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走西口

章文岳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走西口

　　孤独的漂泊与追寻左右了我青春晚期

一

　　人类只要生存下去，就会有生存的快乐和痛苦，而我的痛苦更多的源自于社会的不公正。这不公正带来的巨大痛苦以致生存中极为有限的快乐也被吞噬。奋斗是一个人的奋斗，挣扎是一个人的挣扎；一切灾难、打击连同内心的困惑、惶恐与痛苦，都只能独自承受，靠自身去化解。
　　有家难归，也不想归；有亲不亲，甚至反目成仇，此种痛苦谁人与说？我还是不回陶公山的好。我十分明白要是我不能自食有力，分挑全家的生活担子，是不会受母亲欢迎的。她顽固地认为：养儿为了防老和体面。而我这遥遥无期的右派劫难还能有指望吗？中国劳苦大众的防老，多半在于物质上的赡养和保障，而很少重视精神上的安慰。我母亲多年的小本经营，豆腐、豆芽买卖，养成了化钱、放本的功利性。她平时对行乞者的施舍，对断炊户的借助和对尼僧的解囊，无不带有满足虚荣、广交人缘、做好生意及修好来世的功利性。我已独立不羁，以及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性，使得更无和她一起共渡难关的可能。何况，乡土对于我早已显得太窄了！我早非俯首贴耳，死守家园的农家子弟，而是永远扑向自由发展的“精灵”！
　　既然奋斗是一种能带来希望的东西，那又何必抱怨充满奋斗的历程？然而，人们哀叹这个冷酷的现实：在这个人治无序的社会，老实的人生意义往往是付出大大多于索取，温饱也难。理想主义者的付出甚至是自身的生存条件；抱着为人间盗取天火的精神，生活的苦恼也许会大大减少。而我当时并不舍身忘我。我远非英雄。
　　我决定再去鸡西碰碰运气。滴道人的实惠和四海令人怀念。也许我能再次抓住机会，重温与大自然贴近的生活。要是那时有一深山野寺的去处，我是乐于脱离腥血的红尘，遁入空门的。
　　然而宗教也深受摧残，僧尼多已还俗，佛事后继无人。我只有在苦难的大地上与贫穷、饥饿、不公正、邪恶及黑暗对峙下去。
　　去东北的路费呢？
　　“扒车！”我有比刘云他们更为巧妙、高级的方法。毕竟是读书人占了便宜，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扒车方法，简言之，是用补票（当时用复写纸复制的车票），修改票面而畅行全国铁道线。为此我准备了一本全国地图，一支蓝色园珠笔。够了，这就是我全部的作案工具。我对补来的票面不作涂改，而只是添上和抹去个别的笔划。比如改“三堡”为“五堡”，汉口改为汉沽，洛阳改为沈阳，再冒险些是把丹江口改为牡丹江。必须先用手指轻轻抹去口字，添上牡字，然后改写里程和票价。只要大体相符，就能蒙混过关。当然，必须首先找到地名笔划相差无几、且相距甚远的两个站头。我们国家大，站头多，总能可怜我的一番煞费苦心的。
　　这样做固然是出于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但就其手段说是否正当，和合乎书生的体面？想起20元银元被国家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收购，人们难道不能从另一面讨回公道或取得补偿？从情理上说，我是问心无愧的。是的，为了活命，有时人也不能不改变一些做人的原则的，正直的书生也会屈从现实。老天不负有心人，只要我在补票上增添几笔，一张远程车票便诞生了。于是，我作满天飞。刘云啊，我不敢来找你，不能写信给你，也许你早已离开茶淀收容农场去关外寻觅我了。
　　第一站杭州我还是老老实实买了票的。我先去看在黄龙洞浙江戏校学艺的大弟。他已15岁了，生相酷似我，只是鼻梁比我高些。我的鼻根有点凹，却后脑突出。他不管从正面还是侧面看，都漂亮。
　　我将随身携带着的一卷铺盖在城站寄了，买了两盒蜜饯，赶赴浙江戏校。然而，他的班主任，一位30出零无疑是演员出身的妇女，不无装腔地告诉我说：“他分配工作了！好像昨天走的……”
　　我大失所望。“他不是没有毕业吗？”我像是提抗议似的。才一年半，就离开了这样环境优美的艺术天地。他的基本武功固然可在干中学，但戏曲艺术的理论他能掌握多少呢？
　　“错不了！……”她将经过加工的细长眉毛向上一扬，毫不顾及我的情绪。她说着拉开了她座前的办公桌抽屉，翻看什么，但不拿到桌面上，说：“你弟弟已经走了，来不及向家里通报吧？”
　　我无言以对。但是“他不是没有毕业吗？”我像继续在提抗议。急于要她作出提前结业的解释。
　　“这个吗？”她沉吟了一下，含蓄地答道：“是工作需要是不是？自然，也考虑家庭的具体情况，本人的情况……”她小心地合上了抽屉。然后仰起脸来，较为诚恳地添了一句：“你不妨找领导谈谈。”
　　我转过背去，木然喃喃地说：“他尚小，就远离家乡……”我突然感到提着的这两盒蜜饯的份量了。心头十分沉重。他
　　的档案尚未寄发，她所翻阅的材料中肯定有家庭成员一栏。她们知道他有一右派哥哥。是社会家庭关系使他提早离开那人人称羡的艺术天地？也许家母希望他早日自食其力，并赚钱。他农村中带来了粗野，难以适应这公子哥儿般的地方？他从小在争食上就缺乏一种谦让，不管这是父亲下酒的菜，还是其他兄弟姐妹的一份。63年春节回家，母亲已将他看作最大的希望，最得意的儿子，送他不少好吃的回校，其中一包糖炒栗子。胃口也真不差，在送他到莫枝回剧团的渡船中，他不说一句话，包括这样礼貌性的话：“阿哥，你也吃！”只一个劲儿自己吃。当上武功演员后，更是烟酒不加节制。尽管那些日子，我已与美食无缘，日常口粮都成问题。而我不介意，不妒忌母亲的极端和偏心。我不怪少年人。我只祝愿他不再有我的不幸，并祝愿他早日成才。
　　现在草草结束了他的学业，我是失望和内疚的。我把他提早离校和我右派哥哥的影响相联。
　　“哟！这里有椅子，请坐。”班主任催我醒梦似的站了起来，去端椅子。我却一步跨出了她的办公室，怀着一种沉重的失落感离开了黄龙洞。
　　我于当晚搭上了北往的火车，开始了我的第二次流浪。我买了加兴票。然后再到7号车厢的补票处，交了五角补票费，补了一张到丹阳的票。然后我回原座，待厕所无人，我便进去把丹字轻轻的抹去，添了一个沈字。这样7元票值，二百余公里车程，一下子翻了十番八番，如果对旅客本人不起什么疑心，那对车票也会客气地通过的。为了保险些，检票时，我总尽可能避开光亮的地方。那些数字若不去找本子核对，相差几元和几十里是难辩真伪的。
　　我靠了这种办法再度到了我怀念着的煤城鸡西市滴道镇。所要补充交待的是，我在上海车站签了证，从而使这张假票披上了一层有效的外衣。另外我专程去外白渡桥，在桥头上徘徊，对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作了凭吊。那时苏州河与黄浦江汇合处环境幽美，别墅式的建筑比任何西方国家的领事馆显得风光典雅。现在，人去楼空，真有“我来迟了”之感慨。
　　62年6月的煤城，对我这个举目无亲的人来说，除了下矿井，干又脏又累又有风险的掘煤活儿，是别无行当的。我最怕空气污浊，不想干。人家也未必相信我干得了。由于粮钞有限，在熟人处住了两天，实无适于干的工作，就想起在宁夏教小学的大妹。他信中曾说她学校里有一个上海姑娘，和她同室，也教算术，是右派。我想找一个代课工作难道都不行？
　　然而我打心底忘了，大妹正是为了避开我这个右派哥哥，消除政治上对她不利影响，才跑去大西北，荒凉干旱处落户的。

二

　　这是一个荒凉的车站。两边没有栅栏，出站不用检票。它连着黄河荒滩和一无设施的渡头。一群旅客正在一所泥砌的小屋门口等待着系在岸边的那只羊皮筏子解索摆渡。阔大的河面流动着浑黄湍急、时有旋涡出现的洪水。偶有浮冰飘过。不过那天没有发现小山似的冰块招摇奔腾。听说几日前冰山撞翻了一只皮筏，让黄河吞没了十几名旅客。这就是老大迟迟不解索点篙的理由。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老大。人生地疏，只能看气省情，随大流。在江南游子看来。大西北汉子都一个模式。这些农村庄稼汉差不多都灰不溜秋。头戴狗皮帽子或包块白布巾，身上是一件躐里躐塌的羊皮袄子或旧军棉衣。脸儿因风沙刮，长日晒变得缺乏新鲜感。也有一两个穿花布棉袄的妇女，健康，但也从灰沙干旱中来，没有鲜活的光彩。我看他们的动作：他们往河边走，我便跟上。但此时七嘴八舌的，都在催促老大摆渡。我则在一旁自己铺盖上坐着。
　　我估计他们多半也又饥又寒的。灰蒙蒙的空中虽已挂上了太阳，但其热力全被干寒的气流所吸收。没刮风，但够你寒碜的。这时我清楚地看到了一只用廿来只山羊皮“浑脱”，串组捆扎在细木架上而成的筏子，一个从未见过的水运工具与载体。所谓“浑脱”，就是完整剥下的羊皮。它就在迅速滑动的浩瀚的黄河边拴着。它要载负这么一大群人，还有自行车、羊羔。我的肚子早就饿了，大西北的寒气直透肌肤。昨晚在包头火车站候车室的火炉子上用搪瓷口杯炖了一斤左右胡萝卜吃，至今尚无东西落肚。我急切希望在妹妹那里饱餐一顿。我持的车票是兰州以远的五堡。山西的三堡小站改为甘肃五堡，最简易，也最万无一失的了。
　　虽然冷，但无风，两位老大终于站出来向河边走去。大家前呼后拥，连怀抱孩子的妇女、我拎着铺盖的都不甘落后。我们这一群总算都被容纳了。
　　我的心有点亢奋。流浪本身就带着冒险，充满新奇和刺激。乘皮筏子横渡黄河急流，不过是引人入迷的插曲一支。
　　皮筏子在老大熟练的点拨下迅速地飘移开去，真有一泻千里之惊恐感和飘然感。情绪稍为稳定之后，觉得皮筏子又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在急流中横冲直撞。粗长的竹篙，必须有强劲的手力，一点也松劲不得。不然，筏子会顺流而下，飘到不是你所要去的地方去了。
　　我们的载体在急流中与黄河彼岸成税角线前进。大家的心始终是吊着的，不抽烟，没有闲谈，心力都集中在会碰着冰山或突然涌来的巨浪上。这段黄河使我想起了《西游记》里的通天河。然而，羊皮筏子不是驮载唐僧师徒的神龟，那么的虔诚和稳当。这筏子简直在咆哮的海洋里跳舞。我坐在铺盖上，暗中还攀住一条绳索，眼睛注视河面有否巨浪涌起扑来。天见可怜，这场惊吓，总算对付过去了。
　　现在，我开始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中宁县城进发。我的脚下是一片砂质的松浮的黄土。不见绿色，一派灰黄，连天空也是灰蒙蒙的。偶有酸枣、刺槐、胡杨抗旱类的植株，绿叶中也被蒙上了灰土，孤零零地挺立在荒野之中。每当我一脚踩下去的时候，便有一股灰土反扑上来。一步一反扑，毫不客气，一点也没有欢迎我的味道。没有向导，也没有同路人，我只朝上岸时人家指点的往一个密集村落跑。真想不到它就是中宁县城。大概是傍晚了，街道上没有马达和广播的音响，没有来往奔驰的车辆，也没有三层以上的建筑，看不到商场饭店，行人稀少。这县城外观无异于江南的一个败落的小集镇。
　　我问询到中宁县小时，便像灰堆里爬出来的倒霉鬼了。
　　中宁县城的街容景况既是这样，可以想象大妹不随大流返回江南，决心在这里安家落户，革命意志是何等的坚强了。她，是我在荒野中偶而遇到的一颗顶天立地的白杨。
　　她的学校是由几排红砖砌成的平房组成的。名为县立小学，却见不到像样的校门。似乎没有校门，因为我印象中传达室是没有的。我碰到校内一个什么人。他叫我往那边办公室打听。她就在那个办公室迎了出来。见了我大吃一惊，开口就说：“你来作啥？！”
　　我倒笑笑，自我解嘲地回答：“看看你嘛！”我手中还拎着铺盖，生性已不愿弄脏自己贴身的东西。在差不多是异国的塞外与骨肉至亲相见，心情上的振奋和一种天性的愉悦使我忘了劳累与饥饿。
　　认真对待一切，这点大妹很像我。我之所以还能露出笑容，说出轻松和不无俏皮的话，还因为我是成功地扒车前来的。关于这，我对她保持了一种神秘的缄默。她连忙离开了有几个正在办公的教师的房子。我尾随她进了她的宿舍。一个炕床占去整个宿舍四分之一的地盘。炕上放着两叠整齐方正的花布棉被。其一估计是上海姑娘的。炕前砌有炉灶，砖地上除了两张书桌，两把木椅，再无任何陈设。
　　她赶紧生煤炉。我虽呆了将近一年的东北，也自设小灶，可还没有学会生炉子，都是现成的在火炉上操作。我眼巴巴地看着她放劈柴，生火。不易着，就看她大把大把放废纸，然后放碎煤，弄得满屋子都是烟雾。她在揉眼睛。
　　“你是对命运开玩笑！”她背着我嘟哝着说。不知是烟雾的刺激，还是感时伤心，她在掉泪。她边做土豆面饼边埋怨和责怪我。土豆是原先蒸熟的，揉在发过酵的面团里，做成大饼子在锅内烤贴。
　　这时候，上海姑娘进来了。妹妹笑迎地说：
　　“老乡看我来了。”
　　我居然成了老乡！这是猝不及防的。但我默认，我理解她。我忍了。姑娘礼貌地向我点点头。理解和蔼的眼睛表明她不相信“老乡”的说法。实际上，我们兄妹的面孔也是一个模式。上海姑娘诚恳大方地说：
　　“章老师，有啥要我相帮的，找我好了。”一副家乡腔，一片温情，倍感欣慰。但她回避了。妹妹做成的土豆面饼，比我在东北的油炸面饼松软可口。尽管没有食油，只有盐巴和咸菜。这土豆面饼，既当饭，又当菜，来招待我这个二千余公里外前去探亲的兄弟，加上一杯上海姑娘送的咖啡泡茶，尽了她的地主之谊了。
　　读者请勿忘这是“大跃进”一场浩劫后的三年困难期，江南，大西北都一样。她月薪40余元，每月寄家10～15元。她又是量入为出的行家，严谨认真，还能为我奉献什么呢？
　　饭后我们在冰窖似的宿舍里相对而坐。一支幽淡的电灯光关注着我们兄妹俩。我振作起作为一个兄长的精神和气度，问起了她的婚事。她曾一度表示：在哥哥尚未成家时，她不考虑。这是传统的先男后女的婚事观，是对家庭中长子的尊重。而今哥哥成了右派，她还坚持吗？“小陆呢？”我问。
　　小陆和她是东钱湖人民公社二、三十名支宁青年的正副领队。小陆是公社信用社主任。人们都说俩人到宁夏结婚。
　　“他已回去了。”她低着眉淡然地答。“差不多都回去了，整个浙江的支边青年。”
　　“那你一个人……”
　　她抬起眼看了我一下，说：“这你不用担心。”过了一会补充：“我已有了对象，在中宁中学，是大连师范学院毕业的。我担心的是你！”
　　我无言以对。她也不问我此去何往？我也没有提这里能否找到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一切都是多余的了。我怎么会糊涂到忘了她正是为避开我而来此冰窖似的世界受苦的呢！
　　晚上，她带我到一位男同事宿舍，仍然声称我是她的老乡，并说只过一夜。我糊里糊涂，似睡非睡的过了一夜。
　　次日一早，她烤制了两只很大的土豆面饼，用几张白纸包了，塞进我的一只军用小挎包。她还将我的那条花布棉被的面子拆下来，用作打铺盖的包布，为我打了一个四方平整、结结实实的，外观漂亮的背包。这就不大会有流浪汉的狼狈相了。大妹就是一位端庄、务实和重视荣誉的姑娘。这一杰作，恰好是她为人的一个真实写照。
　　“这里也没有你的活路，你还会妨碍我。不过，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摆脱……也许到西藏、新疆都有你的影子。”她滴下珠泪来。
　　不用她赶我，一见面看她吃惊和不高兴的神色，我就打算走了。
　　她帮我将铺盖背上，这样出发如同战士行军，确实既方便又神气。我从心底表示我的感激，对她更无招待不周或冷酷无情的思想了。出得她的宿舍，她在我身后问：“路费呢？”
　　“这不用你担心！”我又含笑，并转身去回答她。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笑出来的，是玩世不恭了？是像她说的“对命运开玩笑？”
　　“我有办法。”我答。
　　她一分钱也没给，也是够冷酷的，她有母亲的气质。尽管给我二、三十元只解得了一时急难，但她尽到了手足互济之情，使我在归途中少遇尴尬和不幸。只是当时，我确实不想她拿出钱来，因为我知道她的负荷也够沉重的。我不想增加她的负担。最好将我忘了。就当没有我这位兄弟。这样入火海，进地狱都没有你的事。我真愿把所有人间苦难全扛在肩上。反正我已被剥夺了一切的幸福和欢乐；胞妹称老乡，连手足之情也被剥夺了。然而上帝惩罚的却是整个大陆。
　　人生的下一站，究在何方？哪是归宿，哪是出路？我在重渡黄河急流，在羊皮筏子的飘浮中，还一片茫然。

三

　　我利用一张甘肃五堡的改动过的补票到了兰州。此时的兰州车站及其附近一片破烂和脏乱，离不开西北城镇那种灰蒙蒙的色彩。兰州是大西北一个交通中心，众多的盲流，成群的乞丐，车站自是拥挤、脏乱。我无心去黄河两岸的街区观光，那时也许尚无雄伟壮观可言。我没有钱，旅行注定是干巴巴的和灰色的。
　　西去不远处就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界，他们比回族、蒙古族有更大的差异、更不一致的生活方式。我不敢去当时未通火车的新疆冒险。扒长途汽车流浪是绝不可能的。大戈壁让人望而生畏。《天狼星下》作者杨牧此时尚在四川老家蠢蠢欲动，《胡杨泪》的主人公钱李仁，也“走西口”。但是我当时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打算到广西柳州去，那里有我大姐夫的一个表弟，小时曾一起玩过的；看在小时的友谊和姐姐的面子，这新发展地区也许有我的机遇。
　　我那张尚可利用的补票打算换点钱，站在售票口没多久，就顺利地转让给一位去玉门油矿探亲的西北大娘。她随身带着大包裹，排在队尾等着轮到她售票，我就找上了她。她见我背着行李，说要兰州呆几天，把车票转让了。老大娘做事也不马虎，跑到售票窗口问那张补票管不管用？我站在一旁，泰然自若，自信万无一失。果然，窗口里发出一个女高音：说：
　　“这是去五堡的！”
　　西北大娘不好意思地摸出了八元钱，爽快地放在我的手里，说：“俺也省得在后面排长队，就买你的吧。”
　　“你也给了我方便，大娘，再见！”我接过钱转身就走。其实她能给我三元、五元，我也乐于成交的。
　　当晚，我“扒”上了一列东去的列车。我是一手持着站台票，一手拎着背包混过检票口的。这一招如不灵，就迂回至栅栏外再上站台。为了生存，我不能不把面子搁起来，对付有可能的挡道和训斥者。只是检票员以为我是送客，让我登上了东至西安的列车。
　　当时的客流并非潮涌，车厢内总有几个座位让人造化。就在我选定一个靠窗的位置把背包放到行李架上，并把小挎包挂上衣帽钩时，看到了我身边一位较我年轻的旅客，一个小伙子。他把他的铺盖放到紧靠我铺盖处，然后就在我身旁坐下了。他憨厚地坦然地看我。一身眼熟的余姚土布制成的中山装，健康朴实，甚是腼腆可亲。
　　“你好。”毕竟是我年长，老得出先开了口。
　　他的情绪活泼起来，漾出了称心的笑容，但仍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的座位不在这里，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
　　我看整节车厢尚有不少空位，便欢迎似地回答他：“又不是靠窗的，我看不会有人。”我迟疑一下，“我坐的也不是我的，开车后才算数——听你的口音……”
　　“浙江诸暨！”他的情绪更热烈了，问我：“你呢？你也是……”
　　“我是宁波人。”这一点，我可以立即坦露。没有车票，在这样一位纯朴的年轻人面前是很难为情的，是会辜负年轻人的信任和友好的。逢人只说三分话，但我觉得我在这位年轻朋友面前，很难不抛一片心的。我渴望有人和我结伴，渴望有一个患难之交，共渡难关。
　　“宁波！我们是一路的！”年轻朋友高兴极了，说：“我以为都跑光了。我看你带着铺盖的样子，跟在你的后头……”他俯身往座位下面的旅行袋里拿出一盒广式月饼来，放到车桌上。一股香甜气味直扑我的鼻子。我发觉我的肚子已空空如也。小挎包里尚有一只土豆面饼，那实在太土气，太无体面了。广式月饼至少两元一只。车窗外喊卖的玉米粉制的薄薄的大饼，一元一只。
　　列车开动了，愿我不仅有一个同路人，更有一个患难朋友吧。
　　“你吃。”他慷概地打开食品盒，推到我的面前。他把我当成支宁青年了！是由于对塞外江南幻想的破灭，和他一样，返回浙江老家的。当地的政府是：不鼓励也不阻止支宁青年返回故里。他问：“你在哪里落户？”他的话有点结巴，是不善言辞，也许是普通话与家乡土话的磨擦，他的脸儿泛上了红潮。
　　“我是看我妹妹来的。她在中宁教书。”我要尽量对年轻人坦诚。坦率和真诚是友谊的基础，也能使友谊天长地久。我宁可保持不合我性格的含蓄或缄默而尽量做到对人，尤是对这样的年轻人不说谎。他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尚可遇见，带着乡土气息的传统型青年，不善辞令，但有一颗纯朴的心。
　　我总觉得对于一个想与之结交的朋友，要保持含蓄或含糊其词是困难的。可是有什么在妨碍我和他之间的心和心交流？这是扒车人与正常旅客之间存在着某种貌合神离。一切温情脉脉的东西随时会成泡影。这种伤感性的潜意识暂还被双方热烈的交友心情掩盖着。
　　他取出一只月饼递在我的手中，他自己也一只。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他说：
　　“我们诸暨县的一批人多在中卫。一到那里也新鲜：农民成了工人。羊肉三天两头吃到。还有羊肉包子、牛肉包子，我也吃得惯。更是从此可以不再弯腰叮蚂蟥了。谁晓得没过几天好日子。现在连吃粗都吃不饱，四、五十元一月的工资只够买廿来只玉米煎饼。没有钱可寄家了。”他边吃边讲，结结巴巴，脸儿涨红像可爱的苹果。隆隆的列车响声，车厢内旅客的嘈杂声，甚至广播员的欢迎和关照声全都被我们的乡情和友爱所融化了。
　　列车隆隆地向东运行着。我被他完全迷住了。沉浸在他的乡情和友爱当中，将我的本分和头等大事全忘了。
　　我能告诉他些什么？我真想把什么都告诉他。我想，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的身世和困境，一切一切，只要年轻人能理解，我都想说，都会说。现在旅程刚刚开始，我得提醒他：
　　“浙江也有饿死人的呢！吃草根树皮，得浮肿病的相当普遍。这些病人凭医生证明，照顾几斤细糠。过去是饲猪的，现在成了营养品。”
　　“这我也听说了……总是家乡好啊！”他笑一笑，似乎不想再谈扫兴的事。眉眼之间时时流露出一种放心和满足，好像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机遇，也好像赚了一笔意想不到的外快，够在他旅途中尽情享受似的。突然，他又想什么来。只见他在座位底下拖拉出另一只旅行包，动作利索地取出一块用厚纸包装的酱色结晶体，他笑着考问我：
　　“你见过这东西吗？”
　　我接过来看，重甸甸的，有股清酱味。
　　“这是固体酱油！”他不待我找到恰当的用词，就抢着作自我解答。一付天真和稚气，说：“我们诸暨是没有的。”
　　“嗯。要在我们浙江，温暖潮湿的海风一吹，不都化了吗？”我煞有介事的提醒他：“当心把你的袋子染成酱色了！”
　　“这倒是。家乡是暖湿的海洋性气候，我没有记错吧？可惜老家的人看不到新鲜了。”多么憨厚的一副情态。
　　我们的感情如鱼得水，列车也在欢快地飞奔，一个站头已经过了，检票员突然在车厢前头开始作业，另一头的出口也已被堵住，不让旅客在各个车厢流动。我这才觉得自己该准备的招儿全无准备！我站了起来，就说：“我去方便一下。我的小挎包挂着……”我作了交待后，就向检票员的另一个方向的厕所走。
　　单纯的年轻人并不觉得我有什么异常，他含笑点头，表示放心好了。从现在起，你的就是我的了；我的也是你的了。他看着我离开座位，不慌不忙地向厕所走去。
　　我将自己严严地锁在发臭的厕所里。这次我连宜于改动的车站都未找到，就赶潮头似的上了这趟东去的列车，想在车上随机应变。偏偏遇到了这位迷人的朋友。这自然是一种内心久存的渴望使然。我全然忘了我的当务之急，在于制造一张旅行的假“凭证”。现在我只得采取最下策：躲在厕所里，以逃避这场查票。
　　说真的，我为他而忘了自己该做了。也为了想与他结交和结伴而更加不安。我还没有向他道出自己的身世，连双方的姓名都未通报。他不知道我这个大学生漂泊无着的困境。如果我这次不能过关，在大庭广众中出洋相，他会对我失望，会失去友爱，我将仍然孤雁单飞，偏舟独飘……
　　有人敲门！但很轻，很温和，不像是拿着尚方宝剑的检票员。不管是谁，不能开！肯定还在查票。但心情是紧张的，怕再次的敲，重重的敲。我必须顶住，没有规定大便该在多少时间结束，但要是时间过长，引起或惊动列车员的注意，就难逃厄运了。我准备着第二次更重的敲击……车窗外的电线杆不断地向西飞越过去，没有再敲门，平安无事。
　　车声隆隆，时间一秒接着一秒地靠近危险的临界点，或是列车已将尴尬到无以复加的江南浪子带离了危险区。我一心想逃过这一难关，避免在我心爱的年轻朋友面前出乖露丑。
　　时间实在不少了。与其让人捣开门来出我洋相，还不如自己主动出来免得惹人注目为好。在这一心态支配下，我整衣束带地出来了。也确实有一妇女候在门外。她白了一眼就进厕所。我向车厢内望去。天哪！这位女检票员尚在一本正经的作业，正在检老乡的票呢。她和他谈什么来着？肯定问他旁边位置上有没有人？而我纯朴的朋友肯定作了“有人”的回答，并且还告诉她去厕所了。他说着向我这面张望。当他和我的目光相碰时，从他的神情和口形判断，无疑是说：呵，他来了。看他那副兴奋劲，显然是等急了。
　　这位女检票员离开我的老乡，依次检了过来。不慌不忙，愿她不要把我放在心上。相逢就在眼前。另一节车厢也在检票，那里也不是避风港。说实在，要是心目中没有这位年轻人，我还会赖在厕所里的，直至风头过去。然而我不想在他未了解我的身世之前引起对我的不良印象，即使仅仅大解不通这点肠胃功能的失调，我也不愿他留下怀疑。于是我冒冒失失的出来了。
　　现在我只有小心翼翼地擦过这位慢条斯理的女人。然而，她不动声色地转过身来，拦住去路，说道：“请，检票。”真是一丝不苟，滴水不漏。
　　她的手伸在我的面前。这手似乎有定心术，使我张口结舌，动弹不得。
　　我正想造话说车票在我老乡那里，但这不保险，未必能将她支使过去。我也说不出口。年轻人正以惊诧的目光盯牢我。这尴尬的场面和我尴尬的脸色。
　　“我没有票。”我垂下眼皮，说：“我没有钱回老家。”我站在检票员面前，在众目睽睽下，听她发落。
　　检票员凝视着我，旅客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这是江浙人”“多半是支宁知青”“……”。突然，广播员播音：“各位旅客，定西车站就要到了。要在……”于是，检票员开口说：“你就在定西下车吧！”说罢，她就走了。
　　我回到了年轻人身边，茫然而又无可奈何地往行李架上取我的背包。他怔怔地坐着，没说一句话。他仅知道我是宁波人，看我妹妹去了。妹妹在中宁教书。其他什么也不知道，都要由他去猜测了。我肯定他手头有限，自动离职，即使不算逃兵，也是不给遣散费的。没法为我支付路费以挽救这一危局。谁知他又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呢！这时候要说也来不及了，已经没有沟通的时间了。何况我又不习惯求人，一向羞于不体面。总之，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交换姓名和通讯地址？也是不切实际的故作多情。今后再也不可能相处一起，姓名和通讯地址又有何用？富于感情的人，在严酷的现实磨炼和老是碰壁的情况下，也会变得讲求冷冰冰的实际，注重不带温情面纱的效益的。我离开他时连说声“再见”都不曾。因为不会再见了，这是无疑的。他也内向，一声不吱地，目光是迷茫的。但不管对我怎么看，也不管他对我多么失望，以至于看不起；也不管他多么同情、惋惜和爱莫能助，都是毫无意义和无所谓的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谜，和一场梦。不可能事事都弄得清楚的。这是萍水相逢的一场感情纠葛，突然刮起雷阵雨，把我们打散了。只是，今天我在这里缅怀这段经历，在给西施的年轻乡人解释我人生的谜团（我敢说他的胸口有一扇心灵之窗，他那诚实之光透过这扇窗户闪闪发亮）；对你说清楚我坎坷的人生，我的身世和追求。你，——愿你永远年轻纯朴。——能听到吗？

四

　　我在定西下了车，沮丧地拖带着我的背包。这趟列车把他带走了，不可能再会了。自然他也有失落感，我该肯定他此去是寂寞的。
　　不到一个小时，从兰州方向又开来了一趟列车，我赶紧绕过候车室，斜地里走上月台，“扒”上了车。这种机灵是出于动物求生的本能，有文化没文化一个样。
　　我好歹到了故都西安。
　　我彻夜在西安街头巷尾逡巡徘徊，像个孤魂找它的归宿和坟墓。我更像电影里的小子三毛，到处觅食。在一个机关食堂的窗口，我在黑暗中窥探良久。黑咕隆冬，看不清楚。但隐隐的闻到了鼾声。
　　我饥肠辘辘。于是情不自禁地从铁栅栏的夹缝中间伸去了第三只手。我摸到了一瓶什么？沉甸甸的。我把它小心地拿了出来。瓶子才出栅栏，便闻到了刺鼻的气味。一种强烈的恶心几乎把我空胃都倾翻了一下。这是一瓶煤油。我连忙转身跑了几步，“乒”的一声，摔向墙角。我拨腿便逃。
　　我跑了不少路，估计再也没有问题，但手上还有一股我所不愿闻到的煤油气味。真叫是“羊肉没吃，羊臊倒贼臭了。”也叫偷鸡不着蚀把米。“恶有恶报”，在我身上兑现得何其快也。上帝对人是不公正的！
　　一个人没有挨饿的时候，是不知道穷而守志的难处的；肚子太饿，脑子像动物，只想吃的了。
　　我只得将铺盖卖了。总共十二元钱，外加两斤粮票说是看我可惜。这个年头，粮票也值钱呀。
　　我仍用补票改票的办法，从西安扒车到达九省通衢武汉。
　　武汉既是全国交通和商业中心，同时又曾是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的政治中心。苏联空军和日本飞贼在它上空进行过搏斗，鲜血洒过长空。1956年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雄伟壮观，更是苏联的大力援助。现在我在它上面赞赏漫步，感慨万千。
　　我走在公路桥面上，对道上来往的车辆、行人视而不见，对弥漫空气中的嘈杂声听而不闻，对下面铁路桥上的振动无所感，对长江上行驶的船只无所觉。

　　我从京广线乘车南下。在湖南的一个小站，为逃避查票而匆忙下了车。沿着铁路线我向衡阳进发。湖南的土壤是桔红色的。沿线的丘陵多种地瓜。我偷挖过它。自然小心加小心。我不愿人家看到我的狼狈相，并且我一定把它洗净了吃。可是附近不见水塘找不到水。我总是将瓜皮擦了又擦，还将皮啃去了再吃。洁癖或说卫生习惯有可能把我饿得丧命的。
　　前面又是一个小站，离开村落也很远，我听到了苗族妇女一种唱歌般的哭号。她的号哭清亮婉转，抑扬有致，真是美妙。如果没有见到她的泪水和哀丧的脸容，准以为她是在歌唱。不过，我凭这饿死人的年头，就断定她是哭泣而不是歌唱。
　　我就在这一小站附近的一个农场打了一天短工：掘地瓜和收拾地瓜叶。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除了地瓜还是地瓜，另加一勺青菜汤。似乎是官办的。但也不勉强：来去自由。我第二天就跑。何苦呢？西施的乡人说：总是家乡好啊。但我不同，我还有一层五类分子的屈辱，而在外乡，未打印记，人人平等的。
　　到衡阳，南下就是广州和港澳，港澳对我当时这个书毒头来说，还认为是罪恶的大本营，乌七八糟，不屑一顾，从未产生过投奔的念头。谁知正在此时，深圳地区100多个村子只剩下了走不动的老人；凡是能走动的，连乡村干部的子女都逃亡去香港了。我当时满脑子都是社会主义真理，把西方、港台统统认为是乌七八糟的罪恶场所。
　　我从衡阳折向西南，在柳州下了车。当时柳州开发伊始，尚落后。我找到了大姐夫的表弟。他已成了家。小时的热情和友善不见了。态度相当的冷漠。感情这个东西和人生一样，最大的特点是复杂多变。小俩口子很少汇钱给他母亲，看来生活也只能自管自。就不说我是五类分子吧，他也是爱莫能助的。我是识相的。吃了一餐饭后就向小俩口告辞。我成了十足的盲流了。

五

　　没有目标的流浪，才是真正的盲流，在我是无法继续下去的。生活的目标从未离开过我的人生。惟一的出路是打道回府了！这是无奈的选择，生活中充满着无奈啊！当我听说宜山县收容站只送人，不关人，也不要你劳动挣什么路费，于是我在宜山下了车。
　　回老家吧！回东钱湖陶公山，像在湖南那样的苦干，用地瓜填肚子，老家是不成问题的。说实在，家乡的人们从未看不起我。我也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不过是用非所学，不给适当的工作，剥夺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这个不公正的社会问题，不光是对五类及其子女，大多数人民都或多或少剥夺了众人生存发展的机会，创造性和主动精神大家都受到抑制。回去吧，要是对柳州不存幻想，一心地与西施乡人同归浙江多好！那时，我抛掉虚荣，赖在车上，再与年轻人沟通陈情，又将铺盖卖了，为什么不能同行到底？也许还能到诸暨去，在年轻朋友帮助下，找一个自食其力的地方。这是可能的。
　　五柳先生说：归去吧。“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长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而我并不奢望“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归宿。生存下去，是当前的全部。
　　然而，种种主客观因素，有时是个人主观因素，妨碍我扬长避短和化险为夷，使之人生道路特别的坎坷。

　　广西的山水名闻遐迩。那时宜山城的早晨以它满城欲滴的苍翠和一股宁静幽美的清凉来接待我这个东海之滨的浪子。沿城滑动的龙江水是碧绿的，沿江沿街的根基粗壮、枝叶繁茂的榕树，也是碧绿的。空气分外的清新，但揉合着我那种失落凄凉的心情。街道分外的宁静，连江水也是无声无息的滑动。
　　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就在这里吗？古朴的民风还在不在？但这里只管一宿两餐，不讲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收容站站长和我年龄差不多。他正在院子里烧他的早饭（九四饭）。只他一个。他将铝锅搁在两块砖石上作饭。我看他先把洗净的大米倒入锅内。再铺上一层厚厚的青菜，用盖子盖好，然后生火烧饭。我请求他解决回浙的路费。他蹲在地上，只管把干枝条一根一根的往灶口送，火头很旺，不断地跳跃。当锅里沸腾起来，喷出一股菜饭浓香时，他才站立起来，面对着我，半晌，才说：
　　“同志！我们县里的所有干部，每天只吃两餐。现在快九点了，我还没有吃早饭。我们是先上班，然后再吃早饭。你们浙江恐怕还是一日三餐吧？”
　　他见我低头不作声，接着说：
　　“你随我到办公室来。今天你来得早，算你运气。我给你送出广西境界。一般我们只送到柳州为止。”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还能提什么要求呢？人家已经仁至义尽了。
　　他从他的办公桌里拿出了一张到长沙的车票。这就是说，到了长沙再设法。
　　“怎么样，朋友？你到长沙后再找民政局，他们再送你。我不想查问你的身世。我想他们也会帮你的。”
　　我默默地向他鞠了一躬，深深的感谢他。而后转身离开了他，离开了苍翠欲滴，满目清凉的宜山城，也向我的流浪生活告别，那位继承了古朴民风的站长和他喷香的青菜焖饭，却一直交织在我记忆之中。

　　在回浙江的行程中，南昌一站让我感到恐怖，把盲流当罪犯抓。我不敢去找民政部门。我还是用我补票改票，并兼以逃票“扒车”的办法回归，丢尽了书生的面子。列车上，童年时代的故乡，不时在脑海闪现。民间传说：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街）（宁帮财团的银行，钱庄集中处）。而古代的陶公山可能就是世外桃源啊……
　　故乡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对我幼年的心灵无疑有过美好的陶冶，奠定了尊美求美的基础。她三面环水，是横卧在东钱湖中的一个半岛。它身披绿装，弥漫着松林的清香。陶麓的东南坡，那时尚有成百棵高大挺拔的古松，相传是宋代王安石在鄞县当县令时撤下的种子。东钱湖烟波浩渺，九溪十八涧为它输送了源源不绝的清水。它四面有三处较大的缺口，王公一一筑以长堤，让环山联成一气。环山像一串翡翠的项链，在仙女的颈脖上佩戴。几个小的缺口，那面向宁绍平原的，筑堤坝以利舟楫，修闸门以便灌溉。
　　那是一个渔米之乡，菱藕莲萍野生野长；四季瓜果应有尽有；山珍海味也不缺乏。每当秋收在即，和扬帆出海追捕带鱼的前夕，陶公山人总要热热闹闹的乐一番。这就是轰动四乡的九月庙会。不是忻家进主迎菩萨于本村殿堂内，便是曹家或许家续谱到城里请戏班子。与此同时，各家相约在湖上比赛划龙舟，争夺整甏整甏的绍兴黄酒。成百艘观光的农船和小渔船簇拥在湖面上呐喊助兴；还有站在湖岸边或爬上山岗头遥望并欣赏的。“锵！锵！锵！锵！……”清脆的锣声在湖面上激烈的振荡，长长的两艘龙舟飞也似的划来了。
　　大家拼力鼓掌，高喊加油；孩子们的心也随着那一决雌雄的几十对桨儿整齐划一的节拍而跳荡，为龙舟快速前进而飞扬。我自幼就受到了人生竞争意识的感染。进主的忻家或续谱的房族，总要雇来宁波城里的戏班子，连日连夜的演戏。为了摆阔和增加热闹气氛，常让两个戏班并台献艺。最使孩子们亢奋的是：掀掉戏台顶上的盖子，并在戏台上叠起三、四张桌子，桌子再放上一把椅子，然后大家屏声静气，整个广场肃静，看着剧中的武角利索地爬上顶端，威武地“嘭”的翻腾而下。这时全场轰动，喝采声四起。更有一包包红纸包着的现金扔上去奖赏。要是男扮女装的老婆旦咿咿呀呀地唱个没完没了，扔上去的则是甘蔗稍头或烂橘子。男子汉顶天立地的豪情，大概就这样在潜然默化中生发的。
　　在这得天独厚的地方，我家豆腐生意也十分兴隆。
　　1932年深秋，我父母从象山县苍岙出发，经黄溪渡，过象山港，在奉化县地界翔鹤潭渡口上岸，跋山涉水，行程百余里；父亲肩挑担子，一头行李一头是我不满两周岁的大姐，和小脚而坚强的母亲一道，来到陶公山落户谋生。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到我出世及至拾岁那年，一家从三口增至八口，还清了债务，在当地购置了三间平屋，可谓人丁兴旺，根深叶茂矣。那时的我，人说天庭饱满、一脸秀气，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父母创业的艰辛，茫未知情。
　　我家的豆腐坊开设在碾子弄。作坊的原址是一个碾米的场所，用一又大又扁的滚石把稻谷去壳成米，碾子弄因之得名。经过岁月的演变，出现了机器轧米，碾子间改为豆腐坊。豆腐作坊的前主因赌博输钱而破产，父母较为廉价地买下了作坊的生财，重新开张起来。
　　碾子弄是从陶麓幅射出来的百余条弄堂中最长的一条，从山脚一户墙门算起，鳞次栉比，纵横交错，不下七、八十户之多。碾子弄也是当地最有名气的弄堂，弄底有一家佛教居士林，弄中有耶稣教堂。真可谓不同教派对垒，土洋菩萨并存。就在我家相距只四、五个门面，通往大岭墩的三叉路口，有一幢双重墙门的院落，人称“大屋里”，住着陶公乡忻乡长和陶公中心小学、大堰小学两位校长，以及德高望重的族长公公。大屋里无疑是当时陶公山的政治中心。
　　陶公山有不少在上海做工或经商的居民户，其家属如童年的爱爱和她的母亲在山清水秀的环境中过着舒心安闲的日子。陶公山还有一些飘洋过海、淘金掘宝的富户。这些人家的门前屋后或院内植有多种的花草树木。她们谈不上什么文化，却也注意环境的幽美与个人性情的陶冶。居民户差不多家家养猫种花木，既实用又可玩赏。女孩子喜将凤仙花朵放点盐末捣烂，用来染红自己的指甲；临睡前包扎好，次日一早，指甲红了。
　　陶公山是小康温饱的，当地人有一种高人一头的气概，这当中颇有些宗派地方观念，好像陶公山就是世界的心脏，中国的中国似的。他们歧视外来户，将他们称之为下山人，里山人，或什么剃头郎、豆腐郎（民间谚语：天下三样苦：打铁、拉纤、磨豆腐），真是刺耳。我不能容忍他们对我“豆腐郎”儿子的戏谑或称呼。一些同学还戏叫我“豆腐宝玉”，即使他是无恶意的玩笑，我听了也要生气；偏转头，不予理睬。我很早有了抑郁感，和孤独。
　　故乡的生活环境是得天独厚的，只是居民的排外性，兼之“豆腐郎”“剃头郎”歧视性的中世纪残余，令人抱憾。……
　　我好歹结束了第二次流浪生涯，回到了陶公山。

　　本文选自《大学生与盲流》，章文岳／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