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插队记忆

徐明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曾经

上山下乡

插队记忆

　　知青点

　　1975年8月，我下放插队到江苏省沛县魏庙公社毛寨大队第七生产队。这个时间已经是毛泽东给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回信之后，那封回信的内容，当过知青的人恐怕今天还都会记得：“李庆霖同志：寄去三百元钱，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这封信成了一个分界，此后下放的知青也被称为新三届。老三届苦不堪言的生活，引出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又引出了毛主席的回信，新三届因此受益。此后，上山下乡运动虽仍在继续，但全国的知青工作有了重大调整，各地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每个城市以系统为单位，把该下放的职工子女集中到一起，单位派出带队干部，和知青一起到农村去。生活有困难，由单位设法解决。下放地点则统一安排，凡有接收知青任务的乡村一律建知青点，知青不再散居村中。
　　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属徐州文化局，文化局的知青点设在江苏省睢宁县高集公社。当时局里的子弟应该下放的有四人，但因各种情况，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愿意走。这下局里反而不放心了，说只一个孩子，到那里怎么办。就去找在同一个楼里办公的卫生局协调，把我放到他们的知青点里；将来牵涉到我的各种问题，仍由文化局解决。就这样，我到了毛寨大队卫生局的知青点，这个点同时也是徐州交通局的知青点。巧合的是，我奶奶当年就是这个村的闺女。父亲知道后说：“这样也好，回我姥姥家了。”
　　毛寨大队由两个自然村组成，姜口村在北面，包括第一、第二生产队。毛寨村在南面，包括第三到第七生产队。两村相隔约二百米，知青点就建在两村之间。我是第一个进村的知青，去时知青点已经建好，青砖灰瓦组成一个长方形大院。与周围的破旧农居相比，显得整齐精神。大院中间用一道墙隔开，西面是知青点，东面是大队部、农机房和代销点。半年后，又来了十多人，总共17个徐州知青在一起度过了两三年的时光。
　　我们知青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吃住则在一起。每月轮流有一人留在知青点做饭，负责一日三餐。粮食先由接收知青的各生产队按人头提供，年终从知青的分配中扣除。蔬菜大家拼钱买，我们还在知青大院中间开辟了一片菜园。肉则基本想都别想，我们没听过韶乐，却也常常三月不知肉味。母亲有一年趁我当炊事员时来村里看我。选这个时间，是因为这一个月我不需要去队里干活，母子俩可以天天在一起。来前母亲写信问我需要带什么，我说猪肉。于是她带了八斤猪肉，被我一锅全都给烩了，那天知青点像过节一样，满院肉香。
　　1978年初我考上大学，又是第一个离开村子的知青。1996年，我因村里一位老辈人的丧事又回去过一次，知青点的房子仍在，但和姜口、毛寨两村农民建起的许多小楼相比，已显得陈旧寒酸了。我没有近前，只在远处久久地看着，为我最好的年华曾在那一排灰暗的房屋上方随风飘逝而百感交集。

　　磨坊

　　磨坊这个名称比较书面化了，农村就叫它打面房。过去把粮食磨成面，是在碾盘上完成的。弄一头驴拉着石磨围着碾盘转，怕它转晕了还得蒙上眼睛。没有牲口时也用人力，就像电影《甲方乙方》里傅彪饰演的角色花钱买气受，其中有场戏就是转碾盘，旁边还有个狗腿子用鞭子抽，拿他当驴使。
　　我是村里最早到的知青，大队领导说：现在就你一人，先去打面房干着吧，等知青到齐了，再把你们分配到各生产队去。就这样，我在磨坊干了半年。
　　拖拉机、磨坊和大牲畜当时代表着一个大队的实力，我们村在这几个方面远近闻名。周边小一些的村子没有磨坊，村民就会到我们村来磨面。磨坊磨面使用磨面机，上面一个漏斗，粮食倒在里面，下有小口，机器开动后粮食由小口漏下。机器里有个金属圆筒，布满细密的小孔，通电后高速运转，通过转速和压力将粮食从小口挤出，就成了面粉。同时产生的强大风力把面粉从出口吹出去，出口处绑上一个五六米长的布口袋。漏斗里粮食下完后，拍打口袋把面粉集中到口袋最后部，解开扎口的绳子就把面粉倒出来了。我们村的磨坊里共有四台磨面机、一台磨草机。四台机子两个人就能看过来，最紧张的时候我一个人看过四台机子。
　　村民来打面，有小麦、玉米、高粱、地瓜干等，地瓜干要掰成很碎的小块，不然漏斗下不去。漏斗的出粮口要调得合适，调小了出粮慢，打出的面粉细腻均匀，但人多时等的时间就太长，排在后面的人有意见。调大了机器会承受不了，发出异响，甚至会把金属圆筒打烂，粮食从这里出去，就成了粗颗粒，村民也不乐意。麦子打成面后，如果用极细的筛子过，可以筛出15%的麩皮，筛过的面就叫八五面。农民那会儿都不吃八五面，让十斤麦子变成八斤半面，那一斤半麸子只能当饲料，农民可不干这样的事。他们会把麸皮留在面里，现在看，这样吃倒是更利于健康。
　　有一天磨坊进来一个人，装束和农民没两样，瘦骨嶙峋，肤色黝黑，又戴副深度眼镜，模样看上去有些怪。他来后就冲我招手，出门一聊，方知是邻村的老三届知青，下来七八年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1966至1968这三年，全国的初高中毕业生统统下放农村，他们被称为老三届，在农村吃苦最多。我还记得那位老知青名叫潘慈磊。老潘挎个篮子，里面装的是掰得极碎的地瓜干，还掺了些黄豆。只看老潘那样子和口粮，就能知道他过的是啥日子。我问他：你就吃这地瓜面？他说里面不是有黄豆吗。反过来他还安慰我，说你们新知青集体生活，还有人管，不会像我们那样苦了。老潘后来调回徐州，做到一家粮店的经理，我还去看过他。粮店那会儿还是公家经营，后来都没有了，老潘也就不知到哪儿去了。半年之后，十多个知青来到村里，我也就和大家一起，下到各生产队里去劳动了。

　　河工

　　小麦种下地后，村庄就闲了下来。
　　现在的农村，闲着就闲着了，做个小生意，出去玩玩，待在家里睡懒觉，都成。可那会儿闲不着，农闲时节一到，社员就该上河工了。
　　上河工的意思就是去挖河。
　　听大队干部说，河工是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的主意。大寨深受干旱之苦，于是他把在虎头山上得来的经验体会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各地的农村，而不管那里的实际情况与虎头山是否不同。
　　我猜他的本意一定是好的，——多挖河，像江南一样形成水网，旱涝保收。但河流是需要水源的，水源在哪里？说是抽微山湖的水，而现在证明微山湖早已自顾不暇，多数地方湖底见天，还需要从南方引水给它补充。且不说那时还有与山东的矛盾，为了水源和湖产的争夺，闹出人命的事情都有。
　　从实际结果来看，当时我们那里要求每隔二百米就挖一条河，这占去了大量农田。三四年后，沙质河堤泥土淤积，需要再去清淤，又投入了大量劳力，农民对此抱怨不少。
　　我那时是一个小知青，当然想不到这些，只觉得挖河虽苦，却也有些乐趣。河工期间，每天记20个工分，比平时多一倍，再补助一斤粮食，这是非常实在的利益，所以村民倒是都盼着上河工。那年的河工工地离我们村十多里路，到了之后，以生产队为单位，在工地各搭三个窝棚，一个做饭，另外两个是男女社员睡觉的地方。
　　那次河工我记得整整干了40天，劳动内容倒是极简单，就是挖土。从一条中线开始挖，把土用平车拉走堆到两边。等挖到一定深度后，出现斜坡，这时平车靠人力已经拉不动了，就在高处搭起木架，用来固定手扶拖拉机。平车上拴上长绳，这时只要一个人掌着车把，利用手扶拖拉机上的转轴牵引长绳，就把一车土拽上来了。
　　河工的地段事先是分配好的，全公社每个大队都分摊任务，一个大队近百米的长度，再均摊到各个小队，要求挖出底宽6米，顶宽30米，深5米的河道。等到河工结束，所有大队挖的河道自然连成一线。想到几十天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如今几千米长的河道出现在眼前，想象着它有水时的样子，心里也真有一点成就感。
　　每年河工，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早上6点就出工，天都还黑着，8点多才回来吃早饭。早饭永远不变样，棉籽油炒的萝卜条、带麸子的麦面馒头，还有面糊汤。我那会儿正是能吃的时候，第一天早饭就吃了五个馒头，那馒头一个就有三两。当然我不可能老是吃那么多，随着对河工强体力劳动的适应，后来的早饭两三个馒头也就够了。河工期间偶尔菜里能见点肉星儿，只是在河工结束的最后一顿午饭时，生产队宰了一只羊，炖了一大锅羊肉白菜粉条，吃得我们全体嘴歪眼斜，然后收拾铺盖回村。

　　麦季

　　1977年的麦收时节，我被队长留在麦场上摊晒麦子。我说，队长你让我去割麦子吧，我得找些艰苦的劳动磨炼自己。队长说你拉倒吧，就你那细皮嫩肉的，累不死你！队长就这样照顾了我，给了我一份轻活儿。我的任务，是把从地里运回的麦子摊在麦场上，要摊到一米高，中间要不停地用木叉翻晒。等晒到麦秸发脆时，大队的轮式拖拉机拉上三个碌碡，转着圈突突，麦粒便从麦穗上脱离。把麦秸用木叉推到一边，下面的麦粒在地上铺了一层，连扫带推集中到一起后，有技术的村民就过来，看准风向开始扬场，最后再把干干净净的麦子运进仓库。
　　想要了解农民是如何的辛苦，到麦季来体验一下就知道了。唐朝人民就知道麦收季节是个能把人累趴下的季节，写诗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其实，白诗人光说不练，还只是站在一旁看看而已，要不怎么叫《观刈麦》？
　　在那几天里，我从清晨5点到麦场，晚上8点多回到知青点。近16个小时中间，只有各半小时的早饭、午饭时间。到了第四天回来吃午饭时，人走路都晃，我觉得必须要睡个午觉了，结果一躺下再睁眼时就到了夜里9点。
　　其实这些都还能忍受，要命的是麦穗上有一种叫麦丹的粉尘，经过阳光暴晒，再被碌碡木叉一搅，便四处飘浮。我在农村还没练到皮糙肉厚的程度，麦丹粘在汗浸的皮肤上，立马过敏长疙瘩。这疙瘩和蚊子咬的不同，数日不消，奇痒无比。而且都长在腰的后面，正是束皮带的部位，一紧一松，越发痒得受不了。一位村民看我痒不欲生的样子，说他有办法，中午到知青点来给我洗酒火。我问什么叫洗酒火，他说你别问，买一瓶白酒等着。
　　中午这位村民来了，让我趴在床上，衣服掀上去，裤子褪下来，露出半截屁股。村民把白酒倒进一个大碗里，点着儿一张纸片扔进去，碗里立刻腾起蓝色火苗。村民喝一声：“忍住！”把手飞快地伸进碗里，又飞快地抽出来，手上带着燃烧着的酒，不停地在我的腰上长疙瘩的地方来回摩挲。他的动作很快，慢了火会烧疼他的手，我的腰也受不了。就这样手不停地在碗里进出，直到碗里的火逐渐灭掉，一碗酒变成了半碗水。
　　农民的土方子真是不得了，洗酒火时腰被火烧得有些痛，但止痒的效果非常明显，洗过之后那种舒服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当天晚上我把那位村民请来，一盘狗肉一盘藕，大碗喝酒。我问他你这一套是哪来的？他说跟老辈人学的。我说明年麦季我要是还过敏，你还来给我洗。他说只要有酒喝，随叫随到。可第二年没等到麦季我就走了，上大学去了。

　　村民

　　文革即将走向尾声的1975年，我插队的那个村庄一片平静。
　　下到农村后，小时候所受的教育、看到过的影片书籍开始产生影响。我开始想起了南霸天、彭霸天、刘文彩、周扒皮、杀害刘文学的王荣学、《青松岭》里的钱广……，心里还有些不安。我们村里也会有地主富农吧？过去只是听说，现在就要直接面对了，见到他们我该如何应对？他们见到我会怎么样？
　　第一次跟着生产队的社员下地劳动，那场面和电影里看到的一样。生产队长敲响了挂在村头树上的钟，村民们三三两两拿着农具从各自的家中走出，聚在村头。队长布置完任务，大家就一起向地里走去。
　　我在大队的磨坊干了半年，村民早都认识了我。现在下到生产队里，村民仍感到新鲜，每天一起劳动时，总要向我问这问那。还有人问，你们城里学生都犯什么错误了，为什么要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我还得解释一番。半个月后，我已经能叫出所有村民的名字。有一天休息时，我趁着和队长坐在一旁时，悄悄地向他打听村民们的政治面貌。令我吃惊的是，我暗中多次作过的判断都是错的。队长指给我看的几位地主富农成分的村民，恰恰是平时给我留下印象比较好的人，并且还都是干农活的好把式。比如，那时每年小麦播种还都是人力操作，使用的农具叫耩子。耩子的上面有一个三角漏斗，下面有三条木腿向前斜伸出去，木腿是中空的，只在最顶端包上铁皮，因为这个部分要伸进土壤，磨损很大。播种时一个人用绳拉着耩子往前走，后面一个人掌握着耩子的平衡。麦种从漏斗漏下，均匀地通过三条木腿，种入土壤。用耩子播种，深了浅了都不行，深了前面的人拉不动，浅了麦种会露出地面，这全靠后面的人来掌握。而后面操控耩子的这个人，都是我们队里几位上了年纪的地主富农。我一时弄不清这其中的原因，队长说：这不很简单吗，过去只有这些人家里才有耩子，贫下中农都没有，所以也就不会使用。队长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同时也明白了过去地主富农也不全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是要亲自参加劳动的。
　　我不知道在文革初期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我们村是个怎样的情形，有没有开过斗争这些地主富农的批斗会。至少在我看来，我们队里的阶级界限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村的村民不管是什么成分，相处得都还不错。
　　大队也是如此。在我下放的两年多时间里，印象中没开过什么大会。记得有一次全大队的党团员去公社开会，主题是批《水浒》。还有一次，我作为知青代表去县里开会，内容是苏北地区农村如何进一步学大寨。
　　那是一个政治形势变幻多端的时期。一方面是邓小平短暂的复出，各领域的全面整顿给国家带来的令人鼓舞的气象。另一方面是广播里每天都能听到的两报一刊和梁效、罗思鼎的文章，无休止地批判唯生产力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表现在我们村里，则是1976年临近春节时，大队院墙上贴着的内容有些矛盾的大标语：“要抓锄头，先抓人头。”“大干干到二十九，吃完饺子就动手。”那时候我就依稀觉察到，农民是个非常务实的群体，他们对运动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使口粮多一些，生活得更好一些。

　　年终

　　1977年，我在生产队全年干下来，挣了3900个工分。按农村普遍的一天10分计，我等于是全年出满勤，还略多一些。实际当然不是如此，我一年当中不在队里的时间加起来怎么也有三四十天。之所以能挣到近四千工分，是因为在干一些重活累活或是季节不等人的活儿时，队里会采取多劳多得的计分方法。当采取这种记分方法时，村民们就不惜体力，一天挣七八十分的都有。而遇到一天10分的农活，大家就懒洋洋的，都拄着锄头铁锨聊天，休息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长。
　　年终结算，我这3900工分被会计的算盘噼里啪啦一打，实得钱物如下：人民币68元、玉米300斤、小麦50斤、稻米40斤（未去壳）。这是我一年的劳动所得，也就是说，我如果不靠父母的支援，一年的吃用花费就都在这里了。这乍一看还真不少，会计把数字报给我时，我都有当上富农的感觉。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日子不太好过，比现在非洲贫穷国家的人民好不到哪里去。
　　从粮食看，一天一斤粮没问题了，可人不能总吃粮食，还要消费，钱怎么办？一年68元平均到每个月不到6元，这够买什么？我是知青，城里父母有工资，他们并不指望我的这点钱粮。可人家农民真的就全靠这些来维持一年的吃穿用度了。按照我的分配收入，我给我们村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假如一家四口，年轻父母带两个孩子，夫妻俩就算一人比我多挣两千工分，两人一年就是一万两千工分，可以分到200多元钱、1000斤玉米、160斤小麦、100多斤稻米。我们村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是很彻底，房前屋后可以种些菜，也允许喂一些猪羊鸡鸭啥的。就算这些一年能带来200元收入，总共是400多元钱，平均一人100多元。就算大人能省的都省了，孩子总得上学、穿衣、吃点好的吧？一家每月40多元的零花钱够干什么呢？钱不够用时，就只好拿出一部分粮食去卖，所以一天一斤粮实际上还要打去不少折扣。需要说明的是，我下放的那个大队，当时是沛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也就是说，和沛县的大部分乡村比，我们村还是好的。
　　我那300斤玉米自己留了20斤带回徐州，其余的都给了农村的亲戚。麦子和稻米也带回了家，这些在城里都很稀罕。稻米太少，自己家留了下来，50斤麦子邻居们一家四五斤就分得差不多了。68元钱我一分不少地交给了母亲，全是一元一张的，拿在手里好歹也是厚厚的一叠。母亲说这是我一年的汗水换来的，后来都用在了我身上。
　　在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们了解到的数字是：30年前，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是134元，这和我们村农民的收入大致相仿。30年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已经是4140元，我的那些乡亲们的收入应该不会低于这个数字吧？我的人生是因30年前恢复高考制度而被改变，他们也是因30年前实行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而告别了穷苦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些人一直对改革开放心存感激，一直对邓小平心存感激，这是很自然的事。

　　方言

　　沛县，就是《三国演义》里的那个小沛，也就是吕布辕门射戟的地方。过去它属于徐州地区，地市合并后属于徐州市。沛县离徐州一百多里路，我下放的那个村子离徐州七八十里路，口音和徐州已经明显不同，但这不太容易用文字表现出来。可是它与别处不同的词汇和用语，有些比较有趣。
　　初到村里时，晚上出来散步，遇到村民跟我打招呼，问的都是：“喝了吗？”我很老实地回答：“饭吃了，但没喝酒。”村民听了就笑。后来知道，他们把吃晚饭叫做喝黑汤；问喝了吗，意思就是吃晚饭了吗。因为这个招呼方式，我很替现在沛县的政府机关干部们担心，要是有外地单位的人来学习交流，你晚上一见面就问喝了吗，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到沛县好像就是来喝酒的。
　　白天外出，打招呼就不同了，尤其是去赶集的路上，遇见熟人，问你的是：“要钱吗？”你如果知道这里的习惯，就不能回答要，因为这只是个招呼，没有真给钱的意思。一次我路过邻村，一村民正在耪地，他去我们村打面见过我。看我走来就停下手中的活儿问：“要钱吗？”我嘴上说着不要，又偷看他的装束，上身赤裸，穿个没口袋的大裤衩，心想我如说要钱，都不知他到哪里去掏。
　　“二百五”这意思大家都明白，在我们村叫“二红砖”。据说砖在窑里烧好后，自然冷却的就是红砖，浇水冷却的就是灰砖。有些砖浇水没浇匀，半红半灰，这就是二红砖。想想看这要是去形容一个人，可见这人就不怎么样。还有一个词是“半熟”，意思和二红砖接近，程度还要更厉害一些。要是说某人“那家伙，半熟！”被称呼为“半熟”那人听了差不多是要翻脸的。
　　麻雀在徐州还是叫麻雀，或是老雀儿，在我们村叫小咬儿。在我印象里，当年沛县人是喜欢吃小咬的。县城的一些饭馆门口都用脸盆装，红烧小咬，一毛钱一只，供人买去下酒。
　　下放的第二年，我们生产队实验旱改水，种了几亩水稻，开始时长势喜人。不料到灌浆时被麻雀发现这是绝好的饮料，纷纷落在稻穗上嘬甜水喝。这一来瘪穗太多，秋后产量就很低。生产队有一次开会，队长讲话时提起这事就骂：“姐！本来打算一家分几斤新米熬稀饭喝的，这下好，都让丈人羔子小咬给毁了。”
　　注意到队长话里带个“姐”了吗？他这可不是在招呼他姐，我们队长没姐。沛县话中令我最感奇特之处就是说话时会带个“姐”字。这让我想起徐州人说话有时带个“娘”字，不知是怎么形成的。认真说起来，徐州话里带“娘”不怎么好，显得比较粗俗。可沛县人话里带“姐”并不粗俗，就是个语缀，随意就带出来了，还能表示惋惜、感慨、赞叹等多种意思。比如那年我从农村考上大学后，在村里成了一条大新闻，村民见了我就这样说话：“小徐啥时走？姐，还怪闪得慌来。”“来三年了吧？走了好，姐，农村哪如恁徐州。”“姐，这下成大学生了，不瓤，姐，小徐真不瓤！”

　　吹猪

　　有句形容人生气的话是“气得跟吹猪似的”。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农村还真有吹猪这种事。在我们村，这种事都是找麻五。
　　麻五显然是小名或是外号，他的真实名姓我一直不知道。
　　麻五四十多岁，孤身一人，这个年龄的单身汉自然都比较邋遢。麻五邋遢归邐遢，但是热心“公益事业”，村里人家里有些脏活累活，往往找麻五来帮着干。麻五是一喊就到，不过帮忙之后得有一顿小酒伺候着。
　　肉联厂是如何对猪进行集体化屠杀的，这我没见过，我见过个体化杀猪，杀过之后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吹猪。
　　我第一次见麻五吹猪时真是开了眼界。杀猪人把猪摁住，用刀往脖子上一捅，放血。猪死后，在后腿靠近猪蹄处用刀割开一个口子，口子割开后刀子继续向前走，削开一片猪皮，并不削断，连着。这时麻五过来，把嘴对准刀口，再把掀开的猪皮蒙在嘴上，两手紧紧按住，开始吹气。这显然是个力气活儿，只见麻五长长的一口气吹进去，吹到脸色发紫、青筋暴露。然后两手使劲攥住猪腿，防止它跑气。这时麻五大口喘息，缓过劲儿后，憋足一口气再吹。如此总要吹上十来次，只见那猪渐渐肿胀，最后四条腿都支棱起来。最后用细绳子将猪腿扎紧，找根擀面杖在猪身上来回擀，把吹进猪皮和猪肉之间的气赶匀。
　　听村民说，吹猪的作用，是可以把猪毛刮得更干净。猪身上除了后背屁股肚皮比较圆整，毛比较好刮，其他部位或松软或有皱褶。吹气之后，这些部位也变得光滑圆整，这时再刮毛，既方便又干净。
　　麻五吹猪，往往引来许多人围观，还拿他开心。这个问：“麻五，味道怎么样？”那个说：“这是头母猪，麻五你对嘴吹吧。”有一次，一个年轻人趁麻五一口气吹完，准备换气嘴但还没离开猪腿的时候，在已经鼓起的猪身上使劲一按。猪体内的气又倒灌进麻五体内，呛得麻五直翻白眼，一个劲儿地咳嗽，围观者哄然大笑。
　　村边有一个窝棚，那就是麻五的家。后来的一天早上，不少人远远看着那窝棚，小声议论着什么。我过去一问，说是麻五不知得了什么急症，昨天夜里死了，尸体已被人拉走。窝棚门前，堆着一些麻五生前用过的被褥和脏衣服。
　　麻五平时不太说话，别人惹他他也很少生气。他帮别人干着最微贱的活儿，还给别人带来一些说笑的由头。他的死无足轻重，像一片枯叶悄悄落下，埋入泥土，踪迹全无。
　　现在我常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有一天在买肉时我问卖肉人现在杀猪还往猪腿里吹气吗？卖肉人说，早不吹了。我问那猪毛怎么能刮干净呢？他说用火烧，或者浇沥青，等干后一揭就行了。他又问我：吹猪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你问这干啥？
　　我啥也没说，拎着肉走了。

　　琴声

　　下放到村里的头几天，每到晚上，就有一缕柔弱的二胡曲从不远处飘来，那琴音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我那时刚刚离家，又是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知青点里，往往让那琴声弄得心里一片凄凉。
　　我小时的邻居里有几个艺术天才，像是画油画的吴以徐、吴以增兄弟，后来在国内都有了名气。马伟光的手风琴，说是徐州第一大概异议不大。董瑞华、董瑞（是弟弟，当初我还问过他，怎么你的名字好像少一个字呀？他说爹娘就是那么给起的）哥俩的小提琴和二胡也都非常棒，董瑞华后来当过江苏省梆子剧团的作曲和副团长，他们和我同住一个院，一起玩的时间长了，小提琴和二胡到了我手里也能锯出声儿来。所以，第一次听到乡村夜晚的那一缕琴声时，我就知道遇见高人了。
　　问村民，说拉琴的也是个知青，本村人，来了好几年了，叫黄宗保。
　　几天之后，我在月光下追着琴声找到了黄宗保。见我坐在旁边，他只朝我一笑。一曲《二泉映月》奏罢，他有些喘吁吁地说：“早想去看你的，你倒先来了。”我问：“总听你拉《病中吟》、《二泉映月》、《江河水》啥的，不能拉些欢快的？《赛马》、《光明行》、《红军哥哥回来了》都行啊。”他说：“你知道得还不少。《红军哥哥》是板胡曲，二胡也能拉，没那个心情！”我接过他的二胡，拉了一段《江河水》，他很惊诧地看着我。我说：“野路子，以后你来教我。”他说：“行。”
　　那天晚上我知道了，黄宗保和我们知青下放农村有些不同。文革期间，对待一些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等人，有一种惩罚办法，就是全家遣返原籍。看宗保的音乐素养那么好，我猜他应该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也就是属于“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子女。具体我也没问，那都是人家不愿提及的话题。
　　宗保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需要静养，还需要好的心情。而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想望回城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对他的病百害而无一利。宗保矮小瘦弱，走路快了都喘，所以几乎没有真正教过我拉琴。“四人帮”被粉碎后，风传知青要逐步返城，这让宗保看到了希望。他曾对我说，要是回了徐州，他这病肯定能好。我们村后来来过一个家里很有背景的女知青，只待了半年多时间，就通过关系调回了徐州。这使宗保颇为不忿而又倍感压力。不久，他的病况严重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哥哥用一架平车从公社卫生院拉他回来。宗保躺在车上，双目紧闭，脸色惨不忍睹。我轻轻喊他，他已不能说话，他哥哥说马上就带他回徐州治疗。可没几天，我就听到了坏消息。
　　我那个叫董瑞的邻居和宗保的哥哥同在徐州矿务局宣传队，听他说，宗保死后，家人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放入两样东西。一样是手绘的冥币，写上了一个很大的数目。另一样是一份自制的通知书，上写：黄宗保同志，你已被批准调回徐州工作……。

　　伙伴

　　我们这个知青点，接收的是徐州交通局和卫生局的职工子弟，外加我一个文化局的孩子，共有5女12男17名知青。17人中，交通局的有9个，他们性格豪爽，讲义气、敢担待，文化不高，胆子不小。知青小张一身练武的行头，从大队拖拉机一米多高的车厢上，一个侧空翻翩然落地，纹丝不动，把村民看得瞠目结舌。我们知青点从没有地主富农坏分子来捣乱，我以为皆拜小张的威慑力所赐。而卫生局的子弟加上我，看上去就比较单薄柔弱。不过我们也有优势，高考恢复后，报名参加考试的5名知青中，除我之外，其他4人都是卫生局的子弟。
　　两年多时间里，我们17人聚居一处，像是兄弟姐妹一般。一个人回徐州，可能会跑遍所有知青的家，捎去话，带回东西。任何人从家里带回好吃的，都会拿出来大家一起共享。而这些好吃的，无非是掺有一点肉丁炒的辣椒酱、豆瓣酱或煎咸鱼之类，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多带，一次吃得又不多，放久些也不会坏。
　　知青点的女生特别受男生的关照，内部的重活比如打井、喂猪等全由男生来干。女生回徐州，都会有两三个男生帮着扛行李送到车站，来时也有人去接。女生当炊事员，揉面的工作就由男生代劳。而每年男生的棉被拆洗后，几位女生会过来一起帮着套好。
　　知青下放后，大队干部是当然的领导，另外还有分管知青工作的公社助理。我们那时不知自己未来是什么命运，就盼着将来能通过招工调回徐州，而这总要经过大队公社两级的批准。所以知青们虽然各有性格脾气，平时也调皮捣蛋，见了大队公社干部却都是客客气气。大队干部都还好，对我们都很亲切。公社分管知青的是刘助理，在做助理之前曾作为县工作队员在我们村呆过，当初和我们也很亲切，等当上助理后就有了官的样子。我们知青点和大队部一墙相隔，刘助理后来到村里也不进知青大院了，就在大队院子里站在凳子上隔着墙头和我们说话。对男的他不太搭理，老是对女知青嬉皮笑脸，全是说些无聊的废话。有一次刘助理又出现在墙头上，给女知青大谈青春理想、人生爱情。知青小耿烦了，就喊了声刘助理，然后念了句古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颗黑头出墙来。”刘助理未必知道叶绍翁，但红与黑的区别他还是听得出来的。那小耿正为自己化古诗的腐朽为神奇而得意，只见刘助理先是面如重枣，然后一声暴喝，接着连“你是什么成分？”“你家里是干什么的？”“你还想不想回城？”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吓得小耿诗兴全无，一头扎进屋里不敢出来。
　　我觉得威风之后，刘助理是会后悔的，为他那些毫无涵养的训斥。知青点里兄弟姐妹般的友谊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17人中后来有5人情有所属，回城后两对知青组建了家庭。怎么还会单独出来一个？那是位女知青，肥水流向外人田，她把自己嫁给了生产队里的一位村民。

　　回城

　　沛县北面有个大屯煤矿，是由上海人投资开采的。每天都有许多上海的车辆从我们村附近的公路驶过，去大屯煤矿拉煤。1976年10月中上旬的一天，一个村民大呼小叫地跑来，说他看见上海的拉煤车上，贴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我们那个村庄，最早就是这样得知了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
　　季节虽是秋天，整个国家却春意萌动。我有个关系非常好的中学老师，在我下放后与我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他在那年年底就给我写信，说国家很有可能恢复大学高考招生，让我心里有数。从收到他的信开始，到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我有了10个月的准备时间。
　　说是准备，其实就是胡乱看书，还不知道该看什么书，也没有任何复习材料。我带到农村的书，最多的是毛选和鲁迅，另有一些中学教材、《赤脚医生手册》以及那时期仅有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革中父亲被关了4年，家里的书大部分让母亲当废纸卖了。还好那时父亲已放了出来，又在市图书馆工作，帮我借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有那个时期出版的所谓法家像王安石、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诗文集。
　　我还有一本手抄的《唐诗三百首》。在一个同学家看到这本书，想借走，同学说他也是借别人的，于是我用了三天时间把它抄在一个笔记本上。离开农村时，一位村民希望我把这手抄本送给他，送就送吧，反正三百首诗都印在脑子里了。
　　那年高考只考数学、语文、政治和史地四门。后三门我不怕，数学却是从1到10都写不全。知青小耿聪明过人，数学还没忘光，一起复习时就顺便教我。考试时发现小耿果然了得，试卷上他讲过的题型十有五六，居然让我考了60多分。可那年考试要考两次，到第二次时，数学难度加大，小耿讲的题型一个也没有。那是真的一点也不会了，结果拿个鸭蛋。好在其余三门的成绩就把我送过了录取分数线。小耿倒是没发挥好，仅差几分，最后被一个中专录取。他也是在农村待急了，有个学上赶紧拔腿走人。后来知道，一些本科院校搞扩招，他能晚走一个月也就上本科了。
　　小耿到今天已是老耿了，还在徐州的一所中学教数学。我一直感谢他，没有那年的60多分，我可能第一轮就给淘汰了。
　　恢复后的首届高考全国约有570万人参加，这还不及现今全国高考的录取人数。最后有29万人走进大学校门，录取比例是20：1。在那29万人中，就晃动着我瘦弱而疲惫的身影。
　　那时候徐州至沛县大屯的火车已经通车，六七位村民把我送到车站。知青伙伴被我执意拦在知青点门口，不许他们送。我知道大家在一起两三年，现在其中一个先走了，他们的心里不会好受。
　　其实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北京已经在开始研究中止“上山下乡”这项政策。此后不久，几千万知青开始陆续返城。到1979年年底，我们的知青点里已经是空无一人。

　　本文选自《历史学家茶座》总第17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