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房地产沉思录（updat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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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

【此处删除210字】

对此，与减少进口美国猪肉会导致国内猪肉价格重新反弹上涨相比，市场更加关注的则是资本外流问题。

6月3日，HK美国商会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在HK的受访美商都对目前的形势感到焦虑。在180家接受调查的美国商会成员中，30%的美企“有点”担心【此处删除5字】、53.3%则“非常担心”，近60%的受访美企认为，该法案将损害他们的业务运营，并对其范围和执行不明确、自治受损、人才流失、社会动荡、司法系统独立性等问题感到担忧。

而在特朗普宣布启动撤销HK特殊待遇的程序之后，74%的受访美企都表示目前处于“wait and see”模式，约30%的受访美企则考虑将资本、资产或业务转移出HK。

而新加坡MAS（金融管理局）却公布了一个对比鲜明的数据：1~4月，新加坡的银行获得来自海外的存款高达621.4亿新元，比上一年猛增了44%；其中，外币存款也出现了持续增长，美元存款更是猛增了约4倍。而上述两项数据，均创下了自1991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记录。

与此同时，国际投行Macquarie Group（麦格理集团）则将HK中环国金一期部分楼层提前2年退租（于今年9月底之前退租20楼的13个单位），相当于砍掉了该集团在HK近一半的办公楼面。而日本野村CEO奥田健太郎也表示，野村在HK约有1000名员工，是日本以外最重要的亚洲枢纽，但现在HK情况已跟往日完全不同，野村集团正在认真审视本港的业务规模，并承认将积极扩大在新加坡的业务。

于是，就形成了新加坡金管局眉开眼笑与表示暂时没有大规模资金流出的HK财政司司长“泪光泛泛”之间反差巨大的尴尬画面。

实际上，比金融业务受损更快的是外贸。

为了降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国内许多外贸企业和贸易公司都是通过在HK进行“再包装”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国家，而国内在HK每年的转口贸易规模则高达4000多亿美元。因此，一旦HK被取消特殊待遇，不仅丧失了自由贸易地位的HK将变成“死港”，而且国内的外贸出口企业也将面临严重的成本上涨问题。

很明显，这也将导致国内目前的滞涨困局进一步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

5月3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5月份官方PMI指数为50.6，比4月下跌0.2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这也是PMI指数连续2个月下跌，显示市场需求依然不足。

同时，看似处于荣枯线（50）之上的官宣PMI数据，却掩盖了国内大多数外贸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根据财新PMI指数的调查显示，当前反映订单不足的国内企业占比已经高达57.7%。尤其是5月份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仅为35.3，不仅延续了疫情爆发之后的断崖式下跌，而且还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谷（如上图所示）。

实际上，需求萎靡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外贸则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用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的话说就是，5月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进口指数虽然较4月回升1.8%、1.4%，但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进出口指数仍处于低位，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外市场需求持续萎缩。”

而海外订单的大面积消失、以及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和外贸）的大萧条，也直接影响到了国内风险最高的“维稳”问题（失业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位于“六稳”和“六保”之首的核心问题呢？

摆地摊。

5月27日，中央文明办发布了最新通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中央文明办引导各地在文明城市创建中保障民生需求，使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实际上，自从3月份成都市城管委发布新规（允许居民在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位、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临时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小贩进行售卖等五大范围允许操作）打响第一枪之后，上海、甘肃、浙江、江西、河北等地也相继出台政策开始放开摆地摊经营。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十几年如一日被严打的“脏乱差”，瞬间就变成了官媒口中称赞的“烟火气”，甚至变成了国内专家口中的“地摊经济”。

嗯，看来，时代真的变了～

很快，“摆地摊”就登上了热搜榜的榜首。甚至，有些地区的城管部门还被分派了必须完成的地摊定额指标，而这种前后矛盾（打脸）的角色互换，也映照出了只存在于特色主义里的魔幻现实。

应该说，不到山穷水尽之际，管理层是不可能对已经全面实行了15年的城管制度开这种（自我打脸的）口子。而通过鼓励摆地摊这种方式来解决（部分）失业问题，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和社会失业压力山大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还凸显了央行的“大水漫灌”政策已经在技术上失效的问题。

甚至，为了给“地摊经济”、“马路经济”做宣传，官媒还开始了争先恐后的2020版“放卫星”。

5月31日，CCTV在新闻客户端发表报导宣传南昌市开放夜市“地摊经济”取得的“成效”。报导称，在南昌市政府5月26日出台政策指定了100个街道开放夜间市场之后，南昌市西湖区一条200多米街道上的夜市“一派热闹景象”；并且，还特别介绍了一位路边摊小吃业主的生意如何“红火”：其一天的营业额从“地摊经济”之前（政府不允许摆摊经营时）的8000多元，瞬间猛增至允许摆摊经营之后的“至少每天都是在3万元以上”。

很快，这则新闻在被国内广大吃瓜群众刷屏之后，就成了大型翻车现场。

按照12小时不间断炒菜的速度来计算，3万元的日收入就相当于每小时要进账2500元、每分钟要赚40元；而实际上，摆地摊的小吃营业时间一般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甚至很少超过8个小时。对此，许多吃瓜群众纷纷吐槽表示，每天4000美金的赚钱能力甚至已经可以和华尔街交易员PK。

另一个被刷屏的新闻是“90后女子摆地摊日卖4千，520奖励自己一辆奥迪”。自从成都市允许临时占道摆摊后，成都一位白天在服装公司上班、晚上出门摆地摊卖衣服的90后女生称自己每天可赚4000元，并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买了一辆二手奥迪来奖励自己。

难道，过去十几年来国内经济竟然是因为城管制度而导致了“失落的十年”？如果能够早一点、快一点的发展“地摊经济”，国内也许早就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了？

那么，为什么国内不早一点放开城管限制（【此处删除6字】），让地摊经济这种“烟火气”带动国内经济早日腾飞呢？

时间倒回14年前。

【此处删除645字】

14年后的今天，国内早已忘了当初这两位80后是如何而死。而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当时在法庭上说的一句话，也早已被“岁月静好”们遗忘得一干二净：“法律制度，本就应该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困住底层百姓的牢笼。”

5月31 日，CCTV《新闻30分》报道了“小摊点的背后是大民生”的专题新闻。

显然，在过去长达14年的时间里，摆地摊既算不上“地摊经济”、也算不上“民生”。

同时，CCTV《新闻30分》还报道了成都市政府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是不是在感慨万千的同时，还有种眼熟的感觉？

2015年06月16日，GWY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当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是比如今的“地摊经济”还要火爆的网红词。

然并卵。

在无数“前浪”和“后浪”都纷纷死在了“大众创业”的沙滩上之后，这个当初的网红词也早已被遗忘在风中。甚至，还有许多人直白的指出，所谓的“大众创业”就是一个美丽的翩局。

事实上，5年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后的根本原因，几乎和今天的“地摊经济”完全一样：全国范围内的失业压力山大。

于是，5年前的“大众创业”就变成了今天的“全民摆地摊”。而这两次热潮中的80后和90后们（开着BBA出来卖AJ的00后不算～），则几乎（大部分）都是同一拨人，只不过从当初的公司创业，亏成了如今的摆地摊。

事实上，在这个一切都以炒作为生的“特色主义”系统里，从2014年的P2P、2015年的共享经济，到2016年的VR、2017年的AI、2018年的区块链、2019年的新零售，几乎每一个当初被炒作上天的风口都曾被寄予了厚望。但是，国内究竟有多少“风口”最终避免了一地鸡毛的结局呢？

一个都没有。

例如，在“共享单车经济”当初火爆全国、冲向世界的时候，严谨务实的德国人只说了一句“白痴经济”，就引来了国内无数的愤慨和嘲讽。如今，国内却无人再提所谓的“共享单车经济”，除了在国内资本市场留下一地鸡毛之外，还留下了一大堆没人愿意回收的垃圾。

再例如，当初被Jack马大肆宣传的新零售，不仅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掀起了热潮，几乎所有电商都言必称“新零售”、生怕会被时代抛弃，而且还被官媒捧为国内经济的“新经济增长点”。如今，不仅Jack马再也不提“新零售”，而且，除了阿里的无人超市在2年内亏损40亿、最后以失败告终之外，国内还倒闭了一大波跟风投资、昙花一现的无人超市。

似乎，除了乐此不疲的追逐一个又一个“风口”之外，没人真正反思过，究竟什么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方法，以及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人们在国内做生意赚钱的机会？

对于这个问题，房地产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丝尴尬。

很明显，房地产泡沫导致的超高房价问题，早已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成本陷阱。而目前这一波全国范围内的“地摊经济”热潮，不仅将进一步导致商铺空置率的上升，而且还将导致“一铺养三代”的神话彻底破灭。

对于当初怀着“躺赚”梦想而投资（尤其是负债投资）商铺的中产（以及伪中产）来说，这一波收割可谓是炸裂了无声、心痛了无痕。

对此，房地产开发商代表团的内心是焦虑的。

用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的话说就是，尽管地摊经济在促进就业、消费等方面能够起到一些积极效果，但同时也会冲击商业地产，“地摊经济对商业地产绝对有巨大的杀伤力”，从租用商铺、写字楼的经营者，到商铺、写字楼的所有者，再到出借资金的商业银行，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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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由于地摊经济会导致有关部门（主要是城管）更多的人力和管理成本，因此一旦按照“加强版”原则来操作，那么就相当于小摊贩和底层民众的成本比放开地摊经济之前还要高。

于是，目前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广大小摊贩和底层民众对低成本的渴望与城管部门收入瞬间骤降之间的矛盾，以及商业地产泡沫破灭（土地财政收入受损）与解决大量失业人员问题之间的矛盾。

房地产泡沫对于国内经济的反噬效应，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对于寄望于通过摆地摊致富的广大“后浪”们来说，无疑也将面临“无言的结局”。原因很简单，社会总需求并不会因为“地摊经济”的表面形式而扩大。

从上图（生活必需品零售增速，当月同比%，source：毕马威、WIND）可以清晰的看出，自从2018年中美毛衣战爆发以来，国内的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产品需求就一直在快速下降，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只有与“民以食为天”相关的粮油食品类的销售额出现了快速上涨（主要是因为价格飞涨）。

而对于“地摊经济”和“马路经济”来说，最主要的盈利模式依然还是蔬菜水果、小吃、大排档等食品相关类产品为主。而对于服装、山寨AJ球鞋、化妆品等产品的地摊主来说，无论是价格成本还是信息差，与淘宝、直播带货等电商平台相比都几乎毫无优势可言。

事实上，由于社会总需求的萎缩和限制，除了“五菱汽车”的股价在这一波被炒作到翻倍（涨幅一度高达126%）之外，实际上全国还有许多城市和地区的地摊都面临着“摆摊数量比逛的人还多”的尴尬画面。

更加尴尬的现实则是，等这一波“地摊经济”的潮水退去之后，大多数的摆摊者都会发现，不仅根本无法实现官媒宣传中的日赚4000元，反而是跟风进的货（以及相关装备）全都烂在了自己手里。而这，也正是每一个炒作起来的风口最终变成“一地鸡毛”的标准结局。

对于正常的剧本来说，这个关于“地摊经济”的故事基本上也就此盖棺定论了。

然鹅，在“特色主义”的魔幻现实里，剧情的反转却永远都是来得太突然——没人能够想到，这一波“地摊经济”的热潮，从潮起到潮落只用了短短5天。

6月5日，【此处删除3字】有关“地摊经济”的表述突然遭到ZXB封杀，不仅国内媒体被要求全网查删有关地摊经济的报道，甚至【此处删除30字】。

用新华社一位内部人士的话说就是，【此处删除143字】

6月6日，《北京日报》官方微博发表报导称，“北京作为伟大祖国的首都，有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据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近年来，北京市坚定有序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占道经营、无证无照经营、背街小巷环境等问题逐步得到整治，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明显提升，市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并强调城市精细化治理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稍一放松就可能前功尽弃，治理成果就可能付诸东流，“这不利于树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国家形象，不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北京不应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

应该说，【此处删除72字】。

于是，这一场备受全国各省市官员重视、并高调推进的“地摊经济”运动，就在一夜之间沦为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例如，【此处删除218字】。

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事实上，不论是这场“地摊经济”的反转剧情、还是真假失业数据之间的矛盾，不论是5年前的“涨价去库存”、还是现在大肆宣传的刺激内需消费，国内经济的滞涨问题（尤其是过剩产能问题）背后所对应的，都是债务——这才是十几年如一日依靠债务拉动型经济最迫切和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尤其是增长最为迅猛的地方债。

目前，国内今年新增的地方债额度已高达4.73万亿元。而根据Bloomberg的统计数据，过去6年来，国内地方政府债券存量规模已经火箭般猛增至24万亿元（如下图所示）。而这还只是地方债的显性债务，并不包括规模更为庞大的隐形债务。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内进一步加大、加快了地方债的发行规模，从而导致了国内商业银行的压力山大。

由于地方债的主要买家基本上都是以任务指标的形式分派给国内商业银行，因此随着坏帐的不断增加，国内银行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为什么在如此压力山大的情况下，地方债却只能在国内消化，而不能转移给外资呢？

实际上，债券市场的门早已打开。近年来，国际基金持有的中国国债也一直稳定增长（目前在国债总量中的占比约为8.6%），即使在中美毛衣战和新冠疫情期间，外资依然在流入国债。

然鹅，尽管目前地方债早已成为在岸债市的第一大品种（在总体存量中比重约为23%，并且规模已经超过国债的16.9万亿元），但外资对于地方债却几乎没什么兴趣。根据中债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5月末，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国内地方债规模仅占地方债存量的0.01%，与外资持有中国国债占比的8.6%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很明显，在外资眼里，规模庞大到已经超过国债的地方债，并不是优良资产。

原因很简单，【此处删除173字】。

于是，天量的地方债（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也就成为了国内广大韭菜无法摆脱的隐形收割机——除非，真的有人（天真的）以为最终还债的会是国内商业银行。

看看地方债的主要流向，再看看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是不是有了全新的领悟？

似乎，宏观经济的“穷途末路”，永远都是依靠微观经济的“代价”来解决。

伊朗影后塔拉内·阿里多斯蒂（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推销员》的女主角）在伊朗“误击”乌克兰客机后，在Instagram上传了一张全黑照片，并写道“We are not citizens. We never were. We are captives.”

荣格则说，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永远被牺牲。一旦出现了巨大的牺牲，每种事物都会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重现；当被牺牲的事物重现时，它一定会具有一种能够承受这种打击、有抵抗力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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