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勤：最后的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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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母亲节

　　2021年的母亲节，恰好是母亲的头七。母亲节是外来的，头七是传统的。一个是节庆的日子，一个是祭奠的日子，重叠在同一天，虽为巧合，却在我们心头增添了一层说不出的哀痛。
　　母亲是5月2日10时19分去世的。那天上午，医生查过房，护士替她挂上了吊瓶，滴着滴着，血压和脉搏忽然就没了，略显浮肿的眼皮，慢慢地合拢，像睡着了一样，走得宁静而安详。
　　就这样，还差七天，她没赶上今年的母亲节。其实，她从不知道什么母亲节，尽管她是有四个孩子的母亲。

　　民国19年3月22日，母亲出生在衢江区高家镇林家村一户姓林的农家，乳名水莲。旧时代，女孩没有学名，更没有字号，林水莲是她今生惟一的名字，好听，令人想起夏日池塘的绿阴。
　　外公家虽是农民，但家境宽裕。她又是家中几代单传的女儿，从小被父母和三个哥哥宠爱，到上学的年龄，也能和男孩子一样，坐在樟树底下的学堂里念书，读完了初小，识了一些字，能写简单的书信。母亲说，如果不是要嫁人，她会读完小学。但媒人来了，男方是我父亲。
　　民国35年，虚龄17岁的她嫁给了父亲。她和父亲的婚姻，走的也是旧俗。媒人是父亲的表兄。下聘、定亲、花轿、拜堂，一样都没少。花季少女在隆重而繁琐的礼节和喧天鼓乐中，完成了身份的转换，变成了妻子和儿媳。次年，生我姐姐，成了镇上德隆店最年轻的母亲。
　　那时，父亲在全旺教书，母亲在家带孩子。放在今天，这个年龄的女孩，还是穿着校服的中学生。而母亲，却已成天要和屎尿打交道，虽有爷爷奶奶帮衬，想必也很是辛苦。但她没叫苦，因为是母亲。
　　姐姐四岁，夭折于麻疹。
　　随后，我降生。母亲说我很会哭，是哭毛虫超生，哇哇哇的哭闹声，冲淡了她心中丧女的悲痛。
　　1954年，有了大弟弟。
　　1962年，有了妹妹。
　　1964年，有了小弟弟。
　　母亲一生共生了五个孩子，带大了四个。我们家成了六口之家。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家，需要有人操心和照料。父亲1952年便离开家乡，在两百多里外的松阳教书。家的担子，自然是母亲挑。
　　母亲从1952年到1960年，和抗战一样长的日子里，独自在老家带孩子，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期间，学了裁缝，空闲时去邻近乡村做做衣服，补贴家用。1960年以后，迁到父亲教书的学校。裁缝不能单干，加入了松阳的一家裁缝社，有了一份名义上的工作。1972年，又随父亲的调动，迁到遂昌，转入遂昌服装厂，依旧是集体身份，直到退休。履历十分简单。
　　我们这辈子，和母亲有缘，是前世修来的福分。记忆中，潮湿的老屋，蜗居的校舍，迁徙的乡村，压抑的病房……胶片般一遍遍回放，鲜活而清晰。假如一定要用一个字，来定位我们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爱”！母亲爱我们，而我们被她爱。

　　我是长子，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最长，整整七十一年。期间，除了去丽水和上海求学的短暂时光，几乎都黏在母亲身边，一边听她的唠叨，一边吃她煮的饭菜，对母亲的印象，特别深刻。
　　孩提时，我还算是听话，不太讨人嫌。但小时候的事，几乎全忘了，只记得一件。夏天里，母亲踩洋车怕热，就哄我给她打扇子，扇一百下给一分钱。我咿咿呀呀数了半天，总数不到一百。母亲乐了，就给五分钱，够买一个葱肉烧饼。至今，那烧饼的香味，依稀还在口齿间流淌。
　　长大后，母亲的好，粗看起来，无非是琐琐碎碎的一日三餐。其实，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离不开她。
　　1960年，在父亲身边，吃学校食堂。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虽有定量粮食供应，不至于挨饿，但要搭配一半的番薯丝。我嘴刁，嫌番薯丝不好吃。母亲心疼我。每次，蒸两钵头饭，一钵头大米，一钵头番薯丝，而不是像别人家一样，大米和番薯丝混在一起蒸，就为了能让我吃大米饭，她自己吃番薯丝。我不知道，她后来的胃病，是不是番薯丝吃多了的缘故？
　　文革时，因为派性，少不更事的我，从家里跑出去，住在造反派的据点里，准备参加武斗。有一天，母亲居然冒着风险找来了，苦口婆心地劝我回家。她说了半天，我便回应她一句：“保卫毛主席！”她一边哭，一边说：“你个千杀鬼！你个千杀鬼！你去保卫，你去保卫，你死了，我还有两个儿子！”哭哭啼啼伤心地走了。母亲的眼泪，软化了我倔强而坚硬的心。我离开据点，跑回衢州老家。倘若不是母亲，说不定会像死于武斗的同学那样，成为荒唐年代的殉葬品。
　　1969年，我到斋坦村插队，成了知青。母亲担心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儿子，不会做家务事。她怕我受苦，就把洋车搬到村里，边做衣服，边照顾我的生活。早晨，她总是鸡叫头遍就起来生火，湿柴湿灶，怕误了我上工；晚上，顶着月光，捣衣杵一遍遍捣打着我沾满泥浆的衣裤，催我入眠；劳累了一天，筋疲力尽，骨头都散了架，能够吃上一口香甜的现成饭菜，真是莫大的福祉。这一切，都得感谢母亲。是母亲，陪伴着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这些事，在母亲生前，她可能早已不记得，因为她觉得很平常，是一个母亲该做的，我却牢牢的记在心里，如同发生在昨天。

　　大弟弟小明，提起母亲，常常念叨的是他小时候的病。他三四岁时得了脑膜炎。这种病现在很普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很难治。母亲带着弟弟，一次次跑衢州，城里的医院都没办法。后来，我堂兄秋良建议她去金华试试。母亲怀揣10元钱，一个人抱着弟弟，踏上了去金华的路。她虽然是个家庭妇女，但性格强悍，为救儿子，有种龙潭虎穴也敢闯的勇气和胆量。运气也好。当年，公办医院，看病没钱，可以先欠着，不像现在，欠费就停药。弟弟的病，居然奇迹般的治好了，据说用了一种刚刚进口的新药。母亲在金华的几个月里，受多少累，吃多少苦，她从来不说，说的都是对医院、对医生的感激。母亲抱着弟弟出院时，欠下了医院200元药费，一直没还上，直到文革时才核销。前些年，弟弟心血来潮，想去金华还款，说如果炒作一下，会成为诚信的典型。当然是开开玩笑，说说好玩的。但有一点是真的。他说，母亲给了他两条命。

　　妹妹小聪，学名屏婴，因为出生在松阳西屏镇。元旦那天，父亲抱回来一个婴儿，说是我们的妹妹。我们很奇怪，怀疑是捡来的，因为昨天母亲还在忙家务，一点都没有要生妹妹的样子。
　　母亲领着妹妹，大多数日子是在乡村，从河头到斋坦，宝贝样带在身边。那时，母亲在乡下租了间店面做衣服，生意还不错。妹妹说，乡下好，比城里好玩，坐在店门口，看看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菜也好，常常可以吃到野生的泥鳅、黄鳝。至今，她忘不了河头的小桥流水、野花野草，斋坦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她在母亲的宠爱中，一天天长大，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妹妹成年后，工作、结婚、有了家，定居在厦门。母亲最牵挂的是妹妹。过年前，早早准备了她喜欢吃的东西：豆瓣酱，大豆是戴着老花眼镜，一颗一颗精选的；豆腐乳，装在罐头瓶里，隔着玻璃都能闻到香味；腌辣椒，切得细细的，伴上生姜和大蒜，调味佳品；还有馒头，放在冰箱里，要等她回来，夹葱花馒头。假如妹妹不回来，她就邮寄。我们说，这些东西厦门都有。她不听，照样寄。后来，我们明白了，她寄的不是普通的坛坛罐罐，而是一颗母亲的心。

　　小弟弟小龙，龙年出生。母亲怀上他后，不想生，计划要打掉。我姑妈劝她：“你生下来，我来带。”小龙才捡了一条命。
　　小龙十岁那年，回到母亲身边，从小在林家长大的，难免有些怯生。母亲待他，和我们一视同仁，无半点亲疏。记得父亲的一位同事，他家的老二头，因为放在亲戚家带，回到父母身边后，被自己的母亲虐待，常常无缘无故的挨打。母亲的善良和明理，让小弟弟感受到同样的家的温暖。
　　母亲有一阵子，和小龙住在一起。西街的一条弄堂里，小龙单位的宿舍，十分简陋。母亲住的很安心。她买菜，烧饭，替小龙带孩子。大概没带过小龙，隔代带孙子，好像一种心理补偿和安慰。她带的特别仔细。现在，我们这辈的人，很多在替儿女带小孩，戏称是自带工资的保姆。其实，老一辈都如此，带孩子就像猴子掰苞萝，掰一个扔一个，扔给了公公婆婆。母亲把小龙的儿子带的很好。那孩子，今年刚从上海交大博士毕业。博士帽上，有母亲的体温。

　　母亲原本是一家庭妇女，后来的工作和退休金，是她自己争取来的，父亲没帮上一点点的忙。
　　解放后，父亲在外工作，靠微薄的工资养家。后来，有了我，有了弟弟，负担一下子沉重起来。箱底虽然有些陪嫁，但折腾不了多久。母亲读过几年书，知道什么叫坐吃山空，便做了个这辈子最英明的决策，把外婆给她的一百块银元，兑换成纸币，买了部缝纫机，蝴蝶牌的，乡下人叫洋车，学起了裁缝。
　　母亲做裁缝，没跟过师父，自己比划着，在纸头上画了裁，裁了画，靠小聪明慢慢实践慢慢学，属于自学成才。她进步很快，没过多久，就可以去邻近乡村做衣服，而且一般都是上门点工。那些年，她的脚底板，走遍了高家镇的南乡和北乡，什么皇墩、陈宅、松旺、枫树底……什么西村、欧塘、后方、中央俆……村名多得我叫都叫不全，她都走过，留下过她的洋车和足迹。
　　母亲的裁缝手艺如何？我无法评判。但她出手很快。在河头的时候，每天能做30条短裤。每条短裤1角5分，一天赚4块5，在月工资三四十块的日子里，收入比县长都高。父亲没想到，小小的洋车，居然撑起了家庭经济的大半壁江山，撑过了六十年代的饥馑和文革的风风雨雨。那时，虽然发布票，但我们从没穿过带补丁的衣服，年年都有新衣裳。我们的每一件新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她总是很忙，逢年过节，生意特别好，常常熬夜。我们半夜里醒来，洋车“哒哒哒”的声音，还在响着。母亲对这个家的贡献，是无私的，怎么说都不为过。
　　前面说过，母亲自己做，不等于单干户，先是松阳裁缝社，后是遂昌服装厂的职工，是集体单位的人，退休以后有医保和退休工资。她后来住院十余年，连同保姆费用，花了五六十万，靠着这份劳保，没用过我们的一分钱。母亲一生世，在钱财上从不肯欠别人的情，包括自己的儿女。大弟弟说，母亲最划算的投资，是卖银元买洋车，收益不知有多少万倍。我以为，更多的是勤劳的本性和持家的生存之道，让她一不小心，做了件经济学家都望尘莫及的事。

　　母亲的老态，是从父亲去世开始的。1990年那个充满雨水的春天，是母亲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父亲走的时候，母亲刚满六十岁，像一棵合抱树，突然生生的被劈去了一半。我们至今还记得，她那茫然失措、孤寂无助的神态，哀矜如同一只落单的孤雁。丧偶的伤痛，精神的折磨，摧残了她的身体。
　　母亲老了。
　　老了，随之而来的是病。原先，我们以为，时间是疗伤的良药，她会自己慢慢平复，慢慢走出来。那些日子里，即便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每年，她还要去衢州老家，独自住上几个月，在临街的店铺里，卖卖旧衣服；或者和街坊邻居，说说家长里短。后来，自己租房，自己买菜，自己烧饭，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也没在意，总以为她活得挺自在，很少关心她的身体。
　　直到有一天，母亲不舒服，一检查，身体内部的零件锈迹斑斑，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化验单布满了讨厌的箭头，射向她为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心脏，确切地说，叫做冠心病。
　　这种病，没事时脸色红润，看上去好好的；发作起来，嘴唇乌青，透不上气，像被人扼住了脖子，特别凶险。记不清抢救了多少次。每次，都是手忙脚乱的，除了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那时，觉得最安全、最适合她的地方是医院。但她自己说，不喜欢医院。谁会喜欢医院呢？谁都不会喜欢的。尽管，医院里有医生，有护士，有病友，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她仍然很抵触，在心里。我们知道，住院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于是，竭力地劝说她，迫她就范。
　　她住进了医院，好了出去，孬了进来，进进出出了几年，终于成了一名永久的病号，把病房住成了自己的家。

　　母亲的病榻生涯，和许许多多的病人一样，经历了期待、抗拒、反感、无奈到适应的漫长过程。
　　最初，母亲对医院还有一份相信，把医生当神仙，以为进了医院，像上了保险，医生开的是仙丹，吃了药，百病除。但其实并非如此。住院第一天，病还没看，先要在七七八八的仪器之间，逐一拜访，累个半死。这样一折腾，颠覆了她对医院的认知。很快，从希望跌入失望。
　　这种状态，直接影响了她和医生的关系，并且表现在行动上，比如，呼吸不顺畅，医生给她上氧气，她说不舒服，要扯掉；血压不稳，医生开的降压药，不想吃，悄悄地扔了；血糖高，每天要测，嫌护士麻烦……或许，抗拒和反感，是她保护自己的软甲。我们理解母亲的心情。
　　但很无奈。
　　她离不开医院，离不开医生，离不开护士，到后来，甚至离不开保姆，因为已经完全没有了自理能力。
　　她只能适应。
　　要适应的，还有保姆。
　　保姆很多，满意的少。十余年间，母亲换过五六个保姆，不算勤。其中，有的做了一个月，走了；有的做了两三年，走了；长久和谐地相处，有点难。我们不怪保姆。母亲的脾气原本不好。
　　但她努力在改变。
　　母亲最后的一位保姆，是小弟弟请来的，来自大山深处的桂阳，年龄和我差不多。她耐心、随和、手脚勤快。最重要的是，她只照顾母亲一人，不到处兼职，捞病人的生意。母亲慢慢地磨合，习惯了她的照顾。我们感谢她，陪母亲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也为母亲与人相处方式的进步，感到欣慰。
　　医院，没有尊严的地方。

　　母亲的九十岁生日，我们推她出来，在汤公酒楼订了个包厢，为她做寿。当“祝您生日快乐！”“祝您生日快乐！”的祝福声响起，重孙女走到她面前，把一顶老寿星的桂冠，戴在她的头上，她笑靥如花。

　　照顾母亲，是做儿女的责任。我们送饭送菜，为她请了保姆，以为有了保姆，母亲不再孤独。但我们错了。我们只担心她的病情，却很少关注她内心的需求。直到有一回，当我去看她，要走的时候，她开始含蓄地挽留，对我说：“小明快来了。”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和大弟弟聊天，用这样的方式，希望我再坐坐，和她再说说话。我心里像被人猛击了一掌，想起了一件事。
　　父亲去世后，母亲养过一只小乌龟。那小可爱刚买来的时候，只有火柴盒大，养了好多年，大如手掌。母亲每次去高家，来来回回奔波，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总是不厌其烦的带着它。在家里，有时坐在沙发上，看乌龟在地上慢慢地爬行，能看老半天。乌龟后来死了，母亲难过了很久。
　　这件事，表面来看，好像她是把乌龟当宠物，实际上，是因为孤寂，需要有人陪伴。这一点，我在病房里也有感觉。每次，看到她和保姆在一起，总是默然端坐在钢丝床上，面无表情，只要我一出现，她便笑了，一脸的灿烂，好像我是她的太阳，昏暗的病房，顿时亮堂起来。原来，她想看到的，是自己的儿女；看得顺眼的，是自己的儿女；真正需要的，是我们天天守护在她的身边。
　　相同的话，母亲说过多次，而且不再含蓄。今年春节后，她在病房里摔了一跤。我和妻子去看她，临走的时候，她对我们说：“我快死了，你们多来看看我！”眼圈红红的，泪眼婆娑，听了令人心酸。
　　我们做得不够。
　　妹妹曾在妹夫面前，夸我们对母亲好。我对她说，别为我们吹，顶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般般吧。妹妹不信。我说，我们陪母亲太少，不是没时间，而是不愿意多陪她。除了小龙，我们都退休了，有大把大把的空闲，宁可喝茶、聊天、玩手机。每次去看他，屁股也是尖的，坐一下就走了，和她没话说。说句笑话，陪母亲总不如陪美女舒服。将来，我们的孩子也如此。
　　妹妹默然。
　　说实话，我们对母亲的爱，远不及母亲对我们的爱，就像老话里说的：“大想小，路样长；小想大，箸样长”。时隔三十一年，带着遗憾，母亲走完了自己的路，和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
　　母亲，我们不孝！

　　母亲的头七祭礼，按部就班地进行。民间丧葬习俗中的七，据说头七是最隆重的，因为这一天，是死者第一次回家探望亲人，在人间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逝，还不是真正的鬼。我们只做一个七，入乡随俗，也就格外重视。墓台前，香烛缭绕，全鸡、肉、豆腐、糕点、水果、酒、鲜花，该有的祭品都有。母亲是否正在享用？我们看不见。仪式讲究的不是实际效果，而是仪式感。
　　墓地很静。
　　每年，清明和冬至，我来给父亲扫墓，就害怕这种静，静得瘆人，常常要拖着老婆来作伴。此刻，抬眼望去，一排排的坟头，是一家家的父母。而今，儿女们也只能偶尔来看看他们，尽人子之孝。
　　忽然觉得，仪式感似乎也没什么意义。我们给母亲烧的纸钱，面值再大，也是假币；我们给母亲上的祭品，味再鲜美，她也尝不出；我们和母亲谈天，话说再多，她也听不见。彼此已是阴阳两隔。
　　是的，头七也好，七七也好，再多的孝顺，再多的仪式，她已看不见，包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她能看到的，是生前细心的照料、耐心的倾听和长久的陪伴。虽然，这样的感悟来得太迟。
　　起风了。山坡上松柏的枝条，微微摇晃。昨夜的一场雨，洗出了它翠生生的新鲜。路边的草丛里，野花星星点点的开着，正和暮春较劲。归途的路，大致如此，没有更多的风景。

2021.6.20 于遂昌

　　本文由纪勤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