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从军记.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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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记
下篇

　　复兴岗

　　1952年3月29日，“青年节”，军中要开大会。当时风雨飘摇，蒋介石急于加强军事、改造党务，常常以越王勾践的复国故事为训来激励军民。那次大会召开的目的是建立军中的党部。……那次大会每个单位重要负责人都必须参加——从“军事主管部门负责人”、三军及“联勤”主官到军长、师长，表现好的团长也要参加，士兵是每个军派一个代表参加。八十军选了我——可能我曾经被师部暂调去出公差、办业务，他们对我有些印象。那年我二十一岁。
　　台湾南部总是热烘烘的，刚到台北开会时，觉得北边天气真冷，直打哆嗦。蒋介石特别问我们这些士兵代表冷不冷，让我们去库房领衣服，我们大声喊“不冷！”会场在阳明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阳明山原名草山，蒋介石不喜欢，觉得易让人产生落草为寇的联想，他嫌名字粗俗，就改为“阳明山”——他最崇拜王阳明，还崇拜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实践研究院”是根据日据时期的房子扩建的，在一个硫磺矿的旁边，老远就能闻到硫磺味道。
　　与会者有两百多人，大家以抽签决定会议座次、餐会桌次和住宿的床号，都以所抽的签号为准。大将军和小兵混杂，以强调党内人人平等、不受行政职务的影响。我抽到的是第四号。开会时，我坐在右侧第一排，旁边坐的是时任“总政战部主任”胡伟克。胡伟克有英国血统，风度翩翩，没有架子。会上发的钢笔等小赠品，他都随手给了我。蒋经国也有他的签号，不过他吃饭时各桌都坐坐。有一次，他来到我们桌，我发现他是真吃真喝，不像那种假装着吃点回家再吃小灶的大官儿。那次他吃了两个大馒头。席间他还讲过一个老笑话：“私塾先生赴宴，上来一盘豆腐，私塾先生吃了很多，对同席的人说‘豆腐是我的命’。后来又上来一盘肉，私塾先生又不停地吃肉。同席的人讽刺他：‘豆腐不是你的命吗，怎么又爱吃肉？’私塾先生回答说：‘有了肉，我连命都不要了。’”睡觉的时候，盛世才在我上铺。第一天晚上，他给了我一张名片——那张名片我留了很久，后来还是丢失了。我看到名片吓了一跳，因为我以前读过盛世才是“新疆王”的故事。盛世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显得很威武。第二天，我担心他睡上铺不方便，建议两人交换，请他睡下铺。听说他到了老年后非常敏感，总担心有刺客，怀疑从前他得罪的人来报复，所以总是拿着枪面对着大门坐着，枪都是实弹的。当时我也能感觉到他的那种敏感。第三天时，大会说，年纪大的、身体不适应的，可以晚上回家休息，盛世才就回家了。日后，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我和盛世才是上下铺。其实确实如此。这个会一共开了三天。
　　会场上讨论非常热烈，军政名人都出席了。休息时，大家都在广场里，大将军也和小兵说话，谈笑风生。最后一天的下午，所有的士兵在一起集合。我粗略数了一下，大概三十人左右——说明我们这些士兵代表应该是来自军或和军同等重要性的单位。作为小兵能来开这样的会，我当时觉得很荣幸。没想到蒋介石来了，对士兵训话。天更冷了。他首先问我们冷不冷，我们还说不冷。他讲话的口吻与广场上大声训话的口气迥异。他还问起生活上的事儿，诸如伙食是否习惯，台北是否有亲友，说了很多家常的话，其中有一段大意是：我们的国民革命是长期的，恐怕大家一辈子都要做这件事。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宿命。反攻大陆在军事上非常艰苦，即使打胜仗后，官兵们也不会像古代一样解甲归田、过好日子。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社会的传统伦理、思想、文化，据他保守估计，至少需要三十年才能恢复原状。其困难的程度尤胜于军事。他的这些话当时我们这些小兵也不大听得懂，后来想想才慢慢明白一些。
　　我感觉蒋介石很注意形象。开会次日拍团体照时，我看见他好几次调整自己的姿势。他在会议期间穿军装，只有一次晚上聚会时，见他穿大褂。
　　这次会议决定了很多事情。成立了军中的“特种党部”“青年救国团”，也成立了干校——有人提案成立干校，我们都举手赞成。没想到我竟成了干校第二批学生，就读戏剧系。蒋经国办的很多学校都带有“复兴”字样，他在重庆时期曾经在复兴关办过中央干部学校，我们的干校在台北北投，由日据时期的竞马场改建，又被他定名为“复兴岗”，现在台北的捷运还有这个站名——故而“中央干部学校”被代称为复兴关，干校被代称为复兴岗。复兴岗门口也挂着和复兴关一样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关于干校的开办理念，胡伟克和蒋经国意见不同。胡伟克主张贵族化，他认为干校应该比照西点军校，学生四个人一个房间，穿呢料制服、马靴，有校工替他们擦皮鞋。蒋经国则要求一切平民化、草根化，穿胶鞋就可以了。蒋经国接替胡伟克成为“总政战部主任”后，胡伟克担任过干校第一任校长，时间不长。学生们当时都喜欢他。离开干校后，胡伟克转而经商，去开发阳明山上的硫磺矿但失败了，郁郁以终。
　　为什么要报戏剧系呢？我一辈子吃英文的亏，报名时一看，只有戏剧系不考英文；美术系虽然也不考英文，但我美术方面的知识完全不具备；音乐系也不考英文，但我也没有音乐细胞，连五线谱都看不懂。体育系那就更不行了，他们叫“打体育”，要打球啊，我啥也不会。“打体育、唱音乐”。那时干校还没有中文系，如果有，我一定是报中文系。有新闻系，但新闻系考英文。
　　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野台子下看社戏。小时候觉得，天下第一等的事就是戏剧，第一等的人就是演员。所以我对戏剧从小就有好感。考戏剧系也是因为我喜欢看话剧。那时我在军中看了大量的话剧。话剧大多是关于内战的。比如，共产党来了，民间的游击队到山上去，后来又下山打败了共产党。还有的是悲剧风格。愁云惨雾，一个老头儿到最后看着天幕呼喊：“天哪，你什么时候才能亮啊！”然后“咣”的一声，敲锣击磬，幕布拉上。演共产党干部时，都丑化形象。也演清算斗争、土改等等。
　　每次看完话剧后，我舍不得离开，还去后台听那些演员说话，看他们卸妆，羡慕他们的样子，学他们说话的味道。后来混熟了，也跟着他们去吃宵夜。我就成了所谓的“后台朋友”。那时演戏、广播，都是北京人多。我跟着他们讲北平话。他们说晚上是“晚半晌儿”，说老太太颠颠巍巍的是“老么咔哧眼的”，对不搭界的话则说“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他们多数也是流亡学生到台湾的——不是成群的，是散着走的，从北京跑到了台湾。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想当演员，但真正从事话剧表演后，发现自己编、导、演都表现得不太行，就专心写诗了。
　　当时上干校不是直接申请，是要正式考试的。根据教育部门的规定，升大学的科目都考——数学、国文、历史、党义、公民，甚至古典诗词曲都考了。考了一个多星期。对于士兵求学，有些部队不准，认为士兵都上学走了，减弱了部队力量。不过大部分部队是准许的，而我们部队更是支持，很开明，不但准了，还体谅我们小兵没钱去台北，也没钱在台北耗一个礼拜，所以三四〇师派了车，把考干校的士兵都拉到台北，借住在一个小学校，睡大通铺。炊事兵也跟去了，烧饭给我们吃。冯钟彦本来要考音乐系，因请假离营没赶上考期，后来他上了别的军事学校。干校第二期录取五百人，去考试的至少两千多人。考场有好几个。我们是在成功中学的考场。
　　考戏剧系还考戏剧的技术，就是戏剧的艺术表现，叫“术科”。比如，你走在街上，有个人撞了你一下，撞倒了你，你很生气，站起来就要和他理论，结果一看是你老朋友，这个场面要表演一下，是考试题目。还考些戏剧的知识，比如马致远、关汉卿、莎士比亚、易卜生都是谁啊，等等。总体的考试分数记不得了，只记得戏剧系招考结果我是第四名。
　　干校的全名是“政工干部学校”。当时有人对蒋经国提出，这个校名太不明朗，甚至容易使人联想到情报方面，为什么不仿照“国防医学院”改成“国防文化学院”？蒋经国说：“我不是要培养普通大学生，我是要训练我们的干部。要他们吃苦耐劳。”我想他还是受到苏联那一套的影响。学校的精神事实上和黄埔军校等军校的精神一致，提倡“绝对地信仰主义，无条件服从领袖，不保留地自我牺牲，极严格地执行命令”，以及“冒人家不敢冒的险，忍人家不愿忍的气，负人家不肯负的责，吃人家不能吃的苦”。而教育设计上用心更多的是专业本身。干校后来改名为“政治作战学校”，改得更糟。所以很多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人，都不大愿意提到它。
　　学校逐步完善后共有十五个系，其中十一个系是大学部的学系，每个系还有几句话象征系的教育精神所在，比如：

　　政治学系：背起人本政治的十字架，迈向伦理民主政治科学的天堂。
　　新闻学系：秉春秋之笔，明善恶之辨。
　　音乐学系：唱出人性圣洁的心声，激起自由正义的共鸣。
　　艺术学系：蘸起眼泪和血汗，绘画出完美的大同世界。
　　体育学系：锻炼钢铁的臂膀，支撑倾斜的世界。
　　影剧学系：将仁爱做成舞台的面包，去喂饱人类饥饿的灵魂。
　　社会工作学系：把困难一肩承担，将爱心奉献大众。
　　心理学系：明心理之动静，握致胜之先机。
　　外文学系：融中西文化之力，竟三民主义之功。

　　蒋经国要把它办成最好的学校。每个系的系主任都是当时学界的一时之选。如音乐系主任是戴逸青，之后是李永刚，新闻系谢然之，体育系赵铗，艺术系刘狮，政治学系但荫荪，中文系翟绍武等。戴逸青是老一辈音乐家，与黄自同辈。李永刚做过河南信阳师范校长。他做校长时，培养出白桦和他的孪生兄弟叶楠。白桦兄弟由于心仪左倾被地方政府抓捕，李永刚出面作保，说小孩子懂什么，都是胡闹，等他们回来骂一顿就好了。保回去后不久，白桦兄弟还是偷偷去了延安，后来成为大陆很重要的作家。
　　那个时候还不流行兼课，蒋经国找很多的名师来，谁最厉害就找来讲课，都是吉普车接送。很多人都去上过课。像我们戏剧系里，俞大纲先生教过。系主任先是王绍清，后来是李曼瑰。王绍清是陈诠的朋友。陈诠就是抗战时写《野玫瑰》的作者。李曼瑰是剧作家，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重庆时做过宋美龄的秘书。她对同学好极了，给大家很多支持。她终身未婚，过世的时候赵琦彬、张永祥、贡敏和我——我们戏剧系四个学生打算为她披麻戴孝、执孝子之礼治丧。但李先生家里是基督徒，办丧事的规矩不同，婉谢了。帮助过名伶梅兰芳的国剧大师齐如山到我们系做过演讲，他第一句话不讲“各位同学”，而是说“诸君”。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一句话就是“诸君”。我记得吕诉上也来做过几次演讲，讲题是“台湾电影史”，主要是讲日据时代的电影发展。也请梁实秋讲莎士比亚。梁先生说：“世界上有长途汽车，没有长途教授。”他嫌台北到北投太远。后来学校有了专车接送的条件再请他时，他已经不在台湾了，同学们失去了一次见大师的机会。张彻，著名导演，在香港讲暴力美学电影的，他其实是个诗人，他也是我的老师。彼时香港电影界流行用女演员，只有他大量起用男演员。他上课的时候，香烟一支接一支吸。吸烟太甚，他的牙齿都被熏黑了。他每年回台湾，都是我接待他。他喜欢写毛笔字，很多人向他求字。我想“老师的字嘛，什么时候都能求到”，结果反而没有机会要。他已过世多年，我佩服他的侠气和隐士风范。
　　考上军队的学校后，算中士编阶，就是班长，享受免学费、支中士薪饷的待遇。干校虽是军校，也收民间来的学生，民间考去的也发薪饷，但因个人因素退学的话，要退钱——目的是要加强学生读书的责任感。毕业后，学生们基本分发到军事单位，也可以分发到民间单位。有些人毕业后去了民间单位，但比较少，多半人又回到军队做基层干部，如政治干事、指导员等。
　　1953年3月15日，我进入干校业科班学习。三个月军事训练后，开始实习士兵生活，全部学生派往金门前线，分到好几个军事单位。我们正好遇到东山作战。所在部队认为我们是学生，需要被照顾，不必参战。但后来还是有人参战了，结果死了很多人。那一次虽然国民党方面的报道说是“东山大捷”，但我看是败了。那是国共两党最后一次面对面作战，后来就是“八二三炮战”。
　　东山之役，我服务的单位没有参战，我们部队的任务是到机场抬伤兵，抬了好几天。豫衡联中的同学李月亭被分到四十五师一三四团二营五连。战役中他负责在墙上写标语。月亭和冯钟睿一样，考的是干校美术系。我们这边说李月亭战死了，其实是被俘后遣送回河南。冯钟睿也参战了，几乎丧命。撤退时，钟睿坐在水陆两用战车上（简称LVT，俗名“水鸭子”），“水鸭子”翻覆。钟睿会游泳，他浮上来了，但他看到很多不会游泳的士兵在水底爬。清理战场时，有些捞上来的士兵尸体的指甲都磨掉了。他们那个单位死了很多人。钟睿说：“中枪后，身体抖一下就倒下去了。”
　　东山战役后，报告说我们这些学生中有七人阵亡，干校为他们开了追悼会，立了高大的纪念碑。校园中的七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后来查明是阵亡五人、被俘两人。除了李月亭外，还有一个人被俘。据说那个人跑回台湾后，去见校长，校长抬头看他一眼，一言不发，继续批改卷宗。那个人呆站了好久，只好退出办公室，我们后来没有再见过他了。当时还是很绝对化的，认为被俘是一个污点，甚至有被俘过之后永不录用的说法。两岸通信后，李月亭辗转捎信回台湾，讲述了他如何被俘，申请“战士授田凭证”的补助。没有得到回复。我们每个兵都有“战士授田凭证”，上级用意是反攻大陆后，凭此证可以领到田地，解甲归田。后来一直也没有反攻成，就把允诺的田地折了钱发给大家，大概一两万新台币。被俘的人照理也会给这个凭证。我为李月亭申请了，也把他的信递了上去，却没有下文。被俘人员的补助也归“退除役官兵辅导会”管，那时蒋经国已经不担任“委员会主任”了，否则月亭有可能领到这笔补助。我自己领到的这笔款，又添了点钱，回乡后在老家杨庄营盖了房子。因为原来的房子已成废墟，我看着难过，就照着记忆中老屋的样子重新盖了起来。
　　李月亭说他被遣送回唐河后，在瓦窑里挑砖头，挑了好些年。后来厂里人发现他识字、会打算盘，就让他做记账的工作，才没有再做苦工。他在台湾就有胃病，回大陆后愈加严重，又无钱医治，最后丧失劳动能力。他写信申请补助时，家里九十岁老母瘫痪在床，生活实在是困顿不堪。我回家乡后，他来和我会面。吃饭时，记者采访我，他很感慨，说：“一场战争把我们打到了两个世界，你看你多风光，我挑了一辈子砖头。”我说，“你不要这样说。你在家乡陪你妈妈过了一辈子。如果让我换，用我一辈子的浮名换我和我妈妈过一辈子，我肯定换。”李月亭听我这样说，一直擦眼泪。后来不久他就去世了。很多年后，我又去东山时，特意去看看当年的战场。去的时候东山县正在修建纪念碑，说是纪念东山战役阵亡的战士。是纪念解放军的阵亡战士。那一场战争，国共两边阵亡的官兵加起来有八千多人……我在海滩上走了很久，带了两包沙子回去。一包送给了参战过的冯钟睿，一包寄给了月亭的遗孀。
　　实习士兵生活大约两三个月，结束后回到学校。从金门回到学校的第一周，老师们办了欢迎会迎接我们。老师们还客串了京戏，王昇教育长在《萧何月下追韩信》中扮萧何，为孙中山先生做记录的黄昌谷老师不会唱戏，在戏中跑龙套。同学们都很感动。此后，我们开始在干校的正式学习，上了中外戏剧史、导演、表演艺术、戏剧语言、剧场美学、舞台设计、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作品选读等专业课。
　　1954年10月18日我从学校毕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左营海军陆战队。在左营时，经历了桃子园的演习。那是一场陆海两栖演习，开着“水鸭子”，不知什么缘故，也许潮水计算有误，车翻了很多，死了很多士兵。据说从左营到屏东的棺材店都被买空了，可见那一次伤亡之重。在军中，演习中死亡的人视同作战牺牲，也是要入“忠烈祠”，有抚恤。那时候都是单身到台湾来，小兵都没有结婚，没有家，很多士兵的抚恤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军队生活苦，当兵的找对象都困难。我们的朋友张放结婚的时候，在高雄陆军服务社摆酒席，雇了乌黑的小包车去屏东接新娘，结果没接到。本来说媒就不是说得很稳，女方家里就反对，勉勉强强答应了，后来家里又有变化，新娘穿上礼服，从屋里冲出来三次都被她两个哥哥挡了回去，因为他们觉得张放是军人，军人太苦。我是他的婚宴总招待。那时大家参加婚宴，好朋友都是把一个月的薪水送去当贺仪。反正也是没有钱嘛！老朋友结婚，有帮助对方成家的意思。开席时间都过了快一个小时了，菜也都上来了，可是新郎、新娘没来。三十多桌客人，大家等得着急。我只好宣布说新娘得了急性盲肠炎，送到医院了，新郎为了照顾新娘也赶到医院去了，请大家开始吃饭吧。于是大伙儿就吃了一餐没有新娘、新郎的喜宴。我并没有吃饱，扒拉几口饭菜，就往左营跑，洞房在左营。这是个很丢人的事情，我怕张放罩不住，要去救他，怕他自杀。结果到了那里一看，张放躺在新床上，在读《红楼梦》，没事儿人一样。一个多月之后，新娘还是被放行了。张放后来写小说，得过“吴三连文艺奖”，老年后被文坛称作“放翁”。他女儿张雪媃在爱荷华大学拿了比较文学博士，在台湾教书。
　　在左营，我先做陆战队政工队队员。政工队先改名为康乐队，后来上面嫌“康乐队”难听，又改为“艺工队”，分歌唱和话剧两个队。我们属于话剧队。我也演过不少戏，如《陋巷之春》等，但面相太年轻，多半演高中生、儿子等等。我逐渐失去了演戏的兴趣，转成了舞台监督、前台主任，甚至代替一个生病住院的兵管“司幕”——一出戏开场拉开大幕，剧终时再关上大幕——专管拉幕。幕与幕之间舞台的光很亮，我正好可以躲在幕后看书。一晚上只演一出戏，因此我在司幕期间看了大量欧美的现代诗和小说。那时也开始谈恋爱。恋爱的对象就是剧中的女角，假戏真做乎？过不了多久，两个人就吹了。
　　我们话剧队里也有不少北京人。有个叫佟国藻的，在胡金铨的电影中常出现。国藻美丰仪，很多女生喜欢他。他后来去中南美洲开了个武馆——他也没学过武术。他太太催他移民，就去了那边，也没什么钱，吃了不少苦。还有一个叫田致斌，艺名“仪铭”，是台湾第一代演包青天的，演出时非常轰动。艺工队也为军中和地方培养了不少人才。如擅长演话剧的孙越后来成了名演员，获过金马奖。他是正反派都擅长。我记得他演的第一部戏就是虞君质先生的《海》，在台南旭町营房演出。他中年后身体不好，笃信基督教，做了不少善事，成了人人皆知的“孙叔叔”，晚上电视节目中会插播他说的“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该回家了吧”，或者“现在九点多吧，如果还没到家，打个电话回去”。还有在李安的《推手》中担任男主角的郎雄本来是一〇二〇团团部伙房的炊事兵，也因为表演天赋被发现而从艺。他人很敦厚，特别念旧，对当年军中一起吃粮的老朋友特别好。军中的朋友喜欢和郎雄开玩笑，说曾经吃过他做的馒头，揭他的老底儿，他也不以为忤，直打哈哈。郎雄在大型电视连续剧《秦始皇》中饰演过秦始皇，表现尤佳。
　　在政工队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参加了“三民主义讲习班”（简称“三讲班”），有演讲比赛、壁报比赛、心得体会交流等等，我表现不错，被调到“陆战队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王成德将军的办公室做随从参谋——掌管长官的文书档案，联系业务、安排行程等。主要是给他记案子。比如有报告上来了，他问我：“王参谋，上次他们修工事的事儿我是怎么批的？”我查了档案以后回复他。他出行时，我帮他拎着皮包。有朋友就笑我：“你现在也给人拎皮包了？”
　　王成德毕业于“中央干部学校”。他看我每天都在读书、写文章、写诗——我的获奖作品《印度》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写出来的——他觉得我是一个文人，对我另眼相看。做了半年随从参谋后，我想去“海军广播电台”，便向他请示。那时一帮写作的朋友都在“海军广播电台”工作，下班后我常去聊天。王将军知道我也不是那种提皮包的料儿，批准了我的申请。虽然离开他那里，但后来我们逐渐成了朋友。他太太很凶，他和我诉苦，连他们夫妻吵架我都去劝架。我们都称呼他为成德公。当时的司令是罗友伦，副司令是于豪章。于的参谋和我们很熟悉。参谋说：“我看你喜欢文艺，我们于司令家里很多这样的书。”他帮我弄了一批，我一看，都是禁书，大部分是巴金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书。蒋介石对干部喜欢新文艺一向不大支持，对喜欢新文艺的干部，他总要讲句话：“我们培养你，不是在这个角度上。”于豪章将军后来因直升飞机失事摔成残疾，我还常去看他。说起来当年我看他的书，他问我是怎么拿到书的。听完我的一番说明后，他说：“我说我有些书怎么不见了呢！”
　　1953年10月1日到1954年9月30日，我参加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诗歌班的学习，那时我还在干校学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正式开始写诗。颁发的学生证上注明年龄二十二岁，籍贯是河南南阳，学生证号是1-3-007G4，校长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家李辰冬。学生证标明“本证仅供证明学籍之用”。学生证照片中，我还戴着钢盔——那是考干校之前照的，觉得戴着钢盔威武，就特意拍了这张耍帅的戎装照。
　　覃子豪是诗歌班主任。他和纪弦、钟鼎文被我称为大陆来台湾的新诗坛“三老”，他们对青年都非常好，尤其照顾我们这些军中写作的小兵。可以说，军中文艺发展得益于他们三位的相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上海滩上一群作家，主要有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杜衡、穆时英、路易士（纪弦，本名路逾）和徐迟等人，以及他们创办的杂志《现代》（1932年创刊，1935年停刊）及后来派生出来的《新诗》（1936年创刊，1937年停刊），鼓吹一种“现代诗体”——强调诗的结构但不押韵的自由诗。纪弦那时笔名路易士，是小老弟，跟着他们。戴望舒曾在文章中形容他是“高大苍白而害羞的青年”。在《现代》杂志中，他和徐迟是跑印刷厂的。哪里知道这个害羞的青年到了台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纪弦到了台湾后，就把现代派的精神带到台湾。施蛰存去世前夕，记得是2003年，我去上海时拜访过他。他躺在医院里已经说不出来话，只能用眼神交流，他儿子在旁边照顾。那次拜访后不久，他就辞世了。
　　我鼓励纪老一定要活到一百岁，做个中国的人瑞诗人。他说：“痖弦让我活到一百岁，我活到了！”纪老活到了一百零一岁。我鼓励他写回忆录，他写了三卷，张默和我去找龙应台的“文建会”，给出版了。洋洋洒洒三大卷，他很高兴。纪弦认识胡兰成，他和张爱玲一样，只是抗战时期留在了上海。张爱玲在文章中还提到过纪弦的诗，对《脱袜吟》——“何其臭的袜子／何其臭的脚／这是流浪人的袜子／这是流浪人的脚”评价不错。他写抗战的诗：“饮当归酒当归故乡／故乡啊，你在何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去美国后没有再回台湾，是因为他以为回台湾后美国那边就领不到老人金了，而非其他原因。
　　纪弦先生早年喜欢小酌，老年时也喝一点，但不多。他是定时定餐，两餐之间不吃任何零食。他有些唐•吉诃德的风范，自己把自己的影子扩大。他晚年和我通信通得最多。他开始写信给我时，称我“庆麟”而非“痖弦”，后来逐渐改成“痖弦”。某次他写信首句是“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但我想老先生是随手为之，并无特别的意思。我取名痖弦，潜意识里可能和对他的仰慕有些关系。纪弦对台湾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是个关键人物。他影响了现代诗的发展，现代诗又影响到现代的绘画、小说、散文、戏剧、音乐等等——这一套玩意儿都跟他有点关系。他最后一本诗集是我帮他取的名字，《年方九十》，他说：“我喜欢这个书名。”这其实也不是我想的，很多老画家在题画的时候就写“年方七十”“年方八十”。纪老说“年方”很好，不能说“年仅”——年仅不就表示“完了”吗。
　　纪弦对我们年轻一代是点火者。他把火点了之后便不管了，学生辈能燃烧多久、多灿烂，是个人才华的事儿。真正扳着手教我们的是覃子豪先生。纪弦和覃子豪是老哥们儿，不过为了文学上的意见，常吵吵闹闹。纪弦主张现代诗的精神是横的移植、不是纵的继承，就是说，他认为现代诗不是继承汉唐的传统，而是从以法国为主的、波德莱尔以降的文艺美学汲取营养。他坚持现代主义，他的刊物叫《现代诗》，他的诗派称“现代派”——历来台湾诗歌称“派”的也只此一家。他反对将诗称为诗歌，他认为诗和歌是两码子事，诗就是诗。他看不起新月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格律试验。其实开始也就是他一个人编诗刊，渐渐地很多年轻人也参加了。我虽非现代派成员，但我的第一首正式的作品《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就发表在《现代诗》上。
　　钟鼎文人称鼎公，在大陆时用的笔名是番草，他的一首描写抗战时战火下难民流亡景象的诗，曾受到王任叔（巴人）的肯定。王任叔做过中国驻印尼的大使。鼎公虽早年和艾青那批人也很熟悉，时有过从，但他来台湾后没有受到任何委屈。他为《联合报》设计了一个名为“黑白集”的专栏，到现在还在继续。最早他一个人写，不署名，后来好多人写过，可以说是几代人经营出这个专栏，很受欢迎，被称为“第二社论”或者“小社论”。这个栏目的风格是亦庄亦谐、击中时弊，带点时论的性质，比社论说得轻松一些。他是“国大代表”，待遇优渥。与纪弦一样，他也长寿，活到一百岁。因为编报纸、搞出版，我喜欢建议老前辈写自传，但他说他不写自传。因为写的时候非常难受，他说他的家传悲惨，第一章就过不了。他是留日的，纪弦和覃子豪也是留日的。
　　覃子豪、钟鼎文和余光中成立了蓝星诗社。纪弦有点诗人的神经质，钟鼎文也这么说过他。我们学生和三老关系都很好。三人中，只有钟鼎文曾经回过大陆，见过他的老友艾青。他的一些资料可能也寄到大陆存放了。台湾近年有时候对一些资料不注意保存。比如严家淦去世后，后人说资料多没人要，大陆说我们要，几个货柜统统拉走。
　　我结婚时，父母不在台湾，由鼎公担任男方主婚人，等于父亲的角色，我非常感念。以后的很多年，鼎公和夫人一直照顾我和内人桥桥，我们过年过节都去他家看望的。他家里明窗净几，生活品质很高，很考究。他的书房很大，还租了另外的房子专门存放他自己的资料。前辈们虽然名气很大，一般说来，社会对他们的照顾都不算很好，晚年时，还要年轻人帮他们为出版全集奔走。特别是鼎公到了晚年，还在呼吁希望有人替他出全集，可惜也未如愿。很多老前辈都没有出成全集，像无名氏（卜乃夫）也是一样。很苍凉。
　　覃子豪先生是像老师一样对我们，手把手教写诗。他见到我们那票年轻小子一定问：“有没有写诗啊？一定要写啊，有前途！”如果我们写了一首好诗，他一定夸赞。我写《印度》得了蓝星诗奖，他就对我夸赞有加。
　　覃老一人在台，家眷没带来。他是“粮食局”的职员，收入也不高，但我们去看他时，他总请我们去饭馆吃饭，每次都叫很多菜，广州饭店是我们常去的一家。他自奉甚俭，他是四川人，喜欢吃担担面，有时就在小吃摊弄碗面吃。碰上他当天完成了一首新作，就在面碗里加个卤蛋，表示对自己的奖励。他常常从大印刷厂找来边角料，印刷蓝星系列的各种袖珍诗集。覃先生法文不错，也喜欢翻译，比纪弦翻得还多。我把覃译和纪译对照过，发现各有风格和匠心。我看过不少他在大陆时的文学活动的资料，印象中他其实也算左派，喜欢鲁迅，抗战后还在左翼期刊《高射炮》上发表作品。
　　提到鲁迅，覃先生给我讲过在北京听鲁迅演讲的一段经历。那次是在北大演讲，演讲前两个小时，观众就挤满了大教室。因为人太多了，大教室的门都挤破了，有人就大叫，“干脆到外面的操场去讲”。于是移师操场，学生里三层外三层把大师围个严丝合缝，根本看不到人。有人抬了张方桌，让先生站在方桌上讲，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那天风很大，又没有麦克风，鲁迅说的绍兴方言被风吹跑了不少。覃先生说，他什么也没听懂，只听到谈高尔基如何的两句。但是，看到大师站在风里长衫飘飘的样子，已经很过瘾了。
　　覃先生喜欢抽烟，最后得了肺病。住院时，我们这些弟子轮流去照顾、守夜。弥留之际，他挂念的也是这些学生，一个个名字问是否来了，知道都来了，才断气。覃子豪下葬时，学生争相执绋。柴栖鹫披麻戴孝，在灵堂持孝子之礼。整数年的忌辰时，我们这些学生还上山为覃先生扫墓。修坟时，请雕刻家杨英风塑了他的胸像，像座上刻了他的名诗《追求》：“大海中的落日／悲壮得像英雄的感叹／一颗星追过去／向遥远的天边//黑夜的海风／刮起了黄沙／在苍茫的夜里／一个健伟的灵魂／跨上了时间的快马。”蓝星诗奖的奖杯就是杨英风设计的。覃先生晚年时，我为了留下他的声音，带着假扮成记者的我的学生去为他录音。提问的问题都是我事先写好的。现在遗音还在，有时候在他忌辰时还播放。
　　覃先生也追求女学生，可惜都没有结果，他人黑黑的、瘦瘦的，相貌不够英俊，我们背地里为他取了个外号“老猴”。大家见面常说：“你去台北见了老猴没有？”“见了，见了。”年轻人调皮，叫他老猴没有不敬的意思，反而倒有一种亲切的意味。
　　校长李辰冬教文学概论，盛成和侯佩尹教法国文学。盛成见过梵乐希，梵乐希还为他的一本集子写了序文。各科老师都印发讲义寄给我们，讲义上有作业习题，还有创作的例题。我们写了寄过去，由老师们批改回寄学生。这个办法效果很好。总之，这是一座没有屋顶的学校。师生之间有交通，学生与学生间没有联系，同学们彼此都不认识。后来提起来才发现很多人受益于函校。向明、麦穗、葛逸凡、赵志道等都是函校的同学，认识后大家很亲热。
　　很多人都知道蒋介石去台湾时，运了些中央银行的预备金。有了预备金，银行才能印发钞票，台湾和大陆都是如此。我以前在军中碰到一个人，他说他当时在驻广州的部队当班长，任务是守卫黄埔码头旁边很大的一个军械库。整个仓库里面全是军火，一盒盒地摆满了，一列列高与梁齐，站岗的士兵在行间巡逻。规定晚上卫兵实弹上刺刀，有个兵的刺刀不小心碰下来一个盒子。掉地后盒子开了才看到不是军火，这个兵是乡下来的，不知道是啥玩意儿，马上去报告他。他在上海做过小开，见过金条，他对班兵们说：“不许声张，谁声张我枪毙谁。”他们把那一盒金条给分掉了。其他的没有动。后来到了台湾，这批浑小子把分来的金条一段段地截开，陆续在银楼换了现金，到处吃馆子。他说每餐都叫一只狮子头，总有大半年，终于把钱都花光了。他还特别和我强调：“现在时过境迁，我才和你说。”
　　黄金之外，蒋介石还运了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他是老派人，认为钟鼎、玉器是重宝，是国家的象征，所以他运这些来台湾。他还将教育等机构和各省的重要公文、档案都带了来。
　　另一方面，上面觉得文化上要有大师级的人来坐镇才能安定人心、稳定局面。当时撤退前，曾为一些居住在北京的文化名人准备了飞机，还把机票送到家里，请他们来台湾。可是反应很冷淡，来的人不多。有些人还对此加以嘲笑：“贪污无能的政府败走台湾，还让我们去政治殉葬？！”来了的那些名人待遇都不错，都有适合他们身份的工作，去南港的“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到台大、师大任教的人也不少，受到年轻人的爱戴。也有安定的生活，让他们得以完成写作、研究计划。蒋介石出身行伍，能这样重视文人也很不容易。
　　旅居海外的名人也请回不少。胡适那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中文图书馆做馆长，境况不是很好。所以胡适接到邀请函很高兴地回来了。胡适回来后主持“中央研究院”。请张大千回来费了些事儿。大千先生那时在巴西，建了一座园子。他说：“我回来可以，但是我这座园子、我这些石头怎么办？”他搜集了很多大石头。听说当年为运那些石头花了很大功夫，因为不能直接放在船上，舱面禁不住，太重，特别是其中有几块大的很难上船。张大千也很任性，那些石头一块也不能少。没办法，只好排除万难给运到台北。回来后在“故宫博物院”对面给他建了一座花园，石头一块没少。林语堂旅美多年，请回来后做笔会的会长。林语堂喜欢西班牙式的房子，就在阳明山给他建了座白墙蓝瓦西班牙风格的别墅。钱穆，新儒学的代表，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院长。请来后，在“故宫博物院”对面、东吴大学附近给他盖了座书房，便于他做研究。台湾这才算有了些大师坐镇，才像个样子。
　　刚开始世界上都不知道台湾在哪里。怎么办呢？当局就出钱请八方名人，请他们来访问，这样他们回去就能宣传台湾，以提升台湾的能见度。有一次请了美国的拳王乔路易。那时桃园机场还没有建，还是用松山机场。乔路易下飞机被迎入贵宾室，刚喝了两口咖啡，有记者便来采访，问他对台湾的印象。乔路易刚来，才喝了两口咖啡，哪里都没看呢，他就回答说：“So far so good.”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不错。记者很高兴，第二天报道是这么登的：当记者问乔路易先生对台湾的印象时，乔路易说，“如此遥远，又如此良好！”这个笑话是经济学家、红楼梦研究学者赵冈告诉我的，新闻界流传了很多年，确有其事。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儿了。由此可见当时大家希望世界了解台湾的心情之急迫。
　　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办《创世纪》，《创世纪》才真正称得起“如此遥远，又如此良好”。尉天骢办了《文学季刊》发展小说，陈映真他们都是从那儿出来的。夏济安、夏志清、吴鲁芹这些台大的老师辈学者办的是《文学杂志》——他们当初想继承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只是不便明说，因为朱在大陆，情况不明，不方便提。他们请余光中看诗稿。我投稿时，有时就直接寄给余先生。我的很多诗是经余先生选中才得以发表的。当时发表得比较密集，也有了些小名气。夏济安先生说：“你们都说新诗看不懂，痖弦的诗我就看得懂。”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知道了夏济安更多的故事，令人神往。济安、志清两兄弟学问深不见底，是真正的实力派。可惜我始终没有机会见过我的“知音”济安先生。当我终于有钱去台北时，他已经去了美国。他是受美国某机构邀请出去做研究，出去了便没有再回来。美国那个计划是年度计划，因为夏先生没有回来，便不再邀请台湾方面的人去访问。有些人由此对夏先生难免有微词。但鉴于当时台湾的状况，济安先生选了一条不归路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我去美国拜访过夏志清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并且知道济安先生已经去世了。没有能见到夏济安先生，也是我平生憾事。
　　除此之外，期刊方面，白先勇、王文兴这些学生辈的办了《现代文学》，刘绍铭（笔名二残）、欧阳子、陈若曦、陈次云等都是该社同人。台湾文学中，最先崛起的是现代诗，接着是现代绘画，然后是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的陆续兴起，彼此互相影响。戏剧界最有名的杂志是《剧场》，该杂志的同人曾在天主教的耕莘文教院演出《等待果陀》等现代荒诞戏剧。一部讽刺没有神的戏能在天主教机构中演出，也可见当时风气之开放。年轻一代的电影研究者介绍西方新的电影思潮，比如将摄影机当作笔来表达个人感受的作家电影等等。这就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了。有个杂志叫《影响》，是很有名的电影杂志。这些文艺活动中，军人作家的参与也非常积极。
　　彼时这批人经常聚集于西门町明星咖啡、作家咖啡、野人咖啡、田园咖啡。群英聚会，高谈阔论，气氛热烈，有些还放浪形骸。话题常常是存在主义、萨特、卡缪种种，女生谈的常是西蒙·布娃。简直像巴黎的左岸那么酷，仿佛什么事情都在发生中。
　　抗战之后，一批退伍的青年军人后来又去念书，有的还出国求学。穆旦写了不少诗作记述那段军旅生涯，其中《印缅公路》描写印缅公路建设的情形，雄浑大气，是抗战文学的瑰宝。他去美国读书后，回了大陆。许芥昱留在美国教书，翻译过中国诗选。卢飞白（笔名李经）也在美国教书，还写诗。他很不得了，能跑到伦敦去找艾略特做访谈，并写了诗作《伦敦市上访艾略特》。他英文极好，但人很朴素，去美国很多年了，看起来好像还是昨天从杭州来的。卢飞白已经过世了，他是我的好朋友。黄仁宇曾是军官，到美国后专注于中国历史研究，成绩卓著。
　　侯健是台大出身。在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后，任台大外文系主任。他的作品在文学杂志上常常出现。远征军这批我知道的翻译官中，我认为他的中文最好。他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都很有研究。我们来往密切。我在幼狮时，常请他来指导，幼狮公司请他做董事。侯健是山东人，和河南人风俗趣味很接近，我们像老乡一样。他们那一批都是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入伍，他们对老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徐复观和周策纵是老派文人，到官邸为蒋介石办理文案，俗称“文胆”，他们的笔墨都是第一流的。台湾“二二八”事变后，蒋中正的《致台湾同胞书》即出自周策纵手笔。官邸的人文化底子都很厚，学养不浅，都有各自的学术梦想，不习惯官场生活，退离官场后回归学术。当时也有一批本地长大的青年，受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教育，文学程度很高，如杨牧等人。杨牧在东海大学受教于徐复观，去了伯克莱跟着陈世骧读硕士。伯克莱当时在台湾知名度非常高，是台湾留学热时期离台念书的首选。
　　1961年5月8号，我从“海军广播电台”再次回到干校进修，上初级班。初级班是对干部的基本培训。初级班除了受军官教育，还允许补修原来专业的学分。我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将业科班的学分逐渐补修到本科，最终在高级班结束时，拿到了大学学历。1961年11月21日，初级班毕业。毕业时，我以总成绩第一名留校服务。留校后，我打算选系当老师。最先考虑的是“匪情系”，听说该系藏书最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书差不多都有，我还是抱着读“禁书”的想法。主意既定，就去见该系主任曹敏，明白表示想到系里任教。曹主任约我面谈，出了几道题目让我回答。回答后，他说：“你这方面内容不行。如果勉强让你当教官，你是活受罪。你至少要再读两年书再找我。”随着两岸的和解，“匪情系”后来改成了“敌情系”，又改成“大陆资料中心”。在台湾，收集大陆、共产党的资料最多的是干校和“调查局”。“调查局”里关于大陆的书籍、报刊一应俱全，连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油印小报、出的黑板报的照片都有，文学书就更多了。我的朋友、写小说的翟牧在“调查局”任科长，他说：“你来我们这里，我保证你一整天都舍不得出来。”我去看过，那资料真是全！
　　我碰了钉子，入“匪情系”无望，只好打退堂鼓，改从我的本科戏剧系入手，参加试讲，教育长李中对我的试讲特别满意，交待有关参谋，把我的试讲讲义留下来做范本，说以后招聘教官，试讲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在考上教官之前，我还做过干校的晨光广播电台的台长。那是干校的有线电台，为了强化学生们的实习，也弄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设计了很多栏目。当时都是播放军歌，我自作主张改成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史特劳斯的圆舞曲之类——那是我对干校广播做的“最大的贡献”。考上教官后，便不做广播了，专心教书。
　　1963年12月16日，我开始在干校高级班就读，1964年8月22日毕业。高级班仍是军官训练和补修我的专业学分。那时上了俞大纲的中国戏剧史、姚一苇的现代戏剧、王平陵的国文精选、王怡之的中国文学史。俞大纲是“新月”的晚辈，是徐志摩的学生，他讲课天马行空，要有些基础才能听懂。俞大纲是怡太旅行社的董事长，却没什么事儿，他的小小的办公室成了文学青年的聚集地，林怀民、蒋勋、诗人画家楚戈、唱京剧的郭小庄、办《汉声》杂志的吴美云等等都是他那里的常客，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得到了文学艺术的火种。聊完天后，俞老师请一大群人去吃好贵的西餐。如此的前辈风范实在令人敬佩。俞老师还请我和桥桥吃饭，他非常喜欢桥桥，他说桥桥是清泉白石上的兰花，身体太病弱，要我好好供养。俞先生过世时，大家都来了。那是我参加过的最哀伤的追思会——大家泪眼相对。另外还有几位老师也非常重要，姚一苇是台湾银行的襄理，业余成了大家，他讲课是字字有来历，有汉儒风范。他自称为“礼拜天作家”，读书、写作都是靠礼拜天，其他时间要上班。他说，如果想做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在三十五岁前，把世界上重要的批评典籍都看完。王平陵在重庆时组织“文协”；他学问很好，可惜方言甚浓，学生们谁也听不懂，都在课上偷看武侠小说。他在学期终了前过世，我们感到很惭愧，丧事都是我们班上同学替他办的。
　　高级班毕业后，我仍在戏剧系继续任教。1965年，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系里要演出《国父传》，要找合适的人演孙中山一角。系主任是李曼瑰，她是这个剧的编剧——她在历史剧的编制方面有很高的声望，也得到文化界的支持，万事俱备，只差担任孙中山一角的演员，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曼老（系里都这么称呼她）的想法是找一个气质仪表都不错、受过专业戏剧训练，但在台湾的舞台上还是生面孔的演员。这是孙中山作为舞台人物在台湾首次出现，一定要非常慎重，但找这个演员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有一次系里开系务会议后，曼老对我定睛而望，说她认为我可以演孙中山，她说：“你化妆画上胡子，在镜子前面照照，很像孙中山，你自己去看看。”我学表演是跟着崔小萍，舞台语言是跟王寿康学的，王先生是老北京，所以我的“国语”还学得不错。不过对于曼老的提议，我还是一直推却，后来推卸不掉，自己去化妆室装了两撇胡子，自己看了看还真有点像，只好半推半就地接受了。那部戏是孙中山的形象首次在舞台上出现。大陆是在次年举办孙中山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因为大陆是按照洋算法计算，而台湾还是传统的虚岁算法。那个时代，演孙中山如同教会中演耶稣一样，被看作一种圣职。四个民意代表找我谈话，考察我的仪表、谈吐、人品、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理解程度等等，还给了很多“国父遗教”的书让我看。给的材料差点拿不完——我坐一辆三轮车，后面还跟一辆三轮车装书。
　　我必须说，那是一个很干燥的革命剧。孙中山出现后，演讲多，动作少，很难表现。我用诗歌朗诵的方法对这些演讲进行演绎。我平常就喜欢朗诵，在这方面还有些心得。在系里教编导的教授刘硕夫抗战时期就参加话剧演出，他非常欣赏我的声音，他说这么好的声音，在中国话剧界他只遇到两个人，一个是演《夜半歌声》的金山，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他的鼓励下，我对台词设计非常用心。如果说那个戏有成功之处，我认为是处理语言的成功。我在英雄的奔放和圣贤的儒雅之间处理台词朗读、塑造声音的基调，观众很接受。别人说我“好像孙中山”，我还不大乐意听，心想：“我不是特型演员，我长得不像，是我演得好才像。”其实是“长”得也像，剧组的化妆师是同系教书的舞台设计家聂光炎，每次演出前，他要给我化一个多小时的妆。为了给我化妆，他连晚饭都吃不好。我和大家开玩笑说：“聂光炎在我脸上画了一张‘国父’遗像，怎么能不像？”聂光炎除专精舞美外，自己也是老练的演员，他在剧中演一个要捉拿孙中山的清代官员，演技一流。
　　大半年下来，共演了七十多场——有时候一天演日、夜两场。演出场地最多的是台北市日据时代的老建筑中山堂，其他的场所还有“国光”戏院、实践堂、大专活动中心等。一些学校机关都是包场来看。演出密度高，演员太累了，都要靠吃人参、注射肝精等营养品维持体力。剧务特别在剧场旁边给我安排了一个小房间睡午觉，我还在门上贴了一张条子，上书“午觉中，请勿打搅”，署名是“孙文”。演戏完全没有补助，还是拿干校的薪资，当时也没有想到过钱的问题。上层除了蒋介石没来，其他人基本都来了。在孙中山伦敦蒙难时解救他的老师康德黎已经过世，康德黎的儿子和太太特意从英国赶来看戏，并到后台和演员合影。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和夫人也亲临观剧。记者在报上说，老两口在看戏的时候不停地擦眼泪。我想他们落泪的理由不一定是为了我的演技。剧终后，他们也去后台向演员致意。合影时，我本来站在他们夫妻旁边，但他一定要我站在他们俩中间——也许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卸妆，从戏剧幻觉理论上说，我还是孙中山。散戏后，很多观众还在剧场流连，等演员出来时多看看。有个晚上，国防医学院的护士们在散场后还不走，一定要等我出来说几句话。那时我刚结婚，新娘桥桥在后面带头给我鼓空心掌——为了声音大。我获得了1965年最佳男演员的“金鼎奖”，并因写诗于同年获得第三届十大杰出青年的“金手奖”。
　　《国父传》演出结束后，我正好接到了爱荷华作家工作室的邀请。两年后结束研究回台，不到半个月，受到蒋经国先生召见。他的秘书是钟湖滨，是我在海军的旧识。我请他带我进去见蒋经国，我说：“老钟，你带我进去吧，他不认识我。”老钟笑着说：“他认识你，他听过你‘训话’的。”——老钟是指蒋经国看过我演的孙中山。蒋经国与我交谈后，让我在他主持的“救国团”周会上针对美国青年文化做一次报告，并让我事后写个文字材料交他。周会上的报告我照做了，总团部所有专任人员都参加听讲，我感觉反应还不错，但要我写的材料我没有交——又是诗人这一部分的性情在作怪，我有时候本能地对上峰领导产生抵触。
　　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睡午觉，幼狮公司来了几个人。来人说：“朱桥过世了，经国先生希望你来主持编务。”几经考虑，我决定离开干校，“外职停役”，借调去《幼狮文艺》主持编务，兼任青年写作协会理事长（总干事）。当时我觉得《幼狮文艺》很重要，主持编务是天下一等大事，一等的人才能去办《幼狮文艺》。由此，我的面向社会的文艺工作正式开始。几年后，我向原来干校的教育长王昇提出来从军中退休，王老师建议我不要退休，他说：“你留在干校教书，在军中继续写诗，我将来还要把你送到美国去做深度研究。我对你的诗看得很重。诗人不仅只写宣传的诗，宣传的诗可以帮我们完成‘革命任务’，但更要写哲学的诗，像泰戈尔一样，才能传之永远。你接了《幼狮文艺》，编得好显不出来你的好，编得不好也不太好。”但我觉得有使命感，而且我已经对军旅生涯厌倦了，坚持退休。从此正式结束了我的军人生活，领到了由“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制发的“荣民证”。
　　持有这个证可以去“荣民”总医院看病不花钱，百年后可以准入台北近郊的军人公墓，还有吹吹打打的一番发送。证件正面是我脱帽的半身照，背面标明我退伍时军阶为少校，退伍时间是1971年11月1日，我的兵籍号码是65513590——这个号码终生难忘。但当时军队退役制度还不健全，加上经济情况不好，我没有拿到八成薪的退役金。离开《幼狮文艺》时，也没有拿到退休金，因为《幼狮文艺》属于“青年救国团”。
　　当兵这件事对我这一辈子影响非常大！孙立人的一张招生告示把我带到台湾，决定了我的一生。就像龙应台在她的《大江大海》中写到的，“上车是一生，没有上车是另外一生；上船是一生，没有上船是另外一生”。看到那份新兵招贴是一生，没看到是另外一生。
　　接到退伍令时，我心中还是不禁感慨，便请好友、书法家薛平南写了首辛弃疾词挂在书房墙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