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川：囹圄生活

┃守护民间记忆

囹圄生活
1955.6～1965.6

© 王永川／撰文
© 王洛舟／整理

入狱

　　住进监号　1955年6月26日下午，火车经开封时，大概公安人员已通知郑州公安局，所以车一到郑州车站，立刻有人在站台等候，有两个膀大腰圆、身高体壮的大汉，一个夹着我的一支胳膊下了车。他们用一块黑布在我的头上一蒙，夹着如飞般经天桥出了站。我什么也看不见，一出站就被推进一辆汽车上，很快地开走了。
　　因为蒙着头也不知到什么地方，一直等人家把头上黑布取下才看出到一所院子。一座屋里出来一个人问：“带回来了？”那两个人说：“回来了，你收押起来吧，王所长。”他们把我的东西向我作了交代之后走了。
　　王所长把我叫到他的屋里问：“你叫王永川？”“是，”我答。王所长问：“解放前你都干过啥？”我照实说了一遍。他说：“还有，你再想想……”我说：“再没有了。”王所长提示说：“你在指挥部干过啥？”我说：“没有干过。”王所长说：“没有？人家有检举材料，说你是指挥部的处长，人家亲眼见你戴着陆总指挥部的牌子，出入指挥部，无人阻拦，你怎么说没有？”我笑了：“那是误会，我带的牌子外面确实和指挥部的牌子一样，可是后面有三个字‘来宾证’，因为我当时是市党部代理书记长，他们发给我一枚‘来宾证’，以便出入。”王所长似乎半信半疑。
　　王所长把我的东西一样一样登记起来，身上搜查一番，皮带也收缴了，怎么办？只好掂着裤走！犯人、犯人，不准系腰带，这是规矩！他办完了入押手续，把我送人监号。
　　一间小屋，关了七、八个人，天热闷气，一进去一股又热又臭的气味，实在难闻。所长随手把门锁上，走了。
　　监号有个组长，新进来的犯人，不懂规矩，他教大家先学号规。监狱规则共有十多条，其中有不准交头接耳、串通案情，不准有偷窃诈骗亵荡浪漫之行为……

　　首次提讯　次日上午，王所长打开监号门，指着我：“你出去，”他带我到一个房间里。其中有一人让我坐在对面问：“你叫什么名字？”答：“王永川。”问：“党的政策你明白吗？”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问：“你相信不相信？”答：“半信半疑。”问：“怎么半信半疑呢？”答：“罪小者相信，罪大者不敢信。”问：“为什么？”答：“首恶必办，你们怎会宽大我？”问：“你对宽大政策是怎样理解的？”答：“罪小的，坦白可以宽大，罪大的虽坦白亦难宽大，不能宽大无边么！我是国民党郑州市党团负责人，杀之不尽，其罪岂能宽大于我？”问说：“你有多大罪？比傅作义的罪还大么？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对任何人都是一样，只要彻底坦白交代，就可以宽大处理，否则虽然罪小也要从重处理，希望你相信政策，全面理解政策，彻底坦白，老实交代！”问：“现在开始交代你的具体罪恶吧！”答：“一、抗日时期，充任过国民党第一战区河北挺进军政治部主任，唆使部队打过共产党；二、日本投降后充任国民党郑州市党部代理书记长和三青团干事长，为蒋介石反共服务；三、主办《中报》、《风沙晚报》进行反共反革命宣传。”问：“还有啥？”答：“即此三条罪恶，哪一条都够枪毙，其余微不足道！”问说：“不对！所谓彻底坦白，就是事大事小都要交代，光交大的不交小的或是光交小的不交大的都不对，要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交代问题！现在你回去好好反省！”预审员最后说：“你不准和任何同号串通案情，不准暴露你的真实姓名，你的代号是白字十号。有人喊：白字十号你就答应！”我答：“是。”预审员挥手示意叫我回去，他跟在后面送我回到监号。
　　当时的思想根本不相信对我会宽大，据我所知，我的同事沙晴浦、白玉田、杨亮工等，他们都是我单位的工作人员，罪恶远远不如我，而都被镇压，对我怎能宽大？再说又在运动浪头上，还不是先拿我开刀吗？
　　哇！哇！哇！乌鸦一叫，心中直扑腾，心想：今天凶多吉少。

　　公安局预审科长提讯　一天上午，一位年约40以上的干部向监号里喊：“白字十号出来！”我应了一声，铁门唿啦打开了，我跟着那人走去。进到一个房间，设有写字台、床铺、沙发、桌椅，显然非一般工作人员可比，他态度蛮客气，不像那般预审员森严的面目。他微笑着说：“你叫王永川？”我答：“是。”他说：“你坐下来！这里不是审讯室，我是公安局第八科的魏科长，找你来随便谈谈，不要拘束，要说心里话，不讲方式……”
　　魏科长给我倒了杯茶，递了根烟，自己也抽了一根吸着，问：“你今年多大啦？家是哪里？都有什么人？我答：“今年42岁，豫北修武人，家里有父母兄弟一大家人。”魏问：“你是干什么出身？抗日战争时期你在哪里？干什么？”我说：“原是教书匠，抗战军兴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战区政治部工作，曾在太行山上黄河南北打游击，直到日本投降转入郑州国民党的党团工作。”魏科长笑笑说：“你还在太行山打过游击？是什么部队？”我说：“是配属97军的独立第八支队，曾在晋城、陵川等驻过防，在豫北活动过多年……”
　　魏科长把话拉到正题：“你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不要心存抵触情绪，能彻底坦白自己罪恶，也能揭发检举别人罪恶，就能获得宽大处理，能立功者抵罪，立大功者可以授奖，这一政策适合于任何犯罪的人……”他又问了问生活情况：“有什么思想顾虑可以直接找我谈！也可写成书面材料。”
　　魏科长态度诚恳，令人有些感动，但一想到自己罪大，死罪难逃，就不再想下去了。
　　接连提了几次讯，每次都是说了写，写了再说，说说写写一连好多天。我原先估计，最多一个月就可结束此生，后来三、四个月过去了，问题交代完了，也不见处理。自思：还有几天活着？这样活，还不如早点死，反正得死。
　　1955年八、九月间，社会肃反运动开始了！好家伙！一批批新被捕的人陆续送进监狱，各个监号都塞满了人，真是人满为患。
　　监狱生活：看守所是寄押未决犯的地方，他直接属于公安局预审科领导。未决犯主要是反省、交代、检举、揭发，其次是时事政治学习，这是生活的主要方面。监号外面有个犯人大组长，他每天管收发报纸、开门放风、开饭、提讯等。这个犯人大组长都是“已决犯”，判过刑的，他和伙房、医疗室的犯医都算“劳动号”，按天照干部安排干自己的活，夜间监号不落锁，吃饭不限制。

　　大干部提讯　一天上午，预审员侯泽光叫我说：“今天有中央公安部的领导来和你谈话，不要顾虑，实事求是的说！”我被引进一间房子，里面坐着一位态度潇洒、容光焕发、满面笑容的干部，见我进来，站起来，侯预审员说：“他就是王永川。”那位干部笑着，指旁边一把椅子说“请坐”，随手端了一杯茶放在我的面前，还把烟火放在桌上说：“会抽烟吧！”
　　侯预审员又交代了政策，还说：“这是中央公安部来的领导，你要老实交代。”那位大干部说：“你叫王永川？”我答：“是。”他说：“解放前你是郑州市党部的代理书记长吗？”我答：“是。”他说：“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跟你谈谈，主要是关于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的情况，你了解么？”我答：“知道一点。”他说：“现在你谈谈绥靖公署的特务组织和社会各界的联系。”我说：“绥署有个第二处是专搞情报的，处长叫魏逸僧，军统分子，机关设在城内清寺街。绥署内设有郑州党政军汇报联秘处，由绥署主任任主席，郑州党政军警各界负责人都参加，每月到会一次，由主任亲自主持，各单位首长亲自参加。讨论范围，除各绥署靖区作过汇报外，地方单位亦简要回报。内容以防共为主，其他有关地方治安及其他重要大事均需报告。大会曾决定，社会各机关地方各镇区都要设立防谍小组……”我说着，他迅速的听着记着。
　　他说：“当时联秘处直接参加实际工作的，你想想都是哪个单位，担任特务活动的是谁？”我说：“一时记不那么多，只记得一区专署的机要秘书是许君图，宪兵十七团的情报队长是孟超，别的记不清了。”
　　他又问到郑州“戡乱建国委员会”的情况，我说：“这是绥署策动的各界防共的机构，实际上是个空机关。”
　　最后他说：“好吧！你回去再想想，有何补充可写成书面材料交给预审员！”侯预审员把我送回了监号。

　　监号见闻　从1955年6月一直反省交代到1956年8月，才告结束。在这期间，有个同号是回民，黑发红颜，须长垂胸，每天一早用一个清真壶由外面送进清水，要把七窍（耳、目、鼻、口、脐、肛门、小便）全洗一遍，然后端坐念经，跪拜行礼，天天如此。每遇改善生活，给他做回民饭菜，这是人民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即令是犯人也得到监方的尊重。后来知道他是郑州回族的阿訇，清真寺的主持，年纪仅29岁。我说：“29岁怎么有这么长的胡子？”他笑笑说：“当阿訇必须留胡子”。他看的经是回文——可蓝经，是回教的经典。
　　一天，所长在广播上宣布：“各监号注意，听报告，听罢由各小组长组织讨论……今天开宣判大会，把反革命一贯道×××带上来。”我隔着小窗口向外一看，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年轻人，穿着一身蓝布制服，浑身干干净净，带着脚镣，唿啦唿啦地被押出院外。他态度从容，并无惧色。
　　宣判大会开始了，审判长问：“你叫什么名子？为什么组织一贯道进行反革命活动？你的道徒都是谁？都有哪些反革命活动，老实交代，否则定受严惩……”
　　被告人回答：“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要交代等我到天宫向上帝交代……”
　　审判长说：“你这个死不悔改的一贯道首，你的脑袋不是铁打钢铸的，让你戴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你的上帝吧！”随宣判一贯道首反革命×××死刑，立即执行，接着听脚镣声唿啦唿啦地越响越远，
　　我住的监号对过是女号，院子很窄，两个号说话都可听着，一天好像女号有个声音很熟悉，再一听准就是她，谁？逸香！她也进来啦？心中志忑不安。我常把门上的小窗口打开向对面女号看着，适逢机会，逸香正站在小窗口向这边看。我俩对了个照面，都笑了笑，赶快避开！
　　还有一天听到第十七监号有个声音是卓如的声音，我想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也进来了。
　　从声音中还得知武陟中学校长董政书，一区专署秘书许君图，还有群力报社记者袁柳絮都在监中。
　　一次侯预审员提讯，向我拿出一张四寸照片叫我认说：“这个人你认得么？她是谁？”我仔细一看，是朱逸香，我啊了一声说：“认得，她是朱逸香，她瘦了！”侯预审员说：“她写来好些关于你的材料，你好好想想，再把问题交代交代！”

判刑

　　公审大会开庭之前　通过一年零两个月的反省交代，预审结束，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员马曼文（女）事先拿着“起诉书”找我谈话，把起诉书稿交我看，并说：“你看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应该补充的，现在还不迟，有不符事实的也可提出。”我看了起诉书稿，其中有一条“指挥宪兵，镇压学潮”罪行。我说：“这不符实情。当时是郑州各学校开运动会，两个学校闹意见打起架来，当时维持会场秩序的是宪兵团的一位副团长，我是运动会的总干事在台上负责主持比赛。两个学校一打闹，维持秩序的宪兵，一面劝阻，一面向主席台上报告。宪兵团的副团长闻报，拉了拉我的手说：‘走吧！咱去看看！’于是副团长开动摩托车，我坐在船斗里，到现场去进行调解，这怎么是镇压学潮？”马曼文点了点头，她记下了，问：“还有什么？”我说：“没有。”
　　一天下午，自称是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的郑用升提审我，把有关的案卷一件件核对了一下。他告诉我：“你的案件，公安局已转送检察院，检察院已向本院提起公诉，最近就要开庭公开审判，你考虑考虑，如果还有什么新问题要交代还不迟。”我说：“没有了。”
　　八科魏科长又找我谈话，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束预审，材料转移法院，最近就要审判处理，你有什么思想顾虑可以谈谈。”我说：“反正我是郑州反革命首犯，自知是死罪难逃，处死是罪有应得，也决不怨天尤人！”我又说：“所谓公审大会是在广场举行吗？”魏科长说：“不是，就在法院里边。”我心里联想起所经过公审大会的场面，心在忐忑不安。魏科长好像看出我的顾虑，他说：“所谓公审，就是公开审判，允许群众自由参加旁听，并没有多少人，你不要害怕！”
　　魏科长又说：“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请律师给辩护的话可以请律师。”我说：“我是个反革命罪犯，谁肯替我辩护？”魏说：“我们替你找，郑州设有法律顾问处，他们可以代你辩护。”我说：“那很好，我可以聘请。”
　　过了一天，自称是郑州法律顾问处的一位叫孙文庭的找我谈话，他自我介绍说愿意当我的法律顾问，代我出庭辩护。他说：“不过你得出一部分报酬。”我问：“得多少钱？”他说：“根据你的案件得十五元工资。”我说：“可以！十五元我可以办到。”就这样决定下来，次日他又把“合同”拿来，说：“你的所有案卷我都翻阅了一遍，现在我是替你作辩的，有话说给知人，你看还有什么辩解理由，可以告诉我……”。我说：“解放前反革命罪行俱是实事，但解放后我没有新的反革命罪行，自从参加工作之后，全部精神都倾注在教学工作上，曾连续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模范教师……”。他都记录下来。

　　开庭审判　1956年8月28日，到看守所提我的是“法警”，我想公开审判，作为一个犯人一定得戴上刑具上法庭，谁知这位法警态度还很和气，指着门外叫我出门走，他在后面跟着。一出门，我忽然猛省，这里就是昔日郑州的第二监狱，往东走约300米处就是原先的地方法院。走到门口，见挂有个牌子，上面写有“今天公开审理反革命罪犯王永川一案……”。进到里面，法警把我先送进一间屋里交代，不准动！等叫再进去！
　　上午九时许，法警叫我进入法庭，三间屋台上中间坐的是审判长郑用升，两边有两个女的是陪审员，检察院的检察员马曼文坐在左边，旁边还有书记官何××，右边坐的是我的律师孙文庭……。我被叫到法庭，一眼看见后边的靠背椅上坐有几个人，其中有李静庭、张维孝是我单位的同事，别的没什么人，后面的坐位都是空荡荡的，心想：原来公审就这么几个人！
　　台上审判长说：“你叫王永川么？”我应：“是。”他说并指着一个小凳子叫我坐下。检察院的马曼文拿着起诉书站起身来念了一遍，其中列举罪行之后，又说：“该犯自入狱以来，交代较好，提请法院从轻处理。”
　　审判长问：“王永川，你对检察院的起诉有何意见？是不是事实？”我说：“基本上都是事实，唯独对我逃走前布置潜优特务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一节并非事实，解放后我没有新的罪行……”
　　接着律师孙文庭发言辩护说：“王永川虽在解放前犯下罪行，但解放后并无新的罪行，这说明他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在参加工作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曾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也算是立功表现。”对面的检察员马曼文起立反驳说：“王永川的积极是伪装，假积极，是在形势逼迫下不得已如此。”我的律师孙文庭立即反驳说：“什么真的假的？事实胜于雄辩，三次模范就是铁证，说明他为人民有立功赎罪的表现……”双方都争得脖粗脸红，审判长宣布休庭，叫我下去，其他人也都离开法庭，进行合议了。
　　约20分钟后，我又被喊到法庭，继续进行，审判长又将起诉书的条款一条一条念罢，又叫见证人作证。这时李静庭出庭作证，李向法庭上指着我说：“他就是郑州市党部书记长！”审判长又问我：“还有什么辩护么？”我说：“没有！”
　　接着审判长宣判一，二、三、四……查被告王永川解放前历任反动要职，发展反动党团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解放后畏罪潜逃，拒不登记，应依法惩办。唯被告在解放后尚没有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工作中较积极，被捕后尚能老实坦白交代，应从轻处理。为此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处被告王永川有期徒刑十年。如有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天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附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劳动改造

　　郑州市看守所劳动　1956年8月28日上午宣判后，重新返回看守所，所长、魏科长和预审员等干部都十分高兴地对我说：“怎么样？这你可相信政策了吧！”我说：“确实对我宽大，我原想判个终身劳改——无期徒刑就心满意足，没想到只判十年，我感谢政府对我的宽大，也感谢干部们对我的教育。”
　　魏科长说：“现在该进入劳改阶段，你考虑一下，是到外边去劳改，还是就近在看守所劳动？根据你在郑州时间长，对郑州一些人事比较熟，有好些人的问题你较了解，所以你暂且留在看守所怎么样？”我说：“服从命令。”
　　魏科长把郭所长叫来，吩咐叫我从反省号搬出单住一间，负责帮助干部管理犯人生活，名之日“大组长”！郭所长立刻叫我从监号搬到另外一间空号里，并把看守所前后监号的钥匙交给我，交代每天管犯人监号起床、休息、放风、开饭、提讯、开门、送报学习等。从此我在外面劳动，自己住一个屋，出入自由，不锁门，院门口有武装站岗，有啥事请示干部，吃饭和伙房、医疗室医生等劳动号在一起。
　　放风：每日早六点起床，我站在院中喊：“起床了！”接着把所有监号的锁挨着打开，门仍拴着，然后由头一号二号三号挨次打开号门，让犯人依次出来，由组长领着走向厕所，号中的尿桶也轮流倒入厕所。时间限制约五分钟即吹哨返回，全院十七个监号放风差不多得两小时。
　　开饭：伙房有好多劳动号专管做好饭菜，抬到院内，然后挨着监号打开门，由号内值日人和组长出来端盆分饭、分菜、分馍。平常一律是黄面馍、糊涂、青菜、每遇节日也改善生活。开过饭伙房抬开水，再叫各号打水。
　　学习：每天饭后，我在院里喊一声“学习了”，各号小组长组织本号犯人学习“号规”，报纸或其他政策文件。报纸由我送入号内，交换传阅。
　　提讯：预审员或法院干警来提讯犯人，都持有“提票”，来人将提票交我，我叫名一喊，在哪个号里答应就开哪个号，把人交他，然后锁门，返回时将提票交还提讯人。
　　买日用品：事先挨号登记，之后统计一起由干部出外购买，凡无存款者不能买，买回按登记数目分发各号。
　　犯人接见：已决犯可以和家属接见、交谈，有所中干部监视。未决犯不能见面，可以送东西，干部检查登记后交我送人号内，叫领者签字，然后交给送物人。准送吃食、衣服、日用品等其他如书报、药品必须检查后才准送入。
　　治病：看守所有个医疗室，有一名犯医，专管查号治病，根据病情可以批准病人吃“病号饭”，如病情严重者可报所方出监就医。曾有一次某犯突患急疾发晕断气，即送到医院治疗，因看管不严，竞在医院逃跑了。
　　理发：规定一个月理一次发，一律光头，我在院里问：“谁会理发？”监号有不少人应声，我叫出两个，发给剃刀、剪子等挨号来理，理毕返号。
　　洗澡：劳动号可以每月洗一次，所里设有澡溏。

　　出外购买书籍　看守所所长说：“准备成立犯人图书馆，买些有益于改造思想的书籍。”叫我和王干部出外采购。王干部领着我出了监狱，正南到西大街闹市，又逛到二七路新华书店买了一批新书，又逛到德化街到大同路东段的书店去买中小学课本，谁知这里只有外文书籍，没有买成。我和王干部说：“这个书店的对面原是和裕银号，就是三青团团部，是我犯罪的地方。”我们还逛了老坟岗小市场，傍午始归。这是我守法期间头一次上街，看到郑州市解放后一片繁荣气象，十分感慨。

　　发棉被、棉衣　1956年秋，传说苏联有人来参观我们的监狱，所里王干部定了一批新被子，里、表、心三新，一叠叠都放在我住的监号，准备发给各监号。还有已决犯无棉衣者发给棉衣。

　　宽大政策　据说，根据国内外形势，1956年对罪犯的处理政策宽大了，我赶上了这个机会，所以从宽只判了十年刑。1956年底，突然监号的犯人一批批都放出去了，有三分之二的监号是空的。有一次，从东北放回河南藉的人经过郑州，借住在看守所里。据他们说：“有的原判无期、死缓的，这次都被释放了……”

　　反右运动　1957年间，社会上开展反右运动，好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员一批批被送入监狱。人太多，容纳不了，后来王干部分出一部分押在公安厅建设的新型监狱里。从此政策又严了起来，监号里的思想斗争学习批判空气骤然紧起来。跟着对犯人的生活标准也加限制，每人每月按24斤伙食供应，都难吃饱。

　　和家里人通信　我判了刑就可和家里通信，并征得所长同意，将我的存款（我在山东时的工资）寄家100元。不久，侄女鸾英回信，说要来郑探视。1956年深秋，我妹王云从家来看我，相见之下痛苦万分，问到父母，只说母亲在她家，父亲已病故，悲痛至极。我给妹妹10元钱叫给母亲用，又把不用的衣物均交她带回。
　　在这一阶段，我和哥哥王幼凌有信来往，他在西安，从他的来信中知道，吾儿王洛州在湖北。哥哥把洛州给他的信寄给我，知道洛州在北平参军，55年转业到湖北某地武装部工作。哥哥还经常给我寄些书籍、刊物帮我学习。

　　齐礼闫砖窑场劳动　位于郑州西南有个齐礼闫村，这里有个劳改队——郑新砖窑场，我于1957年10月间被从看守所调出到这里劳改。一进场先学习，有好些人都是从看守所里出来，判过刑到这里劳改的，有的还是生产组长等等，他们很多人都认识我。一见我就说：“噢！大组长你也来了？”我哈哈笑了：“什么大组长，还不都是犯人？”他们表示很亲切，给介绍窑场的情况和生活等。

　　洛阳修铁路　一天，干部集合讲话，准备组织修路工程队，到洛阳修铁路。大概1957年11月到洛阳，在火车站修“金谷圆”枢纽站，住在洛阳城北劳改队大院。每天出工到工地，主要是挖土运土、筑路基。在开挖中间掘出大量古墓文物，其中有个墓葬，有套间，宽敞舒适，中有大大小小的陶瓷盆罐及其他器物，经文物保管部门验收运走。工作两个月，工程基本完成。

　　回郭镇修陇海复线　1958年阳历年，奉调由洛阳坐火车来到巩县回郭镇，任务是修建陇海铁道双轨路线，在邙山头下铺设小铁道，劈山取土用小铁斗车将土源源送到铁道线上，工地就在火车道近处沿轨加宽，筑路基、夯实、平整，为期三月双轨完成。时回郭镇烟厂甚多，一些碎烟贱卖，犯人会吸者纷纷购买。1958年开始大跃进，巩县回郭镇大年初一也不放假，群众吃罢“扁食”就上工，五天内挖成一条渠道，名日：春节渠。劳改当局以此教育劳改队，要求加倍努力，提前完成任务。
　　1958年4月，外地工程队奉令返回齐礼闫厂部，休整了几天之后，准备下坯场打坯。首先评定劳力等级，干部挨个查问年龄，张股长问到我：“多大啦？”我说：“45岁！”他说：“45岁就白头了。”我们的张队长说：“给他划个三等吧！他没锻炼过。”按年龄该二等，张队长一说，才划个三等。
　　齐礼闫劳改大队有好几个中队，第一中队是从严队，一般都是十年以上的犯人，共有400多人。全队共有坯场97个，一般的每个坯场配两人，也有三人的，把我分到两个人的坯场，一个是二等劳力，我是三等劳力。他管挖坯，我管倒斗，其他都是两人一齐干。以挖坯者为主，负贵全坯场有关工作。俺俩：二等劳力任务是800块坯，三等750块，共1550块坯。
　　打坯有好些工序：放土、阴泥、和泥、挖坯、倒斗，然后是平坯、扶坯、打头、上架、护架。每天必须完成各项任务，收工前的将架盖好，否则一遇雨天损坯倒架者，轻则挨批受斗，重则禁闭加刑。
　　队长天天验坯，标准是：立三卧五平廿，不倒不歪四平八稳，凡秃头花角、扁汁腰、没边少楞、凸凹不平者，一律作为废品，记废坯上架者必受严惩。
　　1958年大跃进，开展竞赛，年轻力壮者大显身手，日产突破二千，队部特授×××为打坯能手称号，敲锣打鼓发给红旗匾以资表扬，干部对×××也另眼看待。三日后这个“打坯能手”趁人不备，身穿制服，口带口罩，冒充干部逃出警戒线跑掉了。一个星期后，又抓了回来，关在反省号带镣劳动。在大跃进竞赛中，凡超额者插红旗，完不成任务者插白旗，最差者插黑旗，还得挨批受斗。

　　推水组　坯场头一个工序就是阴泥，水如没湿就难打坯。全队98个坯场拥有七个井，以解放式水车车水供应全场使用，为此特设一个推水组，大井七人，小井四人。每天不停的拉水车，前边拉后边推，每天在井台上转圈。“日行百里，仍在原地。”1959年春，我被调到推水组，比坯场好些。

　　定时炸弹案　1958年冬，有一批犯人被调往“五三农场”，其中有个犯人因天天吃粗米，生活不惯，想仍回郑州窑场。他想要求不行，没有特别理由厂方怎能放你回郑州？于是他想了个“妙计”：向“五三农场”的领导坦白说：“我离开郑州时在工地饭棚东南角上埋了一枚定时炸弹，三日内恐要爆炸……”。“五三农场”立即电告郑州窑场，窑场接电连夜特派干部乘车南下来到“五三农场”，将那个埋“定时炸弹”的犯人逮回郑州，引他到一队饭棚下挖掘“定时炸弹”。这个犯人哭着说：“真的没有什么定时炸弹，是我因在那里吃不饱，生活不惯，想了这么谎话……”。那些干部听了啼笑皆非，只好作罢。

　　机动组组长　一天，张队长叫我说：“你去当‘机动组组长’，凡是新来的，或是反省号出来的，都由你收留一组，各坯场需要人，到你那里要。”我说：“是！”新来的好说，反省号出来的都是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的家伙，十分难剃，必须奈着性跟他们相处。这个组流动性很大，有时30个、40个，有时十个、八个，每天打饭出勤都得预报人数。
　　新来的犯人中有个叫李枝荣的，50多岁，面目憔悴，老态龙钟，进来时大大小小的药瓶带来一箱，他说这个病那个病，一天离不开药。我说：“劳改队不仅能改造思想，还是一个大医院，能医百病，不信的话，三个月之后你就会变个样子。”一开始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天天吃药，派活不能干，三、四天后带来的吃食吃光了，肚里油水没有了，一到开饭也大吃大喝起来。后来在二队推水组见到他，已经是满面红光、身体健壮的人了。我笑着说：“李枝荣！现在怎么样？还有啥病么？”他也笑了说：“现在我相信你以前说的话了。”
　　李枝荣是洛阳人，是个大“古董商”，由于经营古董买卖，家财万贯，为洛阳首户，曾办过明德中学，当过兰封县长，巴结河南主席刘茂恩，当上河南省银行经理。解放后曾交代历史，于57年反右运动把他打为右派，判刑十年，被送来劳改队。

　　调第二中队——从宽队　1959年春，调我到二队，这个队多是十年以下的犯人，刑期不长，管理较松，其实是一个样。二队烧窑为主，装窑出窑是个主要任务。“背坯”上天门口，我只能背20块（每块5斤共约百斤），人家年轻体壮的人能背48块（约合240斤）每天有任务。其中有个生产组长×××在看守所时认识，他见我不能背，就叫我搞统计，上天门口装窑，按人发签，每一背发一个签，好统计成绩进行奖罚。这工作虽较轻，可是费脑筋，后来又把我调到坯场干杂活，没有固定任务。

　　重回郑州市——看守所　1959年11月7日傍晚，本来该收工回厂，只因等出窑组出完窑而大家都在休息等着他们。忽然见一辆吉普开到队部门前，不多会窑上一个队长高声喊：“王永川！到队部来！”连喊几声，我没注意，别人喊我：“王永川，队长叫你上队部哩！”我到了队部，队长先说：“王永川，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不适于在这搞体力劳动，现在市公安局的楚局长来调你回市里去！”接着公安局的楚局长说：“你不要害怕，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也不是你有什么新问题。据你们的管教干部反映，你的表现不错，根据你的身体条件准备把你调回市里重新安排工作，叫你干啥你干啥就行了。”我说：“作为一个罪人，没有意见，即使有新问题，或是过去判刑轻了，现在再加刑那也无所谓。”楚局长和我们的队长都再三解释：“你放心好了，决不是对你的问题重新处理，现在就可以坐车走吧！”我说：“行李总得带点吧！”他们说：“好！回场部把简单的行李带上，其他东西回头派人给送去好了。”
　　我坐的小吉普连开车的共三个人，回到场部，急急慌慌收拾了东西，装上车开向郑州。那天夜里正下着大雪，没有吃饭就上车，到了市内车开到监狱（法院街）门口停下，我又被送进看守所。
　　公安局的一位王干部和两位预审员一见我就说：“你回来了，王永川！”我回说：“回来了！”他们三个都问在那里怎么样？又回来你的思想怎么想的？是否害怕……。我说：“生死由之，怕也没用。”他们一再说明：“叫你回来不是你的问题，是根据窑场反映你的身体不适于野外劳动……你还没吃晚饭吧？一会就送来。”不一会真的送来饭菜、馍，比一般的要好些。
　　次日上午叫我住进一间空号，隔了一天又进来两个人，都是青年，说话不好懂。我们三人住在一起，到开饭时专门有个人送到号内，吃的全是细粮，菜也丰盛。几天以后，互相熟识了，各道姓名，一个姓黄叫黄吉祥，一个姓李，他们都是华侨。黄某是从日本来华，以华侨归国名义来到中国，因有特务嫌疑被押在这里。
　　春去秋来，一幌就是三个年头，李某早已出去，我和老黄直到1961年春我被调往化工厂时才分手。在这三年多里，我教他汉文，他教我日语，我常讲些中国历史故事和黄章术语，他听得津津有味，也常将台湾及日本的一些见闻谈给我听。他说：“特务是日本青年的第一志愿，在日本青年中，都把搞特务工作看作是光荣、神圣的工作，经有关当局统计日本青年中报志愿的绝大多数人第一志愿都是特务工作。翻阅日本侵华史册，‘九一八’占东北，‘七七’大举侵华，都是特务打先锋，起到很大作用。”
　　“天皇下召：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8日，日本天皇接到中苏美英四国首脑的最后通谍，限48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将投掷原子弹将日本三岛炸平！天皇十分恐慌，立即召开御前会议，邀集各文武大臣开会，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将天皇召书录了音，准备次日通电宣告世界。其中少壮军人派，坚决表示宁死不降！并于当天夜晚冲入宫中，企图将投降的录音磁带抢走，因事机不密未告成功，这帮人愤然离开东京，逃入富士山中集体自杀——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东京有个押关国际战犯的监狱叫巢鸭监狱，这里关押了好些国际战犯，如土肥原等，他们都是待决的死囚，在监中允许他们养鸟、栽花，并允许转赠花鸟虫鱼等有生命的东西留给活人。他们有权自卖自身，在生前可以与有关研究单位订合同，于死后将尸体卖给彼方作解剖实验，所得身价可以自行化用。
　　巢鸭监狱的刑场上，修了一座吊头台，台高十三层阶，台上中间系两副木板棚架，两边竖立两根杆子，横架上吊有一根绞索。当受刑犯人从台下沿着阶梯走到台顶，由施刑者导其站于叶中木板上，然后将吊索套在犯人脖颈，等待行刑。
　　时间一到，行刑令一下，一开电纽，台中的两块木板哗啦一声向两边分开，犯人两脚立即腾空，绞索勒紧，人被悬吊空中，停够一定时间再徐徐放下。台下设有‘停尸床’，下边施刑人员将犯尸放在床上，然后由法医检查是否已死？不管已死未死，最后给他打上一次绝命针。经法医验过，可由其家属领走，也有请僧道念经超度，然后由家属领走或交由研究单位解剖实验。”
　　1959年至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久旱不雨，庄稼不收，农村食粮标准每月不过十几斤，据说害浮肿病的很多，饿死的也不少，粮食奇缺，可是监狱里面反省号每人日食8两，我们是每月29斤，特别优待，还都是大米白面，从南方运来和进口来的粮食。
　　在这三年当中，我哥王幼凌，经常给我寄些书刊帮我学习，彼此经常通信。在刊物中反修文件从一评到九评都按期寄我，对苏修进行批判，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演变），反对赫鲁晓夫否认斯大林的一切功绩，将斯大林开棺抛尸的罪行，批判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等。我哥寄我辞典，古文诗等帮我学习。

　　请求出外劳动　一住三年多，不见太阳不事劳动，身体一天天虚弱，我向八科魏科长反映：“要求出外劳动。”他满口答应，只是久而不决，一拖再拖。连连向领导反映，亦无消息，在百无聊赖中写了一个条子：“城门失了火，殃及池中鱼。池中鱼何辜？竟将彼枯死？……雷声隆隆响，不见雨落地。只听楼梯噔噔响，迟迟不见人下来！”这个条子一递上，生了效，所长把我叫出来说：“现在决定把你调到隔壁的化工厂劳动，你收拾东西准备就走。”我很高兴，和老黄告别，似有依依不舍之情。

　　调郑新化工厂塑料车间劳动　郑州市看守所的西邻就是个劳改制服厂，后来改成化工厂的塑料车间，仍有80台缝纫机做活，另外就是压塑料制品，如薄膜、鞋底、硬管、软管、雨衣，提兜、桌布、窗帘等成品。我到这个厂里，一见厂长问了一下就喊：“袁柳絮！”我一楞，怎么是他？我和柳絮互相一笑，只听厂长说：“袁柳絮，你领他到成品三段负责成品总检查，把你的工作交给他管！”袁柳絮应了一声：“是！”我两一起退出。来到楼上一个屋内，这里是存放成品进行检查的地方，袁柳絮才和我亲切握手叙说往事。我问他：“为什么到此？”他说：“右派，判五年，快到期了！”
　　袁柳絮在解放前是郑州群力报社的记者，我们早就很熟，现在能在一起，许多地方蒙他介绍，对我成品检查工作特别顺利。

　　成品总检查　塑料制品车间有挤塑工段、剪裁工段、缝压工段、印花工段等。挤塑工段有吹塑薄膜、压制鞋底，压制硬管、软管等成品或半成品，裁剪工段有裁制各种服装，雨衣、提兜、桌布、窗帘等，印花车间有许多套版，各种颜料印制各色图案等。我总是拿着“千分卡”试量薄膜的厚薄，臂如雨衣薄膜是13～15丝，提兜薄膜是18～21丝，凡不合这个标准都划作废品交还重塑。鞋底跟部和前部的角度和边缘的修正等都一捆捆检验，否则出了质量问题，总检查得负责。
　　成品每个生产组都有负责检查责任，先由他们检查后再交我抽查，然后填表签上我的名再请车间主管干部签字，我把产品送入仓库。
　　一天，厂长叫我说：“咱厂的质量很紧，关系信誉，你这关一定得把好。据反映，东北定购的一批雨衣缝热合不牢，一经穿着多处裂开，现在人家要求退货。不过这批东西是三个月以前出售的，跟你没关系，可得接受教训，多加注意。”我说：“是！”
　　大概1963年我又被调到机修车间当保管，在车间楼梯下开了个又窄又小的保管室，楼梯后的一个个阶梯我都有秩序的划区钉钉准备挂东西。保管什么呢？各种模具、生产工具、原材料以及型具等。

　　罪犯越狱潜逃　1963年夏，有个青年犯人越狱逃跑了，一个月后又把他抓了回来，经一审问，他是拿手钳爬上墙头剪断电网跳墙逃跑的。问：“是从哪里拿的钳子？”他说：“是从电工房拿的。”不久又有一起女犯老少二人用剪刀将后墙挖透逃走。为此对工具的保管使用特别严，干部责令我必须管好工具借用，如果出了事情责任难当。后来我把车间工具有次序的摆挂起来，工人发给他们3～5个借用工具牌子，工具借出将某某借的牌子挂在摆工具的位置，一目了然，可以知道几号谁借用，平常不准闲人进入保管室。
　　袁柳絮、董世德谈情说爱，双双带镣反省。袁柳絮本是个公子，乃袁世凯之孙，才华出众，能写善画，早负盛名，入狱后不甘寂寞，常与女号董世德眉目传情，借机幽会，且时有书信来往。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为期不久，事情败露，两个一起关禁闭室反省，带镣劳动。
　　董世德所处监号一共两个女犯，那天夜里处理袁、董问题在楼上开斗争会，一直斗到11点会议才结束，干部怕董世德思想不稳，又叫她去谈话，谈罢话回号。她一推门，哇的一声退出来，就喊着跑出，车间干部闻讯赶来问是干啥？董世德已吓的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着门里。即到干部推门一看，也吓得一跳，只见那个女犯舌头伸得大长，蓬头散发吊在梁上，立刻叫正在车间上夜班的人来将女体卸掉，已是气绝身死。
　　有一天，袁柳絮从外面掂了一包东西回到号里，他喊我去，拿出点心、油饼等叫我吃，我问：“你的家人来接见了？”他说：“老婆、孩子都来了！”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他笑了笑说：“你可忘了，俺俩结婚还是你的证婚人哩！”我噢了一声，也笑了。
　　据袁柳絮谈，董世德是四川一个中学学生，由于能歌善舞，在校时被一个歌舞团吸收参加演出，边演边学，很快名骚一时。后来这个剧团曾出国演出，到过东欧各国，回国后她感到剧团工作不大自由，同时受到外国引诱，经常在铁道线上和一帮女流氓相混，董的目的是专和青年军官搞关系，曾先后利用色相和几个军官相爱，骗得大量财物，后来事情败露在郑州落网。

　　社教运动　1964年秋，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化工厂把塑料车间作为重点试验，全厂集中20位干部到来主持分组学习。有时停产学习，十分认真，一直搞了半年，最后才评比鉴定，每人由领导作出结论。一次，朱厂长在大会上作关于社教运动总结报告时提出三个好的学习典型，我是其中之一。根据上边颁布“二十三条”对照评查，先是党委报告“二十三条”，布置任务进行讨论，没有三天，领导又开大会说：“先前宣布的二十三条取消，按照新的二十三条为准进行讨论。”后来听说前“二十三条”是刘少奇定的，后“二十三条”是毛主席定的，应按照毛主席的“二十三条”办事。

　　赛诗会和文化娱乐　1964年前后，监狱里除了加紧生产外，对于文娱活动也很重视，每星期六有电影看，还有自编自演的戏剧演出。我们把塑料薄膜作幕障，一层红一层绿，配以灯光设计，舞台布置得十分堂皇，外界来宾大为赞赏。其演员中有几个都是很有名气的绅伶，因犯错误而关进监狱的，不管唱、打、情、词，都演得十分叫好。
　　还有，每周有个版壁报载诗词文章，劳改队什么样的人物都有，有个叫刘象山的是孙殿英的秘书，留日学生，很有点文化，他负贵办壁报和开展文娱活动。当时领导宣布，赛诗会人人参加，不会写可找人代笔，写了还要在大会朗诵，经干部评定优劣，分别表扬。在一次赛诗会上，我写了一篇《哑吧会说话了》：“女号有个哑吧，整天比比划划，遇事急得脖粗脸红，就是不会说话。每天都在大院劳动，忽听她说话！呀！你会说话啦！她笑而不答，旁边的人说，她会说话几天了，党的干部天天领她，去把针扎……旧社会把好人折磨成哑吧，新社会把哑吧治得能说话！”一经朗诵，全场鼓掌。

　　参观阶级教育展览　1964年秋，干部领我们整队到省阶级教育展览馆里参观。常年不见世面，都打扮得整整齐齐，列队前往，尤其是女号，嘿！你看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外界人一看，不知道这是哪个单位，顿时围上很多人观看。
　　我们参观了各种图片、实物，其中有巩县的康有万的罪恶劣迹最多，给人以很大启发，大大揭露了旧社会地主恶霸的可耻生活和剥削压榨的卑劣手段，回去大家分组作了讨论。

　　调到化工厂厂部　1965年春天，管教干部叫我说：“你快到期了，一切手续得由厂部办理，现在准备调你到化工厂厂部。”厂部在郑州西郊铁炉附近，距城四十余里，一到厂部，看到有醒目的标语：“吸烟等于纵火”，“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严禁吸烟”。
　　厂部共有三个大车间：漂粉、电石、烧碱，我派在成装组，在帮助机修装配工作，也没有什么任务，整天掂个火绳，跟着气焊师傅搞对焊。
　　漂粉车间有三座漂粉塔，整天由塔中喷放的石灰气很毒，附近的树木都几乎全部枯死。<

　　申请刑满就业　1965年6月24日，是我刑满的日子，在此之前我向领导写了个申请，要求就业留厂，理由是妻离妇散，无家可归。为期不久，一位干部找我谈话说：“你的申请政府派人到你原籍调查了解，证实你的情况，批准你的就业申请。”我听了很高兴，表示感谢党的照顾。
　　1965年6月24日上午，那位干部和厂部管教主任叫我说：“你今天上午12点刑满了，下午就释放你，本来可以留在咱厂就业，因一个月以前咱厂的就业人员一律都调到新乡柴油机厂就业，所以你也得到那里劳动。”我说：“很好！那里离我家还近些。”
　　厂部为了对每个人负责到底，特派一位干部把我从郑州送到新乡柴油机厂办了交接手续，次日才返回郑州，我很感谢干部的关怀。
　　巧的很，6月24日正是农历5月23日，这是我的生日，又是我刑满释放新生的日子，从此结束了我十年的囹圄生活。

　　本文选自《蕲春文史资料》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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