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青萍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对于1921~1935年这段时间的革命历程，相信大多数朋友的认知都是“碎片化”的。
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等这些人物，脑海中很难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日出东方。
我党成立后的14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伴随着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蒋介石背叛革命、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我党的领导层也先后发生了多次变化。
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时期：
陈独秀时期（1921~1927）
瞿秋白时期（1927~1928）
向忠发时期（1928~1930）
瞿秋白2.0时期（1930~1930）
王明时期（1930~1931）
博古时期（1931~1935）
在以上各个时期中，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也有所差别：
中央局书记（1921－1922）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2－1925）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5－1935）
下面我们一个个来说。
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合影
1、陈独秀时期
作为早期党的重要创始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尤其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采取了“右倾”的指导方针。
所谓“右倾”，可以通俗理解为“妥协”和“投降”，即面对国民党放弃抵抗。
至1927年4月底，尽管陈独秀仍然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实际已被边缘化。
这年7月，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
陈独秀被停职，张暂时代理负责。
8月7日，新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组织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正式免职。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随后，他被委派赴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参考《记得当年草上飞》）
2、瞿秋白时期
张某人在短暂的主持工作后，并没能够上位，共产国际选择了较为随和的瞿秋白。
瞿家是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祖上还出过“布政使”这种省部级大官。
与陈独秀和张某人的强势不同，瞿秋白权力欲望不强，他主持工作时期基本采取了“集体领导”的模式。
这一时期我党组织了很多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尤其是广州起义的失败，让共产国际迫切需要找一个“背锅侠”。（《每临大事有静气》）
于是在1928年莫斯科举行的“六大”上，共产国际将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归结为瞿秋白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和“左倾盲动错误”。
之后瞿被留在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工人阶级组织罢工出身的向忠发则获得斯大林亲自接见，被委以重任。
3、向忠发时期
向忠发的上位可以用“一步登天”来形容。
不过待莫斯科开完会返回上海后，向才发现主持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因文化水平不高，向忠发很快便大权旁落，大政方针主要由李立三和周恩来二人代为决定。
当时李和周二人一个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一个担任常委兼军事部长。
1930年4月，周恩来赴莫斯科汇报工作。
那个年代去莫斯科一般是先从上海坐船去海参崴，然后走西伯利亚大铁路，旷日持久。
周恩来走后，李立三和向忠发在军事策略上趋于激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立三路线”。
4、瞿秋白2.0时期
瞿秋白于1930年8月底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后来他曾短暂主持工作，纠正了部分“立三路线”。
5、王明时期
王明（陈绍禹）的上位离不开他的老师——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
早年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俄语极佳，深受米夫喜爱。
“六大”时期，王明还作为翻译参与过斯大林与我党负责人的谈话。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坐镇指挥。
在这次会议上，米夫提议王明出任政治局委员，不久又升其为常委、代总书记，成为党的主要负责人。
王明随后派遣包括张国焘在内的多员大将到各个红军根据地，执行恐怖的“肃反运动”。
6、博古时期
博古（秦邦宪）时期从1931年王明回莫斯科开始，至1935年遵义会议为止。
严格来说，博古时期可以被囊括在广义的“王明时期”里。
因为王明赴莫斯科后继续遥控博古，实际仍是前者的那套指导思路。
由于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上海的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王明等一批人被迫撤回莫斯科。（《入错行的鲁赤水》）
回到莫斯科的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国内则由博古出面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接替王明代总书记的职位。
博古基本延续了王明此前的思路，诸如否定“建立根据地”、否定“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方针等。
1935年1月，生死存亡之际的我党在遵义市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张闻天取代博古总负责政治，毛泽东复出负责军事。
至此，整整十四年的“共产国际时代”宣告结束，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本篇为闲絮。
后面我们准备写一个系列——“革命最初的时候”，感谢读者朋友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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