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闯关东.上篇

┃Personal History

闯关东
上篇

© 章文岳／文

　　这是我四十年前的人生经历。动荡不止的时代风云，使我从单纯幼稚的学生，磨炼成世事洞明的老人。它像一幕幕饱含血泪的录像，让人窒息、浩叹；这22年所遭受的灾难，岂能以“一场恶梦”了之？
　　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北京政法学院以“章罗联盟大将”钱端升支持下的一个学生为由，将我打成右派，并开除学籍回老家宁波。其实那时我只是个执著追求学问、一心向往社会主义苏联的工农子弟。
　　在家乡一个先进生产队，一年又半的屈从现实，想以汗血换回大学的学籍。可是起早摸黑地劳动尚不能衣食自给。家母再也不能容忍我的“剥削”了。年终分配只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于是我打报告去大炼钢铁。偶尔回家，即使吃一餐便饭，也如坐针毡，遇到母亲的眼光，似芒刺背。这粮是全家的肉，这油是全家的血。食堂垮了后，寅吃卯粮的日子让百姓自己去对付。
　　三年困难中，母亲的日子实在也不好过。她不得不将以前积蓄的金银手饰忍痛拿出几件，去兑换粮食度荒。大妹为了摆脱我这个右派哥哥对她的政治上影响，和公社信用社主任小陆一起，作为正副领队带着钱湖公社二十余名知青奔赴“塞外江南”支宁去了。二妹考取了冶金学校，摆脱了农耕户的束缚。大弟考取了戏曲学校，也脱离了农村苦海。所剩的尚有十岁的七弟、八岁的八弟和五岁的九妹。七弟与八弟常绕着火缸，为争刮粥瓶底争吵哭闹。
　　当我从宝幢那个已散了伙的小高炉工地扛着铺盖回到陶公山老家时，已是深夜时分。母亲拒不开门，也不让弟弟起床开门。她早已在弟妹中开展我是白虎星，害了全家的“思想教育”。她这个人总是易趋极端，在寄养于她身边的大妹女儿处，也不断教唆别叫我“舅舅”。这种界限分明的断绝行为，虽非出于政治上考虑，却有效法极左冒险分子的味道。所以，我的痛苦是双重的，既被自己一直追随的共产党打成右派，当作敌人，又被自己亲娘痛恨得要一刀两断，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可悲的人了！可我还是求生而不求死，是什么在支持我生存的欲望啊？是对这个社会、党中央还有幻想，并且我是从小为命运拼搏和进击的，我已炼就了顽强的意志。似乎我的人生本是一场拼搏，逃避现实与离开拼搏去自杀才是不正常的。
　　对于家母来说，这种近乎一刀两断的做法，多半由于生活所迫使，再说她对我已经绝望（无知和短视更使她易走极端）。心上的肉变成脸上的肿瘤，割掉才轻松清净。有一次，我从生产队收工回家，遇到了爱爱在无锡的姐姐。爱爱是一位淳朴的姑娘，她的姐姐为两家未能联姻而惋惜。母亲冲着我直嚷嚷：“你还做什么人呢！胡子快白了，还是光棍一条，干脆去死算了！”痛心与恨心交织。……我带着铺盖在暗黑中伫立良久。不见亮灯，不见动静，我只好跑到父亲的饮食合作商店。刚好羊肉粥已经烧熟，小宝师傅给我满满的盛了一大碗。又鲜！又香！让我喝了个饱。然后父亲把我带到住处。但这些日子，肚子常使我丢了面子。羊肉粥吃多了肚子要发胀，只能吃个八分饱。我在床上翻来复去难以入睡，折腾了好一阵子。
　　家中不能再呆了，我决计返回北京申诉我的右派问题。

一

　　宁波到北京，远隔长江、黄河，其间还有钱塘江、淮河和海河等几条名河。这中间虽说不上千山，却确实有万水之遥。此时，萧甬线刚刚修复，宁波已用铁路把自己和北京联系起来。可是乘车的费用呢？
　　这是一个路面还不甚清楚的清晨，我趁母亲去楼下早炊的机会，偷偷地潜入她的房间。我打开一向未上锁的衣橱门，取出沉甸甸的一包银元。我早侦察过，但不知它有多少。我明白的是它是父母血汗换得的多年积蓄。这样半公开放着，多半是即将拿去兑换黑市米的。得手后，我留下昨夜写好的纸条：“父亲：如果我不能报答你，我准死在外面了。”
　　天已蒙蒙亮，我越过尚无行人的黄泥岭。宁波市几位知识精英，如原副市长翁心惠、宁中校长钱念文白天都在这里挑石子。我向后庙湾方向疾走……
　　在上海火车北站隔着马路的银楼里，我兑换了黄布袋里的银元。一块兑一元，刚好是20元人民币。那位中年的银行职员把头两块银元还叮的碰了一下，碰了第三块即迅速地点数，迅速地收下，又迅速地数给我人民纸币，未问什么，未发一言，其效率之高，令人称奇。
　　上海至北京的慢车票是19块多一点，看来到北京是不用愁了。只是我身上减去了银元的负担，心头却未觉有丝毫的轻松。说真的，是在隐隐作痛，后又变成了难以消除的负疚。父母亲起五更、睡半夜的多年积蓄一下子成了几张纸币，几分钟后，又将变成一张拇指般大小的车票。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尾随着我，悄声说：“还有吧？两元兑你一块！”
　　他的行踪尽管鬼祟，而脸部却是一片至诚。我一边向繁忙的人行横道走，一边回答他说：“金银都是国家收购的。”我懒得说这是《银行金融条例》的神圣规定，更无意显露自己曾是政法系大学生的身份。这位男子紧跟不舍，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我没有再答理他，径自越过了横隔在银楼和北站之间的宽阔的天目路。他在车流和人流的那一边，在喧闹的市嚣声中，高叫：
　　“四元兑一块，傻小子！”
　　其实吃过倒车、等车苦头的慢车旅客，是极愿交付一笔加快费的。慢车既费时，又要多支一些吃喝费用。可我只有这么一点钱，我只得忍受小站一站一站的停靠。我在南京长江码头摆渡轮，在济南站倒换了车次。吃的是干冷的面包，饮的是温开水，住的是车站候车室。我在车站广场逡巡，用忧郁的目光观察着蚂蚁般的芸芸众生。在候车厅楼上，我站在窗口边俯视下面的广场；嘈嘈之人声隐隐入耳。我悲天悯人，但无从嗟叹，因为自己并非超脱于劫数之外。
　　我终于赶到了北京。这是生平第二次到北京。面对这神圣的京都。我说：不惜倾家荡产赴京告御状的老百姓，都是被迫害的，他们是对我们这个国家还抱着希望的公民。
　　我在新北京站下了车。北京的面貌是年年有变化的，年年有宏伟美丽的建筑出现。因为它是大陆的橱窗。我又记起翁心惠老师的话：“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物。”可此时，他，宁波优秀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也被打成右派，在黄泥岭上挑石子。北京，我少年时代，曾怀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向你顶礼膜拜；现在我带着深伤巨痛，期望你对我抚慰和解脱。

　　可是，我先在学校吃了闭门羹，被挡在传达室不让进去。迎出来的组织部干事含着一种不是庄重，也不郑重的笑容说：
　　“有公社证明才可复学。”以此来回答我“我要读书”的呼声。
　　他的态度并不可恶，我先前曾看到过他，印象是温和的。但我这次却似乎感觉他含有应付孩子的哄骗。那时我也没有想到有一个公社证明即可复学的途径，更不知道陈帅对学校已有批示。学校此时是否已经去了我公社都一无所知。我只凭我的直觉判断：他是对我千里迢迢的申诉予以温和的否定，婉转拒绝。确实我做过无数次重温大学生活的梦。有两次竟也知道自己在做梦——梦中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真是妙不可言，真是悲不胜悲吧。我面对着组织干事，觉得再说也无用，甚怪他（由于他态度温和，使我恨不起来）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对待我的一次命运的挣扎。叫公社打证明，我觉得绝无可能。那个公社书记对“五类”分子严厉又粗暴，对我还有一种嘲弄的意味。好多人都在嘲笑我的幼稚和书生气，可我毫不介意。但如果那时政务有点透明度，告诉我陈帅有过批示，由此院党委议决“公社同意即可复学”的机遇。有国家领导人赐予的机遇，要是抓住不放，我当时的悲惨命运会不改变吗？我悻悻地离开了北京政法学院。
　　我次日去高教部。高教条例有言：学生开除学籍由高教部审批备案。当时部长是叶圣陶。副部长曾昭伦已被打成右派。我读过叶老的几篇作品，留着美好的印象。我相信他能理解我，说不定能帮忙。但我不知道他也是有职无权的。我在高教部大厅里的传达室等候良久。这是一幢深藏在弯巷曲弄里的高大典雅的建筑，远离闹街和西单商场。大门口有高高的半园形的花岗石般的台阶，四根粗大光滑的园柱顶着用以遮阳避雨的廊檐。将近下午四点半，一位秘书模样的人出来了。他站在我面前，也不叫我进接待室坐，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说：“高教部不受理右派学生开除的事宜。这是市委的事。”
　　我听了呆若木鸡，我对学校的主管部门差不多寄予了全部的希望。说它不管该由市委管，我思想上毫无准备。而那位秘书看我毫无反应，又看看他的手表，就回身走了。传达室老大爷过来提醒我，他们下班了，他要关大门。
　　我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发呆，周围却是静寂的。此时已很少有过往行人，更无来往车辆。天色渐渐黑下来，才过立秋，尚无凉意，也不觉肚饿。身边己无投宿费用。我把随身带来的被单从挎包取出来，摊在廊下的里角，靠窗又不起眼的地方，席地而坐。愣着。天已全黑，见无干扰，枕着挎包，躺了下来。想起生平第一场观看的电影《三毛流浪记》，凄惨之情，自不必说。只是没有哭，没有流泪。等待天明后的一场生死之搏。
　　第二天一早，我不等教育部开门，就往东长安街那边跑。市接待室一位干部听了我的来意后问我昨夜住在哪里。我照实说了。我还强调说：
　　“市委不解决我的问题，我（愧对江东父老）只好死在外面了。”
　　他听了也不惊慌，一样温和地说：
　　“这样吧，先解决你的吃饭住宿问题。我这就给开介绍，找民政局去。”
　　我想要人家纠正平反，确非一朝一夕的事。就把这封口的介绍信装进口袋。疑惑心虽在引诱我去拆看，但怕留下痕迹，坏了事。又觉得人家好心，偷看它是种亵渎。我怀着不无感激的心情，找上民政局。
　　民政局又开了介绍信，叫我找第一收容所。天真无知的我，以为收容，顾名思义无疑是慈善机构，万万想不到它就此剥夺了我的自由！这是不庭审不宣判的剥夺。这种无法无天只有与中世纪毫无透明度的专制政治相仿佛。反抗吗？冲出去吗？两个彪形大汉把住了大门。而冲出去我又能在什么地方安身？反正我离家时就准备把一条命甩给政府了。
　　这突然的变故与飞天横祸，并非一进入“牢笼”就充分意识到的。而是在看到院子里、破旧的大厅房里众多的“盲流”和听到不准走出大门后，才感到中了圈套和大上其当。它爱关多长就多长。这是比反右期间押去海甸区局拘留五天还要可怕的牺牲。在登记时，那个所谓民政系统的干部对我此行的申诉衷曲毫不听取，只叫我老老实实和群盲们待在一起。说“会给答复的。”
　　这里头有成百个“盲流”，并在不断的新陈代谢。只是我感到厌恶，真愿筑一道篱笆，和他们隔开，以表明自己的纯洁和显示我强烈的抗议。
　　然而，被关进没有自由的收容所，失去了人身自由，对一个还相信人民政府的伟大而向他申诉和哀告的书呆子或学生，毕竟是石破天惊的。
　　在我理解中的收容所是人道的慈善机构。市委接待室那个干部也许也是书生型的，他的初衷也许非投井下石，而是乐善好施，从他的神态上看很难想象他是城府特深的人面兽心之徒。可在阶级斗争不断制造和不断扩大深化中，面对不断涌来的不领“人民公社好”之情的盲流群，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只能习惯于简单粗暴和欺骗的方法。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历来是不值钱的。这时的收容所已变成饥饿、肮脏、暴力，类同猪狗的场所了。我在里头深切感受了失去人格尊严和糟踏人的起码生活需求的滋味。法律上并未剥夺什么，而实际上已被剥夺得一丝不挂。
　　诚然，这里头多是一些在法网边缘徘徊的闯关外，打零工的“盲流”，但他们是被迫的。他们为了生存，背井离乡，颠沛流离。
　　我竟也能被当成“盲流”处理，一周后说要押送到卢沟桥畔的一爿砂石厂挣路费回家。没有明确的期限，随生产的需要和管理人员的高兴。所以往往是长年累月，日子难熬的。
　　当管理人员把我们青壮年统统集中起来，在两辆大卡车前排成一列横队时，所长出来训话，说送我们去劳动，吃饱饭，挣路费回家。“你们这批已经审查完毕了！”我大惊失色，冲他质问：“这是不是市委决定？我的结论……”
　　所长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嘲讽地说：“我们只知道你是民政局送来，对你已审查完毕。有劳力的收容人员都这么办。别的我们就说不准了。”说罢他把手一挥，命令：“上车！”
　　两个彪形大汉又推又举地将我推上了车。车上装满了一群到京城碰运气或借道京都闯关外淘金的青少年。随着汽车引擎的发动，隆隆声中，这所长哼的一声：
　　“到北京告状来了，（没门）！”
　　说实在，死，是闭不了眼睛的。但此时此地，确实想到了死。解放后，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活，实在没有作为一个人的立足之地。在收容所将近一周的日子，我独处一隅，很少答理人家天南地北或愤恨牢骚的乱谈。这所收容所不关妇女，哭声倒没有，而咒骂声却不断。公然反抗的都吃了专政的铁拳头。这些来自山东、河南、河北……一批又一批的“盲流”，原是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副产品。光北京一地，59年至62年期间，每天要收容近二千个。他们大多去东北找工做。这有历史渊源。叫：“闯关东。”历来黑龙江省、边远地区网开一面，给求生存者以立足之地。此时那里一些公社或街道举办的工矿企业广开招工门路，凡有劳力的青壮年可说来者不拒。他们胸怀宽阔，五湖四海，为你按上临时户口，供应足够的粮油。这是江南人闻所未闻的。由于我无知，以为盲流顾名思义就是盲目外流，是与二流子类似的群体。谁又能知道他们为生存被迫去冒风险；过了今日，不知道明天。他们辛酸、拼搏，有的玩世不恭、自暴自弃而堕落。我既然不理解他们，把自己从他们那里区分开来，保持着距离，以维持自身的高洁。我被打倒在地，并且一无所有，却还清高，自然不屑去打听他们怎么无票乘车，以及种种逃票的办法。当我听到“扒车”的词儿时，我还以为扒在火车车厢顶上，随着火车狂奔。这种冒险事儿，想都不敢去想。我只有毫无反抗的被套上牛轭，在庐沟桥畔永定河沙滩的砂石厂干起来了。
　　我光着膀子跳进坑道般的砂坑里一俯一仰（一铲一扬）地翻来复去，什么也不想。吃了饭，出工，收了工，吃饭。“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胃口倒挺好，大米饭也挺香，比家母“三年烂饭买头牛”的米饭香得多了。果真随吃饱，吃饱了晚饭就可休息，躺在高铺自己的位置，无所思想。这是一间十分宽敞的大宿舍，分上下铺，成百个“盲流”济济一室。有的小伙子是光着身子睡觉，赤条条的，毫无掩饰，神态自然，江南人见所未见。
　　我天天挖砂，上身只着一件汗背心，胸部以上的身体露出坑道，肩膀是圆实光滑的。有一天，一个干部跑过来，蹲在我面前，含着温和的笑，欣赏我那很有节奏、效率很高的劳动。我也报以和悦的脸色。
　　谁知道他是在物色劳动力，作着送往荒漠的盐碱地区去开辟新农场的打算。这位干部出于职责，对我无个人恩怨可言。只是我既不知道笑里可以藏刀，又何尝想到来京申诉会落得一个卖身当奴隶的下场！
　　砂石厂附近有驻军，是守卫卢沟桥和京都西南大门的。驻军的周末电影允许我们整队去观看。《柳堡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英俊文雅的年轻战士，大概是部队文书，和驻地一个少女（陶玉玲饰）含情脉脉、眉来眼去地接触，很合我当时的情怀和审美观。后来战士由于随部队开拔上前线，而不得不作也许是永别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十分美丽而又十分伤感的回忆。“九九艳阳天”那首歌，充满着依恋，充满着惜别；少女的山誓海盟的歌唱，不知怎的，更增加了我观后的伤感的深度和强度。

二

　　一天黄昏，干活后吃了晚饭，正打算上高铺休息，叫子突地吹响了：命令集合。把一些经过挑选的青少年“盲流”，装上了几辆大卡车，驶离了砂石厂。街灯已经亮了，街面上人群熙熙嚷嚷。过往车辆不断鸣号开道，车速缓慢，包括我们这列装满奴隶的车队。街上的行人并不注意我们。在车水马龙和昏黄的夜色中，我们不怎么令人注目。由于麻木不仁，对什么都视而不见，什么都引不起我的兴趣。街上的行人当然是自由的，他们或回家，或购物，或闲逛，到他（她）们要到的地方去，我们却象被贩卖的奴隶，在敞篷车上挤成一堆。谁也不知道往哪里送。我闪过跳车逃跑的念头，但何处才能让我安身立命？“扒车”的道儿不懂，关外存在着劳力自由市场也茫然未知。别无糊口之路，我只能任其驱使和摆布。
　　在砂石厂近四十天的麻木不仁的日子里：那有节奏的一俯一仰劳动舒畅了我的心胸；北京九月的天气也分外的爽朗。没有逃跑的念头，也是因为无处可去。甚至我没有向当局发问：我这样令你们满意的劳动，路费还未挣够吗？这些近在本省的青少年路费还没挣够吗？也许他们象我一样不想回家，都有一本难言之经。也许知道说了也无用。三餐燥烤米饭喷喷香，它迷住了大家，使之麻木不仁，与世无争，真像是一件会说话的工具。
　　我们的车队穿过了闹市，沿着外城，向东北方向行驶。谁也没有吱声，谁也不看谁的脸。天黑了，微有寒意，大家愿意靠在一起。我一向没有观察人表情的习惯，觉得不礼貌，惹人反感。我也没有这种心情：观察一番，留下印象，作为后来的创作素材。那时的精神差不多崩溃了。“听天由命”，只能像牛马一样听凭驱使和服从驾驭。这是会碰到的：有形的吓唬和无形的威慑。同时牧师式的劝导和宗教式的造神让你就范。许愿与哄骗常常是一个银元的两面；像一杯掺了糖精的毒酒，毒性发作之前却是甜的。但最省力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你蒙在鼓里，不让你看到相异的色彩，听到不同的声音，使你没有一个比较和思考的余地，让你感觉到救世主的安排是唯一的选择，造成举国一致的盲从和认命。然而，这是能持久的吗？
　　我们的敞篷车队经过整整一夜的颠簸和晃动，于凌晨东方发白时，才让停车稍息和小解。没有武装押送人员，几个便衣也似乎不带枪支。这对我似无所谓。因为不想逃跑。个个晦气头色，脚筋僵硬，默不作声，去迎接和忍受更为严酷的寒冬。这时，车头已经向西了。
　　这是一片不毛之地，一望无际的荒漠和盐碱，眼面前有几株横向延伸的刺藜蒺和硬茎茅草，稀稀拉拉的蓬藁子散布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我在一条近乎干涸的浅水沟边小解。沟旁有一丛参差不齐的芦苇。水无疑是咸的、苦涩。空气凄凉而沉重。
　　领队说到了收容农场，管我们早饭吃，已经联系好了。这时候，突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在死寂的荒漠空间振荡开去：
　　“我要回家！……”真有点毛骨悚然和天塌一角。
　　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尖而苍白的山羊脸，显然是久饿至瘦之故。据说是神经病患者，似乎是家属投送来的。大家看这少年蹲在地上，又一声强烈的嘶喊：
　　“我要回家！……”
　　我倒不想毫无体面的回家，我想在场的差不多都无此强烈的冲动。这强烈的呼吁引不起共鸣，充其量是一种狐死兔悲，物伤其类吧。所有经过一夜颠簸困顿的被贩卖的奴隶表情都很呆板，都淡漠地观望直至被催促上车。此时我想，即使当局将我押送到北大荒或什么青海高寒带，我又有何法？
　　这是一所刚开办的收容农场。不远处尚有几个劳改和劳教农场。那时候，劳教没有规定期限，真是可怕。怕的是青春都被葬送了。听说梅葆玖就在附近劳教，还演戏，他是不会永久的吧。后来，我才知道这里也叫清河农场，有许多分场。那么，林希翎、赵日月都在附近了！毫无疑问，十年大庆前夕强制收容我，是庐山会议决议精神的贯彻，与北京政法学院当局肯定作了联系。所长不是“哼”的一声么？“到北京告状来了！……”
　　收容农场并没有收起“挣路费回家”的幌子。这真是滑稽非凡。它一批又一批地接收来自华中、华北各地的青少年。水稻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房子也不断出现在平地。作为慈善的点缀，这里也收容几个精神病患者，安置一些老残病弱而又无家可归的刑满人员或解教人员。这里头尚有几个留场就业人员，从事套车搞运输，较为自由的劳动。
　　一个“精神病”员，年约四十余，独关一室，看见人便声言他不是精神病，他总是那样的激动，眼神确乎异常，有那么一种逼人的光：“解救我！我是冤屈的，遭迫害的！”这眼神正和他激烈的言词一样：“我没有神经病，会读报、写字，你看你看……把我当正常人，给我以正常人待遇吧！”可谁管他神经不神经，冤枉不冤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但对当局来说，你越叫得凶，越表明你有神经病。古今中外的精神病疗法莫不如此。
　　“我要回家……”住在他隔壁的少年，每晚都在喊叫。神经病人员都独居一室，不关门，没有床，屋里角有一块草堆的地铺。一地粪尿，怜悯心常触动我于晚饭后去看望他，由于臭气外溢，我只能站在门口稍远一点的地方。他有时眼神似乎在辩认他的亲人；在瞪你的一刹那，飘忽中又显得视而不见。孤苦无助，举目无亲，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他的神魂只有飘向他记忆中的故乡和老家去。我敢断定他是存在一种朦胧的记忆的。可我却没有发狂的喊：我要回家。我的痛苦比他还小吗？
　　在寂静的深夜，在这空旷的荒漠上空，还偶尔飘来一列凄厉而悠远的火车嘶鸣，那是从通向关外的京山线上传过来的。
　　五百来米见方的土城内，中间是一条南北向的通道。从正北大门沿着通道走过一块开阔的场地，居中两旁便是三排平行的东西向的红瓦平房建筑。这就是我们的宿舍群。大门进口的右侧设有马房和打铁铺。那一厢似乎还有一间小小的禁闭室，用来惩戒逃跑的被收容者。靠近我们右侧宿舍群的还有大伙房和锅炉房、左侧的三排平房建筑住着几个不事劳动的老残人员、神经病患者。生重病得送到别的农场去。左侧的大部分房子空着。
　　土城内没有树木，没有绿化地，见不到花草，只有几大堆蓬藁干柴高高地叠放在南北两段空旷的场地上。看来一切都是原始简陋和起家伊始的。管教人员住在土城外正北约两百米的一排平房内，沿着平房门前已植下一行沙柳，略透绿色。
　　土城的西南角设有了望台，与大门口的岗亭互相呼应。不过那上面从未见到哨兵的影子。也许夜里才有。土城外围有浅沟，形同护城河，那是垒筑城墙时取土留下的。与其说护城，还不如说是为排水。大门口岗哨日夜值班。那是两个东北大汉，虽是便衣装束，却佩带枪支武器。我的昭雪和复学梦彻底破灭了！

　　在这里，我遇到了好几个和我一样被开除学籍流返北京的大学生右派，其中一个四川籍的石油学院学生，还是新婚不久的。此生已是玩世不恭，嘻皮笑脸，乐于充当组长，传达队长意旨，分配生产任务，汇报小组情况，随大流识时务，飘到那里算那里吧。一位先期到达的财经学院学生，已脱产当了大队统计，发放被服、生产工具。这是有文化的收容人员都青睐的美差。这位置也是管理人员与收容者之间的桥梁，能独占一个整洁的房间。他对我真挚，交谈中常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我不知他们是否真的犯了右派错误。他们没有告诉我是来京申诉的。他们大多出身不好，也许就此比我头脑要现实，问题看得全面看得透彻。
　　一个湖南籍的北京财经学院学生，姓刘，说是贫民子弟。他大个子，其口音和慢条斯理的谈吐，平时沉着、固执和不大灵活。他与老母亲相依为命，但也受不了“三面红旗”的刮噪和社会的歧视外流出来了。他喜欢找我谈时局和政治。他对社会不公似乎司空见惯，不再惊奇，抨击世道的言论尖锐又大胆。我对他既欢迎又害怕。实际上，大会已点了他的名，他肯定在那个石油学院学生面前也说了什么。但他似乎不怎么介意，而我觉得有必要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收容农场有一个姓王的大队长，年轻、高个子、清瘦。他对我总是和颜悦色，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予我以另眼相看，或说对我不加干预，实施自觉收容劳动和无为而治。他告诉我：庐山会议后，中央有文件，对于右派的申诉，一概拒理；对于盲流的右派强制收容并劳教。“对于你的问题，我们认为不是来京无理取闹。但现在形势又变了，你要正确对待。组织上对你也不强制劳教。”
　　可是这里与劳教形式上是差不多的：不能擅离围墙，逃跑一样坐禁闭。王副大队长决不会说可以不关，少几天而已。
　　队长中，我发现了一个同届不同班的同学，刚毕业分配来此工作的。他姓刘。我没有叫他什么队长。但也不能叫他同学或校友。他身材和我差不多，气质儒雅，性格也内向。他对我的目光是理解和忧郁的，也许不高兴分配在这荒漠萧杀的地方，也许他也被划为中右，甚至右派。为此，他更要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找我谈话，只以忧郁和理解的目光和我交流的缘由。他那忧郁的目光和儒雅的气质至今犹存印象。对于孤苦无告的当时的我，他的气质和目光时时在引诱我去注意他，总想向他吐吐心曲，启动他的话匣子，让我孤苦的心田洒上一阵甘霖。然而我也是一个不善于主动启口的腼腆之人。尤其对于十分好感的同龄人，不知为何要产生羞涩感，变得口重如山。加之身份和地位的差异（他目光中也有保持距离的意味），使我更无开口的勇气。然而他的气质、仪态和目光，总叫我难以忘怀。
　　有一天，他带班外出劳动，是开挖渠道吧。乘劳动的间隙，我向一旁略高处席地而坐的他走去，递给他我预先写好的一纸纸条。他双手抱膝，并不伸手。我一扔就转身回劳动场地。我看他看着我的纸条，眉头皱上，塞进衣袋，维持他庄重、不苟言笑的面容。我的条子上写了一句“请指点迷津”的话。可他还是不找我交谈，保持着原有的距离。
　　要不是反右，我也毕业分配了，完成了读书仕进的目标，但我自知不是当领导的料。鲁迅先生所说的当领导敢于驱使别人走向牺牲的胆魄我没有；先生说他不配，我颇有同感。那么，根据我的学习成绩，在名家教授关心下，很可能留校登上大学讲坛，而今已被哼哈两将占据，自己却在向同学要求指点迷津。
　　死，不甘心。所以不会去考虑怎么个死法；活，肯定要活，可近乎阶下囚，咋活法。
　　与其说，我是要求刘生指点迷津，还不如说，我在寻求他的友谊和帮助。我太孤独了。
　　我很少与几个同病相怜的大学生“盲流”来往。他们大都缺乏刘生那种儒雅、含蕴的魅力。但我的孤独被一个活泼调皮，长着红扑扑的娃娃脸的山东小青年打破了。他有本领闯进
　　了我作茧自缚的一角，给灰暗单调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注入了活力。产生了一种被淹没和被抑制了的青春的骚动。我们不在一个宿舍，却都占着组长靠窗的铺位，炕床的一角，进门的第一铺。这一角或一席就是流浪汉的家和私有领地。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引起小伙子注意的。有一天晚饭后，这个含笑的娃娃脸突然冒了进来，一见我又迅速地缩了回去。同室叫：“刘云！”
　　与他开始交往是在几天后一次打柴草劳动。按打回多少发多少饭票，我并非由此而鼓足了干劲。我是由于天气晴朗，冬阳灿烂，空气清新而心情舒畅。这里的打柴与家乡上山砍柴不同。这里无需砍刀，而是徒手连根拨起那生长在砂土表层枯了的藁子。我专找藁子密集处拔，动作迅速，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地广，藁子分散，自己也不知道拔了多少。待到红彤彤的太阳已经偏西，眼看别人已在捆缚，打算收工时，我才发了慌。因为我所准备的绳索，有一半是霉了的，经不起使劲捆缚。产量数一数二，且甚分散，人家已装了担，有的回去了，可我还得寻找缚头，比如藤条、茅草之类。可在盐碱砂土地上是不长有韧性的草木的。正在觉得前功将弃，事倍功半时，那红扑扑的娃娃脸过来了。他看着两堆小山似的蓬松藁子一笑，二话没说，先整理拼凑好缚头；毫不犹豫地将缚在自己身上的公家棉袄上的一条紫红色的旧纱围巾取下，又把这件棉袄脱了，扔在地上，裸着光洁匀称的上身。他是把围巾接上了一条较短的缚头，然后打虎似地将那些藁子捆成了结结实实的一担。我痴痴地站在一旁，他也未发一言，用他敏捷和虎劲，显示了他的健美和友情。
　　小伙才十八岁，看起来青春焕发，干起活来虎虎生气。中农父亲，只让他念一学期初中，就要他下地干活了。家乡久旱，食堂自发散伙，他流浪出来了。他说关外有一个堂叔，在煤矿多年，他想去碰碰运气。他也是背着父母出来的！只是他带了被子，在一家北京馆子，先吃后未付钞出了洋相，被送进了收容所。他觉得不该在京都停留，但也不甚介意，随遇而安，等待好运。对这样一个活泼开朗又结实的小伙子来说，机遇总是存在的。有什么可发愁的！愁有什么用呢？他不惯忧愁。
　　冬天，他只穿一件公家棉袄，而且敞开胸怀。刮风时，才把那条紫红旧纱巾从腰部移围到脖子上，映得他的娃娃脸更是红红的。平常敞开胸怀，这不是因为北方多晴天，而是不受束缚的性格。他想去关外发展，却失去了自由。不过他不耿耿于怀，不象我那样国事、家事，事事操心。刘云总在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在沙漠上挖掘甘甜的水源。
　　自从那天在野外打了柴草后，每晚集合点名，他不管队长在前面说些什么，趁着黄昏的夜色，遛到我后面站立的地方来。收容所毕竟不是劳教或劳改队，纪律较为松弛，站队点名时总有一些人在走动、谈话，要管也管不过来。刘云就每每遛到我的跟前，两手交叉笼在袖管里，微仰那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笑脸，默然相对。突然他肚子一挺，正碰着了我下身的保密处，使我顿觉躁热。他也脸儿飞红，目光调皮、大胆又挑逗。在一本正经的书生面前调皮，常是某些小青年取乐的一种门迳，在家乡我已遇见了几个。
　　这也许是对单调乏味的收容生活，试图突破和反抗吧。对纪律的蔑视也正是流浪少年的秉性。刘云无疑也沾上了。但在充满活力的小伙子面前，我只感到惶惑又快感。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我的老师呢！是他使我相信有一个不要户粮关系而可立足的自由王国。也是他告诉我无钱一样可以乘车，一样可走遍天下。他从别个流浪汉那里向我传授了种种逃票的办法。“扒车”原是无票乘车的别名。扒车不能顾名思义，它已失去了本来的含义。真是茅塞顿开，相见恨晚了，不然，我怎会傻乎乎的落入圈套，自投罗网，最后跌入这混沌洪荒的盐碱地上来？
　　我感到书本知识的不足了；光钻进书报是成不了完善的知识分子的。书本无法应付复杂严峻和层出不穷的社会生活问题。山东小伙子比我年少六岁，却比我有更多应付当前面临的种种困惑的招儿。
　　在我决计摆脱这遥遥无期的青春损耗去闯关外时，约不约他一起逃跑着实伤我脑筋。有利有弊。但出围墙这一关是关键。我自信能大模大样的找个借口出去，但也只能管住自己。两人一起行动，只有在打柴那种场合，而这种机会得等下一个冬天了。这无法忍受！
　　还使我无法忍受的是越来越差的伙食。“三年困难”首先从囚犯及我们身上表现了出来。“困难”首先向被奴役的人们转嫁。一周一次的大米饭也不能保证了。尽吃粗粮杂食，那种发霉带壳的高梁面窝窝头，苦涩得难以下咽。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临走的一刻，我把他叫到墙角边，拿出我的剩余饭菜票塞进他的怀里。不用再说什么，什么都在昨日白天和半夜表达得够清楚了。这时，他的眼皮似乎跳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什么也不在乎的常态。而我强忍泪水，几乎是一种永别了的情绪在支配着我。
　　“再见，保重！”我相信那时我的声气是低沉和哀伤的。他别过脸去。也许以为我不够朋友，反正他对我已不再强求。

　　本文选自《大学生与盲流》，章文岳／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4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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