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紫：一段毕生难忘的经历

罗紫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一段毕生难忘的经历

　　应《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约稿，老友涂尘野写了一篇《我和伯康兄——与我省唯一“胡风分子”之往事》，也约我写一篇这段历史的亲身经历的回忆，以补我省这段史料的空白。这促使我下决心将这段过去想写而未写的经历写出来，供关心我的朋友们和对此有兴趣的历史研究者参考。但回忆是痛苦的，也是艰难的。年隔久远，有些细节，难以详尽回忆；经历的各个阶段，也不是一篇回忆，就能概括的。

　　我认识尘野兄较晚，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1950年6月，经历了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在重庆又参加了征粮工作，发展起来的二野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全团200余人，全建制调贵州，与新组建的二野五兵团文训班合并，共400余人，成立贵州军区文工团。我随后政文工团调来贵阳后，就参加了亚飞队在剿匪斗争中英勇牺牲事迹报告会，心情十分激动，写了一首约200行的长诗，在《贵州文艺》上发表，这是我建国后来贵州发表的第一首诗，也是最早写亚飞队的诗。同年10月，我参加贵州军区贵定土改工作大队在贵定土改，为油印本的《贵定通讯》写了一些500字左右的“微型通讯”，《新黔日报》转载，并有专文评介推广。1952年，地方需要大批干部，尤其需要经济工作干部，同年7月，军区康健、王邸等第一批400余名干部转业，我和王邸转业到省财委（后财委建制改为计委），改行做经济工作。我爱好文学痴心不改，业余写了几篇散文投稿，被《贵州文艺》采用。当时尘野兄在省文联工作，同我建立了编者与作者的联系，邀我参加了一些省文联的活动。他着意培养我，并有意调我去文联工作。我与尘野兄在多次的接触和交流中，感情日深。他待人坦诚、厚朴，我辜负了尘野兄的热忱和期望。胡案种种，他并不知情，却因我受到了影响和牵连。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到深深的歉疚之情。

　　1955年，在贵州的反“胡风集团”运动中，据我所知，也审查了一些人，有某高校的党委书记，有搞文字工作的编辑，有爱好文学读过胡风及“胡风分子”著作受其影响的文学青年；“胡风骨干分子”刘雪苇到贵州在一定级别的会议上作过报告，也牵涉到一些人；我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在部队的军区文工团和《连队生活报》，也牵涉了几位认识我的同志。据说，某歌舞团有位老兄，爱写诗，笔名“鲁藜”，他曾向人吹嘘，他就是七月派名诗人鲁黎，运动一来，真假鲁藜说不清楚了。但运动结束，贵州定为“胡风分子”的，仅我一人，毕竟我认识几位“胡风分子”，而且有过书信往来，在劫难逃，不折不扣，前后25年有余。当时不到而立之年，平反时，已是年过半百，在厄运中，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黄金岁月。

　　我是江苏镇江人，1926年出生，因小儿麻痹症左腿残疾，常受歧视、嘲弄、欺侮，性格内向、自卑、孤独。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父亲逃难到重庆，读了初中一年级，因家贫失学。在失学的流浪生活中，父亲的同事郑昌明和我认识的汪晓光介绍我认识了读书出版社的范用，他介绍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如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柳湜的《如何生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我经常去书店看书，也帮书店作些工作。一年多以后，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15岁时，经范用介绍，我在重庆进了党领导的读书出版社当店员，受到了党的培养、教育，初步树立了追求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人生观，正式参加了革命。我对书店的感情很深，以后书店安排我读书学文化，每当节假日，我仍回到书店工作和学习，像回到家里一样。在我进书店前，就喜爱习作，常写点抗日儿歌之类，也曾在儿童刊物上发表过几篇。进店后，我写过一篇自己流浪生活的约三千多字的纪事文章，经书店的编辑陈楚云、赵冬垠编辑后发表在他俩编辑的书店出版的《学习生活》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上。之后又有一篇千字文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副刊编辑欧阳凡海为此给我写了一封热情鼓励的信，他们对我已无记忆，只是一般的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但在我却印象深刻，应当说，我最初的写作启蒙老师是楚云、冬垠和欧阳凡海。
　　在书店里，往来的著名进步作家很多，我也认识不少，他们未必都还记得我。就连我多次为书店到他的住所送稿件的孔罗苏，他是书店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文学月报》的主编，他也未必还记得一个气喘嘘嘘从上半城跑到下半城他的住所多次为他送稿件的对他怀着敬重之情的爱好文学的残疾少年。

　　我虽当了25年的“胡风分子”，但我对胡风先生却无什么直接接触。1943年，阿垅告诉我，胡先生看了我的诗，说：有激情，有想像力，但还不是诗。路翎也曾将我的诗荐胡风先生的《七月》和《希望》，但未见发表。1945年，我曾拿着路翎的字条，到重庆张家花园旧文协胡风住处，拿回路翎赠我已出版的《财主的儿女们》一书。他正伏案忙着，我很紧张，也很激动，未讲话，就匆匆告辞走了。
　　1946年夏，我在重庆陶行知创办的社会大学文学系听了两个月的课，听了胡风两次讲《创作方法》的大课，教室里挤得满满的，窗子外面都是人。相比之下，茅盾的讲课就冷清得多了，至于王亚平的课，大多讲他的辉煌及他的成功之路，就有点听不进去了。胡风那两次讲课，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1984年，我出差北京，绿原兄相约我同去看望先生，一是时间太紧，先生不认识我，话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二是我感到我虽爱好文学，却毫无建树和成果，羞愧难当，我还够不上“胡风分子”；同时，我也不愿因我受他的影响而无辜受难再次引起先生的歉疚。心想下一次吧，想下次能带点“作品”来见先生，谁知却永远没有下一次了。失去了见先生一面的机会，使我抱憾终生。那次我见到了绿原、路翎、邹获帆。1984年10月，我收到了梅志代先生签名寄赠我的三卷本《胡风评论集》，得到了些许安慰。1986年1月，我收到先生追悼会讣告，但单位领导认为是“私事”，而不准假，自费也不准，失掉了最后拜见先生遗容和与相识的“同案犯”的朋友们见面的机会。这件事使我始终不能原谅这位领导同志。

　　一个偶然的机遇，我认识了阿垅，他介绍我认识了路翎、化铁，他还带我到七星岗中一路著名编剧导演孙师毅的房子里，认识了一群年轻活跃的《诗垦地》的知名的诗人们，认识了冯白鲁、曾卓、邹获帆、绿原、冀汸等人。曾卓还是我读重庆东方中学时的同学，我读初中一年级，他读高中三年级。我感到他们待人诚恳，没有作家的架子，除阿垅外，年龄也比较接近，只长我几岁，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小店员，能够当作朋友般地平等相待，很感动，我真情地把他们当作自己最爱戴的知己师友。在他们的思想影响和鼓励指导下，义无返顾地走上了一条爱好文学的艰难之路。我在工作和学习之余，写过一些诗和散文，也曾通过他们的推荐，发表过少量的诗和散文习作。
　　我和他们通信较多的是阿垅和路翎，他们给我的信件都是围绕着我的习作而展开的关于文学写作和做人的见解和意见。我十分珍惜这些信件，历经生活动荡，参军、工作调动，许多衣物和书籍丢失，唯独这些信件随身携带珍藏，直到铺天盖地的反胡风运动开始后，在党的号召下，不得不响应党的号召，写了检查，向当时我工作的单位省计委党组织交出了全部“密信”。这些“密信”由于在那特殊的情况和条件下，方才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了一份有价值的研究胡风文艺思想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路翎给我的书信32封，已收进1989年漓江版的《路翎书信集》，阿垅给我的书信22封，已在2003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发表。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了舒芜的文章以后，又发表了加了按语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第一批材料，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但我并未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而在内心深处和思想感情上，我不相信我所崇敬的胡风先生和我认识的熟悉的朋友们反党，始终认为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恩恩怨怨，是个文艺论战和学术问题。我在6月6日写了检查，交出“密信”以后，一阵轻松，以为没事了，便又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
　　过了几天，组织上把我从全省土铁会议的主席台上召了回来，通知我在家中写检查交代，话虽说得婉转，实际上是停职反省，已经同外界完全隔离，但我仍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受到党的长期的教育和培养，我写检查的态度自认为是十分认真，实事求是的。6月12日，我交出了一份详尽的检查交代材料。在运动的风头上，这份检查交代自然是不深刻的，通不过的，但我交代的事实和具体情节，在以后的无数次的在特殊情况下种种各种方式的审查和核实，均未超出这份交代材料。这也是至今值得安慰之处。我曾参加过三反运动，深知一些受审查的人，胡编乱咬的恶果。在运动中，不仅“胡风分子”及同“胡风分子”有关的人，而且，所有我认识的同学、同事、朋友，都要审查，并逐个都要有个了结。对我个人，什么样的对待，我都可忍受，但在事实情节上，我始终未曾为得到一时的苟安而胡编乱造，也未因某种暗示和诱导，发挥想像，妙笔生花，横生枝节，既未使组织上兜圈子，劳民伤财，也未伤害别人，并使有的同志，较快地得到解脱。这一点，公安厅负责审查我的有关负责同志，审查终结时，也当我面肯定了这一条，这一条是总结和检验一个人做人的基本历史经验。
　　我的检查交代和主动交出的“密信”，都成了我的“铁证如山”的“罪证”。6月14日的晚上（这个时间比路翎被捕还要早几天），机关的人事干部张定坤带了四位省公安厅的干部来到我家，出示了拘留搜查证，在我家中和办公室搜去亲属和朋友们的书信、日记、笔记本、照片、图书、零星杂物200余件。随后，让我携带简单行囊物品上了一辆吉普车，关进了省公安厅看守所。这次对我格外优待，未带手铐。

　　关进看守所，开始是在一个十余人的大号子（牢房）里，囚房的组长，是个满脸皱纹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关押多年的老刑事犯，下巴长着一颗黑痣，黑痣上又长出几根极长且粗的黑毛。无事时，他便坐在号子中的最佳位置上，用手反复捻着那几根黑毛，斜着眼睛看人。他常写“交代”材料，号子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第二天，看守所长就都知道了。我刚被带进来时，他走过来，用脚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被褥，轻轻说了一句：这行头，够贬三年了。我不免大吃一惊，心中不禁暗暗叫苦。
　　两三天后，省委一位处长在审讯室找我谈话，说：“要你到这里来，是组织上给你找个更合适的交代问题的地方。”他和颜悦色的鼓励我说我的交代不错，要我进一步老实彻底交代，交代清楚了，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并问我生活上还有什么需要等等。那意思似乎我最多是隔离反省，而非刑事拘留。那位代表省委和我谈话的处长，以后我也再未见到过。
　　我在螺丝山脚省公安厅的那一大片远远看去俨然一座新兴小城市中的省公安厅看守所的监狱里，一关便是一年零三个月。因我牵涉全国的大案要案，正式开始对我审查后，便被“优待”长期住进了不准“放风”的三人小间。还因我的交代与外面检举材料距离较大，住过门上留有监视孔四面无窗的“黑屋子”。
　　不足八平米的三人小间，白天将被褥折叠起来，坐在上面反省，晚上拉开睡觉，终日不见阳光，从未有过笑容，我这才体验到了坐牢的滋味。我自关进号子后，便没有了姓名，只有代号，在我之前已有二人，我便是3号了。号子中不准互通案情，时间久了，也隐约知道几分。同我关在一起，用来监视我的竟是两个刚解放就关进来的作为“活字典”留下来的国民党老牌特务。一号犯人是省内某大系统的特务头目，那口气也曾风光得意过，他是个尖嘴猴腮、举止猥琐，对二号犯人常露讨好而又害怕的似笑如哭的复杂的神情；二号犯人似乎是个特务身份级别比一号高得多的高级大特务，他浓眉大眼，军人气度，性情暴躁。有一次，他被一号打他的不实的小报告所激怒，骂道：你是什么东西，过去给我提鞋倒夜壶，我都不要……

　　每次提审都是身材高大的看守所长亲自哗啦啦打开牢门，高声叫道：3号，出来。审讯我的是一位水平较高的审讯员，他虽威严，但声音不大，从不发火，拍桌子，常半闭着眼，似睡非睡之中，他会突然冷不防提出一个问题来，仔细观察你的神态，并不寻根刨底，许多问题似乎似了未了。他每次都给我一颗烟吸，有时两颗。文书纪录是位20岁出头的年轻小姑娘，从不插一句话。每次提审结束时，她便拿着纪录本让我捺个手印。每次提审后，都要发张纸，写份材料，一般第二天所长亲自来牢房取走，有时当天便要。这类审讯，有一段十分频繁，甚至每天都有，有时一天两次。后一阶段看得出来，是外单位或外省的外调人员，也有过穿军装的，也有的拍桌子，发脾气，我反而越发平静了，我从不更改我说过的事。后来渐渐稀少，再以后就没有了。那位审讯员也不再出面，见不到他了。

　　监狱外面，后来得知，我被捉进牢里去以后，一时间，种种意想不到的罪名，开了锅似的，没头没脑地向我泼了过来。尤其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位接触不多，根本不知我认识“胡风分子”的平素极老实的人。有位杨某，当年我是省委政治学校三分校四班（老财委学员班）班主任，他是指导员，平时除安排学习交换意见无多往来。运动一来，平素不甚得志的他，摇身一变，成了积极分子，自称与我关系密切，揭发我曾将全套的贵州五年计划寄给了胡风分子；揭发我将省委发至县团以上党员干部的内刊《贵州工作》寄给了阿垅，说得很具体，某月某日某时，甚至穿什么衣服，在什么邮局，用什么纸张的包皮邮寄等等。还有一位高某，也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他是1953年中专毕业的学生，在老财委参加工作后，分在我所在的统配物资分配组工作，由于出身不好，思想有包袱，性格内向，工作表现一般，我与他平日也只是工作上的接触，并无深交。他揭发我的并非有关胡风的什么，而是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某县的参议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他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有变天思想，他一口咬定，他的这些反动思想都对我谈过，而我别有所图未向党组织汇报，自甘充当我的“发展对象”。更而甚之，还有人揭发我是“胡风集团”的地下省委书记，要我交组织和名单。他们一鸣惊人的想像力之丰富，令人吃惊。由于我性格内向、不善张扬，尤其不愿借名人抬高自己，在我的同事和朋友中也无几人知道我认识“胡风分子”。他们毫不知情，我和他们又无怨无仇，我真不知他们为了什么，出于什么思想、心态和目的，要置我于死地。我出狱后，他们都曾向我道歉，表示“昧良心，出于无奈”。但他们的那些过了头的充分表演，作了亏心事，自以为是智者的“立功”表现，并未得到什么好的结果，均因不适合在党的机密机关工作，下放基层锻炼，而且虽经努力始终未能调回省城。杨某下放到边缘贫困山区某县；高某下调某局又再下调某局的某公司；李某虽与某领导关系不错，境遇稍好，下放黔北某县。可谓各得其所，终于保住了一个不入品的吃皇粮的位置。
　　那时人人都要表态，人人都要表明立场，人人都需要自保，能不落井下石就已经不错了。这些揭发的详情我在狱中并不知晓。出狱后听到这些揭发，令我想起我在狱中因交代“不老实”而被关进“黑屋子”的日子。也使我想起那位审讯员某次突然问到《贵州工作》和五年计划的事，我说每期《贵州工作》都编了号的，领取和收回都有签字，没有来得及交回的，我都锁在办公桌里了。至于五年计划，我只负责物资计划部分，整本五年计划我未掌握。以后，这两件事再也没有提过。而高某的揭发也含混提示过，说到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我立即插言说，我是热爱党的，我写东西和说话从来只说党如何，从来不说共产党如何。以后也未再提起过了。至于地下省委之类，提都没有提。凡是我认识，甚至业务上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审查，无一放过。
　　后来有位与我熟悉的领导同志曾对我说：那时，你幸好在看守所里，要在外面，那日子可不好过啊。我唯有苦笑而已，他哪里能想像到被关在监狱中尤其关在那黑暗无边的“黑屋子”中，所受的屈辱和那令人难以承受的精神折磨。
　　令我奇怪不解的是，在狱中一年零三个月的反反复复的似无尽头的审讯，却从无涉及文学和文艺思想方面的问题。审查的是参加革命就多次交代过的我的从八岁起的历史和思想政治的表现。审讯员曾对我说过一句印象至深的话：“哪怕你有一点历史问题，哪怕是集体参加三青团，也非判罪不可。”

　　1956年9月，我终于被释放，还是张定坤将我接回了机关。回来几天都未安排我的工作，也无人找我谈话。有一天偶而见到了一位老领导，他很淡漠的看了我一眼，似乎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啊，你回来了。接着，他问我安排工作没有，我回答还没有，他就走了。第三天，我接到他的一张字条，他要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话，谈话极其简单，安排我搞由他主管的一栋宿舍楼的基建。第二天，我去了在工地旁边临街一座小楼二楼的基建办公室。他已经在那里了，他让我接了另一位同志的工作，有一位资历很深、文化不高、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地下交通员的老同志吕某协助我，我还兼作会计，便算上班了。
　　基建工作我从未搞过，但并不很复杂，至于基建会计，实际是个报账单位，在机关会计周某和省政府公产科的会计李某的帮助下，也能对付了。工资暂按行政21级发给。机关活动、学习、开会一律不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也未恢复。我关押期间的工资原存机关，我出狱后，原办公室主任，微驼着背，从来都是眯着眼笑眯眯地看人的杨某，便指示会计室上缴国库了，至今欠着并未按政策发还给我。
　　把我要到基建办公室来的这位主管基建的领导是位三八式的老干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对我比较了解，在工作上很放手、很信任，公章、支票财务印鉴等都交给我，办公室里也常说说笑笑。后来又有一位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的西进干部何某，出狱后，也安排在基建办公室。

　　我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但这不明不白的身份以及局外人异样的目光，使我感到苦恼，思想有负担，于是我积极写报告向组织上讨个结论，并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有位至今令我尊敬的关心我的年长的同志，曾好意规劝我不要再写报告了。他说，你是贫苦店员出身，长期受过党的教育，领导上对你是了解的。现在还给你21级的工资，算个“干部”，已经不错了。还有一位同志有一句至理名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牺牲个人的局部利益，是一种奉献。”我当时毕竟年轻，政治上很幼稚，对好心的同志的劝告听不进去。不过，客观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没有个政治结论，虽不致再遭受更大的打击，尚可苟且生活，但也并非好事，日后平反时，因无“结论”也就无法平反了。类似情况，在历次运动中，是发生过的。自然，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日后还会有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一天。

　　1957年3月，有了“结论”，我被定为“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般分子”，罪名是解放前后宣扬胡风分子才华，散布胡风思想毒素及在部队民主运动中的交心材料检查的思想上的“诬蔑谩骂领导和积极分子”等等。这个结论我自然不服，我仍未听从好心的同志的劝告，仍然向党申诉。我觉得心中有底，我自幼接受党的培养和教育，追求马克思主义，我绝无反党之念，更不是反革命。这个信念以及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是我能活了下来的重要精神支柱，我始终未将我自己放在党的对立的立场上。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公安厅六处的那位审讯员，他主动地很客气地和我打招呼，说了一句：没事了啊！我告诉他，我被定为“胡风一般分子”了。他不再说话，面无表情地打个招呼就走了。他那无表情实际是一种微妙的表情，内含玄机，只是当时他未明说，我也未读懂。
　　那时反右斗争已经开始，我的申诉很不合时宜。1957年12月，计委党组决定：开除工作籍，送劳动教养。这便是申诉的结局。1958年2月，春节前夕，机关派朱钦农同志送我到中八农场劳动教养，开始了新的一轮苦难生活。有人说我太耿直、太认真，交什么密信，要什么结论，申什么诉，又不看形势，却闭着眼向深渊中愚蠢地跳了下去。我这“胡风分子”的帽子是自己找来戴上的；送劳教，也是自找的。但在那种形势之下，我别无选择。我并不后悔，而且，世上也无后悔药。但我真情地对在我困难时期，苦心规劝我，关心我了解我，不避嫌地帮助我的好心的年长的同志们，心存感激。我也对过去关系并不密切，却在反右中公开为我辩护仗义执言而被打成右派的同志，敬佩而感激。我也难忘那位收留我，多次不动声色地帮助我庇护我的领导同志。从此，我告别了计委，告别了我患难中结识的朋友们，临别时，真有点难舍难分。我难忘那些为我遗憾、为我焦急、为我担忧，而又不能言明，不能安慰的淡淡的无奈的却又无比深情遥遥相祝的目光。

　　艰难的是那整整四年的劳动教养生活，尤其是我，要度过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的屈辱和磨难。
　　劳教生活是十分丰富多采的。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的中八农场，后又改为中八果树园艺场，原来规模很小，在1958年初，突然接受了全省约八千余名右派、历史反革命、各种坏分子及各种需要改造思想的分子。美丽的花果山是数千名打上各种烙印的知识分子，开梯土，种果树，耐大劳，出大汗，历尽艰辛建设起来的。我简直难以想像我是如何度过那以残疾之身，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更为艰难的整四年的劳教生活、活着回到原单位的。我在农场，眼看有人自杀，有人逃亡，有人堕落，有人忧郁而亡，我却以无比坚强的信念和意志坚强地活了下来。
　　1962年2月，我终于被解除了劳教，4月，回到了机关。经过这番折腾，我已不可能再在计委工作，便分到了原是计委下属的二级局后来升为省级局的省物资局，开始搞清仓物资的收购工作，后来搞大型物资仓库的基建，长期拿生活费30元。基建处长对我似乎很赏识，在一起工作的丁学圣、何雨时对我帮助也很大，不久增加为41元，算个最低级的干部工资。十年浩劫，又当了10年的牛鬼蛇神，进学习班，下干校，当木匠，修家具，靠着一种特殊的乐观主义精神生存了下来。
　　转眼到了1978年，右派纷纷改正，在右派改正接近尾声时，我又写了一份申诉。竟然很快有了回音，机关党组给我作了改正，成为全国“胡风分子”改正的唯一的一例。当时，机关上上下下都知我是冤枉的，胡案平反绝无指望，改正是最佳结局了，我成了“改正胡风份子”。以后，不再当木匠，安排搞基建，修宿舍，由于老红军的办公室主任李云清和办公室的陈良举、钱大公的信任和照顾，日子好过多了，改正后工资也提到了21级。由于计划处处长颜树亭的关照，我被调到计划处工作，工作条件又有了一些改善。我始终感谢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帮助和友谊，把我当作一个有生命有呼吸的“人”对待的同志和朋友们。

　　1980年12月6日，机关党组给我彻底纠正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工资和职务。但在平反结论中有一句：“原省委报中央十人小组审批，未批准。”我竟在未批准的情况下，当了25年的“胡风分子”，实在令人感到不寒而栗。我提出疑问，答复是：省委定的。这我就无话可说，也说不清楚了。至于恢复党籍，我既未参加开除我党籍的党的会议，也未接到开除党籍决定的口头或书面通知，也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了。
　　平反后，我希望有个从事文字工作的合适的工作环境，出于天真而单纯的考虑，要求换个工作单位。1981年元月到了新的单位。恢复职务，原单位来不及安排，在口头和书面作了说明移交到新的单位，新单位的机关党组书记，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未予恢复。我不在圈内，其他的事也难以落实。世间事，往往政策问题化为个人问题，而个人问题老传统，本人不便提、不好提，提了也可以不予理会，上面不发话不过问或者发了话不再过问到底，事情就会变得微妙地复杂了起来，加以时间推移，人事变迁，后任难以变更前任的“意见”，便无尽期地挂了起来，何况办事的历任衮衮诸公都十分忙碌，哪里顾得上落实区区无关大局与仕途无补的“个别人”的“个人”小事，这“小事”，慢慢地成了一件老大难的历史遗留问题，尤其离休后，政策更难落实，只能在无尽期的等待和希望之中了。
　　在政治上能够得到平反，有了一份虽艰难但相对比较适合我的工作，有一份在人生不多的岁月里可以寻回一些失去的时间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的了，也知足了，我十分珍惜最后几年以及离休后继续返聘又坚持了16年的工作。

　　回顾如梦的25年地方“胡风分子”的经历，是很有特色的。当年给我定案为“胡风分子”但在25年后给我纠正平反时，却又是曾报中央审批而未批准的，既然未批准，便不在那中央最后定的78名“胡风分子”之列，因此，只能算是“编外胡风分子”。省委坚持，只能是有地方特色的地方“胡风分子”了。而地方“胡风分子”的经历和“待遇”，在步调和方式上，都是全国统一部署的。有的还花样翻新、格外“照顾”，创造了离奇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神话故事。只要打上烙印，终身难以洗净。然而全国各级“胡风分子”经过各级严酷的考验，绝大多数都是最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
　　我在贵州反胡风运动中，荣获二个一，一个“一”是贵州唯一的“胡风分子”，另一个“一”是在全国胡风分子中唯一的“改正胡风分子”。
　　我似乎在“胡风分子”中，还受到了一点另有特色的优待，我被打成“胡风分子”以后，阴错阳差，为了某种需要，树立了一个“反革命”不影响家属的典型。我的老伴因工作出色被评为优秀教师送到花溪疗养，还当了贵阳市政协第一届的政协委员，一直当了六届，30年的政协委员。为此，有一天，看守所长打开小号子的牢门，举着当天的报纸，整整向我教育了一个小时。最后，对她也未按照政策办事。她原本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师，我出事后，便支援贵阳市，调到贵阳市当了中学教师，而她同时期及比她晚的教师，至少，也是副教授了。在她的政协委员尚未届满时，一刀切，不按政策给她办了退休，失掉职称评定机会，当年贵阳市也没有几个的老中教二级教师，如今退休工资比一般职员还低。房改政策之类，50年的老教师只能享受最低的一般工作人员的待遇。在我送劳动教养后，机关搞行政的有点资历而又一直未提起来的工作人员文立武，天天毫不客气地板着面孔逼她这位优秀教师和政协委员立即搬出我的那间破旧的危房，几乎无家可归。我的孩子因“成分不好”竟不能继续读书，在他母亲班上旁听也不允许，甚至参加学生兵团修铁路都不行，张榜公布名单的第二天，就将他的名字挖掉了，而她这个政协委员也始终无能为力。如此种种，如何能说对家属没有影响？一切都是当时的革命需要出发，从这个角度，我和我的家庭对革命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认真接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个人经历的苦难，是对历史前进的贡献，历史不会倒退，更不会重演。

　　本文选自《远去的岁月》，罗紫／著，三联书店贵州联谊会编，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