监房，每天夜深人静，其余人都入睡以后，在被窝里看那么一两个小时。我的铺位在靠窗的地方，那里十分明亮。有一次被巡夜的队长发现。问我在看什么，我只得递出窗去，他翻了翻，又默默地递回给我，只说了一句，“早点睡”，便走了。这个队长是老监狱长，文革以前监狱里是允许犯人学习外语的，所以他放过了我。这样将近一年，我每天深夜背字典，碰到日常用语，还造许多会话的句子，听报告的时候，上面在讲，我在下面给他翻译。不管是否正确，只要能译得出一些就行，我发现这样背单字的效果很好。我偷偷摸摸的行动终于引起了注意，犯人组长盘问过我好几次。可是我警惕性很高，把字典和语录藏得好好的。有一次要上工的时候，我警觉到要抄监，便把字典和语录放在衣服里，后来看见要搜身，就偷偷地让它们滑入裤裆，这才蒙混过关，后来就一直套上塑料袋，放在铣床的变速厢里，刑满释放以后我便带回了家。
　　平反以后我依旧回纸芯厂，后来调入线带公司技研室做科技情报翻译工作，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外行，我科技方面不懂，这方面的英语也不行，那怎么办，只有学呗。我开始背科技英语单词，那时我的儿子已经诞生，下班以后也很忙，只有利用深夜和其他一切空隙时间，在公共汽车上更是不肯放过，因此我常常到站下车匆忙，忘了携带的东西，伞也丢了不少吧！不过一年后竟然能胜任了。而且我翻译的资料总是念给几个搞技术的师傅听，跟他们弄清其中的术语是否译对，所以我译的东西他们都愿意看，觉得从中得益不少。我得出一个结论，科技翻译，一定要懂得技术，懂后用最最明白的语言复述出来就行，不必考虑用词的讲究。那时我父亲的学生在少儿社工作，找到了我，让我校对修改《海豚岛》一书，修改完了，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便要调我到少儿社去，但是线带公司因我已经胜任，不肯放人。一年以后纺织局复查政策落实，我去找了他们，这才调动成功。
　　1978年年底我平反，结束了我二十多年屈辱的生活，1982年我踏进少儿社，做外国儿童文学的编译工作，算是归了队。虽说最初的时候，我也和社会上许多人一样对这个工作认识不足，认为有些小儿科，认为进译文社和进大学研究外国文学才是正道。可是这个工作做了多年以后，越来越觉得要做好这个工作不容易，同样需要投入毕生的精力。我发现我国对儿童文学深入童心的理解不够，总被教育作用所左右，因此辛勤耕耘距离巨大的收获还很遥远，所以得不到国际的认可。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更成问题，总认为懂一点英语便能翻译儿童书，其实是极大的误解，且不说原文作家文字的深浅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所用文字很深，几乎与成人文学没有什么差异，有的用的是普通的文字，但是他为了突出儿童的心理，儿童的用语特点，以及儿童千奇百怪的幻想，创造出许多变形谐音的字来，给译者制造极大的困难，翻译古代英语还有字典和资料可查，这却要求你使出浑身本事独立解决。入少儿社以后，因为我是新人，自然一些难活，难以修改的本子都交给了我。这些本子都得逐字逐句校对，像改小学生作文一样。有的译者还敝帚自珍，往往引起无休的笔墨官司，后来我读了不少翻译原理的书，为什么这样修改有据可查，他们也就不再找我的麻烦，几年下来我发现自己理解原文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翻译起来把握性更大，译文也更为流畅了。
　　我渐渐定下心来，努力工作，并想多译一些书，做出一些成绩来，以弥补二十多年的荒废，对得起自己，也不枉是北大的毕业生。可是有办公室的地方总有一些办公室的倾轧，我并不想当官，却总有些人以为我想当官，给我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说我应该把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自己要少翻译一些书，其实我译书都在深夜或清晨，并不占用工作时间。有一次主编接来一部稿子，质量极差，被我做退稿处理，主编就不通过我编的一本很好的书，连我翻译的一本书也压着不批。我的顶头上司暗示我，收回那本退稿修改一下，红灯便变绿灯了。我照他说的去做，果然灵验。但是给我翻译的书依然很少，那时我的工资低，家庭负担重，就指望一点稿费收入，逼得我没有办法，只有到上海大学去兼课，课时多半在下午，我吃了午饭便骑车到体育场附近的上大去上课，路上十分困倦，有一次竟然在马路上打瞌睡摔了一跤。
　　我教的是英语会话和英语翻译，通过教课，我的口语有很大的提高，竟然流利起来。我教的学生中有几个都为少儿社译过书，其中一个叫韩文的译得最好，她后来去了美国，给我寄来许多史帝文森的书，希望我重译。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的工作开始得到同事们的认可，我编的彩色童话销路很好，多次得奖，我译的几本书也得到好评，收入也比较好。但办公室的无形压力始终存在，一是多次出国的机会都被人顶替，二是我提出很好的建议和编出的好书时常被否定，接待外宾要我去，却常常给我说许多戒律。有一次美国文化代表团来访，要我去帮助翻译，并要我发言，我在会上讲了讲中美儿童文学如何加强交流的问题，受到代表团热烈的鼓掌。事后美国人又争先恐后地跟我合影，那都是因为我用英语发言的缘故，但是我看出来两旁的同事都神情警惕，生怕我有什么出格的言论。
　　我对办公室的倾轧虽然知道了不少，但是不屑于计较，更不屑于花时间去应付，我总觉得要在翻译方面做出一些成绩来，对得起自己，时间老是不够用，我原来爱好挺多，摄影、吉他、桥牌，后来逐渐都放弃了，只有书法还不曾放弃。退休以后除了先后在上大、华师大等几所大学教过一些课以外，一直在翻译书，那时北京、浙江、河北、广东、湖北、湖南、山东等地的少儿社纷纷出外国儿童文学书，有的还出经典100种和典藏本等成套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他们都知道我，请我为他们工作。因此我退休二十年以来译的书比我在退休以前还要多。反倒是上海少儿社，很少出我的书，自我退休以后竟然撤销外国儿童文学组达十年之久，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少儿社是靠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起家的，这一部分书虽不能畅销，但是常销是非常稳定的，十年以后又重新恢复，却发现原先的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造成这一局面，这是我在少儿社人微言轻的缘故。我总觉得有些对不起自己的社。我在墙内不开花，在外地却渐渐有了一些小名气，北京称我是童书翻译家，与任溶溶并列，在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上做出了贡献。
　　我出书的总量达六七十种，其中浙江文艺的《培根随笔》版本有五六种，其中一种印刷达三十多次，出版数量很惊人。但是我觉得我在造诣上总有欠缺，我的文字追求朴实，在活泼上不及任溶溶。我在翻译理论上有些见地，也写过一部稿子，出版社因我不是这方面的权威，要我自己掏钱出书，我自己也觉得写得不够理想，修改了几次，一直撂在那儿。还有我想把我国的民间故事介绍到国外去，用英语写了一部 Chinese Wondering Book的稿子，收了《柳毅传书》《张羽煮海》等十几篇民间故事，打算给外国小孩读，也让到国外去留学什么的人有些中国故事可以讲给外国人听。这部稿子我在三十年前就完成了，也托过一个美国犹太朋友到美国去出版，没有什么结果，我想精读几本名著，提高一下英语水平，再花番力气好好修改。谁知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恐怕已经来不及，只能留下遗憾了。
　　有人说我是一个幸运的“右派”，我听到这话当时很生气；但后来一想，倒也是，与有些“右派”后来的遭遇相比，我还算幸运的，他们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潦倒终生。我很早就摘了帽，除了那八年牢狱之灾，其余日子虽然有点屈辱，却还能过有自尊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二十多年坎坷以后我一直很顺，很幸福，很满足，回到了文学工作岗位上，靠我的一些才能，争取多做出一些成绩。我的妻子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各方面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我的儿子和媳妇都是医生，在有名的医院工作，孙女已经五岁，孙子也即将诞生，我们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去年金秋，我们同学做入学花甲之聚时，我因脑梗未能与会，会后张仁健等几位同学热心倡导并联络，让同学们都写一些自己，让我们都向母校汇报一下自己，具体组稿的要求他寄给了我，却因我搬家的缘故没有收到，就想当然地写了上面的那些。想想我的一生总算没有辜负北大毕业生这个名号，包括我自食其力做临时工的时候和在监狱里劳动的时候，我都没有消极对待，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取得了别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