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幸福二队

叶梅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曾经

上山下乡

幸福二队

　　一

　　虚岁十六那年，我去当了知青。
　　初中实际上只读了一年，然后就开始文革，一直在停课闹革命的状态中。那时我家里的情形很糟，父母被批斗审查，满街令人心惊胆战的大字报和冰冷的目光。我躲在母亲狭窄的小屋里，像一只受惊的小老鼠，苦闷和忧郁占据了十六岁的花季。
　　这时遇到女同学力勤。她几乎和我同命运，她爸爸也被打做“走资派”，被弄到长江边上的小县城巴东当搬运工，妈妈出身地主，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遇见她时，她正张着两只茫然的大眼睛在巴东街上徘徊，我们俩在江边的码头不期而遇，那段时间刚好我到巴东的嘎嘎（姥姥）家，没想到碰到恩施的同学。当下俩人站在街头就滔滔不绝地聊起来，我们在同一所初中上学，不同班，虽然认识，但在学校却没怎么说过话，此时倒像是多年的好友。一番交谈之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做出了一个决定，结伴插队去！
　　十六岁的女孩被自己的果敢和即将面临的人生而大受鼓舞，心情振奋，想到马上就会摆脱身边窒息的空气，不禁如释重负。三天之内雷厉风行，自己办妥了报名登记、下户口等一切手续，我妈给我二十块钱，到街上花十五元买了一口木箱，收拾进一些衣物，又捆了一床被褥，于1969年腊月廿五，带着行李挤上了开往山里的班车。
　　要去插队的地方叫湖北省恩施县鸦鹊区（多年之后改名为崔坝），距我家当时居住的恩施城三百多里，不是每天都有班车来往，辗转两天之后才到了区公所报到。那里有一位人称“大脑壳”的干部负责接待知青，大脑壳看上去有点凶，但言语却温和，在决定往哪个生产队派的时候，他歪着脑壳征求我们的意见，要说我们人地生疏，哪分得清东南西北？但突然脑子里一闪，我跟力勤说，我们把行李放在区里，先到附近转转再说好不好？
　　大脑壳说可以。我和力勤就走出区公所，漫无目的地沿着公路往东走去。正是冬季，即便是南方的山上，树叶也早都枯黄了，有气无力地掉落着，脚下的公路是沙石路，走着走着，小石子就钻到了鞋里，不一会儿就得站住脚，脱掉鞋磕打几下，把里面的石子儿倒出来。
　　鸦鹊是离县城最远的区乡，我们读书的恩施二中插队可以从三个区选择，另外两个是屯堡和鲁竹，离城只有几十里，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那两处，可我和力勤的父亲是走资派，自觉低人一等，只想离人们远远的，最好是没人认识的地方，也不管人们流传“走到鸦鹊水，见他妈的鬼，吃口苞谷饭，没有漱口水”，又缺水又穷。
　　沿公路走了好一阵，一条路灰不溜秋地往前延伸，似乎是无穷无尽，再走只怕回来天就黑了。力勤说，我们回去吧。我不甘心，说再往前走走。上了一个小坡，又往下走了半里地，突然看见路旁不远处有一口深潭，我的心一下子欢跃起来，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口气跑回区公所，对大脑壳说，我们就去有那边有一口潭的生产队，大脑壳想想说，哦！你们说的是水龙潭吧？他提起笔往我们的派遣证上填了一行字，然后说，去吧，我让公社来人接你们！
　　那行字写的是将要去往的：鸦鹊区幺牌公社幸福二队。
　　公社把我们送到大队，大队送到了幸福二队的崔队长家里，崔队长一家三口，儿子华娃子跟我们的年龄差不多，大门外一下子围上来二队的男女老少，兴奋地指点着我和力勤，人进人出的像过年一样。过去很少有城里人光顾，蓦然间来了两个脸跟灰面一样白（当地人就是这样形容的）的女学生，幸福二队的人又惊讶又欢喜，几乎天天都有人上门，手里拎几个鸡蛋，或是一把腌菜，华娃子更是将一班年轻人召了来，有大胆的女孩儿就上前来拉了手儿问这问那，你们是打城里来的吗？城里都有些啥？看电影还要到屋里去看吗？
　　突然间，感觉到很受抬举，一种暖烘烘的感觉从头到脚，心里温暖而踏实。更何况，我们将自己养活自己，对于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少年来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一种发烫的力量在胸中膨胀，我们在月光如水的山野里唱歌，对着苍茫而黝黑的群山一串串傻笑，那种滋味兴奋而又放松。很多知青把插队当作受苦受难，但对我和力勤来说，从极为压抑的环境里来到幸福二队，却是获得了一种自由。
　　在崔队长家的阁楼上暂住了一两个月，生产队为我们在梁子上的保管室搭了一间偏屋，我和力勤搬了进去，开始真正的独立生活。砍柴挑水，这些最基本的活，都是免不了的。水龙潭边有一口井，方圆十里之内的吃水都得到那里去挑，我们算是离得最近的。但尽管如此，去时下坡，回来一路上坡，下雨时节，小路上的黄泥稀烂，稍有不慎就滑一个跟头，桶也摔了，水也洒了，浑身透湿。力勤比我小一岁，但却比我能吃苦，每逢雨天，她就抢过扁担去挑水，戴一顶竹笠，两桶水压在肩上，她努着劲儿往坡上爬，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走一步往下滑半步，累得吭哧吭哧的。但力勤从未叫过苦，幸福二队的人都以为她一定是苦出身，实际上力勤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还当过县长，对子女管教甚严，给她和两个弟弟起的名字都是勤、学、奋。
　　力勤长得漂亮，尤其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夜里我们抵足而眠，挤在一个被窝里，常常是说一阵话后，她便朦胧睡去，我则就着一盏挂在墙上的小油灯看书。有时看到半夜，转过头见睡在那一头的力勤还半睁着眼睛，以为她没睡着，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她的大眼睛即使闭着也合不拢眼皮。

　　二

　　我和力勤大桶挑水，大锅做饭，农忙时，红火太阳下，从田里匆匆赶回小屋，几把搂起柴火，用干透的枞树毛点燃大灶里的火，我在锅台上操持，做“瓜洋芋”吃。这是幸福二队的人常做的最简单的饭食，从屋后摘来一个小嫩南瓜，也不用去皮，和洋芋切成砣砣，先放点油炒一炒，然后舀一瓢水加进锅里，煮得快熟时，香气把小屋都熏满了，然后将调好的苞谷面搅匀倒进去，咕嘟一小会儿就可以吃了。就着乡亲送来的酸萝卜、腌菜、榨辣椒，一人三大碗瓜洋芋，吃得十分香甜。几个月过后，我和力勤再也不是“脸白得像灰面”，脸上晒得黑红，体重迅速增加，五大三粗，能从十几里外背回七八十斤重的柴火，能挑起百十斤的粪桶。
　　好些年之后，我在武汉东湖一带工作，我妈有一天熬出一罐排骨萝卜汤，喝去却有些苦，我妈没给萝卜去皮，说萝卜小人参，皮蛮好的。我说苦，我妈说苦什么苦？你忘了你们插队的时候，经常就吃一大锅无油无盐的萝卜，那皮不是也没刮？怪的是你和力勤还都长得胖胖的，比现在胖多了。我一想，是啊，那时候吃什么都是香的。
　　那年春上，人们撤干了水龙潭里的水，挖塘泥做肥料，一下子打捞起许多鱼儿来。最大的一条青鱼有八仙桌那么长，这在山里很少见。队长想分给大家却不好分，合计了半天问有没有人买，四块钱？也没人答话，幸福二队的人那时都非常缺钱，两分钱买一个鸡蛋，一角钱称的盐可让全家人吃大半个月，四块钱对他们来说是一笔过于奢侈的巨款。崔队长的眼睛直朝我和力勤看，脸上带着苦笑，他知道就我和力勤手里有点活钱。知青下乡头一年，政府每月给七块钱安家费，与幸福二队的人相比就跟财主差不多，我们隔三岔五到崔坝街上去赶集，不光买油盐，有时还打酱油，幸福二队的农户除了过年，平时没有人舍得吃酱油。
　　一咬牙，我们就把那条大鱼买了，沉甸甸的不知怎么处理，我自作主张，做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将鱼剖成两半，说一半红烧，一半做成糖醋鱼腌在那里慢慢吃。鱼在锅里煮了片刻，香味便传了几里地去，我们住的保管室在山梁上，那香味自是四面八方地游走，鱼还没熟，门前已聚了好些人。我们和门前的人一起分享了那半条鱼。鱼汤好鲜，幸福二队的人说那是因为放了酱油的缘故。
　　另外半条认真做成了糖醋鱼，醋没有卖的，就向一家农户讨了泡菜坛子里的酸水替代。烧好以后舍不得再吃，用一个钵子装了放在灶头。没想到第二天引来了千军万马，却是敏锐的蚂蚁排成了两条黑黑的长队，将钵子里的鱼肉忙碌地搬向它们的洞穴。我和力勤无论怎样舍不得，也只好把那钵残缺的鱼连同仍然战斗不止的蚁们倒进了猪圈，心中的懊恼自不用提。一条大鱼似乎根本没有解馋，稀里糊涂就没了。但这条鱼在幸福二队的人嘴里流传了很久，地头田间，说出各种各样的做法，反复地咀嚼，成了一时的盛宴。
　　虽然年纪还小，已懂得计划开支，每月划算只吃一次肉，吃肉的日子便感觉像过节一样。一次好不容易割回二斤鲜肉，长长的一条，像集上的剃头匠用的那条铛刀布，到家将肉放在灶上，就和力勤到屋后扒些干枯的树枝，准备烧火弄饭。不想抱着柴火走到门口，却见一条黑狗叨着那块肉从屋里冲了出来，不知是哪家没德性的狗，居然闻到肉味，趁屋里没人偷偷摸进门去，将肉从灶上扯下来就啃。我们不顾一切追上去，又是叫喊又是扔石头，那狗拼命逃窜，紧紧含着那条肉，跑跑停停就是不松口。穷追猛打半里地，狗才极不情愿地丢下肉跑了。到跟前一看，肉已被撕去大半，仅剩了一点皮连在骨头上。我俩对着那点皮发了半天呆，到底还是捡了回来，在锅里熬了半碗油渣子，合在萝卜里吃了好几顿，不管怎样，还是比没肉的滋味强。
　　后来便划算我们自己喂一头猪，心想把每日的剩菜剩饭利用起来，再手脚放勤快打些猪草，到年底也就有了大肥猪可杀，梦想学当地的农户用松柏树枝熏成腊肉，拿一些回城里过年，可在父母姐弟面前炫耀一番。还有一些余下的挂在灶头，想吃的时候便从容地割下一刀来，或炒或煮。
　　不久集体的母猪下崽，队里照顾我们，将生的第一头小猪崽，最为强壮的“头子”卖给了我们，一块钱一斤，总共给队里交了十二块钱。头子比同窝的猪崽要欢实得多，生相活泼，两只耳朵忽闪忽闪地走到人跟前，你刚要伸手摸它，它一扭身就跑了，跑几步又回头看看，意思像是让你过来，等你走近两步，它又一颠一颠地跑了，嘴里愉快地直哼哼，眼神里满是得意。
　　有了猪可我们没有猪圈，头子因此便成了幸福大队最自由的猪，白日里满世界疯跑，夜里便睡在我们床下。头子善解人意，从不在屋里拉屎撒尿，只是夜里放松地打鼾，细细地一起一落，好像山里刮过的小风。
　　一天，我们正在坡上挑粪，突然有人高叫，说叶梅，你们的猪掉到粪坑里了！我们忙跑回去，那粪坑有十几米深，我们心想头子死定了，没想已有人将它捞了起来，它满身污垢地躺在地上，却还喘着气。给它洗了一个澡，一夜安睡，第二天就又活蹦乱跳的了。幸福二队的人都奇怪，说知青的东西真是好养些，猪都淹不死，还有叶梅她们种的南瓜，肥也不上，倒长得硕大硕大的。
　　强壮的头子自然吃的也多，我们那点剩菜剩饭根本不够。在田里做活歇气的时候，男人们喝叶儿茶抽旱烟，我和力勤便同幸福二队的妇女们一样，半点工夫不敢耽误地打猪草。收了工哪怕累得腰酸腿软，也得先到水龙潭把猪草淘净了才回屋，吃过饭就剁猪草，夜里把剁好的猪草放到尚有余火的灶上焖着。为了节省柴火，乡下都是这样煮猪草，随便走到哪家，都会闻到一股难闻的半生不熟的青草味，有了头子，我们的小屋也跟乡间的人家一样了。
　　即使这样，头子的吃食还是不够，有时急了连板凳脚都啃。隔壁保管室给集体喂猪的梁伯娘看出我们的窘迫，常常偷偷地将集体猪的食料舀一瓢倒在头子的小盆里，然后快步走开，远远地站着，满脸慈祥地看着头子狼吞虎咽。
　　梁伯娘的女儿菊子和我们同年，常常拉我们去她家吃饭，幸福二队的人家里都不富裕，可生性好客的土家人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好吃的留着给客人。在梁伯娘家，除了吃到稀罕的腊肉，还有伯娘煎出来的鸡蛋卷，她用一个小小的铁火炉，放几块干柴烧成的炭，架一个小锅儿，用勺子将打好的蛋液轻轻地倒进去，摊成金黄的蛋皮，再放进豆腐芝麻粒，就在锅里卷好了再煎上片刻，一个小巧的蛋卷儿就随着香气出锅了。我们在一旁看着，口水直滴，说伯娘，您家太过细了。梁伯娘笑着不慌不忙地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东西要做得好吃，就要过细。
　　真到金黄的蛋卷摆上桌，我和力勤却舍不得动筷子了，那就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梁伯娘家里人一个劲地催我们快吃，后来索性将蛋卷一个个夹到我们碗里，他们自己却一口也没尝，说，我们都吃过了。你们俩赶紧趁热吃吧。
　　那年月幸福二队的好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蛋卷对谁家来说都是极奢侈的，但梁伯娘一家为了我和力勤，把自家人过年都舍不得吃的，都拿出来了。
　　头子还没长大，我被区里抽送到县里的文工团学演《沙家浜》去了，力勤在乡下待到年底，回城时将一块肉送到我家来，说快过年了，别人都劝她把猪杀了。我半天没言语，我不想吃那肉，虽然我妈将肉炒出来，说好嫩好嫩。我的眼前晃动着头子在场坝上欢跑的样子，还有梁伯娘站在保管室门前，手里提着喂了猪食的瓢瓜，缺了牙的微笑。
　　梁伯娘，菊儿，还有幸福二队的乡亲，对我们真好。

　　三

　　不管有月亮或无月亮的夜里，弯弯的山道上都会有浑厚而深长的号角由远而近，那声音时高时低，时长时短，有着很强的穿透力，在寂静的乡野里独一无二地飘荡着。那往往是在我和力勤吃夜饭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是二哥吹着牛角朝保管室走来了。二哥姓龙，光头上盘着一卷黑帕子，一身宽大的对襟黑褂。早春天气，他已大敞着胸，骄傲地露出结实的肌肉。二哥单身一人，收工回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当幸福二队的大多数人家都还在煮饭喂牲口忙碌不停的时候，他早已丢下筷子碗出了门。
　　二哥从容不迫地走在昏暗的夜色里，他对四周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高低不平的小路不会硌了他的脚。他从容地走着，又从容地举起手里的牛角，然后“呜——”一声潇潇洒洒地吹了起来。那是一只巨大的牛角，黑褐黑褐的泛着光泽，像玉石雕刻而成，二哥用一根红绸将牛角的两头拴住，那样不吹时便可挎在胸前歇歇手。二哥的牛角只有二哥才吹得响，那需要十分的气量，我和力勤曾拿起来试过，任凭吹破嘴皮，也摆弄不出半点声音来。
　　走着的二哥不久就来到保管室的场坝，也就是我们住的梁子上，二哥居高临下地朝四面八方吹上一回，幸福二队的年轻人就都从自家的窗户里听见了，他们慌张又兴奋地丢下手里的活，也顾不得爹妈的叫唤，就三三俩俩地到梁子上来了。
　　先到的二哥会来我和力勤的小屋跟前，却不进门，斜斜地靠在了门边上，笑着问：吃了吗？二哥脸色黑红，牙齿雪白，即使在沉沉的暮色里也能看得出来，二哥的门牙之间有着一条宽宽的缝，这使他的笑容总显出几分天真。我们说正吃呢，二哥你也吃点儿？二哥说不，已经吃过了。他又偏着头打量我们的锅和碗里，说你们就吃这么点儿，像喂猫儿的，塞我的牙缝都不够。二哥说的是实话，他的食量和力气不仅在幸福二队，但凡知道水龙潭的方圆几十里都远近闻名。
　　干活在二哥来说是一件最为愉快和得意的事情，无论是在集体上工还是给私人帮忙，他都从不吝啬力气。他一手可举起半扇石磨，一肩挑起二百多斤，锄头和粪桶要比一般人大两倍。二哥锄起草来像猛虎下山，他微微弯着腰，两条腿刷刷地移动着，雪亮的锄板翻得人眼花缭乱，一眨眼就把旁边的人抛下老远。挑粪背柴的身架更是好看，背上的柴火总是堆得小山一样，却是腰不弯背不塌，吆喝一声“起哟——！”就呼呼生风地走起来，那步子是一溜小跑，带着强烈的节奏，若是挑粪，即使上坡下坎，也洒不下半点来。二哥酣畅淋漓干活的同时还会眉飞色舞地同人说笑，或是大声大气地喊一阵山歌，显出他对各种活计的挥洒自如。二哥劳动的样子令人陶醉，后来我看过许多专业的舞蹈，都觉得没有二哥劳动的样子好看。
　　二哥力气大，二哥一顿就能吃下一撮箕红苕或者洋芋。因为他的食量，二哥到了该论婚姻的年龄却一直没说上媳妇。相亲的来过好几拨，看看二哥四壁空空的家，明白二哥是属于挣几多就吃几多的人，不敢再回头。我们很替二哥不平，觉得凭二哥劳动时的英武，无论哪样的姑娘都是配得起的。
　　幸福二队的人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很稀罕地吃上一回米或纯苞谷饭，平时都是洋芋出来吃洋芋，红苕出来吃红茗。二哥一张嘴说话就是一股红苕味儿，他看着我们锅里白米饭的眼睛闪闪发亮，但二哥不吃我们的饭，我们一次次地请他，甚至把饭添在碗里端到他面前，二哥都绝对不肯。他会生硬地别过头去，顾左右而言他，说这些家伙们，怎么还不来？
　　说着话，家伙们就一个一个来了，他们大都是幸福二队还没有成家的年轻人，女娃子拿着针线鞋底，儿娃子拿着锣鼓家业，大家围坐在保管室里，先替集体掰苞谷籽。吊在房梁上的苞谷棒已经干了，用筷子一戳，苞谷籽就哗哗地掉下来，一点也不耽误嘴里说话。干过一阵，二哥会说差不多了，把锣鼓支起来哟！儿娃子们就兴高采烈地敲起了鄂西大山里最时兴的花锣鼓，女娃子坐在一旁扎鞋底唱“十姊妹”。
　　夜里的活是二哥自告奋勇地找崔队长讨来的，穷兮兮的二哥从不愁眉苦脸，他快乐地干活，快乐地吹牛角，敲花锣鼓，年轻人都愿高高兴兴地跟着他。早春时节，入夜里便有了浓浓的寒意，大家会用包谷芯子烧起一堆火，烤得脸上都红彤彤的，像抹了胭脂。大家分享着各家带来的炒苞谷花或是红苕片、豌豆籽儿，又往火堆里丢一撮箕洋芋，片刻工夫便会有香气四溢，大家抢着用一根树棍从火灰里刨，顾不得烫手，拍打拍打剥了壳就呵哧呵哧地吃，到最后，人人吃出一个黑嘴巴。
　　那些日子里，二哥的牛角就那样夜夜都吹着，它伴随着我们的知青岁月。后来，我和力勤离开了那座梁子，但一直在回想二哥的牛角，一直在猜想二哥究竟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四

　　我们在幸福二队辛苦踏实又快乐地干着。
　　突然有一天下午，区里带话让我们去，说有事情要找我们。我们很意外，不知何事。到了区里，跟我们谈话的还是“大脑壳”，他先是说，大家都说你们俩干得不错哇。
　　接下来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大脑壳说，供销社准备招工，区里决定让你们俩报名。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两张表，郑重其事地给我和力勤一人一张，我们傻乎乎地接过来，真是喜欢得不敢相信。想当初在城里下户口时，我们都曾悲壮地想，这就是一辈子当农民了！哪还敢做梦成为一个拿工资的“工作同志”呢？
　　暮色黄昏，我和力勤手里捏着招工表，沿着沙石子路往家走，幸福的感觉浓浓的，就跟那渐渐来临的夜色包围着我们。我们一路说个没完，猜想今后到了供销社是让我们卖糖呢，还是像经常去到的打酱油那儿卖酱油呢？私下里，我想还是卖布比较好，要说布票实在太紧张了，如果卖布是不是会有些布头内部处理？这样做件小内衣什么的方便多了。
　　但紧接着没几天，县里要办《沙家浜》学习班，每区去一个人，鸦鹊区选了我去，说是只有一个月时间，去了回来再接着说供销社的事。于是我就去了县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群里，每天咦咦呀呀学唱“智斗”，然后是“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练功，走台步，背着新四军的枪，随着锣鼓点子跑龙套。
　　力勤一人留在了幸福二队，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独自在小屋里。虽然幸福二队的年轻人常常来梁子上聚。但热闹总得散去，我们住的小屋离最近的人家也隔着一道山湾，于是她每晚睡觉前都先在门上顶一张吃饭的桌子，再放上两把椅子，这样来压住一个少女的恐惧。后来被梁菊儿她们知道了，晚上赶来给她做伴，这样才好了。
　　我在县里待了一个月，跟着一帮人学演《沙家浜》，稀里糊涂的，也不知怎么学，其实是让我们去跑龙套，让我扮一个抱孩子的少妇，上台来就摔了一跤，心里很不愿意，那时候恋爱都还没正式开始，就去扮一个抱孩子的，心里好别扭，老想着回幸福二队去。但学习班结束之后，《沙家浜》还得继续演，各区抽来的大都回去了，但留下几个，我是其中之一，想走还走不了。后来又说要将我就地招工，去学乐器，虽然我内心不情愿，但被几层人管着，动也没法动，就那样人在曹营心在汉地留在那儿了。这事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一开始怎么也没想到的。
　　可力勤一直守在幸福二队，在我去县城半年后，有工厂来到幸福二队招收工，区里推荐了力勤，可她却不肯去。招工的人十分纳闷，专门找到她动员，她只是死活不肯，人家不解，问知青都招工了，你为什么不愿走啊？力勤半天才说：“我要等叶梅，我们说好了一起走的。”
　　这话很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我被正式留在了文工团，而力勤直到同时下乡的人都走光了，乡下的知青几乎只剩下她一个，她才进了一家印刷厂。她从未对我说过她是怎样孤独地守在乡下，守着我们的友谊，守着我们说过的那句话“我们一起走”，她吃过的苦在我面前只字未提。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了当年去幸福二队招工的人，他说，咳，彭力勤那个人啦，对你真是够朋友的。从他那里，我才听说了力勤说的这些话。
　　我好久无语。后来我问力勤，她只是笑笑，我只能从心里说，力勤，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与力勤的友情一直在延续，力勤上班的那家印刷厂离我所在的文工团相距很近，我们下了班就在一处吃饭、聊天，又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我后来调到武汉工作，她从几百公里外的恩施赶到武汉出差，总要到我家住上一两天，进门来就干活，做饭洗涮跟自己家一样，她的脾性跟在幸福二队的时候一样，一点都没变，常常舍了自己去为朋友，为他人，还一声不吭。
　　时光飞逝，鸦鹊崔坝那地方，80年代有了通往武汉的318国道经过，新世纪之后又有了高速公路和宜万铁路经过，过去的闭塞偏僻变为分外的热闹繁华。幸福二队因为离区镇近，也渐渐似乎缩得不见了，多少次乘车从那条曾经的沙石子路——后来的国道上走过，我都竭力想好好看一看幸福二队的模样，但一切都变得认不出来了，只是远远地，看见那座梁子还立在那里。让人分外地想念曾经的那一片静谧朴素的土地，在脑子里，就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清澈的水龙潭，弯曲的田间小道，包着头帕的崔队长，还有那些幸福二队的乡亲们。
　　1979年，我的第一篇小说《香池》发表在《长江文艺》，小说里的故事便是以幸福二队的一个女子为原型。知青生活为我开启了生命的另一扇大门，通往乡村和民间，通往那些最为朴素真切的自然和人性，懂得了生活，懂得了珍惜。我一直深深地感激幸福二队所有的乡亲，感激养育过我们的那片土地，让我从十六岁那年真正走向了社会。

　　本文选自《根河之恋》，叶梅／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