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从军记.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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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从军记
上篇

痖弦

　　对日抗战时期，教育部长陈立夫推行一个政策，国家虽然在作战，但孩子们的功课不能耽搁，于是有了“流亡学生”计划。比如这个县沦陷了，就把沦陷区的中学搬到那些没有丢掉的县份，组织成一个学校，称为“联中”，继续上课，由教育部发粮食和供给，目的是不要让孩子们失学。这样联合的大学则叫“联大”。著名的西南联大就是其中之一。国共内战时期，国民政府还想沿用抗战时的经验，让孩子们的教育不要中断。共产党军队来了，国民党军队撤退了，这些联中的师生就跟着军队一起撤退，到国统区复课。流亡学生中最动人、人数最多、最有秩序的，是河南和山东的，还有东北的长白师范。其他省份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学生潮。山东的学生大部分集中在台湾的澎湖，河南的学生从湘西到越南，最后到了台湾高雄。
　　1948年，宛东会战失利，王凌云的部队奉命撤退，一枪未发离开南阳。南阳的十几个学校计划到湖南衡阳，校名定为“豫衡联中”。11月4日出发，一路辗转经过新野、襄阳、樊城、江陵、宜都，到了零陵暂时安顿，开始上课。不久又听说程潜不稳，零陵也呆不下去，学校准备迁移到广西去。那时正赶上招兵，我们就从军到了台湾。

　　流亡路上

　　记得没有决定迁校之前，城里整个的气氛就已经不对了。南阳是个老城，有东南西北四个关，关外还有很多民房。守城的时候，政府要求关外三百公尺内的房子必须拆掉，理由是妨碍射界。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又不能违抗，临时安置工作又没做好，很多人无家可归。当时真是风雨飘摇，人心惶恐。
　　我爸爸告诉我说：“你们先走，我跟你妈妈卖田卖地追上去。”当时军队仍用“转进”这样的字眼儿，其实就是撤退。出发的日子确定前的一二十天，老师们已经无心上课，学生也无心听课。学生们最喜欢问老师的一句话就是：“老师，请你报告新闻。”因为学生们都不看报，老师们才看报。英文课老师李相臣先生说“No news is good news'”。国文老师张资明先生说：“没有什么新闻好报告的，我们唱歌吧。”他带着大家唱周璇的《送君送到百花洲》，一边唱一边古怪地笑。后来有人说他思想“有问题”，可能是“那边”的人——传说流亡途中快到湖南时，他跑回南阳了。到底他的身份如何，至今是个谜。四十多年后我回家乡，也没有打听出他的下落。
　　不过我很喜欢他，他的课讲得有文艺气息。他对作文课要求很严格。记得有一次发作文本时，同学们的都发了，唯独没有发我的。他把我叫起来问：“你这篇作文写得很好，但我不相信是你写的。你坦白说你抄谁的，说出来我不惩罚你。”我说是我自己写的，不过他严厉的神色把我吓哭了。那篇作文题目是“一个伤兵的自述”，写的是我在街上见到一位伤兵，一条腿断了，身上的军服已经破烂不堪，面前摆的是一块白布，布上用毛笔写着自己的身世，说自己的军队垮了，流落异乡，希望仁人君子能够出手相助。张老师说：“你说你没抄，好，那我再给你一个题目，你来写。你写得好，我把你介绍给臧克家。臧克家是我的朋友。”他给了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叫“紫山白水”。紫山是指我们那里的独山，产紫色的石头；白水是白河，就是写家乡风光。我写了，用了诗的形式，因为我知道臧克家是诗人。张老师看了我的诗说：“不错，不过没有上一篇那么好。”后来他没有再提臧克家。高班的同学说，“他哪里认识臧克家。他吹牛呢。”
　　最使家长放心的老师是教导主任陈耕云先生。11月初，突然听到消息说，城里中央军要撤退，因为南阳没有守的价值了。陈老师在全校早晨升旗集合时说：“我们学校可能要南下，政府、驻军要‘转进’。希望同学们可以跟着部队一起走，但并不勉强。不愿意跟着部队走的，就留在家乡。要一起走的，赶快回家跟家长报告、准备行李。确定的消息得到以后，大家到学校集合。”
　　同班的冯钟彦、冯钟睿跟他们父母商量。他们父亲的意思是，抗日时期都按照既定计划退到后方，确实得到了政府的照顾，日本投降后，学生都平安回来了。冯家的十哥当时在国立十中，从南阳撤退到天水，有时候走到半路上老师还继续讲课，一天都没耽搁上学。我和冯氏兄弟最要好，受到他们影响。对于教育部这样的做法，一般家长都很信赖。而跟着家里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不定会遇到战事。家长觉得最上策是让孩子们跟着学校走。只有少部分同学没有跟着走，大部分同学都决定随校南迁。
　　第二天早晨升旗时，学校说我们今天晚上可能就要走了，下午回家把东西拿到学校来——主要是棉被和鞋子，家里有新鞋子要尽量带上。吃过午饭到学校集合。师生晚上在学校睡了一夜，并没有出发。次日又在学校住了一天。这一天也就再回家和父母说说话，想想有什么要补充的。家里给我带了七块银元，妈妈给缝在衣襟里。拿了两双鞋。当时不知道这就是永诀，我没有带父母的照片，只带了舅舅的照片和当时最喜欢读的诗集——何其芳的《预言》。
　　11月4日——我把它定为自己的“断肠日”——黄昏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大概六点，我们跟着部队出发了。学校出发集合的地方是县党部门口。学生、家长挤在一起，满街都是人。听说有一个妈妈到隔壁小街的药铺里去买上清丸给孩子带着，回来时，学校已经跟着部队开拔，妈妈找不到孩子，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再见到。军队也走，学生也走，政府人员也走。几路纵队，不声不响地走。过了白河，天都黑了，还是不停地走。学生年纪小的十四五岁，大的二十来岁，都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但也不觉得怎么样，也不多想，老师都在嘛，跟着老师就好。连着走了两三个小时没有休息。不能休息，也不敢休息，怕掉队，部队没让休息，就得跟着走。看不到城的时候，听到城里有爆炸的声音，还看到冒黑烟，也听到枪声。军队不停，还是继续走。师生不敢走了，老师让学生卧在路边，感觉到状况平静了，才又起来跟着走。后来我回乡，看到白河边上有座纪念碑，碑文上写着：1948年11月4日，南阳解放了。
　　不知道走了多远，也没有手表，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同学们都累得不行了。老师让大家就地休息。一休息，孩子们都睡着了。睡了半个钟头，老师一个个叫，让学生们赶快醒醒。叫醒一个，叫第二个，第二个刚醒，第一个又倒地睡着了。就累到这种程度。第二天走到新野县。新野县是河南最南的、与湖北交界的县。走在新野街上，穿过一个古色古香的牌楼，“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字样还历历可见。几十年后，我还能记得那个牌楼的样子。穿过新野后，情况安定许多。
　　那时也没有旅馆，有旅馆也没钱住。这么多学生挤在一起，没地方睡觉。老师们研究一个办法，让各学校分地儿休息。比如这几个学校在这个村子休息，那几个学校在另外的村子休息。让学生三五成群地敲老百姓家的门。我们找房子的时候也会看——是瓦房，房子不错，估计管顿饭没问题；不去找太穷的人家，以免老百姓为难。往往人家一开门看到孩子背着行李都奇怪，问我们是干啥的，我们就说：“大爷大娘，我们是学生，跟着部队转进，想借宿。我们只留宿一晚，管我们吃一顿饭。不管吃什么，红薯也行，芋头也行。我们自己带着行李，借宿一晚，第二天就上路。打扰你们了。”“别说打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都没办法。赶快进来、赶快进来，坐下歇歇。”一般都能给下点面条、煮点稀饭吃。用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从河南走到湖北。
　　走到襄阳，上面传下命令，要在广德寺住下来。那里也有个学校，门口有个浮雕，上面画着一个年轻的学生站在船上，船帆上写着“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广德寺是很大的一个寺庙，有很多空房子，我们就打地铺睡在一起。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星期。学校也不知道前途如何，或许折回南阳，或许在这里安顿下来。问老师，老师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哪里。住不下的学生就到附近的老百姓家住。三千多学生把偌大的寺庙和附近的民房挤得满满的。有人开始跟家里联系，家里就来了人，也有人接到家里捎来的信。我就收到父亲托人捎来的袜子和鞋。袜子里包着父亲的一封信，大意说“你好好听老师的话，我们也在准备跟着来，很快就见面了”。张荣斌同学家里就来人了。那时荣斌在家里已经有太太了，他们家里觉得他跟着学校走是对的，说不定一年半载就回来了。他爹给他带了六个馍，一个馍里放了一块银元。他走的时候太慌张了，家里也筹不到钱；后来筹到了钱，便给他送来了。他爹不舍得花，沿途讨饭，从河南讨到湖北，给他送这个钱。
　　到了襄阳后，地方捐米，不用向老百姓讨吃的了。学校没有做饭的锅，大家拿着米，到老百姓家借老百姓的锅做饭。安定的日子没过几天，又接到通知，襄阳吃紧，师生仓促出发继续向南走。记得正拿着米在老百姓家做饭，同学们传话来，说学校马上要动身，让互相传话，不要做饭了，赶快回去集合。老师说，这些米都是地方捐献的，大家尽量带着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只知道跟着部队走。雨下得很大，一直走到半夜。次日雪雨交加，学生们又冻又饿，甚为悲惨。后来我看电影《齐瓦格医生》，就联想到我们当时的惨况——在茫茫的原野上，人们冒雪前进，有的就倒在路旁。学生们就从倒下的人身上迈过去，继续往前行。
　　这样走了好几天。沿着襄沙公路走，雪越下越大，鞋和衣服都湿透了。我们每天赶路平均不超过五十里。有一个早上，地都上冻了。走到路上，看到冰下蓝汪汪的，走过去才看到是一个穿蓝衣的老太太，皮肤发紫。大家都害怕，但也没有别的路，只能从冰上踩过去。那时候筋疲力尽，脚上都起了泡，也只能跟着一直走。
　　流亡学生不止是男生，还有女中的女同学，不过没有在一起走。男生、女生都是这样辛苦。晚上到了老百姓家，才能烤烤火、烤烤鞋子。有时候借老百姓的针，在油灯上烧红了，放凉了再挑破脚上的水泡。记得有一晚在一个老百姓家，看到厨房里放着个棺材，在吃完主人给盛的第一碗饭后，大家吓得都不敢去添第二碗饭，宁可饿肚子。其实可能是寿材，但小孩子胆小，见了棺材就害怕。
　　走了很多天后，学生们走路也不排队，三五个约着一起走，说好下一站是什么镇、在哪里，自己去了找房子借宿。高中部的个别同学就开始撒野——偷拿人家的布，牵人家的驴，把自己的行李放在驴背上等等，开始扰民了。有一次路上遇到一个卖橘子的，冯钟彦叫住他问：“老板，你的橘子怎么卖？”卖橘子的就停下担子给他称了几个橘子，正要收钱时，走来一批学生，都去抓担子里的橘子，抓了就走，一下子抓空了半担。卖橘子的着急了，哭着说这是他借钱批发的货，还没开张就亏本了，怎么还账？几个老师正好走过来，凑钱赔给了他。其实那些学生哪个学校的都有，也不是这几个老师的学生。不过像这样的事情也不多，绝大多数时候，学生还是很规矩的。
　　走到江陵时，情况很乱，好像江陵也要保不住了。江陵是屈原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有很多荷花池。我在南阳时已经开始读屈原的作品了，记住了其中描写小孩子拿荷叶当伞、顶着玩儿的场景。等我们到了江陵时，看到的情形还是那样。在江陵停了一天，开始上船。船费是学校付的。船是小火轮拖一艘大拖船，拖船能容百八十人。江面上起了风，老师担心拖船到河心沉了，要大家不要到船头上，尽量坐在船舱里。船逆流而上，有的学校到枝江安顿，我们是分到宜都。
　　到宜都后，我们初中部在聂家河村住了几天。聂家河有很多高山，平原来的我们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高山，真如文章中所说的“路随山转”，风景非常好，我们觉得很新奇。小孩子也不知道愁。我们正好住在一个纸商家里。他们家做纸，我们就把他们不要的废纸整理整理，拿来写字。晚上把棉被铺在地板上睡，早晨再把棉被收起来。闲着没事儿，找几块木板钉起来当船，取个名字叫“复兴号”。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也不担心前途，也不太想家——心里还想着爸爸妈妈能很快赶来。有时候还去钓鱼。吃饭是靠地方赈济的米。教育部基本上和我们失去联络了，全靠老师们带领——是老师们去地方上交涉才要到的米。
　　下一站走到津市。津市算大地方，有电影院、理发馆等等。那里已经靠近洞庭湖了。我们住在一个店主家里，他们家卖小五金。老板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吃。老板还给我们夹菜，说：“你们这么小就离开家了，多吃点、多吃点。吃饱了不想家。”这一路其实都是靠老百姓帮忙，他们没有出多少钱，却提供地方让我们住，赈济粮食供我们吃，都是因为觉得学生娃不容易。也有些老百姓说：“你们这些小孩子想往哪儿跑？新的秩序已经建立，你们还能往哪儿跑？”认为我们是徒劳。
　　津市之后，就到了常德。有一批学生走路，有一批学生坐船——坐船的自己交船钱，到洞庭湖，然后到长沙。走路和坐船的在长沙会师。路过安乡停留了一下。在安乡还理了发，我第一次见到了电吹风。电吹风看起来像手枪，我们看着都傻笑。
　　基督教青年会在长沙大街上招待我们吃了顿饭，老师们还不好意思吃。长沙市民给我们捐了些钱，每个学生都领到一点零花钱，我们的鞋都破了，拿着钱正好买鞋。在基督教青年会洗澡，是第一次见到淋浴，还有冷热水。洗完澡，冯钟彦新买的鞋却不知道被谁穿去了。记得洞庭湖里有很多大船，有的上面写着“慈航普渡”。围着大船停的净是些小船，是乞丐船，围着大船讨吃的。有的大船上的人给小船上的人些米。这个画面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晚上住在八角亭。说是“住”，其实就是蹲在那里等着天亮。在长沙第一次见到霓虹灯。我们觉得很奇怪，灯管怎么能变出字来？夜深了，看着灯一盏盏熄灭，只有电线杆上的街灯还在闪亮。
　　原计划是在衡阳复课，但是湖南情况不明，在长沙住了几天后，师生便继续南行直到湘西的零陵，才算暂时安定下来。从长沙坐火车到冷水滩，那是第一次坐火车。我小的时候，父亲从省城开封回来，我就问父亲：“爹呀，火车像什么样子？有多快啊？”父亲说：“快得很呢。你坐在火车上，冲着火车头的方向射一根箭，那根箭还会落到你身旁。火车就那么快。”据说火车那玩意儿，三十里外就能听到声音，但要把耳朵贴在铁轨上才听得见火车跑的声音。我们到了长沙，看到铁轨就已经很高兴了，好几个学生都趴在那里听火车的声音。
　　从冷水滩下火车后，走路到零陵。在零陵，学生们也分几个地方住，初中部住在何仙观，高中部、师范部住在秧秋圃。零陵属于湘西，路上随处可见穿着民族服装、背着背篓的苗族人，我们觉得很新奇。地方上还有个姓孙的土匪头子来学校，要求学校请他来演讲。学校不敢不请。全体学生集合在天井中，他二话未说，先在黑板上写“我绝非叛徒”。演说中，他对孙中山非常崇拜，不喜欢当时的国军，所以他要另起炉灶自己组织武装。学生们听得很认真——不敢不认真。他对学校也不错，没有拉学生去当土匪，就是来出个风头而已。
　　我们住在何仙观的周家大院，对面是一条河。河上尽是竹排，运木材、竹子的。学校临时做了简单的课桌，还做了上下铺的床铺，大户人家给腾些屋子，就准备在这里复课了，“豫衡联中”的牌子正式挂出来了，教育部也从南京派来了校长。校长叫胡雪峰。胡校长很客气。教育部也发来粮食。学校有了伙房，一个大锅能做出一百来人吃的饭。伙食标准是学生每顿两碗饭，六人一桌，有盆菜汤——盐水里煮点菜叶子、豆芽而已。饭差不多够吃，菜基本没有。湖南人蒸饭时，先煮米饭，再把米汤滤掉，然后再蒸饭。滤掉的米汤装在大木桶里，放在外面，同学可以随便舀着喝。晚上有的渔民还敲着渔鼓唱歌。冯钟彦用竹筒做了个二胡，声音还不错，有时候拉上一段。去台湾当兵后，我还跟着钟彦学过二胡。
　　因为自古湘军盛，湖南人的子弟常常在外面当兵，所以他们对外乡人特别好。当我们后来快断粮时，周老太太看到我们拿着碗、把头钻到饭筐里抢饭吃，就把几个年纪小的带到她家去，做笋子炒肉给我们吃。不止一次。她夸赞我们懂事，还特别指着我对人说“这孩子讲礼性”。我这一辈子有一个愿望——要到聂家河周家大院去报恩。老太太的孙子叫周明皋，比我小几岁，已经托人联系上了。他退休前是中学老师。
　　我们在廊下上课。风很大，真称得上“风檐展书读”。特别在上历史课时，这样的感觉更强烈。联中重新分配了上课老师——甯长信老师教我们国文和历史。他的学问真是深不见底，是我们最佩服的老师之一。他后来从越南也去了台湾。甯长信先生是开封师范毕业的。当时还上音乐课。记得音乐课老师教唱了周璇唱的《渔家女》：“天上旭日初升，湖面好风和顺，摇荡着渔船，摇荡着渔船，做我们的营生，……男的不洗脸，女的不搽粉，大家各自找前程……”
　　在何仙观我们常出去玩儿，去爬山。学校后面山头上有个庙，我们觉得住在那里真好——云锁门、河看家。零陵又名永州。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记录此地的风景。柳宗元生在荒寒的北方，到了永州后，看到南方的青山绿水，特别感动。《永州八记》将此地秀丽风光尽显笔下。我们来之前已经读过其中部分文章，如《小石潭记》，因此来了之后，将八记中的景点都逛到了。柳宗元和永州的渊源颇深，零陵至今还有柳宗元的庙，香火很盛，记得庙名为柳子祠，我们还去上过香。
　　零陵是个分水岭，从那以后，豫衡联中走上了更艰苦的道路。我们这些被招兵去了台湾的学生，相比之下少吃了不少苦——剩下的师生一路流亡，穿过野人山，除了自然的艰难、疾病与饥饿的威胁，还要躲避两军交战的枪林弹雨。趁着黄杰第一兵团与法国签约“借道”越南，学校随军到了越南。陈耕云老师没有去越南，他照顾着走不动的年龄小的学生，没有跟上大部队，只好设法折返南阳。高中部和师范部的都一路去了越南。在越南，这些流亡师生坚持了好几年。还有个名为“飞马豫剧队”的河南梆子剧团跟着他们一起在那里。
　　在越南，军队缴了枪，师生们先经历了法国人设在金兰湾的集中营，后又被迁往富国岛集中营，得力于师生的不屈不挠，才保持了学校建制。学生们盖了茅草房子继续上课。还是周一开周会，唱歌，念《青年守则》，升旗，给孙中山先生像鞠躬。他们在越南时，从军到台湾的同学还推举我给他们写了长信，报告别后种种。据说他们收到后贴在茅草房子的教室里，有些人看了都流泪。河南梆子的剧团用纸剪的行头给大家演出，成了师生们唯一的娱乐。
　　在越南坚持几年，他们被接到台湾。从河南出发时三千多学生，最后从越南去台湾的只有两百多人——其中还有个别其他省份跟来的学生。那个河南梆子剧团到了台湾后，很受欢迎，受到公家资助，一直到现在河南梆子（又名豫剧）还是台湾公家支持的三大剧种之——另外两种是京剧和歌仔戏。
　　1953年6月18日，这两百多学生及三万多“留越军民”由台湾派船从越南富国岛接到高雄。这批学生到了台湾后，被分到南部的员林实验中学，公家支持他们继续完成学业。山东一所流亡学校也加入到那里。那里后来出了好几位优秀学者——包括台湾笔会会长朱炎、去美国教书的英国史专家刘岱，他们都是甯长信老师的弟子。

　　招兵

　　我们在何仙观停留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教育部”的赈济米粮已经停止发放，学校只剩下一点存粮，我们陷于半饥饿状态，惶惶如丧家之犬。我把家里给带出来的最后一块银元用完了，有的同学把棉被都卖了。有个礼拜天，我们去逛街，看到墙上贴着《招生告示》，写的是“有血性、有志气的青年到台湾去”、“陆军训练司令部招生”等等，落款是“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我们也不知道孙立人是谁，印象中他抗战有功，也不知道他在台湾干啥。看报名处是在芝城第一山“唐宅”——后来才知道是八十军军长唐守治的家，他就用他家来做招兵站了。
　　我看到这个招兵的招贴后，想收藏，但不敢撕下来，问执勤的士兵能不能给一张多余的。他们问我：要这个干吗？我说，做纪念。他们给了我一张手边多余、盖了章但没填写颁发日期的。这个招贴我一直留在身边，至今已经快七十年了。

　　台湾陆军训练司令部招考知识青年
　　有血性肯吃苦的青年请快参加新军！

　　兹付简章如后
　　一，宗旨：为培育基层优秀干部，藉以改进军队素质，奠定建立国防新军基础。
　　二，资格：凡具有下列资格者，准予投考。
　　甲：中华民国国民，男性，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者
　　乙：思想纯洁，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者
　　丙：具有高小以上至大学程度，或同等学力者
　　三，考试：
　　甲：体格检查
　　乙：学科考试。一：高中以上程度应试科目，国文、英文、数理、常识测验。二：初中程度应试科目：国文、常识测验。三：高小程度应试科目：国文。缴验高中以上证件者得予免试。
　　丙：口试
　　四，受训期限：暂定二年（受训时依程度分别编组）
　　五，优待办法：
　　甲：在营优待：一：在入伍期间，一律以上等兵待遇。入营时，由本部发给服装、书籍及日用必需品。二：自入伍之日起，得享受出征军人家属优待条例之一切权利。三：受训期满，按其程度成绩分赴本部辖训部队出任基层干部或技术人员。四：受训成绩优良者，得送陆军军官学校（台湾）深造。毕业后按成绩授予常备军官资格并以（准、少）尉分发本部辖训部队任用。五：服役期间之薪给依颁行给予规则办理之。
　　乙：退役优待：除依照一般退役优待办理外，均得享有下列之优待：一：发给适任少尉预备军官证书。二：辅导升学或就业。三：优先参加各种深造机会。
　　六，受训地点：台湾
　　七，投考手续：一：向本部招生处或本部委托招生处领填申请书。二：缴验毕业、肄业证书，或其他相当证件（以同等学力参加考试验者免交）。三：缴验身份证。四：考试由本部招生处及所委托各招生处随时办理之。
　　八，入营办法：考取学生向各招生处报到，集中派员率领赴台受训。集中期间，膳宿及赴台受训旅费均由本部供给。
　　九，报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月　日止。
　　十，报名地点：总报名处文德路孝忠中学。分报名处
　　兼司令官　孙立人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　月　日
　　注：本简章实贴。禁止撕毁并严禁任何刊物及广告盖贴上面，违者重惩。

　　“台湾陆军训练司令部招考知识青年／有血性肯吃苦的青年请快参加新军！”这两行字是套红的大字，老远就看到了。从前军中多是文盲、农民，鲜有知识青年。抗战时美国运来新的武器，士兵不知道怎么用。老蒋号召，发动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说我们要加强武力，要有能力操作现代武器，鼓励知识青年从军。那个时候有句标语“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波澜壮阔，带动了大量知识青年从军，有高中没念完的，有大学念一半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抗战时分几期进行，也有不少文学青年加入——如担任过印缅远征军翻译官的查良铮（笔名穆旦）、许芥昱、卢飞白（笔名李经）、侯健等。由于大量知识青年的参加，整个军队改变了体质。
　　往台湾招募新兵是孙立人一手策划的。他深知乡下青年信任同乡，一听家乡话就放心了，认为老乡不会坑他们。所以当时都是哪里来的流亡学生多，安排哪里的军官去招新兵。
　　我们找到报名处，见到几个军官都说河南话，穿着整齐的军服。其中有一位叫陈冬雨，他问：“同学们，你们是不是想从军、到台湾去？”我们有几分扭捏地说，我们就是想来看看。他热情地说：“进来进来。你们河南哪儿的？”“我是南阳的，他是唐河的，就隔三十里地。”“唐河，我去过啊。你姓啥？”“我姓王，王庆麟，他姓冯，冯钟彦。”“冯钟彦，那我更清楚了，他们家里都出大名人。你们家还有个冯钟杨。”“那是我七哥咧。”“那好，都是自己人。你们要到台湾去，就写个名字。这是最后一批了，以后也不会再来了。”陈冬雨招呼我们：“来来来，先吃饭。吃过饭再说。报不报名没关系。不要到街上去乱吃了。”老实说，我们五六个人，已经饿了好几天了，虽然不好意思，还是坐在那里吃了。四菜一汤，白米饭，最重要的是还有红烧肉。吃红烧肉时，乔恩鸿悄悄地说：“这玩意儿吃了可上膘啊。”大家还说他：“别丢人啦。”
　　吃了以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怎么办了。看那些资料，有训练的司令台和整齐的营房照片，统一训练，结业以后还有少尉任用等等优惠。我们想，我们符合条件，也都有身份证——身份证是南阳发的，这个我现在还保留着，这里是招生处，不是招兵处，是招我们去上学的。谁知道去了之后就当了兵，没再提训练班的事儿，却也没人敢问。他们说，台湾好得很，寒冬腊月也有西瓜吃，菠萝田到处都是；在野外训练，那里的沙子不粘人，站起来一抖就掉了；海边天气也好，还发一条美国军毯，美国的呦！晚上可以盖，白天摊在地上野餐。发一个透亮的软玻璃雨衣，穿在身上，里面的衣服还能看得见，一点雨都进不来，用完了折叠后放在包里下次还能用。软玻璃的呦！陈冬雨又问：“来不来？”“来！”“写个名、写个名。”——后来我们去了台湾，发现西瓜是吃到了，军毯是发了，不过不是美国的，是“联勤司令部”的线毯；雨衣倒是有一件，但发现菜市场卖鱼的都穿，其实就是塑胶的。
　　我们吃过饭就回去了。一路上犯嘀咕：是去还是不去？报了名，免考试，去的话，明天六点钟左右到，吃完饭就得出发了。
　　去台湾与冯钟彦的关系很大。冯钟彦虽然和我同岁，但他是大户人家的孩子，他们家从上海订杂志看，从小见识广。他们家里有个书房院，是给兄弟姐妹念书的地方，所有古书、洋书都在那里。洋书都从上海买来的，他们看洋书比较多。洋书来了，他们就放在自己设计的书架上，有《浮士德》之类的。但洋书没有那么多，只放了书架的一半。书立着会倒，他们就用白纸包着砖头当书立，支撑书。冯钟彦就让他哥哥给做书立的砖头也取个“书名”，他哥哥就取名“纸包砖”。我们听了都觉得好酷啊，非常聪明。流亡的路上，冯钟彦曾买过一本《青年界》，这本杂志他在家时也订阅，路上看到就买了。那里面正好有一篇文章介绍台湾，标题是“中国的瑞士——台湾”。里面介绍花莲、台北、台南、基隆等各处的风土人情，说台湾是不落叶的地方，四季常青，非常之美，被日本占了好多年，不过还保持着中国的生活风格，是中国的宝岛。还说台湾的甘蔗像碗口那么粗。台湾的渔民最幸福了，渔船打鱼的时候，舱面上点个灯，大家喝酒吃菜聊天，绕着海边转一两个钟头，一看甲板上都是鱼。那些鱼看着灯光就蹦上来了。稻谷是一年三熟，不分季节。我们从前小学课本中也有篇课文：“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甲午年，起纠纷，鸭绿江中浪滚滚。中日一战我军败，从此台湾归日本。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当时日本人将台湾糖销往世界，土黄色牛皮纸袋上红格子里印着三个红红的大字“台湾糖”。所以我从小对“台湾糖”就记忆深刻。老师以前还说过，等光复了、台湾收回来了，将来有机会到台湾看看。我们说：“这不是机会来了吗？”我们商量的结果是，要去就去吧。
　　我们派冯钟彦代表大家去和老师讲——因为冯钟彦的父亲和陈老师是朋友。“陈老师，我有些事要讲。”老师说：“坐，坐下说。有啥问题啊？”冯钟彦说：“没啥问题，我们想当兵。”老师把桌子一拍：“你们当兵？现在多乱，到处抓兵。你们这么年轻，跟着学校继续念书才好。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们都是咱校的好学生，英、国、算三杰都出在你们班上（英文最好的是乔恩鸿，国文是在下，数学是李金聚），你们不要去当兵。你们去了太可惜。学校南迁，你们应该再继续求学。钟彦，你爸爸还是我朋友呢，你去当兵，我和你爸爸怎么交待？我现在把你们带这么远，将来，我还要把你们带回去。你伯伯我也认识，你们这么一走，我见到他怎么交待？你要去当兵，钟睿留下来。”老师这么说，分明是不准，冯钟彦就说打消这个念头吧，大家都别去了。
　　到了晚上熄灯以后，老师又找冯钟彦去。见面后，老师先叹口气：“学校的前途我也不知道，明天怎么变根本不知道。假如你们真正当兵，我并不同意，但到台湾我同意。你自己考虑。你们要当兵的那几个都是好学生，你们愿意去就去，但不要声张。你回去赶快跟他们讲。明天早晨五点钟前你们离开学校。”冯钟彦回来以后跟大家说：“你们去不去？我是要去。”那一夜大家都没睡着，收拾东西。天一亮就从后门溜出去了。湖南本地的同学也有几个跟着去的，那次一共十来个人报名，经广州去了台湾。

　　初见台湾

　　报名出发后，虽未换军装，但就算部队的人了，一切都有组织。在零陵上船，要坐一两个钟头到冷水滩。我们唱起了《渔光曲》。中午，天热起来，船夫说：“你们下水去洗澡吧，水下凉快。”那时也没有泳衣，脱了衣服就下水了。没想到我们跟不上船，船顺江而下，也不可能再回来找我们。怎么办？干脆跑吧。赶快上了岸，跑着追船——跑比游快。河边洗衣服的妇女都笑我们——赤身裸体的跑那么快。我们也顾不得不好意思啊，只有拼命跑。幸好船靠了岸，等着我们。我们上了船，再不敢下去了。那一次如果没赶上船，就是另外一番人生了。
　　到了冷水滩，准备上火车。在火车站苦等了一个多小时，火车才来。印象中，火车都是新车厢，很高、很漂亮。我们上了订好的车厢，那里还有空位，其他车厢都坐得满满的。经过的车站都有卖东西的。因为车厢高，乘客买东西，小贩就把东西放在一只小篓子里用竹竿递上来，乘客把钱放在小篓子里再递下去。有卖肉的，包子、馒头啥都有，我们也没有买，因为没有钱买。
　　到广州以后，下了火车坐汽车，带队的买的票。第一次见到柏油路，那么平整。我们住在番禹中学，旁边是中山公园。发现豫衡联中的同学有好几个比我们早来的，宋金旺、廖汝章、张荣斌已经先到了，他们是跟着另外的招兵站先来的。先来的就问后到的：“你是豫衡联中的？哪个学校的？”“南都的。”“来来来！明天带你们出去玩儿。”
　　当天晚上，吃过饭后，见到招兵站总负责人、八十军一○二○团的团长陆伯齐。他说：“各位同学，以后咱们就在一起生活了。现在开始，你们就变成军人了。等一会儿给你们安排睡觉的位置。一个人发一套军便服、一顶军帽。咱们还要等船，等船来了咱们去台湾。这个阶段你们看电影、逛公园，穿军服的都不要钱。”听了这话，我们心里很高兴，也不管是否合身，都换上了军服——坐公车也不买票，看电影也不买票。廖汝章问：“你们想先看大象还是先去游泳？”我们想，没见过大象，就要先看大象。
　　第二天就去看大象。大象在学校旁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也去游了泳。这次去游泳就知道穿着短裤。有个地方叫“水上体育会”，就是游泳池。说是游泳，其实我们是去洗澡——游泳是借口，洗澡是真的。晚上第一次去看电影，在学校校园里放映的露天电影。是抗战影片，片名叫《中国之抗战》，黑白片。电影里有把石头打碎修公路的镜头。起初看到画面不太习惯，因为电影里的人脸一会儿变大、一会儿缩小，吓一跳。当时还不知道特写为何物。看了以后觉得很兴奋。以前也没吃过冰棒，在街上看到冰棒，不敢买，觉得肯定很贵；而且很奇怪，看着冰棍冒冷气我们以为是热气，还纳闷这广州人怎么大热天吃那么“烫”的东西，放在嘴巴里一下子“烫”得又拿出来了。
　　住了几天，到黄埔码头上船。从广州走到黄埔港也很远，排着队走一两个小时。中午到达后，上船前还在码头晃了几个小时，捡“香烟屁股”——并不会抽烟，为了好玩儿捡的。还去摘漂在水上的水葫芦花，也是第一次见水葫芦花。当天没上船。晚上睡在棚子里面，罗子达几个人和几位妇女发生了争执。罗子达他们几个人都是第十军高官的家属、亲戚，还有几个湖南人听说是唐守治的亲戚，他们根本不是从军，就是借着这艘船去台湾，下了船就不见人影。我们可怜了，我们是真的当了兵。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当今的宗教界名僧也是穿着小兵的衣服上了船。到了台湾后，他们说：“我们不能当兵啊，我们是和尚啊。”军队也放他们走了。他们后来学佛、传道、著书、建庙，有很大的成就、很深远的影响。
　　彼时中央军节节败退，很多人想上船，逃亡远走的气氛弥漫。没有关系很难上船，一票难求。我们上船后，没有舱位，就在甲板上晒着。喝水的时候用自己茶缸接一点机器上流下来的水。也没有饭吃。很热。船开到香港附近停了几个钟头。我们就在船上等着，远远地能看到香港。等到黄昏时，才继续往台湾开。开了一夜，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大叫：“台湾到了！”醒来时发现天刚亮，远远地看到高雄的山和海岸。大家都兴奋地站在甲板上观望，有两架尾巴上绘着青天白日旗的飞机绕着船飞一圈又飞走了，我们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是高雄的灯塔派来的侦察机。
　　多年后，我遇到一位女士叫“惠民”，我说：“你的名字怎么像男孩子的名字？”她说：“我就生在惠民轮上。”我说：“你问问你妈妈，是不是船到高雄次日，高雄港仓库爆炸了？”她问了，果然是。原来我们当年坐的是同一条船，她是船上刚出生的婴儿，我是船上的少年。真是有同船过渡之缘啊！后来我们经常联系，我编副刊，她教书，在业务上互相切磋。
　　早晨船就到港了，下午才靠岸。船靠岸后，看到下面有两个兵，戴着斗笠，穿着短裤。太阳晒着很热。下了船，聚在码头上吃饭。有卖香蕉的。北方孩子没见过香蕉，我以为黄色的香蕉不新鲜，坚持要买绿色的。我们也从来没见到过岛，对“岛”一点概念都没有。上了码头，我们想，台湾是个岛，岛应该是四面都有水，四处看看，后面是水，踮着脚看看，前面看不到水，还有些纳闷儿——原来这个岛还挺大的！
　　到了台湾后，包括陈冬雨在内，带我们来台的那些招兵的人开始变得很严格，说话都是命令的口气，还有苛责的意味，要我们站好、坐好、齐步走要走整齐，可能来这一连串的下马威是怕我们跑了，要用纪律约束，让我们心生畏惧，其实我们压根儿也没想过要跑。新兵下船后，排着队走，从高雄码头走到营房所在的五块厝有十来公里，一路都是牛车路，汽车也走同样的路。路边全是含羞草，踩一下含羞草就缩起来了，大家差不多是第一次看到含羞草，所以感觉很新奇。
　　黄昏时，我们被带到操场上，有几个白白胖胖的年轻军官叉着腰开始讲话。“同学们都坐下来，现在大家分配单位。有哪些北方人讲话比较清楚的、会说国语的、打电话对方容易听得懂的，向前三步走。”南阳的好几个同学都站出来了——我们觉得我们比广东人说“国语”说得清楚多了。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因为部队里有个连长是河南人，叫胡国英，听说招了河南兵来了，他想让家乡的子弟兵来他连里，但又不能明说，于是想出来这一招。我们这几个豫衡的同学还真的都去了这个连队。通信连又分无线电排和有线电排。“有哪几个同学喜欢干无线电的，请出列。”呼呼地又出来几个，被带走了。我们几个干了无线电。因为中学时老师给我们讲过，你们将来如果没有大出息，可以干电讯，干电讯比教书好，是公务员。
　　我们到了无线电排，排长是广东人张剑锋，分了三个班。无线电排属于第八十军三四○师一○二○团通信连。填写了表格，名字、年龄都写清楚，如果有什么重要经历也要写上去。表格填好了才去吃饭。军营原来是日本的军营，后面有个大池塘能洗澡。因为那个军营原来是弹药库，这个大池塘是为了防存水用的。当时觉得，日本人的仓库修得真漂亮。连长说：“你们走一天了，都辛苦了。现在床铺都准备好了。”睡觉是大通铺，一个班挨着一个班。第一天的当兵生活记忆就是这样。
　　那时的台湾还是田野风味的台湾，到处都是白鹭鸶在飞，街上还有很多小脚的老太太。大家都穿着板拖，晚上锵啷锵啷地响。还在大街上见过娶媳妇的轿子。

　　本文节选自《痖弦回忆录》，痖弦／口述，辛上邪／记录整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