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向东：我的第一次社会调查

崔向东私人史

┃守护民间记忆

我的第一次社会调查

　　1974年，是我下乡插队的第一年。十七八岁，朝气蓬勃。初入社会，踌躇满志。
　　我的目标很简单：做一个新型的农民。可是要对得起知识青年的名称，就要做一点除了锄地拾粪收麦扬场之类基本农活之外的事情。但面对农村这个全新环境，除了农活，还有什么可做？也是个很令人迷茫的事情。于是，想起了刚进村时接受忆苦教育时的场景。
　　那是我们进村之后的第二天。按照常规，这天是开阶级教育会，也叫忆苦思甜会。被请来给我们讲课的，是村里一位中年人，现在只记得姓李，名字早就忘了。我们插队的地方叫大李庄，绝大部分村民姓李，另外还有胡姓等小姓。据队长说，老李（只能这样称呼了）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会说书，还会做酒席，在农村这样的人都被视为“能人”。老李开始讲课。他从解放前地主如何欺压农民讲起，这些事情在学校时就经常听，没有感到太多的新鲜，而且我们刚到村里，方言虽然基本能听懂，但对村子的历史不了解，事情的背景不清楚，所以听得有些迷迷糊糊，就不免犯困。忽然听到老李哭了起来，先是队长用手捅他，然后站起身过来劝他，老李于是收敛情绪，边哭边继续讲。这回我听清楚了，他讲的是六零年。不是旧社会？我激灵了一下，想听得更清楚一些，可是奇怪的是队长说话了：“看看，给你说了不让说这，你咋又说到这儿了。”显得有些生气，好像还有些尴尬。
　　课也不了了之。
　　这让我在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有些好奇：六零年，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让这个见过世面的老李如此伤心欲绝？这也促成了我下乡之后，在干好农活接受再教育之外，做的第一件额外的事情：社会调查。
　　说社会调查可能大了点儿。那时候天天读毛选，对毛主席年轻时所做的农村调查，像才溪乡调查等等，是不陌生的。有了实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不过，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不一样了。
　　首先，我也想模仿领袖的做法，开个调查会，这样又省事又省时间。可是，在队长那儿就碰了钉子。队长叫李邦成，是个很精干的中年人，头发不多，脸色白净，有点儿地道战电影当中高传宝队长的影子。他听明白我的来意，告诉我，队里不支持。一来耽误时间，误了农活；二来，你们知青来这儿就是接受再教育的，说白了，国家就是让你们来吃点儿苦，再回城里就知道农村是啥样了，所以说，你管他解放前还是六零年，那都过去了，你还调查什么？三来，你也不是公社党委派来的，上面也没有安排这任务，我不能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还有别人想这样，我咋办？
　　有道理啊，我一听。可是，这事还得做。我也是一念既起驷马难追。队里不支持开会，那咱就自己找人了解情况，不也是调查吗？
　　主意一定，立马行动。我第一个找到的，还是给我们讲课的老李。
　　老李开开门，见是我，好像知道我要来似的，很热情地请我进了堂屋，在当门的方桌那儿坐定，特意让家里人倒了碗水。因为是晚上，白天要下地干活，他还把家里可能是仅有的一盏带罩子的煤油灯拿过来，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奢侈的装备了。听完我的来意，他脸上居然泛起羞赧的表情，用手挠着头说：那天有些失态了，给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孩儿留下不好的印象了吧？你是问六零年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说呢？事情都过去了，队长也批评过我了，再说就是给咱社会主义抹黑了。我知道，邦成队长肯定先给他交待过了。老李看到我有些失望的表情，大概是有些于心不忍吧，便接着说，那我给你说点情况吧。于是从村里开始办食堂讲起（过去太久了，具体时间记不清，可能是六零年前两年吧）。公社开会，说是要尽快进入共产主义，一切要归公，村子里就办起了公共食堂。刚开始办那会儿，日子可不错啊，不用自己开火，收了工上食堂吃饭就中了。我会做饭，就让我去当炊事员。第一年的时候，收成不错，食堂也办的可以，我还想着法儿给大伙改善伙食。县里开大会，还让我去介绍经验，让我在会上表演用红薯做百样菜。
　　“百样菜？”我有些吃惊。
　　“百样。”老李肯定地说，带着些许骄傲的神气。
　　“就光是红薯啊？你怎么做？”
　　老李看我惊讶的表情，不无得意地回忆起他的高光时刻。“简单。”老李伸开手掌，从食指开始数起。
　　先说形状，丝、条、片、块，还可以细分，不说了；加工，蒸、煮、炸、溜、炒；味道，苦、辣、酸、甜，咸就不用提了，还可以做成糖醋、麻辣、酸辣，太多了；不光能做汤、菜，还能做主食，我那时候就做了一道红薯发糕呢！对于从小就开始自己做饭的我，立刻就明白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做出百样，应该不是太难。最难的是谁先想出来这个办法！
　　老李还沉浸在他的荣光世界之中。“丸子，我可以蒸，可以干炸，可以红烧，可以生氽，不是吹的，就这个丸子，我就能做一二十道菜。”他接着又讲了好多细节，甚至同样的菜，用不同的器皿装着，换个名字就是一道新菜，也讲了。
　　“领导好骗。县长还给我发奖状呢。嘿嘿。”他说着说着狡黠地笑了。
　　我已经听的有些疲劳了。就问，那后来呢？
　　一句话，可以看到老李的脸上一下子就失去了光彩。他告诉我，后来（应该是1959年）有了灾，老天也不长脸，多少天不下雨，粮食收不下来啊。食堂慢慢就不中了。开始是主食限量，后来没有可吃的了，就是菜叶兑水再搅点儿面，清的能照见人影儿。一天三顿，大人小孩儿谁受得了啊，人都吃跑了。再后来，更差，上面派人到公社和大队，把村干部叫去，搞什么“反瞒产”，就是让你报到底打了多少粮食，还能交多少公粮，然后带着干部回村子里查仓库，查家底，看有没有把粮食藏起来。慢慢地，就出现死人了。说到死人，老李的情绪一下子就像那天给我们讲课时，哭了起来。
　　他老婆这时候从里屋走出来，边走边数落他：看你，队长说了别多说，你好说。说呗，你咋还哭上了。人家城里学生来咱这儿坐坐，你看你。然后轻声对我说，时间不早了，不说了吧。事儿都过去镇些年了，俺们家里也有人不在，说起来不好受。看着突然哭起来的老李，我正有些不知所措，听了他老婆一说，马上借着台阶，赶紧地道了别出来。
　　后来，我又去过老李家两三次，但是，深谙说书之道的老李，说别的可以天花乱坠，只是一说到天灾，一说到反瞒产，一说到死人，就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再也不肯多说。
　　不行，我就再找别人。社会调查，也应该多听人说才是。可是，我又见过不少村民，都是说到我想要知道的节点上，就不再深谈了。甚至有人悄悄告诉我，你别再问了，队长都说了，不叫说恁多。那时没有其他渠道，信息十分闭塞，可以听到的就是广播，连公社也没有图书馆一类设施，村子里就更别说了。所以，我也无从查起，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村民们对六零年，大食堂，死人，这几个词这么敏感，讳莫如深。
　　不过，也有人愿意说话，像“老长辈”。这个人开始并不在我的调查计划里，因为他虽然年纪不算大，四五十岁，可是在村里辈分很高，受人尊重，在村子里我一直对他敬而远之，不敢多打扰。我插队这个村，大李庄，因为村子比较大，分为了前后两个生产队，以村子中间一道不深的水沟为界。我在的队叫后队。在生产生活当中接触比较多的，是振、邦、道三辈人。像当时大队的副书记，李道文，李道端，年龄和“老长辈”差不了几岁，可是开口就要先尊称“爷”或“某某爷”的。
　　“老长辈”就是一普通农民，可能是辈分高的原因，在村子里有些“飘”，说话直来直去，无所顾忌。那天，是他主动来找的我，这让我有点吃惊。插队知青的住房，就在当时生产队的仓库隔壁，前面是队里的场子。他是喝罢汤（当地把吃晚饭称为喝汤）来的，我们就坐在场子边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其实，现在想起来，一个年青学生和一个中年农民，能有多少话可说？再加上我又是初入农村，两人并无更多共同的话题。“老长辈”肯定也看出了这一点，他随后就单刀直入地问：“你是不是想知道五九、六零年的事儿？”我点了点头。他闷下头，吧嗒吧嗒使劲儿吸了两口烟，把烟袋锅在脚上磕了磕，才抬起了头。
　　“日他奶！”我没想到他是以这三个字开始的。那天晚上，还有后来一两次吧，他先后给我聊了不少村里的事，上至解放前，下至文革，不止是六零年前后。虽然每次时间不长，可能因为我的沟通艺术那时还太差，也许在“老长辈”眼里，我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儿，总之，只要他一停下话头，我很难引起他再接着说的欲望，所以每次他说着说着就不说了。不过，断断续续地，我也听明白了他讲的故事。
　　——办大食堂，都是瞎胡整！才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是没在这儿，你不知道那哪叫人吃的饭，开始时早上喝稀饭，稀的照见人影儿，我们还开玩笑说是家里也不用买镜子了。后来，一天两回照镜子，就有人开始骂了。再后来，照三回，人都饿跑了。
　　——你不知道，那会儿办学习班，真打人啊！村干部去公社去县里参加学习班，让你报产量，你报少了不中，就打，打的挺不住了，只好按人家说的报。没办法，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家让咋办就咋办呗。
　　——我也被打过。大食堂不中了以后，吃不饱饭还得下地干活，饿得实在难受。那天，我就偷了村里一只小猪娃儿，吃了。那个香啊！可是后来被揭发了，村干部派民兵把我抓起来，吊在树上，当着村里人的面狠狠打了我一顿。回家都是人扶着回去的，走不成道儿。
　　我好奇地问，猪娃儿，怎么吃的？你这么高辈分，还有人敢打你？
　　“老长辈”苦笑着说，你没挨过饿，人饿了，别说一个没多大点儿的猪娃儿，再大点儿也能吃下去。辈分高都是平时，打人那会儿，没人说辈分的事了，就是斗争。反正，咱也有错儿。最后那句，声音很低，可能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得最清。
　　最后一次聊这事儿时，他告诉我，咱村里那时也死人了，死了一百出头儿，光绝户的就有14家！这个绝对震撼到我了，当时。我在想，这么大的事儿，不会只出在这一个村子，可我怎么连影也没听说过呢？俗话说，当事者迷。现在看回去，简单得很，六零年，你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就算知道，你懂什么？不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隐约知道了，六零年前后这个时段，是这个村子难以触碰的伤心之处，还是小心谨慎为上。于是，我把社会调查的内容也从六零年前后改成了解放前后。这个改变，现在想来，还是十分明智的。
　　这次社会调查，从1974年麦收结束后开始，一直到当年10月份前后才做完。还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取名很有意思，叫《李后队解放后路线斗争史调查》。记得报告写完后，自己很有成就感，先送给队长，审阅。可是，邦成队长连看也没看，就随手放在桌上，说我抽空儿再看吧。连句鼓励的话都没有。过了一段时间，邦成队长把稿子给我拿了回来，说他的水平太低，看了也说不出来什么，让我自己看着办。于是，我就趁一次外出拾粪的机会，直接去了公社，找到了知青专干老安。
　　老安是公社的民政助理，兼着知青专干，是他从郑州把我们接到这儿来的。因此，从感情上说，在公社，总觉得他比别人要亲近一些。民政助理负责处理的事情很多，包括民事纠纷的调解，因此都是能说会道的人。所以，公社里人把老安又称为“安嘴子”，说他能把死蛤蟆说出尿来。老安很喜欢我们到他那儿去，见我到了，还拉着一车粪，特意交代把车停在他的办公室门对面，还对经过的其他人不无得意地介绍说，看见没，这是我从郑州带来的知青，出来拾粪，过来看看我。
　　他接过我的一厚打子纸，也是没看，先放在旁边。然后就带着我去公社食堂吃午饭。边吃边聊，问这问那。他说，我听说你在做一个调查？好，知青嘛，要了解农村，做个调查当然好。可是，你知道那个时期大的背景不？做小事，也要知道大背景，要不是很难做好。你听说过“信阳事件”没？见我摇头，接着说，没有？难怪。那时候，你还没多大嘛。咱驻马店，那时候属信阳。信阳事件，咱这儿也是重灾区。死人，当然有的，不过多少只有上面才确切知道。你呢，作为学生知青，知道个大概就行了，整个事儿你没有能力调查，只这一个村子也代表不了全面。所以，了解多一点当然是好事，不要做过头的事就行。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信阳事件”这个词。看到老安那欲言又止的神色，听到他语重心长的告诫，我又一次受到震动，默默地点了点头。
　　快到年底的时候，我收拾东西，发现找不到了那份调查报告。于是便趁着去公社办事的时候，又一次找到老安。老安说，我让人给你捎回去了。你再回去找找看。你们那儿我去过，你那床头儿堆得东西太多，说不定塞在哪儿了呢。想想也有可能。我就回到屋子里又翻了一遍，可是还是没有找到。再仔细回想，又想不清那份报告是不是送回来了。再后来，我们随村民们一起去信阳拉稻草，回来时已经是1975年的第8天了。慢慢地，也就淡忘了这件事。现在想来，也许邦成队长和老安从开始就是想从他们的角度来保护我。
　　我的第一次社会调查就这样有头无尾地结束了。
　　收获当然有。记得下乡前，学校工宣队一位队员对我们说过，你们现在年轻，浑身是刺，等你们到了社会上，遇到一件事打掉一个棱角，慢慢地就变得圆滑了。我们不以为然，第二天还用大字报批判他的“棱角论”。这个时候，我才逐渐感到，那位工宣队员给我们的忠告是那样的宝贵，而这次社会调查，实际上正是我在社会上被打掉的第一个棱角。
　　还有别的收获。随着后来调查的深入，我了解到许多村子里解放前的事情，其中有一位叫耿新一的人，曾经在李庄村这一带参加过驻马店地区早期共产党活动，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汝南县委和信阳中心县委领导之一孔繁益有过交集。我还写过一篇《血染大地，气壮山河——耿新一烈士英勇事迹的调查》。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在1975年驻马店大洪水后也遗失了。但是，巧的是后来我应征入伍，与孔繁益烈士的孙子成了战友，关系很好，久了，就成了朋友。现在，我的这位战友在郑州他的孩子家长住，我们又有机会在一起聚会，聊天。每每在餐桌上说起这段往事，都感叹命运和缘分的神秘，于是呵呵一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