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闯关东.下篇

┃Personal History

闯关东
下篇

© 章文岳／文

三

　　我在收容农场干了将近半年的活，已是早春二月了。不要它什么路费，不告而别，在法理和公道上，我问心无愧，无可指责；因而，心里充满光明正大、侠胆浩然之气。吃了中饭，乘大家尚在室内休息之际，我走出宿舍，转上南北通道，从容不迫地向大门口岗亭前进。随身似乎不带什么，两手空空地有规律的摆动；添换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贴肉的裤衩小口袋尚装有三元人民币，平时是舍不得花的；一只军用的小挎包和手稿本《逆子》扣在贴肉的裤腰上。我不慌不忙地达到了土城北大门的岗亭下，仰起脸，庄重地请求：“我找王大队长去”。
　　我从未喊过象征自身卑下的“报告”。这次也不。这在务实的人看来，更显得自然、真诚些。那位五十开外的大汉，在岗哨上，早就注意我从里面出来了。那不是心神不宁、鬼头鬼脑的行径，也不是一个形象猥琐，小偷小摸之流；庄重又文质。也许将近半年来，他已摸熟了大家的底细。他严中有宽地朝我点了点头。这一关通过了。
　　我不慌不忙地到了二百米外的一排管教人员的宿舍，可并不敲响这间或那间的房门。队长们都在午休。我也不知道王队长在哪个宿舍。我对所有房间都不感兴趣。我绕到了东侧，落荒而逃。
　　一开始还是慢条斯理的走，内心是紧张的；背后似有一双眼睛盯着我、怀疑我是逃跑。这眼睛似乎变成了瞄准的枪口，随时准备向我射击。但我还是从容不迫，压制着心跳，硬挺着往前走。我既不后看，也不左右顾盼，听凭命运的裁决。
　　当我肯定背后的枪口是幻觉，我身影已在冥冥中的雷达荧光屏上消失时，我才放开脚步，匆匆似漏网之鱼了。
　　后面没有骑兵的马蹄答答，没有摩托的车声隆隆，只有我的脚步声，在荒漠的盐碱地上沙沙响。
　　太阳在天空中淡淡地看着我的一切，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没有谁在为我的前途、命运动着感情。投在地上的身影渐渐伸长，只有这影子，也只有我自身的影子始终伴随着我，引导我朝着东北的方向。这是自由和光明的方向吧。充满机遇的关外，对年轻有劳力者是敞开大门的。我的身影引导着我，总超我一头，忠心耿耿，认真负责。它使我自信、自强、进击不息。

　　前方不远处大概是铁道沿线的村庄，冒出了一股炊烟。
　　只有这条用脚踩出来，经过马车、自行车、少量汽车碾压过的孤零零的通道通向茶淀车站。大白天竟未遇到一个行人；大白天只有我和我的影子，真是鬼地方。可是，不妙！后面有喊叫声。我的心紧缩了。
　　这分明是喊我止步。来人骑着自行车很快地逼近了我。我回转身去，一位三十岁左右队长模样的男子已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手扶车把，气喘吁吁地打量着我。我此时已将怀里的军用小挎包和手抄本《逆子》挂到了肩上。也许我的模样与他想象中的逃跑“盲流”相差甚远。
　　我伫立着。“干么呀？”倒是我先开的口，无疑带着江南的口音的。
　　“你……你们王队长叫你回去。”他犹犹豫豫。毫无把握地吐出了这句肯定性的话，一面继续打量着我。
　　“你说什么？”我先用一种吃惊的口气，转而不无抱怨地说：“我是看我叔叔来的……”我的目光始终正直地注视他，他退缩了。
　　我未曾想到我竟能进入一个远道而来的探监回去的角色。在作逃跑打算时，不曾设计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场面。不曾考虑此种场面时的对策。我只凭一股正气闯，或被抓，或漏网，听天由命。现在真是鬼使神差，扮演得维妙维肖。平时只知道这里有劳改和劳教农场，有劳改犯和劳教人员。我的模样及谈吐象个犯人的侄子吗？后来我奇怪我怎会说出“我是看我叔叔来的”这最能使他相信，也是最为机智的话来。如果我相信菩萨保佑的话，这定是土地菩萨在一旁的点化。按科学讲，这是灵感。而我平时的反应和接口都不灵光的。
　　渐渐的，这位队长模样的人显露出一种歉意了。他对我的“我是看我叔叔来的”话喔喔连声，并自言自语地重复我的造话。他边说边调转了车头，迟迟疑疑地骑上了车，竟至匆匆地走了。
　　温文尔雅的追捕者，遇见温文尔雅的“探监人”，危机自然避免了。但也有可能是王队长和刘同学对他作了轻描淡写的交待。有意无意地网开一面。但我也不敢怠慢，见他一走，我也转身拔脚就走。太阳快要西沉了。北京城上空涂抹着一片殷红的晚霞，使我联想到无数个时代牺牲品抛洒的鲜血。已经养成的忧患意识使我并不认为已突破了罗网，从此鱼归大海。他们难道不会打电话给茶淀站吗？也许不通电话，此时沿路不见任何电线杆子。但很难说他们已经善罢甘休。盲流人员逃跑一样要抓，一样要坐禁闭，记上坏帐，这是有先例的。我必须避开茶淀车站，不能在那里候车和上车。
　　自信有一双从小练就的强劲的腿，打算徒步奔赴唐山，然后在唐山上火车飞向关外。于是我绕过了茶淀站，沿着铁路线，奔向东北。天色黑下来了。
　　我沿着铁路轨道摸黑前进；走在枕木上，跨步很大，一步两条枕木，甚至三条，急促带跳跃，没有吃食，忘了饥饿。急匆匆的徒步了将近两个小时，看到了灯火一片，展现在我眼面前的是一座大型的钢铁桥梁。桥那头更是万家灯火，辉煌灿烂，那准是唐山了。越过这座大桥，便可摆脱农场的魔爪。
　　正当我跨步迈上桥墩，战战兢兢走在钢铁桥梁上的时候，背地里，路轨的那一侧，突然一声大喝：
　　“站住！”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作没命的逃跑，不想让紧张的关系加剧。我习惯的做法是转身迎去，找一个蒙混过关的借口。这时我迎着虎口，沉着而上。我似乎要向站岗哨兵解释我为什么要徒步跨越这座钢铁大桥。
　　守桥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夜色朦胧在岗亭的灯光下，我们双方都看清了对方的脸面，打量着对方。都是差不多的青春年华，自然我长他岁把，但我是个斯文的知青模样。战士荷着枪支，却没有了声色俱厉的姿容，他问：
　　“上哪儿去？”
　　“那不是唐山吗？”我答，指指大桥那边灯火辉煌的城市。
　　战士转过背来，带着教训的口吻：
　　“唐山？还远着哩！”我愕然了。我在地理课本上只记住濒临渤海湾的天津、唐山和秦皇岛这类大地方，至于汉沽、宁河什么的小城镇是不去背诵的，真是志大才疏。
　　“你是不是从劳改农场逃跑的？”他突然转过身来说：“这里面有什么？”他指着我挂在肩上的那个草绿色小挎包，原也是他们使用的军用品。我递了上去。
　　他掏出了我的《逆子》手稿本，随意翻了翻，说：
　　“是你写的吗？”
　　“那还用问！”我不无骄傲地回答，象是在朋友或熟人面前那样随便了。说实在，我见到一些年轻俊美（在朦胧的灯光下，八分能变为十分）战士，一种亲切的好感自会油然而生。在迎接解放的岁月，在参加土改的日子和在奉化江畔，我都交过解放军朋友。在后来把我打成反革命囚徒生涯里，面对这些年轻人，我这种天性并未有何泯灭。我忘了尘世间人为的阶级斗争的邪恶和冷酷，而超脱于自然。
　　“拿去吧！”他庄重地注视着我说：“可不能在桥上走。”
　　像条触了网的鱼，却又滑脱了。但在心头一阵轻松之后，懊丧随即就到，我抱怨说：“难道我还要去那边（该死的）车站上车吗？”我指的是茶淀站，那个我要竭力避开的地方。这地方是属于罗网的一个支点。
　　“那还用问！”他竟学起我的腔调，似玩笑又认真。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十分为难的脸色。不过这位孤单单站岗放哨的朋友，长夜与冷冰冰的钢铁大桥作伴，准以为我是为了走这么多的冤枉路犯难，可他也爱莫能助啊。我那更为深层的内心秘密和恐惧，也只好对你保留了。
　　这是瞎闯，是一场战役的失利，一种无谓的体力消耗，一次拼搏的惨败。而更大的担心是在回头路上，很可能就在布置就绪的茶淀站，投入罗网。可我别无选择，默默地离开了这位哨兵。
　　我无可奈何和沮丧十分地走着回头路。我是极不愿走回头路的，遇到这种情况，我总要生自己的气，发莫名的火。记得六岁那年，从莫枝回陶公山的家，为走直径，我往左边殷湾方向走，异想天开地从曹家山头进入陶麓。谁知殷湾村与曹家山头隔着宽阔的湖面，走道只能绕过莫枝和湖塘。史古山遮住了殷湾与曹家山头的湖面，使我异想天开。我在殷家湾穷兜圈子，走得脚痛腿酸，气急败坏，最后还是自认晦气，回到了原来出发的莫枝渡口，今天那个称为安石楼的地方。
　　说真的，我这个人从小就有一种探奇寻胜、穷根问底的秉性。也不知道这是先天性还是后天养成。在小学时代，我确实读了许多神怪武侠小说和连环画，它们是否给了很大的影响？进城读书后，报刊杂志为我打开了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的求知求新的渴望。
　　我只得花三分钱摆渡进人陶公山，再无力气徒步从湖塘在渡船上，同里弄的许安泰老先生也在里面，我看到他象看到亲人似的哭了起来。老先生很会讲《岳飞传》和《三国演义》，孩子们常在夏夜纳凉时分请他出来讲故事，一向敬重他。我哭得很伤心。老先生不断劝慰我，还为我敢于探索一条新路，寻找直径而大加赞扬。他说：“探索求新是要付出代价的，人们为了信仰常常作出牺牲。”这些话，我不能全懂，但我知道是对我的鼓励……
　　现在，我只有提心吊胆地在茶淀上车，别无闯关外的道路。
　　到达茶淀车站已过半夜。站内候车室空空荡荡。在长椅上有一位闭目养神的候车农民。这是一个小站，但也有快车停靠。那个时候，流动人口少，比不上今天搞活了经济，带来了交通运输的紧张，白天黑夜都有人群拥挤。我走向售票窗口，尚有值班人员在内。我把贴肉的三元钱取出来，递人窗口，简捷的说：
　　“去唐山。”
　　我生怕售票员认出了我是个逃亡者。但谢天谢地，他连看我一眼都不曾。他给我的车票标明上车时间是凌晨两点。这就是说我还得在站内挨过草木皆兵的两小时，尽管我很想效法那个农民坐着舒展腿儿，但我不敢。我连坐一下都不敢。我不时的往站外转悠，避开容易认出我的有照明的场所。
　　火车终于隆隆地开来了。我终于登上了车厢，最终地摆脱了我想象的中的罗网。这是一趟来自北京的直达三颗树的快车。我藏着唐山票，却不在半小时就到的唐山下车。火车呼啸着欢快地穿过山海关，把我带到有无数森林、煤矿、遍地大豆和高粱的东北来了。

四

　　在长达三千余里的无票乘车中，越过成百个大小车站，我竟畅通无阻吗？麻烦肯定会有的，但都轻易地避免了。有人说，文静庄重的外表帮了我的忙。其实，我的内心似一团火。我不能容忍人生的不公不平，尽管多半只能发自个人的问题。命运使我总在追求社会的公正和合理。不是吗，我从小就在为摆脱屈辱低下的社会地位而努力。我从小阅读和观看了善与恶的斗争的小人书和农村舞台的演出。在那里，我总看到善良战胜了邪恶。我的一生难道不能以喜剧和大团圆结局吗？
　　那时候，客运并不紧张，农民都被束缚在本乡本土。爱发牢骚的农民说他们坐的是“天下牢监”，和劳改犯一样的感到不自由。但更多的农民还是把守着二亩口粮地浑浑噩噩地活着，“盲流”毕竟是极少数。所以，一到深夜，乘客便稀拉起来。坐席上可以睡大觉。多几个“扒车”者，不增添列车员的麻烦。反之，倒会自找麻烦。有的列车员明知你去黑龙江逃荒，或谋生，同情心使她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关照你下一站中止旅行罢了。
　　可我还是提心吊胆的。毕竟是初次“扒车”和长途冒险。我不能舒腿睡大觉，免得招惹注意。我拿出我的《逆子》来翻阅以冲淡我的紧张心情。这倒不是还担心什么追捕，而是怕这张不到一元价值的车票出我洋相。斯文人刻意斯文，保险系数该更高些吧。
　　后来，我索性把那张茶淀至唐山的车票扔出车窗外，让它去空中飘荡，使我不留任何茶淀的痕迹，永远告别这该死的挣路费回家的鬼地方。
　　由于长途跋涉、忍饥挨饿和担惊受怕，也由于尚未证实竹幕这边还存在一个准自由世界，在牡丹江车站躲在地道等候去鸡西的列车时感受到了北国凌厉彻骨的风寒。接着在林口为了选择并不把关检票的小站扒车，我又冒着凛冽的风雪步行了二十余里。沿途的暴风把鹅毛大雪揉成一个一个车轮般雪团，在雪雾中旋转，充塞于天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天公似乎要将这世界回复到远古的荒凉和萧杀。我刚到鸡西滴道，便发了高烧。我跌跌撞撞地绕道出站，逃过检票关卡。
　　这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没有一点乡音的煤矿地区，连遍及全国的上海话也听不到。不带刘云的弊端显露了。亏得矿工多也是外地流人的，他们是四海的，很能体察一个外流人员的难处。经他们引导，我先在一所卫生院免费配药。又经人们指点，问到了街道办的一家福利院。
　　我得的是急性肺炎，几天高烧。在剿匪时残了一条腿的胡院长（大家管叫他胡瘸子）把我安置在一户孤老太婆家，由她烧点汤面养病。
　　胡院长没有长字辈的架子，许多人直叫他胡瘸子，他反感亲切自然。可我无论如何叫不出。我敬重他。他精瘦，目光锐利，但不刺人。听说我不惯农活，高中毕业，万里迢迢前来找出路，觉得无需怀疑。病倒在异国他乡，他更不能推脱不管。不几天得知，他一家妻小也是从关内来的。他老婆奶着孩子，还在客人面前露着奶头。一家子都挤在大炕床上，衣衫褴楼，与刚从关内流来差不多。
　　我孤单单地躺在大炕上。炕床被孤老太婆烧得暖融融的。炕床与灶头隔着墙，火苗不断地从灶头那边穿过火墙到达大炕，比在江南的家里暖和了。我不由得想起了刘云。真是可惜。但如果我俩一块跑，是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大门的。命中注定我们的友谊只能是过眼烟云。可悲的是我不能写信告诉他我的落脚处。谁能说收容农场的魔爪不会伸到这里来？我不能肯定王队长和刘同学放我一马。
　　再见，刘云。

五

　　在滴道街办福利院调养了三天后，我已行动自如了。毕竟是清明节气，北国也呈露了春色。街道上的树木较为零星，但就在附近的山野林带已由黄转青，一片明媚。胡院长把我叫到他的家里。两夫妻带着最大不过十岁的一群孩子，似乎个个从不洗脸，围坐在炕桌边招待我。他叫我去找吴区长，给一个工作。
　　“区政府设在矿里，离这里有三里地。”他对我指点说。
　　次日，阳光送暖，春风轻拂，村宅旁、场院间的一些不知名目的杂树枝头暴发了嫩芽，道路边泥土中新鲜的野草也伸出头了。我带着一路春色徒步到矿里，远山头的白雪成了一座座亮丽的风景。我身着一套蓝色的学生装，胸部别上劳卫体育锻炼一级奖章，求见了正在办公的吴区长。我对着区长和他身后窗外盛开的杏花树丛，作自我介绍。我的姿容总是一本正经：高中毕业，不惯公社的农活，跑到煤城来了。请接纳我这个江南的游子吧！除了隐瞒我的学历和右派身份，我都照实奉告。知青不惯农活或务农不能养活自己，是当时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找一个企事业部门工作，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吴区长四十不到，神清气爽，和颜悦色，也不问什么，就提笔为我开了条子，去滴道粮站报到。
　　然而，粮站负责人见我那副文质彬彬的模样，很有点为难：科室已冗员，粗活不相宜。于是将我转到滴道化工厂。
　　说是化工厂，其实只做土肥皂，而且因去污力差，销路不畅，基本上已转产石墨粉。在四十余里外的柳毛沟已办了一个石墨矿。在滴道街里，只剩一个办事处，作为后勤基地，会计、出纳也留着。几个负责人的家也在街里。化工厂由一个制土肥皂老工人，叫老田头的扫尾。
　　制肥皂的原料是东北特多的马骨与牛骨。将骨头泡在大锅里熬煎，取其汁水，再加上什么料，凝固成块，便可用来洗衣去污。只是色泽灰黑，质量不好。我去时，工场尚堆积着上千斤的骨头。开头几天没事干，就看老田头慢条斯理制他的土肥皂。他在将敲碎的骨头倒进大铁锅熬煎之前，先把骨头里的骨髓一一敲剔出来。那是一种乳白色凝结物，象奶酪，极富营养。老田头常用来烧面条、炒菜，也曾慷慨地送我一碗，确实美味。
　　根据老田头的建议，我向胡院长借来了一只圆球形的小铁锅，象他一样，设起了小灶。那里有烧不尽的煤块和木柴。至于粮油，厂方已为我领来了一个单独购粮卡，粮站几个姑娘又偏偏认我是朝鲜人（当时我常穿一件白灰色卡其暗纽青年服，文静的举止，异地的口音，与当地众多的朝鲜族居民很易联系。这些朝鲜人像关内流入关外一样，他们也是从朝鲜越过长白山或图门江在我吉林、黑龙江东边落户）。她们照顾我惯吃大米，尽让我购买细粮。食油是豆油，那里油条都用豆油炸，他们管叫果子，早点时配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豆浆，很乐胃的。有一度粮站将大豆当作粗粮敞开供应，食堂也尽煮大豆饭给大家吃。真是“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细粮以面粉为主，大米有限。面粉发酵做包子或蒸馍馍没有工具；做饺子、面条也觉麻烦，于是我常将面粉烙煎饼或做面糊吃。
　　厂党支部书记是山东人，铁匠出身，是个六十年代初期的农民企业家和实干家。他讲话不多，不会理论，态度也不怎么温和，但对人的同情和帮助却是结结实实的。有种人天生高旷壮逸之气，伸手相帮，拔刀相助，并不企求对方回报，也不一定要人念念不忘。他们不汲汲于名利，只凭一己本性行事。因而人们不能用世俗的标准去猜度衡量这种人。他把我留在街里办事处干杂务，而不上矿山精选石墨粉工作。我具体的工作是：在招工时登登记；试制坩埚时，当当技工的助手；给矿山运送物资时押押车。有一段时间，我简直不干什么，也同样算我出勤。日工资壹元伍角，超过了在江南的老父，如果不算父亲的实物分红。那时我父亲在饮食商店制作豆腐，兼当商店保管和出纳。父亲一老一实的生活态度和营业作风，深得众人的信任和尊重。东北的工资虽高，但日用品、衣着较贵，也较缺乏。
　　当我觉得已经可以安定下来，开始新的生活时，我给支援宁夏的已当了小学教师的大妹写信，告诉她我已绝处逢生，终于在煤城落户了。她却寄拾元钱给我，以表慰问吧。她说母亲总是这样的急躁和易走极端。“对哥哥逼迫太甚了。”说实在，对这二十块的银元，谁也没有再提起。而我是无法忘却的。二十块银元反映了好多好多问题，也能联想到好多好多问题。收到大妹汇款后，我回信说：
　　“不错，这里还是积雪处处；我心头的创伤，也不会很快愈合。但这里有可以取暖的‘乌金’，雪中送炭，可以免了。”后来的去信中，我还说“这里闻不到阶级斗争的烟雾，一种看不到而感得到的政治压力也没有了，人们忙于向大自然索取和斗争。”我把拾元人民币转寄正在小学就读的三个小弟妹。
　　我不沾烟酒，让我省下钱来，寄汇给家。这二十块银元我是必须还清的，有一次我汇了四十元。实际上，六、七十元才能了结这笔债。今天，恐怕一千元人民币还不够。老母总算从不提这笔帐，她还寄一个邮包去茶淀收容农场，多半是由于社会舆论和亲邻对她的规劝。她是死要面子的，她在大众面前必须装出自己有道理的架子。她所以寄邮包，也许北京去人了解我情况的信息，已由村支书唐阿大传到她的耳里，她觉得我尚有希望。
　　今天我想，如果把银元换成五十元人民币，我就不会在高教部门口凄惨地过夜了，也不会对北京市委说：“不解决我的问题，我只好死在外面了。”也许鱼有了水，会游到交好运的地方。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命运似乎有更多的未知数。
　　不久，我向好人们道出了自己是“右派”大学生的底细，并说大家可以在当时全国性大报上看到我的名字。这是没有什么值得吹的，而是我不善于掩盖真相。我的性格中有一种使事物返朴归真的劲头，对人对己及对物，无不如此。对装腔作势和表里不一的东西总感到别扭。我在可能的范围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一切顺乎自然、质朴的努力。但认真，有时会招致多数或俗习的反感。
　　赵矿长、张供销科长明显地表示了对我的同情。闻支书还是忙于他的开拓和企业的经营，并兼技术指导于一身，他仍然将我留在街里办事处打杂。

　　“五一”节前夕，厂矿工地指挥部来通知，叫我押送节日副食品去柳毛二道沟工地。赶牛车的是老傅头，一位四十余岁的温敦汉子，一副安于现状、忠于职守的模样。我们套上一头黑色的壮牛，拉着双轮大车，吱吱呀呀地从街里出发。
　　老傅头让我坐在大车的食品箱上，他握鞭走在前面。其实老牛识途，老傅随后，不甩鞭，也能朝着柳毛工地吱吱呀呀的前行。我坐倦了，躺在食品箱上，仰对蓝天，舒展身躯。
　　日历是四月三十日，天气晴朗。郊外田野上堆放着的栏肥在冒着白气，东北角的春耕姗姗来迟。路旁柳树吐出绿色的嫩枝以示欢迎，而桦树和椴树的枯叶子尚在索索发抖；沟渠里带着腐植质的清水，正擦过沟边残存的冰雪，缓缓地流淌。
　　我们的牛车行经镇外的一片田野，越过铁路线后，便沿着宽平的山坡缓缓而上，弯弯曲曲地、摇摇晃晃地和吱吱呀呀地走着。不断的吱吱呀呀的大车轱轳声，显得这山林的旷野更有一种神秘的凄清和寂静。遇到较陡的山坡，我便跳下车来，步行一阵。山坡上长满了漫无边际的不落裸子树，象江南那种管叫黄壳老的柴木，只是这里长得较为粗些、高些，而且整批成林，一望无际。此时黄叶都在索索发抖，新的芽叶正在作着新陈代谢的努力。
　　牛车已爬上了一片平坦的山岗。展眼远眺，周围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在蓝天衬托下，山峦是青黛色的。深山密林的左前方约百公里处，准是中苏共有的山头。越过这山头，便是苏联远东的滨海地区。那时中苏分歧尚被蒙在鼓里；中苏友好和兄弟团结，我还以为是铁板一块。所以躺在牛车上进行漫无边际的遐想时，毫无萌发偷越国境的念头。想起舞场上克依里洛娃瞧我那种不以为然的神色，估计苏联是不会欢迎我的。我仰天躺下来，张大着眼睛，任凭车身的颠簸和钻轳声的吱呀，无所思念，也无所追求（追求总是碰壁），乐得放松躯体，松放脑筋。但天空寥廓，白云几片，气氛凄清而抑郁。我的心，满是创伤的心像被什么揪着，断难轻松的。
　　人能够领悟自然，感受自然的灵性和神妙。可是我与帮我生存下来的好人并不能敞开多少胸扉，沟通多少心灵。他们同情我，而不可能深层次的沟通。我把目光集中在一朵白云上，它似乎将空间和时间拧在一起了。整个世界凝固了；它停留在蓝天，我们在原地上吱呀。大自然也凝固了，惟有车轱轳在顽强地啜泣、倾诉，咿咿呜呜。
　　猛然间，像是心灵感应，又象是天赐机遇，我翻身坐起来。一位背军壶、挎包，腰别枪支的年轻战士脚踏草鞋，崭新的绿军装上闪烁着鲜艳的红帽徽和红领章，迎面而来。他剑眉俊眼，英姿飒爽，令我耳目一新。我振奋，惊喜，似曾相识。我如醉似痴地看着他跟我擦肩而过。但这位行色匆匆，在深山老林中长途跋涉的通讯兵，就在他交臂而过的时候，不经意地向我一瞥。在他的秀目中留下了什么？年轻人的心头拥上了什么心潮？为什么他收住了轻脚快步，突然转过身来定睛看我？端正庄重地，他似在等待我开口。他在我的眼神和脸色中一定发现了我由于孤独而产生的一种强烈的追求。只是我的牛车毫无灵性地继续着它的不慌不忙的行程。我正想开口，真想叫唤，想喊。但我喊不出口……眼看我和他的距离渐渐拉长，眼看他慢慢地转过身去，匆匆地消失在林海雪原深山老林中了。
　　静寂竟是那样的固执，那样的强横，和孤独一起压迫我。
　　我哭。

六

　　街里办事处没有女性，二道沟工地却有几个。在温饱不成问题的时候，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想望摆脱一直存在的孤独。只要是知音，能给我友爱和美感，男女都是好的。那时成家的思想毫无。因为我想象的家是传统的家。这样的家是稳固的和小康的，是夫唱妇随的。我那时寄人篱下，只够个人温饱，谈得上成家吗？何况，我的心胸已经装上世界了。
　　我向矿长他们提出了参加柳毛工地劳动的要求，干那妇女、孩子都干得了的筛选石墨精粉的活儿。我便住到山沟沟来了。那时我购置了被褥，一些衣着、日用品，与劳工们一起，以大炕床一席之地为家。我的劳动是将采矿工粉碎了的石墨，一批一批地倒入人工稍加整修的窄小溪沟里的筛网上，予以一级一级的浮沉与筛选。最低一级便是精度很高的石墨粉，乌黑又呈金属的光泽。我们坐着干，夏日有树遮荫，听着流水的潺潺。我们将筛网上的精粉刮起来，由专人集中晾干、装包，便是成品。
　　地理上的鸡西市地处大陆的东北角。夏天的天空常有自然奇观，是江南所不曾见的。有一天下午，乌云从天边翻滚起来，镶着白边的褐色阴云在翻腾中迅猛地扩大和蔓延，铺天盖地压上来，我所在的山沟沟整个地成了阴司地府。接着狂风骤起，树群乱舞。所有场地都飞砂走石。民工们偃旗息鼓，纷纷进入工棚。大雨夹带冰雹，噼噼啪啪地在人们头上肆虐了一阵。
　　我来工地不久，山沟里出现了一个怀抱孩子的流浪女子。她似乎比我少岁把，但作为母亲未免比我成熟。长着两条辫子，清秀文雅。据供销张科长说她是四川人，随着下放到北大荒的部队转业丈夫一起过活。但不知何故，小俩口闹翻了。她抱着刚断奶的男孩离开了五八一农场，离开了丈夫，流落到鸡西市滴道，遇上了我们的张供销。她谈吐温柔，略带哀伤。两条辫子拖在背后，用皮筋扎了。没有装饰，更显出她具有一种清秀的素质。张科长把我和她联系了起来，说：“你俩都是南方人。”
　　自然，她对我的身世也略有所闻。她总是主动接近我。我们都有单独的购粮本，不大吃食堂，多是自个儿烧着吃。她帮我炒四川味的辣椒菜。她说她不习惯这里的生菜和大豆当饭。山坡上挖来的野菜生吃是别有风味的。山坡土质松软的林间空地上挖得的带毛野菜，在溪水中洗净，不用切细，就在清酱里蘸着吃，清心爽口，且鲜味盎然。
　　下午收工后，或在休息天，她不知把孩子放到何处，常约我去林子采集蘑菇、收取正在作茧自缚的野蚕。少有人迹悄然无声的树林，透明的飘忽不定的枝叶间的蛛网，松软的草地上，蘑菇随处可见。白蘑鲜嫩清香，红蘑紫色顶盖，同发黄的残枝败叶不难分清。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采集得差不多时，即往就近的草坡上铺垫了一块雨布，在边缘处坐下了。她定晴看住我，神态异样，脸飞红云。我是敏感的，就说“我们够吃到明后天了。回去吧！”我说着提上小柳筐就漫步走出林子来。我和她保持了距离。
　　正在吐丝的蚕宝宝或茧子里的蚕蛹都是高蛋白营养物，可我不敢吃，视同蛇肉、鼠肉之类，排除在我食谱之外。她倒不在乎，借我的小铁锅用豆油炸，吃得文雅，但津津有味。我们的差异是无可否认的，尤其是她已婚，既有丈夫，又有孩子。而我还是处子。我认为男子，尤在发育成长时，也应重视自己的童贞。
　　她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良吧。常哭。哭声不强烈，嘤嘤地，经常从她单人房里飘出来。深夜的山沟里万籁俱寂，除了狼嚎，现在又多了孩子的哭声。
　　但这孩子生得也清秀，只是体质弱，不活泼，难得见到他的笑。我似乎从未见过他的笑。也许是我少见多怪，因为我与他母子俩保持着距离。我没有抱过和亲过他，尽管他清秀，楚楚可怜。有一次，我见他伏在母亲肩头上哭。我漫步过去哄逗.他，有分寸地握握他的小手，叫他别哭；给他一只我自炸的油煎饼，表示了我对孩子的亲热和怜悯。
　　我也没有笑过，至少没有开怀地笑过。
　　孩子的消瘦日甚一日，嘤嘤的哭声在深夜的山沟里不断弥漫。一个星期天，我因山沟里闷的慌，出发去四十里外鸡西市里逛书店，山脚下有去鸡西的火车停靠。才出得大宿舍，踏上沟边的下坡道，我就突然远远地发现她肘弯里挂着一个小布包，怀抱着孩子下山去。我明白她是一去不回了，若有所失。但不知她此去何往？是回到丈夫身边，还是回到她的四川老家，还是再度流浪觅知音和依靠？我不知道。她在前方踽踽而行。我并不放慢脚步，顺着山沟追上了母子俩。就在她的背后，跟随一阵，我说：
　　“你们走了？”惋惜和凝重的声气发自我的内心。
　　“嗯呐。”她低低的答，并不回头，用不着看，早知身后是我。她哀婉的韵味直透我那更受创伤的心。
　　她继续着踽踽下行，眼睛不离崎岖不平的山径吧，她没有回过头来。她不能绊跌，因为怀抱着孩子；也许她在流泪，至少她心如此。
　　她手肘弯一个布包，孩子习惯地伏卧在她的肩头上。孩子的负担使她的身躯明显地倾斜一边，而我的躯体，比她高大有力，却是无牵无挂的。孩子微微睁开眼来看我，并在我的眼脸上停了一会。哀怨的眼神，清秀的小脸是这样的逗人怜爱，我真想说：“让我抱一阵吧！”
　　稍微减轻母亲的一点负担，多给孩子一点依靠，是天公地道的。然而，我没有这样做。我鼓不起一种侠义的豪气。我的心头负担已够我自己受了，心力牵制了体力。同时，我也不想自寻烦恼，不想系上一条无甚意义的情丝，添加我那已经超负荷的哀伤。
　　我终于摆脱了拖泥带水的行径，打算离开母子俩了。但我猛地记起我的口袋里还装着两个油煎饼，用白纸包着，是当中餐的。我抽出一只，递给孩子。小家伙的眼里射出一丝喜悦的火花，伸出小手拿了去。我的心灵也似乎得到了平衡，好像该偿还的债已经偿还了。年轻的母亲觉察了我们这笔无声的交易，把脸扭向孩子，说：“叫一声叔叔。”
　　“……”孩子没有叫出声来，拿着饼，看我。然后就往嘴里送。我再也不想在这抑郁的气氛中跟随了。
　　“祝你们一路平安！”我说着越过了她们：并大步流星地冲下山去。我的躯体是无所牵挂的，因为是单身汉。单身有单身的好处。
　　我把母子俩远远地抛在后面了，没有回首去看她们一眼。我已横下心来，紧闭感情的闸门，免得再有什么遗憾和牵挂。我说过我心头的重压已超负荷了。
　　她象一只低空掠过的劳燕，一片飘忽而失的云彩；只是当我超越她们，撇开一切时，她那低低而又哀伤的“保重”赠言，久久甩也甩不了。

　　我在鸡西滴道将近一年，经济生活上享受着充分的平等，政治上不感到有什么压力和歧视。且在生活上，我还受到礼遇和优待。比如给我一个单独粮卡。我可以不买粗粮，而尽买白面和大米。粮站姑娘常逗趣地说：“朝鲜人买大米来啦！”可我抑郁的心情，打不起和善良人们搭讪的精神。我只感激地微笑，表示谢忱。
　　当大跃进失败，工矿企业纷纷下马，不下马也大量裁员，我非离开东北不可的时候，我哭了。
　　那是在60年国庆会餐晚宴上，我当着围坐一起喝酒行令的全体科室员面前，哭开了。九月卅日那天，厂矿有匹拉物资的壮马掉进了深沟摔死了。马肉便成了过节的当家菜。张科长把我拉到头头们的一席，举酒祝别。我被灌了两小盅烈性高粱烧酒，醉薰薰的，醉意揉合着失意；久结的愁肠经不起烈酒的一阵刺激，我竟失声哭了。毫不掩饰，毫无顾忌。这当中有对在座的好人们的衷心感激，有对自己坎坷命运的嗟伤。前途茫茫，何去何从？何处才容我生存呀！我摇晃着站了起来，转身想回集体宿舍，我那一席之地。赵矿长忙把我扶住，送我回去……
　　到处在下马和辞退民工，到处在整顿和紧缩。有的还想别处试试。传说吉林一养鸡场还收人。可我已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乡愁，一种疲倦感。我已失去了闯荡江湖的锐气，决计回老家宁波，带着一种强不过命运的无奈。
　　我向街里福利院老胡告别，归还了那只小而园球形的铁锅，留下了一张在北京周口店原始人洞门口的留影。我辜负了他们，使人失望。我不能随处扎根，是书斋式的无用之材。
　　在鸡西车站的候车室内，被辞退的来自关内的临时民工济济一堂，坐的，有坐在自己行李上的；站的，连门口通道都站满了人。当然还有进进出出的。人声嘈杂。民警来回逡巡，日夜加班。这些天可辛苦他们了。比如，我将被褥在站内卖掉时，就被他们叫进值班室盘问了一通。说明民警们面对乱哄哄的树倒胡孙散的场面，是有点神经过敏的。我身边的钱已增至壹百有另，而无行李的拖累，我决计回家乡。
　　我不愿再冒任何风险，不愿再作提心吊胆的旅行，而买了直达宁波的全程车票。渴求一路风顺，我的心已经不起任何折腾和振荡了。

　　本文选自《大学生与盲流》，章文岳／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4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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