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正洪：我所知道的高华

于正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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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高华

　　2012年1月5日晚我才得知高华教授去世，他已于2011年12月26日这天永远地离开。前一个月我们还曾通过电话，他告诉我他的情况不好，问我有什么好办法，但声音听起来仍然很清亮。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曾经短时间内做过高华教授的经治医生，而且非常荣幸的是，后来高华教授介绍我的时候都说我是他的朋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劝他可以学学易中天，他笑而不答。后来一个南大的教授告诉我，易中天在他面前最多算小学生，很多表面风光的人却无法和他比肩。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正直和真实、坦荡的一个人。他虽然患了肝癌，但一直很阳光、勇敢地面对，整个人看起来还是很有精气神，声音洪亮，表达清晰，苏叔阳抗癌的故事就是他告诉我的；他也愿意“把癌症当朋友”，虽然经济上不富有却从没有任何畏缩的感觉：他不迂腐，甚至看起来精明强干。他不是个很介意外界纷扰的人，外界也无法左右他，非常有自己的原则；他的自信是骨子里的：他的学者风度是自然流露的；他的目光具有穿透力。认识时间长了，我们也会在一起谈文学、谈人生……高老师也非常关心我的成长和进步。有一段时间，我也有一些烦恼，他和他夫人都很惦念我，经常笑着说：“于主任，你已经很幸福啦，人嘛，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要太往心里去啊。”
　　他是个非常细致的人，每一次检查结果都认真地保管好，如有疑问的地方，他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的。但他一直不让我把他的病情对外多讲，因为他怕关心他的朋友牵挂、担心。生活中他也非常好相处，和他住同一个病房的是个来自安徽的退休职工，叫吴孝孙，他们经常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一次，吴孝孙感慨“生又何乐？死又何惧？”的时候，他就在邻床上笑眯眯地听。出院后他们还经常联系，吴孝孙老伴后来找我就诊每次都要问“高老师怎么样？”
　　他每一次来找我都是坐公共汽车和地铁来的，患病期间有许多知名学者关心他、资助他，我也一直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包括去年检查发现有癌栓，我一直不建议他做γ刀，后来他在很多人的建议下还是做了，最后他因为肝功能损害和严重的黄疸才走的。从2007年发病开始，他经常奔波于上海、南京两地，期间经历了介入化疗、手术和放疗等治疗，都是损伤性的。想要在“治山”还是“毁山”之间平衡确实是很难的，他没有少受苦、少受罪，但他的精神一直没有垮，他真的非常坚强，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
　　高华老师也是个孝子。在他患病期间，他母亲也病重，他为此操了太多的心，也向我打听过给他母亲用什么药物比较好；在他母亲去世后，他自己的病情也有进展，我也曾提醒他自己也是个重症患者，不可以那么累的，但他说母亲他不可能不管不顾。他留给我另外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和夫人刘韶洪之间的真情。高华老师有点大男子主义，发病后多少也会有点脾气，夫人总是无条件地包容；他们是同学，夫人爱护他、尊重他甚至崇拜他，她懂他，懂得她丈夫的价值，她说高华老师如果不患病真帅气，她甘愿陪他过清贫而又寂寞的生活。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相濡以沫，这一点他们的儿子高欣在追悼会上也提到了。他和儿子关系也很好。有一次我发现他和一个小伙子聊得热火朝天，问是谁，他告诉我“那是我儿子，我们是朋友”。他活得很纯粹，所以也没有那些满肚子都弯弯绕的人那么累，整个人看起来清清爽爽的，可以说一尘不染。我很遗憾的就是知道他病重的时候，我在外地上学，人在外地最怕接到的是患者家属电话说“有一个消息还是告诉你……”，这让我认识到作为医生和现代医学的局限和无奈。本来准备年初回来再去看望他的，得知这一噩耗，我只能劝他夫人保重，我也说她对他是真爱，她现在谈到他仍然是崇拜……他追悼会的视频我是后来补看的，当他夫人说“高华，永别了！”的时候，我忍不住流泪。
　　生命是顽强的，也是脆弱的，见过太多的生老病死，我也常思考“人该怎样活着？”我只是个医生，无法对他的学术做出评判，但我知道他真的热爱生命，他一直在和命运抗争。
　　人生只是个过程，结果都是一样的，历史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我们也正“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不可能像研究古董那样回望过去……”。高华老师逝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周锡瑞教授说：“高华是一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感叹“从未有幸认识高华教授，是一生的遗憾”，而我何其有幸，能结识这样一位被加州大学毕克伟教授评价为“卓然高洁”的人。很多人敬佩他对学术的坚守和对人生的那份从容淡定，赞美他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独立的学者”，而我再次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有限，有的生命真的产生了影响，带来了不同。
　　每个人眼中都有自己认识的历史，我所记述的也只是我所知道的高华。

　　本文选自《快乐是最好的药》，于正洪，陆放／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