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峥：知青三先生

┃Personal History

曾经

上山下乡

知青三先生

© 张亦峥／文

1971年冬，作者（左一）与各地插友再聚北京

　　我们刚来的时候，村里人管我们叫大学生。虽然，我们两年初中都没读完，就被扔到距北京一千三百公里的晋南小山村插队。时间长了，村里人知道了我们并不是大学生，但他们认为，我们这三个北京知青还是很有学问，至少比村里完小的教书先生见多识广。称谓就升级了。
　　叫我们先生，其中不乏戏谑，但更多的还是敬重。之所以叫我三先生，是因为一同发来的张放和友朝，都比我大。村里人就分别叫他们大先生、二先生。二先生在村子里停了两年多，他老子就把他弄到总参当兵了。大先生爹娘都发到了干校，他去探亲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村子里就剩下三先生。也就是我了。
　　我喜欢三先生这个称谓。这说明在老乡心目中，还保留着大先生、二先生的位置，至少表明大先生、二先生存在过。这样，我就会觉着还不太孤单。虽然，他们俩离开之后，我就一直被莫名的孤独、沉闷、压抑和惆怅困扰着，饭都懒得做。
　　可人要是不吃饭，肯定会饿得慌，这种滋味比孤独、沉闷、压抑和惆怅更可怕，因为它发展的终极就是死亡。我才二十郎当岁，咋能说死就死呢？所以，我不时去老乡家闲谝胡讪。赶上饭时，老乡通常客气客气，跟我屋里吃吧？我才不管人家是真心留，还就是客气客气，反正你邀请了，我就顺竿爬，脱鞋上炕，盘起腿来，等女主人端上饭菜。
　　村里谁家盖房，我估摸快到饭时，就跑去谈古说今，紧关节要处往往就到了饭时，干活的人还等着听下文，留我吃饭便是自然，加双筷子就是了。这餐饭就又有了着落。饭吃饱了，我便随着这伙人蹲在墙根晒着阳阳歇气，就顺便脱下土布衫，用指甲在衣缝里掐虱子，指头上的血渍往裤腿上一抹，接着掐，还叭叭响。我喜欢穿那种土布抿裆裤，舒服不说，关键是不分正反，前边能当后边，后边能当前边，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我要是和这伙人蹲一排，还真拎不出哪个是知青哪个是老乡。
　　晒过阳阳，掐过虱子，干活儿的动弹了，我就四处蹓跶了。我来插队时，带了一架德国蔡斯120相机，我非常喜欢拍些风景，比如乍暖还寒时塬上生出的一抹新绿，苜蓿地里的一片紫色花蕊，大雷雨前远处中条山的黑云压城，麦收时田野里的一片金黄，我就会分别生出一些或温暖，或悲壮，或喜悦的情感，给我带来心灵的震撼，就会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自然，就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闷，种种丑陋，种种愤懑。
　　当然，有时，我也会给村里人拍几张。那是些憨厚、纯朴、哀怨和喜悦的影像。我想，这就是在纪录一段历史，若干年后，拿出来再看，会给我带来永久不灭的记忆佐证。
　　所以，村里人觉得我很了不起。就喊我三先生。我无偿提供胶卷，还有显影液定影液和像纸。我把印好的相片，送给村民时，村民的那种惊喜，也让我露出久违的笑容。让我稍稍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放大机，不能把乡亲们的照片放得再大些。但村民们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有的人至死都没照过一回相呢。
　　后来，我的父母也都被陆续发到干校。就再也没人给我提供这些照相器材了。我的摄影生涯就终止了。不过，我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新的营生。我们村子边上的庄上，有个知青叫袁泉水的，他在公社的打井队混事，他跟2386厂有点儿什么关联。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就托2386的工人用铁条给我焊了个画架，又给我做了块画板，挺配套的。
　　每日没事，我就拎着个画架写生，什么远山、村落、柿树和碾盘都是我喜欢的素材。要不是有一天，村里一个媳妇求我办个事儿，我的命运兴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改变。
　　那个媳妇不大检点，但村民并不在意这些。不大检点在我们村里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那媳妇色相一般，但身子凹凸有致。虽说脖子往上不很白净秀气，但跟她好过的男人一提起脖子往下直到脚趾头，就生出无限的心神向往，白净、嫩绰、像刚出笼的头茬面蒸的白馍，馋得人淌口水。也像熟透了的大白菜，越往里剥，越是白净透亮，直到露出了嫩白晶莹的菜心儿来。要是夏天，穿个细布小衫，该鼓的地方绷了个滚瓜溜圆，恨不得呼之欲出，让男人看着就迈不开腿儿，挪不动地方，越看越想看。
　　她男人脑瓜儿有点不够数（不够数在当地即是脑子缺点什么的意思）。不够数到啥程度，说来人都不信。娶过她，她男人连着好些日子都没找着地方。总算找着地方了，没放进去就溃不成军。有人听说了，替她着急，就哭着喊着替代了她男人。这媳妇也就半推半就，从了她男人的替身。
　　这媳妇有初一就有十五。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村里的闲汉都闻腥儿往上凑，不少人都和她有染。她就成了一个门户开放的女人，比当今的小姐、二奶、小三儿什么的早开放了好几十年。但她不像当今的小姐、二奶、小三儿什么的那么厚颜无耻贪得无厌。她知道村里人也没什么钱，二尺花布，一双洋袜，一瓶雪花膏就能好一回。甚至一挑水，一捆柴也成。有人说她贱，其实不是。是他那男人不是个男人，她才想跟真男人尝尝做女人的滋味。
　　就是这个媳妇有一天，直接进了我们的院子，手里还拿着个小信封。她从信封里抽出张一寸的底片，说，三先生，姐求你个事儿成不？我最见不得人跟我说软话，就说，不用说求，能帮自然会帮你。她眼圈就红了，说，我妈走了。前黑了的事。娘家哥哥说是去县里的照相馆放大相片，人家要好几十块。好爷爷哩，一年的工钱哩，就来咱村寻我，说你村有北京大学生，都能得很，就让我求你了。我就跟娘家哥哥说，没问题，我跟那娃熟得很，一准放好了送去呢。说着，还用手比量起要放照片的大小。
　　我一看，比红旗杂志还大一圈呢。就说，还真就帮不了你。没有放大机，拿屁放呀！再说，显影液、定影液、像纸什么的也早就用光了。这媳妇的眼泪就下来了，说，我爹死的早，我妈拉扯我们好几个吃了没数的苦，临到老了，出殡时辰，连个遗像也没有。做儿女的还算是儿女，还算是人吗？大兄弟，让你笑话了。我就不麻烦你啦。我走。
　　我容不得眼泪，更容不得女人的眼泪。何况这女人还有如此孝心。就想，怎么能一个“还真就帮不了你”就给人家打发了呢？我以前画过山水，这画人和画山其实是一个道理。山是自然的精华，人和山比起来渺小很多呢，应该不难。我就说，你别走，我倒有了个办法，不知行不行？
　　她立时转泣为笑，说，大兄弟的法子还能不行？能行能行。
　　我说，你先听我说。我这里有画水彩的仿羊皮纸，这种纸很厚，跟相片纸差不多，就是不怎么亮堂。其实，遗像暗些倒更显得庄重肃穆呢。你呢，给我找一张你妈的相片，我照着给你画一张，要是你看着像，就给你娘家送去，要是不像，你别生气，就当我没画就是了。她说，咋会生气呢？谢你还来不及哩。我妈的相片，我这儿就有。原来那小信封里还有一张一寸的半身像。是她妈。
　　我仔仔细细端祥一回。那照片年深日久，没光跑色，模糊迷离得只看得出是个乡村老女人。我有点后悔自己胡乱应承太草率。可应承了，就不能知难而退。便说，你这照片上五官不清不说，还缺了半边脸，我先琢磨琢磨，揣摸揣摸，跟你了解了解你妈生活习性，才能动笔。她说能行。随叫随到。
　　她走后，我就翻开了我的文具箱。还真不错，虽说没有炭条，没有炭笔，但从B2到B6的中华铅笔都有。至于纸张，就把那意大利仿羊皮水彩纸当做素描纸就成。
　　我先是找来一张旧报纸，在上面试着练手，拿了根中华HB先勾勒个脸型，又换上B4由浅及深，换上B6从浓到淡，就涂抹开来，接着就是用笔在头像阴面、阳面、高光、低光部位来回擦拭，三几个小时过后，那女人像就分出了明暗黑白，就立体起来。
　　心里有数了，我就去这媳妇家跟她聊她妈习性、脾气、喜好和厌恶，看似无关，其实和画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都一一记在心底。准备妥当，我就喊来这媳妇。让她坐在我对面。这才在画架上铺开那意大利仿羊皮纸。我看一会儿照片，果断有力地勾出第一笔，第二笔，勾勾画画，还时不时瞟上这媳妇一两眼。我这么做，是因为那已经发黄的照片实在模糊，便通过她的长相来揣摸还原她老娘的模样。
　　描描画画，涂涂抹抹，渐渐地，一张老女人的脸就慢慢清晰起来。真的是鼓的鼓，陷的陷，眉是眉，眼是眼，鼻子是鼻子，嘴是嘴，就像是活过来一样。我还把那衣领的皱褶用深浅明暗给突现出来。然后，左看右看，远看近看，看不出啥毛病了，就卷起来。
　　我叫过这媳妇。把那画像一寸一寸展开给她看，还没露出下嘴唇，这媳妇就大放悲声，我这苦命的妈妈呀！咋就能狠心抛下你女子呐……我想，看来是画像了。就扔下痛哭流涕的这媳妇，回去了。
　　隔了几天，那媳妇办完了葬事，我就叫住她。我一直想知道，我给她妈画的相到底有多像，先前人家办葬事，不合适问，只好等到现在，就说，大姐，我也求你个事。她说，先那个求字给我去了。就说啥事吧？我说，想给大姐你也画个像。她说，给大姐画？大姐巴不得呢，大姐求你都不敢求了呢。我说，那好。到我屋里去吧。她说，你等我回屋里找个相片。我说，不用，我照着你画就成。
　　直到她坐到我院子里，望着架个画板，咬着笔头子的我，都不大相信，就这么坐在那里，我就能把她画出来。我又是一番浓涂淡抹，皴皴擦擦，就住了笔。她就站起来要过来看。我说，你先回吧，还没画好，画好，自会送你屋里去。她老大不情愿地走了。我所以不让她先看，是怕她只说好，不能客观评判我画的相，像还是不像。
　　我自己又修修剪剪的，才拿给村里人看。十个看过的人有九个认出是她。剩下那个说，这不是咱村万人骑吗？我也不知自个为啥动了气，说，你嫫才万人骑。那人说，三先生你咋骂人？我说，你不骂人我骂人，那我不是找抽吗？那人说，我又没骂三先生你。我说，你骂我姐了。那人说，她啥时候又成了你姐。我说，就刚刚。
　　我有了姐的消息，一瞬间就让村子里家喻户晓。
　　她把我给她画的像，找了个镜框镶起来，挂在堂屋。逢人就说，是三先生给她画了像。村里的男女老少就都跑去看。有些不着调的男人，黑了天才去。还想像以往那样，来几句打情骂俏，就上炕迭摞。可没想到这回撞墙了。她竟嚷道，老娘是三先生他姐。要想吃豆腐摸奶子，找你嫫找你妹子去。从此，她屋里门前，就消失了闲杂人等。
　　村里人没想到，照相的三先生其实还是个画匠。这消息比刚刚接通的垣礼线上的票车跑得还快。没用两天，周围十里八乡的也都知道了，我们村有个北京大学生是画匠。
　　这时，每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就又来了。本来，我就没想这没影儿的事。我爹我妈都是留日的。那年头，就凭留日，就脱不了日本特务的嫌疑，能让特嫌子女上大学吗？上了，还不里通外国？所以，上大学对我说来，比奢望更不着调。
　　可是那天我去赶集，看见公社管知青的干部，那干部说，这回公社还有个“可教好子女”的指标。你去争取争取，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我一想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已经是在地狱里了，一层和十八层也没太大差别，要是能上学，就把我提拔到了人间，要是没成呢，我也没啥可丢的了。
　　赶集回来，我就去大队，跟主任说，想去上学。看队里能不能推荐我。大队主任说，你队里都说，你娃好着哩。还说你娃怪栖惶（挺可怜）呢，就同意推荐了。我想想插队这些年，还真没在队里干多少活，却没少了偷个瓜，摸个枣儿的。村子本来就穷，却还接纳了我们，一起在有限的土地里刨食吃，就挺愧疚的。关键时刻，还给我说好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队长说，你先填个表，盖个章，再到会计那儿支几块钱，去县上活动活动吧。早去，别误了事。
　　我拿着推荐表就去了县上。招待所、邮电局、汽车站、大大小小的旅社都是知青，都在活动。我没什么钱，加上队里给支出的五块钱，勉强买了两条大前门给知青办什么头儿送去。那头儿只给我一分钟，让我说话。一分钟能说啥呢？我就说我是哪个村的，叫啥，送给领导两条烟，是为了领导工作时更好地思考。那头儿说，领导会按政策办的。说完，就把烟退给我，接见就到此结束。
　　当时我觉得不收我礼，还真不错，一定会讲政策的。到后来才知道，政策就是把这个指标给了县里的“地方高干子女”。那两条烟退回是因为根本就不入眼。有知青说，两条烟算个屁，某某女知青连肉都搭上了，还没走成呢。我想一想，骂一句，操他妈的，老子还不走了呢，就在村子里给死人画像也饿不死！
　　骂完，刚回村，就碰上个男人推个洋马（自行车）逢人就问三先生跟哪儿住。我说，我就是你要找的三先生。来人说，他是横水的，请我给他爹画个像。管三天饭，再给三块钱工钱。我想都没想，就坐在那人自行车的后架上。
　　到了地方才知道。这人的爹死了，一辈子也没照过一张二寸的照片。听说我能画，就请我来画。要不，亲朋好友来吊丧，连个遗像都没有，还不让人笑话，说子女不孝？我说，成。照片呢？那人说，不忙。先吃饭。吃了饭慢慢画。吃了两大碗干面挑起（面条），那人才把我领进院子的东屋。屋里停着一口棺材，周围有披着麻衣的，也有穿着白布丧服的。
　　我纳闷，在这儿画？那照片呐？那人说，我说过我爹一辈子也没照过相，哪儿来照片？那我画啥？那人掀开棺盖说，画这。我探头往棺里看，是张没有血色的青灰色的脸。才弄明白，是让我给这个死人画像。
　　好在我打小就是无神论者，才不管什么死人吉祥不吉祥呢。吃了人家东西，还得从人家手里拿钱，就得干活。我那时光就颇有职业操守。问题的关键是，那死人的眼晴紧闭着。得让他睁开眼啊。不画眼睛，那不是瞎扯吗？可是，人死了咋睁眼呢，我就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扒开老人耷拉下来的眼皮，看看眼是啥样的。直到把那眼睛的大概样子，扎扎实实记在心里，才又小心翼翼地抹下老人的眼皮，跟那死人说话：
　　大爷，我不扒开您眼皮，就看不清您的眼睛，看不清您的眼睛，就画不出您老人家在人世上的神采。您说是吧？我没弄疼您吧？大爷，看得出您这一辈子土里刨食有多不容易。风刮雨打日头晒的，瞧这一脸褶子，瞧这灰头土脸，就知道您这一生不顺当，吃苦、遭罪的苦命人。如今您老人家要去了另一个世界，也不知道，能不能时来运转？能不能多点儿愉快，少点儿熬煎。过两天，您那孝顺的儿子就让您入土为安了。您走之前，给您留个画像，日后好有个念想。后代也好知道他们的先人是啥模样。您说您活得苦不苦？栖惶得连张照片都没照过……
　　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脸的二分之一处找到眼睛的位置。虽然画得有点混浊，但更透出了老人的老迈年高，而那额头的皱褶昭示着老人的饱经苍桑。我画到下午，把成品给那个带我来的人看。那人的眼睛里就淌出了浑浊的泪，说，三先生，您把我爹画得可太像了，看这画像都能想出他吃苦耐劳地活了一辈子，一辈子，没享一天的福啊。让我咋谢你？我准备搭上三天的工夫，给你画。你多半天就画得好得不行。我再给你拿上十个馍，你回你村里吃。
　　我说，吃了两顿饭，拿你三块钱，够了。那人说，捎上，不拿可不成。要不，我给你背上。便骑上洋马，把我送回来。那十个馍，我又吃了两天半。
　　自此，我的大名不胫而走。三先生就是三先生。不管是照相还是画相，都讲究精益求精。被我画的这主是干啥的，有啥秉性，有啥性格特点，我都问个底儿掉。然后就琢磨，怎么画才更能画出他的特点，让人一看到那些特点，就知道我画的是谁。
　　有一次，我画的死者是个独眼。我想从正面画，俩眼睛一个睁着，一个闭着，死者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一定很无奈很悲哀了，死了以后，画像还是这样，到死都没得安生。这可是对死者的不敬。
　　我就想起有个画家给俄国名将库图佐夫画像，库图佐夫右眼是在克里米亚被土耳其人打瞎的，画家就画了个侧脸像。我想，为啥不能给这个独眼老人也画个侧面像呢？侧面像就一只眼睛，那家人就避开了另一只，只有眼眶的悲哀。
　　我把画好的像给那家人看。人家高兴得不能行。至此，我因人而异，因地而异，越画越精，越画越像。名声传遍塬上塬下。一时间，当地都认为找我给死人画像，用今天的话说，才是一种时尚和流行。画相在我手上，已经代替了人物肖像照片的作用。
　　就是现在，村子里有人过逝的时候，上了岁数的人还会说起三先生。比如，关于我没能被推荐上大学，村民们就发挥了他们无尽的想象，做了他们认为合情合理的后续：
　　那年，县知青办头儿的爹死了。那头儿坐上吉普亲自到我们村找三先生，把他爹的照片交给三先生说，全县都说你画相画得好，画得像。我屋里不是不能上照相馆放照片，放多大的都成。请你画主要是因为塬上塬下都认为，办葬事用你画的遗像时兴。你好好画，画像了，我不光给你钱，绝不是三块，还送你去招工。过两天，我让我们干部来你村里取。三先生就想起，当年队里推荐他上大学，到了县里让地方高干给顶了，知青办头儿没起一点儿好作用。心里就生出一股怨气。画着画着就把他爹画成了他的嘴脸。特别是那颗镶金的大门牙，明暗处理得闪闪发光。三先生画完看了看，笑了，怎么把那头儿他爹画成了头儿一个模样？想一想，该死该活球朝上，爱谁谁，随他去。葬礼上，去头儿家吊丧的人，看那堂屋的遗像，就笑了：那不是咱头儿吗？咱头儿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咋就成了挂在棺材上的遗像了呢？头儿一听人们的议论暴跳如雷。此后，三先生和招工、上学啥的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直到那年冬天，恢复高考。三先生全县考了第一，去了北京的美术学院。
　　说的时候，三先生已然是一个传说。完全不是现实的我了。
　　我这辈子也没上过美术学院啊，尽管我做梦都想。

　　本文由张亦峥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原刊《法治周末》第429期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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