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章绪：恶梦醒来是早晨

┃守护民间记忆

恶梦醒来是早晨

© 彭章绪／文

　　年轻人喜欢对未来的憧憬，老年人喜欢对往事的回顾。我已是69岁的老人了，对许多往事，有的已记忆不多，唯独对自己在整风反右中的经历至今仍闭目犹见，清晰异常。

1

　　衡阳解放时，我才20岁，抱着对新生活一颗滚烫赤诚之心，积极投身于党的教育事业。白天教小学，晚上教职工夜校，寒假中又去为农民办冬学。与此同时，还积极地投入了党所开展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民主建政、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各项政治活动。因此，我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与嘉奖，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1952年初，还被提拔当上了小学校长。同年十月，我到利民伞厂职工业校任副校长。1953年到市三工校（后改名为城北业校）工作，兼任全市职教系统教研大组语文组副组长。1957年春，我还被市委文教部点名参加党课学习班，并写了入党申请书。
　　1958年元月初，我出席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一进会场的大门，市委文教部一位同志即对我说：“恭喜你双喜临门，既当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又批准了入党，很快要举行宣誓仪式啦！”
　　讵料风云突变，1958年元月中旬学校放寒假，中、小学开展了继1957年的整风反右，干部、职工业校的教师也参与了这个运动，党员宣誓大会就未见提及了。
　　运动开始，市委领导号召积极分子带头鸣放，帮助党整风。我出于对党的热爱，积极响应，自然鸣放了几句话，写了些大字报，而且不可避免地语含针砭错误之意，文章富匡救时弊之见，但不知何故，却被认为是“要搞政变”，立即判为“恶毒污蔑”、“猖狂进攻”。我过去的表现，竟一概被指责为“假积极”，我被评得的各种荣誉称号，竟一概被斥之为“窃取的”、“骗来的”。这不仅对我是晴天霹雳，而且连稍许认识我、了解我的人，也莫明所以，惊愕不已，惶惑不安。这个从左派到右派的演化过程，没有量变，而只有质变。一夜之间，一个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就莫明其妙地变成十恶不赦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分子了。
　　此后，我失去自由，无休止地挨批挨斗，肉体遭受肆意的摧残，人格被侮辱殆尽，日夜被勒令去写写不完的检讨和认罪书。罗列我的罪行的大宇报，贴满了一块又一块墙壁。例如：在鸣放中我建议早点解放台湾，收回港、澳，被认为是“对党的外交政策的恶毒攻击”；我反映自己亲目所睹的1956年2月长沙耍龙灯踩死多人的情况，被认为是“凭空造谣”，“对公安部门的蓄意污蔑”；我反映市环管处一学员在市三医院割盲肠时，被医师在肚内遗留下一把手术钳子的事，被认为是“散布流言蜚语”，“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严重不满”；我建议不要把普通中、小学的教材用于干部、职工业校，应另行编写，被认为是“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攻击党的出版事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三百余年前“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荒诞剧，如今重演了。那日日夜夜的大小会，名曰说理辩论，实则剥夺了我辩白的权利，不允许我开口，还任意挥拳打人，抬腿踢人。我请假上街寄信，他们不仅派人看押，还在我衣服的背后写上“右派”两个大宇，极尽凌辱丑化之能事，使得我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我强压着委屈和激愤，暗暗反责诸已，默默忍受，如鲁迅所说的，“躲到草丛中去自己舐平伤口的血迹”。
　　反右结束后，一个公安部门的学员在闲谈中谈及1956年长沙市的龙灯事件，说省公安厅曾专门发过《通报》。那个市环管处的学员，则在业校学习期间，不时撩开衣服，现出两次开刀的伤疤，还向人诉说医师在其肚内遗下手术钳的经过。至于编写干部、职工教材的问题，那更是滑稽可笑。运动一结束，市职教办随即成立编写教材小组，居然点名要我也参与编写工作。
　　全市88个干部、职工业校教师中，一下抓了14个右派，占了总人数的近16%。对右派的处理分为轻重有别的六类。我被宣布为“保留公职，降级降薪，留用察看”，工资由49元降至26.50元，即属于第四类。其实，这些对右派政策上的区分，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不管属于哪一类，都已厕身于敌人行列，没有什么人身的保障，没有什么人格的尊严，一些人想要打你几下就打几下，想要骂你几句就骂上几句。总之，想要怎么侮辱你就怎么侮辱你。我除了要继续担任教学工作外，还要打扫办公室和厕所的卫生，稍有休息时间，还要扛着锄头去离校几里路的地方开荒种地，星期天不许休息，有病去医院，还有人监视着。
　　右派帽子的压力使不少人感到不堪重负而颓然倒下，甚至有寻短见自尽的，如跳楼、悬梁、服毒、投井等，还有在劳动中因事故而惨死的。我默念着“忍看朋辈成新鬼”的诗句，当时也曾想投入湘江，告别人间，去向马克思、恩格斯告状。后来想到这样死太窝囊，决意要活着以证明自己不是坏人，坚信有朝一日，党和人民会还我以清白的。
　　当时绝大多数右派象殉道士那样，生死置于度外，一心“戴罪立功”，拼命往死里干，以求帽子之摘去，以便昂起头颅，换换尴尬处境，且可望增加点经济收入。要去掉右派这个紧箍咒，需要点硬功夫，一是靠近组织，一是劳动出色。靠近组织即是随时随地将右派同伙的新动向汇总上报，即所谓点水。这个功夫我特别差，似乎我家遗传基因里就压根儿没有。劳动出色么，我是缺脚少腿的严重残疾人，劳动的技能又缺乏。于是我只有死咬牙关，对工作一语即诺，不讲任何价钱。然而，就是这样地逆来顺受，这样地接受冷漠、训斥、轻蔑，仍然被人不放心，必欲趋之死谷而后快。在1958年冬，所在学校由市里下放到城北区，改名为红专学校，区领导以“右派”与“红”不能相容为由，把我一脚踢去城北区蜂兔园艺场。在那个时候，一个特定的人的一句话，都是可以代表党的。他即是党，党也就是他。于是，在一个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早晨，我背上行李，告别我工作多年的职工业校，一步一瘸地被人押着去到那个园艺场。

2

　　1958年的十冬腊月，我与小教界的凌健一、李大元同去园艺场报到。其时先我们而去的还有个城北区房地科的张新。我们一天至少得干15～16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夜晚几个人就挤宿在一个四面通风、上面掉雪的破油毛毡盖的草棚内。早上起床时，被面上滚动着雪团，两只鞋也冻得直挺挺地活象两锭元宝。我们野性尽收，谨言慎行，整日沉头弯腰，唯命是听，分寸不敢逾越，因而园艺场的职工们称我们为“二劳改”。
　　那时，正值“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场里也办起了水泥厂。我们白天要开荒山、干农活，晚上还得去山下搬石头和砸石头。我一如既往，出工时笨鸟先飞，打头出发，尽力争取不落人后；收工时甘愿迟走几步，再干几下。在凛测的寒风和白雪飘飘中，背着数十斤的石头上山，由于山陡、天黑，加上自己又是个残疾人，好几次连人带石头从山坡上滚下，幸菩萨保佑，只擦破点皮肉，未受重伤。在那个年月，像我们这样的“二劳改”莫说是受重伤，就是死了，也还不如一条狗啊！每晚在连干四五个小时后，才能得到两个发饼的恩赐。当时我哪里吃得下东西，喝了几口生水后，即倒向那个窝里睡着了。几个月下来，我已黄皮寡瘦，体枯形毁。一次去医院看病，路遇老同事易昌徽、肖亚苏两个女“右派”。我们相望良久，才敢互询寒暖。她俩是从农村来的，原先丽如少女，然而仅隔一年，却容貌灰黯，背脊佝偻，老态毕露，大失昔日的风彩。她俩也怪异地望着我，吃惊得张口结舌。肖亚苏在长叹一声后，悄悄地对我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现在已是皮包骨头，只见你两个眼珠子在动了。看你这个黄花徕子，以后怎么找老婆！”我苦涩地回答说：“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去继续教书，余愿足矣，还谈什么找老婆的事啊！”分别时我望着她俩远去的背影，不禁叹息：“徐娘老矣，风韵已不存焉！”我深深体会到，劳动强度超过体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精神上的重压，其残酷的摧毁力，对任何人都是无情的。可悲的是，历史就是这样在严酷地磨洗我们，而我们还觉得自己真是有罪的哩！
　　记得在1960年夏，全市开展了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园艺场的职工们，特别是一些青年职工，一个个义愤填膺，列举了场领导私分多占的情况，以及他的亲戚——民兵排长盗卖场里的木材、蜂蜜，调戏女职工，与一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老婆通奸等情况，想向区里检举揭发。不知为什么，他们偏偏选中了我，要我代他们执笔。当时，我一方面出于正义，认为应该写；另一方面，职工们对我的要求，也可以说是命令，我不敢不接受这个特别的任务。于是，我利用夜晚睡觉的时间，偷偷地汇总了职工们揭发的事实，写出了一份有凭有据的揭发材料，签上他们的名字后寄出。信寄出个多月，未见一点动静，不久，这场反违法乱纪的斗争便草草收兵了。场领导在总结运动的会上，竟说什么“有个单位的坏人，煽动部分落后群众，向上面写假材料”等等，使得在场的职工面面相觑，惊愕不已。而斯时的我，更被吓得浑身打战，冷汗直流。但不知何故，会上却始终没有直接点出我的大名来，而且场领导对我的态度，也没见更坏的变化。我以为自已饶幸脱险了。但到这年国庆节前夕，张新、凌健一两人被宣布摘帽，我与李大元则榜上无名。

3

　　张新、凌健一等人的“免冠”，给我注入了很强烈的兴奋剂。我把身上的热和力没有剩余地一股脑儿往外倾泻，祈望换取这种无价的名声。
　　1961年春，市委统战部把我与李大元调去市社会主义学院参加右派集训，说是“加快改造”。但李大元却突然与我不辞而别，一个人偷偷地逃离衡阳，后来才知道他去了新疆。这件事发生后，学院领导——曹支委便立即找我，说是与我无关，要我放下包袱。自后还经常找我谈心，态度极为和蔼、诚恳，这可以说是我在反右后难得遇到的一个好心肠的人。
　　从1958年元月中旬起，我就背着苦难的十字架，走过荆棘蒺藜编织之路，以风雪为衣，以太阳为裳，头碰崎岖，脚踩坎坷，虔诚到1961年9月26日，社会主义学院举行“右派摘帽大会”，我终于被“免冠”，并于国庆前夕回到城北业校，重新走上讲台，其欢慰之情，难以形容。
　　然而，事情并不如我之想象，摘帽，虽说是“回到人民怀抱”，但这只是一句表面上安慰的话，内部文件却有创造性的辞头，称之为摘帽右派，意思毫不含糊，摘不摘帽，骨子里都是右。我们这些饱经风霜之人，本想当青蛙，却被定为永远摆脱不掉尾巴的蝌蚪。因而，有人动不动还以此相威胁，说什么“帽子是挂在墙上的，可以取下来，也可以挂上去。”我摘帽后工资并未恢复原级，每月由26.50元加到35元。在过苦日子的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去饭馆里买上一盘带肉的菜。至于老父的生活负担，自减工资后就一直无能为力，有时寄点钱，也是卖掉毛毯和一些旧衣所得。每每想到自己多年来劳顿辛酸之苦，虔诚可鉴之望，俱化为灰烬，怎不令人伤感落泪！
　　在1961年过苦日子期间，教师在教学之余，还得大种大养以求填饱饥肠。我们学校在离校近十里的七里井开了荒，种了些杂粮。为此，自然要运送些肥料去。每次用板车送肥料，领导上很重视我这个瘸子，上坡时，让我去推，下坡时要我去拉，说是我力气大。1962年阳春三月，我拉着一车肥料，足有600多斤，去七里井庄稼地，不料脚下一滑，车子随即把我吊了起来，从陡峭的高坡上奔腾而下。我用尽吃奶之力往下压也压不住，眼看性命难保。幸亏在坡下路旁转弯处，有一棵大树，我立即用没残疾的右脚一脚抖在树上，车子往旁一侧被大树拦住了。这一次我总算留下一条命来，没有成为车下之鬼。
　　在我领到右派头衔之后，奉公守法，行必由径，但1996年文化大革命的疯人运动倏然而至，隆隆雷声，竟又轰击在我的头上。1967年夏，我抱着“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决心，铤而走险，去北京找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我的遭遇，接待站一位姓左的大尉军官立即拿出中共中央1957年10月15日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以及1962年关于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的通知给我看，说中央早有文件，只是下面不执行，随即开了介绍信，要我回衡阳找有关部门解决。我返衡后找人打听，才知道有关甄别的文件，中央统战部发下不久即被收回去了，据说有关负责人还挨了批评。
　　1968年10月，我上了狮子山五七干校，不久，工宣队以“闹翻案”之罪，把我关进了连队的“专政组”。他们审查来审查去，搞了近半年，直到1969年4月才对我宣布解放，把我分配到四连劳动。1970年冬，在执行“深挖洞”的最高指示中，连队在飞机坪一座山下也挖起防空洞来。两个人一组，三个班连轴转。在一个滴水成冰的深夜，我与272厂党委书记马东阳两人踏着冰块去挖洞。他当时是作为“走资派”来到干校的。一进入洞内，他即对我说：“你是个残疾人，挑不动，外面又冷又路滑，还是在里面挖吧。挖多少算多少，不要太累了。”他的温暖和体贴，使我感到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还是有许多的好人，头上的北斗星座，并没有方位倒置。为此，我被感动得顿时劲添十倍，在严寒中打着赤膊抡起铁镐猛力地挖着。突然，一块5～6吨重石头从上面滚了下来，只差4～5公分就会压在我的头上。当马书记送土石回洞见到这个情景时，吃惊地伸了一下舌头说：“好险啊！皇天总算有眼，没砸着你。不然，你老彭就成了这巨石下的死麻拐了！”
　　1972年秋，据说是为了战备的需要，实则是担心造反派的冲击，市委在衡南县铁市公社长冲建造一座档案馆，准备把市里的档案全搬到那里去，由五七干校承担该馆的基建任务。为了节省开支，要派人去废石灰窑里掏石灰。第一个进洞的光荣又赏赐给了我。我从洞内掏出石灰，再由市电线厂厂长刘桐样（当时也是“走资派”）耙下去让其他人挑走。那天，骄阳似火，我打着赤膊在洞里汗流如雨，于了一阵子，感到腰酸腿痛，精力枯竭，便不得不出来歇口气。忽然，上面“嚓”的响一下，我预感不妙，立即大喊下面的人快闪开，下面的人立即鸡飞鸭走似地逃命。一会儿，只见山崩地裂，近百来吨的泥土、石块和石灰渣象排山倒海似地倾泻下来，发出疯狂撞击的哗响。我一时无路可走，便情急生智，一蹦过去，死死地抱住一棵大树，才侥幸地死里逃生，没有被活埋。
　　我毕竟是幸运的，因为我顽强地活下来了，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看到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展，看到了党的历史上所有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看到了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十八年来，我常对自己念叨：“我的生命三部曲的题目，第一部是追求，追求中充满喜悦，第二部是苦难，苦难可以转化为无形的财富，第三部呢？我还没有想好，干脆过些年再定吧！”

1998年元月

　　本文选自《石鼓滩头》，应山红主编。

近期推文 点击打开

阅读排行 点击打开

读者拇指奖

阅读榜

TOP100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收稿邮箱
[e-mail]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