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房地产沉思录（update 27）
一年一度的G20峰会，似乎已经成了这场世纪之战的官方指定转折点。
应该说，从去年12月的阿根廷G20峰会，到今年6月的日本G20峰会，这个以前几乎从来不被国内吃瓜群众关注的会议，却悄然变成了中美双方贸易谈判最为关键（一锤定音）的沟通渠道。
6月6日，在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时，特朗普接受了Fox News的专访，再次表明了迫使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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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特朗普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如果他不能在6月底的G20峰会上与中方领导人达成贸易协议，他就准备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一轮惩罚性关税。“如果我们不达成协议，你就会看到关税上涨。”同时，特朗普还补充说，他与中方领导人有着“良好的关系”，并表示北京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
对此，中国外交部也在同一天表示，中国愿意与美方展开更多贸易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美方多次公开表示，期待安排中美元首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如果有这方面的具体消息，中方会及时发布。”
果然，G20峰会已经变成了超越地球上任何其他经济会议的关键性会议。
用IMF总裁拉加德的话说就是，解决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应该是G20经济体的当务之急。而在日本福冈的G20财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不仅表示美国愿继续与中国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并且还和中国央行行长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会谈（但同时也强调这不是双方谈判性质的会晤）。
事实上，就在欧美国家齐聚法国举行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的同时，在欧洲的另一端，中国与俄国领导人也在莫斯科进行了会面。尤其引人注意的是，big big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言时，却释放出了惊人的信息量：
“【此处删除179字】”
这一次，就算不懂中文的博大精深，歪果仁也能听出这段话里包含的关键信息。
首先，并没有将中美毛衣战称为战争，而是“有一些贸易摩擦”。其次，表示中美“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设想中美全部割裂的状态，并认为那种情况是自己和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最后，明确地将特朗普称为自己的朋友；要知道，尽管特朗普已经多次公开宣称自己和其是好朋友，但在这次访问俄罗斯之前，big big还从来没有说过特朗普是“我的朋友”这样的话。
然鹅，另一方面，画面却充满了矛盾感。
根据《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话说，就在美国宣布对中国的高科技禁令之后，国内曾约谈了包括微软、戴尔、ARM以及韩国三星、SK海力士在内的外国科技公司，警告它们如果配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公司发布的美国关键技术禁售令，那么它们将面临严重后果。这些外国公司被警告，任何从中国撤出生产的举动，如果已经超出了出于安全考虑、标准的供应链多元化范畴，都可能会被惩罚。同时，CN官员还针对这些公司是否是美国公司而发出了不同的信息。
美国公司被警告，特朗普政府切断中国企业与美国技术联系的举动，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如果遵照这一政策行事的企业可能面临永久性后果；同时，这些美国公司还被暗示应该利用游说来抵制美国政府的禁令。而美国以外的其他外资公司，只要他们保持目前的关系，继续向中国公司正常供货，就不会面临不利后果。
对此，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Scott Kennedy称，“当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产生的争端可能导致跨国公司减少在华业务时，...经常向这些公司施压，试图让它们乖乖听话”。“但这一次，这种做法不太可能奏效”，因为“美国公司不会违反美国法律，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备受瞩目的语境下，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看着。”
也就是说，有people希望通过对外资公司的威胁和打压，来弥补中美科技切割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长期风险。是不是有种与去年对...严重误判似曾相识的感觉？
如果再dig deep一些，甚至会发现更大的picture。5月20日早上7点，【此处删除181字】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官宣称，被各大媒体疯转的有关消息是去年5月20日的旧稿，并强调“对盗用新华社名义发布虚假新闻的行为，我们予以谴责，并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其实，吃瓜群众没人知道，究竟有谁竟敢有胆量“盗用新华社名义发布虚假新闻”。
但很明显，这次的乌龙事件，【此处删除20字】。考虑到SMP的连续爆料、以及官方媒体针对投降论的批判檄文，那么目前的画风大致就变成了：
一方面，是国内宣传口的绝不妥协、坚决“与美国掰手腕”；另一方面，则是big big将金毛总统称作朋友，并把毛衣战降级为贸易摩擦、不愿看到中美全部割裂的状态。这也意味着，【此处删除50字】。
果然，万物都有裂痕。
那么，面对目前这场全面战争的僵局，又该如何破局呢？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6月底的G20峰会。
难道，时隔半年之后，去年G20“峰回路转”的剧情，又要再重演一遍～？
那么，美方所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又该如何解决呢？很明显，【此处删除67字】。
美国经济学家Brian Arthur在其著作《技术的本质》中指出，“众多的技术集合在一起，就创造出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经济’的东西。”
从本质上来说，技术就是人类对自然的编程，它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的捕捉，并驾驭这些现象为人类服务。而经济则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随这些技术的进化而进化。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所谓的均衡体系，而是一个进化的复杂系统。因此，经济学不会固守于原来的标准理论，而是会越来越开放、新颖、不确定。
实际上，我们正是生活在技术的潮流之中，技术比任何（其他）特征都更能代表一个时代。而时代的更迭则与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不仅表明了经济学是一个具有自我迭代、路径依赖、不断进化的复杂系统，而且还决定了其形成、结构、以及我们关于经济的解释也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因此，商业组织、司法系统、货币系统这些看上去完全不像技术的系统和事物，都会由于时代不同而产生非物理现象的变形。如果不对这些变形加以纠正，就将会对整个系统产生不可避免的侵蚀和损害，甚至演变成为系统性崩溃的key factor。
事实上，这些系统性的缺陷或变形在国内所造成的影响和灾难性后果，早已变得肉眼可见。
例如，资本市场领域。制度性缺陷不仅造成了股市内幕交易、大股东恶意套现等一系列收割操作，而且还会导致徐翔这样利用郭嘉队资金来吸血的严重后果。
再例如，外汇领域。早在2017年10月，央行即将卸任的周行长就曾呼吁迫切需要回到目前已陷入停滞的资本项目改革，进一步开放经济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同时，他还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外汇管制很严重的情况下实现开放型经济。对改革来说，时间窗口很重要…错过了时机，未来成本可能会更高。”
那么，为什么在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已实现了自由兑换外汇的情况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却不敢放开兑换外汇，甚至连外汇期货市场都没有呢？很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更多的参与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此处删除64字】。
而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和缺陷，并不仅仅只存在于金融系统。例如，在SF领域。【此处删除86字】。在这种情况下，整个system就变成了用来谋取私利的剥削工具。而那些为了保证系统正常运转而设定的指标和政策，则会失效。
例如，前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从当初参加反抗希特勒的运动（并为此被盖世太保以“阴谋叛国罪”判处10年徒刑）到后来掌权后推出修建柏林墙计划（并宣称柏林墙要保留100年），从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而且，昂纳克从未认清过东德的经济状况，并坚信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活干，这就是社会主义（并由此宣称他在东德实现了社会主义）。而所有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都会被打成敌人。
讽刺的是，直到1989年下台之前，昂纳克一直都以为东德民众是支持自己的，因为官方报纸上一直都是这样说的。很明显，东德时期的媒体独立性、以及社会舆论的纠错功能，早已因为体制性的问题而失效。更为讽刺的是，1992年被送上柏林法庭的昂纳克发现，关押自己的监狱正是他当初反抗纳粹时被盖世太保关押的同一所监狱。
实际上，这位曾经反抗纳粹独裁的斗士，直到生命结束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个“好党员”变成一名毒菜者的转变过程。昂纳克至死都认为，东德没有对人类犯下什么罪恶（至于那些在边境被打死的东德民众，他则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再例如，国内的大炼钢铁时期。当时，管理层认为钢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于是就在这个标准上做文章，似乎只要让吃瓜群众家家户户砸锅卖铁就能变成工业化国家了一样。很明显，从今天的（普遍）认知水平来看，这个标准（指标）无疑是失效、甚至是错误的。
那么，为什么在几十年前却会被当作金科玉律呢？是因为如今人们的认知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还是因为几十年前的人们存在认知缺陷？
嗯，实际上，今天的人们并不比大跃进时期的人们聪明多少。
例如，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鲜奶的国家标准是100毫升≥2.95克，而生鲜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一般在3％以上，基本上都能达到国家标准，除非往原奶中兑水。因此国家标准中采用了食品工业上普遍采用的凯氏定氮法（由丹麦人约翰·凯达尔在19世纪发明的方法：蛋白质含有氮元素，用强酸处理样品后即可测定氮含量并算出样品的蛋白质含量）。
于是，国内生产商们就通过往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来让牛奶的蛋白质含量检测合格（三聚氰胺的含氮量高达66.6%，并且白色无味，没有简单的检测方法，需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才能检测）。实际上，在饲料、奶制品中添加“蛋白精”冒充蛋白质，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蛋白精”只是在生产三聚氰胺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含有70%的三聚氰胺），而它的流行也让这种原本免费的化工废料的价格攀升到了每吨300~400元。
See？化工废料的利润不仅轻松超过了销售牛奶的利润，而且也直接导致了国家标准的失效。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国内食品安全领域，而是在包括金融、SF、教育系统，以及行业补贴、房地产调控、流动性管理、对外资本项目（外汇兑换）等领域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整体范围里，都存在着这种政策或标准失效的问题。
例如，目前监管层强制推行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硬性指标要求。在毛衣战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小微企业的经营风险其实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千方百计地强制要求银行增加对民营小微的信贷投放、还要下调贷款利率。
于是，在市场规律、经济下行、监管压力三方面的夹击之下，就形成了国内中小银行资本金被大量占用、资金偏紧、不良率攀升的（必然）结果。很明显，这些硬性指标和强制要求，正在出现失效的风险。
用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来说就是，对于目前不良率较高的中小银行，银行刚兑预期的打破将对其经营造成严峻挑战，风险涵盖了流动性（同业负债、对公存款增长乏力）、损益表（减值计提增加）、资产负债表收缩、资本充足率（资产减值风险过大而冲击净资本）等多个方面。而且，这些因素是互相交织的，风险可能会在不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相互反馈。因此，该报告强调并提醒，需要密切关注风险扩散的路径和速度，避免出现较严重的链式反应和逐渐放大的负反馈效应。
嗯，有多少人还记得（知道）30年前日本泡沫的破灭，正是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开始的呢～
实际上，在毛衣战和国内经济持续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才强推对民营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支持（之前涨价去库存、流动性泛滥的时候为什么不强制要求这一操作呢～），正是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多头目标（既要又要还要）的集中体现。
与之相比，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只有一个目标：防风险，维持金融体系的健康。
1975年，英国经济学家Charles Goodhart首次提出：一项社会指标或经济指标，一旦成为用以指引宏观政策制定的既定目标（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那么该指标就会立即失效。因为政策制定者会牺牲其他方面来强化这个指标，从而使这个指标不再具有指示整体情况的作用、丧失其原本具有的信息价值。
在经济学中，这个理论又被称作Goodhart's law（古德哈特定律）。后来，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Jon Danielsson根据这一定律，提出了一个用于金融风险模型上的引理：“当被用于管制的目的时，任何风险模型都会分崩离析。”
那么，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能够较好的避免这种崩溃风险呢？
因为系统的纠错能力。
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法国政府当年废除外汇管制。1981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在开展的抗通缩运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之后，大量投资者从法国撤资，法郎也面临加息压力。对此，密特朗政府一开始的应对措施是加强资本管制，而且，该管制政策甚至严格到每个出国旅行的法国人都要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来记录他们购买的外汇（购汇记录）。
然鹅，如此严格而麻烦的操作不仅没能阻止资本外流（当时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非常繁荣），反而使得密特朗的受欢迎度大打折扣。最终，密特朗和他的智囊们终于意识到，资本管制实际上适得其反：普通法国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法国富豪们却可以从他们在瑞士或其他避税天堂的银行账户中取得外汇。
1983年春，密特朗政府终止了抗通缩运动、放松资本管制，并把国内金融开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对此，一位国际观察家当时感叹道：“保守派政府不敢做的事情，却由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做到了。”
更重要的是，在资本是否应受管制这场大辩论中，法国开始坚定不移地支持资本自由流动。
1985年，密特朗时期的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在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不仅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还将开放资本流动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最初，德洛尔领导下的欧盟委员会只是想让资本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但后来，德国却成功地将资本自由流动的范围，扩展到了非欧盟成员国的其他欧洲国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各国之间都不再实行资本管制，使欧洲成为世界上金融最开放的地区。
事实上，在全球贸易和开放型经济的大趋势下，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放开了外汇管制。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像法国这样的主动型系统纠错之外，国际社会上也不乏通过外力来实现的被动型纠错。
例如，埃及。从2010年起，由于受到政局动荡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埃及的外汇储备持续下降。2011年，为了限制外汇持续流出，埃及央行实行了严格的外汇管制，规定个人每次出境或每月对外汇款不得超过1万美元。2014年，这一管制措施有所放松，个人外币汇款限额被提升至10万美元。2016年，作为IMF为埃及提供的一项三年期120亿美元贷款计划的条件，埃及承诺放松部分外汇管制，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
2017年6月，埃及央行宣布取消外汇管制。埃及央行在声明中表示，放松外汇管制是埃及政府经济改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重建他们对埃及经济的信心。埃及央行的这一举措，不仅受到了本国金融业界的欢迎，也大幅提升了国际社会对埃及经济改革的信心。
最终，埃及央行的这一举措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促进了埃及旅游业和埃及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且，埃及银行系统的外汇流动性状况在实行浮动汇率改革后明显改观，有效的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当初担心埃及此举可能会造成外汇储备严重缩水的情况不仅没有出现，反而实现了外汇储备逆天式的大幅增长（如上图所示）。
2019年4月，IMF发布报告表示，埃及经济表现良好，多项指标均显示出明显复苏迹象。自从埃及经济改革之后，出口增长和投资复苏抵消了国内消费疲软的影响，埃及GDP增速从2016/2017财年的4.2%升至2017/2018财年的5.3%，失业率也降至个位数，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IMF还表示，在埃及继续严格实施改革计划的情况下，加上旅游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增长，以及天然气产量增加，预计2018/2019财年埃及GDP增速将达到5.5%，通货膨胀率则将降至13%~14%之间，到2020年有望进一步降至10%以下。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也将埃及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由“B”提升至“B+”（前景稳定）。理由是埃及在经济和财政改革方面取得进展，宏观经济更加稳定，财政收入更加充足，吸引外资的能力更强。
用埃及财政部长穆罕默德·马伊特的话说就是，埃及能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克服经济发展的各种挑战并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源于埃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性经济改革。“埃及目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鼓励民间资本在各个领域投资，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See？不论是对于外汇储备、宏观经济，还是对于社会结构、制度设计，系统的纠错能力都是具有非常关键作用的核心要素。而一旦系统的纠错能力失效，则会发生像切尔诺贝利事故中AZ-5按钮一样的灾难性后果。
那么，对于一个高度约束的封闭式系统，是否还能实现自我纠错功能呢？
在《Anthem》中，加拿大作家Leonard Cohen写道：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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