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湛：无墙之囚

黄湛私人史

〇守护民间记忆

无墙之囚

　　1961年，海伦农场遇到了一场大转移。我当时已经被调回农场本部。这时，中央发布了一个新的计划，要把大量的城市青年下放到中国的边远地区，让他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并且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海伦劳改农场的设施当时已经相对完备，基本水利系统和取暖系统都已经完成了。一些官员认定，海伦农场是安顿一批黑龙江城市青年的好地方。这里既能够让他们体验农村生活，又不至于因缺少暖气、清洁水和基本的住宿条件，而使他们感觉难以生存下去。于是在1961年，海伦劳改农场的几千名囚徒被转移到黑龙江更为北部的地区，那里的生活设施也更为简陋。我是被下令留下的唯一犯人。我曾经如此深入地参与了这个农场的工农业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设，所以，上面作出决定，我必须留下来继续这些工作。
　　在学生们到来之前，监狱领导把我叫去参加一个讨论。他们说，以前的“海伦劳改农场”现在就要简单地叫做“海伦农场”了。既然所有的犯人都走了，这个地方就不再是一个监禁之地，所以，再叫我犯人也就不太合适。既然如此，从那天开始，我就被看作是一个普通工人，而不是犯人了。但是，很明确，这样的安排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并不能些微改变我的真实身份和生存条件。我还是干同样的工作，吃同样的食物。唯一的是我的住宿有些变化，没有其他犯人住在那里了，我搬进了普通职工的宿舍。不用说，我的新身份并不意味着我就有希望获准回家。大多数的领导和官员都留下来参加新组建的海伦农场的工作。对于他们，就算他们不再称呼我“犯人”，可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他们的旧日好时光里的那个犯人黄湛。
　　学生们在农场的将近一年里，干着犯人们在被送走之前干的同样那些农活。他们大多数是黑龙江省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学生们都知道，在他们到来之前，这个机构是一个劳改农场。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学生们工作负担的轻重随季节起落。农闲时，学生们或以打麻将、读书来打发时间，或者回城短期度假。我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一个囚犯的明证，就是事实上我没有这样的活动自由。农场领导命令我必须明确地回避学生，所以，我和他们之间只有最起码的一点点接触。虽然此时，我的监禁生活中已经不再有枷锁、手铐和囚室，可是我还是犯人，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我整天以工作度日，和一小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职工一起，做设计、建造和管理农场的基础设施。理论上，我就像同事们一样，是普通工人。可实际上，我还是那个在服着原来刑期的囚犯，只是缺少了一个犯人的称呼罢了。
　　一年之后，大多数学生都离开了，农场也因此需要补充工人，被迁往北边的囚犯们没有都被带回来，许多囚犯在他们被“释放”时不让回去，被强迫申请留场以保持劳力。于是，就有许多平民工人被送进海伦农场。
　　1964年的一天，我被叫到场部办公室。一个干部通知我说，我的刑期满了，从那天起，我不再被算作是一个罪犯。在海伦还是个劳改农场的时候，犯人刑满由罪犯转为公民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精心策划的仪式。没有给我举办仪式的原因是农场不再是一个“劳改农场”了，而我是唯一留下的犯人。所以没有盛况和仪式，我离开那干部时，就算是一个“新人”了。
　　在服刑期满的时候，按照给犯人规定的惯例，我被命令写一个报告，汇报我在劳改体制下的这段岁月中，如何受到正面教育而被改造好了。我的报告写了有十页那么长。我写道，我在劳改的这些年月里，深刻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感谢共产党重新教育了我，改造了我的思想。我保证努力工作，建设新中国。我也陈述了自己在劳改体制下的特殊状态。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这使我和大多数犯人分别开来。我写道，通过把我带到黑龙江，共产党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的技术有了好的用途。在劳改制度的支持下，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我才有可能为建设新中国作出有用的贡献。所有这一切证明了共产党是永远英明的。当然，这些说法总的来说是扭曲了事实。可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我也确实为自己在海伦劳改农场期间能作出贡献感到骄傲。
　　我“释放”之后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自从1961年其他犯人离开、学生来到之后，我就有了非官方认可的普通工人身份。虽然现在这个身份被官方认定了，可是这并不影响干部和其他工人对我的态度。当然，更没有谁提起让我回云南的家。我留在农场，继续往常的工作。只有一件事有些不同，就是我平时的囚犯工资由于津贴而被提高了。
　　刚来海伦劳改农场的时候，我的工资被定为每月23元。根据监狱条例，我的工资是同水平的普通工程师工资（230元）的十分之一。可是，监狱还以支付我的食物和监房费用为由，从中扣除十元。这样我还留有十来元钱，而一般犯人几乎一点钱都没有。所以，虽然我是囚犯，我还能存下一点钱，给我在云南的母亲寄去。我在中国的东北做囚犯的将近三十年里，在三次不同的时机，我给家里寄过一百元。在那个时候，算是不小的一笔钱了。
　　虽然在外面我被认定是一级、也就是最高一级的技术员，在“释放”之后，我被留场，继续在农场工作，却被定为十级技术员，是级别中的最低一级。在中国的级别制度中，工程师高于技术员。工程师共有九级，一个一级技术员，等同于九级工程师。我做着最高技术员级别的工作，可是还停留在最低级别的收入水平。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劳改释放犯”，我拿着89元的月薪，这工资对于一个普通职工来说，都算是运气的了，遑论我这样一个被“定罪”的人。
　　在1964年被释放的时候，我在海伦农场还是远远领先的最好的工程师。所以，和先前一样，我还是被要求做各种技术项目。我还被派到农场之外，在海伦县筑路和修路。与那悲惨的大跃进年月相比，海伦农场在六十年代初期，相对来说，还是成长和发展得比较强盛的。

　　1966年，当文革冲击到海伦农场，我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靶子。作为一个前国民党党员、一名知识分子，以及一个前云南军阀的儿子，我很容易地就被指控为旧的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
　　1966年，树立共产党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无私奉献好榜样的一场宣传运动正在展开。海伦农场的干部们召集了一个会议，学习和讨论我们将如何学习这个模范干部的精神。对我们宣传了这样的事迹，讲述这个无私干部如何不顾巨大的个人危险，在猛烈的暴风雨中，检查计划中的灌溉工程。可是，这事迹对我来说很没意思。他干吗要在暴风雨中出去测量？他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份普通的该地区地形测量图上，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当我试图讲述这个与灌溉工程有关的技术问题时，干部们变得非常愤怒。他们说我是在运用科学知识向党进攻。他们在谈论精神和奉献，而我却还在科学的圣坛前顶礼膜拜。
　　不懂得保持沉默，使我支付了昂贵代价。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我每天都成为下班后的两小时“斗争会”的对象。在农场干部和群众猛烈批判我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有类似错误的人一起，被迫跪在大幅毛泽东像的面前。“你不敬重共产党！”“你是反革命分子！”“你是死不改悔的犯罪分子！”辱骂伴随着不受限制的殴打向我袭来，他们多半是用紧握的拳头打我的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我没有被严重打伤过，可是，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无疑使得我原来就变弱的身体，变得更糟了。我整天在办公室工作，吃点晚饭，整个傍晚挨斗，然后上床睡觉，早上醒来，再重复同样的白日恶梦。两个星期之后，我们被告知要写一份自我批判、承认错误，并且感激党帮助我们改造的检讨书。我被迫在斗争会上，在聚集的人群面前，大声地念出检讨。只有当群众认为我已经充分认识了自己的罪行，斗争会才最终叫停，我的生活才恢复正常。
　　那年的后面几个月，有个姓刘的小队干部特别喜欢找我的麻烦。有一天，他指着墙上挂着的大幅毛像问：“这毛主席的像挂歪了吧？”当然，我别无选择地只好同意是挂歪了，虽然我们都知道那张像没挂歪。他命令我去把毛像挂正。我一点也不想参与任何与毛像有关的事情，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选择余地。那干部拿来一把过短的、摇摇晃晃的梯子给我，只为要满足自己的暗算。我爬上梯子的最高一级，梯子就散架了，把我和那张毛像都摔在地上。镜框摔破了，镜框玻璃在地上碎成了上千块。我被指控对伟大的毛主席不敬，在文革高潮中，那是极为严重的罪名。于是，他们安排了另一套和上次类似的斗争会。我必须白天上班，在傍晚去充当斗争对象，参加持续两小时精神和肉体折磨的斗争会。我还是得到食物、还能够睡觉，以保证我第二天还能够工作。就像上一次那样，十天后，我被迫写了一张自我检查，在斗争会上当众大声念了一遍。群众认为，我已经适当地认识了自己的罪行，斗争会才终止了。
　　1968年初，海伦农场有四、五个已经组织了红卫兵组织的年轻人叫我去谈话。他们想知道我是否能够读懂乐谱，我是否知道怎么教唱歌。我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不想惹更多麻烦，就说我没有受过音乐训练，也不会唱歌。这不是他们要的回答。他们围成一圈开始打我。他们打得非常厉害，我无法让自己直起来躲避他们的殴打。打了一阵之后，他们累了，我躺倒在地上。其中一个勒令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学会教唱歌。一个星期之后，我必须去教一些海伦农场的工人怎么唱“造反有理”，那是很流行的文革宣传歌曲。在一个星期后，我去教唱这支歌，以避免再次挨打。

　　在那个时代，社会的每个层面和部分，都被卷入文革。先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继而大打出手、打砸抢、大武斗、大混战。劳改农场曾经意味着可以避开文革的暴力和混乱。海伦农场从1961年开始，已经不再是一个劳改农场了，可是它还是归属黑龙江公安部司法局领导，因此，红卫兵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党政机关打砸抢，却被严禁闯进我们的单位“干革命”。不许红卫兵冲击，内部不搞四大，正面教育。但是，随着文革发展，暴力变得难以控制，公安人员和军队也被卷入。最后，在全国蔓延的暴力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在海伦农场，由大多数的党政干部组成的所谓“造反派”成立了。他们开始攻击被他们认定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原农场场长杨彦、书记钱德福……等等，均被揪出来，关入牛棚，时时开大会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示众。而我是劳改释放分子，是“死老虎”，被贴上农场走资派领导的“反革命走狗”的标签，还是反动技术“权威”，每场必陪斗。“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罚跪”是家常便饭。举行“斗争会”的时候，我和其他“反动技术专家”，都受到辱骂和殴打。我工作的规划办公室被指控为“反革命黑窝”而解散了。我下到基建队去拉大锯解木板。
　　在文革中，我这样的技术专家非常容易成为目标。“无产阶级”进来，“专家”出去。一个姓韩的年轻人把我下放到农村去。他是我的徒弟，我把他从一个当地的高中毕业生，教会成了一个能测量和搞简单设计的技术员。乘着斗走资派的机会，他当上了小头目。就是这个我手把手教他工程技术的同事，先出来给了我最着实的打击。他向农场领导证实我是反革命之后，就可以取代我的位置了。韩被称作“红色技术权威”，而我却被批判。最后，我被“下放”了，去农村劳动。这是我最终离开海伦农场的经过，尽管我在中国的放逐还远没有结束。
　　韩用了一种很有创造性的方式来攻击我。故事开始在一个晚上，我必须去上厕所，当我离开的时候，和我同铺睡的、来自黑龙江已经服完五年刑期的留队人员，正在呼呼入睡。在1940年代，他杀了一个对他父亲的死负有责任的人，然后逃往北方，越过边境，进入了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二十多年之后，当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变得紧张，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这段时间里，他杀死的那个地主的儿子长大了，而且是县政府里一个重要的干部。当这个干部知道杀死自己父亲的人已经回来了，就找了个借口把他给逮捕起来，送进了监狱。在1968年，我这个同铺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
　　那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我记得他鼾声如雷。厕所在室外，离房子很远。晚上去厕所，你得带上一根小棍，室外没有灯，地面总是坑坑洼洼的，所以，小棍就可以引着你安全地来去。在那天晚上，我还发现小棍另有一个用途。那是一个开敞的毛坑，我蹲在地面的洞口如厕，一堆“鬼火”开始在我周围飘荡。鬼火是一种磷，在人移动的时候会散开，静止下来，它又会回来。我蹲坑的时候，就舞动那根棍子驱赶鬼火。回到屋子的时候，我告诉守夜人，我那晚和鬼火相遇的小小冒险故事。在我回到床前的时候，我的同铺不再打鼾。我上前去看他，他已经去世了。
　　一周后，这个姓韩的徒弟开始把矛头指向我。听了鬼火的故事，他到农场领导那里指责我在宣传迷信。他告诉干部，我在利用同铺的死亡事件，骗取信誉，说什么通过舞动小棍，我可以移动鬼火，勾魂杀人。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一切迷信的，因此，这样的谈论可以构成严重罪行。韩还向干部们汇报，说他自己可以轻易承担所有我负责的技术工作，因此，海伦农场不再需要我。这个指控给农场领导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把我踢开，他就是“红色技术权威”了，于是乎我就被下放农村，交由贫下中农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