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曜东：1945年的楚园和楚囚.下篇

孙曜东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1945年的楚园和楚囚
下篇

　　楚园春节倍思亲

　　在楚园印象较深的还有1946年过春节的情况。过春节了大家自然都想家，盼望当局能开恩，让家属来见一面。而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楚园这个地方原本就保密的，是军统背着司法部门搞的。司法部门正为抓不着这帮汉奸而与戴笠大唱反调。如果六七十人的家属都蜂拥而来，那岂不像赶庙会一样了吗？还有何密可保？所以现在有的文章里讲，军统方面允许盛老三和梁鸿志的家属前来探亲，那是没有根据的。
　　虽说家属进来没有指望，但楚园“当局”还是给了点小小的“优惠”，在年夜饭时加几样菜。另外还有一项更加刺激的“优惠”：需要家里送菜的，可以写张纸条交给楼下的看守人员，由看守人员通知家属，把要带的菜送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再由看守人员集中送进楚园。那天楼下的负责人上来宣布这项“优惠”时，有些人高兴得只差没叫出来。过年尽管见不到家里人，能吃上家里的菜也是好的。
　　最为兴奋的是吴蕴斋。吴蕴斋是金城银行上海行的经理，与周作民是同乡，祖上是镇江一带的大盐商，家里很有钱。其本人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忠厚本分，于是成了周作民拉拢、依靠的对象，曾任上海银行工会会长。抗战中在上海轮到出头露面的事情，周作民不出面，就推吴蕴斋出面，比如接办《新闻报》等事，所以抗战胜利后周作民没事，吴蕴斋进了“楚园”，所以他一肚子窝囊气。我曾问过他对周作民的看法，他对我直摇头，叹口气说：“唉！怎么说呢？！”中国的名菜几乎都与盐商有关，淮扬菜就是扬州、镇江、淮城一带的盐商们“吃”出来的，而且代代相传，越吃越讲究，所以扬镇帮的银行家和钱庄老板们，几乎家家都有个“看家”的厨子。谁家的厨子名气响了，办家宴时，大家还借来借去的。所以那时候，最好的饭菜并不是在饭店里吃的，而是在银行家的家宴上。吴蕴斋家的厨子姓李，大胖子，大家唤之小李，烧一手淮城菜，比扬州菜还要细，很有名气。所以吴蕴斋几个月关下来，一听说可以叫家里送菜来，顿时高兴得不得了。
　　我过去在他家吃过饭，深知其中佳味，所以怂恿他多带点来。他被我一“抬举”，即刻“高姿态”：“曜东，你想吃点什么？”我毫不客气地一口气点了三个大砂锅：“斩肉、酥鱼、十香菜！”斩肉即扬州狮子头，不过狮子头分斩肉和剁肉，不一样的。斩肉是指把肉切成小肉丁拌入馅，别具风味；酥鱼是镇江酥鱼，油炸河鲫鱼，再加料烹制，酥软可口，火候极为要紧；十香菜是用香茹丝、扁尖丝、冬笋丝、百叶丝等十种菜烹制的抄素。我还特意加了一句：“斩肉不要菜底，全要斩肉！”吴蕴斋一听乐了，说我门槛精，回头又“斩”我一刀：“把你家的吕宋黄（上等鱼翅）端一锅来！”我说那玩艺儿光“发”料就要“发”一个星期，怎么等得及？而且冷的也没法子吃。过几天菜来了，吴蕴斋家真的是三个满满当当的大砂锅。我家送的是腊味菜和酱鸭。朱博泉家也有上好的小菜。我们房间唯有唐海安家里没人送菜。当看守人员问他，要不要写条子叫家里送菜时，他装得很“牛气”，说：“我不要！”实际上他一被抓进来，他那几个女人都跑了，谁也不管他了，他根本没人给他送菜。
　　那顿年夜饭，我与吴蕴斋、朱博泉，又叫了隔壁房间的唐寿民（唐家也送进来不少菜，唐的夫人华氏是无锡华家之后，大家闺秀，很有学问，人也很能干），我们四个干银行的老朋友凑在一起，共同分享了各家的美味，把吴蕴斋的“斩肉”一下子就干掉了大半锅，开开心心地美餐了顿。
　　吃完之后我们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狂吃大嚼的，楚园里一半以上的人，家里并没有送菜来。政治上的失败已是如此，家里人再冷落一下，尤其在过年的时候要菜也不送来，他们心里自然是雪上加霜。所以年夜饭后，楼里的气氛与往日大不一样，沉闷极了，很有些被遗弃的悲凉。我们几个在大啃大嚼的时候，有的人正伤心落泪呢。当然，我们几个吃的时候一时竟忘记了身处囹圄，有点忘乎所以，但吃完之后反而归心似箭，更加想家了，一个个心里很不是味道。只有梁鸿志似是没心没肺之人，仍旧一副名士派头，居然还有雅兴作诗。他的福气也不错，姨太太送来不少家乡菜。

　　闻兰亭闭目打坐成一统

　　闻兰亭是过去上海滩有名的“三老”之一（另有袁履登和林康侯），江苏武进人，幼时在绵纱店当学徒，民国后到上海经商，做棉纱生意，因协助虞洽卿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并当上了证券交易所的常务理事，遂名气大振。商界和企业界中下层的公司和老板，有事喜欢找他帮忙，他由此收了不少徒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来拥有了多项头衔，如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工商联合会理事长、纱业银行董事长、纱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等，在工商界尤其在绵纱业中很有影响。他原本是个生意人，汪伪时期由于担任了商统会的监事长和棉统会主任，胜利后被定为汉奸。因他的徒弟中有个人名林基（真名叫余祥琴，兄弟三个，我与其大哥熟悉），原是上海滩“野鸡律师”，曾进汪伪“76号”，后来成为军统人员。林基念旧，照顾老师，所以闻兰亭也进了楚园。其实他中年后已皈依佛门，法号老莲居士，尽可能不问外界事情。日本人来了以后要拉拢一些名流装潢门面，百般胁诱，他挡不住淫威，干了商统会，一脚踩入了泥潭无以自拔。进了楚园后更是万念俱灰，整天两腿一盘，坐在床头打坐，跟谁也懒得说话。有时候楼下上来个小特务，叫他下去谈话，他也懒得搭理，还倔头倔脑地说：“我不去！”这时大家都很关心他，劝他还是下去吧，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息事宁人的好。不知怎么的，大家正在劝说，唐寿明不耐烦了：“不要劝了，不要劝了！让伊去，看伊撑到啥个辰光！”还背后对我说：“他那套是做给人家看的，不要相信他那假面具。”果然，军统特务对他一凶相，他也只好乖乖地下楼去了。回来后连连叹气，然后仍是闭目打坐，自成一统。我不得不对唐寿民刮目相看，他看人另有一套，只是嘴巴太不饶人。林基后来在军统中失势（他原来地位就在程克祥之下，也无力保他的老师），所以闻兰亭后来判得很重，判八年徒刑，后经人疏通，改判三年零六个月。1948年国民党末日将临，大赫政治犯时疏散监狱，许多人都疏散出去了，而他却在这时病死了。

　　戴笠之死引发的震动

　　3月初的一天中午，我正斜倚在床上休息，楼下一个跟我有“交情”的小兵走了进来，用手拍了一下我的脚，示意我出来。我以为家里又托他带东西来了，一骨碌爬了起来。来到走廊里里看看没什么东西，只听那小兵神秘地小声说：“戴先生没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没了？”“戴先生死了，飞机上摔死了！”喔！怎么会是这样？我顿时感到头皮发麻，预感到我们这些人麻烦了，此后不知交给谁发落了。
　　我急忙走到隔壁，把唐寿民叫出来，把情况告诉他。因为我觉得这帮人中数唐最有头脑，想听听他的分析。果然，他看事情入木三分。他略停了一会儿，反问我：“你看这是事故死亡呢？还是政治死亡？”这就更加令我感到事态严重。
　　戴笠摔死的消息传开之后，即刻引起巨大的震动，大家慌成一团。原本以为只要有戴笠的“保护”，今后总大概还会有出路的。因为戴笠曾当面说过：“对于你们这些人，我还是要用的。”我们当时认为，他讲的是真心话，因为他们重庆来的人，八年不接触这边的具体行情，起码在金融业务上，他们的人一下子接不上手；二来那些参加接收的大员们，派系复杂，互不信任，互相倾轧，贪心十足，丑态百出，有许多是不可任用的（事实上后来的确枪毙了一批）；三来我们这些“死老虎”，除“戴罪立功”之外，别无它途，不敢再胡作非为，业务上又熟悉，确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都把希望寄托在戴笠身上。而如今这些都成了痴心妄想，一切都随戴笠之死而化作了泡影，怎能不紧张呢？那么今后谁来接戴笠的班呢？新来的人会不会像戴笠那样“保护”我们呢？人们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我仍旧请唐寿民发表高见。据唐寿民分析，戴笠肯定是“政治事故”而死亡，因他权势太大，无所不管，也无人不敢得罪，声高盖主了，同时与中统CC、政学系也积怨甚深，在这种情况下，戴笠不死，蒋介石无以治天下。至于我们这些人的出路，肯定是不会再得到利用的，而且鉴于社会上惩制汉奸的呼声日高，肯定要交司法部门审理的，最后的归宿肯定是提篮桥！后来事情的发展，竟恰被唐氏言中。
　　唐寿民的高明，还在于后面一句话：“……依我看，老蒋失去了戴笠，也就失去了半壁江山啊！因为没有比戴笠更对他忠的了。”此话实在是太厉害了，又给我心头重重一击。
　　既然将要跟司法部门打交道了，于是大家开始“检点”自己的问题，动脑筋思考如何应对法院的起诉，如何找人写状子，疏通司法部门的“门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这时候，唐寿民同房间的金雄白，过去当过律师，派上大用场了。

　　“野鸡”律师金雄白

　　金雄白是松江人，过去当过律师，也当过小报记者。当律师没当出什么名堂，因他没名气，找他的人少，所以生意不好，收入就很有限。他没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只能挤在人家的事务所里当帮办，接了案子赚了钱要分给人家一半，所以人称“野鸡律师”。他有个“后台”叫耿家济（缉之），留法回国的洋学生，曾当过吴铁城的法文秘书。但此“后台”并未帮上金雄白什么忙，因为他背地里做倒卖军粮的生意，被指控为“金融战犯”，后来自杀了。
　　金雄白的出名，是其在记者生涯的一个偶然事件中，搭上了周佛海的关系。他初为小报记者，业绩平平，无所作为，没有一张报纸愿给他开专栏，也没有一家报馆或杂志社让他落脚，是个自由职业者。后来他逐渐靠拢《时报》，常为之写稿，收入渐渐固定了。《时报》一度是与《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的热门报，原是狄葆贤（楚青）创办的反清报纸，后来成为保皇派的报纸，1920年转让给华侨黄伯惠（承恩）接办，仍继续了其特有的办报风格，如对重要专电和重要的新闻，常使用大字标题，以醒视听。又注重图片的配合，以吸引读者，设有时评、教育、国粹等专栏，尤其是有彩色图片，对体育、文艺、妇女、儿童等城市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均常有图片报道，所以很受市民欢迎。金雄白后来就挂名在那儿，有了稿子先提供给《时报》。
　　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上海新闻单位的记者们，除了中央社之外，没人敢去前线。金雄白胆子大，认为是个出人头地的好机会，自告奋勇，随中央社记者一起作为随军记者，乘火车前往战区。
　　那时周佛海刚从日本回来，作为陈布雷的副手，在蒋介石的侍从室服务，赶上蒋介石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也随军出征。他们和蒋介石都在一列火车上，只是对外保密。车到柳河车站时，大战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此时国内各界关于停止内战的呼声已是铺天盖地。蒋介石为安抚人心，要说明他参加此战的正义性和被动性，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就叫陈布雷起草一份全国通电电稿，说明他的立场，是反对分裂，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适逢陈布雷生病了，改由周佛海写。周佛海略思一会儿，认为如此写不行，不仅收不到争取舆论的效果，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最后他把一篇讨伐冯、阎的电文，写成了一篇宣布要停战、下野的通电，就把“和平”的文章做足了，而实际上只有蒋本人及其文武一班人回到南京，部队仍在前线，准备开仗。其电文中甚至有“为了避免内战，愿下野以谢国人，并愿二君与我一起下野”之类的话。周佛海的这一招果真灵验，使蒋政治上占了上风，得到了各界的一致拥护，冯玉祥和阎锡山自然成了发动内战的罪人。金雄白当时正在前线，首先获得了消息，抢先在《时报》着版头条，全文刊发了蒋介石的通电，不仅蒋、周的马屁都拍到了，而且使《时报》的威信大增，销售量直线上升，金雄白自然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了。蒋冯阎大战后来不仅打了，而且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周佛海从此受到蒋介石的重视，金雄白的报人地位也得到了公认，而且与周拉上了关系。当然，后来他投伪，固然有着周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有罗君强的因素。罗君强办《平报》时，罗当社长，金当总编辑，可是一直不大畅销。汪伪时，罗君强当伪边疆委员会的委员长，给了金雄白一个常委的名义。
　　金雄白能进楚园，主要是蒋伯诚的关系。蒋伯诚在汪伪时，一直是重庆政府驻上海的秘密代表，住在大西路（现延安西路靠近乌鲁木齐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里。这件事汪精卫和周佛海都知道，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装作不知道，目的是不想过分地刺激重庆方面，好为将来留一条后路。而蒋伯诚总要有所活动的，结果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关在贝当路（现衡山路）的外国学校里，那时那儿是日本人的沪南宪兵队部队，时间约在1940年。重庆方面得知后表示要设法营救，通过在沪的地下军统组织找到了周佛海。周佛海为了保留讲和的条件，也愿为之营救，只是要选派一个具体的人物前去宪兵队打交道。此时金雄白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背后受人指使，又一次自告奋勇，前去为之说项，当然是打着周的旗号，以周的代表的名义去的。结果营救成功了，蒋伯诚被放了出来。事实上，日本人在上海抓到重庆方面的人，基本都没杀，可能也是留作讲和的条件。金雄白后来在南京办兴亚银行，以《平报》的财产为资本，由我来当担保人，所以与之相熟，知道些他的情况。
　　金由于帮蒋伯诚脱离虎口，蒋为报答他，胜利后“请”他进楚园，算是“保护”。要说报答，也仅此而已。因抗战胜利后，蒋伯诚在国民党内部又失势了，没实权了，虽然他那大西路的房子挂了国民党某机关的牌子，但谁也不买他的帐，只有名义而没实权。实权都抓在戴笠手里。再后来，他那大花园洋房也呆不下去了，成了中共地下党卢绪章的住宅。卢绪章与军统和CC都拉得挺近乎，连邓葆光也保他。我后来与卢绪章也有一段交往，那是后话。
　　既然金雄白有过“野鸡”律师的生活，对于一般法律程序、条文还是知道的。所以，他在外面当律师时生意并不好，而到了楚园里，尤其戴笠摔死之后，他的“律师”生意倒红火起来了。大家纷纷向他请教，有的请他代为写申辩书，他因此也得到不少别人的好处。后来转到提篮桥后，他就更忙了，还帮梁鸿志写过“状子”。他曾主动问我要不要他帮忙，我说不用，因我的六表哥何世桢会帮助我。我的三姑母是何世桢、何世枚兄弟的亲婶子，他们都是学法律的，因此谢绝了金的一番好意。

　　各自忙找新的后台

　　戴笠乘飞机摔死之后，楚园之人自是慌成一团。原先戴笠所谓口口声声的“政治解决”，看来是没有指望了，所以忙着通过各自的门路，再寻求新的保护者。实践证明，“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内地苦熬了八年的国民党大员们，也正盼望着钱财的“滋润”。
　　吴蕴斋有周作民在外面救他。因周未去重庆，也未出任伪职，抗战中原本逃到了香港，是被日本人带上了飞机，“遣送”回沪的。唐寿民亦是这样。而周作民在抗战胜利之后起用了徐国懋（我现在的老伴的亲家）当金城银行的总经理，无形中就加重了他说话的力度。因为徐国懋是从重庆回来的人，又是飞虎队陈纳德的秘书，陈纳德是蒋介石的“宠臣”，徐国懋自然也很是个人物了。徐如今当上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岂有不为金城说话之理。所以周作民这一招棋，不仅把金城银行保住了，他的老搭档吴蕴斋也有救了。周作民想尽办法为其开脱，可是吴蕴斋后来还是判了几年刑，家产被抄没，出狱后到了香港，从此看破红尘入了空门，在一座山上带发修行。我出狱后到香港，与陈冰和一起上山看过他，他已变得沉默寡言，什么事也不想提了。周作民看不过去，曾以银行的名义补偿他数十万元，可是他已对金钱及一切事物都失去兴趣了。
　　唐海安辗转找宋子文，可宋子文不理他。金雄白自然找蒋伯诚，蒋的确是帮了他的忙。唐寿民和朱博泉都找银行界的老人。梁鸿志往外写了几十封信求救，只有一两封信回来，内容也都是表示自身难保，爱莫能助之类，令他大伤脑筋。
　　我的办法一方面是叫我那时的如夫人吴嫣去找杨虎，因我父亲当年与杨虎有联系，同时吴嫣也曾嫁过杨虎。另一方面是通过老朋友吴中一和陆菊生去找军统里的实权人物王新衡。那时王新衡的气焰不得了，他说谁是汉奸谁就是汉奸，他说谁不是谁就没事了。吴中一和陆菊生都是荣氏集团的人。他俩的父亲一辈子忠心耿耿地为荣家做事，一个管面粉厂，一个管纱厂。他们俩都在英美留学经济科，回来后子承父业，也为荣家做事。为了寻求官方的保护，他们不知有什么神通，与王新衡拉得很紧。后来荣家老太爷荣德生遭绑票后，他们也是找王新衡寻求解决办法。王新衡在整个案子中有什么功劳我具体不太清楚，反正王新衡是大大地敲了一笔荣家的竹杠。除了十万美金之外，还有一幢小花园洋房，即常熟路靠近五原路的那一幢。这些都是后来陆菊生告诉我的。据说国民党原本也要抓吴中一的父亲吴昆生，因他管申新九厂出了名，出产的兰凤牌二十支纱极有名气，可以凭此货的栈单在银行里抵押款项的，是交易所的标准牌纱。吴昆生又当过商统会的理事，所以正是个可以“斩”的肥肉。后来吴得以安全解脱也是靠了王新衡的路子，以十五万美金了断的。因此前些年，看到台湾的报刊上把王新衡与“三张”（张群、张学良、张大千）相提并论，称之为“三张一王”，我有些奇怪，因为此人的人品，与“三张”根本不是一码事。
　　总之，楚园之人费了不少钱财，各显神通地通路子，最终还是由于社会舆论要求惩制汉奸的呼声日高，我们一行人仍是被送进了提篮桥。不过所花的钱并没有白花，到判刑的时候就现出分晓。梁鸿志无钱贿赂就判死刑，盛老三有钱买命就判了死缓，不过他还是没逃过应有的“劫数”，解放后仍死在监狱里。

　　提篮桥有钱能使鬼推磨

　　从楚园移解提篮桥是乘大卡车去的。梁鸿志年纪大了，由我和金雄白帮他拎行李。车上气氛很沉闷，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下要进提篮桥了，唯有梁鸿志不知。到了提篮桥的大门口停车，军统的人跳下去与门卫联系开门，梁鸿志这才问：“这是什么地方？”金雄白想，事到如今瞒也没有用了，就说是提篮桥。想不到梁鸿志一听就大呼小叫起来，一车子人全都扭头看他。他似乎觉得，依他的“水平”，好像还不够进提篮桥似的。
　　世界上真有些奇怪的事情，叫你事先无法预料。我在楚园中想方设法找人为我解脱，尚不甚有力，但到了提篮桥，为我解脱的人自己出现了，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开始我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被很有讽刺意味地安排在“忠”字监内。提篮桥里分“仁”“爱”“忠”“信”“礼”“义”等十个监号，外加一个关外国人的“外国牢监”。提篮桥在市民心中是“外国牢监”，其实内中只有一个“十字监”是关外国人的，其余都是关中国人的。每一监号有六层楼，每一层都是四十间监房。每间五六个平方米，关两三个人。我和金雄白关一间，是30号，梁鸿志在隔壁31号。
　　我们一行人被安顿下来之后，有一天，典狱长带了一行人来巡视，我们自然一个个恭恭敬敬地，大气不敢出，更不敢拿正眼看长官。谁知这时竟有人轻轻地喊了一声：“九弟！”我顿时一惊，什么人呀，竟在这个地方叫我九弟！我定眼一瞧，禁不住心花怒放起来，原来是我的堂哥孙方奎呀！再细一看，人家可不是穿囚服，而是穿军装的，而且当典狱长的正是他老兄！这下我心中有底了，起码我不会受太大的苦了。因我父亲过去有恩于他，他家庭生活困难，读书时我父亲接济过他。现在我落难了，况且正落在了他手里，他能见死不救吗？这次意外的狱中相见令我高兴了好几天。在旁边的狱卒吏们见我是典狱长的兄弟，自然对我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后来，我敢于向他们提要求了。电灯泡太小，叫他们换大些的。伙食不好，我要求允许家属来送菜。如果有事就叫狱卒们往外送信。上面虽然有典狱长的人情在，而下面这些小兵拉子也要散些钱才能听话，否则他们才不会那么勤快。于是乎，楚园之人又使出老办法，叫他们往家送信，信中叫家属见信后奖赏一下他们。家属们自然腰包掏得快，还对他们千恩万谢一场。
　　狱卒们每天早晨6点钟换班。来的时候把当天早晨的报纸带进来，我们大家传阅；晚上6点下班时帮我们把信带出去寄，或是送到家里。时间久了已成习惯，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多。有一天狱卒带进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刊登了“陈公博昨已伏法”的消息，把整座提篮桥都镇住了，想到自己还不知是啥命运，都在沉闷地想心事。只有梁鸿志还有心思写诗，而全不顾念自己何时也将伏法。他在监房里跑了几圈，就吟成一首七律《哭公博》，说的都是他心里话。我知其与陈公博私交不错，一向有诗酒往来，而他看不起周佛海，认为周霸道没品位。
　　随着国民党接收人员胡作非为的升级，监狱内的风气也越来越不像话。只要犯人肯出钱，除了不能出去，几乎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如生了病可以叫犯人中的医生给治，开了药方可叫家属在市场上买了送进来。犯人中有个当过卫生局长的西医，差不多把提篮桥当成他的诊所了。牢饭吃不来就可叫家属送，每周三送一次，后来又发展成每周二、五送两次。如果每次多送些，几乎就可以全部不吃牢里饭了。金雄白基本上就没吃牢里的饭，全靠家里送。吴蕴斋进提蓝桥后，基本上没怎么住过监房，而一直住在牢内的医院里。我嫌医院里寂寞，朋友少，倒宁可住监房里。更有甚者，这些犯人的家属因常去永安公司采办副食品送进来，那么再花点钱，与永安公司商量好了，每周即可派出一辆大货车，集中往牢里送东西。家属只需写好条子，买什么东西交给几号监内某某即可，回头再用支票结算，也无需家属亲自往里送了。所以，每周一次的永安公司货车的来临，也是提篮桥一道滑稽的风景。
　　到了最后，狱中人越发肆无忌惮。过生日时就向外面酒馆子要了整桌的酒席送进来，真是目无法纪，无法无天。当然，这种情况也预示了国民党政权离垮台不远了。

　　梁鸿志狱中托孤

　　当时在提篮桥最为活跃的有三个人：金雄白、汪曼云和我。因为这三个人年纪较轻，性格都较活跃，遇事也爱管管闲事，出出小风头，所以大家有什么事爱找我们三个人商量，还戏称之为“狱中三老”。找金雄白的多为写申诉书的事，如何写才能艺术地避重就轻，争取从轻发落；找我和汪曼云，多为生活上的事情，以及如何与狱外的人联系的事，金雄白曾受到的一项重托，即梁鸿志狱中托孤。
　　梁鸿志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最揪心的是他的小女儿毛妹。他原本有八个子女，大儿子渊若，抗战之前就赴法国读书，后失去了联系，不知所终；二儿子秋若，又因肺病而死；几个大些的女儿中，老三文若嫁朱扑之（《古今》杂志主编），其他几个有的病夭，有的自戕，大多都不幸。梁鸿志入狱时，身边只有小八子毛妹，只有几岁。他想一旦他“走了”之后，两个姨太太肯定会另外嫁人，此小毛妹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就近择路的好。想到隔壁的金雄白，报社记者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将来肯定有出狱之日。又从金平时的谈吐中，知道金的夫人是个贤惠的妻子，所以郑重其事地提出“托孤”之事，令金雄白大吃一惊。金开始推说辈分不相符，因他与朱朴之已结有金兰之契，又推说自己已破产，自己已是泥菩萨过河，恐无力完成此重托。而梁鸿志则“咬住不放”，坚持一定要其答应下来，并说：“这是在狱中临命前的托孤，任何借词，即为推托。”这么一来，金雄白才勉强答应了下来。
　　其实梁鸿志也是年老昏花，“饥不择食”，真真地看错了人。金雄白小滑头一个，哪里是个忠厚人家？后来他不过两年就出狱了，根本就没去管过小毛妹的事。不仅如此，他连汪曼云这个大活人还要欺负，何况老梁一个行将就木之人。他出狱后向汪曼云借钱，汪将仅有的钱全借给了他，他却往香港一溜了之。汪曼云追到火车站，火车尚未开，两个人斗了起来……如果不是他把汪的钱“借”走，汪何至于一败涂地。此为后话不赘。

　　“十字监”的天下奇闻

　　后来时间长了，我们更“门槛精”了，打听到关外国人的“十字监”条件要比我们优越得多。不仅有抽水马桶，一个人一间，还有钢丝床睡，有热水澡洗，可以每天写张纸条叫狱卒外出采购，回到监房自己烧西餐吃……有这么好的监房不让我们住，却让外国人住，那还了得。我们被“宠”得简直要“造反”了，提出我们凭什么不可以住。我们也要住进去！现在想想这简直是天下奇谈，犯人被关在哪一个监房，难道可以自己说了算吗？然而那时的情况就是那么乌七八糟的。大墙外面看起来威风得很，而里面早已被金钱击得稀里哗啦。果然，我们的要求居然被答应了！
　　那时外国人被关的很少，只有几个人，被我们赶到“十字间”的五楼去了，我们一帮子人舒舒服服地住进了二三楼，而且享受了外国犯人的待遇，每天开条子叫狱卒出去买菜，买来后可在电炉上自己烧着吃。我看见有个美国人，天天炸小牛排，味道香郁。我想起淮海中路陕西路附近的“菲亚卡”，那是间匈牙利人开的西餐馆，有几样挺有名气的菜，如：白脱油烤鸡、匈牙利腊鸡、炸小牛肉、匈牙利素菜汤，等等，就学着样子自行泡制，获得了大伙儿的一致好评。后来他们说我是“把菲亚卡搬进了提篮桥”。
　　这样的日子打打闹闹地维持了一阵子，很快就又回到了“正题”上来了，因为审讯和判决的法律程序慢慢开始了，等待着的毕竟是严酷的事实。最后有的判十年、十五年、无期、“斩立决”，最轻的也判了两年半。我就被判了两年半。这个两年半很有名堂。判两年，财产就可以得以保全，而判两年半就要抄没财产了。所以最轻的也就判两年半，除非那几个书生原来就没有财产，人家也没有什么罪过，当然就释放了，但毕竟已关了不少日子了。

　　本文选自《十里洋场的民国旧事》，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