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文秀：回家的路走了22年

盛文秀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曾经

上山下乡

回家的路走了22年

　　1976年10月，中国上层发生了大事件，这一年的秋天，我的命运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我离开了下乡插队的边境小山村，结束了七年的“脱胎换骨”改造。
　　说起离开黑龙江农村这件事，必然要牵扯到我的父亲，我们父女的命运，仿佛被那个年代的政治、政策所束缚所禁锢。
　　离开黑龙江之前的一年多时间，我和父亲的通信变得频繁起来，因为父亲在一次来信中问我，是否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打算？当时报刊上风行各地知青种扎根树，表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想父亲是在关心我的思想？其实父亲听到一则小道消息，中央要为“四个面向”干部落实政策，其中有两条关乎我们：一、父亲可以落实回原籍回原单位工作（只要原单位接收）；二、父亲自愿去上海以外的工矿企业，放弃回原单位，可以带一名在农村务农的子女上调到工矿企业。当父亲得知我极想去工矿企业，就积极打听消息的来源和真伪。当时，父亲“四个面向”在南京郊区的梅山铁矿，我在黑龙江的爱辉，我们之间通一封信就要个把月，落实政策的进程缓慢且似有若无。因为关乎我的前途，表面上我若无其事地坚持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内心却在苦苦等待，一时间浓雾重重，精神倍受煎熬。1974年～1976年是文革后期，政治风云变幻，落实干部政策属于“安抚”，随时可能被不可预测的因素“搅黄”。比起政治大局，“另册”干部子女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
　　黎明前的黑暗终于渐渐褪去，父亲来信说他已填写了表格，决定放弃回原单位解放日报，把我从黑龙江带上来。我们将去的企业是徐州沛县的大屯煤矿，当时属于上海的后方基地，时称“小三线”。接到这一消息，我欣喜若狂，可父亲在信中万分叮咛，暂时不要对身边任何人谈起，万一政策有变对我处境不利。父亲已被文革整得谨小慎微，他正视我俩处境已经不好，不能更加不好。
　　不知何因，这一消息之后，父亲有近一个月没有来信，我天天去食堂等信，等得望眼欲穿。如果此事“黄”了，将意味着我一辈子待在黑龙江农村，不由忧心忡忡。原来父亲病了，他一人在外地好几年，衣食粗疏，慢性肠胃炎使他心力交悴，父亲回上海休病假了。后来父亲告诉我，填表以后就没了下文，上面只说等待消息。他让我安心生产劳动，不要太放在心上，父亲似有自责，不该过早把消息告诉我，让我承受心理压力。
　　1976年秋天，我所在生产队外二道沟的水稻长势喜人，广袤的黑土地上绵延着一片金黄，铺到天边。为了不错过丰收的果实，生产队实行定额计分、多劳多得。大家起早贪黑多挣工分年终多拿钱，但劳动乐趣少了很多，你想一个人单干，面对好几十亩水稻田，从早割到晚，不说一句话，俨然一台“收割机器”了。
　　这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磨快了手中的小镰刀，“蹭蹭蹭”一个人在稻田里无声地收割。突然稻埂上飞跑过来一匹马，马倌朝着我喊：“小盛一过来，快过来！”我直起了腰，干活干迷糊了有点发愣：“是喊我吗？”马倌挥着手里的鞭子，朝着我：“喊你呢！快收拾收拾回去吧，县上有两个干部找你！”说完马倌策马扬鞭飞也似的跑开了。我依然楞在那里，突然一激灵：对呀！一定是招工的通知到了！我的心不由一阵狂跳。父亲在前一阵信中提及，他已经离开南京了，不日我的调令也将到达。“水稻，不割了！赶紧回家！”我按捺不住兴奋，扔下手中的快镰，脱下套袖，蹭了蹭沾满泥土的解放鞋，心里像揣了头小鹿，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奏响：啊啊，我要走了我要走了，熬出头了熬出头了……
　　走在回村的田埂上，回眸这片因秋季被染成五颜六色的广阔大地，我的泪忍不住流了出来：16岁来到这里，跟着老乡学习各种农活，春播夏锄秋收冬储，在这里吃食堂牛车送来的苞米大饼子、咸菜、井拔凉；在这里用火堆烘烤冻馒头；军用水壶的水冻成了冰坨子，捧起地上的冰雪解渴；昨天磨小镰，不小心碰到了右手中指，鲜血直淌……这片与我生命相依相连的黑土地，我把青春给了你，今天真的要与你诀别？我又一次泪如泉涌……离二道沟村已经很近了，我把手中的镰刀奋力朝着远处的田野投去，我想以这种方式与这片土地告别！但，一扔出去我就后悔了，脚步不由自主地朝着我的小镰奔去……这把小镰是公社奖励我的，当年我割稻速度在队里获得第一名，小镰是被评上五好社员的奖励品。小镰陪伴我，助我神威，割稻如剃头，我把工分攒起来换来了一块心爱的上海牌手表……
　　走近知青集体户已近黄昏，见宿舍前的篮球架下站着两个陌生人，一高一矮，着装气质像干部模样。我们边境小村稀有生人来访，一定是父亲单位上来的同志！我径直走了过去，来不及回宿舍擦把脸换件衣服，而是肩上扛着半麻袋西瓜（为招待远方同志，特意去瓜地买了西瓜）。高个子迎上来握紧了我的手，盯着我的脸问道：“你是盛步云的女儿盛文秀吧？”我点点头：“我是的。”不由泪又涌了出来。他俩看我的神情有点异样？也难怪，
　　清晨五点就出工了，中午在水稻田啃点干粮，头发蓬乱，面色黧黑，破旧的外套，沾着黑泥的解放鞋……还扛着麻袋，哪有一点上海小姑娘的味道！高个子说他是父亲单位人事处的干部，他又指指身边的矮个子，说他俩是特意来黑龙江为我们这批干部子女办理调动手续的。他俩见我眼睛红红的，安慰道：“放心吧，你会很快离开这里的！”他俩见球场前人来人往，就让我找一僻静处，说有话要对我交代。
　　我陪着他俩朝着黑龙江边走去，走近江岔子，一大片红柳密布，绿中透红。站在江畔他俩很惊讶，悄声道：“离苏联这么近！”我说是啊，江心有主航道，就是国界线了。我们的对话就在国境线上展开，关乎我的命运。老高从随身挎包取出了调令，他用手指弹了弹雪白的硬邦邦的铅画纸，面色凝重地对我说：“按理，我们发个函就可以了，不用坐几天几夜的火车赶到这里，主要考虑下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怕中途被人压下或者调包。再则，你的父亲是一位老干部，从档案中了解他在白色恐怖的旧上海是一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专程为他的女儿办理调动手续，也是对你的父亲落实政策的慎重之举。”老高脸上浮起了笑容：“你是他的嫡亲女儿嘛！”老高同志的一席话令我倍感温暖，尤其提到为父亲洗去不白之冤落实干部政策，我心灰意冷的心顿时如沐春风，为父亲找回尊严由衷宽慰。老高又说，之前他们已商量好，一到生产队先同本人接触，摸清情况后再一级一级往上办手续。我的内心有一种久违的被信任感，父亲单位的同志想得太周到了，离家千里孤立无援的我，此时已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了。最后老高说为了不惊动其他知青，当晚他们住到爱辉招待所。我想老高他们是谨慎的，避免引出破坏上山下乡的嫌疑，耽误了我的调动。
　　这一切在悄然和快速中进行。第三天中午，两位同志已办妥了我的迁调手续，离开了黑河。当晚，我不能再瞒着同宿舍的姐妹，我告诉她们我很快要离开二道沟了，不是回上海，是被招工到徐州的煤矿，是我的父亲落实干部政策按政策带我回去的。说出这些，我的心头突然如释重负，尘埃落定，我可以向室友宣布憋在心头很久的一桩大事。可室友们的反应有一点冷漠，近两年，我们16人的女生宿舍已陆续走了好几位，留守知青的内心被无望无助的忧虑笼罩。有人问我，不回上海你也决定去？万一将来回不了上海，你不会后悔吗？也有人说，离开二道沟农村总是好的，徐州离上海近一些，总比窝在黑龙江强吧？是啊，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眼下的处境我们又有何种选择权呢？
　　第二天，我告别生活了七年的二道沟，离开了五十余名的知青大集体，踏上了去工矿的陌生之路，成为这一堵摇摇欲坠的知青大墙的又一位抽砖者。
　　马车、汽车、火车，三天三夜的日起月落，我一个人坐在拥挤的硬座车厢，不知道下一个人生落脚点将是什么样子？
　　提着简单的行李，我在大屯汽车站下了车，父亲已在汽车站候我多时。父女聚首并非预想中兴奋热烈，见父亲头发稀疏花白，面容憔悴，身影单薄，不由一阵心酸。父亲见我，勉强笑笑：“到了，还顺利吧！”我俩提着行李，默默行走，一时找不到话头，很隔膜很陌生的样子。想来我已有好几年没见父亲了，各自的变化大概有一种无从谈起的感觉。从1969年起，我和父亲前后离开了上海，起先他要求去反修前哨黑龙江，因五十多岁的父亲患有胃出血，高寒地带不适应，就没被批准，后来他去了南京梅山铁矿，在那里做仓库保管员。之后的七八年里，我们少有同一时间探亲，靠着鸿雁传书见信如“面”。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父亲在解放日报社工作，非常忙碌，除了周日，父亲住在报社宿舍不回家的。文革期间，父亲的休息时间，几乎是躲在楼上的卧室里写检查，父亲这一生的文字几乎都献给了写检查，可以编几部长篇小说了。这样的处境父亲脸上鲜有笑容，我们不大和父亲说话，见他都怕丝丝的。16岁那年，我去黑龙江前夕，父亲为我捆扎行李，很仔细很缜密，父亲把无奈不舍和深爱都捆扎在细密的一道一道草绳里，以致我到了黑龙江很久不忍剪开……
　　走着，父亲打破了冷场，他问我，我们在生产队时政治学习都学些什么内容？问我有否读过某某中央领导的讲话纪要？我不由哑然：刚刚，我结束了三天三夜的旅途劳顿，只身从八千里外回来，父亲你不关心我是否吃了午饭，一路车马劳顿如何熬过来的，却问我政治学习？父亲已被政治过分浸染，他对他远道而来的女儿表现出偏离常规的冷漠。令我难过的事还在后面。那时父亲已被安排在矿工医院的后勤工作，按理近水楼台可以让我住得舒适一点，不想父亲把我安排在一个放杂物的仓库里，那里有一张锈迹斑斑的铁床。父亲说不去麻烦女同事，让我将就几天，不日就去新单位报到了。其后的报到时间迟迟没有落实，我一个人在闷热潮湿的仓库里住了三个星期。父亲见我空闲无聊，抱来了厚厚一摞政治书籍，还有不少单行本的学习资料，有“批林批孔”的，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父亲强调，要我认真补一补政治，分配工作时可能会面试，当下政治是第一位的。原来父亲是有他的目的性，他为我的工作分配担忧，找一僻静处是为了让我安心学习不受外界干扰。父亲的爱总以貌似冷酷出现，因为他把我带了过来，如果分配去煤矿井下工作，他将如何对我的母亲交代？结局是戏剧性的，我们这批来自黑龙江的干部子女，“清一色”被分配到微山湖畔的坑口发电厂，我的恶补政治没有派上一点用场。但这一次住仓库的“政治启蒙”引发了我对政治的兴趣，以致后来的职业路径从宣传科到组织科到公司党校，在公司党校讲师的职务上退休，父亲捧上的“一摞政治书籍”功不可没，尽管他内心反对我们吃政治饭，却又一次阴差阳错。
　　说是我和父亲在一个大单位，其实相隔有二十多里地，且没有公交车。大屯煤矿有五处矿井，方圆几十公里，职工三万多，是煤电运综合一体的大型国企。每逢周日，在电厂班组做检修工的我，向师傅借一辆男式高杠的自行车，“呼啦呼啦”骑上二十多里地，去和父亲团聚。春天，我为父亲拆被子、洗床单；夏天，我为父亲拆毛衣毛裤；冬天，我和父亲猫在宿舍里开小灶，我们吃着聊着，倒有几分轻松。此时父亲在矿医的库房工作，收发药品登记账目，倒也不很累。有一次，父亲同宿舍的剃头师傅，有点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你的父亲，忠厚之人，按级别，比我们院长还高两级，打发在库房干，啧啧，明明是排挤……”父亲那时和几位剃头师傅、烧菜师傅、看浴室的同居一室，他们见我都客客气气的，都有和剃头师傅一样的愤然不平。忍不住问了父亲，父亲说医院让他挑担子，他觉得自己老了，身体也差，就推辞了。我在想，父亲把我的工作问题解决了，他既然回不了报社，此处无有他的用武之地，过渡几年就退休了。父亲有了这样的打算，我想他的内心应该是比较平静的。
　　这样的平静大概过了两年，日历撕到了1978的冬天，一起分到大屯电厂的知青都在疯传知青返城的消息，说只要上海的医院开出证明，几乎都可以办成病退回上海，也有因父母年老多病办成困退的。这样的消息对我们内心的冲击是巨大的！没想到短短两年时间，中央对知青的政策有这么大的转变！届时我们已经是国企正式职工，户籍早已落在了江苏沛县大屯镇，这板上钉钉的事实我们还有扭转的希望吗？有几位同事按捺不住了，请假回上海打探消息。更让我们心思活络的是，据说有人冒风险把上调后的户籍退回农村，变回知青身份，再从那里办病退回上海。那一阵我被这些消息弄得寝食难安，忧心忡忡地去了父亲那里。我把一些想法对父亲说了，父亲历来办事沉稳，他是极力反对我去“瞎搞”的，他说，什么事都有个规矩，大家都乱来，国家不要乱套啦！父亲对我“退回去办病退”的想法大为恼火，当初他放弃回原籍回原单位的优厚条件，就是为了成全我脱离农村到工矿，现在我似乎并不珍惜，想走什么“曲线救国”的返城之路，这种冒险不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吗？
　　我郁闷地离开了父亲宿舍，骑上了那辆借来的男式自行车，“呼啦呼啦”地赶回电厂，一路委屈一路淌泪：父亲，你就不能向组织反映你的年老多病，母亲在家没人照顾，你自己可以争取调回上海，等到你退休，我还有顶替的一线希望。刚才父亲拒绝了我的建议，他固执地认为，他已经享受了党的落实干部政策，怎么可能再向组织提要求？父亲似乎觉得我在挑战他的尊严。他认为在哪里都一样，只要努力工作，都可以做出成绩受人尊重，父亲的襟怀比我宽广很多。自此以后，我再没有对父亲谈起回上海的事。
　　我在大屯平静地生活着，内心放弃了回上海的念头。结婚两年后，我怀着九个月的身孕回上海生产，休完56天产假，我独自一人抱着两个月的婴儿去赶火车。母亲心疼她的小女儿，朝着父亲抱怨：“那个时候，你想想办法，托托关系，要是回报社工作了，女儿也不至于落到这般苦境……”父亲听了沉着脸，一声不吭。母亲怎么不了解父亲呢，让他向组织上开口，等于在打他的脸，况且父亲认为自己已经“享受”了政策待遇，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
　　九十年代初，有一次调往南方小城市的机会，由于父亲的“不推助”，最终告以失败。
　　《张家港日报》需要编辑，经人介绍我和报社总编有了一次接触。总编看了我在全国报刊杂志发表的文学作品，又得知我的父亲是解放日报的老报人，他随即向我提了一个要求，让父亲的老同事、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写一封推荐信，这样他好向上级交代。我不明就里以为是件小事可以办成，于是信心满满地赶回上海，对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听后竟然一口回绝，他认为这位主编不靠谱，好像在做交易；他又认为，我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进报社，将来才能站稳脚跟，靠附加条件是不可取的。父亲拗成了一根筋，他甚至很鄙夷：小小地方小报要攀大报的关系（九十年代初关系风盛行），也不是这么走路子的！我的心一下凉到冰点，要撬动父亲内心的坚守比登天还难！父亲已被边缘化很多年，但对党报的忠诚，对老领导的维护，是绝不允许我们去添一丁点乱。为了维护父亲一贯以来的尊严，第二天我就收拾了行李，离开了上海。
　　父亲的晚年，由于在徐州的煤矿离休，其经济待遇与上海的离休干部相比，有很大落差。尤其发生的医疗费用，需寄去原单位报销，成了他晚年的心头之患。每次住院要垫付大量的现金，之后把那些账单分门别类用胶水粘贴，父亲戴着老花眼镜，一张一张地对着日期粘贴，然后去邮局寄挂号信，厚厚一摞，如同寄一部长篇小说。有时相隔数月，没有报销消息，就打长途电话去单位询问，难免遇到冷言冷语，父亲沉默以对，会不愉快好几天。
　　有一次，见父亲又去银行取大量现金，我突然感到，是我连累了父亲，当年不是因为我，他满可以在上海离休，享受比现在好很多的待遇，至少心理上少一些被边缘化的隐忍。但父亲，从来没有对他的女儿有半点抱怨，父亲把这一切隐在心底，一个人默默承受。这样的承受母亲有时会忍不住说出：小区的离休干部们加工资了，免不了三五一堆地高兴议论，父亲在一旁默默听着，别人问他，他只说我是外地的，和你们不一样。父亲说完默默地走开了。母亲说，父亲又会闷闷不乐好几天。母亲心疼女儿也心疼父亲，总说我们的命运是阴差阳错啊！
　　父亲竟然活到93虚岁上离世，也是一个奇迹。高龄的父亲犹如一株雪松，愈寒冷愈苍翠。那时父亲依然日日看书读报，参悟国家大事，最多时自费订了五种报纸，不包括离休干部赠送的几种报刊杂志。随着国运昌盛，父亲的精神、身体都朝着好处发展。他把“知足常乐”的条幅悬挂于卧室，不是他看清了多少事，而是看轻了任何事！这种襟怀的拓宽使父亲的夕阳有了光彩！时光已跨上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似乎已没有理由纠缠于命运的多舛。
　　我的幸运也在走近。二十世纪的末尾，又由于“政策”的因素，我和儿子的户口顺利地迁回了上海。1998年国庆前夕，距我离开黑龙江过去了22年，我的儿子已17岁，上高二了。为迁调户籍我特意赶回上海，母亲听到这一消息，她是欣喜的。母亲把我拉到后房间，她从箱子底找出一本老旧的户口本，神秘地对我说，几次换新户口本她都找借口不换，后来实在挡不住了，就托熟人把老旧的户口本藏了下来，因为最后的扉页上注着一行字：1969年11月1日盛文秀从江湾镇万安路1075号迁往黑龙江爱辉县。母亲的心底藏着一个不灭的愿望，她的小女儿总有一天要回到上海，回到生养她的故乡！母亲生怕年数久了江湾镇派出所不认账，拒绝她的女儿迁入，她藏下了这个唯一的历史凭证。翻阅装订线业已脱落的旧户口簿，一个个印章记载着我们全家人的命运变迁！有一阶段，上海的户口簿上只存在妈妈一个人。
　　办理迁入手续是顺利的，大概母亲保留的旧户口簿功不可没，少了很多证明环节，再则，面对一个退休的老知青，上海再做抵挡还有什么意义吗？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的路走了22年，终于叶落归根重新做回了上海人。
　　回家的情结难以割舍，但等待我的将是另一种更加艰难的生存挑战。

　　补叙：父亲于2012年7月22日离世，享年92岁。讣告刊登在父亲珍爱一生的《解放日报》上。父亲离休单位委派同志专程前来主持父亲的追悼会。父亲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父亲走完了坎坷磨难的一生，他是配得上这面党旗的。我无怨无悔，因为他是我敬爱的父亲。我们父女的命运是时代造成，无论悲剧、喜剧都是时代的缩影。

　　本文选自《那人那情那命运》，黄建华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