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齐：歌比人走得快

刘齐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歌比人走得快

六十年代全家福
后排右起：父母和刘宁
前排右起：刘阿音、刘齐、刘维莎、刘嘉陵

一

　　1959至1965年，我在沈阳读小学，每个假期，我都要到沈阳日报的资料室读书，主要挑好玩的读。有一本书叫《我看见了什么》，由苏联作家和画家合作，写一个外地儿童到莫斯科旅行的经历。每一页都有插图，文字浅显诙谐，与人为善。这是我以一年级的学历读过的第一本书，足有一寸多厚。
　　识字渐多，看书的口味也不断变化。从童话故事到战争小说，从漫画杂志到科幻读物，不断收获惊喜和乐趣。
　　写到这里，有一本书的封面“回放”在眼前：一个笑嘻嘻的秃顶老头平伸食指，让一个微型小孩儿立于其上，窥探一扇大门的锁孔。这本书叫《法国民间故事》。我觉得那个小孩像我，正冲着遥远的课外之所、好玩之地，尽情张望。沈阳日报是给成人阅读的报纸，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资料室里却藏有大量童话故事，看得我两眼昏花，乐不知返。
　　另有一本书的封面也于脑区“回放”：黄昏的天空在上，黝黑的树影和人影在下，上下合为一体，有点神秘，有点凄美。书名：《西流水的孩子》。西流水是一个抗日村庄，今天在我看来，也是一支曲子，一段时光，美好，忧伤，一去不返。当时的我，像许多粗心读者一样，并不关心作者是谁。直到近年一个偶然机会，才知道该书是老作家周而复先生写给少年儿童的读物。
　　西流水，周而复，多么惆怅，梦幻，一切都流走了，又都回来了，书香回来了，被书尘弄得掌心黑黑的脏手爪子回来了，资料室负责人——我的故去多年的母亲闻树，还有美丽的小佟阿姨、擅长木刻的老金叔叔，他们，都微笑着回来了。
　　母亲在子女读书方面相当宽容，从未强迫或诱导我说，应该看点“健康的”、“正确的”的东西。饥馑和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使母亲看上去很胖。
　　资料室的红砖平房外面，报社老院子里的假山也回来了。假山上有凉亭，有防空洞，该洞为沈报前身——国民党王牌新六军的机关报所遗弃。该报名叫《前进报》，没少刊发他们老长官廖耀湘中将的指示精神。不知何故，此后沈阳军区的机关报居然也叫《前进报》。我的父亲刘黑枷是沈阳日报的第一批员工，1948年11月他告别地工身份，腰里别着手枪，参与接收新六军的这家报馆，并写有诗句：

　　撕碎《前进报》，齐唱明朗天。

　　多年后沦为批判对象时，他的不少诗文都被断章取义，深文周纳。诡异的是，这首诗却得以幸免，无人质问：解放军的报纸你也敢撕？历史总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谜语，留给后人猜测。
　　耳边隐隐传来印刷机械的震动声和街头汽车的喇叭声。那时沈阳的机动车辆不多，市内重要机构如沈报者，也仅有一辆浅绿色的苏联胜利牌轿车、一辆老绿色的美国威利斯军用吉普，还有一辆不知其名的陈旧摩托，用来给领导传递报样和文件。车辆的尾气也不像今天这般令人生厌，物以稀为贵，那时的汽油机油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还可能被人们嗅出某种现代化的先进味道。
　　假山是个好去处。防空洞内外，弥散着青草、鲜花、酒精和洞底潮气的混合气息。一些工业酒精大瓶子和截顶圆锥体小木头横七竖八，陈于脚下。酒精瓶里的液体大概用于清洗老式的、如今早已退役的铅字版面，而那些小木头则是轮转机专用大纸卷轴心的堵头。今天的我，宁愿将其看作特大号的葡萄酒瓶的软木塞，启开陈酿，追忆酒香，歌唱快乐。
　　假山下面的通道上，来来回回，行走着早期报社的编辑、记者、工人和行政干部，大家衣着朴素，心思也朴素，对未来怀着希望，却谁也不能准确料到，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样的结局。
　　这些父辈职工中，有一些我曾在资料室见过，都是静悄悄的人物，不大说话，即使说话声带也不肯用力振动。他们只是埋头查资料、做笔记，只是听见笔尖的沙沙声，翻阅报纸合订本的哗哗声。渐渐的，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四下里一片沉寂，光线也暗淡了许多。胃肠鸣响，午间母亲从食堂买来的苞米面发糕，所费二分钱二两粮票，甜，掺有灾荒岁月难得的糖精，此时早已消化殆尽。所幸有免费的精神食粮支撑身体，主要是支撑心灵。心灵领导身体，身体就忘了饿，随着心灵一起傻乐。
　　忽然有人高声呼唤，我在高大的书架尽头发现母亲或小佟阿姨向这边探头。她们下班或是开会走得急，将我误锁在书海之中。领我出门，重新上锁。书我相隔，恋恋不舍。
　　现在回想，这种事应该发生在暑假，暑假天长，无须点灯。若是寒假天黑得早，资料室奉行人走灯灭的节约原则，断不会容许小孩子猫在角落里独爽。
　　后来，资料室搬到三经街的现址，我也从少儿变成知青、工人、写作人、天涯人。

二

　　1960年代初期，沈报有一处建筑，简陋，欢乐，至少我认为它欢乐，它的名字也有个“乐”，全称：俱乐部，内里充满美好气息，外加一股油漆味、尘土味。
　　俱乐部给我的记忆首先是小人书。什么叫心花怒放？见到小人书铺了一桌子一地，心花就怒放。免费与否，忘记了，内部的书，内部的小孩儿，看一本也按行市收取一两分钱？想来不会。看管俱乐部大门的，是一位姓邱的鳏寡老人，嗓音严厉，不大讲情面，我们私下叫他“秋鸭梨”。对不起了，邱大爷。
　　俱乐部经常放电影，不对号入座，一张木条椅能容三四个人，椅背耷拉一块细长木板，支起来能当小桌，开会记录。我不关心记录，我关心支撑木板的三角形木块，感觉它像手枪套。
　　看得最多的是苏联片，有一部《青年时代》，彩色的，一男一女，互相认为，彼此可以亲如一人，于是接吻，地点在碧绿的田野。突然希特勒的飞机呜呜飞来，轰炸，扫射，幸福到此结束。变幻的光影中，报社职工和家属神态安详，目不暇接，不少小孩还傻乎乎地张着嘴，仿佛要把电影吃进肚子。大家丝毫不曾设想，有一头凶猛的“运动怪兽”，几年后也要扑上身来。
　　除夕夜尤是俱乐部一年里最好玩的时刻，因为有游艺晚会，有灯谜。报社读书人多，制谜和射覆的高手也多。印刷厂排字和校对的师傅，天天跟方块字打交道，猜起谜来，并不输于编辑记者。大家辛苦了一年，此时混在一起，其乐融融。
　　我和六七岁的弟弟刘嘉陵也挤在人群中，我们喜欢智慧，更喜欢奖品。眼见灯谜一条条被人拿下，我们抢不上槽，干着急。幸亏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乐于充当我们的后盾。
　　父亲通常不去俱乐部，而是在家写稿，或者和母亲包饺子，听电子管的收音机。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春晚，一些后来出了名的小品演员，还散落在辽宁的山区平原当小孩或者婴儿。
　　收音机主要播《白毛女》，回回过年播这个，又喜兴，又辛酸。这时的我，或者我弟，冒着寒风，穿过几条街，哈着白汽，撞开家门，把默记在心的谜语报给父亲。父亲当时并不老，也就四十一二，但我们觉得，他已经比较老了，因此比较厉害，说出的答案，十拿九稳，剩下的一个，更稳。
　　比如：“岛”，打一国名。我爸说，“海地。”
　　“虹”，也打一国名。我爸说，“以色列。”
　　我爸纯正东北口音，管以色列叫：以“腮”（读第三声）列。腮就腮，无碍大局。我们跑回现场一说，果然正确，得奖！
　　奖品很奇特，是冻梨，花盖梨，冻得黑黢黢的，铁球般坚硬，可充作没羽箭张清之兵器。票证年代，艰难时节，冻梨赛仙桃。揣回家，放凉水中“缓”，不久即可“缓”出亮晶晶的冰壳，壳中物已然酥软，酸甜。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猜谜水平逐年提高，可惜他只教我们破解游戏中的谜语，没教我们破解人生的谜语。这个太难，他自己，他那时的无数成人，也都无力破解，大家轰轰烈烈，浑浑噩噩，从阳光明媚的谜面，走向雨暴风狂的谜底。

三

　　“万泉”是沈阳日报副刊的名字。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万泉”最初给我的感觉是冰冷如霜，尽管那时是夏天。
　　1966年8月25日清晨，父亲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庭院里，在石阶上摊开报纸，只见一行大标题恐怖地排开——请看沈报“万泉”副刊在刘黑枷把持下所贩卖的黑货。大标题下，一版又一版，一共三整版凶悍的文字。
　　不知是安慰我们，还是安慰他自己，只听父亲可怜巴巴地说：“还好，还没全面批判，批的只是副刊。”
　　“还好啊？”我心惊肉跳，提一下短裤，蹲在灌木旁边暗自嘀咕，“都已经叫‘黑货’了。”身上打冷战，两条胳膊便把裸露的小细腿紧紧抱拢。
　　被点名的父亲压根想不到，他效力多年的报纸，竟刊登了批判自己的文章（事后得知，那天的报纸在原印数之外，又加印了四十多万份）。
　　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半夜上厕所，见我爹躲在厨房，鬼鬼祟祟写东西，电灯泡暗淡，香烟雾呛人，“万泉”上的“黑货”，大概就是这么弄出来的？
　　若干年以前，我爹立志打破旧世界的枷锁，于是自作主张废弃原名，改称刘黑枷，“刘”字，古时含“斩除”之意。但傻了吧唧、呆若木鸡的我，此时哪里懂得这些，眼前无他，只有“黑货”、“黑枷”。
　　院外很快就口号喧天，我爹无处可逃，只好出去剃阴阳头，挂打红叉的大牌子，日复一日地挨斗。我则在无人注意时溜到街上偷看大字报。有一张是这样写的——当年给副刊起名，一个同志认为应该叫“东方红”，谁知刘黑枷一撇嘴，坚持叫“万泉”。
　　看到这里，我的身上又是一冷，“万泉”你可把我们坑苦了。恕我年幼无知，不懂批判玄机，假如瞄上了你，即使红红红叫一百个红也没用。
　　从此落下病根，一听“万泉”两字，我就禁不住发冷。现代芭蕾《红色娘子军》有个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苗条的女红军伴着曲子踮脚尖，舞大刀，多优美啊，多好听啊，而且说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南岛。不行，后脊梁仍然凉嗖嗖的，仿佛那大刀片子就贴在背上，随时可能一扭，将锋刃切进肉里。
　　多年后，父亲从乡下回到报社，又给副刊出主意、发文章了。按说，“万泉”在我心目中就能热起来吧？也没太热，父亲不让它跟我热。他说，只要他在任上，子女就不能给“万泉”投稿。当时，我是个急迫的文学青年，竭力想把钢笔字变成铅字。后来，我陆续在省里和北京发文章了，父亲仍不赞成我给“万泉”写稿。因为我除了正式职业，还有一个身份：沈报家属，到报社澡堂子买票洗澡可以，发稿不行。
　　父亲去世后，“万泉”的同志经常与我联系，约我写稿。各位编辑不知“万泉”在我生命中的奇特感觉，他们年轻，热情，待我暖如春风，有时还亲切地叮嘱：“早点交稿啊，你跟我们不是一般关系”。
　　我心头一热：“我知道，我是沈报家属。”说这话时，我的岁数已经超过父亲挨斗时的年龄。
　　给“万泉”写稿，我十二分地认真，生怕写得不好，让父亲的在天之灵皱眉。
　　我手头有张黑白相片，是父亲刚从乡下回来不久照的。那是八月的一天，父母带着我和弟弟，特意到老沈阳所说的小河沿照相。相片中，父亲头发花白，腰板溜直，规规矩矩站在小河沿的柳树下。
　　小河沿的大名就是万泉公园，就是沈报副刊名字的娘家。

四

　　记忆中的北海公园，隐隐约约，泛着酱色。1967年夏，我，十五岁，我弟，十二岁，试图翻墙而入。墙太高，出人意料的高，三四个小孩叠罗汉也够不着。不甘心，绕墙走，在北海幼儿园发现破绽，由小门潜入公园，无人阻拦，欣喜。几天前从火车站溜出，也是如此欣喜。沈阳到北京，关隘重重，两少年分文未花，小小一个北海，更舍不得破费。
　　北海并不小，比沈阳的公园大多了，还安静，听不见高音喇叭狂呼“打倒”、“粉碎”、“讨还血债”。北海的美，尤其让外省逃票小孩沉醉。小孩愚昧，不懂得什么是“琼岛春荫”，“漪澜”“濠濮”；不知道这里曾是皇家园林，脚下某一块石阶，没准儿被乾隆或忽必烈提前踩过；也不知自己熟悉的红领巾歌曲，荡起双桨，推开波浪，唱的就是这里。但上苍博爱，让小孩有爱美之心、安全之念、自由之求。在沈阳，家被抄，家长被斗，兄弟俩被人视为卑贱动物的后代，突然间置身于北海，感觉上就是进了仙境，鱼儿也不朝我们吐唾沫，鸟儿也不向我们扔石子，苍松翠柏，白塔石桥，都跟我们笑吟吟的，表示友好，就连树上的蝉鸣，听上去也十分新鲜、悦耳。沈阳天凉，没有蝉鸣，却有武斗子弹，尖啸着掠过天空。
　　黄昏已近，九龙壁有个老头正在扫地。我们看他，他不看我们，低着头，老实巴交，脊背一片汗湿。
　　心一下子凄凉，想起遥远的家，父亲，鬓角花白，此时他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不是弯腰挨批，就是运煤、扫街，灰黑的衣衫，准保也是汗溻如洗。他对我们一向严格，一定反对我们扒车、逃票等行径。可是现在，他自顾不暇，我们临行，甚至没征求他的意见。
　　最初知道北海，还是听父亲说的。他像我们这么大时，跟爷爷一起来过北海。爷爷是东北军，“九一八”沈阳沦陷，撤到北平驻防。父亲也夸北海美，但他说那时，他和爷爷昼思夜想的，是收复失地，回家。
　　但是我们不想回家，我们乐不思蜀，苦不思蜀，愁不思蜀。我们第一只能热爱毛主席，第二热爱的，就是北海。若不是饥肠辘辘，四肢绵软，我们真想一直呆在北海，把廊柱挨排摸一遍，把岩洞轮番钻一回。
　　园子外寻得一家小饭铺，掏出八分钱四两粮票，买一碗米饭。酱油壶一横，饭就染了色彩，添了滋味。我弟懂事，拿筷子划线，让我拨走大半，他留小半。我不同意，多一个米粒都不成，一粒米一粒珍珠，酱红酱红，闪闪发亮。
　　晚霞满天，北海红墙，大街小巷，统统涂了一层酱油。
　　多年后得知，我们兄弟二人，冒冒失失，还算侥幸，因为没过多久，北海的美就被咔嚓一声，彻底锁上。百姓禁入，大官也禁入，因为有更大的官——江青，要独自在里边玩，玩一天不够，永远玩。
　　实事求是地说，江青管官并不叫官，叫人民的勤务员；管玩不叫玩，叫休息。江青在北海的休息方式是骑马，咔噔咔噔，马蹄子碰得路面冒火星。马粪如何处理？派人拿粪箕子跟着？再早几十年，慈禧也在北海休过息。慈禧休息是坐小火车，洋人送的，嗤白汽，冒黑烟。慈禧和江青，说不上谁现代，谁古代。
　　一眨眼，全过去了，时间比马和火车快，许多人，好人孬人，牛人要人，都不在了。只有北海，还是北海，千年风，万里云，溶在粼粼碧波中。

五

亲爱的父母和家人：
　　春节时美国佬浑然不知，快餐店里人们依旧嚼着汉堡包，电视里球员们依旧扣篮盖帽。中国人若不是铺点儿红，挂点儿绿，努力给自己抹几笔过年的色彩，则很容易跟老美“同流合污”。过了正月初一，此间连最传统的中国人也不提“年”的事了，大家上学，打工，在人生的战场厮杀掐架。元宵节傍晚，天下着大雨，夏天那样的大雨，我有点伤感，突然就收到了一个邮包，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最宝贵的礼物，打开一看，果然，竟是一盘千金难买的录音带。全家十二口人的声音，立刻回响在冷清清的公寓里，眼泪刷的一下流出来。
　　跟许多人相比，我算是有福气了，长这么大，我只在外面过了三回年。第一回，1969年，在柴河当知青。十七岁的傻小子虽想回沈阳，却无力抵制上级的号召，只能在乡下黯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其实，即使回沈阳也黯然，爹娘你们都在干校，姐姐哥哥各自插队，家中只有妹妹和弟弟，外加一个破炉子。弟弟那年才十三岁，他说除夕夜他在胡同口揉着手上冻疮，听邻居小孩炫耀自家年夜饭。跟如今相比，也没啥好炫耀的，无非是炒蒜毫，煎闷子之类，但这些孩子的家里毕竟有父母，有股热乎气。而我们一家七口，却分散在五个地方过年，真是五洲震荡，五洋捉鳖，五雷轰顶，五内俱焚。还好，还没有五花大绑，五马分尸。
　　第二回，1977年，在长江边上，安徽马鞍山。那时兴高音喇叭，满大街哇哇唱，洪湖岸边是呀吗是家乡。许多老歌都解放了，可是爹娘，你们二老却仍窝在辽西荒村。歌比人走得快，人太沉重了。水也沉重。记得妈妈说过，你们挑不动扁担，就用棍子抬一桶水，中途还得歇一悠儿，歇完了棍子在桶梁上串来串去，都想让对方轻巧点儿。回到小土屋，水缸太高，桶拎不起来，就一瓢一瓢往缸里舀。妈，舀水的时候您知道吗？日后损伤您视力和心脏的那个病魔，早已趁虚而入了。
　　第三回，就是今年在美国。三次在外过年，顶数今年离家最远，但感觉却好多了。似乎并没有出远门。这盘带我已经听了三遍，准备还听一百遍！感谢父母和家人，感谢科学和邮递员，让我享受到无以伦比的快乐。
　　你们初三聚会的一切我们都知晓了，参与了，甚至火锅的热汽好象也扑到脸上了。老母的嗓音还是那么亮堂，当心不要激动，警惕心脏病复发。老父饱经磨难的、似乎有些哽咽但最终忍住了的声音，还是那么苍劲。
　　姐妹和弟弟的笑声无拘无束，感染人。我认识一位富翁，刚从中国回来，说他最爱看中国人吃饭，总是热热闹闹，高高兴兴。而美国许多阔佬虽然有钱，有银制刀叉和烛台，却未必愉快。
　　妈，欢声笑语中，我听到您在轻轻啜泣。您又思念阿音哥了。可怜我憨厚的兄长，你病逝前不久，还在地里干活，腰一哈，衣服一翘，腰眼子就露肉，冷风就上身。你只活了二十一岁，甚至没来得及尝一尝姑娘的亲吻和拥抱，你是我家永久的遗憾。每逢年节全家欢聚的时刻，父母总忍不住为你热泪长流，十多年了，眼泪怎么也流不完。
　　歌声响起来了，是嘉陵老弟特意为我唱的，我恍恍惚惚，又回到消逝已久的往昔岁月。无论是往未来走，还是往过去走，歌总是抢先一步，在我们前头领路。
　　……

1990年2月12日正月十七
于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

六

　　1998年的一个早晨，我给父亲打电话。他马上要去北戴河讲学。
　　问候完我爹，顺口问他看不看世界杯，我爹略一迟疑，说偶尔也看两眼。
　　当时，正值世界杯大赛在法兰西进行，我说爸您要注意身体，别累着。世界杯有两个主席，昨天累死了一个。
　　父亲问，他上场了吗？
　　我说他是老头，领导，不用上场。
　　父亲于球类上说外行话，并非只有这一次。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兴女排，我爹对啥球都不感兴趣，但他在报社工作，天天编辑信息，被形势“裹挟”，也看了回女排。看完面有得色，对我说，比赛果然重要，“隔几分钟就开会，就研究。”
　　他管“暂停”叫“开会”，也算是独具特色的观后感。
　　父亲并非生来就疏远球类。抗战时，他从关外流亡到四川，在三台的东北大学读书。那一段他常打篮球，川中某一个简陋球场，一定多次闪现过我爹意气风发的身影。当时他不叫现在这个名字，而是叫刘志鸿。一次课间比赛，我爹奋勇抢到球，双手稳稳把着，预备往篮上送。一个同学实在看不下去，高呼：快看，刘志鸿“端尿盆儿”！
　　青年我爹哪有今天这般沉稳，闻言怒不可遏，摔了手中物，昂首离去。
　　从此，不再碰那个破圆球子。恨和尚累及袈裟，见别的球也不稀罕。
　　父亲从未跟子女讲过这一段，是母亲跟我们讲的。母亲生前一提这件往事，就前仰后合，笑得不行。
　　父亲在一旁也笑，但笑得有些难为情，仿佛做了一件对不起家庭的事情。
　　我爹不爱球类，却爱游泳、散步、抖空竹。抖空竹是童年练就的本事，常听他提起，却没见他玩过一次。
　　一次去天津，在一家小店发现空竹，当即给父亲买了一个，又给我娘买了个电控蛐蛐，托人捎给二老。
　　不久我从北京往家里打电话，我娘劈头一句：刘齐你别撂。
　　我一怔，听老太太兴冲冲的嗓音，又不像有啥坏事。
　　不一会功夫，母亲重返电话机旁说，你猜，这是什么声音？
　　我一听，嗞嗞，嗞嗞，这不是电蛐蛐吗？
　　接着，母亲让我猜另一种声音，还用猜？一听就是我爹，在美滋滋地抖空竹。
　　母亲和父亲去世后，空竹和电蛐蛐都不再出声，静静躺在抽屉里。

七

　　父亲不挑食，吃什么都行，就是不吃炉果——一种烘烤的东北甜点，不是不爱吃，是不忍心吃，一吃就想起中学老师徐公振。
　　徐老师有恩于父亲，不但关照他的生活学习，而且教育他要正直勇敢，支持他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时校园里有几个别着手枪的特殊教官，阴险凶横，对进步学生威胁很大。徐老师当面斥责说，欺负学生算什么英雄？有本事对付日本人去！
　　父亲投入新生活时，徐老师赠送一套《辞源》，一件长衫，一笔生活费，又亲自送行至嘉陵江边。
　　光阴荏苒，转瞬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爸在报社当领导，某日忽接一信，信封下脚写有“沈阳大北监狱徐公振”字样——原来老师因为说真话，锒铛入了大狱。信中别无所求，只是说身体虚弱，希望学生买几斤炉果，去看看他。这是相识几十年，老师第一次求学生，求的又是如此小事。谁曾想，父亲特别为难，父亲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心中一直装着老师，但心中另有一隅，装着别的一些东西，比如阶级和立场。父亲此前曾因胡风问题受过审查，属于“内控”干部，深知政治的厉害，因此更加犹豫不决。都说人心是肉长的，可是楔进了种种硬东西，人心就有些异样。几次买了炉果，打好包，最终都未成行。
　　事情悄悄过去，心灵却不肯告一段落。从此不吃炉果，也怕听“老师”二字。梦中常见一衰衰老者，于铁窗前遥望。
　　几年后，天下大乱，父亲步老师后尘，也失去自由。内心企盼救援，却独自撑着，无一纸信函给亲友，暗想即使写信，也未必有回音。由此想到老师，倍感凄怆，胸中充满自责。
　　再过几年，尘埃落定，父亲复职，想与老师联络，老师已做古人，于是愈发不安。偶尔也试图自我解脱：时代使然，大家都那样，换了别人，也不敢探监。往好里想，虽未拔刀相助，也未落井下石。再说后来，自己同样尝到苦头，算是受了惩罚。如今，时过境迁，天地间只一人知晓此事，自己不说，谁能发现？
　　越想解脱，越不能解脱，夜里睡不着，拥衾静思，耳畔总好像传来老师的声声叹息。终于有一天，学生稳不住了，含泪拔笔，写了一篇忏悔之文，题目：《愧见炉果》。写完立刻登报，给所有的人看。文章很诚实，对自己的心灵一再拷问。文章结尾说，有朝一日，学生到了九泉之下，一定向恩师负荆请罪。
　　2001年6月27日，父亲走完漫长的人生道路，真的到九泉之下去了。我屡次设想，他和他的恩师，应该怎样重逢。

八

　　沈山线上有个小站，快车不停，慢车只停一分钟。下雪了，黄色的站房白了，出站口的白栅栏更白。一个黑影向我招手，是父亲，肩上眉毛上满是雪。别人接站都喊，都笑，他不吭声，只是伸出胳膊，接过我手中的旅行袋，往一辆粗笨的金鹿牌加重自行车上放。儿子回来探亲，当爹的感情再含蓄，一举一动也透着快乐。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周末。
　　天黑了，雪还在下。从车站到我家那个村子，父子二人走了一个小时，唠了一路。要多读书，多锻炼身体。这些个“多”，父亲从前多次说过，这次不再重复。况且儿子已经长大，已经在工厂上班。这一日说的是传闻，主要是我说，父亲听，听到调动方面的一个说法，父亲兴奋起来，想换下我，由他推车。我说不用，车把太死，路也滑。迎面过来一个乡人，父亲打招呼，彼此寒暄，说墒情和收成。
　　过了防风林带，看见我家了。我家在村子最南端，是个三开间的平顶土屋，雪在屋顶快有一拃厚了。进门，开包，掏出一些糖果点心，还有几本父亲写信让买的书籍。母亲在灶间滋滋啦啦炒菜，父亲洗了两只酒盅，并排摆在桌上。儿时，我舔过父亲蘸了酒的筷头，但跟他正式喝酒，还是头一回。母亲笑说，这么隆重，老丈人待新姑爷啊。又说，这回快了吧？我爸唔了一声。
　　所谓“快了”，指的是回城。父母是下放农村的“五七战士”，其时，多数“五七战士”都抽回城里了，父亲的工作却一直没有着落。我带回的小道消息，来自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应该很有准头。
　　当晚我睡得很香，第二天，太阳老高了还没起来。
　　父亲最反对子女懒惰。妹妹和弟弟那时还小，随父母下乡后，在乡村中学上课。每天天刚亮，父亲拎上柳条粪箕子，出门给生产队拣粪。回来如果有人还睡懒觉，他会很不高兴。弟弟刘嘉陵告诉我，有一天催了几遍他仍赖床，父大怒，高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时候都要振作！说着抓住我弟枕下两只褥角，猛劲一掀，土炕之上，连人带被，我弟就悬了空。父亲犹在大吼：年轻人更要振作！
　　但我这次的贪睡，却受了优待。我爸在院里扫雪，抖搂扫帚，跺脚，进屋瞅我一眼，脸上不但没有愠色，似乎还存着几分昨日的快意，吩咐说：洗脸水凉，兑点暖壶水。
　　让我深感内疚和无奈的是，此次我传递的信息，不久后证明，是个慌信儿，父亲白白指望了一场。父亲脱离新闻工作多年，鬓角都花白了。
　　由于某种原因，父亲曾长时间站立，腿部神经严重受损，经常颤动不停。队里关心他，说刘五七你不用下地，有啥好人好事你给写写就中。我爸不听，仍随大帮劳力出工。队长故意不给他分垄，他就蹲在地头薅草，蹲累了，跪着薅。冬天给马车装冻土块，分量太重不好搬，那也吭哧吭哧地搬，姿势便很傻很可笑。老乡们不笑，老乡们爱听他说话，歇气时总想让他讲点什么。一次当我面，知青小胡跟人议论，那个老黑枷，肚里真有货，能一口气说出十多个国名。这小子本意是赞扬，但如此称呼我爹，我不是很乐意。
　　光阴似箭，也似蜗牛。我家在农村，足足呆了七年零一百天。那个铁路站房和栅栏，便一次次看到我探亲归来，父亲向我招手。威严的验票员渐渐成了熟人，每回都亲热一笑，说同一句话：爷俩又见面了。
　　回村的乡道上，父亲给我讲了许多事。他给村广播站写过稿，还到外村采访过一个民办教师。也是下雪天，大地一片苍茫，我爹顶着小北风，深一脚浅一脚赶路。稿子写出来，投给沈阳的报社，却说不能用，说作者的问题尚未查清。父亲说他很悲愤，也很抱歉，连累了那么好的一个采访对象。
　　坚忍，不懈，终于，父亲恢复了工作。我赶回村里，帮忙收拾行装。乡亲们来送行，父母将一些家具什物送人，汽车鸣笛，准备上路。望着空荡荡的老屋，闻着灶坑里残存的烟火气，我的心中有些失落，又有些不舍。
　　从此，沈山线上的那个小站，不再需要我买票交票，上车下车。
　　我需要它，永远需要它。十几年，几十年，我总能找机会见见它。每次乘车路过，不用问列车员，不用看时刻表，单凭窗外景象，我就能判断列车到了什么地方。早早合上书本，按灭手机，不喝水，不吃东西，鼻尖贴着玻璃，死死往外盯。我坐的快车，哪一列掠过小站，都迅疾如电，不过几秒钟时间。
　　但是足够了。
　　黄色的站房依然健在。
　　白色的栅栏依然健在。
　　栅栏后面，父亲喜欢站在靠墙一侧，向我招手。
　　父亲向我招手时，只有五十几岁，到了今年，2020年，整整一百岁了。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