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流求：回忆我家逃难前后

陈流求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回忆我家逃难前后

　　在我9岁时（1937年），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侵略，战火席卷了祖国半壁河山，无数中国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我家也逃难八年，那时父亲曾多次叫我记下“逃难日记”，由于年幼无知，缺乏恒心，始终没完成这件事。父母亲未能挨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已含愤逝世20年。继中山大学召开会议纪念先父后，父亲感情最深的清华大学也准备纪念他诞辰一百年，我想以自己的回忆，记述我家逃难前后的片断，以完成一点五十多年前父亲的嘱咐。
　　从记事起，我家住在北京清华园旧南院宿舍，与张申府伯伯、刘清扬伯母家为邻，我记得最早一起玩耍的朋友是张丽丽、张黛黛两位小姐姐。不久，我家搬到新西院三十六号，与雷海宗伯伯家一墙之隔，雷伯母精心管理的院子，比我家的小院好玩，紧靠近西校门的路口。
　　这段时期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的书房不大，窗前放下的那张深褐色书桌可不小，靠墙是高高的书柜，还铺设了一张小铁床，屋内很挤，孩子不可进去玩。照顾教育孩子都由母亲担当，母亲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她自己在厚纸上写字，教我们认字、背唐诗。父亲每天出门老夹着一个夹层的布包袱，包着许多书本，大多是线装书，晚上照例伏案工作，家中时有老师、同学们来谈话，如吴宓伯伯、蒲江清叔叔等。父亲偶尔带我和二妹小彭到校园内散步，如果走到工字厅，就高兴地告诉我们那是他刚从国外回来居住的处所。那时课余父亲常和吴宓、赵元任等伯伯、还有一位温特先生叙谈。
　　我还未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因上课不能耽搁，由母亲带我乘火车到南京姑母家去迎接年过八旬的祖父北上，由大伯母陪侍，住西四姚家胡同三号。不久，城里和清华家里都装上一部挂在墙上的电话，记得城里来的电话多是大伯母打来说祖父的起居，使我从小就明白全家对祖父非常尊敬。
　　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外国语言。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刚和泰的外籍教师研究梵文，下午母亲也常带我和二妹到城里看望祖父，住宿一夜后，星期日下午父母亲带我们一同乘校车返校。这段日子里也有不平静的情景，曾有军警包围学校不让进出校门的恐怖时刻，并记起母亲和校内好多位伯母，在我家铺上木板，一同忙着手工赶制棉军衣慰劳在绥远百灵庙抗日战士的场面。
　　1937年三妹美延刚出生一个多月，卢沟桥事变引爆了抗日战争。我们和祖父同住在城里，听到隆隆的炮声。不久，北京被日军占领。祖父素来极关心国家民族兴亡，这时，他已85岁高龄，面对山河破碎，情绪很消沉，卧病在床。无论家里的人怎样劝慰，就是不肯进食。记得有时亲友来探视，祖父低声地问：“时局究竟如何？”意思是不要瞒他，不多日祖父病故。而这时父亲高度近视的眼睛引起视网膜剥离，致右眼失明，对一名中年极勤奋的脑力劳动者，一生奉献给学术事业的教授，打击之沉重，别人难以想象。父亲是决不会在沦陷区教书的，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以后他说决定不做手术，奔向当时清华内迁的临时校址赶着上课，还未等到祖父“出殡”的日子，就依靠他唯一的左眼和母亲带着襁褓中的三妹和两个刚上小学的女孩，还有照顾三妹的王妈妈一起开始了逃难的历程。
　　北方深秋的一天清早，我们全家开始走第一站——由北京乘火车到天津。那时平津亲日政权阻挠文化界人士离开，检查行李也很严，车站是关口，如被日军认为涉嫌抗日分子，立即会扣留。那时父亲记忆力非常好，扮做生意人，他为了锻炼孩子记事，也防一家人失散，叫我背熟了我们沿途及目的地有关地址及人名，我和二妹牵着父母的衣角总算通过穿黄军服的日军和黑制服的警察中间，进站上车离开了出生及童年无限依恋的北京城。这段路有北京大学毛子水伯伯等同行。我们到天津法租界在旅舍投宿一夜，转道塘沽登上开往青岛的邮船，当日渤海湾风平浪静，我和二妹可感到第一次乘轮的新鲜。由青岛市登岸，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熙熙攘攘，好不容易挤上胶济铁路开往济南的火车，为躲避轰炸，火车多在夜间运行，又要让军用列车，铁路运行时刻无法正点。抵济南后，车站上逃难的民众更多，气氛紧张，我和二妹都从窗口被大人拖上，车厢内非常拥挤，谈不上饮食茶水，三妹直是哭。到徐州后又换陇海铁路西行抵郑州，沿途仍充塞了逃难的百姓。我们在毛伯伯和清华几位伯伯帮助下转车，从郑州换乘平汉路，因离前线较远，略松了一口气，满心希望快点到达目的地——湖南长沙。
　　到长沙后，先投宿亲戚家，才知道由于时局变化，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已决定迁到大后方的云南省，我家只能继续登程。我们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乘长途汽车，途中抛锚，走走停停，夜宿零陵县，入夜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提醒我们逃难的路程已由辽阔的华北平原到达祖国富饶的南方，接着乘汽车到广西桂林市（广西是母亲的祖籍，外祖父母早已去世），当时这座古城看上去较安静，使用“桂币”，物价尚稳定，我们住在湖畔的一座旅舍，父母一面做上路准备，并与叔外祖亲戚家叙谈仅几天，又急着赶路，在细雨朦朦中登上长途汽车，经平乐到达广西梧州市。当时广西大学就设在这里，李运华校长原是清华教授，李伯母热情招待我们吃晚饭，晚间踏着沿江灯火，送我们登上内河轮船，沿江夜航而下，经虎门抵达香港时已是1937年岁末。初到香港，人地生疏。虽然绝大多数是华人，但我们原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母亲面带愁容。这时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夫妇来到我们住的旅馆，见三妹高烧患病，怕她出麻疹，许伯母热情地把我和二妹带到他家住下。其实那时许家已有亲友借住，房间并不宽裕。我们睡在大沙发上又不懂事，时而和许家姊妹们又玩又吵。不久许伯母代我们租赁了附近的房室暂住，我家在极简单家具和行李的房间内渡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记得母亲曾小声对我说过：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
　　年后父亲必须赶赴西南联合大学上课，母亲原患心脏病，旅途劳顿，体力不能支持，父亲决定自己先一人取道安南海防市去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传闻当时蒙自恶性疟疾猖狂，俗称“瘴气”，尤其是外地人易染，症状严重。岂料父亲把自己多年心血聚集的文稿及批注书籍，装入最好的皮箱，被人在海防市盗走，伤感之情，更摧残着他的心身，不久即染病在床。母亲非常着急，又无法前往照顾，加上领取的薪水为旧国币，不断贬值，寄到香港后，换成港币很难维持生活。我们搬到九龙城附近的福佬林道，这里当时比较偏僻，房租较廉，和西南联大的沈教授家眷合住，各家挤在一间小房间内。这时三妹将满周岁，染上百日咳，昼夜尖声咳嗽，足足折腾了三个多月，此后她更加瘦弱。王妈妈亦因病由香港搭乘轮船到天津返家。
　　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香港的岁月，生活很不安定，父亲经历了无数困难，心情和身体极受影响，母亲心脏病加剧，父亲又远在云南，在母亲病情最危重的时刻，由许地山伯母协助才住进医院。我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那时刚满十岁，虽然心里害怕，可并不懂事，也不知该做些什么事，未能帮父母分忧。
　　暑假父亲回香港探家，母亲顽强地战胜了重病，出院时身体很虚弱，仍需卧床休养。计算我家在香港居住4年中，先后搬家6次，好在行李、家什比较简单，可见当时生活之一斑。
　　1939年春，父亲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聘为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父亲原准备全家一同赴任，已拍摄全家的护照像片，后因母亲身体不能劳累，决定一人前往，在香港候船。时值欧洲战争，欧洲大陆同样遍燃战火，地中海不能通航，父亲暂在香港大学任课为客座教授。那时我们住在九龙英皇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一角，离九龙城不远，乘公共汽车到尖沙嘴轮渡，渡海后再转乘车到港大，路途单程约需近两小时，条件也很艰苦。记得一天在港大任教的许地山伯伯突然病逝，许伯伯、伯母对我家在香港期间多方照顾，两家往来密切。我们都很怀念许伯伯，父亲更为伤感。许伯伯逝世后，他几天闷闷不乐，并写了悼念挽联：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父亲仍在做些赴英的准备，如缝制他素不喜欢穿的西服。不料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香港被日军占领，一时社会秩序混乱，孤岛上生活艰苦，交通阻断，学校停课，商店闭门。百姓终日惶惶不安，家家没有存米，口粮更是紧张。母亲又生病，仍须费尽心机找全家吃的口粮，也只得控制我们进食，红薯根和皮都吃得挺好，蒸出水泡后半干稀的米饭，当时称“神仙饭”，就很不错了。父母更着急的是由于占领军队看中我们住的那幢楼房位置有利，勒令全体住户限期搬空以便驻军，眼看我们将无家可归。那时主要路口设铁丝网，不准通行，想投靠亲友也走不过去。日军把守着路口，动辄开枪，常有过路人中弹倒下或四散奔逃。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父亲长声叹气，我暗想这真是当“亡国奴”了。后因父亲与房东和几位年长者同去交涉，不久军队调防了，我们才算躲过了这次迫迁。更恐怖的是戒严期间的一天深夜，听见阵阵凄惨的哭叫声，很闹了一阵，大家和衣而卧，紧张地听动静。次日才听说离住处不远有一家五个女儿被侵略军强行污辱。这年我刚上初中，母亲不由分说立即把我的头发削剪成男孩发式，穿上男装扮成男孩子。
　　旧历年底，曾有人送来整袋面粉，因来路不明，父母不肯接受，实在未推脱掉，就分送给共患难的邻居。但父母对朋友雪中送炭送来食物是非常感激的。
　　春节后不久，有位自称父亲旧日的学生来访，说是奉命请老师到当时的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款项由父亲筹建东方文化学院等。父亲岂肯为正在侵略中国的敌人服务！他明白自己身份已经暴露，必须尽快离开香港，于是我家又赶紧收拾简单行装仓促逃出。这段在香港沦陷的日子，虽然仅仅几个月，而所见所闻及父母在乱世的为人，均深刻在我少年时代的脑海里。
　　1942年南方春季闷热潮湿，父母带着我们姊妹到香港码头岸边的旅社宿了一夜，次日和逃难的百姓一起排队通过关卡，登上驶往广州湾（现湛江市）的海轮，开船后天气变化，南海水天一派灰暗，狂风巨浪使轮船左右颠簸，多数乘客都晕船卧倒，我也靠在椅子上。这时父亲偏要把我拉起来，说他像我这样年纪（13岁），已经乘海轮东渡日本求学，最初也是晕船，以后逐步锻炼，能在恶劣的天气和水手同时进餐。可那时我并不懂这是父亲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心里还不高兴。
　　抵广州湾后，住进嘈杂拥挤的旅馆，虽然市面较热闹，食品也不少，但是全家人每餐在外面吃花销很大，母亲找到小街上一家蒸罐罐饭的小饭铺，价格不太贵而比较卫生，因此我们就常在这里吃饭。待父亲与内地取得联系后，又从旱路过赤坎、廉江，再宿郁林县。这条路不通汽车，青壮年步行，老弱者只好乘一段滑竿（竹椅轿），沿途气候燥热，借宿的旅舍更加拥挤。到贵县后换乘水路，由小火轮拖木船，大家挤在木船上，缓缓沿江而上，到桂平县又换乘拖轮到柳州，终于回到我们逃难初期经过的广西省省会——桂林市。当时原中央研究院物理、地质、心理三个研究所疏散在离桂林市内40华里外的良丰镇。父亲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记得到桂林由物理所丁西林所长派人来接我们，乘车到良丰镇山脚下，走上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谷小道，抵达物理所时，天色已全黑，丁伯伯让我们住进他的宿舍里，紧接着研究所的伯伯、伯母们来热情问候，真像回到老家一样。环顾宿舍，虽是茅草房顶，竹篱夹墙，但是人情温暖，父母眉头也舒展开了。
　　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因广西大学相约授课，暂时留下，以后搬入学校依山傍石的教职员宿舍中，我也去到市内中山中学插班。当时大学教授供给子女住校上中学已很不容易，又时有空袭，市内日夜常挂灯笼（空袭的标志）、拉警报，父母还担心孩子不在身边，是否贪玩贪睡不进防空洞躲避。由于交通不便，除了寒暑假我一般不回家。一次假期刚开始，广西大学烧木炭作燃料的校车途中遭敌机扫射，受伤最严重的是一名青年学生，父母忙着去打听，我侥幸未乘此趟车，母亲仍很担心这位受伤学生，主动参加互助，常去关心伤情，直到他脱险。父亲曾冒着路途被轰炸的危险，乘车到粤北坪石，当时的中山大学临时校址作短期讲课。
　　1943年夏，战火迫近湖南，长沙等地吃紧。迫于形势，父亲决定再带我们登上艰难漫长的逃难旅程，搭乘货车由桂林出发，沿途可见未完成的铁路路轨丢弃一旁。经宜山、金城江进入贵州境内。过独山到都匀后，母亲染上痢疾，勉强到达贵阳市后，病情加重，腹泻脓血，觅得中西成药，疗效很慢。约经一个多月，才勉强又登上川黔公路的汽车，经过险要的七十二弯，父亲在路上也患病，好不容易才到重庆，暂住观音岩姑母家。父亲身体尚未恢复，时有亲友来探视。我听到谈话内容，多是共同分析时局，有时晚上姑父还拿来一张大地图铺在床上，和父亲互相讨论，待父亲身体稍能支持，由封雄堂兄陪送再度搭乘长途汽车，宿内江，次日晚抵成都。
　　抗战期间内迁到成都的4所大学借用华西大学校址，父亲在燕京大学任课，我家与李方桂伯伯家同住在学校租赁的民房内。在此期间，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而父亲在生活那样困难的时候，用他唯一高度近视的左眼，紧张地从事学术研究和一丝不苟地备课。这时父亲视力已愈来愈差，以致当同学们考试阅卷后，要把分数登记在成绩表上时，因为格子很小，印刷质量差，父亲简直看不清楚，怕会登记错格，只得叫我来协助完成。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段期间，也常和学校老师们讨论局势，关心战事。后因上课地点由陕西街改到华西大学文学院，我家也搬入华西坝广益宿舍内。这是逃难时期条件最好的房屋。父亲仍然每学期从开学第一天起准时夹着他的布包袱走上教室。母亲常发心脏病，又愁柴米。父亲极不满当时政府的腐败统治，但他酷爱自己伟大的国家，与母亲互相鼓励，盼望艰苦的抗战早日胜利。不料，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父亲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失去光明，忙叫我先去通知当天他不能上课了。而后住进存仁医院，经过医学院眼科专家细心诊治，承受两次手术的痛苦，终因当时医疗条件、身体素质及生活状况均差，手术后仍不能恢复视力。父亲卧病时，燕京大学的师友、同学们非常关心，许多同学轮流照顾，以后我一直感触很深。这样艰难的日子，师生关系如此密切，情谊是多么珍贵。父亲知道自己今后只有靠听力工作和生活了，每当我去医院陪侍时，总叫我读报纸，要求速度不可太慢，断句要准确。在他极苦闷时，也请来陪伴的燕京的同学阅读小说，那时他很愿听张恨水先生的小说。我想不仅是因为小说中着重描述他无限思念的北京城，深切同情穷苦百姓，更是对抗击外侮的民族精神有所共鸣。为了给父亲增加点营养。母亲把他自己作客穿的衣服也送进了寄卖行。出院后父亲情绪很低沉，在重庆的姑母曾专程前来探视。
　　父亲在病榻上得知抗战胜利的喜讯，当即赋诗庆贺，对八年的变迁，无限感慨。可从诗句中表露：

　　乙酉八月十一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

　　当时成都市夜间也举行灯火游行庆祝胜利，商务印书馆馆长相约观灯，父亲因目疾，美延妹生病不能前往，劝母亲带我和小彭妹同去。回家后我们向父亲描述热闹景象，父亲欣喜中也包含了忧伤。
　　1945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友人约父亲去伦敦治眼疾，治好后仍继续受聘。父亲抱着尽最大努力，希望恢复一定视力，以完成他继续研究学问的愿望，决定远渡重洋。当时他双目失明，体质又差，其艰难可想而知。那时英国军用飞机不准妇女搭乘，又苦于经济不足，父亲只能只身前往，母亲心焦如焚。此时吴宓伯父也在燕京任教，与母亲商量后，特请燕京刘适老师护送一程，由成都新津军用机场乘运输机到昆明，再与西南联大赴英讲学的教授们搭伴，换乘英国飞机经仰光、印度到伦敦，十分感谢那时在英国的学者邵循正教授等常去医院探视，并代写家书。父亲虽经再次手术，仍未能治好眼疾。1946年春，父亲由英国横渡大西洋返回祖国，途经纽约，旅美旧友赵元任伯伯、伯母、周一良伯伯等，特地远道赶来登轮探望，并告诉已打听过此类眼疾当时美国也无特殊良策，父亲决定不在美国登岸迅速回国与家人会合，船抵上海后，姑母乘小轮直接到邮船上迎接失明的胞兄，然后乘火车到南京萨家湾寓所暂住。这时母亲和我们姊妹，等待良久，才由重庆分两批乘机到了南京。八年抗战虽已胜利，内战继起，父亲双眼完全失去了复明的希望，心情很沉重。为了不耽误我和小彭妹高中课程，留我们两人继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复课，并叫我努力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
　　当年10月父母亲及美延妹由南京到上海，买舟北上，同行还有去清华就读的聂崇厚姐姐结伴，经天津回到最怀念的北京清华大学，从此结束了万里跋涉。返回故园时，父亲已是一名盲人教授，期望在同事和朋友们帮助下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遵蒋天枢教授嘱，1979年初稿已寄蒋老参改。为纪念先父诞辰一百周年，1988年及1990年原稿又经修改补充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